雍正高度关注民间社会问题，希冀社会的稳定，采取了各种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成为他行政的重要内容。
第一节 推行保甲制度
雍正的大力实行保甲制度，有着历史的继承性，更同摊丁入亩赋役制度的实行有着直接的联系。
传统社会以户口编审制度治理民众，侧重于人口数字与家庭财产的掌握，以便征收赋税和徭役，如明朝的实行赋役黄册制度。与此同时，有的王朝施行保甲制度，如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行保甲法，明代王守仁在南赣亦强力推行这种编制方法，保甲法与户口制度是对民人加以编审，但重点不一，前者是从社会治安角度立法，而后者是为赋役的征收。清朝初年实行户口登记制度，以户为单位，记注丁口、籍贯、职业、资产。丁口与资产，是政府征发徭役和赋税的根据；籍贯，关系到人们居住、读书、应试、做官等权利；职业，对于有些人来讲是不可以改变的。这些内容关系政府和民人双方的利害，自然都很重视，政府由于据以进行征税和治理，所以更其留心。人们的家庭状况总在不断地变化，因此户籍登记要不停地进行。清初规定三年一次编审，随后改作五年进行一次，稽查户口，特别注意于核实丁口，所以叫做“编审壮丁”。当编审之年，各省于年终报告户部，若违限不报，经管官员照违限例议处。可见编审户口，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事务。
雍正二年颁布《圣谕广训》，其第十五条为“联保甲以弭盗贼”，雍正解释说，安民之道在于消弭盗匪，而治贼的最有效办法是实行保甲制，使民众互相监察，不容奸匪窝藏，盗贼窃发。他看到当时保甲法推行不力，有名无实，盗匪不能肃清。他希望改变这种状况，要求“城市乡村严行保甲，每处各自分保，每保各统一甲，城以防分，乡以团别，排邻比户，互相防闲”。雍正这时是在户口编审为主的前提下，谈论保甲制的推行和作用。然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四年（1726年），雍正再次强调实行保甲法就有了新的内容。因为这时摊丁入亩制度已经开始实行，新制度使编审壮丁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
最早实现摊丁入亩制的直隶，在实行二三年之后，总督李绂发现了新问题，即体现丁役的丁银已摊派到钱粮里面，而且丁银的数量是固定的，不需要考虑增减，因之政府了解人丁数字，已同征收钱粮没有关系，这样编审制度就成为多余的了。他在四年（1726年）五月的密折中写道：“直隶丁银业已照粮均摊，是编丁之增损与一定之丁银全无关涉”，“似宜斟酌变法”。编审不仅是多余的，它需要一笔经费，购买纸张，登记造册，报告户部，这些费用派向民间，胥吏还要侵贪。为了免除这种弊病，李绂请求停止编审。废除编审后，如何管制民人的问题他也谋虑到了。他认为保甲法既能清查户口，又能稽查游民，比编审更有效，因此建议严饬地方官推行保甲：“于编排保甲时逐户清查实在人丁，自十五岁以上毋许一名遗漏，岁底造册申送布政司，汇齐另造总册，具题敬呈御览。”以保甲代替编审，雍正也在思考中，在李绂奏折的前半个月，他再次发布施行保甲法的上谕，指责地方官把保甲当作陈规故套，“奉行不实，稽查不严”，针对村落零散、沿海、少数民族地区不宜实行的观点，指出数家亦可编为一甲，汉化程度较高的苗民、僮民都可以编为齐民。他怕地方官仍然不实力奉行，下令制定相应的惩罚条例。当见到李绂奏折后，详加批阅，认为所议非常合于情理，只是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不久，骤然取消编审是否会产生别的问题，还吃不透，因此让李绂正式题本，发给廷臣，广泛征求意见。七月，吏部遵旨议定保甲条例：
（1）十户为一牌，设一牌头，十牌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正；
（2）畸零村庄、“熟苗”、“熟僮”，一体编入保甲；
（3）地方官不实力奉行，按情节分别议处；
（4）建立民间劝惩办法，对违犯保甲条令的人，若行告发，按被揭发的人数给奖，若为隐匿，予以杖责。
雍正批准这一条例，命各省通行，限一年内执行完毕。这种条例的制定与推行，就在事实上停止了户口编审制度，不过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才正式取消。编审停止后的保甲法，与此前的差异很大，它包含调查户口和维持治安两项内容，突出了治安管制性质。也就是说自此以后，政府日常控制人民的手段，不再是户口编审，而是保甲法。所以自雍正四年始，厉行保甲，是在实行摊丁入亩制新形势下对民人进行约束和掌控。
为了推行保甲制，其执行状况，成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一项必备的内容。河南巡抚田文镜在三年（1725年）就开始抓推行保甲法的注意事项，要求州县官做好选择捕役，严查窝家，训练民壮，查察寺庙、饭店等项事务。四年，他用保甲推行状况衡量属员优劣，唐县知县周瑶“不能勤查保甲，一任捕役纵贼”，加之“诸务废弛”，将其参劾。固始县县丞程秉礼署理光山县及息县知县事，“奉行保甲极其谨严”，又能革除地方积弊，将他推荐，提拔为唐县令。田文镜还赞扬考城令高镗“稽查保甲，亦无盗案”。田文镜的捕务、民壮、保甲编查相结合的办法，使保甲法得以有效地推行。河南之外，另一个模范督抚李卫在其浙江任所积极施行。
在户口编审制度实行之时，有一些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难于解决，如江西的棚民，在康熙年间发生暴动，对他们不好管制。雍正实行保甲法，同时解决了棚民的治理难题。有一部分在本籍无业的农民，到异地谋生，开山种地，或作雇工，因系搭棚居住，被称作“棚民”。他们多生活在丘陵地带，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湖北、陕西、四川等省山区尤多，在广东的称作“寮民”。他们生活没有保障，迁徙不常，与土著居民有着许多冲突，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雍正二年，户部尚书张廷玉说浙、赣的一些抢掠事件，是棚民煽惑倡首，应设法安置，疏请敕令督抚派遣能干的州县官严行管制，加以编排，在稽核保甲时一体查察，并请允许棚民读书进学，使他们变为土著，以绥靖地方。雍正命有关官员议处，三年，两江总督查弼纳、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疏奏处置浙、闽、赣三省棚民办法，四年，雍正下令仿照保甲的法规，按户将棚民编查入册，租地的山主、雇工的雇主，要对棚民作出担保；愿意入籍的棚民一经获准，即与土著一体当差；入籍二十年的可以参加文武生的考试。条令制定了，由各地督抚落实，浙江巡抚李卫和浙江观风整俗使王国栋严厉执行，六年（1728年）大理寺卿性桂到衢州密访后，奏称“棚民近日光景，皆知安分，不敢生事”。雍正帝因而自得地说：“在昔棚民，何有今日光景，经大费一番措置，方能如是帖然。”然而编查棚民令下达时间稍微长一点，地方官和担保的山主、地主就不太在意了，可是最高统治者的雍正结记不忘，死前的一个月仍发出上谕，要求“督抚等转饬有司实力奉行，毋或怠惰，倘有不遵，即行严参，从重议处，若督抚失于觉察，朕访闻亦必加以严谴”。
雍正朝保甲法的推行，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之举，在此之前，保甲法只是辅助性的编制民众的手段，此后它代替户口编审，成为政府控制民人的主要措施，不仅影响清代中后期，乃至民国时代。保甲法适应赋役制度的变化，当摊丁入亩制刚一实行，从地方大吏到皇帝立即意识到传统的户口制度已不适用，相应作出有关制度的调整，表明政府反应灵敏，行政效率较高，说明雍正王朝是个有为的政府。保甲法对人民的控制，比起与赋役紧密联系的户口制度要松动一点，因为政府的基础在赋役，政府既然有了财政制度作保障，对人民的控制要求相对减弱，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的户口编审制度了。从这方面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保甲法的实行，维护社会秩序，对于富人有益，嘉道时期常州词学创始人张惠言说：“保甲之法，原为保安富户起见。”讲述得明白。
第二节 提倡宗法伦理与设立族政
实行孝道，历来被统治者视为做人的根本。顺治、康熙两朝撰述《孝经衍义》，康熙四十一年以前，会试第二场的论题，就从《孝经》选出，以后因着力提倡宋儒理学，改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等书中出题。雍正继位，强调“孝为百行之首”，重视《孝经》，命从元年恩科会试起，仍用《孝经》命题，“庶士子咸知诵习，而民间亦敦本励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此乎”。就是令人懂得孝道，在家作孝子，而这种人到了社会上，无论是做官为民，必能竭尽本分，忠实于朝廷。所以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雍正把它概括为“移孝作忠”，更说明统治者的提倡孝道，终极目的是要臣民忠君做顺民。雍正围绕这个目标，更自觉地、大力地倡导孝道和与它相联系的宗族制度，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方针。
孝道实行于家庭，家庭又是宗族成员，崇孝道，必然重宗族。雍正在《圣谕广训》第一条讲解了敦孝弟之后，就在第二条说明“笃宗族以昭雍睦”，他首先分析宗族内部发生不和睦的原因：
大抵宗族所以不笃者，或富者多吝而无解推之德，或贫者多求而生觖望之思，或以贵凌贱而势利汩其天亲，或以贱骄人而忿傲施于骨肉，或货财相竞不念袒免之情，或意见偶乖顿失宗亲之义，或偏听妻孥之浅识，或误中谗慝之虚词，因而诟谇倾排，无所不至，非惟不知雍睦，抑且忘为宗族矣。
接着要求族人以同宗共祖而相亲相爱：
凡属一家一姓，当念乃祖乃宗，宁厚毋薄，宁亲毋疏，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联，喜则相庆以结其绸缪，戚则相怜以通其缓急。
为此他号召宗族：
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
他把兴建祠堂、设立宗族学校、添置族产、纂修谱牒四事，当作维持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事务。
在清代，一部分家族设立宗祠，有的大族还另立支祠，祠堂设有族长，大祠堂还有其他管理人员。祠堂的职责名义上是管理祭祀，实际是治理族人的机构。雍正为了强化它的职权，于四年（1726年）下令在宗族设立族正，“察族之贤不肖”，即考察族内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忠孝伦理的道德标准，表彰遵守模范，谴责它的破坏者。族长的选择，是宗族内自主的事情，他主持族政，政府一般给予支持。族正，由政府指定，代表官方，加重了宗祠的权力。五年（1727年），雍正更改与祠堂有关系的法律条例，他说经官惩治而不悔改的人，准许祠堂告官，可以将他流徙远方，以为宗族除害；若祠堂私自以族规处治，以致身死，可免执行人的抵罪。经过九卿讨论，根据他的指示精神，拟定了相关的律例。司法权原只在政府手中，这一变更，使祠堂也拥有了惩治族人的某种司法权，族长的权力加大了。雍正企图用宗族权力辅佐政权，使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维护清朝的统治。但是这种改变，破坏了政府司法权的完整性，造成政府与宗族的矛盾。因而族正和处理族人司法权的律例能否长期存在，就成了问题。乾隆初年把族正给否定了，至二十二年（1757年）重新设立，可见雍正父子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族权与政权的配合。
宗族能否正常开展活动，有着诸多因素，有没有家族公有财产是一种先决条件，如若缺乏公产，祭祀如何能够隆重进行，族内赈济也难于开展，这样族人就难于产生向心力，宗族就缺少凝聚力，这就是雍正强调置义田以赈贫乏的原因。在宗族内部有人捐献地亩钱财，作为祭祀、族学产业，更有人捐出大量土地，建设义庄，资助贫困族人。十年（1732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张照奏称：读《圣谕广训》有“置义田以赡贫乏”之教，其祖张淇用己田一千亩作为义田，养赡同族的贫民，现今请求皇上允许立案，在政府注册，载入县志，该项土地不许别人侵占，即使张淇子孙亦不得出卖，他人亦不许私买，违者照律治罪。如此则该项田产可以长久保持，以利解决贫宗的生活问题。雍正见是响应他的号召，高兴地允许立册存案，并说：“张淇以己田作为公产赡养宗党，其敦本厚族之谊可嘉”，应当表彰他这种义举。张淇用私田作义田，建立义庄，经张照的登记，可以长久的保存，它的土地不仅他人不得侵犯，连政府也保证不损害它。义庄始设于北宋的范仲淹，后嗣将它维持下来，雍正中，该族范瑶又以己田1000亩扩建它，收租赡族，其扩充部分，亦申请立案。该义庄所在地的江苏巡抚尹继善奏称，范瑶的行为是受皇上《圣谕广训》教导的结果，现在“化行俗美，群黎编德，三吴士庶，莫不闻风兴起，咏歌盛世，传为美谈”。雍正说范瑶义风可嘉，应予鼓励，于是将他从候选知州补授为员外郎。雍正同时教训尹继善：“地方上偶一善事，何得遽云化行俗美，群黎编德？”他不以有少数义庄为满足，希望它大量的出现，以实现他倡导义行的主张。义田、义庄的地租，一部分用做赡济宗族内贫乏成员。雍正号召置立义田，是利用宗族的力量实行互助，减少政府的压力，使那些不稳定的因素因生活问题得到某种解决而稳定下来。这也是用宗族制度支持政权。
雍正表彰义庄的建立者，只是他旌表义行的一个内容。元年（1723年）二月，命礼部研讨建立忠孝节义牌坊事务，他说以往疆吏把此事当作形式，未认真执行，富室巨姓滥膺表扬，穷乡僻壤的孝子节妇反遭隐没不闻，督抚学政必须加意搜罗。报请旌表，申请人需要到县城，要花路费，胥吏讨索酒食钱，这笔开销，造成贫民不能申请。雍正着意于寒素之家，就是要在实际上扩大旌表对象，以发挥它的影响。礼部遵照雍正指示，议请建立两种祠宇，一为忠义孝悌，一为节孝妇女。建坊银两由政府发给。雍正把它批准了。实行情况各地不尽相同，但都比较重视。七年（1729年），马淑襄被任命为河南光州学政，“抵任值督抚旌表节孝，即为悉心采举，于无力者尤亟搜扬”。有的地方官侵占建坊银两，以致易于倾圮，雍正对此大为恼火，下令把查检祠宇作为地方官交盘的一项内容。忠孝节义祠表彰的是个人，对于“模范宗族”，雍正同过往君主一样施行表扬，十年（1732年），亲书“世笃仁风”匾额，赐给湖南沅江县七世同居的谯衿家族，同年，还给七世同居的陕西武功县李倬、同州刘运惇赐了御书匾额，照例建立牌坊。他的臣子也仿效执行，如湖南宜章知县胡星说该地禾仓堆曹族，“循理守法，安分乐业，秀者诗书，朴者耒耜，凡牵牛服贾之俦，莫不以孝弟为先，而寇攘奸宄之事无闻焉。”于是赠送“淳善可风”匾。
此外，雍正还以优恤老人，宣扬忠孝之道，他认为能够高龄的人，为人多半忠厚，而且讲究养生之道，值得表彰，四年（1726年），普遍赏赐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领赏的达一百四十二万多名，政府发出绢布价银八十九万两，米十六万五千石，这些人都是农民，仕宦、绅士、商贾、僧道不包括在内，如果将这部分人中的老年人算上，老人数字还应增添不少。雍正对这百多万老人的存世，除了称赞他们本身的养生有术之外，就是归功于康熙帝常年仁政养育所致，他真是处处要表现出他的孝道。此外，要求人们讲求谋生之道，应当务本业，生活节俭。
咸同时间的思想家冯桂芬，鉴于摊丁入粮后“民轻去其乡”，政府不易控制的状态，认为需要实行“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的统治。雍正在摊丁入粮实行之始，就停止编审，制定新的保甲法，设立族正，倡导孝道。他虽然没有像冯桂芬那样总结出保甲与宗族的经纬关系，但却是这样实践的。他这样做，把政府治理真正深入到民间，把人民置于保甲与祠堂交织的严密罗网中。他这样做，使政权自上而下地支持族权，宗祠又自下而上地维护政权，两者结合，君主统治更稳固了。雍正实现行政机构改革，加强了皇权，加上这些地方组织的强化，增强政府统治力，所以雍正时代，从上到下，统治更加严酷了。
前述张惠言说：“保甲之法，原为保安富户起见”。宗法也是如此，那些赈贫的“义行”，其实行者的目的，也如清人孙璜所说：“一以行惠，一以保家”。雍正的地方组织政策，是为保障富人的利益，他的政权的地主阶级性质以此而愈趋明显。
第三节 更定服色婚丧仪制
人们的衣着、婚嫁、丧葬、节日生活以及民俗娱乐生活中，选择何种方式，如何进行，作出怎样的开销，本来是个人、家庭消费观念和经济能力所决定的，但是在传统社会，更多的是由政府来规范的，而民众往往越出定制，政府又要加以纠正，或修改规则。雍正就是如此。他更改服色婚丧仪式制度的精神，是改变奢侈的风俗，崇尚节俭。
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谕百官：“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周礼》一书，上下有等，财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奢侈也”这里提出安民人、易风俗、崇节俭、防僭越几者间的关系，他认为崇尚节俭，才能使官民各守本分，尊重名器，无有僭越，因而社会安定，黎民乐业，而要做到崇朴素去奢华，在于采取必要的措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他就根据这种认识，倡导移风易俗，维护既定的服色、婚丧法规，并对它的不完善的或不实用的部分加以改定。
在服制方面，元年五月，雍正下令，文武百官要按品级规定戴素珠，穿马褂，用坐褥，放引马。他说大小官员有一定的品级，就有一定的服制，“所以重名器也”，但近来多不按品级，随便用素珠、踢缨（马项悬缨）、导马，都是不应该的僭越，因令八旗大臣、步军统领、都察院严行查核，对违犯者即行指参。接着，福建巡抚黄国材折奏，请将服色违制的人，治以僭妄之罪。雍正说移风易俗，宜渐不宜骤，以从容不迫为好，对违犯的人先徐徐劝导，然后严为定制，以法绳之。他禁止乱用服色，但要有节奏地进行，逐步加严。
同年八月，禁止官民服用有五爪龙图案的纱缎衣物。次年二月，左都御史尹泰疏称：玄狐、黄色、米色、香色久经禁止官民服用，如有违犯，加等治罪，雍正允准。五年（1727年），雍正谕诸王大臣：王公百官朝服顶戴都早有规制，但平时所用服色没有区别，需按官品分别确定下来。经过讨论，规定贵胄百官和士人的暖帽、凉帽制式：亲王、郡王、入八分镇国公用红宝石帽顶；不入八分公、民公、侯伯、镇国、辅国、奉国将军、固伦、和硕、多罗额驸、一品大臣用净明珊瑚顶；二三品大臣用起花珊瑚顶；奉恩将军、固山额驸、四品官员用青宝石顶；五六品官用水晶石顶；七品以下官员及进士、举人、贡生用金顶，生员、监生用银顶。八年（1730年）十月，又因一品以下官员帽顶区分不够细致，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雍正要求丧葬“务从简朴，毋得僭妄”，命九卿分别为满汉职官和兵民制定婚丧礼仪。次年五月规定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汉人纳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员之家，绸缎、首饰以八件为限，食物限10样，五品以下官分别递减，平民之家送绸绢，果盒限四种。举行婚礼这一天，品官用本官执事，限用6个灯，12个吹鼓手，庶民限4个灯、8名鼓乐人。兵民丧葬，前后敛衣五袭，鞍马一具，棺罩用春布，若是秀才、监生则用春绢。二年（1724年），又对出殡作补充规定，因有的地方军民送葬前一天，聚集亲友，设筵演戏，出殡时队列前也演戏，雍正严加禁止。五年（1727年），雍正说用金银殉葬，对死者丝毫没有好处，是极愚昧的行为，应当晓谕劝阻。
婚丧的新规制，雍正把握的是两条原则，一是身份，二是俭约。劝人节俭，雍正不殚其烦，前述告诫旗人俭约外，对商人尤加注意，元年八月，谕各省盐政官员，指责盐商过于靡费：
衣服屋宇，穷极奢华，饮食器具，备求精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官。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
要求对他们严行约束：“使其痛自改悔，庶徇礼安分，不致蹈僭越之愆。”
民间向有春祈秋报，酬神赛会，除了迷信成分以外，也是民人难得的娱乐机会。雍正元年，鸿胪寺卿李凤翥认为迎神演戏，使得男女混杂，耗费多端，要求加以禁止。雍正表示同感，以为集会可以招致匪类，有碍治安，男女混杂，有伤风化，演戏费钱，影响生活，同意禁止。这些活动都与农业收成有关，而且成了积久相沿的习惯。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对于农民祈求好年成的愿望，丰收的谢神，大多数统治者不予干涉。雍正在禁止几年后，发觉自己做错了。五年（1727年）四月，田文镜奏折中讲他在禁止迎神赛会，雍正就不以为然了，说酬神祭饷是庆祝有秋之意，不要简单的禁绝，只需惩治借端生事的地棍就可以了。六年（1728年）三月，安徽巡抚魏廷珍疏称将违禁演戏的歙县保长处责了80板，雍正说演戏要区别情况，给以不同的对待：
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欢庆之会，歌颂太平，在民间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国法无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称违例演戏，而未分析其缘由，则是凡属演戏者皆为犯法，国家无此科条也。
其实应该禁绝的是豪势借端敛财，鱼肉农民的弊病，雍正并未在此下力，是不得要领。
在戏禁中，雍正对官员自设戏班，尤为不满。二年（1724年）十二月，他说地方官人私设剧团，用二三十人，一年要开支几千两银子。官员以此为乐，耽误公事，如广西按察使白洵终日以看戏为事，诸务俱皆废弛。所养演员，有的仗势扰害平民，有的送于属员、乡绅处打秋风，因而接交，夤缘生事。于是下令禁止督抚提镇司道府官家中设立戏班。
婚嫁丧葬是人生大事，祈神赛会同社会主体生产的农业收成关系密切，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民间考虑的常常是形式与体面，以及难得的娱乐生活，政府思考的是等级身份、治安和节俭，所作出的规范经常为民间所忽视，敏感的政府就不断地调整它的有关政策，试图将民众的生活纳入预设的轨道，雍正的更定服色婚丧仪制，大讲移风易俗、勤俭节约，表现出他的敏感和强烈干预民众生活的愿望。
第四节 宣讲《圣谕广训》与乡约制度
康熙朝颁布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要求各地宣讲。这十六条是：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勤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追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生命。全面系统地宣扬君主社会伦理纲常，是约束民人思想行为的规范，让人们安分守法，保持社会安定。这十六条，是对人民进行教化的纲领性教材，但是只有十六句话，宣讲起来，只能由宣讲人凭其理解进行，他们发挥的正确与否就难说了，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更难把握；再说十六条发布年久，官员早已奉为例行公事，不再留意，使这种宣讲制度成为具文。雍正发现这种问题，又认为这分上谕极其重要，因为它把对民间的规范都讲到了： “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问，本末精粗，公私巨细”，无所不包。于是在二年（1724年）二月撰著《圣谕广训》，使用较为通俗的文字，洋洋洒洒约万余言，对十六条逐条作出说明，即给出标准性宣传材料，颁布各地，作为宣讲教材。为什么要纂写此书，他在序文中说了两条理由，首先是继承康熙帝遗志，所谓“朕缵承大统，临御兆人，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夙夜黾勉，率由旧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告诫，以示提撕”。雍正帝在即位初年凡事打出继承先帝的旗号，表示他的厉行孝道，同时也是借助康熙帝的余威，推行其政策。第二个原因是为移风易俗，希望通过宣教，令小民“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室家和平”。
雍正要求《圣谕广训》的宣讲，要在直省民间和八旗中普遍进行，每月初一日与十五日两次，一定要做到家喻户晓。此事在直省由乡约负责，八旗由各级衙门经管。
乡约制度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确立和推行的，办法是乡村设立乡约，凡大的村庄设约正一人，值月三四人。约正由地方官于生员中拣选充当，政府酌量发给廪饩，值月由耆老充任。他们备置两种簿册，一种记录民间“善行”，另一种记载“过恶”，以便对人民进行表彰和教诫。就雍正朝讲，乡约主要事务是宣讲《圣谕广训》。雍正始终关注宣讲情况，晚年发现八旗中的宣讲流产了，于死前数日谕令八旗都统，于每月逢三、逢八操练之后，讲解一两条。
地方上的宣讲日，在州县，地方官和绅衿集会于文庙明伦堂，主讲者在鼓声中登上讲坛，宣读《圣谕广训》条文。在农村，由值月宣读，约正用通俗的语言解说，以使听众知晓，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提问。讲解完毕，进行善恶二册的登记。在省城，仪式非常隆重，届期，先在公堂设置香案，文武官员齐集，穿着蟒衣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赴宣讲所，先由司礼生宣布讲解会议开始，宣讲人到香案前跪拜毕捧上谕登讲台，由司教老人跪着宣读，司礼生再宣布开讲，宣讲人始行解说。在整个过程中，军民都站立严肃谛听。由这种繁琐的仪礼，可知对宣讲的高度重视。有的地方官考虑到宣讲时有过恶的人不出席，无法教育，建议在乡约公所前面竖立木榜，上写“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现经犯法治罪”的人，以便邻里宗党监督他，教育他，等到一年后改正了，再将名字从榜上去掉。雍正说横暴不法的人，乡约一定不敢公布他们的名字，而有小的过失的懦弱乡民倒可能上榜，因而此举或许会有名无实。可是他又认为这是有益无损的事情，可以试行，只是努力办好，不要弄成民间的笑话。
《圣谕广训》不过万言，逐条宣讲，有16次就可以了，每月两次，用时也就是8个月，而雍正要求成年累月地进行，势必重复讲解，令人生厌。所以雍正帝督责虽严，听众和宣讲人都把它视为具文，使宣讲流于形式。
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案基本结束，形成文件《大义觉迷录》，雍正下令将曾静、张熙师徒押赴各地，宣讲《大义觉迷录》，也是通过地方官和乡约组织进行，有的同《圣谕广训》的宣讲结合开展。
《圣谕广训》内容的广泛性和开始宣传的重大声势，使它产生社会影响，此后的一些政策的实施，诸如保甲法，民间的建设义庄，民间的笃实风俗，都被说成是《圣谕广训》宣讲的结果。
第五节 倡建善堂与“乐善好施”的议叙
政府兴办善堂，自宋代以来时有出现，民间办理为政府所鼓励。无论官办，抑或民办，均属不易，而维持更难，所以各地的善堂总是办办停停，难以为继，不过总的趋向是与时俱增，这种事业是在发展之中。雍正时政府开办善堂，鼓励民间参与，给予优厚的奖励，特别是旌表拾金不昧，希望酿造优良的民风。
二年（1724年），雍正号召各地兴办普济堂和育婴堂。他在北京彰义门外建普济堂，收养鳏寡孤独无依靠的老人，无以为生的病人，由国库拨款作每年的经费，每月派大臣去稽察。北京广渠门内原有育婴堂，雍正把它扩充，交给顺天府尹经管，政府拨钱外，京中贵族、官僚、士人和有钱人加以资助，收养弃婴。雍正说：孔子讲大道之行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些善堂的建立，就是实现孔子讲的大道。他希望京城作出榜样，四方都来学习，做到“老安少怀，风俗益臻醇茂”。在雍正带动下，一些地方官、士绅、大商人纷纷效尤，建设各种善堂。江苏扬州贡生耿兆组捐田300亩，另每年捐银2000两，建瓜洲普济堂。河南确山县令与绅商共建普济堂，官拨公田，绅商买田捐助，收入给贫民作衣粮。江西新城知县邵鸿元与监生邓其铨建成普济堂。山东淄川知县和绅士买地、捐田，也设置了普济堂。江苏苏州府创建锡类堂，为无力安葬的死者收尸。松江府南汇县绅士朱日成等兴办育婴堂。江西南昌原有育婴堂，但有名无实，没有普济堂，两江总督赵弘恩动用公项建房置产，交由董事经理。此外绅衿商人和一般田主还捐献银钱田产，修缮或兴建文庙、城垣、书院、义学、考棚、道路、桥梁、义仓、宗族义田。雍正为鼓励臣民的“乐善好施”，制定旌奖办法，凡捐助多的，由疆吏题请议叙；少的，给匾额，登记档册，免去差徭。这是把“乐善好施”的捐助与捐官的捐纳同样对待，比照捐纳议叙例给捐助者议叙，即有职衔而没有实缺的官员可以即用，有职衔的可以即升，无职的贡生、监生准给衔选用。江南有个革职通判倪兆鹏作了捐助，便准复还职衔，给予原品顶戴。捐助议叙，前无此例，所以李绂议及此事，把它同前代作对比，说“授以秩官，视有明之所以劝之者尤厚”。
“乐善好施”，是官僚、田主、大商人把钱财拿出一小部分，解决极少数人的生存问题，缓和贫富对立、人民与政府对立的关系，它帮助政府赈济贫乏，政府给予叙用的报答。就政府讲，是用富人的钱财稳定它的统治，而以议叙作为与富人的交换条件。从议叙讲，捐助与捐纳有相同之处，捐助议叙也具有卖官的性质。后来雍正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点。十三年（1735年）春天，山西巡抚石麟奏报曲阳、汾阳两县绅衿愿捐银两，存贮公所，以备周济乡里贫民之用。原来“好善乐施”都是因事而捐，而这却是无事备用，分明是为议叙而来，所以雍正说“此乃另开捐纳之条也”。乾隆初，监察御史郭石渠更进而指责捐助议叙本身了，他说：素封之家，“趋捐助以博功名，假好善之虚声，启夤缘之捷径，因之贿嘱官吏以虚作实，以少报多，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种种弊端，皆从此起”。几乎予以全盘否定。
捐助应是自愿的，然因雍正提倡，视作移风易俗的一种标志，疆吏为博取化民成俗、风气丕变的美誉，授意下属捐助；州县官为显示勤于职守，根据属民的财产状况，定出认捐数目，强迫交纳。实行起来，与捐助原则也不合。
雍正对这个问题，表现也不一致。赵弘恩折奏在江西、江苏料理慈善事业，雍正批写道：“育婴、普济固属应行善举，然亦不过妇女慈仁之类，非急务也”。他公开发的上谕，与这密折朱批大不相同，朱批是绝密的私房话，他把善堂事业放在政治中的次要地位，不过多少还是做了些善事。与表彰建设善堂性质相当的，是雍正的旌奖拾金不昧。一时间闹得沸扬扬，成了社会“靓点”。
五年（1727年），上驷院奏称，䥷草夫满人六十一送钱粮的回程，发现车内有别人遗落的元宝一个，呈报主官。雍正说：一个卑微的夫役能献出拾物，深属可嘉，就将那个元宝赏给他，并命把这件事在八旗里宣传。这是雍正朝报告拾金不昧的先河。次年六月，田文镜折奏：河南孟津县农民翟世有在地里拾得商人秦泰170两银子，交给原主，秦泰要分给他一半，坚辞不受，他的妻子徐氏支持他这样做。田文镜遂给他赏银五十两，送“士女淳良”匾额，又在县里给他立碑，教育民人，向他学习。雍正命给翟世有七品顶戴，另赏银一百两，以表彰他的善行。雍正还就六十一和翟世有的事，要官绅士民广为效法，说那些贪赃纳贿，出入公门，网利营私，不守官箴，不端士品的人，怎不惭愧呢！一个月后，田文镜又报商丘贫民陈怀金拾银24两8钱，交还失主，坚不受谢，与翟世有的事迹相仿，“仰见圣教流行之速”。雍正说：“朕训诲臣民，惟以正人心厚风俗为首务，期以薄海内外去浇漓之习，敦仁让之风。”翟、陈事出，“可见民心淳朴性善，皆同率教”，“实风俗转移之机会”，希望今后“人人各怀乐善之心”。遂给陈怀金九品顶戴，赏银50两。自此之后，各省相继效尤，纷纷呈报路不拾遗的事情。同年，直隶总督何世璂先后奏报平山县民郭见忠、景州民李世齐拾金不昧，雍正命各赏八品顶戴、银50两。此后，疆吏再报不拾遗金的人，就是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了。川陕总督岳钟琪报告绿营兵丁刘子奋在张掖拾银交给原主。鄂尔泰报称云南兵丁李应芳、金贵拾金不昧。雍正说这些事出在边疆，更为可嘉，除赏给银两外，给予把总衔，遇缺拨补。直隶巡察御史鄂昌奏报文安县织席民妇卢梁氏拾金不受谢，雍正命赏米、布和匾额。磁州佃农杨进朝拾银40两，送交地主，转给失主，也按例给赏。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报古州土通事杨士奇、麦董寨仲家人阿罗拾金交还原主，雍正因为这事出在新近改土归流的地方，非常高兴。又有湖南凤凰营汉人妇女张林氏，迷路走入苗民村寨苗龙有家，苗龙有报官，将人送回。雍正说：“苗民有此善举，足征苗俗之奉公向化，应加格外之恩，以示嘉奖。”在台湾，有高山族母女二人，拾得银钱衣物，报官还给原主，雍正以“廉让之义举见之番黎妇女，更属可嘉”，赏银三十两，以示奖励。
路不拾遗，表明民风淳美，世道清明，自古以来作为盛世的标志。它偶或见于史书记载，那也是像贞观之治的时代，希世罕有。雍正旌表拾金不昧，含有双重意义，一是用以教育民人，以便政府的治理。他要人讲礼义，兴仁让，端正心术，作出事来就符合礼法。人人如此，社会风俗就淳正了，压倒了邪气，坏事就少了，或不出了，这样人民就易于治理，他说：“天下之治平，在乎端风俗，而风俗之整理，在乎正人心”，他用倡导路不拾遗作为正人心的一种手段。二是宣传他的统治已趋向盛世。按照他的说明，拾金不昧发生在社会下层，军民男女，内地边疆，满、汉、苗、高山、仲家各民族，在在皆有，似乎形成了社会风尚，仿佛雍正时代已经成为太平治世。田文镜就翟世有的事歌颂雍正，“圣治淳熙，化及愚夫愚妇”，雍正则说那是“风俗休美之明征，国家实在之祥瑞”。这种人心向化，风俗休美，只有仁育万民的政治才能做到，因此，雍正虽未把拾金不昧诸事说成是尧舜之世的再现，但已俨然以盛世自居了。人民之间互助，以及拾金不昧，是广大人民的美德，本来就在民间存在着，雍正大肆渲染，并予官职、物质和精神的鼓励，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就使此类事超出了当时民众自觉的美德范围，用名利引诱人交还拾金，从而把它纳入儒家伦理轨道，加之雍正借它宣扬自己的政治，所以这种旌表，成为雍正教化民众的一种手段，而不是“风俗休美”的表现。
以重赏诱人不取遗金，不可避免出现作弊现象，有人弄虚作假，谎作拾金不昧，领取奖赏。官员为表示他化导有方，劝奖有功，也以制造拾金不昧猎取名声，为升迁铺平道路。乾隆继位，有鉴于此，予以禁遏。他规定：若真有拾金不昧，州县官可以酌量奖励，不许申报上司，督抚大吏亦不得以此陈奏。由此可见，雍正朝的道不拾遗，多系雍正君臣的宣教。说白了，是个别的民人拾金不昧，被朝廷发现了，借机拿他造势，官吏凑趣，弄得煞是热闹，最终是愚弄民众的把戏，但在雍正不会收扬，要由新君乾隆来了结。
第六节 除豁贱民
清朝社会有许多种前朝遗留下来的贱民，如乐户、世仆、伴当、堕民、旦户、丐户等，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从事卑贱的职业，为良人所不齿，地位在一般佃农之下。
雍正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山陕乐户的祖先，是明朝永乐帝夺天下时，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永乐成功后，除加害这些政敌本人，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他们想脱离卑贱处境，因身陷乐籍，政府不准，地方上的绅衿恶霸以他们为蹂躏的对象，也不容他们跳出火坑。年熙奏疏说他们是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无由自新，请求雍正开豁他们的贱籍，准许他们改业从良。年熙是年羹尧的长子，就是雍正赐给隆科多为子的“得住”，这时他的生父在川陕总督任上，山西也是年羹尧势力所及之处。年熙的建议很可能跟他生父商讨过，他又同雍正关系密切，也可能事先了解雍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的条议上呈之后，雍正说很好，令礼部议行。王大臣们秉从旨意，说“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雍正就批准山陕乐户改业从良，同时命各省检查，若有类似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于是其他省区的贱民也得开豁。削除乐籍，是一项仁政，后来年羹尧出事，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劾他，说他将皇上乾纲独断的乐户出籍的事攘为己功，且向泽州乐户窦经荣索取谢银10万两。雍正命年羹尧回奏，年辩白说：改乐户为良，是“圣主首端风化”，没敢掠夺为己功。此一番辩驳，实可表明乐户除籍之议发端于年羹尧，裁决于雍正。
山陕乐户削籍的同时，雍正命除豁京中教坊司乐户。清初定制，凡宫悬太乐，均由教坊司演奏，雍正命乐户从良，另选精通音乐的良人，充当教坊司乐工，从事演奏。这使教坊司的乐人改变了属籍，成为良人的职业了。七年（1729年），雍正又把教坊司改为和声署，由内务府管理，官员由内务府、太常寺、鸿胪寺官兼摄。教坊司乐工改用良人后，由于人们的习惯观念，认为它名实不一，改名和声署，是良人充役的良人机构，名实相副，这一改，进一步巩固乐户除籍的成果。
元年七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因乐户的削籍，上奏折请求除豁浙江绍兴府惰民丐籍。他的折子概述了惰民的基本情况：
所谓惰民者，细问土人，并查绍兴志书，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而名以“惰民”。其内外率习污贱无赖，四民中居业不得占，四民中所籍不得籍，即四民中所常服彼亦不得服，特别以辱之者也。……男子只许捕蛙、卖饧、逐鬼为业，妇则习媒，或伴良家新娶嫁，为人髻冠梳发，或穿珠花，群走市巷，兼就所私，丑秽不堪，辱贱已极，实于乐籍无二。间有流入他方者，人皆贱之。
据讲惰民的来源是宋代罪人的遗胤，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惰民籍属丐户，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的名籍，是为贱籍，不许改变。他们的职业，是士农工商所不屑于干的，男子作小手艺和小买卖，塑造土牛，木偶，拗竹灯檠，编机扣，捕蛙、龟，卖饧、饼，或者当吹鼓手，演戏，抬轿子，女子保媒，当伴娘，充栉工，卖珠，做收生婆。他们从事的是服务性的、被当时人贱视的行业。政府不许惰民读书应举，不能做官，不得充当吏员、里长，不准与良人通婚，也不得与良人平等相处。政府为侮辱他们，在居住地区、房屋式样、穿着、打扮、行路乘车等方面，都作了规定。所以惰民同乐户一样，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是被侮辱被损害的最受压迫的人群。
噶尔泰认为应给惰民自新之路，请求照山陕乐籍例开豁，雍正命礼部议奏。礼部认为捕龟、卖饼、穿珠、作媒是贫民糊口职业，若除其籍，就是不许他们再干这些事，他们反倒无法为生了，不同意削籍。雍正说除籍“亦系好事”，礼部不要反对了。于是令惰民放弃原来职业，别习新业，脱离丐籍，转为民户，按照良民纳税服役。
五年（1727年），雍正亲自提出安徽宁国府“世仆”、徽州府“伴当”的开豁为良问题。他说：
近闻江南省中，徽州府则有伴当，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其籍业下贱，几与乐户、惰民相同。又其甚者，譬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当、世仆，彼姓凡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执役，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皆得加以箠楚。迨讯其仆役起自何时，则皆茫然无考，非实有上下之分，不过相沿恶习耳。此朕得诸传闻者，若果有此等之人，应予开豁为良，俾得奋兴向上，免至污贱终身，且及于后裔。
遂令安徽巡抚魏廷珍查核，提出处理意见。魏廷珍议请区别对待：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伊主使役；即已赎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有主仆名分；奴仆在赎身后所生子孙，与原主没有也不应再有主仆名分，应准许豁免为良；年代久远，没有文契，也不受主家豢养的，一概不许以伴当、世仆对待。雍正认为他所议允当，批准执行。世仆、伴当所受压迫，雍正讲的以外，同惰民一样，习鼓吹、抬轿，不与大姓联姻，不得报考，不与大姓平等相称、同坐共食。雍正的除豁，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免遭主姓凌辱，得为编户齐民。然在实行中，对年代久远、文契无存的贱民，如何区别豢养与不豢养，不好把握，纷争不已。
广东沿江沿海有一种旦民，早在宋元时期，就采集真珠，向政府纳贡，还被称为“乌旦户”，明代又称“龙户”，清初称为“獭家”，在广州河泊所下辖的，每年按户按船交纳鱼课，少数人已略通文字，上岸居住。雍正于二年（1724年）亲书朱谕，命将旦民编立埠次，加以约束。七年（1729年），向广东督抚发出上谕：
旦户即苗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旦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粤民视旦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旦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恻。旦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
他承认旦户被抑为贱民的不合理，应以他们交纳鱼课为基本事实，把他们当作平民百姓。因此指示广东督抚：
凡无力之旦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旦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
这个上谕为旦户开辟了自新之路。
江南苏州府常熟、昭文二县有一种丐户，籍属、社会地位与浙江的惰民完全一样。八年（1730年），江苏巡抚尹继善以他们业已“化行俗美，深知愧耻，欲涤前污”，请照乐户、惰民事例，除其丐籍，列入编户。雍正答应了他的请求。
雍正在短短的几年中，宣布削除乐户等贱民名籍，试图解决数百年来存在的问题。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是：
第一，把它作为厘革前朝弊政的一项内容。雍正以清除前代积弊为政治纲领，数百年来压抑贱民的传统政策是一种弊端。雍正君臣认为永乐“压良为贱”产生的山陕乐户，是“前朝弊政”，故“亟宜革除”。在宋朝有罪的惰民，到清朝并没有罪，再加继承，于理不顺，应当“特沛恩纶”，给予开豁。因此，开豁贱民，同摊丁入粮，耗羡归公，改土归流等项政事一样，是改革政治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据记载，乐户除籍“令下之日，人皆流涕”。伊都立又说年羹尧攘夺这份功绩，说明除豁贱民是功德之事，统治者都想占有它。噶尔泰请求削除惰民丐籍，说此举“使尧天舜日之中，无一物不被其泽，岂独浙省惰民生者结环，死者衔草，即千万世之后，共戴皇恩于无既矣”。可见释放贱民作为一种仁政，可以提高皇帝的威望。在雍正初年，统治尚不稳固，特别需要民众的支持，这也是雍正忙于处理贱民问题的原因。
第三，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和伦理。在历代统治者中，对待贱民的态度，历来有两种，一是坚持等级制度，残暴地奴役贱民，一是主张部分地释免贱民。如明初人解缙说：“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从维护传统伦常出发，反对降罪人于乐户。雍正君臣与这类人的思想相一致，朝臣说：“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贱民“有伤风化”，理应清除。雍正自己则说：“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令贱民改业从良，就是“励廉耻，而广风化也”。表明他们的动机是维护统治阶级自定的封建道德，同其内部自我破坏其道德准则的人作斗争。
第四，压抑绅权与消弭贱民反抗的一个措施。雍正执行打击不法绅衿的政策，贱民主要受绅衿控制，为他们服务，贱民要脱籍，触犯绅衿的利益，他们不乐意，所以雍正除豁贱民的法令中，包含禁止绅衿土棍阻拦贱民出籍的条文。释放贱民，也是同不法绅衿的斗争。
贱民所受的欺凌，迫使他们产生不满情绪，时或爆发反抗斗争。徽州府祁门县的贱民的政治态度，在康熙间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这以前默默忍受非人的虐待，这时起奋发反抗，所谓“越分跳梁者比比，是为厉阶”。他们的斗争已经被统治者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宁国府泾县的“附丁”，即是雍正所说的一姓奴役一姓关系中的世仆，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要求开户独立，争取摆脱主姓的控制。因为斗争的激烈，得到清朝政府的允许。雍正六年（1728年）开豁令下达之后，执行中受到绅衿阻挠，十二年（1734年），世仆葛遇等十人到北京鸣冤告状，请求立户，终于实现了心愿。官定的浙江惰民服制，逐渐遭到他们的抵制，还在明朝中叶就不太遵守了。常熟有一部分丐户以制绳为业，康熙二十七年，该地造船，勒派丐户交绳索，丐户陆三、周文等向江苏巡抚上告，反对额外差派，经苏州知府查明，是常熟县奸徒搞的鬼，于是在该县立碑，禁止再差派丐户供应绳索，如有违犯，“即严拿究解，官以失察指参，役以蔑功令处死”。这里的丐户通过斗争解除了不合理的差役。
贱民的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迫使统治者考虑改变对他们的统治办法，雍正又要压抑绅权，就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开豁贱籍，既可消弭贱民的对抗情绪，又是取消不法绅衿特权的一个方法。
贱民除籍令下之后，少数贱民改业从良，摆脱了屈辱的地位，多数贱民依然故旧。苏州的丐户还要应承迎春扮演的差役，宁波府没有得到削籍的很多，矛盾严重，终于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生第二次除豁事件。安徽贱民与绅衿的斗争一直拖到清朝末年，绅衿顽固地制驭世仆，不容改业。如祁门县有周姓为李姓世仆，嘉庆十四年（1809年）按雍正例开豁为良，但周姓恐李姓不依，照旧服役。道光元年（1821年），李姓的李应芳强迫周觉春充当吹鼓手，以致闹出人命案子。
清朝政府对从良的贱民非常苛刻，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定例，规定出籍贱民的应试资格，要从报官改业的人起，“下逮四世，本族亲枝皆清白者方准报捐应试，若仅一二世及亲伯叔姑姊尚习猥业者，一概不许滥厕士类”。这都影响贱民的真正脱离被奴役地位。所以雍正的一纸命令和某些努力，并没有真能拯救贱民，而他们的最终脱离苦海，也不是靠某个人的恩赐所能达到的。
这是因为贱民的解放，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事情，它取决于社会状况。贱民改业从良，要求社会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可是雍正时代并没有准备这个条件。在讨论噶尔泰的建议时，礼部就指出惰民的就业问题不能解决，是考虑实际问题的。事情也正是这样，在大多数贱民没有新的谋生之道以前，不可能做到削籍从良。
尽管如此，雍正的开豁令仍具有一定意义。它为贱民脱离贱籍解除了法律禁令，是贱民解放的开始。具体一点说，削籍令是政府宣布取消对贱民的特殊控制法，是使贱民有了离开贱籍的可能。贱民只要依照政府的条件申请改业从良，就可以按照齐民的方式进行生活，一定时期之后可以应试出仕，如果同平民发生纠纷，可以以良人的身份出现在官廷上，可以不会像过去那样因是贱民而遭受不应有的歧视和打击。所有这些，起码在道理上讲是能够达到的了。贱民的除籍，使他们数百年的积郁有所伸舒，生活欲望有所增强，奴才性有所消减，从而使他们受到极大压抑的创造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所以削除贱籍，是对这一部分人的生产力的某种解放。再者，雍正实行摊丁入粮制度后，人民的宗法性隶属关系有所削弱，贱民的除籍，与这一历史趋势相一致。它们共同地反映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丐户、乐户、旦户、世仆、伴当等贱民是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几百年了。有没有人像雍正一样来触动它们呢？明朝人沈德符曾不解地说：“何以自宋迄今六百余年”，惰民“不蒙宽宥”？其实对贱民也有人做过一点事情，如明英宗释放教坊司乐工3800余人为民。明景帝时议准，凡原为民人而落入乐户的，准许改回去，原为乐户而愿从良的，也允许申请改业，与民一体当差。康熙年间裁革扬州乐户。这些君主只在乐户范围内，释放一部分人，小手小脚，而雍正则大刀阔斧，不仅削去山陕乐籍，取消教坊司，削除全部乐户，又豁除丐户等其他贱籍，所以清人俞正燮研究乐户、丐户史指出：“本朝尽除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廓清”为谀词过誉，下令除籍则是事实。在上述帝王的行事中，不难看出，雍正很有政治气魄，敢于革除旧弊，使政治趋于修明。
第七节 残暴镇压民众运动
雍正推行保甲、宗法、礼法等制度，宣传纲常名教，没有也不可能窒息民人的反抗思想，没有也不可能绝对控制民人的行动。雍正年间，农民、工匠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抗争；雍正敌视民众运动，一概残酷镇压。
一、社会下层的各种反抗斗争
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朱一贵的起义虽然当年就失败了，余众却在大陆继续活动。福建上杭人温上贵在台湾被朱一贵封为元帅，即返回家乡组织群众，朱一贵牺牲后，他转移到江西万载，联系棚民，准备攻打县城，雍正年被知县施昭庭侦破，就与前来镇压的清兵格斗，300余人英勇就义，温上贵被俘遇害，雍正命给施昭庭议叙。温上贵的同伴裘永锡等逃亡，清政府严行缉捕。又在万载、瑞州一带添设同知、游击，加强对该地区的控治。温上贵的族弟温廷瑞继续进行反抗活动，任命沈子荣为大将军，温淘滨、温庭奉为军师。他们夜聚晓散，操练武艺，打造兵器。十一年（1733年）九月，赵弘恩署理两江总督，重申对温案的通缉令，次年二月，被温廷瑞委任为千总的温坤生向清朝政府自首，温廷瑞等遂遭逮捕。雍正得到报告，说“蔓草不除，逢时勃发”，忧虑于温上贵党众活动的长久性，要求赵弘恩继续“严饬搜缉，务尽根荄，毋使一匪漏网。
湖南沅州人谢録正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开始组织反抗队伍，占据山谷，雍正四年（1726年），清军一千多人前来镇压，谢録正等奋起抵抗，失败后，谢逃亡。雍正指责湖广提督赵坤等“因循疏忽，纵盗养奸”。不久谢録正被捕，惨遭凌迟，妻子没为奴隶，同伙陈彬臣等被杀，张如茂等被充发到三姓地方为奴。温上贵和谢録正分别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准备武装起事，正在发展中，就被雍正政府镇压，但从他们与清军对阵情况看，已构成武装暴动性质。
江西兴国县佃农于康熙间组织会馆，反对地主撤佃转佃，于五十二年（1713年）取得一定成功。会馆保持下来，每到分租季节，就以收成只有七八成，不许地主按原额取租，地主若不应承，就率众捣毁他家房屋，收回已取的地租。雍正初年也是这种情况。佃农林其昌反对田主、举人曾霖的退佃，曾霖告官，林其昌邀集同伙，乘曾霖出门之机，在路途中将他痛打。江西巡抚迈柱获知后，严酷镇压，拆毁会馆，解散佃农组织，地主分子因而庆幸“顽梗无自逞也”。江苏崇明县地主对佃农的剥削花样繁多，每年收夏、秋两季地租，还要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附加地租。八年（1730年）五月，地主催收麦租，迫使佃户反抗，拒不交纳，商人罢市支持。夏君钦等撰写传单，贴于街市，揭露大地主施大受与崇明镇总兵施廷专联宗，餽送金帛美女，倚势勒逼佃户交租。浙江总督兼管江苏盗案的李卫认为这是佃户图赖正租，聚众妄行，恶风断不可长，一定要捉拿为首之人，严行惩治。雍正说：“崇明边海要地，刁风尤当禁遏。”支持李卫的行动，同时把施廷专调离崇明，免得他同不法豪绅相勾结，使事态扩大。佃农和地主的对立，是构成地主土地所有制社会基本矛盾的要素，兴国、崇明佃农反对撤佃和抗租，反映了佃农要求耕地和反对地租剥削的愿望。
约在雍正元年（1723年）冬天，山西万泉县农民几千人，冲破关闭的城门，进入县城，焚烧衙署，抗议知县瞿某的横征暴敛，瞿某及其幕客、家奴跳墙逃跑，巡抚诺岷一面参劾瞿某，一面令平阳知府董绅擒拿群众首领。董绅调绿营兵和民壮200人去农村拘捕，愤怒的民众拿起弓刀，操起火器，把官兵几乎全部杀死。董绅亲自前来，发誓不伤害群众，只要他们交出3个人来，给官府一个面子，就可以完结，对交出的人，董绅写了文书，保证不加杀害。这样才把事情了结。四年（1726年），福建安溪农民反对追征屯地欠银，举行罢市，浙闽总督高其倬逮捕为首的群众，严刑打死，雍正支持他，说“应如是惩治，以警刁顽”。约在六年（1728年），安徽唐缮等抗粮，发动罢市，打闹公堂。抗粮，把矛头直接指向清朝政府的赋役税收。
四年（1726年）五月，广东米贵，民众抢米厂，到衙门说理，打伤前来阻拦的军官和士兵，参加的人中还有驻防士兵。雍正认为事态严重，派兵部左侍郎塞楞额驰驿赴广州，会同署理广州将军阿克敦、巡抚杨文乾审究。五年春天，湖北农民因去年水灾，春荒无食，结伙找富户强借粮食。雍正要求署理湖广总督福敏“竭力惩治，以振其颓风”。
苏州的踹匠，是碾布作坊手工工人，多是来自江苏南北和安徽的失业农民，人数众多，雍正时期达到两万余人。他们工价低廉，还受作坊包头的盘剥和压迫，并受清朝政府的严密控制。他们入坊要有保人，被政府编入保甲，白天做工，夜间被关闭在作坊，驻防兵丁昼夜不停地在附近巡察。踹匠若投河、自刎、自缢由保人及亲属领回尸体，不得告官。踹匠不堪坊主与政府的压迫，又无家口拖累，不断进行斗争，所谓“凡遇盗案发觉，常有踹匠在内”。康熙九年（1670年），踹匠窦桂甫因米价上涨，发动停踹，要求增加工钱，勒令破坏罢工的店主程美请戏赔礼。三十二年（1693年），踹匠罗贵领导“齐行增价”斗争，撕毁清政府的镇压告示。雍正中他们继续抗争，元年（1723年），踹匠栾晋公、徐乐也聚众，预备于五月五日夺取仓库，若遇官兵即行战斗，失败就逃亡海上，正在筹备中，被包头吴景范获知告官，35人被逮捕，雍正政府残酷地屠杀13人，栾晋公、徐乐也逃亡，清朝政府多年搜捕，均告失败。七年（1729年），栾晋公的侄儿栾尔集与段秀清等人拜把结盟，遭到巡营把总的迫害。同时，松江府嘉定县踹匠王朝也在进行反抗活动，此事在八章三节业已提到，这里不赘。
苏州丝织业发达，机工很多，他们同踹匠一样进行反对作坊主机户和清朝政府的斗争，联合伙友停工，要求增加工钱，作坊主请求地方政府干涉。雍正十二年（1734年），苏州府长洲县发生“禁机匠聚众叫歇勒加阻工一案”，地方政府竖立“永禁机匠叫歇碑”，迫使机工停止反抗。兼管江苏盗案事务李卫、署两江总督史贻直、江苏巡抚尹继善为了有效地控治踹匠、机工以及其他各界人民，加强对苏州、松江的管理，联名向雍正建议：设立专事“弹压”的官员，适当改变地方驻军的规制，严格实行关汛的巡逻，进一步规划稽察治安的方法。雍正认为条议很好，同意实行。
六年（1728年），户部宝泉局铸钱工匠潘士花等人集合抗议官员剋扣工食钱，雍正说：若匠役曾为工食事禀过监督，责在监督；“若不曾禀明，辄敢聚众喧嚷，则刁风断不可长，应将匠役人等严加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