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想要落叶归根的心情不难想象。自他登上杰克逊总统号邮轮远赴美国之日起，10年时光已经悄然滑落。对于钱学森来说，与暌违12年之久的老友和家人重聚是一件充满惊喜的事，而除此之外，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令他大吃一惊。
钱学森最想见到的人无疑是他的父亲。斯时，钱家治住在上海租界的一栋公寓中。在此前辗转几个城市的颠沛流离中，钱学森的母亲染上了伤寒并因此去世。种种迹象都显示，年迈的钱家治非常孤独，渴望能够在独子的陪伴下度过余生。如果钱学森接受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职位，他就可以留在风烛残年的父亲身旁。
回国后的头几周，一切看起来十分顺利。钱学森被当成一个小名人一样加以隆重招待。他走访了3座大城市，在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都作了演讲。他滔滔不绝，妙语如珠，许多当时的听众正是在他的感召下，决定前往美国攻读工程学。
在演讲中，钱学森号召年轻的工程系学生将自己看做科学家而不是赚大钱的技师。他建议他们不仅修习那些与工程相关的课程，也要学习数学、化学和物理学。钱学森指出，训练一名合格的工程类科学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高中毕业后，可能仍需要7～8年的时间，其中包括在一所好的工科学校至少学习3年，用接下来的3年熟练掌握数学和科学，然后再用1～2年的时间在一位该领域的富有经验的导师的指点下，专注于一个具体问题。他概述了大学博士课程的优点：“教育机构中宽松的学术气氛可以促进思考，而这是获得智慧的唯一途径。”
钱学森还强调了工程师在推动造福社会的科技创新上的重要作用。他预见到，在医药和农业等领域，工程学都将有用武之地。钱学森还指出，制造像原子弹这样的杀伤性武器“为民主国家最终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钱学森用诺贝尔奖得主哈罗德·尤里（Harold Urey）的一句话结束自己的演讲：“我们要消灭众生的困苦和匮乏，带给他们愉悦和美丽。”
年轻时就到了美国并在那里度过成长岁月的钱学森，有幸远离了国内的纷乱内战和生活压力，从而可以不受干扰地埋首思考复杂的数学和空气动力学问题，直到将其理解掌握并付诸实践。这构成了他的独特性。即使是对于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其他学生来说，诸如冯·卡门等导师倾注在钱学森身上的栽培和关注也是不可复制的。然而，钱学森的演讲却表明，他已经作好准备，要将自己学到的东西回馈给祖国。
但是，在整个中国一片低沉的士气中，这些话未免显得过于理想主义。战争摧毁了经济，令人口锐减，约计300万～1500万人在战乱中丧生。饥荒四起，哀鸿遍野，历史学家易劳逸（Lloyd Eastman）在《毁灭的种子》（Seeds of Destruction）一书中写道：“从1945年底到1946年初，席卷中国的饥荒影响了3300万民众，这可能是战后世界各地最大规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钱学森想必已经听说了战时城市里食物短缺的状况。学生和教授的津贴和工资赶不上物价的飞涨，一拿到钱就得马上跑到米铺，把现金换成大米。在此期间，许多人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而生病甚至死去。在中国的边远省份，情况甚至更加恶劣。为了保障士兵的粮食供给，国民党在战时向农户征收苛刻的农业税，甚至不给他们留下足够的口粮。在一些地方，男人们不得不卖掉妻子儿女，以树皮草根为食，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
当兵吃粮的士兵们的境遇也很糟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贫苦人家，因为富裕的年轻人可以免服兵役。国民党到处拉壮丁，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常常用绳子将这些拉来的壮丁绑在一起。征粮官惯于向粮食中掺假以中饱私囊，等到口粮分到士兵的手中时，常常已经变得难以下咽。事实上，每10个拉来的壮丁中，便有一个未及奔赴战场便已死去。
整个国家还没有从上一场战争中恢复过来，很快便又投身于另一场战争中去。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便多次交火。尽管有美国的居间调停，这种冲突仍迅速恶化为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一个接一个地攻下共产党占领的根据地，但到了1947年钱学森归国之时，情势已经发生了逆转。
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来自农民的大力支持。抗战期间，他们深入日军占领区，招募青年农民组成游击队，与日军周旋作战。到1945年4月，共产党已经发展了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拥有90万正规军队和超过200万民兵。钱学森1947年回国时，国民党丢掉了东三省的半壁江山。由于开小差和战斗减员，国民党军队总数减半。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共产党军队已经在向长江一线发起进攻。
如果此时的钱学森对是否留在中国还心存疑虑的话，国民党教育部却替他作出了决定。不知为何，教育部出尔反尔，拒绝让钱学森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后来给出的官方原因是，当时的教育部长认为钱学森太年轻，无法胜任此职。但在私下流传的小道消息里，原因却在于教育部的官员对钱学森能否效忠国民党不够信任，因此取消了对他的任命。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然而，这次中国之行总体上并不令人失望。这年夏天，钱学森与自幼便熟识的一位女歌唱家谈起了恋爱。她的名字叫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