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乍起的9月，钱学森来到波士顿，首先便要寻找一个落脚之处。他在富人聚居的小镇纽顿租下了霍巴特路5号一栋带有殖民时期风格的红砖小楼里的一间公寓。这个街区十分安静，街道两旁种着枫树、橡树和银杏树，一片金黄深红的秋色。然而，在钱学森的眼中，绚烂的秋日风景却显得暗淡无光。刚到东海岸，他就开始怀念加利福尼亚。在一个天堂般的宜居之地居住了10年之后，他不得不再一次让自己适应四季分明的气候。
“昨天下了一整夜雨，”1946年10月1日，钱学森在一封信中抱怨道，“今天一下子就凉下来了。我想在帕萨迪纳，天气一定还很暖和吧。”让人感觉冷冰冰的还不只是波士顿的气候。钱学森还写道：“我还没打破和房东太太之间的坚冰呢。”
钱学森住的地方离麻省理工学院只有半小时的车程。当他从纽顿开车前往校园时，乡村住宅和修建得整整齐齐的草坪逐渐为布雷顿的大片公寓大楼所取代，接下来，他将看到波士顿大学线条简洁明快的现代主义教学楼群。在上下班途中，钱学森会开车经过后湾区的连栋别墅，在他的学生时代，因为经常光顾附近的歌剧院，这里的风景他早已司空见惯。最后，他的车越过横跨于查尔斯河上的哈佛大桥。几分钟之内，他就能到达熟悉的古根海姆大楼——麻省理工学院的33号楼。
作为一名新近就职的教授，钱学森现在在古根海姆大楼的三层有了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面有三张写字台，一张会议桌，几张绘图桌，还有许多书架。从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可以见到位于楼下的风洞和最东边新建的斯隆汽车引擎实验室和蒸汽涡轮实验室。再往远处看，便是化学工程大楼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黄色的外墙砖和大块玻璃幕墙十分显眼。在他的右边，一个停车场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主楼挡住了视线，而在左边，则是水利实验室和高压发电机。
目之所及，到处都是战争期间仓促完工的四四方方的混凝土现代建筑。瓦萨尔街两边的新建筑包括一个回旋磁力加速器、一个核研究机构和一个发电厂。再往东边去，是一些三层的木头房子，那里是新建成的辐射实验室。以往的运动场被改造成体育中心，一栋带有游泳池、小花园和网球场的玻璃幕墙黄色砖楼。还有许多为退役老兵建造的居屋。一位建筑历史学家这样写道：“蜂拥而来的研究合同催生了对房屋的空前需求，建筑者无暇作出长远规划和考虑技术细节，一切都是急就章。在主校园，建筑物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
战争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看起来更像一个军事基地而非大学。注册入学的人数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急剧下降，大讲堂和课堂全都空空荡荡。仍旧留在学校的学生们必须接受军训。新生和大二学生需要每日操练，然后穿着卡其布制服出现在课堂上。而海军V-12项目的学生则穿着一身水手服。与此同时，一群新的科学家来到校园中。大约有2000名陆军和海军军官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超高频电波技术。大学与军方签订了400多个国防合同，巅峰时期，校园中的人数将近万人。
战争的结束让学生们重新又填满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走廊和教室。与以前不同，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年近而立之年的退伍军人，他们老成持重，在战争中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急于展开一段新的职业生涯并成家立业。1946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在校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拥有超过2000名本科生和800余名研究生。此外，来自政府的研究经费大量涌入，使得教授们不仅能够招收研究生和研究助理，还可以招募许多工程师来这里进行博士后研究。
战后麻省理工学院的急速扩张又以航空工程系表现得最为显著。钱学森在这里就读时的许多讲师或教授仍未离开，其中包括杰罗姆·亨塞克、夏茨威尔·奥伯、约瑟夫·比克内尔、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Charles Stark Draper）、奥托·卡尔·科彭（Otto Carl Koppen）、约瑟夫·纽厄尔（Joseph Newell）、约翰·马卡姆（John Markham）、曼弗雷德·劳舍尔（Manfred Rauscher）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但也有一些新加入的成员，如研究空气动力学的钱学森、罗德尼·史密斯（Rodney Smith）、霍顿·盖福德·斯蒂弗，研究结构学的沃尔特·盖尔（Walter Gale）和雷蒙德·比斯普林霍夫（Raymond Bispling-hoff），研究航空工程设计的勒内·米勒（Rene Miller）和弗兰克·本特利（Frank Bentley），研究引擎的奥古斯塔斯·罗戈夫斯基（Augustus Rogowski）和顾培木（Pei-Moo Ku），仪表与控制领域的沃尔特·麦凯（Walter Mckay）、罗杰·西曼斯（Roger Seamans）、詹姆斯·福布斯（James Forbes）、威廉·威姆斯（William Weems）和罗伯特·米勒（Robert Mueller）。在战前，这个系每年的招生人数大约为150人，但到了1946～1947学年度，这个数字一下子跃升到了425人。航空是20世纪40年代的热门专业，正如1960年的航空航天一样。此外，钱学森的到来也使许多学生对航空工程系趋之若鹜。事实上，钱学森此时已经大名远扬。“当我们知道钱学森要来的时候，大家都相当兴奋，因为他可是一颗正在上升的学术明星。他被视为麻省理工学院的重要新生代生力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人物。”麻省理工学院校友鲍勃·萨默斯回忆道。
1946年10月，因为要参与两项机密的海军计划，钱学森向有关方面提交了保密许可证申请。这两项计划其一为“流星计划”，是海军军械部以合同形式委托麻省理工学院，为其建造一枚配备固体燃料火箭引擎的导弹。另一个项目则属于海军武器部，要在麻省理工学院建造一座超音速风洞。钱学森填写了无数表格，回答诸如父母是什么人、以前曾住在哪里、参加过哪些专业社团组织等问题，以便情报部门对其背景加以审查。钱学森还申请了最高级别的保密许可证，从而令其可以接触空军的各项计划以及原子弹研制的曼哈顿计划。
钱学森在曼哈顿计划中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工作，现在仍不为人所知。但很明显，在此期间，钱学森对核物理非常感兴趣，甚至设想了一个原子能可以得到和平利用，从而造福人类的未来社会。1946年，《航空科学杂志》发表了钱学森的一篇说明性论文《原子能》。在这篇论文中，钱学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解答了爱因斯坦的质能理论、原子结构、核裂变和结合能曲线等科学术语的定义。“这篇论文在美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文章中勾勒出的核能发展过程与实际上发生的基本相同，”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熟人冯元桢说道，“它的预见性是非常了不起的。”此外，钱学森还准备了一系列关于核能推进火箭的讲稿，在麻省理工学院和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实验室，他都曾就此作过演讲。这些演讲如此动人心弦，以至于数十年后人们还记得其中的内容。在这些演讲中，钱学森讨论了与建造核能推进火箭相关的各种问题。他表示：“建造核能推进火箭的困难之处在于，燃烧室中产生的极度高温会令燃烧室在一瞬间变形解体。”他还提出了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
种种迹象表明，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上升势头将会与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时一样迅猛惊人。他刚到麻省理工学院没几个月，航空工程系就考虑立即提升他为终身教授，而不是等上几年再说。当航空工程系主任杰罗姆·亨塞克1947年2月要求冯·卡门为钱学森转为终身教授写一封推荐信时，冯·卡门写道：
在应用数学和数学物理解决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弹性方面的问题时，钱学森博士是这一领域当之无愧的佼佼者……我相信，他完全有资格担任终身教授。我相信，他是一个好老师，而且拥有天才的组织能力。无论对待科学还是所在的研究机构，他都能尽忠职守，全心奉献。这使他成为一个可以交付重任的人，我确信你也会同意这一点。
1947年春季学期，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他的第一门课。这是一门面向30多名航空系研究生的关于可压缩流体的基础课程，讨论的话题包括可压缩流体在二维和三维空间中的流动，以及黏性流动问题。此外，这门课还对钱学森个人的一些工作及这一领域其他前辈大师——普朗特、格劳特（Glauert）、雷利（Rayleigh）和詹森（Janson）——所做的工作进行回顾与解释。
当钱学森第一次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室的时候，他的学生们都非常吃惊。这个小个子中国人看上去并不比他们年纪更大。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回忆道：“他显得非常年轻，因为身材瘦小，看起来比他当时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得多。”身高168厘米，体重125磅的钱学森也比他的许多学生都要矮得多。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钱学森总是西装革履，系着领带，显得十分正式。身形瘦削、声音尖细、讲话慢条斯理的他甚至会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不过，不止一位学生回忆道，能够跟着冯·卡门的得意门生、大名鼎鼎的钱教授上课，当时绝对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然而，这种兴奋的感觉很快便让位给恐惧。尽管学生们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时，已经作好了面对激烈竞争的准备（写有“理工地狱”字样的小旗子在校园内很容易就能买到），但他们可没作好当钱学森学生的准备。这个小个子中国教授疾风骤雨式的授课风格让他的课堂变得恐怖无比，许多学生直到半个世纪后仍对其记忆犹新。他们都记得钱学森出过的那些难得要死的考试题，给他们打的那些惨不忍睹的分数，以及让人两腿发软的毫不留情面的评语。
“他以自我主义和不合群而著称。”詹姆斯·马尔斯蒂勒（James Marstiller）写道。而在丹尼尔·弗兰克（Daniel Frank）的回忆中，“在轻松的社交场合，他总是一副很不得劲的样子，而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他都既冷漠又傲慢。”罗布·奇尔顿（Rob Chilton）表示:“他独来独往，看上去缺乏人情味。”弗雷德里克·史密斯（Frederik Smith）则写道：“他是一个既冷漠又无情的人。”伦纳德·沙利文（Leonard Sullivan）甚至说：“他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人，在我遇见过的教授中，他是最冷漠、最疏远、最没人情味儿、最乏味的一个。他思想顽固、一意孤行，让他讲授的课程无趣又无味。他就像一个谜，我对他了解甚少，也没兴趣去关心。”克劳德·布伦纳（Claude Brenner）形容他：“作为一名教师，钱学森简直就是一个暴君。”学生们“总体上都不喜欢他，甚至畏惧他”，詹姆斯·范·米特（James van Meter）回忆道。罗伯特·沃森（Robert Wattson）则补充说:“我知道至少有一个人品不错的家伙因为与钱学森的不快经历而流着眼泪离开校园。”
每堂课前，钱学森都会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在黑板上狂写板书。从门前经过的人甚至可以听见粉笔吱吱作响，几个小时都不停下来。然后，钱学森便会胸有成竹地大步走向教室，面对等在那里的学生。
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杂志上，可以找到出自钱学森教过的一名学生埃德加·基茨（Edgar Keats）之手的一段对钱学森教学风格最精彩的描述文字。“既没教科书，也没讲义，更没有实验室。我们所拥有的只是钱博士和挂在教室四壁的大黑板。钱博士大量地、充分地、迅速地使用着这些黑板，而我们尽可能跟上他的速度在后面狂抄。黑板上一个字都没有，全都是数学符号。”
上课铃声响过两分钟后，他会悄无声息地准时走进教室，走近教室前方左端的黑板，嘴里念叨着：“让我们开始……”随即用清晰坚定的笔迹写下一个等式。然后，他会瞄一眼自己的教案，在等式下面再写下一行等式，一行又一行，直到黑板写满。当然，他写些什么，我们完全看不见，因为都挡在他身后。当他走向下一块黑板时，我们赶快抄写露出来的部分，就这样直至绕教室一周。在第二轮板书时，钱学森会把黑板逐一擦干净。
偶尔，他也会给我们一些提示，让我们知道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他会说“积分”或是“微分”，我就赶快把这些提示写在公式旁边。但我永远都无法肯定他所指的到底是刚刚写下来的那个等式，还是他马上要写的一条。
大约这样写了20分钟，他会退后一步，看一眼黑板，然后说：“这中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但是他却从来没告诉过我们为什么。在我们跟上他的思路之前，他便又开始在黑板上写起来，直到下课铃声响起才停止。此后，他便一言不发，走出教室，让我们把黑板上的公式抄完。
我们没有家庭作业，只有那些从课堂上抄下来的有待解密的公式。这并不容易，而钱博士一点儿忙都不帮。他无法忍受笨蛋。我的一个室友在第三堂课开始时打断了他，说：“钱博士，我没搞明白你是怎么推导出压力和体积之间的关系的。”
钱学森问：“你好好上课了吗？”
“当然。”
“那你就应该明白。”他回答说，转过身去继续在黑板上书写。
钱学森偶尔缺课。但他却从不解释。“周三不上课。”他说，然后就这样了。没人替他代课。有人猜测，钱学森可能不愿把讲课笔记交给别人。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其他教授敢于取代钱学森。有传言说，当钱学森不来上课时，他其实是在高层会议上提交机密技术论文，但他从来都没有提到过这些论文或会议。
期末将近时，我们知道，考试将会来临。钱学森绝口不谈与之相关的一切问题。“如果你们真的理解了，那就不会有麻烦。”这是他给我们的建议。
结果证明他说的没错。满分100，我的分数是12分。班级里的最高分是22分，那个学生绝顶聪明，后来成为一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最终算我及格，但我永远不敢运用从那门课上学来的任何东西。
或许在中国文化里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吧。
有时候，钱学森也会试图不带讲义授课。他会赶着在忘记前尽可能多地将内容写在黑板上，而这往往演变成一堂马拉松式的大课。根据一位学生霍尔特·阿什利的回忆，在两个小时的授课过程中，休息时间一到，钱学森就会“狂奔到位于三层的办公室中，关上门，研读第二个小时的授课内容笔记，随后再冲回来，接着再讲一个小时！这太可怕了。我从来没见过其他老师这样做过，我们都很怕他”。
尽管在教学上极为专注投入，但如果钱学森可以放松一些，收效也许会更好。他的集中轰炸式的教学风格和求全责备的天性吓坏了学生。就像一根绷紧了的弹簧，他的情绪仿佛随时蓄势待发。钱学森的学生鲍勃·萨默斯回忆道：“当你看着他的时候，他的表情很紧张。事实上，他根本不愿意与人对视，除非是在课堂上被人提问。在这种情况下，当你一看到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便会顿时双腿发软。天哪，他真的有本事让你瘫倒在地。”当一些学生在下学期拒绝再选钱学森的课时，他似乎把这当成了个人攻击。“第二学期开始后不久，我在航空大楼的楼梯上遇见了钱博士，”当时麻省理工学院少有的几个女研究生之一罗伯特·波斯特尔（Robert Postle）回忆道，“我们的对话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他说我是个不合格的学生，不选他的课将最终一事无成。而我回答说，我很享受我的新课程。”
在考试中，钱学森对学生实在过于苛刻。他们抱怨说，钱学森出的题太难了，甚至可以难倒一名顶尖的火箭科学家或数学博士。“你要足够聪明才能看得出他在题目里绕的弯子，”一位学生回忆道，“否则，你就根本解不开。”据说在钱学森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期间，14名航空工程系的博士研究生中，只有一人通过了他主持的学位答辩。一名钱学森的学生举例说明了他出的考试题到底有多难。吉姆·马尔斯蒂勒指出，在他选修钱学森的课的那个学期，只有一名博士研究生在期末考试中拿到了73分的及格分数。“大家公认的天才”、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教授的霍尔特·阿什利拿到了第二名，58分。他后来以全世界最优秀的结构动力学家之一而著称。另一个未来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泰德·皮安（Ted Pian）不是得了30多分就是40多分。全班的平均分数只有20多分，而较差的学生只得了14分。
让这门课程令人望而生畏的另一个原因是钱学森的英文发音。他总是把“mathematics”（数学）读成“masamatics”，偶尔还会突然拔高声调，学生们很费力才能理解他的授课内容。学生们认为钱学森的口音很奇怪，仿佛是德国腔和中国话的混合。一位学生写道，“我经常怀疑，他是从冯·卡门那里学来的口语。冯·卡门的一句口头禅就是：‘额要汗呢薛西街语（我要和你说世界语）：那就是烂英文。’”
无计可施的学生只好在下课后把黑板上的所有内容都照抄下来，然后在晚上举行小组讨论会，试图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更糟糕的是，当时并没有压缩流体方面的教科书可供参考，只有一些过了时的德国著作。结果正如埃德温·克鲁格（Edwin Krug）所描述的:“最后我手里只有一本写满我根本不懂的各种符号的笔记。”
然而，钱学森所准备的教案却为未来研究压缩流体的学生留下了永久的参考资料。帮他准备这些授课笔记的人是莱斯利·马克（Leslie Mack），一个瘦瘦高高、有点儿驼背的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研究生。尽管钱学森是他的论文导师，马克却从一开始就对钱学森心怀惧意，以至于完全没有请教过钱学森的意见便独立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
在马克的记忆中，钱学森是个将全副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的教授。他希望学生也能和他一样地投入与专注。而当这些学生表现出未能如此时，钱学森会勃然大怒。有一次，钱学森让马克进行一些关于涡轮鼓风机的计算。“我连写带算，过了好一阵，然后午餐时间到了，”马克回忆道，“于是我就去吃午饭。当我回来的时候，钱学森暴跳如雷。他说：‘你算哪门子的科学家，居然在计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去吃饭！’”
“他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人。”马克回忆道。他举例说，有一次，当钱学森受邀为普林斯顿大学H. W. 埃蒙斯（H. W. Emmons）教授主编的一本教科书《空气动力学基础》（Fundamentals of Gas Oynamics）撰写部分章节时：“每个星期他都用自己在家中的休息时间做这件事，然后每星期交出一章誊写得整整齐齐的文稿。以这种速度撰写关于一门新学科的技术资料，实在有些惊人。这本书本来计划于1950年出版，但实际的付梓时间却是1958年。这对于由多名作者合著的教材来说非常常见。只有像钱学森这样的人才能按时完成书稿。”
在学校里，钱学森是个神秘人物。课堂以外，同事和学生们就只能偶尔在古根海姆大楼中见到他匆匆而过的身影。只有一位教授——勒内·米勒——到过他的家里。当学生们在钱学森的办公室外问他问题时，他通常只是回上一句“这没什么问题”便关上了门。有时候他拒绝见任何人。据拉里·马诺尼（Larry Manoni）回忆：“钱学森会坐在办公室中，紧锁大门，当有人敲门时，他便大喊一声：‘走开！’在我和他事先预约好讨论我的论文进展的时候，这种情形在我身上发生过好几次。”
曾经是钱学森的一名学生，现任共和能源集团总裁的克劳德·布伦纳写道：“不可避免地，学生们找到了表达不满情绪的一些小伎俩。”
因为我们西方人在读钱学森的名字时有些困难，有人就将他称做“Choo Choo Train”（啾啾小火车）。这没有诋毁他的意思，只不过是让他更人性化一点儿，让这个令人敬而远之、不可侵犯的教授变得可亲一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他讲课速度的一种调侃。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值得大家尊敬的。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学会他努力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虽然他实在是个糟糕的老师。
在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传统，研究生院的学生每个月可以邀请一位教授与他们共进晚餐，讨论他所在领域的职业前景。学生们为教授单独预定一个包间，受邀而来的教授坐在席首。饭后喝咖啡时，学生们会轮流向教授发问。航空系的研究生们此前已经邀请过了杰罗姆·亨塞克、约瑟夫·比克内尔和其他教授。然后，他们想到了钱学森。
“我们敢邀请钱学森吗？他会来吗？”布伦纳和他的朋友们猜测着。“我们最终还是战战兢兢地向他发出了邀请——钱学森真的来了。出乎大家意料，钱学森与我们共进晚餐时非常健谈，也相当和蔼可亲。甚至可以说他是平易近人的。当谈及职业规划的时候，他开诚布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一点儿都不像我们此前担心的那样大兜圈子或是冷嘲热讽。”在这之后，布伦纳和其他学生发现，钱学森“其实是个相当有人情味的人”。
在众多的批评之中，也夹杂着一些正面评价，它们来自那些能够认识到钱学森授课内容重要性的学生。现任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教授的贾德森·巴伦也曾师从钱学森，他说，钱学森将应用数学方法用于解决问题，这显然基于德国的学术理念，而又源于钱学森多年在冯·卡门门下工作的经历。其他校友也指出，除了在加州理工学院，当时还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像麻省理工学院一样开出如此深入和理论严谨的压缩流体课程，而这都拜钱学森所赐。利奥·塞尼克（Leo Celniker）回忆道：“上钱学森的课对我职业生涯头10年的价值不可估量。”
1947年5月，《麻省理工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上登出了钱学森被升为正教授的消息。在全美范围内，大多数教授都要从事20年以上的教学、咨询和管理工作才能获得这样一个永久教职。而此时的钱学森却仅有35岁。“钱学森如此年轻便能拿到终身教职，这是非同寻常的。”有人就此评价说。钱学森是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然而，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在考虑离开。1947年，就在钱学森接受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职位的一年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回国任教的机会。关于这个职位的确切资料不详，但看上去，似乎国民党政府有意任命钱学森担任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雄心勃勃的钱学森决定认真考虑这个邀请。他计划当年夏天回中国看看。这是他去国10年后的第一次归国。
这是一步钱学森必须仔细考虑周全的棋。这很可能意味着他将牺牲在美国奋斗得来的一切。然而，想到可以管理一所大学，对他来说也充满诱惑力。钱学森将可以影响到几代中国最优秀的工程专业学生，正如他的导师陈石英当年对他所做的一样。他可以在中国培育新思潮，甚至可能带来航空工业的一场革命。
鉴于日本已经战败投降，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必将进入一个加紧建设的时代。国家将会急需顶尖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像钱学森这样在美国接受教育、在航空领域拥有很深造诣的华人教授。在中国，钱学森的成就很可能不仅限于一名大学校长。他可能将成为一个传奇。
对于钱学森来说，还有另一个因素促使他考虑这一职位：他与麻省理工学院其他教授之间的分歧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对于航空系本身，他也越来越不满。很不幸，钱学森并不像他的同事那样受到学生的欢迎。这种冲突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讨会上不断体现。
麻省理工学院举办这种研讨会的目的本来是促进学生、教授和访问学者之间友好的意见交流。但钱学森却总是坐在房间最后，翻看着杂志。每当发言者犯错误时，钱学森便会从房间一端大声指出错误。“钱学森把加州理工学院对发言者极其挑剔严苛的研讨会风气带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的助手莱斯利·马克回忆道，“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羞辱发言者，但钱学森的标准太高了。他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很不幸，不管他是否有意为之，有时他的言辞就是太尖刻了。”
钱学森对于那些他认为理论上不够严谨的人态度尤其尖锐。这些人很多都是航空工程系的资深员工，其中一些人仅有学士学位，甚至有人根本没受过大学教育。在他们那一代，航空工程师主要是探险家和飞行员，而不是数学家。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一领域还是一门新兴学科，根本没有相关的大学课程存在。“像夏茨维尔·奥伯和奥托·科彭这样的老一辈，根本对科学没什么概念。”马克回忆道，“他们认为冯·卡门那一套学术理念与造飞机毫无关系。不仅存在智力上的鸿沟，而且还有个性问题。我怀疑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根本就不开心。”钱学森对使用数学分析方法预测物理现象的执著观念，使得他成为一个“异类”。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吉姆·奥尼尔指出：“钱学森不是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科学家。”
尽管马克和奥尼尔都无法给出肯定答案，但钱学森对航空系里那些不擅理论的同事表现得之所以格外粗鲁无礼，很可能源自他还是一名航空系学生时的记忆。在那个时候，即便掌握全世界所有的数学技巧，他依然必须满足“造出实用的东西”这个要求。
但是，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是一回事，回中国可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尽管钱学森计划亲自考察一番中国的现状，他仍在考虑永久留在美国的可能性。1947年，钱学森申请了永久居住身份。为了获得签证，钱学森必须先离开美国，然后以新的身份再次入境。1947年春天，钱学森飞往蒙特利尔，然后又于4月2日经由纽约州的罗斯边防检查站再度进入美国。这之后，他飞往加州，与帕萨迪纳的朋友们相处了几个星期，随即于7月启程返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