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历史就是泄密的历史。只有在虚构作品中，作者才会以某种方式目睹一切事态的发生。在新闻里，目击者通常都不在场，新闻报导会使用目击者的讲述作为描述的一部分，以了解真相。很多情况下，好的新闻报导会使用 “缺席证人”（absent witness），不管他是否愿意公开身份，都会泄露出他所知道的。世人有时会忘记，新闻报导每天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泄密来获得信息。 “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文件显示。” “据一位未透露姓名的高管于昨日称。” “圈内人士表示。” “《每日电讯报》得到的信息表明。”真相有时候并不是专门找上门来的，而经常是不经意获知、私下里传来或匿名线人提供的，历来如此。我们搜集自己的所见所闻，同时也搜集我们视野之外其他人的所见所闻。
在一位值得信赖的同事、荷兰首批ISP创始人和阿姆斯特丹某长期举办的黑客大会组织者罗普·洪赫莱普的陪同下，我应邀参加了2009年10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 “匣中黑客”大会。很多与会者的政治觉悟很高，积极参加各地的改革运动。国民阵线党魁马哈蒂尔治下的政府遭受在野党猛烈抨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响。反对派的先锋是人民公正党的安瓦尔·易卜拉欣。易卜拉欣曾作为财政部长带领马来西亚走出金融危机，1998年被《新闻周刊》评为 “年度亚洲人物”。然而到我们抵达吉隆坡时，他的境遇早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公开批评总理后，他因为 “腐败罪”服刑六年，还不断遭受性指控的污蔑。出狱后，他做了世界银行的顾问，并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其他一些学府担任教授，后来回到马来西亚，2008年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议会选举。
我在匣中黑客大会上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媒体未授权披露行为的历史。我说，这在我看来才是新闻业的脊梁骨。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批评人士说维基解密不符合新闻业的利益，不管怎么指责，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明显是非常传统的新闻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将权力妄图藏在黑暗中的事物暴露在阳光之下。这是《泰晤士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报导原则，也是《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时的座右铭。正因为这一点，我之前一直坚称维基解密应该与传统媒体结盟，不应该替代或回避传统媒体。在马来西亚这次会议上，我指出，在未来，主要新闻机构的网站上可以设置一个 “维基解密按钮”，为想举报的人提供方便。我们会负责保护信息来源，处理法律事务，这都是我们的专长，新闻机构则围绕着泄密文件编写报导和评论。这一直是我们的核心理念，尽管组织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世人的过激反应分散了很多精力，但我们总能回到原始的初衷，尽管其他凭借我们泄露文件成长起来的组织声称这个理念从前没有人提过。现在OpenLeaks.org利用该理念攻击维基解密的构架，这种无聊幼稚的把戏对谁也没好处。我要郑重声明，与媒体合作的理念是我在2009年于马来西亚提出的。
这些亚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存在很有意思。欧洲和澳大利亚的黑客主要是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子弟，而亚洲的黑客通常是社会精英阶层出身。马来西亚的改革团体致力于社会进步，希望提高国内语言和族群多元性，打破马来西亚政治中僵化的种族划分。就在大会召开之前，又出现了新的局势：对旧政权的支持持续降低。2008年选举中，他们没有赢得三分之二的议席，无权修改宪法，这种事情自1969年以来为首次发生。普遍认为，2009年陆续进行的补选会成为该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风向标，我们访问马来西亚那段时间，就在位于吉隆坡南部90公里处的峇眼槟榔州有一场补选。大会之后，我们代表维基解密在不同场合巡回演讲，会晤各地官员。主要由华裔马来西亚人构成的民主行动党内，为数不多的印度裔议员中的一位请我们去参观一座从前的橡胶种植园，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三代印度工人，出生、上学、工作都是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执政党代表分发的传单，还有为买票贿选送给他们的钱。这自然说明政治体系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也说明执政党根本不愿意改善他们的生活，但面前这些人既不抑郁，也不信命，更没有沮丧萎靡。
我与安瓦尔·易卜拉欣见了面。很快罗普和我就被卷入了马来西亚政治格局。当时的形势瞬息万变，令人应接不暇，可以说预示了其后两年内开罗、突尼斯和利比亚局势的变化走向，具体情况后面再谈。易卜拉欣似乎对事态的脉搏把得很准，但需要支持、信息和公关技能。维基解密之前曾协助公布过一份非常敏感的文件，内容是2006年吉隆坡一起爆炸案中遇害的一位蒙古女性，名为沙丽布·阿旦都雅。文件针对她的遇害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指控。
文件形式是在线新闻网站 “今日大马”的编辑拉惹·柏特拉签署的一份法定声明。
拉惹·柏特拉之前一直受到当局的威胁（还躲避过两次逮捕），网站被迫转移至新加坡和美国。与此同时，沙丽布被杀一案变得极富煽动性，在马来西亚基本上已经没人敢提了。只要有人敢在政治集会上提，当局就会立刻派遣防暴警察。对那些声称一纸文书无法起什么大作用的人，我总是拿这个例子来反驳。
我和易卜拉欣说，泄密是一个很强大的武器。政府的反应揭示出它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弱点：它们很惧怕改革，但又不知道如何抵制改革。改革运动在媒体宣传中一直处于被动，我们的建议是转守为攻。它们必须抢在官媒的前头（政府的声音更大，但胆子更小），同时我们还要不断给它们泄密材料。顺便说一下，易卜拉欣显然代表了世俗派的强大改革呼声。他的政党的靠山是美国，因此那些声称维基解密逢美必反的人可以闭嘴了。与后来中东人民起义一样，这次战斗也打得很干净，美国也支持了正确人选（但与多年扶持穆巴拉克不一样，美国在过去并没有支持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形象亲和，被关监狱的六年是读莎士比亚过来的。如果一个人连着那么长时间天天都在钻研奥赛罗和恺撒大帝，想必他对人性的解读一定很到位。我们不断向反对派的改革人士提供新点子，并撰写相关文章。这份工作还是很危险的。有天晚上我从总部出来，走在一条满是店铺、咖啡馆的黑暗小巷中时，突然从旁边跳出一名男子，向我出示他的身份卡。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小商贩，后来才知道他是秘密警察。他问我要身份证明，我说要去车里拿，在路上向我反对派的朋友发了一条信息。我对男子说，我是新闻工作者，除此之外什么也不会说。反对派人士很快就赶到场，把我从特工的身边拉走。
最后，执政党保住了峇眼槟榔州的席位，但马来西亚反对派的普遍观点是，这只不过是一场小型战役，长期战打下来，国民阵线党必败无疑。 “今日大马”的朋友将目光放得很远，并没有为某一次补选担忧： “自从规模宏大的第12届大选重整政治格局后，因为国民阵线党总是大获全胜而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普通马来西亚人，现在也开始对选举，尤其是下一届大选产生了兴趣。”
我们的工作太杂，资源又有限，因此我开始思考将组织安顿下来，找一个家。要给维基解密找一个家可不简单：我们的活跃服务器遍布世界各地的秘密角落，员工和关系网中很多人希望隐姓埋名，绝不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维基解密与其他任何形式的媒体机构都不一样：我们肯定不会有前台，也不会有咖啡机，更不要提调研部门和年假。世人觉得我之所以只背着个帆布包活着，是因为我这人很怪。说对了，我是很古怪，但我之所以过着一种压力过大、流离失所的生活，也是工作的性质和组织的情况所要求的。我们为了躲避法律约束，寻觅工作站，不得不四处漂泊。说实话，能有几条干净的毛巾，能在朋友的包围下吃一桌好菜，是我最向往的事情。咖啡机也是我的挚爱。可是如果我们想做好工作，招惹权贵招惹到我们被猎捕的地步，这些都是指望不上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何时何地找一个不爱猎捕为正义而战的人士的地方。
我的观念是，我们工作的两条战线之间是有关联的，一方面打击隐藏赃款或资产的公司，一方面瞄准在关塔那摩这类地方隐藏人的政府。两条战线的人都是罪犯，通常都在当局的允许下，将钱或人隐藏在法外秘密管辖区。我们可以竭力披露这些人的行径，也的确在这么做，但在某时某刻，我们希望将整个行为、整个管辖区视为在本质上就是腐败的。这就是说，像开曼群岛就必须接受针对其离岸银行业务的大规模整体调查，而关塔那摩湾也必须接受审查，按照公民社会正常标准调查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
如果将以上思维方式反过来呢？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反机密的避风港呢？在每一个工作过的国家，我们都发现有些人和有些组织受到权贵打压，生存在法律或人身威胁下。不管是为躲避当局而逃亡的那位马来西亚编辑拉惹·柏特拉，或是因为被房地产开发商起诉、被迫将业务转移到瑞典一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美国房屋所有人协会，还是俄罗斯的改革派，以及被山达基教挥舞着法律大棒穷追猛打的众多人士，他们都需要在一个信奉透明、公正的避风港获得安宁，让自己的声音能够为世人所听到。我的理解中，一类新型难民已经出现在现代世界里：可以是一个人，也可是一个组织，因为说真话而被有钱有势的力量追捕打压。从大赦国际和国际笔会的工作可以看出，这类人通常是作家和出版人，但也可以是人权组织、律师、自由思想家或身边的普通人。我强烈意识到，需要找到一个开放性 （而不是保密）的避风港才行。
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应该是新闻的避风港，由法律规定保护消息来源。新闻自由将是法律的基本精神，网络自由将是现代精神的一部分，免予起诉将是一项标准。我对这个避风港的展望渐渐成形：一个政治独立的地区，一个人们可以不再逃亡的地方，一个将举报人视为英雄而不是公敌的地方，一个法律咨询随时免费提供、全民上网的地方。听上去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极乐世界，但我开始意识到，也许冰岛就是这样一个天堂。
2009年夏天，我们披露了一份冰岛考普辛银行大额放款的账簿副本。文件中记录了该行每一笔金额超过4500万欧元的贷款。考普辛曾是冰岛最大的银行，2008年金融危机时损失惨重，最终资不抵债。银行的座右铭是 “超越想象”，很多借款人都把这句话铭记在心。其中很多是内幕人士，而且虽然放款数额巨大，多笔贷款并无担保。考普辛贷给母公司艾克吉斯塔7.912亿欧元，而泄露文件显示， “（给艾克吉斯塔）的贷款大部分都没有担保，也没签保证契约”。钱还贷给了考普辛第四大股东，为了他可以购买更多考普辛的股份，而他提供的唯一抵押品就是那些考普辛股份本身！一小撮人通过这些只存在于纸上的贷款，赚了个盆满钵满，结果最后掏腰包的还是冰岛民众。阿古斯特和利苏尔·格维兹门松两兄弟及其旗下公司共接收了3000亿冰岛克朗贷款，约合16亿欧元。艾克吉斯塔董事会成员罗伯特·陈古伊兹接收贷款数额高达3300亿冰岛克朗。难怪冰岛银行业崩溃之后，国内外都有许多人被捕。
披露文件后的24小时之内，维基解密就遭到了考普辛律师发来的法律威胁。内容说，按《冰岛银行业保密法》规定，我们及线人都面临入狱一年的惩罚。相当于BBC的冰岛国有电视台RUV本来要在傍晚 《七点新闻》中头条报导我们披露的文件。6点55分，事态像好莱坞大片中的情景一样，RUV新闻部接到了法律禁制令。RUV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在最后一刻收到过禁制令。播报员沉着冷静，因为刚刚失去头条消息，他就解释道，当晚无法向观众呈现全部新闻报导，不过考普辛银行的一份大额放款账簿被公开披露。账簿是在银行垮台前三个礼拜的时候完成的。他说，我们现在无法为您献上报导，但有一个组织可以。随后节目就在屏幕上大大打出了维基解密的标识，整整放了好几分钟，填补原先留给被禁报导的时间。
当晚，冰岛民众纷纷来到维基解密。得知情况后，便采取了我一直赞同的行动：他们在泄密信息的鼓舞下，自己成为了调查记者，挖掘具体情报，主观审核情报正确性。我们帮冰岛人看到了导致本国经济崩溃的一些腐败现象，冰岛人牢牢抓住了这次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别人经常说我们很自大，要么就是说我很自大，我应该确实很自大—不自大的话，怎么能够抵御不断飞来的炮火呢，即便有时我根本是无辜的。然而做这份工作，能让你洋洋自得的场合少之又少。只要你曝光一点点腐败现象，敲打某个银行或揭了哪个独裁者的短，权力的万吨铁锤就会向你砸来。不过这次冰岛的情形是少有的让人洋洋自得的好事：人民厌恶银行家贪污腐败的行为，想拿鸡蛋砸他们。媒体报道称，传统上的冰岛人是很消极的，没有反抗的历史，也许这一次是时候站起来，史无前例地反对 “裙带关系”了。
2009年12月，我受邀去冰岛的数字自由大会上发言，开始真正考虑怎样才能够鼓舞冰岛成为世人迫切需要的开放性避风港。冰岛的国情在某些方面特别适合：经受了银行危机的重大打击，已经做好了变革的准备；劳动人口教育程度很高；网络普及率居西方国家首位；位于欧洲和美国的正中间；能源（地热能和水能，百分之百环保）价格欧洲最低，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运行大量计算机；气候很冷，是天然空调，服务器不会过热运转。冰岛也有较稳固的言论自由传统，而且就在银行泡沫崩溃之前，在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新闻自由指数榜上与卢森堡和挪威并列第一。选在冰岛的话，也特别符合我的幽默观：与典型的避税港恰好相反，冰天雪地的冰岛远离加勒比海，位于北大西洋中。我在会议上指出，具备了以上条件的冰岛，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佳的开放性避风港和出版发行人的天然家园。
同时到会的还有丹尼尔·多姆沙伊特—伯格和冰岛数字自由协会的一些人士。一群议员也出现在会场，其中有一位名为比吉塔·约恩斯多蒂尔的女议员，聪慧过人，亲和友善。她似乎与我们这群人志同道合，对开放性避风港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她于2008年初当选为议员，和她初次会面我就觉得她能成为盟友。她可以通过议会程序实现安全避风港的理念，在当时的氛围下帮我们向前发展。她当活动家有很长年头了，是一名音乐诗人，年纪约42岁，出身于一个著名的冰岛游吟诗人家族。
种子已经种下，在与会者和冰岛其他支持者的脑海中生根发芽。2009年底我特别忙，还赶回柏林，在12月27日的混沌通信大会上再次发言，不过还是渴望尽早返回冰岛。2010年1月5日，我们再次来到冰岛，仍然对创建避风港的理想满怀热情。当时有差不多13个人为该项目工作，如罗普·洪赫莱普、雅各布·阿普勒鲍姆、丹尼尔·多姆沙伊特—伯格、斯马利·麦卡锡、克里斯廷·赫拉芬松、比吉塔以及其他一些新闻工作者、活动家和学者，从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香港和美国在线为我们提供咨询意见和专业知识。首先需要准备起草立法申请，与一家名为点子屋的公司合作，它们的角色是创业孵化器，为有点子但没钱的人提供服务。我们没日没夜地调研、游说、起草申请，为其被写入法律创造最大可能。比吉塔·约恩斯多蒂尔为了能让避风港的点子通过议会，不断努力拉票，我们也为一些保守议员做了特别演示。这个里程碑式的项目比我一开始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至少需要修改13项主要法律，但冰岛议会目前已经投票决定，命令行政部门起草法律，流程持续至今。我猜，这其实与冰岛受金融危机打击后的民族自尊心有关。冰岛人的目光主要放在了本国内，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很多人认为开放性避风港的最大好处是在未来会使银行家以及其他腐败的冰岛势力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我希望，在今后，冰岛人也能意识到，对透明度的追求也有可能真正成为冰岛的朝阳行业。有一点很奇怪，虽然我们花了大量精力游说，新闻工作者反而是反对方的主要力量：他们担心新的立法会夺走风头，社会不再关注新闻业的预算遭到削减的难题。我认为这实在是很短视，不过想到他们无法一直承受坚持理想的代价，这也是能理解的吧。
“冰岛成为自由管辖地”这个理念真是很美。这样做会提高冰岛的名望，增强冰岛人的自豪感。我在想冰岛是否需要推出一个言论自由奖，该奖对冰岛这个小国的作用会像诺贝尔奖给瑞典带来的好处一样。如果真能设置这样一个奖项，并且全社会以身作则实现言论自由，就会为全世界做出榜样，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我们与议会律师和起草人员紧密配合，共同起草法律文件。我思考如何向正义逐步过渡，向科学新闻学迈进，让通向真相的道路上每个环节都能够被观察、被保护。如果成功了，会为全世界带来影响，会为世人捧起新的高尚标准，提倡不应因为说了真话而被起诉。可以有争议，可以有辩论，可是不能因为在本质上披露真相就被定罪。我希望立法尽早成功，不要拖得太久。
2010年春出现了另一个情况，在当时似乎更加紧急。2008年下半年，冰岛银行体系土崩瓦解，冰岛所有主要银行乱发贷款行为的恶果终于开始显现。冰岛国民银行于10月破产，英国、荷兰公民通过该行 “冰存”网络账户放在该行的60亿欧元存款岌岌可危。冰岛政府的回答是，为了赚钱毫无顾忌的私营银行所欠下的外债，一个已经破产的小国政府的代表没有义务偿还。英国和荷兰随即展开了冷酷无情的反击。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祭出《反恐怖主义、犯罪和安全法》条款，冻结国民银行在英国的资产以及冰岛中央银行和冰岛政府与国民银行有关联的资产。该法的作用本来是防止钱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却用来对付另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这种做法令人震惊。英国人用尽幕后外交手段（很强硬的手段），帝国本能应声抬头。碰到这种事情，当公众为此（就像为银行危机一样）群情激昂时，英国人会撕破脸，无所不用其极。对付冰岛就是这样做的。英国公开宣布，只要一天拿不回钱，就主动反对冰岛加入欧盟，并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向冰岛发放贷款。冰岛议会试图起草偿还计划，但是迫于公众舆论压力，总统拒绝签字生效；按冰岛宪法规定，偿还计划进入公投程序。当一些冰岛政界人士疯狂地想办法满足英国人的要求时，我们开始曝光一系列文件，比如英国和荷兰的 “最终报价”和冰岛随之提出的对策。我在雷克雅未克的一次集会上发过言，我们的努力主要是向冰岛公众提供信息，让人民能够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做出决定。最终95%的选民投票反对屈服于英国压力，这是冰岛的历史性时刻，因为这是自1944年以来的第一次公投。面对正在进行中的事件，我们能够采取战略性行动，说明了我们的重要性：能迫使有权有势者在事态仍然发展的时候直面事实。我们最终曝光几封电报，内容披露英国之前曾游说一个名为巴黎俱乐部、由主要的西方债权国组成的卡特尔组织，要它们拒绝向冰岛提供进一步援助。
2010年，我们在冰岛还有最后一些深入工作要做，但那重要的2009年—就在我们希望在冰岛建立世界第一个开放性避风港的那一年—却以一件奇怪的事情画上了终止符，从那件事可以看出维基解密已经深深融入冰岛的自我意识之中。当时在雷克雅未克的美国使馆召开一次派对。这类派对总是会邀请政治精英，我以比吉塔的朋友的名义不请自去。（我是自己去的，她根本没去。）当晚我心情非常好：在此之前我成功拿到了一系列文件，记录了国民银行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在俄罗斯的一些可疑活动。文件中描述，交易期间有三人死亡，普京政府的高官似乎卷入了由此产生的多个公司的注册流程。我觉得似乎正在一步步走向成功，将金钱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重大话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刚到使馆就见到了考普辛银行的前CEO，就是他曾威胁说如果披露放款账簿就把我关一年。和他的交谈不怎么顺利，然后我又和临时代办说话，围绕在其身边的三名打手看着好像是中央选角公司[1]直接派来的。看着这三个人，真是奇怪他们在萨尔瓦多犯了什么错才被发配到冰岛来，一天到晚除了监视中国使馆无所事事。我将国民银行俄罗斯分部的一些文件交给在使馆见到的人看—为什么不给看呢？既然说开放就要开放嘛—亲眼看到对方的眼睛越张越大，一个个外交官伸出双手，似乎要将文件一把抓走。这些人墨守成规得让人吃惊，拿着钱搞外交，还对世事了解得那么少。几个月后，我公布了一份和我聊过天的那位临时代办发出的电报，使馆乱成一团，都认为我是在当时的派对上搞到手的。
建立避风港的经验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将维基解密精神融入公共政策的知识。别人说的都不对，我们不是出于野心才那样做，而是因为这是 “向强权说真话”的自然延伸。最终发现，如果能够在该项目上取得共识，将其保护在自由国家的机制下，那是再好不过。因特网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一个国家，但它是一个想象中的国家，不拿护照也可以自由进出。然而网络有它未开化的一面。你可以在网上自由发帖，但你并不受到网络的保护：最坏的情况下，网络是世界上最大的监视工具。网络鼓励新闻自由，也同样鼓励憎恨新闻自由的人。这就是新技术的讽刺意味所在，也是我们要绕开的，以便为我们的正义理念提供一个立法支持网，让它站得踏实。我们学到了很多，也遇到了很多人，包括刚才提到的克里斯廷·赫拉芬松，她是冰岛一名新闻工作者和活动家，现在是维基解密的重要成员。
走在雷克雅未克的街道上，看着人们向你微笑挥手，听着人们诉说对维基解密的支持，这些都让人精神抖擞；可是我有些累了，感觉已经走过太多的路，披露了太多的情报，经历了太多的变化，虽然推动了事业进步，但身心已然疲惫。立法程序不断拖着，我也开始感觉筋疲力尽。和很多其他的立法项目一样，这次只是议会进展的运气不好而已，但我觉得这似乎是我逃亡生活的暗中报应。很明显，自打我小时候妈妈为了躲避尾随者带着我们横跨澳洲那些日子起，我就一直在躲避着某种邪恶的追逐者。冰岛的黑夜和白天几乎分不出来，这让我意识到，自13岁起人生就一直是这样活过来的。依然是整晚整晚抱着计算机，白天向着新生活逃亡。话虽如此，别看现在电池几乎没电，但不久后就会神奇地完全充满。
有人将一个视频发给了我们。画面模糊不清，几个人在伊拉克一条街道上走着，其中两位是新闻工作者。一分钟后所有人都会死掉，被美军武装直升机轰成碎片。我反反复复观看视频，心里清楚，我们即将因为一些新的东西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1] 中央选角公司：美国一家为影视作品选派角色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