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冰岛一段时间，其中还在奥斯陆一个会议上发言。短暂旅行之后，于2010年3月回到冰岛，租了间房子。房东还以为我们是来看火山的：我们的确是装成来看火山的，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带那么多计算机和视频设备过来。然而真正的原因还是那份巴格达视频。我们已做出决定，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曝光，因此必须要分析、理解内容，为公之于众做好准备。我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这份视频，因为它极其重要，不仅能让人理解战争的涵义，还能让人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看清伊拉克战争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如何影响到了日常生活。
我们租下的主房变成了又脏又乱的书房。到处摆满了咖啡杯、计算机线和巧克力，它们都是身心疲惫者的生活残骸。《纽约客》的人物传记记者来访，生动记录下场面的混乱和不眠的景象。连着好几周我基本没有离开过计算机。头发是我坐在计算机面前时剪的，争分夺秒编辑视频，降低静态噪音和噼噼啪啪的杂音，以最清晰的方式呈现最终版本。人在房里跑进跑出，各种感叹、点子、眼泪汇聚一团。之前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工作再疯狂、再忙碌、再混乱，都比不上这次 《间接谋杀》视频的准备工作。我工作狂和不爱洗澡的名声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传开的；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有太多工作要做，并且我们都清楚，本次曝光最重要的是会改变公众对这场糟糕战争的观念，争取早日结束骇人听闻的入侵行动。
迄今为止，该视频在YouTube上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1100万次，电视上也播过数百万次了。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知名的视频之一。然而当我第一次观看时，根本看不清发生了什么：图像粗糙，虽然结局让人万分震惊，但前后衔接缺乏戏剧性和冲击力。我一步步认真调研，逐渐找出视频中的人是谁，什么时候拍的视频，从什么角度拍摄，所有要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描述出了光天化日下进行的大屠杀。为了更好地理解事件顺序，我们将视频分成了三个部分。工作进展十分缓慢，但是特别让人清醒，让人着迷。所有步骤完成之后，视频非常清晰地显示出包括两名工作中的路透社记者在内的12名男子，被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发射的35毫米加农炮轰为齑粉。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清初次屠杀的受害者的身份，后来才看到在第一波轰击下幸存下来、随后被挨个炸死的那两名男子是路透社的人。同事英吉·拉格纳·英加森仔细观察后发现，开来接一名伤员、被又一轮炮火炸飞的面包车里还有两名儿童。视频后来还拍下了美军地面部队将受伤儿童移走的过程。
我们一整个团队都扑在了该视频上。克里斯廷·赫拉芬松领头研究工作，负责找出视频中孩子们的下落。比吉塔全程陪同，提供咨询，为视频内容提供反馈意见。英吉担任编辑，从原始视频上剪掉了很多炮火的镜头和无足轻重的内容，格维兹门迪尔·格维兹门松负责音效。罗普·洪赫莱普是执行制片人，负责预算花销，支撑项目发展。斯马利·麦卡锡整理网络材料。丹尼尔·多姆沙伊特—伯格（也许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则开始阻碍团队的努力，将自己在工作组中边缘化。我想，当团队成员本质上都是志愿者时，因野心和动机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走上歪路。多姆沙伊特—伯格一叶障目，变得非常讨厌。我们已卷入一个巨大的恐怖事件之中，而他的恶意搞得人精疲力竭。
我们努力工作的其中一项原因，就是看到当时媒体对事件的报道非常不准确。这是一起出于政治目的操纵历史的典型案例。有些报道甚至称面包车遭受武装分子袭击，然而视频清晰显示美军下达指令，屠杀平民。还有报道称发生枪战，路透社记者不幸被炮火夹击。统统都是谎言。我们附上了乔治·奥威尔的一句话— “政治语言的目的就是让谎言听起来真实，让谋杀听起来体面高尚，给虚无缥缈的谎言披上真相的外衣”—来证明政治语言被用来为无法无天的谋杀辩护。除了谋杀，没有别的合适的词了，尽管我们清楚会引起争议，但视频的标题 《间接谋杀》只是忠于事实的陈述罢了。
我心里明白很多西方媒体对美国政府的官方口径是什么态度，但标题激起的争议仍然让我吃了一惊并沮丧不已。媒体的自我感觉良好到了一定程度，看到视频后，第一轮辩论竟然是标题的起法，而不是内容。很多媒体以为将真相与官方谎言放在一起才算 “平衡”，对着镜头郑重播报新闻才叫有严肃性、有道德观。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开过一个玩笑：如果有一方说地球是平的，新闻标题会被媒体写成 《地球形状众说纷纭》。我们 “编辑过”的版本为了铺垫，完整播出了头11分钟。我们将它放到了collateralmurder.net网站上，旁边就是40分钟的版本。亲爱的CNN，你有病么？也许我们当初应该起名为 “间接掩盖”，这不就完事了嘛。
我看过的次数肯定有好几百遍了，可是每次看到孩子遭受炮火袭击的画面，都会毛骨悚然。不受限制的权力是邪恶的化身，我感到自己有重大道德义务来曝光杀人的混蛋。某种程度上讲，那些混蛋既是美军，也是媒体圈中与美军沆瀣一气、掩盖事情真相的某些人。直升机中的小伙子们也许也是受害者，被失控的残暴军队文化扭曲了心灵，大叫 “杀人”时，听得出嗓音中的变态渴望。其中一名遇难者的确扛着一架火箭推进榴弹，然而直升机上的士兵急于营造一个危险的场面，错把路透社摄影师的摄像机当作了第二架火箭推进榴弹。如此匆忙下定论，真是可恨，尤其是炮手还疯狂地以一种恳求的声音对受害者说话，完全忘记在这种场合下应该谨慎为上。其中一位士兵对着地上的一名男子说道： “来啊兄弟，捡起武器不就好了嘛。拿出点东西看看啊。”就这样，一个无甚威胁的局面几分钟内就演变成大屠杀。视频让人彻底看到，深陷战争的人在战争的扭曲下对 “与人接触”有一种残酷无情的需求。视频的画面和声音就像是计算机游戏，因为开炮士兵的道德观就是这样塑造的。轰炸敌人就好像是轰炸电子假想敌一样。
我们决定于2010年4月5日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泄密视频。这样克里斯廷和英吉就多出十天时间去巴格达寻找遇难者的家属。深夜里，有时我走出屋子，呼吸一下冰冷的空气，感受冰岛空气中新鲜的硫磺味道，不禁问自己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及时完成所有工作。想起年少时的我，整夜在全球企业的计算机系统中四处游荡，而今天的我已经打过那么多仗，走过那么多路，奋斗过那么多年。包围在刺骨的寒气之中，被华盛顿会议期限死死相逼，这么多年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一切还是老样子。最后一刻，克里斯廷成功走通冰岛外交部关系，两人立刻飞往巴格达。通过当地路透社分部，他们认识了一名能人，被带进了迈赫迪军治下的阿敏区，惨剧发生的地方。就在我飞往华盛顿的前一天，伊拉克传来了消息：英吉和克里斯廷找到了孩子，也找到了一位男子；直升机在炮击街上那一群人后，紧接着向一个公寓区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这名男子的妻子不幸遇难。
到了最后一刻我们才终于赶到美国，来到华盛顿媒体俱乐部。当时是上午九十点钟，房间内挤满了人。我们播放了录像，立即引起了反响。有一些观众看哭了。可以看出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曝光，屋内的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记者，连他们都被战争暴行的隐藏画面所震撼。话虽如此，等轮到提问题时，他们又如以往一般令人失望。很多在华盛顿报导国际事务的记者基本上都很蠢。他们通常对新闻对象和所报导的文化一无所知；老一辈的记者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觉得自己什么没见过。这些人相当胆大妄为，他们应该为在世人面前呈现出的极度自满和无知感到羞愧。不过也就这样了。大家都对美国的全国性媒体怕得要命，没人敢公开反抗这些玩忽职守的混账。他们根本不听别人的，要是让他们自我质疑，还会觉得受到了侮辱。我在这里干脆丑话直说：视频震撼了那些人，可是几乎没人知道如何跟着自己的心走，加入到正直的人应发出的咆哮之中。当天的晚间新闻完全没有道德感可言。CNN的节目中，沃尔夫·布利策与一个女主播交谈，她说完战争很危险后就没了。CNN放了视频的第一部分，到开火时就将画面模糊处理，说是为了对士兵家人表示尊重。不错嘛。谁管伊拉克受害者的家人呢。而福克斯新闻呢，当然是说得像美军受委屈、别人欠美军一个道歉一样。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和美国媒体频繁来往，尤其是和《纽约时报》打交道，但不管是当时还是今天都很难不让人觉得，很多美国媒体认为自己扮演着为它们眼中的美国国家利益点灯照路的角色。它们诅咒别人的痛苦，似乎别人在危险年代中无权期待世人同情。它们一如既往，操纵自己扮演的角色，装出一副道貌岸然、忠心耿耿的样子。我不讨厌美国，我讨厌的是今天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团体对美国高尚原则和良善宪法的侮辱，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将其曝光，并瞄准其他同样犯下如此罪行的国家。
《间接谋杀》 视频在华盛顿播放后一天之内，就遭到了八方围攻。攻击不仅仅从五角大楼发出，从圣安东尼奥的流浪汉到白宫前追梦人，应有尽有。左派右派评论家因为我们向全世界曝光了录像而想将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看到以本国国旗的名义虐杀生命的这段军方录像，按理说任何有点自尊心的国家都会为此感到羞耻。可是呢？没有低头，没有认错，连解释都没有，只有恼羞成怒，将任何披露此类事件的人统统扣上国家敌人的帽子。面对新闻真相，反应是如此的低级，如此的野蛮，假装跑到世界各地去保护美国建国理念的精神，而自己的行为却使其蒙羞。当然了，他们还指责我们在视频上做手脚，恶意编辑，将枪手从带子上抹去以夸大视频效果，等等等等。胡说八道竟然说得那么确信不疑，让人真是发蒙。实际上，这是别人送给我们的军方录像。角度是军方选取的，制作时的基本考虑出自军方，暴行是军方犯下的，矢口否认，夜里睡得着觉么？
从事这行，有一些性格特点会让你死得很惨：肯定不能薄脸皮，也绝对不能自哀自怜，有时我非常痛苦才能勉强克服这些性格。我的自制力很强，可是当世界都不听我说话时总觉得很恼火，另外更是需要在控制犯错方面多下功夫。我们是一个年轻的组织，从事这份工作，让我们很快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对个人来讲，我必须边工作边吸取经验教训，为工作而自豪。如果我们是人民的调查局，那就应该时时刻刻牢记人民的利益，而左派和右派的反应通常都是充满敌意。曝光巴格达视频的做法是正确的，不仅符合我们的成立宗旨，也是我们坚守道德立场的顶峰。伊拉克和阿富汗数百万民众生活在空袭之下，我们有义务让世人看到空袭出差错产生的后果。总有人说 “这是打仗，战场不是操场，必然会伤及无辜”等等的话，可是不能强制或胁迫世人不假思索地认同这些辩解。民众应该自己直接观察证据。掩盖的事实发生了，不管是四星上将还是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掩盖的，都是懦弱的行径。战争意味着操纵，但战争波及的民众生灵涂炭，并且当打仗的人生出恶意时，就不会带来长久和平。我们揭露了美国在这方面犯下的错误，也会揭露任何国家在这方面犯下的错误。之所以要揭露，不是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更舒适—自此我臭名昭著—而是追求一种公开性、负责性的理想，如果这个理想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就无法运转。美国军方拒绝公开调查此案，真是对道德责任观的极大侮辱。然而视频就像阿布格莱布照片一样，是伊拉克冲突真相拼图中必不可少的一块。块块拼图拼起真相，便能尽早结束战争。
早前我们已于2008年公布了密件《伊拉克交战规则》，现在再次整理文件挂到我们为放视频创建的collateralmurder.net网站上，鼓励民众观看录像外也阅读相关资料。阿帕奇直升机 “疯马”上的士兵一心想要杀死12名男子、炸伤2名儿童的行为，按上述规则是不允许的。视频上，士兵迫切申请 “交战许可”，上级也迫切授予，但是后来军方混淆了时间顺序，为开火编造了借口。军方声称，关键在于路透社摄影师努尔·奥尔丁蜷在角落，抬起摄影机拍照，士兵就把摄影机当成了火箭推进榴弹。可是仔细观察视频就会发现，申请和下达交战许可的时间是在那之前、一群人走在街上时完成的，申请人的声音听起来激动而不安。整个事件太不正常，然而美国没有一位播音员或报刊记者愿意简简单单问一句： “为什么？”在那种战区形势下，为什么士兵年纪轻轻却变得那么爱开枪？伊拉克冲突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战争文化让飞行员无视交战规则，抛开正直和审慎这寻常的人道规则，疯狂杀戮无辜民众？为此播出的一个又一个电视节目中，充斥着眼神空洞的非道德论者，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向观众呈现军方观点后提出质疑。没有一个人愿意尽记者的本分。
后来在阿富汗日志事件中，我们才发现美国的编辑与官方说法走得多么近。他们道貌岸然，拼命占领道德高地，假装是为了责任原则、规范原则和平衡原则而报导，但实际上每走一步都牺牲着新闻独立性。这点后面会谈。同时，美国编辑和通讯员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什么都没做，就是为了不在年度白宫记者晚宴上失宠。他们和政界精英杯盏交接，而伊拉克的母亲和妻子仍在哭泣。当天美国媒体对美军的真实暴行普遍无视，这真为美国特有，就好像不容置疑美国内在的真善美一样。视频则对此提出质疑，用美军自己的摄像机实时呈现惨剧。记者和政府发言人有说有笑地走进旋转门，将彼此推入了一个清洁干净的空间，但任何人只要不带偏见地看过 《间接谋杀》，都清楚它说明了什么。
不理解我们工作（也不想理解我们工作）的那些人主要批评我们危及他人生命。但我们工作的最大影响就是拯救生命。我们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为结束战争做出贡献，为新闻工作者提供工具监督权力滥用，我们的目标是扑灭杀戮、冲突和侵略的冲动，并降低以上行为背后谎言的可信度。我们曝光银行的丑陋行为，明显提高了银行的公共责任感。针对各国军方，如彼此相差甚大的肯尼亚军队和五角大楼，我们也都是这样做的。这些机构都依靠秘密行动来实施暴力：我们则从中作梗，一如既往努力曝光谎言，终结阴谋，保卫人权，拯救生命。
举个伊朗的例子。一段时间以来，华盛顿的新保守派和以色列盟友一直叫嚣着要打伊朗。这不是什么秘密，西摩·赫什等人对此有完整的报导研究。因为很多军事冲突的导火索都是边界纠纷，因此我们特别关注该方面的信息流，观察到英美军队在波斯湾铤而走险。伊军抓捕了一些英国海军人员，伊朗海军又在本国水域接近美国船只。我们很早就发现了情况，我联系了《纽约时报》的埃里克·施密特，让他注意到该事件在我们之前曝光的一份交战规则文件中有所描述。施密特为 《纽约时报》撰文写道： “有关跨越国界的章节指出，美军进入或飞越伊朗或叙利亚国境之前，必须要得到美国国防部长的允许。文件表明，可能还需要小布什总统的许可。但文件还指出，过去有些情况下并不要求许可，如美军激烈追捕萨达姆政府前成员或恐怖分子时就是例外。”本文刊出后成为 《纽约时报》的重磅文章。
伊朗政府的响应是： “驻伊拉克美军无权到伊朗境内追捕任何嫌疑人。美军为跟踪嫌疑人而进入伊朗国土的任何行为都违反国际法，可受法律制裁。”伊朗政府还强调，伊朗会 “针对相关行动做出适当反应，保卫安全和国家主权”。如果你看一下本次交锋之后披露的 《交战规则》版本，就会看到美军对措辞有所改动，降低了发生此类纠纷的可能性。这个例子充分证明一份小小的文件能够带来政策的转变，也许会通过连锁反应对事态进展产生重大影响。不是说我们阻止了与伊朗开战，拯救了无数生命，而是说我们向着这个方向出发，实现了一个小小的目标而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同伊朗开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该地区的秘密活动被打断，侵犯国界的危险行为也得到阻止；我们在这点上发挥了作用。我们不想邀功，只想要结果。同时有必要指出，世界上没有一家新闻机构、没有一家想要置我们于死地的电视台会关注我们每天从事的这些工作，永远不会。
伊拉克视频让很多人，尤其是美国权势集团对我们的印象定型。我们明显看到，也许整代人也都清楚地看到，这些人抨击的不仅是维基解密，还有科技发展。这我们就没辙了：我们不是公关公司（公关方面也做得很差），但我们的工作种类繁多，始终如一，不牵扯党派利益，也不寻求当局支持，并且这条路会一直走下去。我们曝光视频后，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臭名昭著，尽管我们不喜欢活在丑闻中。让我们很奇怪的是，在当今世界，如果你努力推动正义事业和新闻自由，可能会被视为敌人。话虽这么说，我们离开华盛顿时，感到工作已经完成了。其他也没有多想，既没有洋洋得意，也没有垂头丧气，因为在视频的冲击和由此招致的猛烈抨击之下，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备受鼓舞。来到加州伯克利，让人心旷神怡，学生将鲜花插入军人枪管的景象已经化为历史，但在湾区总能感受到一种变革与进步的氛围。当地和平抗议的温暖氛围让我不禁回想起童年岁月，当地的听众我也很赞赏：并不是对我们如痴如迷，而是通过独立思考来支持我们。比吉塔和调查性新闻中心的加文·麦法迪恩同我一起就新闻自由的发展状况做了发言。不久后我们前往奥斯陆和平论坛，在论坛上，我受视频发布的鼓舞，头脑清爽，精神振奋。我宣布：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正的文明，要传达的信息就是透明。”鉴于我们当时（及后来）遭受猛烈抨击，我认为一定要强调维基解密的目标存在于意识形态之外。 “我们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明确指出。我是认真的。尽管这样说会让任何一方放声哀嚎，但我们并不受传统框架的束缚，从来也没想过要讨好哪一方。历史告诉我们，两方都掩盖过事实，都曾残忍暴虐，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暴行不比法国、英国和美国少。然而有些文化很难想象自己会被密切审视。早晚有一天，世人会明白为什么那些文化觉得自己能够逃脱法律的追查。
我再也不会回到美国。情报清楚地显示，五角大楼正在对我进行定位，因此被迫取消了在美国的几次露面。美国之所以盯上我，可能因为它们出于偏执和狭隘，对我们的工作有所误解，但不久后， 2010年5月26日在伊拉克服役的一等兵布拉德利·曼宁因涉嫌提供机密情报被捕。多年前在澳大利亚发明的否认性结构，使得我们根本无法弄清曼宁是否就是情报提供人。从我们的服务器上读不出这些信息，连我都读不出。但我清楚一件事情：如果真是他提供了情报，那他就是民主和正义的英雄，为拯救生命做出了贡献。自由的世界，应善待英雄—那天晚上，我怀着这种期望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