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讲述的事件发生前不久，我特意走访非洲，实地考察发展前景。那时维基解密刚刚起步，我觉得有必要周游列国，拓展思维空间。我知道世界社会论坛会于2007年1月在内罗毕召开，墨尔本的一位朋友马特·史密斯愿意赞助一部分旅费，和我一起参加会议。论坛创立的初衷是在世界经济论坛之外提供另一种声音。因会址位于肯尼亚，我深知论坛会吸引众多非政府组织，参与者人脉很广，是首次全面介绍维基解密的理想之地。我当时希望能够招募更多的志愿者，拉更多关系。之前我们已经公开了一些早期数据，但关塔那摩和费卢杰文件等重头戏尚未公布。当时我觉得，选择在非洲开张会为今后发展奠定基调，一开始就明确体现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不是西方的组织，关注着世界各地的局势发展。
我与非洲立刻结缘。连空气都是那么的不同，维基解密起步过程太过艰苦，我需要换换环境，感受大千世界的广阔。伊萨克·迪内森在 《走出非洲》 中对我的心情有完美的描述： “晌午时分，大地上空充满活力，如熊熊赤炎。空气闪耀、流动，如流水般放射光芒，映射着世间万物……在高空中，你会感觉呼吸更加轻松，内心更加笃定、明媚。在非洲的高原上，你每天清晨醒后都会想：生活就该是此时此刻的样子。”
办完50澳元的签证，马特和我开车从机场出发，一路观赏在远处闲庭漫步的长颈鹿。听说人类发源于肯尼亚的东非大裂谷，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到肯尼亚就像回家一样：身体回到了期待的状态，日光、湿度、温度都回到了正常的水平。也许正因为这样，人在描述舒适时总会说 “就像在家里一样”吧。伊萨克·迪内森说过这句话，每个人到了肯尼亚后都会说这句话。当地人热情友善。像我这样四海为家的人，能深深感受到肯尼亚慷慨大度的情怀，总体上我很满意来对了地方。当然了，犯罪率和艾滋病传染率也非常高，但如果说在前往基苏木和英联邦运动会体育场的路上我真的感到紧张的话，那也是因为我深信本次来访定会为维基解密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世界社会论坛的与会者大多是左翼人士， “放眼全球，着手本地”的原则一直是他们的基本信念，但我看待事物的角度略有不同。过去人的一生都只在自己的村庄和山峦里度过，山外面的世界只是一个传说，所以拯救 “世界”是可以实现的，凡是个性独立的人都会自然而然选择拯救他居住的 “世界”。但在现代社会中，只要受过一点点教育，看过一点点新闻的人都知道世界是多么的辽阔。这个事实很是让人气馁。很难想象你个人的行动会在真正意义上改变世界。为了与世界有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人要么必须限制自己的想象力，人为将世界缩小，要么就全身心投入到所感知的世界中去，不要因信息量过大等问题退缩。我愈发觉得，第二个选择才是唯一能实现真正变革的道路，某种意义上，来到非洲就是为了实地测试这个观点，看一看维基解密是否能够成为一个 “放眼全球、着手全球”的组织。
内罗毕在某些方面还是挺混乱的。我们住在三个帐篷里，为了防蚊子，其中一个建在另一个里面（根本没用）。很快就帮大会组织论坛内容的记录、翻译、归档工作。有一段时间我还住进了主席在体育场的套房，据称是会议筹备中心，协调事宜很方便。屋内摆着一张大桌子，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廉价家具随处可见，被日光晒褪色的墙上挂着前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的画像，俯视着屋内忙忙碌碌的景象。女警卫手握木质警棍沿走廊排开。有一天，走廊里传来一阵骚动声，突然一群肯尼亚共产党员沿走廊冲了进来，将警卫和所有其他人按在墙上，闯进了这间临时办公室。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大群手拿笔记本和摄像机的记者。一位体形庞大的黑人妇女扑到桌子上站了起来，先用斯瓦西里语后用英语呐喊，要求降低世界社会论坛的入场费，允许更多来自卡比拉贫民窟的居民参会。站在桌子上大声喊完这场 “新闻发布会”后，她就立刻消失，身后的一大群人也随之离开。我心想： “太好了！这种国家我喜欢，可以一起办事。”
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暴政24年后，终于在2002年肯尼亚选举中被选下了台。他的继任者是彩虹同盟的姆瓦伊·基巴基，竞选纲领的主要议题是反腐败，但我们见到肯尼亚那段时间，局势并不看好。尽管新政权背后有宪政改革运动的支持和推动，但我们发现新政府并不比莫伊政权强到哪里去，还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不公与压迫。其实基巴基自己就不是选民期待的清道夫：他是旧政权余孽，压制言论自由的手段令人惊恐。会议举办的六个月前，肯尼亚报纸 《旗帜报》的办公室被警察突袭，编辑团队被关了半天时间。《旗帜报》不但用安全摄像头录下了警察的暴力行为，还写了份很全面的报导，让我们非常激动。突袭事件虽然过去了，恐吓的氛围仍然存在，很明显肯尼亚的媒体处在威胁之下，见此情形，我们便思考能有什么方法伸出援手。
基巴基政权雇了一家名为克罗尔的专门分析会计和安全系统、调查业务和资产情况的私家侦探公司，调查前总统莫伊盗用公款的去向。看情况，基巴基自己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并很明显希望以此信息勒索莫伊，强迫他乖乖接受现实。（莫伊当时仍然拥有不小的影响力。）报导披露，莫伊父子几人和同伙通过一系列公司和银行将多达10亿英镑的财产转移至国外。报导内容极具轰动性，点名批评苏黎世和伦敦的一些银行，并详细介绍了莫伊在美国和肯尼亚的资产和商业利益。克罗尔的人工作起来真是不遗余力。下文提到莫伊的一名同伙就被指控为日内瓦最大的洗钱者之一：
卡特里设计了一套精密的系统。他不会直接将赃款汇到海外银行，而是利用莫伊家族、比沃特、库雷等人合有的肯尼亚全国银行等肯尼亚的本地银行，将大笔钱财通过该行的海外外汇账户即往账汇出，然后数月/年之后，再继续转移，分到瑞士联合私立银行等几个银行中……2001年，瑞士就卡特里在肯尼亚的活动展开调查，自那以后他就转入地下。根据情报，他目前住在蒙特卡洛。五年前曾帮助杰弗里·泰斯莱在瑞士联合私立银行开户，因此就通过他与哈利伯顿在尼日利亚的丑闻扯上了关系。泰斯莱是来自伦敦北部的一名不择手段的律师，当时正收取与哈利伯顿行贿有关联的佣金，最新证据显示，他的佣金一直收到了今天仍未停止。
连巴克莱和汇丰等国际大机构都被点名，虽然报导没提这些银行本身从事了任何违法勾当，但从报导中可以看出，国际金融体系没有一个角落能逃脱赃款脏钱的污染。仔细分析报告还能清楚看到，赃款如何在其他国家绕来绕去，每走一步就披上新的外皮，最后通常（但不总是）进入国际避税港。维基解密的创立目标，就是为了揭露此类腐败现象。披露避税港的罪行在未来也变成了我们的一项爱好。
我拿到了这份文件，后来离开非洲后，它成为我们新一出重头戏。我们将文件泄露给 《卫报》的赞·赖斯， 2007年8月31日，《卫报》 头版刊文，题为《洗劫肯尼亚》。报导内容翔实，但英国其他报纸对此没有什么报导。消息在肯尼亚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肯尼亚媒体在《卫报》的基础上进行报导，但行文更加小心谨慎。基巴基政权高调否认，但我们很满足，因为真相不但大白于天下，也将造成重大的长期影响。很明显，曾经受到莫伊支持（也许是因为基巴基利用委托撰写的报告内容敲诈莫伊）的基巴基陷入了被动的局面，正义得以伸张。一位前英国驻肯尼亚的高级专员对此看得很准，他说，报导内容 “不仅将莫伊家族，也将肯尼亚大部分统治阶层炸出了水面”。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本次泄密充分证明，当受压迫的媒体机构迫切关注、但自己又不能报导的某个重大事件被证实，被首先披露在国际媒体上时，这些受压迫的媒体就会得到解放。其他渠道都封死后，维基解密就是最后的披露者，同时也是一个外力不可阻挡的平台：我们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也为未来制定了工作模式。
我们在肯尼亚还有其他工作要做，终于在2008年11月公布了一份文件，披露肯尼亚警方在对抗犯罪组织群众帮的过程中，完全无视证据处理、诉讼程序、司法方面的基本原则，私下杀害数百人。这些信息全部发表在一篇名为 《鲜血的哭泣》 的报告中。报告以让人痛心万分的语言描绘了一些失踪者（ “26岁的技师”、 “卡农加的农工”、 “伊斯特利的出租车司机”、 “巴巴多戈的小贩”）的惨剧，并附录一些遇难者和弃尸地点的照片。警方有时候以夺命相要挟，向被逮捕人的家庭勒索大笔钱财。
报导有一次引起轰动，两名曾帮助过我们的人权活动家奥斯卡·昆加拉和保罗·乌鲁后来遭到警方跟踪，在内罗毕市中心的大街上被枪杀。我们将此消息摆在维基解密首页，并特意说明，当前的证据显示，无法无天的警察队伍有杀害至少349人的嫌疑。评论还指出，肯尼亚当前的局势可与当年皮诺切特在智利的暴行相提并论。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刚果或邻国苏丹，而是发生在一个经济繁荣发展、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肯尼亚。
我们锲而不舍，坚持披露非洲报纸不敢发表的消息，最终，来自澳大利亚的联合国法外杀戮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走访肯尼亚，花了一周时间记录局势发展，搜集证据。事件已全然暴露于天下，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忘记。我们在呵护维基解密成长的同时，从未放弃过在肯尼亚的斗争。肯尼亚的工作是一件巨大的测试个案。我们倾尽所有，终于为世界带来了转变。我们希望将目光放远，再接再厉，但话说回来，当我们因肯尼亚的报导荣获大赦国际报导奖时，看到努力没有白费，心里也是很欣慰的。
然而，能让人喘气的机会永远少得可怜。自维基解密成立那一天起，我们不但遭受着右派的炮火，连左派都向我们发动攻击。按理说，我们的事业应该有天生志同道合的盟友，但因为处理的材料太过敏感，因为新闻工作者在猜忌的文化中面对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横加指责。这其实都没有太大问题，而且受到反对也是正常的，但那些本以为是朋友的人也与你产生矛盾，真让人恼火。肯尼亚工作期间，我们读了一本意义重大的书，是米夏埃拉·荣写的《该我们吃了》。书中详细刻画了肯尼亚的腐败现象，结果被禁，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没人愿意发行，没有书店愿意进货。因此，为了揭露禁书的罪恶，保证肯尼亚人能够绕过政府读到书，我们与审查当局斗智斗勇，在网站上发表了该书的PDF排版文件。然而，我们斗不过、也万万没料到的，是作者的版权意识。米夏埃拉·荣勃然大怒。她觉得我们不仅剥夺了她的版税，在某种意义上还夺走了本该归她的荣誉。
当时我特意指出，这样一本精彩的书也许一开始是她的孩子，但现在已经摆在世界面前，吸引了肯尼亚人民的注意力和想象力，早已超出了她个人的范畴。最终，我理解了她的观点，即我们公开内容的行为会影响书在西方的销售，因此我将她介绍给了一位为我们的肯尼亚工作帮了大忙的朋友马提导师，也许他可以购买版权，在肯尼亚国内发行纸版和电子版。但作者仍然感觉受到了侮辱，直到今天气还没消。我们是想在肯尼亚向当局制造威慑，促进改革，结果这些聪明人反而指责我们侵犯版权法、不尊重民主。整件事让我十分迷惑，不过这也算是早期又一起教训吧，让我们对政治事业的复杂性深有体会。各人追求的重点不同，这是肯定的，要是想当然认为批评当局的人不会内讧，就错了。左派人士其实一直都是这么狭隘，我错误地以为我们的事业能够超越个人恩怨。每个人的痛点都是不一样的，很难预测：一件事情上，一个人慷慨大方，另一个人也许就会小肚鸡肠，并且很明显，当时我们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就是特立独行，四处得罪人。我们当年的确可以更加细致一些，但当时我认为局势紧迫，顾不上社交礼仪和职业礼仪，错误地认为荣女士看到自己的书被人欣赏会很开心。也许我是被狂热冲昏了头脑，可是当事关重大、情况紧急时，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被迫学会如何处理抵触情绪。史蒂文·阿夫特古德是另一位我们曾仰慕的 “透明度”活动家，担任美国科学家联盟政府机密项目主席一职；我曾希望将他拉进顾问委员会，但后来他也调转枪头，对准了我们。涉及政府腐败问题时，我们本以为能够在暗中默默为人民提供支持。然而我们经常发现，那些本应给我们引导、支持、鼓励或仅仅是宽容的人反而出现在原告席上。阿夫特古德抨击我们的选材决策，认为有些目标不值得或不配耗费大量精力去关注（比如山达基教，再比如美军制导炸弹操作手册），还有些工作纯粹是 “不负责任”。
阿夫特古德所理解的 “负责任”并不是我的目标。我们不是政党，也不是政府；我们的活动领域既不受限于具体国家，也不受限于商业界，我们不会为了照顾某类数据而忽视另一类信息。与大多数媒体机构不同，我们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愿意照亮任何昏暗的角落。阿夫特古德提到了责任，但他用错词了：他真正想说的、自己却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应该不加思考地认为，因为某些强势的利益相关方不喜欢，有些秘密就应该永远是秘密。他对现代政府的自私本性看得很透，怎么会以为我们会不加思考就接受这件事情呢。他也不应该这样做。事实是，我们的组织采取了一个新的强硬立场。当时他指责我们侵犯他人隐私，而在我的字典中这并不是什么大错，尤其是当被我们侵犯隐私的人可能犯下滔天大罪还试图掩盖时就更是如此。阿夫特古德和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但他不愿意跟人打硬仗。他太懦弱了。此外，他可能也像其他很多人一样，看到他喜欢的 “轻拿轻放”方式在我们毫不留情的工作手段面前黯然失色，可能心里感到很不爽吧。
在新冒出的批评人士眼中，我们原始野蛮。但在我眼中，我们还不够原始野蛮。当人看到自己做的事情前人已经做过、现在仍然在做时，会觉得很放心，并情不自禁地要追求这种踏实的感觉。这种冲动一定要克制住。这样做是不可能创新的。我们肯定会犯错误，但如果我们克服了躲避危险的冲动，即使是错误也是无心之过。在我看来，很多自由派人士不仅爱躲避，还几乎可以算是与敌人共谋。他们希望变革能够在和睦友好的状态下发生。根本不可能。他们渴望正义，但不想让任何人痛苦难堪。根本不可能。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相信 “公开政府”运动的敌人。但我不愿意。这不是办事手法上的差别，而是观念上的沟壑。一边披露人家的秘密，一边又不想让人家吃不下饭，这怎么能行。
我在非洲旅行时，也去了开罗。在肯尼亚认识的一位美国人请我们住到她那儿去。她住在前埃及小姐原来住过的房子里，房子很宏伟，墙上挂着几张埃及小姐的画像，住在这里很有意思，仿佛脱离了现实。而现实中，房子隔壁就是美国使馆，房子前门旁边永远停着一车士兵守卫使馆。我觉得要是继续保持低调，还是搬到其他地方去会好一些。因此我和一位在肯尼亚结识的韩国女子搬到了尼罗河畔的一间公寓。公寓楼又高又大，我们几乎靠顶，有时候开罗的烟雾不那么重时，还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大金字塔群。
埃及社会表面之下的紧张程度显而易见。街上总有好多警察，民众虽然忍耐着，但对峙情绪很浓，尤其是在市中心和政府建筑周围。不过最近我们目睹的剧烈变革距那时已经有四年了，和很多人一样，我之前真的没有预料到埃及革命的到来。我想，开罗对我的影响更多是感情上的。身在这个熙熙攘攘、变化迅猛的发展中国家大都会里，我更坚定了一直以来的信念：为了拥有真正的影响力，维基解密必须做一个胸怀全球的机构。
很快我就爱上了开罗。车水马龙的街道，喧嚣的咖啡馆，夜晚的水烟，这些都让人流连忘返。附近一所公寓楼顶有一家人开辟了一块微型都市农场。每天清晨那家的女儿都会给羊群喂食喂水，儿子则打开笼子放飞鸽子，让其在市内觅食。鸽子训练有素，会追着一面巨大的格子旗飞翔，我很喜欢看他像汽车大奖赛的发令员一样面向天空挥舞旗帜，从清真寺到城堡响起唤礼声，笼罩城市的薄薄烟雾在日光的照射下宛如一片巨大的炉火。
截至2007年圣诞，我们已经打了几场胜仗，用法语说就是 “丑闻的成就”（succès de scandale）。费卢杰和关塔那摩文件的泄露信息量庞大，吸引的目光却不成比例，可以说微乎其微，此外我们还继续泄露有关肯尼亚的资料。我去柏林参加了第24届混沌通信大会，有机会见到了一些之前一直在网上聊天和接触的人。其中有一位对我们的工作特别激动的粉丝，名为丹尼尔·多姆沙伊特—伯格，是计算机系统公司员工，很快就为我们的一些工作帮了不少忙。当时别人叫他丹尼尔·施密特，他从一开始有些怪怪的。他不会编程，但对于一个成长中的组织来说，他是一名尽职尽责的成员。谁也没有料到后来他的野心会多么膨胀，行事会多么鲁莽。但当时组织迫切需要帮手，只要是志愿者我们一概接收。
2007年底柏林那次会议的主办方是混沌电脑俱乐部，该俱乐部既因为好事迹名扬天下，也因为做坏事臭名昭著。它是一个黑客组织，成立于1981年，旨在推动技术进步、开放、信息自由、技术向公众免费开放等事业的发展。它很快就走出柏林，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跨国组织，严密关注信息技术在当代社会的应用和滥用情况。它们曾抗议法国核试验，反对在护照中使用生物体征数据，但组织内以卡尔·科赫为首的其他成员因网络间谍活动于1980年代末被抓捕，罪名包括盗取美国企业和政府计算机上的资料并转手交给克格勃。
我们可不是同一路人。我们很欣赏该组织的天才智能，也支持其在关注信息使用方面做出的广泛努力，但维基解密这个组织绝不会偏爱某些意识形态和某些国家。我们欢迎各色人等加盟；无论在哪项工作中，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敌人都是与真相为敌的人。涉及到安全部门和政府的工作时，我们不会盲目顺从，不相信他们的工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后来在是否应该修改泄露文件的问题上，这条原则树敌无数）。我们只是认为，应该由历史来评判哪些内容符合 “公共利益”。我们挑选材料时会非常谨慎，但我们不应该像大多数媒体机构一样，代表政府和商业利益，扮演审查者的角色。我们会披露那些我们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掩盖的信息，接下来的步骤就交给其他人了。几乎每一项工作最后都会摸到老虎屁股，触动它的私利。
提到老虎的咆哮，举一个瑞士宝盛银行的例子。由于我们在2008年1月披露了关于宝盛的重要信息，该行（就在银行业危机时期）被指渎职。宝盛是瑞士最大的银行，在开曼群岛有信托基金。我们收到的证据表明，宝盛利用信托机构来隐藏资产，并追求税负最小化，很有可能逃税，我们披露银行的行径及其恶劣程度，应该完全符合公共利益。刚刚披露不久，我们就收到了一封律师函，信中都不提他的客户是谁，不过当事人很有可能是宝盛。该律师行名为拉德利与桑格，是一家好莱坞的事务所，担任席琳·迪翁和阿诺德·施瓦辛格这类人的代理，擅长阻止信息公开。他们来势凶猛，上来就以气势压人。对方抛出了一系列威胁，还大谈特谈开曼群岛和瑞士的银行法与保密法，完全是一派胡言；可是我们自己的律师建议，这些人有权有势，靠山很硬，财大气粗，我们惹不起，而且对方会不择手段，另外整件事扯不清道不明，很不可靠。我的意见是，应该公布，斗争到底：我已经立下多项原则，坚决反对审查行为，决不退缩。我们曾信誓旦旦地宣布，如果线人给的是重要的数据，就一定会公布，而且我们不被任何人审查：这是我们的技术要求的，也是我们的良心要求的。不能说： “我们不被任何人审查，但出个财主把我们吓怕了就不行了。”从战术角度来看，我深知这一开场之战会打得极其艰苦（甚至可能身败名裂），但我们既然立下了原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和以往的工作一样，本次重大行动每走一步我们都学到了经验教训。我们被一整张庇护网络毫不留情地打压，一面是宝盛，另一面是美国律师，前者护着金银财宝，后者赚得盆满钵满，面对着如此脆弱而又胆大包天的我们，下狠心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方立刻在旧金山将我们告上法庭，结果法官废除了域名WikiLeaks.org，要求交出注册人和注册地址。域名商迪那多特乖乖地关闭了网站。这下对方就陷入了圈套：当年我们之所以选择在旧金山注册，就是因为这里是密码朋克的文化中心，加州人对个性化精神和言论自由有着出于本能的支持。对方本可以在瑞士或伦敦告我们，但在旧金山这么一闹，立刻引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新闻自由委员会和众多组织的怒吼。再次回到法庭时，我们背后有22家组织和一个营的律师并肩战斗，《纽约时报》也正面报导我们的事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公布了我们的域号（因为域名被禁）帮助观众访问网站（ “登录域号，保卫言论自由”）。其实我们早已准备好了其他访问网站的途径，比如通过隐藏的链接、镜像点等等，就是为了某一天能派上用场。各位读者一定记得，当初创立网站时，就知道总有一天会与某些群体打交道。
我们将宝盛打了个落花流水。这场战役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不仅仅是我们的胜利，也是 “第一修正案” [1]各阶层支持者的胜利。本案前，宝盛正准备进入美国，案件结果出来后，计划被搁置了。这场胜利意义重大，因为本案充分证明，维基解密不惧怕任何人，任凭它财大气粗，任凭它雇来专门打压对手的律师，我们也不会被立刻打垮。当时正值次贷危机，英国抵押贷款银行北岩银行已经宣告破产。一家私人银行此时还对一个非营利举报团队穷追猛打，时机选得太差了。
此案真正的不幸，在于丹尼尔·马修斯因此与维基解密分道扬镳。丹的名字出现在很多报导之中，而宝盛告人告红了眼。一天下午，丹正坐在斯坦福的办公室里批改学生作业，突然有人抱着一大叠纸张走了进来，砰的一声摔在了桌上。后来丹和我说，他第一个反应是没见过这么多需要批改的作业，结果发现是法庭传票。他被吓到了，后来决定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现在他是另一所美国大学的客座副教授，与我们并无瓜葛，但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会永远重视他给予的支持，永远珍惜我们的友谊。
宝盛材料的提供人鲁道夫·埃尔默希望抛头露面，被罚7500欧元。他又说想召开新闻发布会，让世人目睹他交给我两张写满宝盛银行材料的CD。发布会成功举办，看样子他又会惹上更多麻烦，但谁又知道CD上是什么内容？一个人将两张空白CD交给另一个人，除非能证明里面有内容，否则没有办法起诉。 “否认”不仅仅是一个词，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套程序。我们之前也面临过严重的威胁，其中就包括山达基教的，但对于这些欺负人的恶霸，我们总是努力披露对方更多的信息作为回报。
律师的做法通常和小偷没什么两样，越出色的律师就越是如此。但如果想用法律行动来肢解维基解密，可不会有什么效果。我们的组织结构宛若九头蛇：砍下一个头，又会在其他地方长出一个。这只能说明民众对真相的渴求永远无法镇压，也说明我喜欢四处挑事。有一些官司在我看来特别险恶，打着让人不舒服，赢了也让人不舒服（当然，输了更没有人会舒服），不过大多数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强行制止维基解密的人就好比现代版的克努特大帝。他曾命令海浪后退，但海浪可不听，一下子把他的脚淹没在水中。
话虽如此，偶尔也会看到法律行动将很多正义之士吓破了胆。2008年下半年，我们发现，《卫报》和 《观察家报》 一共有八篇关于伊拉克裔英国籍亿万富翁纳达米·奥奇的文章被从网站上拿下。奥奇旗下的法国巴黎银行是萨达姆·侯赛因当政时期 “石油换食品”项目唯一授权资金转账的金融机构，接收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2004年五角大楼总监察长关于移动通讯执照的报告中，奥奇也是主要对象。2003年，他曾被从英国引渡至法国，被判在科威特政府资产出售过程中收取数百万美元的回扣。《新政治家》的记者马丁·布赖特在2008年指出，《卫报》/《观察家报》迫于奥奇施加的法律压力而退缩了： “（他们）被迫撤下六篇有关伊拉克商人纳达米·奥奇的文章。奥奇2003年曾在法国被判欺诈罪。他近期被指与伊利诺伊州筹款人托尼·雷兹科有来往，雷兹科目前正在美国接受审判，曾是巴拉克·奥巴马早期支持者。奥奇对报导他与雷兹科关系的报刊猛烈反扑。在英国，《泰晤士报》一直锲而不舍地报导这起事件。”博客刚发表时，布赖特还能挨个写出在奥奇的法律攻击下被《卫报》/《观察家报》从在线文库中拿下的那六篇文章的标题。不久，堪比卡夫卡小说情节的怪异事情发生了，布赖特的 《新政治家》 博客也遭到了奥奇法律团队的毒手，他被迫删掉那些被拿下文章的标题，重新修改了自己的博文。诸如此类的事件表明，记者面临着多么错综复杂的威胁。当维基解密全面报导此事后，《新政治家》也想链接至我们的文章，结果又收到了卡特鲁克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函。
到2008年年底，我们快要被世界各地传来的泄密文件淹没了。每一天都有新材料提交过来，其中很多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地研究和评论，然后才能公布。如果我们是一家报社或广播公司的话，就会有全世界最忙碌的调查团队，不断飞速发表一条又一条独家新闻。可是维基解密并不将自己视为材料的所有者，也不视为商业引擎，但必须承认，商业动机往往是衡量信息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尺。我们不想赚钱，可是又想与媒体机构打交道，因为它们能够将我们的材料散发给大量新闻工作者和发布网络，而且它们清楚如何在限期交稿、独家新闻等商业框架下完成工作。那段时间内，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学习做以上事情，一方面又要保证网站不迷失初衷。
各种各样的新闻都开始冒了出来：2008年下半年我们公布了英国民族党的党员名单。该党是一个新法西斯组织，主张英国只为白人拥有，而党员竟然包括了警官、服役军人和公务员；他们在道德和职业上有义务服务于全体英国人民，平等对待，不分种族。12月，我们又公布了南非竞争委员会编纂的私家报告，指出南非大银行中存在卡特尔行为。最重要的部分被编辑过了，可能是商业性敏感数据，但我们选择了全文发布。以下就是一个典型的 “商业性敏感”句子： “可以明显看出，南非联合银行没有通过降价的方式将单位成本节约的成果转移至顾客身上，而是选择了将大多数节约的成本作为利润入账。”两个月后，我们公布了6700份私下写给美国众议院议员的报告，详细阐明议员们的关注重点和信息来源。这些报告原本也没有分级，但只供议员参考。当符合他们自身政治目的时，就会选择性发布，而当信息让他们难堪、对政府有害但对公众重要时，就不发布。通过公布这些报告，我们希望给美国选民一个机会，用报告中的内容来衡量议员的行为。我们发布报告是出于服务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政治考虑。我们公布了萨拉·佩林的私人电邮，为的是指出她通过私人邮箱从事政治活动，很可能是因为如果使用私人邮箱，就不用遵守政府邮箱必须保存信件的法规。那段时间，我们在世界各地参加有关新闻业和言论自由的会议，传播理念，招募新兵。
我变成了全职蹭睡族。我没车没房，不常见家人。兜里没钱，脚下只有一双鞋。这种生活也说得过去，当时都不是问题。我有几本书，一个剃须刀，还有几台笔记本电脑。理发是朋友操刀，经常在我工作时进行。此外，每当出现设备和成本问题时，谢天谢地总有人愿意把钱花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维基解密自诞生之日起就存不下钱，也许必须这样：它是为了原则而非金钱而活，并且坦率地讲，这项工作很让人着魔，自打我们看清民众多么渴望大量的披露机密起，我们就将全身心投入其中。
当时我觉得，自2009年起，我们的工作可能会进入高潮迭起的数年。工作越来越顺手，全世界已经坐了起来，聆听我们发出的声音。我们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不断招惹更大、更可怕的大型机构，那时，我开始意识到应该将工作搬到一个避风港里去做。世界这么大，肯定会有一个地方希望成为言论自由之岛，在大千世界中打造一片没有审查的小天地。有一段时间，最终看似应在非洲找一块地方建立基地，但非洲形势太复杂，而且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天气太热，服务器维护有困难。瑞典、冰岛、爱尔兰或者什么新的容纳真相的世外桃源呢？我不能永远只背着个帆布包活下去—也许我真的可以、真的应该这样活下去，因为组织构架必须建立在一无所有之上才能运转。同理，在这个巨变时期的开端，我已经开始慢慢变成自己的幽灵，勉强控制着自己的虚构形象，而全世界则忙着打造一个关于我的不真实幻象。
[1]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