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军因马谡违反军纪，而于街亭大败的翌年——公元229年4月，过去以吴王自称的孙权，也开始称帝了。也就是说，中国同时出现了三个皇帝。
这在蜀引起了激烈议论。概括言之，这是理想论者与现实论者之间的论争。
蜀为何对魏兴动干戈？
这是因为魏企图篡夺汉天下的缘故。曹丕废了汉献帝，成为魏皇帝。虽然他称此举为“禅让”，实际上，献帝是被迫让位的。
在蜀国，人们以为献帝已遭曹丕毒手。他们相信所得到的误报，因而与汉室有血缘关系的刘备，以后继者身份即位。虽然后来得知献帝仍以山阳公身份，尚在人间，但这时候已无法废除已经即位的皇帝。
误报遂因而没被更正。
这正是蜀在立足点上的困扰之处。献帝之事在蜀终成禁忌。有禁忌的国家，立场上会站不稳。有禁忌的意识，人民的精神会颓丧。
虽然为了方便起见，使用“蜀”或“蜀汉”的称谓，但这个政权始终以“汉”正统自居。他们标榜的是：这不是刘备创立的新王朝，而是继承于四百年前高祖刘邦所创立的汉王朝。
全中国之主的汉帝王，理应扫荡割据各地的恶棍，收复天下。
然而北方有魏以皇帝自称，并且割据该地。在天无二日、地无二帝的观念下，诸葛孔明兴兵北伐攻魏。虽然结果事与愿违，大军败于街亭，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北伐的计划。
魏是汉贼，所以必须讨伐。魏被视为汉贼，是其以皇帝自称的缘故。
现在，吴也僭称皇帝，因此，吴也应被视为汉贼，这是简单不过的道理。
但蜀汉与吴有同盟关系。
汉贼必须讨伐，岂可与之结盟！
——汉贼必须讨伐！
这是理想论派的主张。
对此，现实论派却以如下理由反驳：
——同时与魏、吴两国为敌，蜀汉甭说讨伐别人，连维持自己的国家都有困难。主张讨伐吴国的各位，难道目的在于使我蜀汉灭亡吗？
理想论派则说：
——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蜀汉被灭。我们强调的是，不可与僭称皇帝的吴继续结盟，因为这是违反大义之事。我们必须废除同盟关系，以显示我们的立国原则。
现实论派又说：
——虽然不立即攻讨吴，但宣布废除同盟关系时，吴可能会老羞成怒而攻打过来。
听到现实论派如此分析，理想论派自然不敢否定吴以先发制人姿态攻打过来的可能性。
蜀汉正倾全力与魏交战。与吴交战时，水战将占据大的比重，因此，备战方式也大不相同。这不是将对魏作战的战备移到对吴作战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诚如孔明《出师表》中所说的“益州疲弊”，蜀在三国中国力最为薄弱。与魏交战是孤注一掷的举动，况且，这个作战是与吴同盟，并使之牵制魏为前提条件。
纵使吴不先发动攻击，但断绝同盟关系，对蜀而言，已是极大损失。如果没有吴的牵制，超级大国魏便能随心所欲地宰制弱小之蜀国。在这样的情况下犹拘泥于理想，不是会自取灭亡吗？
——标榜正义，断绝盟交！
倾向以此对待吴的理想论派，实际上是多数派。而对之猛烈反对的是现实主义者——丞相诸葛孔明。
因负起街亭败战责任而辞去丞相一职的孔明，这一年因平定甘肃的武都及阴平，并且成功地拉拢当地勇猛的藏族，再度恢复丞相职。
诸葛孔明万分不愿意地派遣使节，至以皇帝自称的孙权处表达祝贺之意。孙权对使者卫尉陈震道：
“两帝并立。灭魏后，我们两国共同来瓜分魏之领土吧！豫、青、徐、幽四州归于吴，兖、冀、并、凉四州归于蜀，司州（畿内）则以函谷关为界，由两者瓜分，这样如何？”
对拥有天下一半以上的超级大国魏，说要瓜分其领土，这样的想法不是太一厢情愿了吗？
吴改元号为黄龙。使用这个元号，为的是要纪念黄龙于夏口和武昌为人目击之瑞兆。吴国以建业——即今日的南京——为首都。
中国分裂的情形以后也持续很久，而以南方为据点的王朝，大都以建业为国都。吴之后是东晋、宋、齐、梁、陈等共六个王朝。到陈为隋所灭而天下一统的三百五十多年期间，就南方而言，是所谓的“六朝时代”。
这一年，蜀之老将赵云去世。
孙权称帝的第二年，蜀汉整年忙于对魏战争的准备。如前所述，在这之前，蜀曾出兵越过汉中到武都、阴平等地，这一年则完全是休兵状态。另一方面，魏以曹真为主将，进兵到汉中。
蜀算是得到天公庇护，这一年秋天，由于连绵阴雨，河水泛滥，魏遂命令曹真退兵。
翌年公元231年，诸葛孔明攻打祁山。
魏的主帅司马仲达，其下则有张郃、郭淮等人。
司马仲达持的是慎重态度。诸葛孔明会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式，他一点也猜不透，所以，绝对不宜轻举妄动。孔明下令把上邦一带的麦子全割了下来。这个地方属于魏的版图，因此，此举形同抢了敌人的粮食。
“你们快动肝火吧！”
孔明这个举措，是为了要激怒对方。但知道孔明意图的司马仲达却按兵不动。这一点，引起了部将张郃的不满。
“这么惧怕蜀军，简直太窝囊了！我们这样会被天下人耻笑啊！”
张郃极力主张出击。其余将军也赞成这个主张。
“既然各位如此主张，那你们就去把蜀军歼灭吧！”
司马仲达遂准许出击之事。
孔明命令魏延、高翔、吴班等将军应战。结果，魏军大败。使魏军耐不住性子，毛毛躁躁地攻打过来——这是孔明的作战计划。
“仲达是个思虑非常缜密的人，他会受挑拨而如我们所预期地攻打过来吗？”
幕僚们起先持的是半信半疑的态度。对此，孔明回答：
“仲达知道我们埋有伏兵，准备将进攻的魏军歼灭。”
“既然知道，他更不会攻打过来吧！”
“不，魏军会攻打过来的。”
“为什么呢？”
“张郃以及其余仲达麾下部将，将来有可能成为威胁仲达地位的竞争者，因此，仲达期盼他们被打败。”
孔明微笑道。
“怎么可能呢？……打败仗时，仲达得负起责任啊！”
“这正是仲达之所以是仲达的高明之处。”孔明道，“为了逃避责任，他当然会作好妥善安排；依我推测，他会彻底反对出击之事，然后摆出不得不同意诸将之主战论的态度。……这么一来，战败的责任不是就该由主张出击的诸将负起了吗？坚决反对出击的仲达，不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原来如此。”
幕僚虽然颔首，却也露出半信半疑的表情。
结果，事情的进行，全如孔明所料。
这次交锋，蜀汉获得三千甲首。
甲首是指穿戴盔甲的战士首级，不包括役夫头颅在内。也就是说，这是纯战斗人员的伤亡。
六月，蜀军因粮食已尽，决定撤退。撤退的另一个理由是：雨季即将开始。
“蜀军正在撤退，这是最好的攻击时机！”仲达命令张郃。
军队撤退时，一般都会预置伏兵，以掩护主力部队顺利撤退。因此，兵法禁止追击这样的军队。
但，张郃却不能不听这个命令。不久前，他因坚决主张出击而被敌军打得惨败，所以，这次再也不敢违拗仲达的意思了。
魏国名将张郃，果然于追击战中遭遇伏兵，右膝为流箭所伤，因此丧命。
司马仲达在魏国的有力角逐者，遂如此消失。
获得三千甲首——蜀军虽奏此大捷，却不得不撤退，之所以如此，最大的原因在于军粮的补给不继。
补给为何不继呢？
第一个原因是人灾。
于汉中担任补给任务的李严怠工，影响极大。这时已改名为李平的李严，向以在白帝城与诸葛孔明同受先帝委托为傲。但相较于孔明的位居丞相处于权力中心，自己空有骠骑将军之高位，却被迫远离中央；辗转江州（重庆）、汉中等地的他，始终未能如愿出仕成都宫廷。他为这样不平的际遇深表不满。
“我在这里努力担任补给任务，战功却全归给了诸葛孔明，我这岂不是当凯子吗？”
持此想法的李平，遂在补给业务上故意怠慢。
孔明连视同己出的马谡都以违反军纪加以处斩，怎么会就此放过李平呢？他于是找出李平怠工之具体证据，给予严峻弹劾。结果，李平官职被削，并被流放至一个叫梓潼的地方。
孔明对被处斩的马谡遗族非常关照，同样，他也给予被流放之李平的儿子李丰要职，使他有恢复父亲名誉的机会。
政治要人彼此不睦，好像是蜀汉的传统现象。其近例有：关羽攻打樊城时，江陵之糜芳等人曾经故意在补给事宜上怠慢，上庸之孟达则根本不派援军。
这一点，大概与蜀汉刘备阵营人脉之复杂有关吧？刘备阵营除了关羽、张飞等直系人员以外，尚有陶谦、吕布、刘表、刘璋以及关西军团等从各地派阀前来投入的人，想要妥善统辖他们，即使以诸葛孔明这等第一流人才，也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情。
北伐失败后，魏延与刘琰、杨仪等人的不和表面化。孔明不得已，遂将车骑将军刘琰送还成都。在需才急切的“危急存亡之秋”尚且如此，人灾问题的严重性，不言可知。
其次是补给技术欠佳。具体言之，就是运输方式和工具都很陈旧，难以达成大量补给之目的。
另外，虽与吴之同盟关系尚在，但两者间的联系作业完全脱节。在蜀陷于苦战、亟待盟友牵制魏时，吴却并不乐意采取行动。实际上，两者持的都是利用对方的心态，因此，这样的同盟形同虚设乃是理所当然之事。双方都不是因义结盟，在这种情形之下，谁愿意牺牲自己呢？
“我们花两年时间慢慢准备吧！”
孔明对蜀国要人们说。
要打倒超级大国魏，临渴掘井式的准备是不行的，所幸蜀有天然要塞。有鉴于曹操曾经吃过一次亏，因此，魏对攻打蜀至汉中以南的地区有所犹豫。由于居于难攻之地，蜀因此可以在准备上好整以暇。
孔明每天把自己关在丞相府里，坐在案前冥思。偶尔想到什么，就提笔在桌上的纸张涂鸦。不过，他涂鸦的并非文字，而尽是一些直线或弧线。
“运输工具……胜败完全取决于此。”
孔明自言自语道。
迄今为止的战争，用以运输粮食或军需用品的工具，都是由数头牛只或马匹拖拉的车子——车体两侧各有一个车轮。
“这从春秋战国一直沿用至今……”
万一行走很陡的坡路或山道时，这类车子便很容易颠覆，大量物资因而损失。如果能使这样的双轮车子更稳固，这类损失不晓得能够减免多少。
而且，一旦车体稳固，载量自会增加许多。孔明正在设计运量较大、且易于上货和卸货的较大型车子。
设计完成后，孔明叫人制造样车，并在山道实地试车。试车结果，发现有不理想的地方就即刻修改。
孔明发明的车子，一般人称之为木牛或流马。
木牛或流马的实际模样到底如何，现在已无从稽考。但由名称推测，这个东西好像和牛只或马匹的形态有关。
诸葛孔明除了是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更是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发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