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于1933年1月30日入主他所崇拜的帝国缔造者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住过的帝国总理府的43岁男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希特勒的公开形象后面还隐藏着难以捉摸的个人形象。即使对于他最亲近的亲信来说，希特勒在某些方面也像个谜团。“看不透的斯芬克斯式的人格。”希特勒的首席新闻发言人奥托·迪特里希在回忆录中写道。多年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党主席的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也承认，他“从来没找到打开这个人灵魂深处的钥匙”，“他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对我来说始终像一本被封印的天书”。1933年后不久成为“元首”最赏识的建筑家的阿尔伯特·施佩尔在1945年6月到7月陶努斯山克兰斯贝格城堡的第一次审讯录供时就说过：“对我而言希特勒本人始终是个充满矛盾和鲜明对立的谜。”“我们似乎永远无法理解他身上的某些东西”，前法国大使安德烈·弗兰索瓦·庞塞特1943年在柏林评论。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曾经忠心耿耿地为希特勒工作过，就像他也曾为前任总统艾伯特和兴登堡忠心耿耿工作过一样，他在1953年写的回忆录中认为：“对这个奇人的本性的判断……将会永远存在争议。即使是他多年的老相识或者眼见他成长变化的人也很难对他下一个确切的评语，因为他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孤僻者，只有少数人——也只是偶尔地——能窥见他的内心。”
迄今为止的希特勒传记作者们都顺水推舟地将希特勒个性的深不可测推说成“他在政治之外的生活是一片空白”。但这是一个武断的结论，正如我在希特勒与女人们的关系一章中所阐述的，它没有提到希特勒把政治与私人生活严格分离。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将发现所谓的空白是希特勒有意制造的部分假象，目的是尽可能掩饰他的私生活状况并且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舍弃所有私人情感、孤独寂寞地致力于他的历史使命的领袖形象。他“已经很久没有私人生活了”，他在帝国总理的位置上时一直在抱怨。如果想不被他的自我标榜蒙蔽，我们必须透过将希特勒的公开形象以及分内的角色与那个具有独特气质和行为方式的真人分隔开的幕布朝后窥探。
解开希特勒之谜的难处在于他人格中蕴含的令人惊异的矛盾和对立。康拉德·海登在1936年流亡期间出版的希特勒传记中称之为“双重个性”，“作为一个人的希特勒”能够像产生化学现象的媒质一样，变出用强大的意志力塑造出的第二个希特勒。“在休憩状态下他几乎蛰伏于正常的希特勒的体内，而在非常时刻他出现了，用富有英雄气概的傀儡面具遮住本尊。”正是“人格的分裂”，让人们难以判断希特勒的人格。
不少希特勒从前的同道者赞同这个论断。奥托·迪特里希谈过“他人格中怪诞的双重性”。他身上的矛盾性“多得过分”，“已经成为他整个人最主要的特征”。一方面希特勒有着“不同凡响的心智能力和才华”，另一方面，尤其在偏激的反犹主义方面，他又显示出可怕的“精神上的不开化和偏执”。在他的心中“既有真诚的情感，又有冰冷的残酷；既有对生命的热爱，也有暴虐的严酷”。阿尔伯特·施佩尔回忆往事时也发现希特勒“奇特的多面性”。1965年5月，第三帝国覆灭20年之后，他在施潘道监狱的牢房里写道：“我可以说，他残酷、不公、不可接近、冷漠、冲动、自怨自艾、鄙俗，事实上他也确实如此；同时他又是上述一切词汇的反面。他可以是亲切的父亲、宽厚的上级，和蔼可亲、有自制力、骄傲，对一切美好伟大的事物抱有热情。”
在汉夫施丹格尔的回忆里，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也差不多：“他可以很有魅力，但下一刻说的话让你如临深渊。他既可以产生伟大的思想，又蒙昧到平庸。他能说服成千上万的人相信他的钢铁意志和坚毅性格是胜利的保证，可直到他成为帝国总理之后他还是个不靠谱到令同事们绝望的波西米亚人。”类似的声音越来越多，当人们事后试图用希特勒的本人形象来合理地解释为何他能在短时间内如此具有魅力时，他们发现自己的说服力根本不够用。
如果人们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希特勒，他们会发现他与印象中的希特勒截然不同。工业家君特·夸尔特（Günther Quandt）在1931年12月与希特勒会面时认为他“仅是平庸之辈”，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认为希特勒是个“很普通的人物”，看上去像个当过兵的商务代表。美国女记者多萝西·汤普森则像我们知道的认为希特勒是个“典型的小人物”。美国环球新闻社的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在1934年9月的纽伦堡党代会上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感到失望：“他的脸并无特殊之处——我还以为他看上去会更坚强一些呢——我始终无法理解，他在歇斯底里的群众身上无可置疑地唤醒了怎样一种隐藏的力量，让他受到如此疯狂的追捧。”
希特勒的外表没有多少吸引力。“脸部缺乏特色”，卢茨·施韦伯林伯爵回忆在1933年1月30日的就职典礼上首次遇到的希特勒时说，“他的五官谈不上和谐，但也并无印证奇特灵魂的不和谐之处，额前的几缕头发和唇上两指宽的髭须给人一种滑稽演员的感觉。”上唇的小胡子是吸引眼球的鲜明特征。汉夫施丹格尔早就敦促希特勒刮掉小胡子，因为它“简直是漫画家的绝好素材”，但是慕尼黑的宣传家一口回绝了：“你尽管放心好了，我的胡子有朝一日将成为时尚。”可对1925年至1926年间结识的慕尼黑女子阿德尔海德·克莱因（Adelheid Klein），希特勒又另有说辞：“你想象一下我的脸没胡子是什么样！……我的鼻子太大了，只能通过胡子来掩饰。”希特勒过大的肉鼻子确实让脸部显得不太合比例，1932年克劳斯·曼觉得那是希特勒脸上最讨厌最有性格特征的部位。阿尔伯特·施佩尔则相反，到了第三帝国最后的几个月，希特勒对他产生的魅力逐渐消退时，他才猛然发现：“希特勒的脸是多么丑陋、可憎和不合比例啊！”1946年11月底他在施潘道监狱里扪心自问：“怎么我那么多年视而不见呢？简直是个谜！”
所有与希特勒接触过的同时代的人都说他五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眼睛。1919年夏季，当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在慕尼黑大学第一次看到年轻的希特勒时，他首先注意到了“那双闪烁着疯狂而冰冷的光芒的浅蓝色大眼睛”。1929年7月被维妮弗蕾德·瓦格纳聘为助理和家庭女教师的莉泽洛特·施密特（Lieselotte Schmidt）像她的拜罗伊特女主人一样着迷地崇拜着希特勒，她没觉察出目光中的冰冷，反而看出善良和热忱：“只需看一眼那双美丽绝伦的紫罗兰色眸子，就能感受到他整个人的情感和心灵。”奥托·瓦格纳，1929年秋季开始为希特勒服务，1946年被英国人监禁期间还在审讯记录中承认他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回忆说：“从一开始那双眼睛就牢牢吸引住了我。清澈的大眼睛平静而充满自信地注视着我。但那种眼神似乎不是来自于眼球，而是来自于某种更加内在的东西，我感觉就像来自于永恒。人们无法解读其中的含义，可它在诉说，它想诉说。”1933年起当上希特勒女秘书的克里斯塔·施罗德的描述更加理智一些：“我觉得希特勒的眼睛富有表现力，多数时间透出饶有兴趣的研究式的目光，在说话时他的眼神变得越来越生动。”“奇特的美丽的眼睛”，作家格尔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描述1933年11月在音乐厅举办的帝国文化协会开幕式上他初次见到希特勒的印象。
人们对希特勒目光的个人感受——冰冷的还是善意的，深不可测的还是饶有趣味、友好的——既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也取决于他们对对方的看法。“崇拜者赞美目光中的力量，”希特勒的反对者康拉德·海登说，“而在冷静的观察者看来，那种迫视的目光显得贪婪而刺人，毫无优雅可言，引发的反感多于吸引力。”但即使是用批评眼光看待希特勒的来访者——比如1933年汉夫施丹格尔在皇宫旅馆向希特勒引见的美国大使威廉·爱德华·多德（William Edward Dodd）的女儿——也同样赞美他的眼睛“引人注目，令人难忘”：“它们看上去是浅蓝色的，眼神专注，令人移不开眼，似乎能产生催眠的魔力。”
除了眼睛之外希特勒的手最引人注目，它们“伴随着动作极富表现力，堪与眼睛媲美”，年迈的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在1923年9月希特勒在拜罗伊特第一次造访他时充满仰慕地说：“一双神经质的手关节柔软，几乎像女人的手。”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注意到。当哲学家卡尔·雅斯佩斯（Karl Jaspers）1933年5月表达出忧虑“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能否治理国家”时，他在弗莱堡的同事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回答说：“受没受过教育无所谓……你看看那双美丽的手！”很多同时代人抱着和这位哲学家相似的倾慕，例如帝国广播负责人欧根·哈达莫夫斯基（Eugen Hadamovsky）1936年12月给《新文艺》杂志的通讯稿中将希特勒“无比柔软的手”赞美成“艺术家和伟大设计师的工具”。装甲部队的将军路德维克·克吕维尔（Ludwig Crüwell）1942年10月在英军监狱中还表示过：“他的手非常显眼——太美的一双手……他的手完全像个艺术家的手。我总是看他的手。”
希特勒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非凡的口才。也许乍一看普通寻常——但走上演讲台后他就变成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煽动家。他的反对者和崇拜者在这一点上的意见分外一致。托马斯·曼在1939年3月发表的《希特勒兄弟》里说：“极其低劣但是对群众有影响力的口才”是希特勒“青云直上”的决定性条件。康拉德·海登提到“无与伦比的群众情绪晴雨表”，奥托·施特拉塞尔则认为是“异常敏感的灵魂地震仪”。希特勒懂得像“灵敏的膜片”一样充当群众最隐秘的愿望和冲动的传声器。“他能感觉到群众的渴望并把它打造成火辣辣的口号。他唤醒在潜意识中打盹的本能，并给予他们某种满足。”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评论说。美国记者胡伯特·R.尼克博克1931年底在褐色大厦初次见到希特勒时认为他是一个谦和礼貌的政治家，当晚希特勒在王冠马戏场登台后，他惊异地发现：“他在会议开始之前像个传教士一样侃侃而言，他是德国政治家里的比利·星期日（Billy Sunday，译者注：比利·星期日是一位美国棒球运动员，20世纪早期成为美国最著名和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信徒们追随着他，他们和他一起大笑，和他一起感受；他们和他一起讥讽法国人，和他一起对魏玛共和国发出不屑的嘘声。8000人如同一架乐器，希特勒用它演奏出民族激情的交响乐。”这个美国人从演讲者和听众的互动以及个人与集体的心理状态和神经细胞交流中认识到了希特勒的成功秘诀。
希特勒的演说自然不仅能迷住他的信徒。“难得一见的事儿”，1924年11月，鲁道夫·赫斯在兰茨贝格监狱里写道，“一个人在群众大会上既能迷住最左倾的车工，又能迷住右翼的政府议员们。”他的话并不夸张。希特勒的同时代人留下了很多相关的记录：他们本身反对希特勒及其政党，可是在群众大会上他们必须花费很大力气才抵御得住此人雄辩滔滔的征服攻略，有人干脆缴械投降了。作家之子戈洛·曼（Golo Mann）在回忆青年时代的回忆录中写到，1928年秋季他去参加希特勒的群众大会，那时他还是个19岁的大学生，“我努力抗拒着他的能量和说服力，我带去的朋友是个纯血统的犹太人，他却没能做到，‘他说得有道理’。他附在我耳边悄悄说。‘他说得有道理。’——后来我经常听到人们说出这句话，从身边听众的嘴里，从意想不到的人嘴里听到这句话。”
凭借富有暗示意味的演说技巧，希特勒能对群众施加近乎催眠的影响力。他不同寻常的铿锵多变的嗓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见识过后期群众大会上的希特勒的人——当他们看到麦克风前狂吼乱叫的煽动者和独裁者时，很难想象出他早年在政治讲台上用并不刻意提高的自然的嗓音发出抑扬顿挫的洪亮的音节。” 汉夫施丹格尔评论。1925年3月，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第一次在魏玛听到国社党主席的演讲，当年18岁的他也被希特勒的嗓音吸引住了：“他的声音完全不同于我以前听过的演讲家……他的声音低沉嘶哑，具有大提琴般的共鸣质感。他的口音——我们认为那是奥地利口音，其实是下巴伐利亚的口音——在德国中部人听来有点陌生，所以听众正好需要聚精会神地听。”
希特勒不仅是个天才演说家，还是个具有非凡才华的演员。“有一次他在不经意之间自诩为欧洲最伟大的演员。”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回忆说。当然这也是一种过分的自我美化，他坐在独裁者位子上的时间越长，自我美化的趋势就越明显。但是他的确把戴着各种面具登场和轮番扮演各种角色的能力演绎成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他是个亲吻女士纤纤玉手的可爱的聊天对象，一个给孩子们分发巧克力的和蔼的大叔，一个握住工人农民长满老茧的手的正派的政治家。”在贝希施坦因和布鲁克曼的沙龙里或者在席拉赫的魏玛宅邸中喝下午茶时，他穿西服打领带，遵照社会礼仪扮演着好公民的角色；在国社党党代会上，他穿着褐色衬衫，看上去像个蔑视资产阶级上流阶层的十足的斗士。
他在演讲时也游刃有余地转换着各种角色以满足各种场合的需要。“他在国会面前像个睿智的政治家；在实业家的圈子里像个思想中庸的人；在妇女们面前像个喜欢孩子的善良父亲；面对大众他像一座爆发的火山；在党内同志们的面前，他像个最忠诚最勇敢的人，他号召大家做出牺牲并且决意自我牺牲。”法国大使安德烈·弗兰索瓦·庞塞特（André François-Poncet）有幸在1935年纽伦堡的党代会上看到希特勒登台时不同的表现，他惊异地发现希特勒对观众的感情具有“令人惊叹的直觉”，“他能为每个听众找出一番说辞并以此赢得他需要的掌声，他使出浑身解数，轮番用辛辣、激情、熟稔和傲慢的腔调说话。”1938年11月接替弗兰索瓦·庞塞特就任法国大使的罗伯特·库隆德尔（Robert Coulondre）在贝格霍夫向希特勒递交国书时，他也愕然地发现：“我还以为将在城堡中看见一位执掌雷霆的朱庇特，没想到却在乡村别墅里遇到一个平凡温柔也许还稍带几分腼腆的男人。我在收音机边听到过这位元首充满威胁和挑战意味的嘶哑喊声，而我现在认识的希特勒却有着温暖、平静、友好和充满理解力的声音。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希特勒？也许二者都是真实的？”
的确，希特勒审时度势掌控角色的技艺有多么灵活，他作为帝国总理对从20年代早期开始成为他的“世界观”固定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的坚持就有多么僵化。他的意识形态首先包括疯狂的、种族主义动机的反犹主义，他从中得出必须把犹太人“清除”出德国的结论，其次还有他以修改《凡尔赛和约》为出发点的侵略扩张主义，后者的中心点是要求占据“东部的生存空间”。
当希特勒想赢得某人的好感时，他能施展出迷人的魅力。20年代末期，阿尔伯特·克雷普斯（Albert Krebs）看到希特勒怎么在褐色大厦的台阶上向恩斯特·冯·雷文特洛伯爵（Ernst Graf von Reventlow）——德国民族主义自由党的著名党员，1927年转而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快步走去，用双手紧握住他的右手并且用 “我亲爱的伯爵！”问候他，说话时还带着谄媚的颤音。“每个旁观者都知道，希特勒对这位伯爵的看法完全和喜欢好感之类的词不沾边。”即使对于他讨厌的人，希特勒也能装出一副有好感的样子。1931年10月，他成功地笼络住威廉二世的第二位妻子——“皇后”赫尔米内，随后她激动地表示“希特勒先生是个多么招人喜欢的人物”，“他端正坦诚的脸庞，他好看的眼睛和毫不虚伪的表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奥格斯特·威廉（又被称为“奥维”Auwi）王子1933年前加入国社党，他因帮助希特勒运动打开贵族社交圈子而立下了功劳，元首和他说话时称他为“王子殿下”，让旁观的塞夫顿·德尔默大跌眼镜。后来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王子的地位急速跌落。王子在1934年9月写给鲁道夫·赫斯的信中抱怨说，他从1月份起“完全无法接触到元首”，希特勒身边的人“几个月以来始终在敷衍搪塞他”。 希特勒从未想过复辟皇权，与戈培尔大为不同，他一向对霍亨佐伦家族充满鄙视。
在必要的情况下，希特勒能像按下按钮一样流出眼泪，比方说1930年8月他通过效果十足的表演将反叛的柏林冲锋队又收服到自己一边，还有 1933年1月30日上午为党报的人身攻击向特奥多尔·迪斯特贝格道歉。人们称他为“蒙骗大师”，也同样因为这种不寻常的伪装能力，人们才难以捉摸他的人格本质。“激动、出于道义的激愤、同情、激情、坦诚、哀恸、敬畏，他对所有的情绪都有适当的表演套路。如果人们未曾从别的观察渠道了解到希特勒对人权和其他崇高理念的想法，他们很容易被他的演技蒙蔽而落入彀中。”1938年到1943年担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的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在195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回首往事，阿尔伯特·施佩尔也“无法肯定，何时何地希特勒表现出真实的自己——没有任何表演、战术权衡和谎言的伪饰。”
希特勒还有模仿别人表情和说话方式的表演才能。当希特勒模仿巴伐利亚口音的说话急促又喜欢不断重复的埃尔出版社社长马克斯·阿曼时，特别能起到活跃现场气氛的效果，“大家看到阿曼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缺少手臂的一个肩膀抽搐着，右手灵活地打着手势。”克里斯塔·施罗德说。他诙谐地恶意模仿鲁登道夫第二任妻子马蒂尔德·冯·克姆尼茨（Mathilde von Kemnitz），“希特勒剥去了这位高贵的女士悲天悯人的、富有哲学气质和科学素养的、带有性感色彩的种种外皮，直到最后只留下一棵辛辣的坏洋葱。”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描述希特勒在1936年的一次来访：“元首用诙谐的口气说着话，讥讽着王公贵胄和主教们，提神醒脑，他像个真正的演员那样逐一模仿着他们。”他也没有放过模仿外国政治家的机会。施佩尔回忆说，1937年9月墨索里尼出访柏林之后，希特勒模仿这位国家领导人独特的姿态：“朝前突出的下巴，很特别的右手叉腰的姿势，叉开腿的站姿，在围观者捧场的大笑中，他喊着意大利语的单词或者听上去像意大利语的单词，比如‘Giovinezza’，‘Patria’，‘Victoria’，‘Makkaroni’，‘Bellezza’，‘Belcanto’和‘Basta’。当时的情景真的非常滑稽。”
希特勒不仅能模仿嗓音和语言，还能模仿各种声响。他特别喜欢在描述战争经历时加上配音效果。“当他想描述索姆河畔一场战役中的掩护炮火时，他分别模仿法军、英军和德军的榴弹炮和迫击炮的发射声、呼啸声和击中目标的声音等各种高低不同的声音，还有它们混合在一起的效果，同时还伴随着机关枪刺激的嗒嗒射击声。”
除了口才和表演才能之外，希特勒还有第三项大本事：惊人的记忆力。弗里茨·维德曼——希特勒从前在李斯特团时的上级，1934年初又成为他的贴身副官——惊讶地发现，这位“一战”中的二等兵能够记起多少他本人早就遗忘的细节。尤其让人惊讶的是——也是最让军人们害怕的是——希特勒对于数字的记忆能力，不论是大炮的口径、机械装置和射程，还是战舰的规格、速度和护板。他把床头柜上随时备用的《舰队年历》早就背熟了。显然他具有形象视觉的能力，也就是说像拍照片一样将看到的画面储存在脑子里的能力。正如克里斯塔·施罗德证实的，他不仅能令人吃惊地清楚记得别人的面孔，同时还记得他遇到那人的时间和周围环境。她经常问自己：“一个人的脑子怎么能储存那么多的事物？”希特勒阅读书籍报刊的速度也体现了他大脑记忆的惊人储存能力。“他草草浏览着一行行字，经常一眼看完三四行。”奥托·瓦格纳惊讶地说，“有时候看上去他似乎只对一段文字或者一篇文章扫了一眼，然后他就知道了其中的内容。”希特勒不仅能背出整页整页的书——比如克劳塞维茨或者叔本华的书，为了让周围人佩服自己，他还经常把其中的思想据为己有。他还能凭着记忆“哼唱出或者用口哨吹出音乐作品中的所有主题旋律”，比如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的序曲。
希特勒没有读完中学，更不要提大学教育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总是发愤学习早年落下的课程。他是个典型的自学者，总是喜欢向身边受过正式教育的人炫耀他从书本上看到的知识。“他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希特勒的追随者和后来的私人秘书鲁伯特·赫斯在记录中写道，他对此总是深感惊奇，“不管他谈论街边的建筑，谈论作为未来交通工具或者载着老百姓去野外兜风用的汽车（比如在美国），还是谈论战舰的护板，人们很快发现他对这些都了如指掌。”“这个人从哪里了解这些？”当希特勒在一次私人演讲中显示出惊人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时，奥托·瓦格纳问自己，“他读过很多书，知道很多东西。一个百科全书的脑子。”
当然，希特勒的知识面有多广，他的知识漏洞和知识体系就有多大的问题。凡是不符合他脑子里既定世界观的东西，他压根就不会接受。“他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评论说，“他的每个知识碎片都被有目的地整合起来，充满了目的性，他本人和他的政治权力处于目的的中心位置。”这个中学的辍学生始终不忘炫耀他书上看到的并精心保存的半瓶子醋学问。他不断地寻找着认可。当他得到认可时，他“高兴得像个小男生”，正如赫斯1924年7月在兰茨贝格监狱注意到的，当时他夸奖了希特勒写完的书《我的奋斗》中的几段话。1927年4月波鸿的一家报纸称希特勒是“德国最好的演说家”，他的私人秘书看到“他的脸上乐开了花”。“这是第一次，一份与我们关系疏远的报纸肯定了他。”希特勒作为天降大任的“元首”的自我感觉有多么膨胀，他早年失败留下的自卑感就有多么深刻。他对于拥有超众的专业知识并且让他感觉到这一点的人有着过敏的反应。他对知识分子、教授和老师的反感尤为突出。“自诩‘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群体都是浅薄的自命风雅之辈”，30年代初他对奥托·瓦格纳说，“自命不凡、傲慢自大的无能者，他们对自己的愚蠢可笑毫不自知。”有一次在帝国总理府的午餐桌上，他一本正经地宣布，他“将来会写一本重要的书”，而且只有他“退休之后”，他才会动笔。可当波恩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瓦尔特·波佩尔罗伊特（Walther Poppelreuter） 1932年7月宣布将做一个题为“从《我的奋斗》看作为实用心理学的政治心理学”的讲座时，希特勒明显受宠若惊。他回答说：“这是他的荣幸，一个大学教授首次将他的书当作授课的教材。”
希特勒像许多自学者一样认为他们比科学家和专家懂得多，因而与他们相遇时面露骄矜——正好是拘谨的反面。施佩尔称他“半瓶子醋知识的天才”。希特勒不情愿地承认他的教育存在着缺陷，可他只是为了政治事业而弥补那些缺陷。希特勒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之后，汉夫施丹格尔撺掇他学习英语，可结果只是徒劳。虽然汉夫施丹格尔自我推荐，每个星期花两个下午为希特勒上英语课，他却坚持不同意：“我的语言是德语，对我来说够用了。”别人动员他去国外旅行以便他能摆脱狭隘的认识世界的视角，他们的尝试也没有成功。希特勒总是找出种种新的理由：有一次他坚持说他没有出国的时间；还有一次说，政敌们会利用他离开的时机把他从领导位置搞下来。这就是说，一个没有见识过世界的政治家——除了他在比利时和法国打仗的几年——在1933年执掌了政权。
作为一个暴发户，希特勒一直担心别人不把他当回事，同时也担心自己的举止显得可笑。他努力适应社会的礼仪规范，在20年代他还显得有些不自信。按照1923年11月9日在统帅堂前殒命的朔伊布纳尔-里希特的遗孀的说法，希特勒在社交时“显得有些压抑”。当他不认识爱尔莎·布鲁克曼给他上的菜肴——比如龙虾或洋蓟时，他会对她说：“尊敬的夫人，请您指点我，这道菜应该怎么吃。”贝希施坦因，另外一位母亲型女性友人，送了他一套新西服、浆洗过的衬衫和漆皮靴。“结果导致了希特勒有一段时间无时无刻不穿着半高跟的漆皮靴，我抓住机会提醒他注意，白天不适合穿这种靴子，更别提作为一个工人领袖出现在贫困的追随者们面前了。”希特勒明显偏爱皮裤子也显得与从1922年至1923年起形成的“元首崇拜”格格不入。1923年7月，当赫斯在上萨尔茨贝格突然看见希特勒穿着长及膝盖的皮裤子和长袖衬衫的随便样子，他也大吃一惊。1926年底1927年初，希特勒还让他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拍了一系列皮裤和褐色衬衫造型的照片。后来他逐渐放弃了这类服装，因为它不符合德国人未来救世主的自我定位。他还保持着把新买的衣服穿到公众场合之前先让霍夫曼照相的习惯。他从没有拍过穿泳裤的摆拍照。除了他不会游泳而且不想学之外，他还指出一个可怕的先例：1919年8月《柏林画报》的封面上刊登了国家总统弗雷德里希·艾伯特和国防部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在波罗的海特拉弗明德海滩的泳装照片，右翼报纸把照片当作攻击魏玛共和国领导人的把柄。
就像他拒绝学外语一样，希特勒也拒绝为了在社交场合跳舞而上舞蹈课。他认为“跳舞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是有失体面的活动”，即使汉夫施丹格尔搬出一个有吸引力的例证——他的伟大榜样腓特烈大帝丝毫都不蔑视交谊舞，希特勒也没有表示同意：“舞会是纯粹浪费时间，再说华尔兹舞对于男人来说太娘娘腔了。”在1933年2月9日帝国总统接待外国使团的招待会上，大家都注意到，新上任的帝国总理在不熟悉的舞池地板上迈出第一步时显得多么不安甚至尴尬。《福斯日报》社会版的女记者贝拉·弗洛姆（Bella Fromm）在日记中写道：“每个人都在看着希特勒。这位前二等兵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和笨手笨脚，显然不太适应他的角色。燕尾服背后的燕尾影响他的行动。他总是不断伸手去摸身上原来应该束腰带的位置，每次当他没能找到平素能让他冷静下来并给予他鼓励的撑手时，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恶劣了。他把手绢捏得皱巴巴的，看上去明显怯场。”
“我认为我的一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希特勒在写给阿德尔海德·克莱因的信中说。也许这位独裁者想到了曾经说过“我的一生是一本多了不起的小说啊！”的拿破仑。像那位法国皇帝一样，希特勒也始终没有摆脱暴发户的气息。随着他的政权在内政外交方面逐渐取得成功，他变得越来越自信，但他在官方接待场合始终紧张不安。就像克里斯塔·施罗德说的，“他一直害怕失礼”。在客人到来之前，他不放过一切细节，扫视铺上的桌布，亲自调整鲜花的布置。他在接待艺术家时心情最愉悦，表现得也最放松。
图35：希特勒穿着皮裤和褐色衬衫，没有在纳粹新闻出版物上发表过的海因里希·霍夫曼拍摄的照片，1927年春天
在此背景下可以理解希特勒出名的、被很多谈话对象提过的喜欢独白的毛病。很明显，其中隐藏着掩饰不安感的动机。1920年春天，当希特勒在柏林第一次和海因里希·克拉斯会面时，他先恭敬地向克拉斯问好，随后这位慕尼黑演说家开始了长达几个小时的独白，搞得泛日耳曼联盟的主席“晕头转向”。1931年5月初，首次采访希特勒的塞夫顿·德尔默描述过他的 “语言失控机制的运行过程”：“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的回答膨胀成一篇演说，期间不断有新的思想涌入他充满想象力和无比清醒明白的大脑。在我及时阻止之前，他喊叫起来，好像他在体育馆里对着群众演说，而不是面对一个英国记者说话。”外交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1932年2月初也经历过同样的演变过程：希特勒“不断表现出激情的爆发”，“此时他换成群众集会演说者的语调，嘴唇颤抖着，目光中显出奇特的僵直”。经常只需要一个单词就能引发希特勒狂热的滔滔不绝的发言。褐色大厦的同事们都害怕遇到这种时刻，因为议事日程上的谈话要点被他置之不理了。如果谁敢打断党主席的话头，必然招来他的怒火。“希特勒说话时不知疲倦，说话是他生命的构成要素。”奥托·迪特里希评论。对于希特勒的身边人来说，他无止境的说话需要，长期下来是个严重的负担。他们必须忍受没完没了的独白，不能反驳，必须始终表现出欣赏的兴趣，只要插一句话就能引发说话者更加冗长的话。这个自我中心主义者被自己的话迷住了，根本没注意到听众们的感受。
图36：希特勒1934年9月30日写给阿德尔海德·克莱因的信，信上有一句话“我认为我的一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
在私人的小圈子里希特勒摆出另外一副面孔。他可以是个可爱的聊天对象，从不教训人，而是谈一些有趣的事情，比方说战争中的经历——“他始终谈不够的最爱的话题”，谈建党初期的事或者1923年11月的政变。他像个会照顾人的“慈父”——和善，喜欢开玩笑，对别人无伤大雅的玩笑话一笑置之。从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扮演的角色有多迷人：希特勒“像父亲一样体贴。我很喜欢他。所有人都热爱他，因为他的心地善良，很热心”，他在1929年6月写道。1931年1月他又强调说：“和希特勒共进午餐……席间气氛相当愉快，领导像个慈父，他非常照顾我。”
毫无疑问这位柏林党区主席和后来的宣传部部长是和希特勒关系最亲密的同事，他们之间能谈一些私人话题。可是，如果戈培尔认为希特勒“完全信赖他”并且向他倾诉“心中所有的话”，那么他就错了。因为希特勒从没向任何人彻底敞开过心扉。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在20年代初期就注意到了“裹挟着他并且把他和周围环境重重隔离开的孤独气场”。布鲁克曼夫妇虽然表面上与希特勒有着亲密的关系，可他们也无法窥见他的内心世界。“他们像其他人一样错看了希特勒，也许程度更深，因为他还时不时地对他们打开一线内心的门缝。”阿尔伯特·施佩尔回忆说，在他一生中很少看到哪个人像希特勒那样“难得暴露内心情感，即使有时他暴露了内心，也会马上将它封闭起来”。在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有时他觉得“他走近了希特勒，可这只是一种错觉，只要谁留意听到希特勒内心的声音，他就会立刻筑起不可逾越的高墙”。1938年2月成为外交部长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认为，这个被千百万人崇拜的人在骨子里十分孤独：“正如我从来无法走近他一样，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能走近他……他整个人有一种无法言表的距离感。”
距离感的存在主要并不是由于缺乏社交能力，而是源于他“天降大任”的信念：他希望自己被不可接近的光环围绕。希特勒不喜欢过分的熟稔和亲密。在他周围的圈子里，只有少数能和他用“你”相称的人。他从来没有知己的真朋友。奥托·施特拉塞尔认为，希特勒害怕“身不由己的倾心和出自本能的亲密”时刻，“失去自控、神魂颠倒——对于他来说是可怕的屈辱。”它也有助于理解为何希特勒很难与女性交往。希特勒最难以忍受别人了解他在1914年前的往事和在战争中的情况。比如说，在20年代李斯特军团的老兵聚会中，他从来不和从前的战友们保持联系，而是很快地失去了踪迹。
在早期“斗争时代”的战友们中间，和他们一起坐在黑克咖啡馆时，他感到最为自在。他在这个圈子里可以毫无挂碍地表现出小市民的俗气一面，而不必担心别人皱眉反感，“真可怕，看到他和一帮市侩们坐在一起谈国事”，戈培尔曾在1931年3月评论。掌权之后希特勒不再参加类似的聚会了。从前的密友按照老习惯熟稔地拍着他的肩膀，这类事情已经不再适应帝国总理的新角色了。现在他和他们也保持着距离。“斗争时代”的老熟人也必须称呼他“我的元首”。只有在11月8日晚上，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传统聚会结束之后，希特勒才会与“老战友们”在黑克咖啡馆里重聚。
图37：理查德-瓦格纳-恩克尔·威兰德和沃尔夫冈拍照，阿道夫·希特勒摆姿势
1933年之后，希特勒与他早期的赞助者们也拉开了距离。1933年4月21日，也就是希特勒生日的第二天，海伦娜·贝希施坦因对“她亲爱的狼”抱怨说，她希望亲自送来生日卡，“像以前一样和他握手”，可是却被副官威廉·布吕克曼以“他找不出一点时间”打发了。虽然希特勒有时还会注意到从前的女赞助人——比如说1934年12月他授予她金色党章；1936年5月她的丈夫去世后，他亲自来祝贺她的生日，但是旧有的亲密关系不复存在，特别是因为海伦娜·贝希施坦因一直毫不掩饰地批评纳粹统治下的某些现象。希特勒和慕尼黑的布鲁克曼夫妇的关系比较亲近。希特勒不仅授予他们金色党章，还送给他们一辆汽车。可不管如何，爱尔莎·布鲁克曼意识到她的“宠儿”不像从前一样经常来看她。“元首”现在“难得一见”，她在1934年3月的一封信中抱怨说。
是否真的如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30年代的一次谈话中对奥托·瓦格纳说的，或者如康拉德·海登和伊恩·克肖等传记家们猜想的：希特勒“和其他人没有真正的感情联系” ？ 这样绝对的判断不符合事实。希特勒有好几个类似家人的私交圈子。其中包括霍夫曼，直到1933年后他还是霍夫曼在慕尼黑—伯根豪森别墅中的常客。天气好的时候， “元首脱下外衣，穿着衬衫躺在草地上” ，随从人员看到，“他在霍夫曼家就像在家里一样。有一次他还带来路德维希·托马的一本书，选择其中的一篇文章朗读出来”。
希特勒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家中也受到家人般的款待。施佩尔注意到，希特勒“在这个圈子里比平时轻松”，“在瓦格纳家中他明显觉得安全，没有摆架子的必要”。他不仅和女主人从1926年开始就以“你”互称，而且和瓦格纳家的四个孩子也相处得如一家人。他愿意让他们给自己拍照，带他们乘着奔驰增压型汽车去旅行，晚上在育儿室里给他们讲故事。“他关怀备至地对待孩子们”，维妮弗蕾德·瓦格纳回忆说。莉泽洛特·施密特描述1936年5月初希特勒对拜罗伊特的一次私人访问：“他满脸幸福地从孩子们看向母亲，又从母亲看向孩子们。他心中明白，他在世界上能找到的最美的家乡就在瓦恩弗里德，在身边这些人中间。”
希特勒在柏林主要和戈培尔一家保持着来往。1931年12月他是玛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的证婚人，1933年之前他在戈培尔家中度过许多夜晚，掌权之后他还经常在戈培尔万湖湖畔的克拉多夫夏季别墅以及后来施瓦能岛的夏季别墅里度假。他们一起划船，希特勒时常盘桓到深夜。这个独裁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戈培尔的家务事中，生育了多个子女的玛格达每次生完孩子之后，希特勒都会去医院探望她，他们还在一起庆祝生日。希特勒很喜欢和孩子们玩，他尤其喜爱大女儿黑尔加，有一次他甚至说过，“如果黑尔加年长20岁，而他自己年轻20岁，他会娶她做妻子。”1936年12月19日戈培尔夫妇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这位朋友没有来参加，但次日不忘亲自送来鲜花和祝福。“我们感到很感动和荣幸，他在我们家如此愉快。”宣传部部长在记录中写道。1938年秋季，戈培尔夫妇因戈培尔和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瓦（Lida Baarova）的婚外情而闹离婚时，希特勒坚决反对——其中不无自私的动机，他想和戈培尔一家继续保持家人般的关系。
在选择下属时，希特勒首先不是从感情出发，而是从是否有用的利益权衡出发。最重要的条件是绝对的忠诚、谨慎以及对他的权威无条件地服从。鲁道夫·赫斯——1925年后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完美符合以上所有条件，因此他在1933年前深受领导的器重。他陪同希特勒进行全国宣传巡游，1927年12月20日他和订婚多年的伊尔莎·普勒莱结婚时，希特勒自然是赫斯老友卡尔·豪斯霍夫尔（Karl haushofer）之外的另一名证婚人。“狼离不开赫斯，他经常在我面前赞美他。”维妮弗蕾德1928年6月写道。这位未来的政治精英在选择人才时，“口才好”和“能像他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也是加分点。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长期任用贪腐的赫尔曼·埃塞尔，以及为什么约瑟夫·戈培尔能在国社党取得巨大成功并且受到领导的喜爱 。希特勒明显偏爱像他一样出身平凡、并非一帆风顺读书上来的人。如果某个下属有污点或者说履历不清白，不但不会影响到希特勒对他的任用，恰恰相反，希特勒会用得更放心。因为希特勒知道自己可以更容易地约束住他，也可以更轻易地把他踢出去。
希特勒不喜欢和他用惯的人分开。他对于那些“老战友”尤其有着忠诚的情感，每次他要开除其中一员时都要经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他明显不愿意面对面地惩罚某人，更多的时候他会在中午餐桌上或者晚上的聚会中大发雷霆，根据农业专家和后来的农业和营养部长理查德·瓦尔特·达雷的回忆，“然后足以从各种渠道传到将要倒霉的那个人的耳朵里”。
希特勒能敏锐地洞察别人的弱点和缺陷，而且知道怎么利用它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时常在见面后不久就看穿某人的个性。康拉德·海登称他是“慧眼识人者和善于物色人才的人”。阿尔伯特·施佩尔扪心自问，为什么他像其他很多人一样被希特勒的“处世魔法”所迷惑，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不仅能把公众当作演奏的乐器，面对单个人时他也同样是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他了解对方最隐秘的希望和担忧。”希特勒能凭借可靠的嗅觉觉察到谁无条件地臣服于他、谁还暗中有所保留。他对后者有着直觉上的反感。“我不喜欢这家伙”，他习惯于这么说。如果哪个人试图进入他小心保护的私生活领域，他心中始终存在的不信任感立刻就会发作；如果哪个人看到他的软弱之态或者让他陷入尴尬，他肯定会寻求报复。在他如大象一样好的记忆里也保存着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个内心不安的暴发户其实是个小心眼的人。
1933年之前希特勒已经开始采取把同样的任务派给几个下属的策略——他认为，由此产生的竞争关系可以刺激出最好的效率。同时他还希望平衡对立的势力，并以此保护自己的统治权不受威胁。普费弗·冯·所罗门在奥托·瓦格纳面前称之为“分而治之（pide et impera）”，后来这位独裁者又加强并完善了这种驭人之术。阿尔伯特·施佩尔提到“由敌对者组成的精心平衡的体系”，没有一个属下，包括手握大权的人，敢于自以为是地认为他能够“安安稳稳地坐在官位上”。
图38：1938年10月的官方照片，当时宣布戈培尔和玛格达将继续保持婚姻关系
希特勒的统治方式还有：只有少数参与者能够了解他的计划，他也绝不向别人透露计划。即使自认为深受“领导”信任的戈培尔也屡次对希特勒感到恼火：“他在政治事务上采取的缄默态度……我们所有人都在黑暗中摸索。”克里斯塔·施罗德也证实过希特勒在“保守秘密方面”的“惊人控制力”：“他深信，每个人只需知道他必须完成的任务就行了。”只有严格挑选过的下属们才能与闻某些政治事务，这是希特勒刺激下属们争宠时擅用的手段之一。
当希特勒遇到反对意见时，他会因为自信心的动摇而做出高度敏感的反应。正如瓦格纳说的，1933年之前他还能在单独相处的时候平静地听取对方的意见并在需要时予以更正，但在人更多的场合他就无法接受别人的任何教训了。“有时他像突然被关在笼子里并试图破坏铁栅栏的老虎一样吼叫起来。”所有属下都见识过他的发怒，就像普费弗·冯·所罗门1930年所遭遇到的：“他咆哮着，对着我大叫大嚷，额头青筋暴起，眼珠鼓了出来，嗓音又响又刺耳。我真害怕他出什么事。”阿尔伯特·克雷普斯也注意到，“希特勒骂人可不怎么好看，那形象对在场的人来说也不甚雅观”，“从希特勒嘴角流出来的涎水顺着后缩的下巴往下淌”。可是他又问自己，大部分的愤怒是否也是装出来的？因为希特勒从来不会完全失去自控，而是“保持在自己选择的角色之内”。他在演讲时也一样，即使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也不会说出未经考虑的话，“表面看来他的情绪已经失控，话语如瀑布般从他的口中喷泻而出。而实际上他牢牢掌握着缰绳。”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评论说。财政部部长卢茨·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也观察到同样的情况，“希特勒虽然总是激情澎湃”，但他同时却也在用“冷静的理智”调度着一切，“也许这是那位天才演说家最令人惊叹的天赋——火与冰的混合。”
“火与冰”——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用这个矛盾的词语点出了希特勒最明显的行为特征。他在私人交往中有多么可爱、热心和充满同情，同时他在实现政治目标时就有多么冷酷、漠视人类感情和无情。我们能在此处发现希特勒与大多数前线战士经历过“一战”暴力后留下的后遗症。自我磨砺和对他人痛苦的漠然是它留下的深刻印记，战后在类似内战的斗争中又得到了强化。虽然这位“一战”的二等兵并没有加入到自由军团的战斗中，但是他的政治生涯是从深受战斗联盟和民间武装的反革命运动影响的慕尼黑社会环境中开始的。从一开始他就把暴力当作对付国内政敌的武器，他也不惮于拿生命去冒险，11月8日至9日的叛乱已经足以证明了。可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的武力登场掩盖不住一个事实：其实希特勒并不热衷于扮演一个肆无忌惮使用暴力的鲁莽角色。在他开始行动之前，他会先把心理调节到一个特殊状态，在此状态下他可以丢掉一切顾忌——他在1934年6月底血腥铲除冲锋队领导者时又一次运用了这样的行为模式。
1931年春季，在斯滕纳斯叛乱的背景下，希特勒在体育馆点名集合柏林冲锋队及其相关组织，当时他使用了一种独特的手法以确保下属们的忠诚。施佩尔——当年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汽车军团的成员——参加了集合，他有了第一次和希特勒接触的经验：“我们沉默着站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然后他带着一小队随从出现了……但希特勒没有像我们大家期待的那样走上主席台，而是走到穿制服的队伍前面，周围变得鸦雀无声。接着他走过一个个纵队，偌大的场地里，只能听到脚步声。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最后他来到我的队列前，他的眼睛直视着集合的人，似乎在用目光要求他们的承诺。当他走到我的面前时，我感到那双睁得很大的眼睛在无限的时间里攫住了我。”当希特勒想考验下属们是否立场坚定时，有时他在小圈子里也用眼睛逼视别人。施佩尔还提起过，有一次在上萨尔茨贝格的茶馆桌边，希特勒开始用眼睛逼视他，他“用了非人的力量”才 “克制住越来越强烈的移开视线的渴望——直到希特勒忽然闭上眼睛，转而去看邻座的女人”。
希特勒能对别人进行心理暗示并且使之受制于自己的能力与他某种自我欺骗的倾向有关。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1945年后的口供中说，希特勒“被自己语言和思想中的激情陶醉了”，他自己也“完全深信他话中的真实性”，因此他才能够令别人如此信服。意志坚强的聪明人也屡屡被 “似乎出自于内心的感动和坚信”的话语折服。当他们去找元首时，心里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在某个问题上提出反对意见，可是希特勒只“花了短短时间，不费吹灰之力就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也许党区领导们在各自职权范围内都是“小帝王”——可是他们在希特勒身边只是“卑躬屈膝的小人物”，“他们没有勇气反驳他，似乎在他面前放弃了自我”。
在褐色大厦希特勒的办公室里挂着腓特烈二世的肖像，但是这位伟大普鲁士君王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对于他的奥地利崇拜者来说是陌生的。他没有固定的办公时间，平时很少注意准时。当上帝国总理后的一个星期，他似乎有所改变。“领导无比自信地出现了。他准时了！！！还总是提早几分钟！！！啊，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作息时间表开始了！”鲁道夫·赫斯兴高采烈。但很快希特勒又故态重萌。1933年前，每当汉夫施丹格尔与某家外国报纸约定了采访时间，他必须在慕尼黑满世界地找党主席。希特勒脱线的不按牌理出牌的工作作风让他的同事们的耐心饱受考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回忆说，他从来看不到希特勒在办公桌边工作，不管在摄政王街的家中还是在褐色大厦，“办公桌对他来说只是装饰品”。 奥托·瓦格纳也注意到，他在党总部的办公桌“也总是空着”。当别人说话时，希特勒有时用铅笔或彩色笔画素描，但是他从来看不到这位党主席写字。“他在说话时构思，他在演说时思考。”同事们需要从他经常洋洋洒洒的发言中梳理出思路的实质核心并且把它变成可执行的实际命令，通常这并不容易。1932年3月他的“忠仆”戈培尔也承认，和希特勒共事很难。“太脱线了。伟大的计划，可是执行起来有难度有阻力。”
但不管怎么说，文艺作品中常常兜售的 “希特勒的波西米亚作风让他无法专心工作”也并不准确。在关键时刻，他可以非常自律地完成他的政治任务。比如说当他准备国会或者纽伦堡党代会上的长篇演讲稿时，他可以蛰伏在家数日，“然后拿出惊人的工作成果，他一直工作到半夜”，副官维德曼说。他当上帝国总理之后也从不用代笔的枪手，而是向女秘书们口授文章。克里斯塔·施罗德描述过他创作的过程：起初他弯着腰站在桌边写下几个关键词，接着他开始用平静的语气口授，然后速度越来越快。“他滔滔不绝地一句接一句地说话，说话时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有时他停下脚步，站在伦巴赫创作的俾斯麦肖像前沉思片刻，他似乎在养精蓄锐，以便继续在屋里踱步。”他的嗓音逐渐提高到最高的音量，拼命打着手势，涨红了脸。他的女秘书承认“我在打字过程中有时也心跳加速，希特勒的激动好像传染给了我”。口述结束之后，希特勒站在桌边，用钢笔修改打字稿，有时需要修改一次，有时需要多次修改。当他完成一篇演讲稿之后， “他看上去如释重负”，克里斯塔·施罗德在记录结尾部分写道。
作为一个政治家，希特勒工作方式的独特之处在于表面的懒散期——外人看不出，其实他在深入思考自己的计划——和差不多超出极限的狂热工作期之间的交替。在做艰难抉择时，他一直习惯于长时间的犹豫。有时戈培尔甚至在日记中抱怨他的“犹豫”和“拖延”。希特勒在做决策时的焦虑心情表现在啃指甲的习惯上。但是一旦当他做出决定之后，他会立刻爆发出火山般的力量，别人的顾虑或者指责都无法阻止他去冒险。希特勒经常按照他所谓的“直觉”行事。他总是突如其来地告诉下属们：“我今天晚上思考过了，做出了如下决定……”施佩尔在1945年夏季的第一次审讯中说过，希特勒有一种“嗅觉”，也就是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及其发展的第六感。戈培尔也认为希特勒有“绝妙的嗅觉”，“政治直觉的天分”。这位貌似直觉强大的政治家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做出过多次误判，他之所以能够达到目的，只因为别人愿意为他打开通向帝国总理宝座的大门，可希特勒的崇拜者们总喜欢忽视这一点。
希特勒独特的工作方式和决策方式符合他无意之间运用到政治上的艺术家式思维。他的拥护者们愿意接受这种“艺术家型政治家”的个人形象。“您了解希特勒这个人”，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对奥托·瓦格纳说，“他是个艺术家。他的想法来自见鬼的地方，那些想法对他本人来说也捉摸不定，他在我们的面前阐释它，再把它传授给我们。”1932年12月初在帝国总理广场的住宅里举办了一次盛大晚会，电影演员莱妮·里芬斯塔尔和葛兰儿·斯莱扎克（Gretl Slezak）也到场了，晚会之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 “本人是个艺术家，因此他喜欢所有的艺术家”。希特勒自觉是个“怀才不遇的艺术家”；施佩尔在口供中也说过，相比政治家希特勒更愿意成为一个建筑家。
就像我们从鲁道夫·赫斯的信中知道的，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时就画过很多建筑设计图。他描绘出 “穹顶跨度超出一百米”的柏林“宏伟的国家建筑”的草图，它的高度超过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之后，他仍继续着自己的建筑规划。1928年12月赫斯在写给父母的家信中说：“作为一个建筑师，他的脑子里已经想好把柏林扩建成新德意志帝国的大都会——他将其中一部分绘制成绝妙的独立建筑的设计草图……我们大家在他熟悉得如同他的裤子口袋的柏林市内散步，他打着手势表示要拆毁旧的不美观的建筑群，以便让现有的或者未来的建筑能有更多的空间并产生更美的视觉效果，这种时候我们经常大笑着——但是笑声中有着严肃的意味。”希特勒的建筑计划从一开始就有雄伟壮观的特征，他对“宏伟的东西很着迷”。当上帝国总理之后，他搞建筑设计不仅 “为了休息和愉悦自己”，就像他1934年4月的私人信件中说的，同时也是为了和他最欣赏的建筑家阿尔伯特·施佩尔一起实现他的宏伟计划，1933年之前他的亲信们认为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作为一个自学者，希特勒始终关注着建筑学和建筑艺术史方面的重要的新事物。他在摄政王街家中的女管家安妮·温特在1945年后的审讯中说过，希特勒的私人藏书主要是这类专业书籍，他特别刻苦地学习这类知识。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建筑专门书店L.维尔纳书店购得那些书。档案中保存的1931年到1933年间的大量发票证明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书店主顾。
除了建筑之外希特勒还对造型艺术有兴趣，尤其是绘画。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艺术鉴赏力和艺术品位从维也纳时期开始几乎没有改变过。这个失败的画家和建筑师自认是不被世人了解的天才，他始终极其反感先锋派的现代绘画，认为它受到了犹太人的腐化影响。他对魏玛共和国的艺术的憎恶感总是通过粗野的咒骂表现出来：“1922年德意志民族当成艺术接受下来的东西，其实在绘画领域只是一些扭曲的涂鸦。魏玛共和国时代艺术的堕落让我们看到犹太人在该领域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希特勒认为19世纪是艺术的繁荣期，德国在此期间“取得了伟大的艺术成就”。他最喜欢的这个时期的画家包括阿道夫·冯·门采尔（Adolph von Menzel）、安瑟尔姆·费尔巴哈和阿诺德·伯克林。他在1925年绘制 “德国国家博物馆”建筑草图时，将其中的主要场馆分配给那些画家。从20年代末期希特勒开始收集绘画作品，起初是为了布置他在慕尼黑的家，后来是为了布置总理府的办公场所和阿尔卑斯山区的贝格霍夫宅邸。他在海因里希·霍夫曼的支持下不知疲倦地寻找着新的收藏品。他尤其渴望得到卡尔·史毕兹维格（Carl Spitzweg）和爱德华·冯·格吕茨纳的作品。他成为帝国总理之后，有时也会心血来潮地去某个画廊——比如柏林动物园区选帝侯街59号的卡尔·哈勃施托克画廊——购买一幅画。1935年5月，他买到了伯克林的画《马人的战斗》，按照宣传部部长的说法，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他始终保持着林茨时代和维也纳时代对瓦格纳歌剧的热爱。“元首对我提起他非常尊重并极其了解的理查德·瓦格纳”，戈培尔在1937年7月写道。1933年2月13日，大约在掌权两周之后，希特勒作为贵宾被邀请参加在莱比锡音乐厅举办的瓦格纳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直到“二战”开始之前，他每年带领众多的随从参加拜罗伊特的音乐节，正如他说的“现在已成为他唯一的休闲活动”。他为连年亏损的音乐节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并且下令从1938年开始每年都要举办，他在有关演出班子的所有问题上都有重要的发言权。除了瓦格纳的歌剧之外，希特勒还喜欢轻歌剧，他多次欣赏过《风流寡妇》和《蝙蝠》，尤其喜爱其中的芭蕾舞表演。
此外希特勒还是个热情的影迷。1923年11月叛乱之前紧张的几个月里，他还时常光顾森德林托尔广场的电影院。他和汉夫施丹格尔一起去看乌发出品的默片《腓特烈大帝》。他尤其欣赏电影中年轻的腓特烈看到他的朋友卡特被处死的一幕：“每个破坏国家利益的人都必须被砍头，哪怕他是自己的儿子！”1926年10月他和鲁道夫·赫斯一起去看了电影《宾虚》。即使在夺权之前忙碌的几年里，这个电影迷也从不错过在柏林或者其他地方看最新的电影。1932年2月初，他和戈培尔一起去看了电影《穿制服的姑娘》，赫塔·蒂勒尔（Hertha Thiele）在其中扮演年轻的女孩曼努埃拉，多洛蒂亚·维克（Dorothea Wieck）扮演贝恩布尔格小姐。“绝妙的、自然的、迷人的电影。用最微不足道的手段制造出最伟大的效果，逗人喜爱的姑娘，我被深深打动和感动了，希特勒也一样。”不久后他们又欣赏了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在《伊温妮》中扮演的角色。即使在1933年1月30日夺权前夕的紧张日子里，正如已经写到的，他还抽出时间看了两遍特兰克的电影《反叛》。希特勒当上帝国总理之后还保持着对电影的狂热，但他不再去电影院了，而是晚上在帝国总理府或者在上萨尔茨贝格的府邸放映电影。
他的另外一个爱好与梅赛德斯·奔驰的名字分不开。希特勒是个热情的汽车爱好者。“我的爱属于汽车。我要说，汽车给了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他在1942年1月承认。他了解所有的车型，同时通过阅读专业杂志知道“有关阀门、凹轮轴、驱动轴、控制装置的所有知识，了解发动机数据和驾驶性能”。在兰茨贝格监狱里，赫斯听到希特勒用赞赏的口气说起底特律福特汽车工厂的工作效率，由于使用“泰勒制”他们每天能生产8000辆轿车：“我们的工业也应该努力，实现同样的工作效率”。但希特勒从没想过购买美国轿车；早期从政时他从戴姆勒——奔驰得到了他个人的第一辆汽车，从此他一直保持着对戴姆勒——奔驰的忠诚。奔驰公司慕尼黑分厂的经理雅各布·维尔林（Jakob Werlin）也算“元首”的追随者。1931年希特勒购买了最新型的奔驰轿车——八气缸770型，7.7升容量gWA——当年最大最昂贵的轿车。赛车手鲁道夫·卡拉乔拉（Rudolf Caracciola）亲自把车送到了慕尼黑。希特勒希望看到，所有党的领导人都能开上奔驰轿车，可是这个愿望无法实现。在具有决定意义的1932年，奔驰公司的翁克蒂尔克海姆分厂与纳粹上层加强了联系。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的经理在写给雅各布·维尔林的信中说，“面对希特勒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对我们的关注”，我们没有理由“松懈，他可以一如既往地信赖我们”。希特勒确实可以这样做。于是1933年6月奔驰公司又将一辆“大轿车”作为特别奖送给帝国总理。而作为回报，翁克蒂尔克海姆分厂在刚开始起步的“机械化业务领域”获得了优先照顾。
希特勒自己不会开车，他让司机替他开车，起初是埃米尔·莫里斯，1928年初莫里斯被开除后换成了尤里乌斯·施雷克，1936年5月施雷克死后换成了埃里希·肯普卡（Erich Kempka）。在旅途中希特勒总是坐在司机旁边研究着地图。他喜欢车子开得飞快。他的“大奔驰汽车”的时速经常超过一百公里。1925年6月底希特勒去柏林时没有放过在阿努斯赛车道上测试车速的机会，“我们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达到了时速120～134公里”，鲁道夫·赫斯报告说。1933年之前，奥托·瓦格纳观察到，“他不能忍受公路上有别的车辆跑在他的车子前面，一旦发现，他肯定要求司机超过它并把它抛在后面”。当上帝国总理之后，希特勒要求司机限制车速。为了安全起见他现在还有了随身警卫。夺取政权之前的那些年里，他的车子在公路上跑过几十万公里，不仅为了从慕尼黑到外地参加大会，也是为了“内心的放松”。“我们过着真正的吉卜赛人的生活”，他的一位陪同者在1929年1月说。在从慕尼黑到贝希特斯加登的150公里的路上，希特勒经常让车的敞篷开着；他经常在基姆湖北岸的兰姆巴赫旅馆落脚。他喜欢和随从们在公路边的空地上休息几个小时，在野外吃野餐。那时他表现得很自然，无须再扮演元首的角色：“在冷杉树下野餐。在绿草地上躺四个小时。希特勒很愉快。他是众人之中的一员。”戈培尔记录1933年7月的费希特尔山之行时写道。
就像汉夫施丹格尔说的，在心情好的时候，希特勒是个“相当令人愉悦的旅伴”，他还喜欢大段吟唱瓦格纳的歌剧。晚上在旅馆里，大家通常在一起待很长时间。希特勒时常陷入“沉思”，奥托·瓦格纳回忆说，“由于他不参与活动，愉快的娱乐活动逐渐停止了——大多数人纷纷告辞，他请求一两个人留下来做伴。他们通常再坐几个小时——聊一些有关上帝和世界的远离日常生活和当前问题的话题”。
据他身边的人说，希特勒的私人生活方式“很简朴，几乎是苦行僧式的”。但这只是真相的一半。希特勒所谓的“简朴”有很大一部分是刻意的表演，这种欺骗的假象符合他“来自民间的朴素的人”的自我定位。他对昂贵而快速的轿车的偏爱，还有选择巴洛宫作为党部大楼以及他在摄政王街的大宅子，都一点不符合这个形象。虽然阿尔伯特·施佩尔在施潘道监狱写的日记中对希特勒家中装饰的“小市民风格”表示不屑：“客厅里精雕细刻的大块头橡木家具，玻璃门后的书，绣上温柔的题词或者强硬的政党口号的绣花枕头。在屋子的角落里有一尊理查德·瓦格纳的半身像，墙壁上挂着镶有宽边金色画框的慕尼黑画派的田园画。没有一件装饰能显示出房子的主人已经当了３年帝国总理，空气里似乎有烘烤后的油味和酸溜溜的垃圾味。”可这种氛围符合体面的大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就像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觉察到的：“一个富裕的工厂主或商人，或者一个有艺术眼光但是作风老派的收藏家，也会这样生活。”
希特勒在服装方面不算特别奢侈，而是经过精心选择。他曾经表示“我的周围环境必须显示出气派，这样能反衬出我本人的朴素”。他偏爱朴素的制服，专门在威廉街49号威廉·霍尔特斯店中定做制服。而他在生活中穿的常服是在慕尼黑公爵—威廉街27号的米歇尔·维尔纳店里裁剪的。希特勒很不愿意让裁缝量体裁衣或者试衣，即使哪次他同意了，整个过程至多只能持续几分钟。他不热衷于勋章。他只戴一级铁十字勋章和金色党章，但他乐意看到跟随的人身上挂满各种勋章和奖章，如此更能彰显他做作出来的朴素。
希特勒在钱的方面比较宽松。他似乎没有普通的银行账户。出门时不带钱袋和钱包，如果他要用钱的话，副官们把钱暗中塞给他，或者他把钱随意地放在大衣口袋里。他让尤里乌斯·绍布或者威廉·布吕克纳帮他管理个人日常生活的开支。马克斯·阿曼替他管理随着《我的奋斗》的迅速热销而不断增长的个人财产。1933年2月初他表态说：他放弃帝国总理的工资，这又一次表现出他想在大众面前塑造“苦行僧式简朴生活”神话的心理需求。实际上一年之后他不声不响收回了不拿工资的承诺。兴登堡死后他还收进帝国总统的一份工资，此外附加一年开支的报销。
有关他的清苦生活方式的神话还包括：他不吃肉，不吸烟，很少喝酒。据奥托·瓦格纳和女管家安妮·温特说，希特勒在1931年9月格莉·劳巴尔死后决定终生吃素。实际上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之后，他已经开始有节制地吃肉喝酒。“根据我的经验，肉类和酒精有损我的健康。我决心用必要的意志力来戒除我本来也爱吃的酒肉。”他对汉夫施丹格尔说。他再也没有违背过自己的决心。但周围的人不按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他也从来不会反对，只是有时在别人面前开一些有关“吃尸体的人”的玩笑。1932年3月底，当希特勒为新婚夫妻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亨利叶特·霍夫曼（Henriette Hoffmann）在自己的家中举办婚宴时，他看着“巨大的牛排摇头叹气：‘唉，你们这些食肉动物啊！’他自己只吃了拌番茄酱的意大利面和一个苹果。”塞夫顿·德尔默回忆说，1942年4月参加竞选时和希特勒一起吃饭“简直是尴尬的考验”，因为只吃素食和不喝酒的希特勒发出某种“绝缘的气息”，“整张餐桌的气氛都有点拘谨”。
图39：米歇尔·维尔纳裁缝工场，慕尼黑，1931年12月28日为希特勒开具的发票
与这方面的节制形成鲜明对比，希特勒对甜品和蛋糕有压抑不住的嗜好。汉夫施丹格尔认识希特勒没多久，他就发现这位慕尼黑酒馆斗士总也吃不够“维也纳掼奶油糕点”。1928年，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任命为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全国领袖之后不久，他非常高兴地和希特勒坐在了一起：“喝茶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希特勒在杯子里放满了方糖，几乎没法再倒进茶水了。他稀里呼噜地把混合糖浆喝到了嘴里。此外他还吃了三四块奶油蛋糕。希特勒注意到了我惊奇的目光，他批评似的朝下看着自己的身体，狡黠地笑着说：‘我不该吃那么多东西。我会发胖的，但是我太喜欢甜食了。’他说着又要了一块蛋糕。”长年吃蛋糕和甜食的坏结果表现了出来：希特勒的牙齿很糟糕，1933年底他只能让柏林的牙医胡戈·布拉施克（Hugo Blaschke）给他动了一个长期的牙科手术。
席拉赫的话说明，20年代末的时候希特勒还能自嘲。但是随着元首崇拜愈演愈烈，希特勒逐渐进入了他的崇拜者和宣传赋予他的角色，他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阿尔伯特·施佩尔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变化：“他开别人的玩笑，毫不拘束地大声笑着，甚至真的笑弯了腰，有时他甚至擦去笑出来的眼泪。他喜欢笑，但基本上笑的对象都是别人。”他的笑不是一种释放，而带有嘲弄和讽刺的古怪意味，与此相应的，大笑时他把自己的脸埋进斜放在面前的手里。
希特勒特别担心他的健康，对疾病的害怕甚至让他有了明显的忧郁症色彩。他担忧他不会活得很长，因此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如果我不在了的话！’是他的口头禅。想出这种话多可怕啊。”戈培尔1927年2月就评论过。1928年底，希特勒感觉到严重的胃部痉挛，他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将会像他母亲一样早逝。很长时间他拒绝就医，后来爱尔莎·布鲁克曼说服他去施温格医生——俾斯麦私人医生的儿子——的诊所。施温格医生诊断是慢性胃膜炎，要求他严格节食。希特勒的健康好转了，但是对早死的恐惧并没有消失。
阿尔伯特·克雷普斯提起过一个特别的场面：1932年春季，希特勒在汉堡做帝国总理竞选的演讲，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这位党主席弓着背疲惫而忧郁地坐在大西洋旅馆的桌边喝粥。希特勒对来访者做了有关蔬菜营养的长篇演说，他还说出了对癌症的恐惧：“‘我没有时间等待！’他从汤盘上方望着我对我解释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不会参加竞选。’……我不能再失去几年的时间了，我必须尽快取得权力，以便在有生之年完成我的雄伟计划。我必须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 克雷普斯认识到希特勒完成政治计划时的焦急心态是一种“上升到病态程度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历史使命的沉迷的混合体”。“如果谁订下超额的计划，同时又担心自己活不到50岁，他不会长时间地等待目标渐渐向他靠拢，等待果子自己成熟。”希特勒掌权之后，他的一句常用语是：“我不会活得很久。”虽然就像一位随身医生证实的，他的身体非常结实。他在那些年里有神经过分紧张的迹象，但考虑到他面临的挑战，那也并不奇怪。
希特勒对暗杀的恐惧和他对疾病的恐惧一样强烈。1932年住在皇宫旅馆时，他猜疑厨子想给他下毒。玛格达·戈培尔必须每天去厨房把为他准备的素食端过来。他在帝国总理府的仆人阿图尔·卡嫩贝格（Arthur Kannenberg）抱怨过为“元首”做饭有多难。“你们想不出，我们必须多么小心。当我的妻子为他准备饭菜时，没人能接近锅碗瓢盆周围的十米。”正如莉泽洛特·施密特写到的，即使希特勒在拜罗伊特做客时，他的一个警卫也在注意“我们有没有往食物里下毒！！！”1930年希特勒因为威廉·布吕克纳身材结实而挑选他做副官。他常常说，布吕克纳能“带来某种安全感……没人敢接近我”。除此之外希特勒还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他不仅总是小心地锁上旅馆房间的门，也总是锁上帝国总理府卧室的门。1933年之后，来自刑警队和“阿道夫·希特勒护卫分队”的两个贴身警卫昼夜24小时负责“元首”的安全。开车出游时，希特勒身上一直带着手枪，司机施雷克身上也有一把手枪。但是这位帝国总统兼帝国总理心里明白，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担心“有朝一日在去会场的路上被神枪手干掉”，他在1936年夏天说。“对此无法可施。最好的防卫措施还是群众的热情。”
希特勒很注意卫生。他每天洗澡，有时一天洗几遍，尤其登台演说之后，他“大汗淋漓”地回到家里。住在蒂尔施街家中时以及后来的日子里，早晨他一直用拉力器锻炼手臂肌肉。通过这项锻炼，他能在冲锋队游行队伍经过他面前时长时间地举着手臂，中途从来不放下手臂。“由于他长年的锻炼，今天他的下级指挥官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短时间里学会他的本事。”除此之外他从不参加体育活动，但是对大型体育赛事很有兴趣。除了赛跑项目之外，他还对拳击感兴趣。他在掌权后不久就在总理府接见了德国重量级拳击冠军马克斯·施迈林（Max Schmeling）。1936年6月，施迈林战胜美国黑人拳击运动员乔·路易斯（Joe Louis）之后，他让别人向他详细转述比赛的过程，1938年6月22日深夜他在贝格霍夫府邸还问起复赛的结果。施迈林在第一轮淘汰赛中的失利对国家社会主义党领袖和他的宣传部部长都是沉重的打击。“一次可怕的失败。我们的报纸太注重胜利了。现在整个民族都陷入沮丧中。”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1933年后希特勒的生活依旧很有规律，很晚上床，有时到深夜才上床，第二天也同样很晚起床。他对周围的人解释说，熬夜的习惯与“斗争岁月”有关：“大会之后我必须和老战友们坐在一起开会，而且我总是因为演讲而处于兴奋状态，快到天亮时才能睡着。”但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希特勒无法一个人独处。“引人注目的是”，奥托·迪特里希曾经说过，“他多么害怕一个人待着。我时常感到，他畏惧内心的声音。”戈培尔也确信：“希特勒需要身边有人，否则他就会胡思乱想。”这些再次揭示了希特勒的“双重个性”：他从不让别人过于靠近自己，但是他又需要人的陪伴，因为他不想面对自己的内心。他发现别人的弱点时目光有多么锐利，他就有多么不情愿面对自己的心理缺陷。
一个同情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笔迹学家在1924年6月分析过希特勒的笔迹。在写给国社党哥廷根党区领导人鲁道夫·哈泽的信中，他提到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不喜欢“我们的朋友”的签名笔迹。向下倾斜的笔画暴露出“内心沉重的思虑”，它无疑说明一种“也许算得上强大，但是在关键时刻会出岔子的”个性。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几个月之后，哲学家赫尔曼·冯·凯泽林伯爵（Hermann Graf von Keyserling）对他的笔迹做出了更加透彻的分析。他告诉哈利·凯斯勒伯爵，他“仔细研究过希特勒”，“按照笔迹学判断，他是个明显的自杀者类型。他在求死，因而他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某种特征——沉迷于死亡，这也是尼伯龙根式困境一再重演的原因。”“我认为”，凯斯勒评论说，“凯泽林在这点上看得非常深刻和准确。”但是没有多少德国人这么看待希特勒，恰恰相反，1933年1月30日之后不久，这位新入主总理府的人已出人意料地广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