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才真正开始了”，1933年2月5日晚上，希特勒入主总理府的第六天，他接见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时说，“我们有了权力，我们维护权力。我将不会再从这里迁出去。”新上任的国家总理还没有掌握全部权力，但他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夺取它。迫于兴登堡建立“民族集中”政府时的局势，最初希特勒也不得不收敛自己。他必须顾忌到在内阁中占明显优势的保守派盟友。但他对亲信们明确表示，1月29日至30日建立联盟不过是权宜之计——通向独裁统治的道路上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
从来没有哪个政治任务像保守派“驯服”国社党的计划那样迅速地被现实取代，被证明是痴心妄想。人们认为，“希特勒在内阁的力量薄弱，处于束手缚脚的境地”，2月7日特奥多尔·霍伊斯写道，但是他忽略了，“这个估计颇有一些可疑之处”。巴本、胡根堡及其党羽确实自以为他们能驾驭希特勒为其政治野心服务，利用希特勒和他的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不久之后他们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了。“我们完全高估了总统制政府里多数派的能力”，1933年5月，DNVP主席和《莱比锡最新消息报》主编理查德·布莱廷（Richard Breiting）谈话时承认。在玩弄权术以及虚情假意方面，希特勒证明了他远远超过内阁中的对手和反对者们。他在几个星期之内已将他们排挤掉，并在兴登堡心中占有了特殊地位，巴本一直认为他才有资格获得的地位。副总理发现，不知不觉之间他成了一个招来幽灵却无法再控制它的魔法学徒。
戏剧性的变化让亲历者们都瞠目结舌。“1月30日希特勒—巴本内阁上台时”，1933年4月初法国大使弗兰索瓦·庞塞特报告，“人们确信，政府中的德意志民族党能制衡希特勒…… 五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指出，所有阻挡希特勒运动浪潮的堤坝在第一波浪头袭来时就被卷走了。”可是我们必须摆脱这样的想法，即夺取权力的迅猛进程基于一个成熟的战略计划。后来被国社党的宣传吹嘘成有目的、在“元首”的天才直觉指导下的行动实际上是一系列即兴的决定，国社党主席对不可预知的情况做出了反应，希特勒既出手不凡又不择手段地利用了各种机会。“自上而下”的管理措施和“自下而上”的暴力行动彼此影响，推动了发展的势头。
令人惊讶的不仅是变革的速度，还有它的容易程度。“所有的反对力量凭空消失。现有权力的全面崩溃，不，它的彻底缺席……令我非常震惊。”早在1933年3月，德累斯顿的罗马语族语言文学专家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阻力，相反，差不多所有的机构和社会团体都表现出与新政权妥协并且给予支持的高度意愿。如果老百姓没有普遍的自我一体化的意愿，一体化政治不会推行得如此顺利并取得圆满的成功。以柏林的普鲁士上诉法院为例，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一个德国人的历史》中对其一体化过程的描述给世人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希特勒只需要18个月就把所有竞争对手排挤出去，建立了他的元首独裁制度。
1月30日下午，希特勒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借此证明，新政府有行动能力并且从一开始就果断地着手解决问题。当时的政治形势很明确：希特勒想举行新选举，以便占据国会多数并通过授权法，一如他在与巴本的谈判中提出的要求。由于胡根堡的反对，政府组阁差点在最后关头失败。另一方面，1月29日晚上，巴本向兴登堡承诺，他们将与中央党就未来加入政府问题进行磋商，因此司法部部长之职将为该党的代表保留着。在内阁会议上，上午的争端仍在继续。胡根堡公开反对举行新选举，同时也反对吸纳中央党进入政府，因为它将“威胁到决策的一致性”。同时他提出禁止共产党，占有其国会议席，这样就能保证内阁的多数优势。
但是希特勒认为他上台伊始就蛮横地采取针对共产党的行动是不合适的。“他担心，取缔共产党将导致严重的国内政治斗争和可能爆发的大罢工。”他向内阁同事们指出。此外 ，“绝对不可能禁止支持共产党的600万人，也许在解散国会后的新选举中我们还能争取大部分人支持新政府”。总理也不喜欢吸纳中央党以扩大右翼联盟的主意，但是考虑到对兴登堡许下的诺言他宣布将与该党领导人进行“接触”。与中央党主席路德维希·卡斯（Ludwig Kaas）和国会党团主席路德维希·珀尔利图斯（Ludwig Perlitius）的谈判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希特勒要求议会休会一年，中央党领导人却只同意短得多的休会时间，大约两个月。除此之外，他们要求合作之前政府必须对一系列问题做出书面答复，给出有关政府意图的可靠信息。希特勒以此作为借口，下午在内阁会议中宣布，“没有必要再继续和中央党谈判下去了”，“因而新选举不可避免”。
为了安抚保守派的同盟者，希特勒宣布消息时许下诺言，选举结果不会对组阁造成任何影响。这次抢先提出激进口号的人不是胡根堡，而是巴本：现在副总理就提出了，他们必须确认这是最后一次选举，今后“永远”不再恢复议会体制。希特勒感激地顺杆子往上爬：“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是最后一次新选举。我们应该绝对避免恢复议会制度。”在巴本和迈斯纳的支持下，希特勒用这个理由成功地说服了兴登堡，让其相信有必要解散国会。2月1日颁布的相关法令阐明了举行新选举的理由：德国人民应当有机会对“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表明立场。选举日期定在3月5日。希特勒在内阁中没有遇到严重阻力就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
2月1日晚上，希特勒在电台广播里宣读了他和内阁同事们事先商定的政府声明。他第一次通过广播对全国人民讲话，这个习惯于与观众直接接触的老练的演说家首次上电台时显示出各种怯场的迹象。“他全身颤抖”。亚尔马·沙赫特注意到。希特勒一方面重复人们耳熟能详的他在1932年竞选演说中对1918年11月变革和魏玛共和国的指责——“14年来马克思主义毁了德国”——另一方面又呼唤基督教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和传统。他认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消除阶级斗争和重新恢复“本民族精神和意志的统一”。在此过程中，“基督教应当作为我们整体道德的根基”、“家庭应当作为民族和国家的生殖细胞”得到保护，“对伟大历史的崇敬”是“青少年教育的基础”。谈到外交政策时，总理的态度也很适度：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恢复平等地位的德国将致力于“维护和巩固”当今世界比以往更需要的“和平”。希特勒又不失时机地奉承了“年高德劭的总统先生”，最后他发出日后无数遍重复的口号：“现在，德国人民，请给我们四年的时间，然后再对我们做出评价和判断！”
听过政府声明的人会产生一个印象，作为一个具有责任感的政府首脑，希特勒的调门变得温和了，他也许将摒弃1933年之前制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印象是错误的，从国家总理和陆海军指挥官的首次见面会已能看出端倪。见面会在陆军领导人库尔特·冯·哈默斯坦将军的公务宅邸中举行，新任国防部部长维尔纳·冯·布伦堡也应邀参加。面对着诸位高级将领，起初希特勒明显不太自然，“他谦逊而僵硬地向众人鞠躬致意，举止尴尬”，一位与会者评论。吃完饭后他开始做两个小时的演讲，此时他才摆脱了拘束。两天前他在电台演讲时的稳健克制已荡然无存，希特勒以惊人的坦率态度告诉在场的将军们，他在未来几年将采取什么行动。
希特勒称政府的第一个目标是“恢复政治权力”，“整个国家政权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它在内政方面意味着形势的“彻底逆转”，和平主义倾向将不再被容忍。“不想转变的人将被迫屈服，马克思主义将被彻底铲除。”德国青年和整个德意志民族必须意识到“只有斗争才能拯救我们”，“这个思想必须高于一切”。为了加强“军事意志”，人们有必要建立“严格的独裁政府”和“消除民主的溃疡病”。谈到对外政策时，希特勒认为第一个阶段目标是“反对《凡尔赛合约》”。获得军事上的平等地位和建设国防军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必须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扩军阶段是“最危险的阶段”，因为法国可能决定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德国重获大国地位之后，下一步该怎么走，希特勒明显还犹豫未决。但他表示未来有两种可能性，但他没有明确告诉军官们，他更倾向于哪一种：“也许争取获得新的产品出口机会，也许——更好的选择——占领东方新的生存空间并且毫不留情地将其日耳曼化。”
在此希特勒透了一些口风，让高级将领们了解他在《我的奋斗》中确定为纲领的扩张和“生存空间”计划。我们不太清楚，在场将领是否意识到了，他的话已显露出对苏联发动种族主义歼灭战的可能性。根据会议记录，当时无人提出抗议或者至少表示疑虑。希特勒的讲话内容与国防部的想法大致吻合：反对马克思主义与和平主义，修正《凡尔赛合约》，扩充军备，恢复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他们完全赞同。尤其令他们高兴的是，希特勒向他们保证，国防军永远是国家唯一的武装力量，它将不会把枪口对准国内的反对派。希特勒宣布，这一部分工作应由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尤其冲锋队承担。1933年秋季就任国防部军队局负责人的路德维希·贝克中将后来声称，他在会谈后不久就忘记了希特勒的讲话内容，他的说法听上去不太可信。因为贝克正是属于那些无条件地欢迎1月30日的权力移交并视之为——用他自己的话说——“1918年以来第一大亮点”的军官。当时也在场的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上将“二战”结束后在审讯中说的话更为确切：希特勒的主题演讲“让听众们都大为满意”。
希特勒和国防军领导人于1933年2月3日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对双方都有益处：国家总理可以放手镇压左派力量，转向一体化的方向，而不必顾忌武装力量的干涉。而军队得到了垄断地位的保证，能够确保军队事务得到新政府的特殊关注。“未来的四到五年，”希特勒在内阁中强调，“最高原则是：一切为了国防军。”因为德国的未来“完完全全取决于国防军的重建”。
“发动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这是希特勒为即将到来的竞选活动提出的主要“宣传口号”。“这一次是短兵相接的战斗”，戈培尔写道，2月3日他和希特勒谈妥了宣传运动的所有细节。竞选活动从一开始就在完全不对等的条件下进行。因为2月4日兴登堡颁布了《保护德意志民族法令》，它使得国家可以干涉新闻和集会自由，尤其对两个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运动——设置了大量的限制。除此之外，国社党现在可以直接染指1933年之前他们无法进入的广播媒体。希特勒和戈培尔做了分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在所有的电台上讲话，而我发表相关的新闻报道。”
2月10日，国社党在柏林体育馆召开大会，由此揭开了竞选运动的序幕。“元首、国家总理希特勒、青春德国的领导人，独自一人，严肃而从容不迫地穿过人群，友好地向大家致意！仅仅一个月之前，当他在体育馆发表演说时，他还是一个被中伤、排斥和嘲笑的反对党的领导人。现在我们可以说：由于上帝的眷顾，发生了一个大转折！”戈培尔用赞美的开场白宣布了希特勒的出场。次日他扬扬得意地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分钟的报告“精彩纷呈”，“他丝毫没有怯场”。正如往常一样，开场时希特勒语气凝重，几乎说得结结巴巴，随后才转换成正式的演说风格。当涉及政府的具体纲领时，他仍然令人惊讶地只是泛泛而谈。他重复对所谓“堕落政党”的老一套诽谤，声称在其统治之下德国濒临灭亡，并重申他打算“彻底铲除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现象”，同时他保证将用“个人的价值、个体的创造力”取代“腐败的民主”，并再次恳求给他四年的时间，他将在这段时间里“让德国重新崛起”。演讲的结尾达到了希特勒本人酷爱的、模仿《主祷文》风格的高潮：他“坚定不移地相信，终有一日，今天憎恶我们的几百万人将支持我们，他们将与我们一起迎接大家共同创建的来之不易的伟大荣耀而正义的德意志帝国。阿门！”
戈培尔再次显得热血沸腾：“（演讲）结尾处慷慨激昂。‘阿门！’既有力又感人。整个德国都会惊得目瞪口呆。”不光希特勒的崇拜者，就连对他持批评意见的人，比如莱比锡作家埃里希·埃伯迈尔（Erich Ebermayer）——前莱比锡高级检察官（Ludwig Ebermayer）之子——都受到了感染。“这个人显然在现今的工作中有了长进……”他听完电台演讲后写道。他又加了一段评论：“如今广播是多好的大众宣传工具啊！希特勒的对手们至今还不懂得怎么利用它！1933年1月30日之前没有广播电台吗？无法理解！”
图40：希特勒演讲时的三个典型姿势，柏林体育馆，1933年2月10日
国社党不光利用电台，他们还利用兴登堡的光环为宣传造势。一张宣传海报上画着希特勒——“一战”中不知名的士兵——和前陆军元帅兴登堡和谐地并肩而坐。海报的口号是：“元帅和二等兵与我们一起为了和平与平等而斗争。”另一张海报上画着希特勒和兴登堡头像，它向人们呼吁：“只要你们保持团结和忠诚，国家将永远不会灭亡。”德国民族主义者和钢盔团以及其他保守团体结成了联盟——“黑白红阵线”。应胡根堡的请求，巴本自荐为主要候选人，就像他写的，“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即“与国家社会主义并肩合作…… 呼吁愿意在兴登堡元帅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有信仰的、正义而团结的新德意志帝国的各方力量团结起来”。“黑白红阵线”也力图利用“兴登堡神话”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主要着眼于副总理与总统的亲密关系，印着两个人头像的宣传海报上写着：“兴登堡信任谁，德国人就应该信任谁。选择他的亲信——副总理巴本。”
竞选结果表明，与保守派的政府合作伙伴相比，希特勒和国社党从兴登堡的崇高威望中获得了更多的益处。源源不断的大量捐款也主要让他们受益。竞选活动开始时戈培尔还在抱怨资金匮乏，但2月20日发生了变化。那天戈林在他的官邸接见了27位工业界的领袖人物，其中包括之前一直对希特勒敬而远之的德意志全国工业联合会会长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联合钢铁股份公司的主席阿尔伯特·弗格勒，法本公司董事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Georg von Schnitzler），赫施钢铁厂的弗里茨·施普林格鲁姆。希特勒在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了对私有财产制的认可，澄清了所有关于经济试验的谣言，并且强调“只有国社党才能拯救（德国）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新选举的目的是“让人民开口发言”。他前所未有地明确表示，他们经常谈论的合法性只是骗人的幌子，“他并不热衷于非法行为，但是，如果绝大多数人的目标无法实现，他们也不能任由自己遭到政权的排斥”。希特勒走后，戈林直截了当地说，“国社党、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钱柜空空如也”，经济界应该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是最后一次的”选举募捐。戈林也退场之后，亚尔马·沙赫特发言，他开出了一份账单：总共应筹集300万马克，其中3/4归国社党，1/4归“黑白红阵线”。2月21日戈培尔兴高采烈地写道：“戈林带来了令人高兴的好消息，300万竞选资金已经到位。太棒了！我立刻让整个宣传部进入备战状态，一个小时之后机器嘎嘎运作起来。现在我们加紧开展竞选活动。”
此外，经历过1932年7月20日巴本的“普鲁士政变”之后，普鲁士各部门还残存着一些具有共和思想的官员，现在戈林以普鲁士代理内政部长的身份把他们从警察部门和管理部门“清理”了出去。仅1933年2月，在普鲁士各大城市就有14位警察局局长以及许多警察总监和行政专区主席被勒令退休。“戈林在搞大清洗”， 戈培尔2月16日写道，“现在我们逐渐在政府部门立稳了脚跟”。次日普鲁士警察当局接到命令，“全力支持民族主义的宣传”，同时“用最严厉的措施打击颠覆组织的活动”，“如有必要，可以毫不留情地使用枪械”。戈林又明确地补充：“履行职责时使用枪械的警察可以得到我的庇护，他们无须顾忌开枪的后果。相反心怀错误的顾虑拒不开枪的警察将面临渎职的指控。” “开枪令”等同于杀人许可证，就像哈利·凯斯勒伯爵正确的评论：“我们所有不支持所谓‘民族主义’的人，也就是说，非纳粹的人，从今往后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
2月22日，戈林还把“民族主义”组织（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的成员召集起来另建了一支辅助警察部队，声称用来“对付激进左派尤其共产党人日益猖獗的骚乱活动”。褐衫队由此得到了渴望已久的与他们仇恨的左派对手算账的机会。袭击竞选集会、非法逮捕、刑讯和谋杀成为家常便饭。警察一般对冲锋队的暴行袖手旁观、听之任之。虽然社会民主党也同样吃到了苦头，但是共产党的境遇最糟糕。从2月初开始，他们实际上已经无法再在露天场合公开集会了，他们的报纸几乎无一例外遭到了查禁。2月23日，警方突然搜查了共产党总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据第二天报纸和广播的报道，突袭活动中没收了好几百公斤“据说号召颠覆国家”的“叛国罪证”。某些人借此有计划地煽动起老百姓对共产党意图武装暴动的恐惧感。民主人士和左翼政党的圈子里有传言，国社党正在策划一场“大屠杀”，为此他们想自编自导一次旨在陷害政敌的刺杀希特勒行动：“名单已经拟定好了——《驱逐名单》——他们将根据名单有计划地杀人。” 在充满着不祥预感的气氛中，2月27日晚上传来了国会大楼被焚烧的消息。
国会纵火案的始作俑者是谁？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几十年来不断引起人们的争议。由于事件结果对国社党特别有利，很早就有人怀疑，他们才是真正的纵火者。反过来国社党领导人毫不犹豫地指责共产党，但他们同样也拿不出任何证据。多数人还是认同弗里茨·托比亚斯（Fritz Tobias）6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在起火现场被逮捕的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凡·德尔·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单独实施了纵火行动，并没有幕后的指使人。当然事情没有最终的定论，以后也许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答案。比起没完没了地争论凡·德尔·卢贝是不是唯一的纵火者，还不如谈谈国社党从国会纵火案中得到哪些益处更有意义。
2月27日晚上国社党领导人听到国会纵火案的第一反应说明他们也对此事感到震惊。当天晚上，希特勒又在戈培尔家里，当汉夫施丹格尔10点左右在电话中告诉他国会起火的消息时，他们起初还认为那是一个糟糕的玩笑。但是很快消息被证实了。希特勒和戈培尔赶往现场，戈林已经到了，他对每个到场的人滔滔不绝说了一大通话，主题是阐明纵火案的主使人：“这是共产党暴动的开端，现在已开始了！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戈培尔二话不说接受了他的说法：“在30处纵火。集体行动。戈林说得滔滔不绝。希特勒勃然大怒。”着火现场的希特勒确实处于震怒状态。鲁道夫·迪尔斯（Rudolf Diels），戈林的同事，1933年4月后成为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总监，他在1945年之后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幕：“他简直气炸了，我从未听到他如此难以自制的狂吼声：‘如今不再有怜悯，挡路者将全部被干掉…… 所有共产党干部都要就地枪决，共产党议员们必须在今晚被绞死。凡与共产党沆瀣一气者，注定不会有好结局。我们对社会民主党和国旗队也不会再手软。’”据迪尔斯说，当凡·德尔·卢贝遭到逮捕时，他认为那人是个疯子，但希特勒根本听不进去：“这是非常巧妙的有预谋的事件。犯罪分子们想得倒蛮不错；但这不是真的，同志们，他们失算了！”
当晚巴本陪兴登堡在绅士俱乐部吃晚饭，吃完饭后匆匆赶来，希特勒也直言不讳地对他说：“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信号，副总理先生！如果纵火如我料想的是共产党干的，我们就必须出重拳消灭那些害人虫！”很难说清楚，希特勒和他的亲信是否真的相信共产党意图暴动，换言之，他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被自己的宣传蒙蔽了。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对焚烧国会大厦一事丝毫不感到难过，反而乐翻了天，因为他们获得了对共产党发动决定性打击的借口。深夜他们在皇宫旅馆聚会，气氛轻松愉快，“大家都喜形于色。这正好是我们要的。现在我们找到了出路。”戈培尔高兴地说。国社党的保守派盟友也有着相同的反应。接到国会纵火的消息时，财政部部长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正在法国大使馆参加晚宴，他当场欢呼起来：“感谢上帝！”让客人们摸不着头脑。
27日到28日的夜里，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和几乎所有共产党国会议员都遭到了逮捕，党部办公室被查封，所有共产党报纸被勒令无限期地停刊。随后的日子里，逮捕行动扔在继续进行；3月3日共产党主席台尔曼也被逮捕。到3月中旬，仅普鲁士一地就有10 000个反对纳粹的政敌被“保护性拘留”，其中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卡尔·冯·奥西茨基、埃里希·米萨姆和埃贡·埃尔文·基施（Egon Erwin Kisch）。
2月28日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受到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件的严重影响。希特勒在会议上强调，“毫不留情地与共产党进行斗争”的时刻已经到来：“没有必要再继续等待。共产党已经下了极端的决心。与共产党斗争不应该受到法律条文的限制。”戈林再次重申了昨夜国社党领导人商议妥当的一套话：“单独一个刺客无法完成纵火的工作”，是共产党策划了这次行动。从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查抄出来的文件表明，他们“建立了恐怖组织”，试图焚烧公共建筑、往公共厨房的食物里投毒以及 “绑架部长们和其他高官的妻子儿女做人质”。没有一个保守派部长提出异议，这些关于恐怖行径的描述显而易见是厚颜无耻的捏造。当天下午，内阁批准了内政部长弗里克上午提交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在法令的第一条中，最基本的权利——个人的自由，言论、新闻、集会和结社自由，通信和电话的保密权利，住房和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都被暂时取缔，第二条授权中央政府“暂时代理”行政机关的权力，“以恢复各邦的公共安全与秩序”。它不仅为大规模地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对不听话的邦施加压力并强迫一体化的契机。
2月28日国会纵火法相当于“一部基础性的特别法，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独裁统治直至其崩溃前的主要依据”。恩斯特·弗兰克尔（Ernst Fraenkel）在他的著作《双重国家》（初版于1941年）中相当正确地把它描述成“第三帝国”实际上的“宪法章程”。兴登堡毫不犹豫地在这部别人在他面前美化成“打击共产党暴力行径的特别法”的紧急状态法上签了名，就这样他也为政治权力从总统转移到中央政府出了一把力。3月3日戈林在法兰克福发表讲话时明确宣布，他将怎么利用新的行动自由：他采取的措施 “将不会受到任何法律问题的困扰”。“我并不想主持公正，我只想摧毁和消灭，仅此而已！”他的话以及话中昭示的暴力倾向让每个心中还残存着法治观念的人深感震惊，但是巴本却没有这样的反应。当弗兰索瓦·庞塞特向他指出外国大使对国社党不断升级的恐怖活动感到忧虑时，他息事宁人地说：“哦，等他们胡闹完了，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冲锋队对共产党采取的野蛮行动同样丝毫没有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感。经年累月报刊媒体渲染的“共产主义幽灵的威胁”倒让严厉的制裁措施显得合情合理。“清扫普鲁士的铁扫帚！终于来了！”路易斯·佐尔米茨欢呼道。不伦瑞克副市长兼市政规划和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的妻子伊丽莎白·格本斯雷本（Elisabeth Gebensleben）也同样坚信：“也许中央政府果断的干预令很多人吃惊，但是人们首先必须彻底地清洗打扫，铲除反民族的势力，然后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建设工作！”种种迹象表明，希特勒对左派尤其共产党的镇压丝毫没有降低民众的支持率；相反，他们对他更有好感了。如果希特勒继续这样干下去，如上巴伐利亚一个天主教区的报告所言，他将在下一次国会大选中“赢得大多数德国人的信任”。3月5日的投票过程是一出滑稽戏，左翼政党在“宪法规定的最重要的最后一个竞选周”里完全被剥夺了对选民做宣传的机会，美国驻柏林大使弗雷德里克·萨克特（Frederick Sackett）在3月3日坦率地表示。此类歧视在竞选日当天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出口处只张贴着纳粹和黑白红阵线的竞选海报，看不到国家党、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党的宣传”，哈利·凯斯勒伯爵写道。因而选举结果愈发让人惊讶：虽然选民投票率异乎寻常地高达88.8%，但国社党显然没有实现获得绝对多数票的目标。国社党的得票率为43.9%——相比1932年11月上升了10.8%；也就是说，如果国社党想得到多数票，它需要得到“黑白红阵线”的支持，后者得票率为8%（少于11月DNVP的选举结果）。社会民主党获得18.3%的选票（只降低了2.1%），虽然大多数共产党干部已被逮捕，但是共产党的得票率也依旧达到12.3%（减少了4.6%）。重重障碍之下两个左翼政党的得票率之和依然几乎占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一。中央党（11.2%）和巴伐利亚人民党（2.7%）的得票率也基本保持不变，与此相反，业已衰落内部分裂的国家党（0.9%）和德国人民党（1.1%）又一次流失了大量选票。“了不起的德国人！”埃里希·埃伯迈尔评论选举结果，“工人阶级依旧矢志不渝地忠于他们的领导人。天主教徒矢志不渝地忠于他们的教会。照样有真正的民主党人！48.2%的选民有勇气投票反对希特勒或者待在家里不投票。我觉得这是一个给人带来安慰的胜利日子。”
可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值得安慰的理由。因为国社党在其一向支持率不高的地区——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邦以及柏林等大城市——都大有斩获，显然它成功地动员了从不参加选举的选民中的大部分人投它的票。“辉煌的胜利！尤其在德国南部。柏林超过了100万，惊人的数字。”戈培尔写道，他和希特勒一起在总理府中关注着具体的选举结果。“所有人都乐得神魂颠倒。不断有新的惊喜。希特勒受到了感动。我们都沐浴在幸福之中。”美国大使萨克特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希特勒“赢得了空前的胜利”：“德国的民主遭到了无法恢复的打击。德国在纳粹的巨浪中沉沦。人们盛传的第三帝国变成了现实。”
这一转折立刻明显地反映在希特勒身上，他在内阁的态度为之一变。迄今为止希特勒还顾及到保守派的盟友，他在主持会议时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他几乎无法让内阁听从他的意见。”戈培尔3月2日还评论说。希特勒的专业素养以及“提纲挈领”和“精要地总结冗长的讨论内容”的能力令分管各部门的部长们感到惊讶。3月7日，在大选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却粗暴地断言：“他认为3月5日发生的事件是一场革命。最终马克思主义将在德国消失。授权法需要国会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他，国家总理，坚信国会应该通过这个法律。共产党议员不会再出现在国会开幕式上，因为他们已被关在监狱里了。”巴本以内阁的名义热情感谢希特勒“在选举中的卓越表现”，这一举动清楚地表明，希特勒的话并没有招致部长们真正的反对。
3月11日，希特勒在内阁中建立了“国民教育宣传部”，通过此举他兑现了1月30日后对戈培尔许下的诺言，但却违背了他对盟友做出的明确保证，即大选结果将不会影响政府组阁。除了胡根堡起初不同意之外，其他内阁成员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一违反盟约的做法。3月13日兴登堡在部长委任书上签了字。“多么了不起的履历！35岁的部长。我感谢希特勒。他是个好人，一个勇敢的斗士。”戈培尔对自己的升迁感到非常高兴。次日，新部长在总统面前宣誓就职。总统“对待他犹如一位老父亲”，随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我感谢他，尽管我年纪轻轻，他依旧接纳了我。我非常感动。迈斯纳很好地协助了我们。圆满的成功！”新的部门成立之后，国社党领导人获得了影响和操纵公众舆论的有力工具。它在循序渐进的夺权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在3月16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戈培尔已经明确指出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将对“老百姓不断施加影响，直到他们完全听命于我们”。
国会大选过后，希特勒立刻进行通向独裁统治的下一个步骤：在非国社党执政的邦内推行一体化。他在内阁中宣布，有必要“大胆地着手解决国家和邦之间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戈培尔也发出号召，“现在我们无所顾忌。德国处于一场冷酷的革命中。抵抗是毫无希望的。”汉堡在大选之前已经开始了一体化。根据2月28日的国会纵火法，内政部长弗里克对目前只由社会民主党、国家党和德国人民党议员组成的现任汉堡市议会施加压力，督促他们更加严厉地打击共产党。虽然社会民主党的警方议员阿道夫·舍恩费尔德（Adolph Schönfelder）遵从他的愿望逮捕了75名共产党干部，当地的国社党仍然接连向柏林发出警报，敦促内政部长派遣一个警方特派员以维护这座汉莎城市的治安。3月2日弗里克要求市议会查禁社会民主党的地方报纸《汉堡回声》，因为该报的一篇文章对共产党是国会纵火者的说法表示了质疑，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出于自尊不得不于次日集体辞职。在3月5日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却令人惊讶地保持了不错的成绩。它的得票率达到26.9%（相比11月6日只降低了1.7%），共产党的得票率为17.6%（降低了4.3%）。两个左翼政党的得票总数达到44.5%，比国社党高出将近6%，国社党的得票率为38.8%。但是国社党宣称，他们得到了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汉堡市政府的权力。投票结束仅一个小时后，弗里克下令让警方把权力移交给冲锋队旗队指挥阿尔弗雷德·里希特（Alfred Richter）。市议会屈服了。3月8日成立了新议会，议会成员包括六个国社党员、两个德意志民族党员、两个钢盔团员和德国人民党、国家党各一名党员。
其他各邦也按照汉堡模式完成了一体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国社党基层党组织施加的压力和政府实施的表面上合法的措施有效地彼此配合、互相补充。通常当行动开始时，国社党党部提出让一个国社党党员出任警方领导人的要求，与此同时，冲锋队举行游行示威、占领政府机关、在公共建筑内升起纳粹卐字旗。然后国家内政部以恢复“平静和秩序”为借口介入并派驻“国家专员”。通过这一方式，3月6日到3月8日之间，不来梅、吕贝克、黑森、巴登、符腾堡、萨克森和绍姆堡—利珀都完成了一体化的步骤。
3月9日，最后的堡垒巴伐利亚也失陷了。在恩斯特·罗姆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支持下，上巴伐利亚的国社党党区主席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中午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让前埃普自由军团团长弗兰茨·里特尔·冯·埃普担任国家总专员，虽然巴伐利亚总理黑尔德最初表示反对，但是当晚埃普还是被弗里克任命为国家专员，巴伐利亚总理只好屈服。3月9日到10日的夜间，巴伐利亚人民党（BVP）领导人被逮捕并遭到虐待，巴伐利亚内政部长卡尔·施蒂策尔（Karl Stützel）被虐得最惨，由于他对待国社党不像他的前任那么宽容，因而招致了格外的仇视。正如巴伐利亚的农民领袖格奥尔格·海姆满怀愤怒地在呈交总统的汇报中所言，施蒂策尔被“埃普党派的拥护者们从床上揪起来，他只穿着衬衫、光着脚，被殴打得浑身是血，拖进了褐色大厦……即使在共产党的恐怖统治下，我在老家巴伐利亚也没有看见过这种事情”。兴登堡不加一字评语地把海姆的报告转给希特勒，投诉人没有得到答复。国家专员里特尔·冯·埃普任命巴伐利亚党区主席瓦格纳为代理内政部长、任命党卫队帝国长官希姆莱为代理警方领导人。年仅30岁的前海军军官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接管警察局第六部门——政治警察部。对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二人来说，新的职务成为日后他们执掌“第三帝国”全国警察和安全部门的跳板。
逆转上演三天之后，希特勒飞往慕尼黑，他对“巴伐利亚投入民族觉醒的伟大阵线”表示满意。他先在慕尼黑的街道上举行凯旋游行，然后在统帅堂前敬献了巨大的花环，以纪念1923年11月9日政变的牺牲者，花环的绶带上写着：“你们仍是胜利者！”3月16日，作为德国最后一个被一体化的邦政府，黑尔德内阁正式辞职，为几乎全部由国社党员占据的政府部门腾出了地方。3月底，按照《德国诸邦一体化临时法》的规定，3月5日大选之后根据各党派得到的票数重新建立邦议会。共产党的议席被取消。一周之后，3月7日，中央政府颁发《各邦与国家一体化的二号法令》，它规定建立“国家督察员”制度，由此彻底取消了各邦的自治权。
这部法律为希特勒提供了按照自己的想法确立普鲁士邦的权力结构的依据。他本人掌握国家督察员的大权，从而使得巴本的国家专员一职显得可有可无。4月10日戈林被任命为普鲁士总理，两个星期之后，希特勒把普鲁士国家督察员的权力也交给了他。“巴本先生隐退之后，普鲁士终于落入了纳粹手中，今后总统的朋友们想获得优待就得去求戈林上尉或者戈林的某位国社党下属。”英国大使朗博尔德对巴本政治影响力的衰退做出贴切的评论。1月30日前还以“国社党驯兽师”的自信面目出现的副总理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沦落为无关紧要的政治人物。
希特勒的合作伙伴德意志民族党寄希望于大选之后冲锋队的恐怖活动能逐步减少，可是这一希望落空了。相反，暴力活动有增无减。“5月3日大选星期日之前我眼中的恐怖活动不过是温和的前奏”，3月10日维克多·克伦佩雷尔评论。在众多的城市和乡镇，冲锋队占领了当地市政厅，尽情发泄他们对魏玛“体制”代理人的复仇欲。社会民主党的办公室和报社被占领，家具被捣毁，职员遭到殴打凌虐，他们被关进了地下室和仓库，与已经被关在里面的共产党员一起遭到希特勒手下暴徒们无情的折磨。1933年春季的酷刑地狱是什么样子，鲁道夫·迪尔斯有过不加粉饰的描述：“我们找到的受害者都饿得快死了。为了逼供，他们连续几天被关在狭窄的橱柜里，被迫站立着。审讯从头到尾伴随着殴打，十多个家伙每隔几个小时换一次班，轮番用铁棍、警棍和皮鞭抽打受害者。打落的牙齿和打断的骨头证明了他们受到的折磨。当我们进屋时，只见一排排活着的骷髅架躺在腐烂的稻草上，伤口已经化脓。没有一个人的身体不是从头到脚覆满了惨无人道的殴打造成的青紫伤痕。许多人的眼睛肿得睁不开，鼻孔下粘连着血块。再没有呻吟和哀诉，他们只是等待着死亡或者新的殴打……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译者著：荷兰画家，1450—1516）和彼得·勃鲁盖尔（Peter Bruegel ，译者注：荷兰画家，1525—1569）都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恐惧。”
冲锋队野蛮的恐怖活动制造出恐惧和恫吓的气氛。“人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承认，反对党阵营完全丧失了斗志。公然取消法治，人们普遍感到正义不复存在，形同于恐怖统治。”3月8日哈利·凯斯勒伯爵写道。“尤其四处谣传，暗地里已经发生了很多野蛮的不法行为，人们从家里被带走，在褐色大本营里遭受殴打。”特奥多尔·霍伊斯在3月14日的信中袒露，“如果纳粹政府不实实在在、杀一儆百地惩处一部分不法之徒，我担心老百姓没法放下心来。因为那些暴徒一直认为他们受到上面的庇护。”虽然希特勒在3月10日的呼吁书中警告他的追随者们，不要“因为个人行为影响民族崛起的大业”，两天后他又在电台上讲话，要求他们以“最严格、最盲目的态度遵守纪律”。国社党的胜利是“如此之伟大，我们不应该受制于狭隘的复仇欲”。尽管有种种欺骗性的公开表白，希特勒实际上根本不想约束冲锋队的行为，他在3月11日写给巴本的信中表达得很明白了——这是一份关键性的文件。
当副总理抱怨冲锋队骚扰外国驻德的外交官时，总理愤怒了。他有一种感觉，他在致巴本的信中写道：“目前有人发动猛烈的攻势，目的是阻止民族的崛起，他们想用尽手段威胁民族崛起运动。”他手下的冲锋队员已经证明了他们“前所未有的纪律性”，他担忧历史的判决书上将会写着，“我们在历史性的时刻被资产阶级世界的软弱和怯懦感染了，过于心慈手软，没有使出铁腕。”没有人能让他抛弃“毁灭和消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下面的话清楚地表明，希特勒对两个月前将他捧上权力宝座的保守派盟友只余下蔑视之情，不想再顾及他们的感受。“如果德意志民族党和其他资产阶级党派突然间感到害怕了、想给我写公开信，他们早在大选之前就该这么干……”他讥讽地说，“我恳切地请求您，尊敬的副总理先生，将来不要在我面前抱怨。”
“自下而上”无法控制的暴力活动当然不断增多，愈演愈烈，对于国社党也成了一个问题，经历过1933年前类似内战的国内混乱之后，国社党以“和平与秩序”的担保人自居登上政治舞台，现在他们的保证受到了暴力活动的威胁。因此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将针对反政府者的恐怖行动制度化。3月20日，希姆莱在慕尼黑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小城达豪附近的一家军械厂将被改建成集中营。3月22日，第一批囚徒被押送到达豪集中营。作为国家集中营，起初达豪集中营由巴伐利亚邦警察看守，4月11日党卫队接管了它。这个集中营成为全国恐怖体制的繁殖细胞，它曾是党卫队辖下的各种暴力形式的实验室，后来几年他们被推广到全国其他集中营。媒体广泛报道过集中营的存在。到处都在传说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其威慑效果正中政府的下怀。“亲爱的上帝啊，让我哑了吧，我不想去达豪集中营！”“第三帝国”私下里广为流传的话。
1933年春季不仅笼罩着焦虑和恐惧的气氛，同时也洋溢着热情和觉醒。“空气中充满欢腾、救赎、青春和迷醉”，大选当日路易斯·佐尔米茨在日记中写道。许多人都有见证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感觉，一些人回想起了1914年8月的亢奋。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一个德国人的历史》中捕捉到一个典型的生活场景：“我看见挎着购物袋的老太太们站住了，眼睛闪闪发亮地目送着精神抖擞唱着歌的褐色游行队伍，‘你看到了，你都看到了不是吗？’她们说，‘现在各方面都在走上坡路。’” 当一部分左翼人士心灰意冷地闭门蛰居时，原先置身局外的以资产阶级为主的另一部分人却彻底投靠了国社党。“现在他们都变成纳粹了，恶心！”戈培尔2月24日写道。1月30日后的三个月内，除了850 000名老党员之外，纳粹党又新增添了200万新党员，党部不得不在5月1日规定临时性的入党限制，因为它已经无法应付如潮水般涌来的入党申请书。像莱比锡作家埃里希·埃伯迈尔这样始终保持批判精神的人觉得“资产阶级的墙头草作风是世界上最无耻的”。
用来指代数十万投机者的“三月牺牲者”（译者注：这里是调侃的用法，指1933年1月30日后出于投机目的参加国社党的人）一词应运而生。他们中的大部分加入国社党并非出于信念，而是为了事业升迁。他们一方面想及时站到胜利者一方，另一方面又想从政治变革中捞取物质利益，比如就业的优惠待遇，或者可以在公共服务部门或许多国社党组织里找到职位。国社党在老百姓的嘴里成了“帮你找工作”的简称。为了让自己的“皈依”显得可信，人们必须有转变的积极表现。比如表态性地佩戴党徽，《福斯日报》的女记者贝拉·弗洛姆注意到：“以前将党徽毫不起眼地别在外衣领子上的一些同事现在把它别在了显眼的地方。” 除此之外，人们现在公开喊“万岁，希特勒！”了。根据塞夫顿·德尔默的观察，呼喊万岁的人正是几个星期之前认为希特勒完蛋了、轻蔑地耸肩称他为“小丑”的那些人。1933年访问柏林的波兰记者安东·格拉夫·索伯斯基（Anton Graf Sobanski）在街上经常看到举起右臂行礼的行人，这一场景令他大惑不解。1933年7月13日，弗里克颁布公告，规定所有官员必须行“德意志礼”。
升卐字旗也表明了新政府公开支持纳粹的态度。3月11日兴登堡的公告中规定，未来除了升黑白红帝国国旗之外，还要同时升纳粹卐字旗：“这两面旗帜将德国辉煌的过去与德意志民族强大的新生联系在一起。”至此魏玛共和国的象征符号也被埋葬了。如果谁想对抗改变的压力、毫不掩饰反对政府的态度，他就会遭到亲朋好友的冷落。“似乎我们少数不肯改悔的人被真空隔离了。”埃里希·埃伯迈尔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我最好的年轻朋友都成了极端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徒……我没法和他们争辩，因为他们信仰它。理智的观点对信仰丝毫不起作用。”柏林的法律助理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也有类似的经历：从1933年3月初开始，他和同事们定期聚会的圈子里戾气越来越重，一些人加入了国社党，已经没有可能再进行公开的讨论了，5月底讨论圈子彻底解散。
新国会的开幕仪式定于3月21日在波茨坦驻军教堂举行。新上任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精心选择了开幕式的时间和地点，并且编排了整个仪式。3月21日不仅是春天的开始，也是1871年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后第一次召开德国国会的日子，因而它让人联想到“民族的觉醒”。驻军教堂的地下墓穴里安放着“士兵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儿子腓特烈大帝的灵柩。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上演一场见证普鲁士精神和纳粹主义象征性政治结合的宣传秀。国家庆典上午在天主教和新教的大教堂中举行，伴随着节日礼拜仪式。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没有参加。他们去了柏林的路易森市公墓，在霍尔斯特·威塞尔和其他所谓“运动烈士”的墓前献了花圈。
12点左右，兴登堡和希特勒在驻军教堂前碰了头。国家总理身穿普鲁士陆军元帅的军服，希特勒穿着黑色的燕尾服，而没有穿褐色的国社党制服，他显然很不自在。有些观察者觉得，他看上去像个“被强大的保护者带到陌生场合的腼腆新人”。在曾属于威廉二世的空荡荡的皇家包厢前，总统举起元帅权杖向皇太子致敬。他想以此表达他和霍亨索伦家族之间存在着亲密关系——这一举动是为了掩饰——自从1918年11月陆军元帅表面上抛弃皇帝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无法修复的损害。兴登堡的欢迎致辞像往常一样具有军人的简洁风格：他宣布，3月5日大选之后，“明显占多数”的德国人支持他组建的政府，因而为政府工作奠定了合乎宪法的基础，同时再次重申希特勒政府的合法性。他告诫在座的国会议员们——社会民主党议员没有到场，共产党议员要么关在监狱里，要么藏匿了起来——不要出现“自私自利和党同伐异”的情况，要支持政府完成“繁重的工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自由而骄傲的德国祝福”。
希特勒在兴登堡之后发言，开始时态度羞怯、嗓音低沉，后来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坚定。德国国家党议员特奥多尔·霍伊斯当时也在场，他认为希特勒的发言“很有分寸”，同时也只是“泛泛而谈”：“有一些美妙的言辞，但是没有具体目标”。与2月1日电台演讲的风格一致，希特勒先描绘出1918年革命后“国内崩溃”的阴暗画卷，以此为背景，用绚丽的辞藻大力赞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演讲的核心是向兴登堡致敬，希特勒多次直接对兴登堡本人说话：他不仅称赞兴登堡1月30日将国家大权交给“青春德国”的慷慨大度的决定，还表彰了他的赫赫战功；“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他了不起的一生象征着我们民族坚不可摧的生命力。”“他最棒的一次演说”。希特勒的忠仆戈培尔说，“最后大家都深受感动。”不仅宣传部部长被感动了，连兴登堡本人也被感动了。“总统难以抑制激动之情，眼中盈满了热泪。”代表汉莎城市汉堡出席开幕式的汉堡市长卡尔·文森特·克罗格曼注意到。演讲结束之后，兴登堡走向希特勒，双方紧紧握手，“老”德国和“新”德国的结合，当天的头条新闻就此出炉。
“波茨坦大会”在民间也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昨天的经历让我们今天仍旧难以忘怀……”不伦瑞克邦的伊丽莎白·格本斯雷本（Elisabeth Gebensleben）像几百万德国人一样收听了电台的直播，3月22日她写信告诉住在荷兰的女儿，“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很少出现这样一个举国欢庆、全民欢呼的日子，令人如此欢欣鼓舞，在这个日子，所有蕴藏在民族内部但多年来被牢牢禁锢的最美好最神圣的东西全部释放了出来，汇入到从人们出于最深的感激之情而发出的无尽欢呼声中。”即使在始终对“民族崛起”抱着怀疑态度的一部分老百姓中，波茨坦大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看起来希特勒能够从一个狭隘的政党领导人转变成一个治理国家的政治家，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能够调和矛盾而不走极端的“人民总理”，“不可否认，他成长了”，埃里希·埃伯迈尔高兴地说。“看来他已经从一个宣传者和政党领导人，一个狂热分子和煽动家——令他的对手感到惊讶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希特勒在总统面前鞠躬以示谦卑的姿态也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白发苍苍的老元帅向大战的二等兵伸出手，二等兵握住元帅的手深深地鞠躬…… 无人不受感动。”
波茨坦大会在希特勒和兴登堡的私人交往中意味着“最终的突破”。1月30日建立“民族集中内阁”时总统还明显对新总理持保留的态度，这一点还体现在兴登堡只允许他在副总理巴本的陪同下汇报工作的规定上。因此希特勒在总理任期的第一个星期内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便赢得兴登堡的信任。“最要紧的是赢得老先生的欢心”，2月5日他对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表露，“现在我们不能做任何惹他生气的事情”。这位国家级演员短时间内就成功地讨好了兴登堡，并将巴本从最受宠爱的位置上排挤了出去。“他和老先生处得很好”，2月17日戈培尔写道。1942年5月，希特勒在从“狼穴”指挥部到柏林的漫长旅途中曾经提起过，他和兴登堡的关系在八到十天之内已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他向总统汇报工作时无须再有巴本在场陪同了，三个星期之后“老先生”甚至对他表现出“慈父般的喜爱”。
图41：波茨坦大会，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在总统保罗·冯·兴登堡面前鞠躬致敬，1933年3月21日
也许希特勒此处有所夸张——根据巴本的回忆，从4月份开始他才不再参与此类会谈——但是可以肯定，2月份兴登堡已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对希特勒的喜爱，并且在其遭受外界批评时给予他保护。当巴伐利亚人民党（BVP）主席和巴伐利亚财政部部长弗里茨·舍费尔2月17日警告兴登堡，希特勒想“通过暴力夺取全部的权力”，同时控诉说，“奉公守法的人”如社会民主党人被打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并被排斥于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之外”，这二人得到的回答却是：“他，国家总统，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认清了希特勒先生是最真诚地为国家谋福祉的人，他很高兴，这个伟大运动的领袖能与他和其他右翼团体共同合作。”兴登堡对3月5日的选举结果也表示非常满意，并且对希特勒表达了他对“彻底结束选举”的满意之情。“在内心的深处”，“议会的吵吵闹闹”令他感到“陌生和厌恶”。
3月21日，戈培尔成功地导演了驻军教堂的国会开幕式，它标志着兴登堡对希特勒刮目相看的新阶段。“老先生对波茨坦大会感到非常高兴”，宣传部部长记录道。3天后，兴登堡告诉汉堡市市长克罗格曼，“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他才学会充分地认清和重视此人”。众所周知，原本他“有些担心”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将“要求独裁统治”，时至今日他才认识到“总理先生是天纵英才”。现在希特勒完全取代了巴本的位置，成为兴登堡最赏识的红人，他巧妙地利用了“坦能堡英雄”的光环为自己增添政治声誉，接下去他打算从年迈的老总统的影子里走出来，“作为一个魅力超凡的政治人物独立地走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位”。
如果哪个人曾经认为，希特勒在总统面前鞠躬意味着他甘心让兴登堡摄政并放弃对无上权力的追求，两天之后发生的事情足以让他清醒过来，那一天国会在克罗尔歌剧院对授权法进行表决。根据这个法案，希特勒不仅将关闭国会，还将“摆脱迄今为止作为其政权基础的总统和紧急状态法的羁绊”。《消除国家和人民困苦法》——它正式的名字，3月15日已在内阁中首次讨论过。内政部长在讨论中强调，这个法案的内容应当走得很远，“它可以违背宪法的每一条规定”。保守派部长们依旧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有胡根堡提出一个问题，“政府根据授权法颁布法律是否需要总统的参与？”这次不是希特勒，而是国务秘书迈斯纳出面解决了他的质疑，迈斯纳说，“总统没有必要参与”，“总统本人也没有参与的意愿”。
根据宪法第76条规定，必须在国会议员三分之二到场并且在场议员三分之二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宪法修正法案。怎么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弗里克事先在内阁里做了一番估算：从647个国会议员中去掉81个共产党议席，那么只需有378个议员表示同意，而不是432个议员。3月5日国社党加上“黑白红阵线”共拥有340个议席。他们寄希望于中央党的支持。为了保证达到三分之二的出席率，投票之前对国会的议事规则做了改动，“无故缺席的议员也被视为出席会议”。希特勒颇为关注中央党是否同意，就像他在3月20日批准法律草案的内阁会议上宣称的，因为“它意味着对国外的声望增长”。授权法的有效期限为4年（第5条），它授予中央政府“在宪法规定的程序之外”颁布法律的权力（第1条）。这些法律可以“不符合宪法”（第2条）。总理可以代替总统批准法律并且公布在官方公报上（第3条）。按照该法第4条，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力被移交给政府。
3月23日下午，国会会场遭遇到了德国议会史上前所未有的状况。国社党摆开了恐吓的阵势，“克罗尔歌剧院前宽阔的广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国会议员威廉·霍格纳（Wilhelm Hoegner）回忆说，“他们粗野地对我们喊叫：‘我们要授权法！’胸前戴着纳粹标志的年轻小伙子放肆无礼地盯着我们，他们几乎堵死了我们的路，我们仿佛在接受夹道鞭刑，他们用‘中央党的猪猡’‘马克思主义的猪猡’之类的话唾骂我们……当我们这些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在最左边的座位上落座后，冲锋队和党卫队站到了墙边和大门口，呈半圆形包围住我们。他们的表情不怀善意。”主席台的前方，政府成员就座的地方，悬挂着巨大的纳粹卐字旗，似乎这不是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而是国社党的内部会议。希特勒今天也穿了褐色制服，两天之前他在波茨坦以一个可靠的政治家的面目出现时还穿着寻常的礼服。
国社党“三呼万岁”之后，总理发表了两个半小时的讲话，一开始他又重复了人们熟悉的 “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导致民族的衰落”老一套，接下去笼统地概述了“建立真正的民族共同体”和“彻底重建民族道德”的政府计划。在经济领域，希特勒向大家做出以下保证：帮助农民恢复农场的盈利能力、对面临巨大竞争的中产阶级施以援手、增强工人和职员的购买力、帮助失业者重新投入到社会生产中、更加关注出口行业的利益。在外交方面，他宣称自己是爱好和平的：德国“只想要平等的生存权和平等的自由，德国想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到演讲快结束的时候，希特勒才提到授权法，他解释了为何有必要颁布授权法，如果“就每个具体问题争取和请求国会的同意”，代表“民族崛起”的政府将无法完成它的任务。他安抚大家说，政府只是在“采取至关重要的措施”时才“动用这部法律”。它不会“威胁到”国会和参议会的存在，总统的权利和地位“保持不变”，不会“废除”邦政府，也不会“削弱”教会的权利。最后一点针对摇摆不定的中央党。一番利诱之后，他又进行了赤裸裸的威胁：“先生们，也许你们正在做出战争还是和平的决定。”
希特勒的讲话结束后，戈林宣布休会两个小时，各党派分小组进行讨论。社会民主党早就确定了拒绝的立场，根本无须讨论。进入克罗尔歌剧院前，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党员和前普鲁士内政部长卡尔·泽维林的议员豁免权遭到侵犯，不由得让大家回忆起他曾经遭到逮捕的往事，他们已看清楚了未来等待自己的命运。而中央党却陷入了激烈的争论，以党主席卡斯为首的大多数人赞成授权法。他们指出，希特勒在先前的谈判中已经答应给他们“只在一定条件下动用授权法”的书面保证。所谓保证只是一场骗局，希特勒本人心里最清楚了——他承诺的信件永远不会发出。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自始至终劝说大家不要同意，他在3月23日上午的小组会议上把授权法称为“对议会提出的闻所未闻的要求”。他宣称，“宁可现在有尊严地灭亡”，也好过“支持将让中央党无容身之地的政策”。但最后他和支持他的少数人只能服从党内的纪律。
下午六点会议重新开始，社会民主党（SPD）主席奥托·维尔斯（Otto Wels）上台发言。他指出，经历过前一阶段的迫害之后，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愿意批准授权法：“你们可以剥夺我们的自由和生命，但无法夺去我们的尊严。”面对大厅里杀气腾腾的气氛，他的表现堪称勇敢。12年来最后一次，人们在国会的讲坛上公开地发表信仰民主和法治原则的声明：“没有一部授权法能够授予你们消灭那些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观念的权力。”最后维尔斯向“受迫害和被压迫的人”致以问候：“你们的坚定和忠诚值得钦佩。你们对信仰的勇气和不可动摇的信心将带来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根据会议记录，此时国社党员们屡次发出哄堂大笑。
维尔斯刚说完，希特勒冲到讲台前，他急于消除前面一个演讲者的影响：“你们来晚了，但你们还是来了。议员先生宣称的美丽理论在世界历史上未免来得太迟了。”希特勒的答复似乎是一篇即兴演讲，后来也一再被当作他很机智的一个例证。但事实是，维尔斯演讲稿的撰稿人、《前进报》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曾经把这篇稿子当作新闻稿发出去，因此希特勒有足够的时间准备答辩词。“从没见过有人这样吃瘪。希特勒说得滔滔不绝。巨大的成功！”戈培尔高兴地写道。实际上希特勒在第二篇演讲中已经暴露出他在波茨坦开幕式上小心翼翼地隐藏在正直政治家的假面具之下的残忍嗜权的真面目，“我的先生们，如果你们现在就谈到了迫害，你们悲伤自怜的日子还没到呢。”他轻蔑地对社会民主党员们说道。他甚至赤裸裸地进一步挑明，争取议员们的同意不过是有预谋的手段：“因为我们看到了德国和它的困苦以及国民生活的需求，此时此刻我们才呼吁国会批准我们的请求，即使得不到批准我们也将实行它。”最后希特勒再次面对社会民主党讲话：“我知道，你们不会同意这部法律，由于个人品性你们无法理解我们的意图，我要说的是：我根本无须你们的同意！德国将得到解放，但解放它的人不是你们！”会议记录里写着：“国社党党员朝主席台方向发出长时间的排山倒海般的万岁呼声。德国民族主义党派的党员们都在鼓掌。”
希特勒的演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三权分立和法治国家的所有准则在他的统治之下都将失效，“合法”宣言不过是欺骗性的口头表白。但是这却没有阻止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德国国家党、德国人民党和基督教人民服务党的议长们——正如国家党党员符腾堡人莱因霍尔德·迈尔（Reinhold Maier）说的，“怀着对合法发展的期待”——代表各自党派投票同意授权法。最终投票结果：441个议员同意，只有人数降至94人的社会民主党反对。德国议会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就此降下了帷幕。次日胡根堡在内阁中感谢希特勒的“杰出成就”，尤其表扬了希特勒对维尔斯讲话的答复，“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对社会民主党毫不留情的申饬”。在最终取缔议会民主和迫害其最后的捍卫者社会民主党方面，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民族主义党派有着充分的共识。
授权法通过之后，国社党“夺权”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下一个步骤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解散之后，政党从根本上说也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希特勒政府不仅摆脱了国会的约束，使之成为一个只会鼓掌喝彩的机构，同时也无须再征求总统的紧急状态法授权。这意味着主要建立在总统权力之上的“驯服计划”彻底失败了。事实上希特勒不再需要保守派盟友的支持了，虽然为了对外的形象他们暂时还被允许留在内阁里。“现在我们才是主人”，戈培尔断言，3月23日晚上他和希特勒一起坐在总理府，再次从收音机里收听了希特勒对维尔斯的答辩词。虽然3月24日生效的授权法原本为期4年，但是它被三次延长期限，直到希特勒政府垮台时它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立法基础。
一个星期之后，希特勒政府又发动了下一轮打击：4月1日它首次发出抵制犹太人商店、律师和医生的呼吁。从1月30日夺权以来，反犹的暴力活动日益增多。在许多城市和地区，攻击犹太人和袭击犹太商店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一般来说，这些活动由当地的冲锋队和党内积极分子组织策划。3月份国会大选日的第二天，打手们在柏林的选帝侯大街上追逐殴打犹太行人，“许多犹太人遭到褐衫党的殴打，他们被打得头上和脸上流出鲜血”，《曼彻斯特卫报》驻德国的记者报道，“许多人被打昏在地，暴徒们扬长而去，任凭他们躺在地上，直到朋友或者过路人把他们抬起来送进医院。”国外报纸上诸如此类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愤怒。3月26日，250 000人在纽约集会，抗议希特勒政府歧视和迫害犹太人，全美共有一百多万人参加了抗议集会。
国社党的宣传和德国外交官的报告把国际社会的批评一概说成“犹太人的煽动宣传”，他们理应反击。在全国性的抵制犹太商店、律师事务所和诊所的过程中，德国犹太人被当作对付外国抗议活动的人质，冲锋队的“野蛮”活动被当局加以引导并统一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也许抵制犹太人的决定是希特勒和戈培尔3月26日在上萨尔茨贝格 会面时做出的。“我起草了抵制德国犹太人的呼吁书，以此终止他们在国外的挑拨造势”，宣传部部长记录下了会谈的成果。策划和组织工作被交给了“抗议犹太人煽动宣传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主席为纽伦堡党区主席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同时他也是粗野的反犹刊物《先锋报》的主编。3月28日，《民族观察家报》发表了国社党领导人的呼吁书。他敦促所有政党团体立刻组成行动委员会，以便在4月1日发动一场突如其来的“抵制活动”，“让活动深入到最小的村庄”。他提出的口号是：“正派德国人决不买犹太人的货物，也决不听犹太人及其后台的叫卖。”
3月29日，希特勒告诉内阁即将采取的措施。他明确表示，他本人发出了抵制犹太人的呼吁，并且完全支持这一行动。“他深信，2至3天的抵制活动能让犹太人明白，进行煽动宣传只会最大限度地伤害犹太人自身。”两天之后，一些部长们表示了担忧：财政部部长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担心“由于征收营业税造成的重大损失”，交通部长埃尔茨—吕贝纳赫也提请注意经济后果。目前“欧罗巴号”和“不来梅号”所有外国乘客已经取消了航程。希特勒采取了貌似灵活的应对之策：他建议，如果美国和英国政府“立即对煽动宣传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抵制活动将被推迟到4月4日开始。否则将按照原定计划，在4月1日星期六开始抵制活动，然后暂时停止，直到4月4日重新开始。虽然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于3月31日晚上承诺将给出德方所要求的解释，但此时再更改日期已经太晚了，被发动起来的基层党组织急于行动，为了不丢面子希特勒无法再撤回命令，除此之外，抵制完全符合希特勒本人的意愿。“我不知道，两三百年后我的名字是否还能在德国享有尊荣……”抵制活动开始前一天，他对意大利大使维托里奥·切鲁蒂（Vittorio Cerutti）说，“但我有绝对的把握，五六百年之后，希特勒的名字将因为一举根除世界的瘟疫犹太人而到处传扬。”
4月1日上午，德国各地的冲锋队岗哨在犹太人的商店、诊所和律师事务所外面张贴标语，要求老百姓抵制犹太人。“犹太人的商店——在东部城区有很多——都空空荡荡，冲锋队员叉着腿站在商店门口。橱窗上贴着刻薄下流的话，店主多半躲得不见踪迹”，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回忆他在柏林经历过的抵制活动。关于民众反应的报道各不相同。“国内有一些不赞成的声音，虽然声音不大但是仍有所闻。”哈夫纳追忆。英国大使朗博尔德也认为，抵制活动“在全国并不普遍”，另一方面“社会气氛也没有出现明显有利于犹太人的变化”。当时不少记载表明，有的顾客和病人故意在这一天去犹太商店买东西，或者找犹太医生看病，或者找犹太律师咨询法律事务。但那只是有勇气的少数人，多数人遵从了政府的规定：他们不去买东西，站在一边袖手旁观。
对于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政府第一次在全国范围组织的反犹行动犹如晴天霹雳，令人措手不及。“我真的一直认为自己是德国人。我一直幻想着：20世纪的中欧与14世纪的罗马尼亚完全不同。我错了。” 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与这位德累斯顿的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家一样，其他以德国人自居的德国犹太人也确信他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这里不存在重返野蛮状态的危险，现在他们受到了打击。抵制运动也让不支持政府的一部分人感到羞愧和震惊。哈利·凯斯勒伯爵当时住在巴黎，他已经下决心不再回德国，4月1日他发表评论：“德国国内令人厌恶的抵制犹太人活动，这种犯罪式的疯狂行为令德国14年来获得的信任和声誉丧失殆尽。”
虽然4月4日没有再次发起抵制活动，但是其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地方上一再发生冲锋队和党组织暗中唆使的针对犹太商店的行动。此外希特勒政府又无声无息地采取了一个排斥德国社会中的犹太人的措施：4月7日政府颁布了《重建公职人员制度法》，依据这个法律，不仅政治上不可靠的公务员可以被开除，而且“非雅利安血统”的公务员也可被勒令辞职。曾经在前线作战或者父亲或儿子在前线牺牲的犹太公务员可以得到豁免，暂时留在工作岗位上。豁免规定是兴登堡在3天前致希特勒的信中提出来的：“如果他们曾经为德国战斗和流血过，他们也应该获得在祖国的原有岗位上继续工作的待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兴登堡对歧视性的措施表示不满。当瑞典红十字会主席卡尔亲王4月底表示对德国犹太人问题的关切时，德国总统说他拒绝任何外来的干涉，他认为“国民革命”已经“和平有序”地完成了，他还进一步指出，“过去正是犹太人和犹太马克思主义非常不公正地对待目前大获成功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兴登堡对前犹太前线士兵的宽待并非由于他反对希特勒政府的反犹政策，而是发自于老派忠君爱国者对战友的感情。
希特勒对兴登堡来信的回复耐人寻味。一方面他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他指出“政府必须阻止某些职位被犹太人过度侵占”，“犹太人始终是无法被德意志民族同化的异族人”。另一方面他又热情洋溢地赞美总统，“他用宽宏大量的人道主义态度”维护前犹太士兵们，他向兴登堡保证，“尽可能地满足这种高尚的情感”。接下去的一句话集中表现了希特勒的伪装才能：“我理解您内在的动机，其实我自己被迫做出这一决定时也深受折磨，从人情上说我根本不想这么做。”此时希特勒还不能激怒兴登堡，因此他扮演了一个最能打动兴登堡的角色：一个礼貌谦逊、乐于受教的政治家，他无私地履行沉重的责任、无奈地严厉打击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只是为了德意志民族的福祉，而非出于个人目的。
4月7日的公务员法标志着历史上的一个深刻转折。因为政府首次违背了犹太人具有平等地位的法律原则。从此之后，1871年实现的德国犹太人解放开始了逐步后退的进程。4月份还颁布了其他歧视性法规，如律师执业法和针对德国大学和中小学学生过多的法律。只有少数德国犹太人此时已看清，国家所选择的、基于希特勒疯狂的意识形态的道路最终将导向彻底“清除”德国犹太人的目标。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格奥尔格·索尔姆森（Georg Solmssen）属于少数人之一。“我担心”，他在4月9日致董事会主席的信中写道，“事情才刚刚开始，它将有针对性地有条不紊地从经济上和道义上彻底消灭德国犹太人，而且是完全无差别的消灭。”
假如说1933年春德国体制内还存在能制止或者至少能阻碍国社党进军的社会力量的话，那么——人们认为——它只能是自由工会组成的德国工会联合会（ADGB）。但事实上还没等ADGB发起值得一提的反抗，5月初它已被击溃了——史无前例的过程，它标志着德国工会运动史的最低点。夺权后最初的两个月，希特勒对该拿工会怎么办还犹豫不定。由于ADGB拥有近四百万成员并具有发动反抗的巨大潜力，出于对它的敬畏希特勒最初采取了观望态度。但是工会领导人在被动和迎合之间摇摆不定的态度令人感到惊讶，很快让希特勒确信，他们不会发起任何抵抗。
从2月底开始，德国工会联合会一方面疏远了几十年来有密切合作关系的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向国社党靠拢。3月21日，ADGB主席提奥多尔·莱帕特直接和希特勒本人取得联系，并要求双方进行一次会谈。他在语气谄媚的信中（“致以最高的敬意和最恭顺的问候”）附上了ADGB全国执委会有关工会未来角色定位的原则声明，其中包括值得注意的让步：“不管在何种形式的政府之下，工会必须完成其社会职责。”4月9日ADGB全国执委会正式向政府提出将工会组织“并入新政府的职能范围”，并要求政府派驻“国家专员”。这一要求——如同提奥多尔·莱帕特3月21日的信一样——没有得到总理的任何答复。
国社党领导层对工会领导人的巴结迎合采取了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工会办事处成为冲锋队暴力袭击的目标，很多地区的工会干部遭到逮捕和刑讯。莱帕特徒劳地向兴登堡提出请求，他以“宪法规定的人民权利的保护者和担保人”的身份，“请求中止让国内多个城市工人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的权利暧昧状态。”这完全是孤立无援的抗议，因为工会领导人所援引的宪法基本权利早就被希特勒及其保守派同盟者取消了，而且还经过了兴登堡的首肯。
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更加卖力地让工人与其组织分离，争取他们对“民族崛起”事业的支持。3月24日戈培尔在内阁中提出，将工人运动战斗的传统节日5月1日宣布为“全国劳动节”，其醉翁之意在于不久前举行的波茨坦大会。要想使之成为一个象征着普鲁士和国家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纪念日，首先要把即将到来的5月1日确定为一个工人阶级的节日。意识形态的洗脑和恐怖主义的一体化属于同一概念的不同方面。4月初，国社党全国组织部长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领导下的“保护德国劳工行动委员会”受命制订一个解散工会的计划。4月17日，希特勒从上萨尔茨贝格发出了同意行动计划的信号。戈培尔再次成为决策的主角。5月1日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他写道，“5月2日我们将占领工会办事处，‘一体化’。人们将会吵闹几天，然后他们将归顺我们。”3月21日，莱伊向党区主席戈培尔秘密汇报：“1933年5月2日，星期二，上午十点开始对自由工会的一体化行动。”在行动过程中“应当让工人和职员们感觉到，这次行动并非针对他们，而是针对一个老朽的、不再符合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制度”。
ADGB主席依旧沉浸在最终能与政府妥协的幻梦中。3月中旬他表示欢迎将5月1日宣布为节日的决定，并且接受这个节日被赋予的新含义：“德国的工人应当在5月1日有阶级立场地参加游行，他们应当成为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中的正式一员。”于是1933年5月1日德国工会成员和国社党员并肩走在卐字旗下的游行队伍里。游行主会场设立在前皇家阅兵广场滕珀尔霍夫费尔德。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戈培尔负责，继波茨坦大会之后，这是他在宣传方面的第二个成功之作。聚光灯照亮了广场上旗帜的海洋，一百万人分成十二个游行方队走过广场中央巨大的主席台。希特勒在对全国广播的演讲中再次提到了社会主义五月传统的象征意义，他把它融入了“民族共同体”的思想，从而剥离了其本来含义。他向“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暗示阶级平等的说法——发出含有恭维意味的呼吁，言辞中巧妙地透露出阶级和解的含义，再加上组织群众活动本身，某些原本心存疑虑的工人也不由得产生了好感。“人们完全陶醉在热情中”，戈培尔也被他本人导演的大戏陶醉了，连弗兰索瓦·庞塞特这样严厉的观察家也无法摆脱群众激情的诱惑力。在他看来，希特勒“有时嘶哑，有时又尖锐而狂热”的声音在“舞台布景”、光影效果、旗帜、制服以及扣人心弦的音乐旋律烘托下更增添了魅力。法国大使认为，他感觉到了“和解和团结的气息”。
但是一天之后，这一感觉被现实打破了。冲锋队占领了工会办事处，包括莱帕特在内的工会领导人被“保护性拘留”。“一切按部就班”，戈培尔高兴地写道。工会希望通过接近于自我放弃的政策迎合国社党，以保护自己的组织，但是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几日之后建立了以罗伯特·莱伊为领导人的德国劳动阵线——它是一个大型组织，由工人和职员（后来还有企业家）的一体化联合会组成，后来发展成为纳粹国家整合工人阶级的最有效的工具。从此不再有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组织。5月19日颁布的《劳动托管法》是国家强制性的管理规定，它取代了雇员和雇主的劳资协定自主权——魏玛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此被取消了。
破坏工会之后，下一步该怎么走，戈培尔在6月3日的日记中残忍地说得一清二楚：“所有党派都将被消灭。我们将是唯一剩下的政党。”共产党（KPD）已经被残酷镇压了，下一个轮到社会民主党（SPD）了。政府以加倍的报复回应SPD议会党团反对授权法的做法。社会民主党内部弥漫着失望的情绪，退党现象愈演愈烈。当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看到5月2日政府对工会采取的行动后，他们开始担心本党可能被禁，5月10日戈培尔没收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这让他们更加忧心忡忡。一些党委会成员，包括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Friedrich Stampfer）在内，在5月初就去了国联管理下的萨尔区，为未来可能需要的移民做好准备。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意见不一：他们应该把总部移到国外，将来从国外组织反对政府的斗争？还是利用国内尚存的合法机会，拯救尚能拯救的一切？后一立场的代表人物贯彻了社会民主党议团大多数人的决议（在下一个章节中还会谈到），他们赞同希特勒5月17日在国会发表的“和平讲话”——这一决定不仅高估了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还在事后对拒绝授权法的态度提出了质疑。由此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产生了裂痕。决定移民的党委会成员，其中包括奥托·维尔斯，5月21日在萨尔布吕肯做出决定，移民到布拉格，并且把党的工作转到地下。在保罗·吕波斯（Paul Löbes）领导下继续留在柏林的党员们则声称他们代表整个社会民主党。他们希望通过迁就的方式和希特勒达成妥协，但不久就证明这是自欺欺人。6月18日，第一张《新前进报》在卡尔斯巴德出版，流亡党组织发出号召，向希特勒政府发出了激烈的战斗宣言。内政部长由此抓住了寻找已久的机会，他在6月21日向邦政府发出的公告中宣布社会民主党是“危害国家和民族的党派”，取缔其从事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利。接下去是一轮逮捕社会民主党干部、国会议员和邦议员的风潮。在1933年6月底“克佩尼克流血周”里，冲锋队“机动指挥部”袭击了以社会民主党居民为主的城区，逮捕了500人，残酷地拷打他们，造成91人死亡。被害者中包括柏林社会民主党党委会成员、梅克伦堡—什未林前总理约翰纳斯·施特林（Johannes Stelling）。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文章中描述了他的结局：“他受了重刑之后几乎气息奄奄，冲锋队员把他从营地里扔到大街上，后来他又被平民中的冲锋队员抓住，被塞进一辆汽车里，再次被拖去受刑，直到被折磨死。他被残害得几乎辨认不出的尸体被装进麻袋里，麻袋里塞进加重分量的石块，扔进了达默河里。”这样的罪行在1933年夏季已经在德国发生了，而老的权力精英们、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更不用说内阁里的保守派部长们，没有发出一点抗议的声音。
“SPD解体了，太棒了！整个国家很快就要落到我们手里了。”主子的喉舌戈培尔兴高采烈地说。确实现在资产阶级政党再也支撑不下去了。6月底到7月初，德国国家党和德国人民党自动解散。从3月5日的大选之后这两个自由党派的力量已在急剧衰落，他们的消失并不引人注目。德国民族人民党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依旧作为国社党的盟友留在内阁里。4月底，劳工部部长泽尔特宣布加入国社党，同时建议让希特勒担任钢盔团的领导人（这个前线士兵联盟已经被一体化，大多数成员转为冲锋队员）。5月初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更名为“德意志国家阵线”，以此表明他们像国社党一样坚定地抛弃了政党制国家。可是他们一方面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钢盔团成员加入国社党，另一方面他们的机构也日益频繁地遭到冲锋队和党卫队的袭击。1933年5月17日，胡根堡和“德意志国家阵线”副主席弗雷德里希·冯·温特费尔德（Friedrich von Winterfeld）向兴登堡提出抗议，他们指责“国社党试图在全国各地把全部权力抓在手里”，“将其他民族主义党派推到一边”。总统回答说，他深信“总理用心良苦，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心地纯洁地从事着正义事业”。可惜他的手下人“经常不服约束”，但是“逐渐会好起来的”。总统告诫胡根堡和温特费尔德“维护我们在1月30日选择的并用心血凝成的团结，以免业已取得的成绩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