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命中最神奇的事情是他一再得到拯救，”1933年2月初，当前总理施莱谢尔辞职后，刚被任命为新总理的希特勒如是说，“即使他本人都已经放弃了希望。”国社党主席在1933年初的处境确实看不出有任何希望，他的党深陷危机之中，党员们普遍感到气馁和灰心。冲锋队对国社党领导人的路线极度不满，情绪处于爆发的边缘。与1932年初相比，现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与政权的距离似乎更为遥远了。1933年初，希特勒在给女友维妮弗蕾德·瓦格纳的信中抱怨，几个星期来他承担着“辛劳艰苦的工作”。每日在旧患之上又添新忧。“现在我体会到，在众多德国伟人中，为何我年轻时偏偏喜欢谈论瓦格纳和他的命运，我们同样必须与仇恨、嫉妒和无知进行永恒的斗争。”
虽然对外表现得极为自信，希特勒的处境到底有多危急，从他12月30日在上萨尔茨贝格口授的新年寄语就能看出来——而且他口授时扯直了嗓门，人们在整个豪斯瓦亨费尔德楼都能听到回声。晚上他向他的忠实追随者宣读了这份宣言，戈培尔表现得很兴奋：“没有妥协。战斗到你死我活。希特勒太棒了！激进到极致。”党主席舍弃了所有为赢得资产阶级欢心在企业家们面前的表演和1932年前几轮大选中采取的战术策略，他极富攻击性的、同时又具有邪教乖戾意味的语言再次暴露出狂热反犹的啤酒馆煽动者的本质：“国际犹太人作为文化倡导者几乎在世界上所有国家率领着无能的低等种族反对文化——并且反对高等人类创造和维护人道主义生活的能力，用自由主义降低其抵抗力。”“世界革命的犹太知识阶层”已经在苏联完成了破坏工作，他们以此为出发点有计划地“通过线和点的网络向全世界散布病菌”。只有一个国家能抵御这个危险：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让它获得新生的主导思想是法西斯主义”。“我们看到，只有在那个国家、那个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制国家被消灭了，并由此具备克服和铲除马克思主义的内部条件。”
希特勒再次表示拒绝一切妥协。他“今日彻底下了决心，他决不会拿运动的长子权换取参与政府却手中无权的蝇头小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将坚决反对“德意志民族最骄傲最伟大的崛起运动用它的历史使命换取几个部长席位”。这些话只能表明，希特勒不肯放弃他的“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策略，这预示着他的运动未来在政坛上的道路将越走越褊狭。
仅仅四个星期后，希特勒成为国家总理。对于很多观察家来说，这一出人意料的转折并非如后来国社党宣传中声称的“夺权”是“意志的胜利”——它是幕后邪恶阴谋的产物，它是由少数人、尤其前总理弗兰茨·冯·巴本在幕后操纵的。“当别人把胜利送到他手中时，希特勒已经是个失败者。当人们后来为他提供掌权的机会时，他已经玩输了争夺政权的游戏。”1933年2月初，利奥波德·施瓦茨希尔德在他的文章《希特勒总理》中评论。这场政治阴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谁能接近兴登堡，或者借用康拉德·海登的话：“兴登堡更肯听谁的话。”国家的命运最终取决于兴登堡的决定。沃尔夫拉姆·皮塔斯的长篇传记让我们认识到，垂暮之年的兴登堡并非像以往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奸党手中无意志的傀儡，相反他在每个时期都能自主地作出决策。他是任命希特勒的大戏中的主角，巴本、国务秘书迈斯纳以及“宪法没有授予职权的”总统之子奥斯卡·冯·兴登堡是他最重要的副手。
巴本与希特勒1月4日的会晤揭开了序幕，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相当有道理地称之为 “第三帝国诞生的时刻”。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为他们穿针引线，他也是“开普勒圈子”里的人，曾经在1932年11月19日呈兴登堡的请愿书上签过名。12月16日，巴本在柏林上流绅士俱乐部中发表演说，演说之后，施罗德和这位前总理攀谈起来。谈话之间冒出一个想法——到底它是巴本还是施罗德提出来的，现在还有争议——他们想安排巴本与希特勒进行一次会谈。施罗德随即通知开普勒，巴本想和希特勒会晤。“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让希特勒和巴本进行磋商是极端重要的。”12月19日开普勒做出回应。因为巴本肯定“最了解现在老先生的情绪如何，我们怎么才能克服他那方面的阻力。”同一天开普勒给希特勒写了信，在信中请求担任会谈的联络人。他建议把会谈的地点放在施罗德的科隆宅邸，他担保这位银行家“绝对可靠”。12月26日开普勒通知施罗德，希特勒将在1月4日上午抵达科隆。他希望，主人的“机敏”能够成功地“扫除会谈中最后的障碍”。施罗德写信询问当时住在萨尔河畔瓦勒凡根住所的巴本，巴本表示他对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没有异议。
对于双方——不管是希特勒还是巴本——即将举行的会谈开辟了富有吸引力的前景：12月初，曾经提携过巴本的施莱谢尔让他在政治上靠边站，巴本觉得受伤，有心报复，他在与希特勒的合作中看到了让施莱谢尔下台的可能性，这样他自己又能成为政坛的重要人物了。而希特勒则认为，如果他与巴本达成协议，他的政党有可能摆脱因他的决策造成的困境，从而力挽狂澜、扭转局势。他知道，巴本一直拥有拜访兴登堡的特权，他希望借助巴本的帮助能消除总统对其当总理的抗拒心理。双方都认为，会谈应该保持绝密。1月4日希特勒在利普开始邦议会的选举活动，他没有直接去代特莫尔特参加开幕大会，而是乘夜间火车从慕尼黑来到波恩。司机施雷克已经等候在火车站外的大奔驰车里，他把一行人直接送到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雷森旅馆吃早饭。不久第二辆垂着窗帘的车子出现了，希特勒、希姆莱和赫斯上了车，前往施罗德在科隆的别墅。开普勒也到了，他直接从柏林到这里，过了一会儿，大约11:30左右，巴本也到了。
然后希特勒和巴本躲进施罗德的书房里，谈了两个小时，主人作为沉默的见证人陪伴在他们身边。根据他的回忆，希特勒先开口，他又一次激烈地批评政府对波特帕事件的审判。巴本回答说，他们应当搁置过去的意见分歧，努力探索他们是否能经过协商共同建立一个由保守党和国社党组成的新政府。显然他建议的是“共同执政”的模式，也就是说，他和希特勒分享权力。为了让这个方案对国社党主席具有吸引力，巴本提出把国防部和内政部的权力交给对方。接下去希特勒发表了令人生畏的长篇独白，他解释了为何他坚持要总理的职位。他表示愿意将巴本的支持者吸收到政府中，只要在权力移交之后他们支持他的种种变革措施。希特勒说头一个措施是“撤除所有社会民主党员、共产党员和犹太人的领导职务”和“重建公共生活的秩序”。虽然双方的观点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他们在分手时承诺将继续举行会谈。
1月6日开普勒写信给施罗德，他感觉到“会谈在他们期望的方向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沙赫特也对科隆银行家表示了感谢，由于他“大胆的撮合，他们非常尊重的两个人聚在一起协商，这两个人的合作也许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带来积极的解决方案”。他希望，“在您的宅邸里进行的会谈能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沙赫特的希望成了真：科隆会晤是到1933年1月30日为止的事态发展的起始点。12月底差不多已经黔驴技穷的希特勒又意外地重新获得争夺权力的机会。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巴本和希特勒一致同意放下过去的仇恨，共同努力推翻施莱谢尔。虽然他们还没有详细讨论新政府的轮廓，尤其总理问题悬而未决，但是已经跨出了第一步。希特勒确信，巴本对兴登堡的影响力将对有待协商的合作解决方案产生作用。1月9日希特勒把事情告诉戈培尔，随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下：“巴本激烈反对施莱谢尔，他想推翻他和彻底解决他。老先生还听他的话，他们住得很近。他已经做好了与我们协商的准备。总理职位或者掌权的部门：国防部和内政部。值得一听。”
但是他们对秘密会晤严格保密的企图却落空了。当巴本从施罗德家出来走进车子时，他被蹲点的记者拍进了照片。第二天亲施莱谢尔的《每日评论报》登出了大字标题：“希特勒和巴本反对施莱谢尔。”按照天主教报纸《日耳曼尼亚》的说法，这个消息犹如“捅了马蜂窝”，一时间流言四起。1月5日巴本和希特勒发表共同宣言，他们试图打消人们认为会谈针对国家总理的印象：它只是为了探索“建立一个伟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根本没有涉及”现任内阁的地位。但是障眼法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连日来报纸连篇累牍地“猜测巨大的谜团”，会晤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施莱歇尔起初有点担心。1月6日，在和法国大使安德烈·弗兰索瓦·庞塞特喝茶时，他表达了对前任的不屑。两人再次见面时他表示：“我的小弗兰克，你又犯了一个错误。”1月9日，巴本去见施莱谢尔，他试图说明，科隆会晤的目的是说服希特勒加入施莱谢尔的政府——他在回忆录中还想坚持这个说法。难以置信将军真会相信这个明显的谎言。联合公报确认，这次会谈证明所有关于他们之间存在龃龉的报道都是“站不住脚的”。1月9日，巴本告诉总统他和希特勒会晤的事情。如果我们相信迈斯纳的回忆，巴本是这样总结会谈内容的：希特勒“放弃了迄今为止坚持的移交全部政府权力的要求，原则上同意加入与右翼党派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兴登堡交给巴本一个任务，“以私人身份绝对保密地”继续与希特勒谈判。因此总统并非在无意之间、而是在充分了解其后果的情况下参与到旨在现任总理背后建立新的“民族集中政府”的阴谋中，早在1932年秋他们已有意建立这样一个新政府，由于希特勒的僵化态度而没有成功。
施莱谢尔无法确定总统是否还支持他。戈培尔在1月10日已经得悉，假如1月底重新召开的国会对国家总理提出不信任议案，总统不会再授予他解散国会的权力。他正在“走下坡路”。1月初施莱谢尔的地位确实岌岌可危。他在1932年12月15日通过广播电台转播的政府公告中声称自己是“一个热心社会福利的将军”，并且保证，不仅将大力实施公共就业计划，而且还将取消巴本内阁9月5日颁布的允许雇主把工资支付额度控制在协定工资以下的法令。这些声明让他触怒了商界的领袖，他的“异端”观点——譬如他“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和“私人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概念已对他失去了恐吓的效果——更激起了他们的不信任感。反过来施莱谢尔也没确保自己得到工会的长期支持。 虽然他的国家资助创造就业计划相当受欢迎，但是与自由工会有紧密关系的社会民主党坚持“激烈反对”施莱谢尔的路线，因为他们理所应当地认为他是1932年7月反对普鲁士的政变的同谋者。
另一方面，施莱谢尔想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合作的希望已经化为泡影。虽然1月6日国家总理向兴登堡引见了国社党前全国组织部长，并且征得兴登堡的同意，施特拉塞尔有可能被任命为副总理或者劳工部长。但是他对此事已不再积极，因为科隆会晤之后希特勒又有上升之势，现在几乎没有可能再争取一大批国社党员支持政府了。
同时帝国土地联盟——易北河以东大庄园主的院外活动集团——开始大肆攻击施莱谢尔内阁。他们尤其指责政府没有对大庄园主采取足够的保护措施以应对廉价食品的进口，以及对破产农庄实行强制还债的政策。1月11日，兴登堡接见了帝国土地联盟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四个主席团成员之一、国社党员维尔纳·威利肯斯（Werner Willikens）。卡尔克罗伊特伯爵将情况描绘得一团漆黑，假如不立即采取 “改善农业经济状况”的措施，大祸将会临头。总统立刻要求总理以及农业和经济部部长听取农业代表们的意见，尽可能进行补偿。会谈结束之后立即公布了一项决议，帝国土地联盟董事会在觐见兴登堡之前已经把它转交给了报界。决议指责政府放任“德国农业贫困化”，这是“即使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政府里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针对正面攻击，施莱谢尔发表了一个声明，以后他将不再和帝国土地联盟代表举行任何谈判。
针对施莱谢尔内阁的煽动宣传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对布吕宁所谓“农业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后者对1932年布吕宁下台也起到一定作用。作为诺伊德克的大庄园主，兴登堡一向关心易北河以东大地主的利益，这一次他也不会无动于衷。施莱谢尔由于巴本的阴谋和“交叉前沿”计划的失败而被削弱的地位进一步遭到破坏。“施莱谢尔和土地联盟有矛盾。农民们暴怒了。”戈培尔在日记中评论，他在1934年经过润色的日记版本中更加明确地表示：“眼下正合我们的心意。”1932年底，施莱谢尔与作为兴登堡军事助手和最亲密的顾问的总统之子奥斯卡·冯·兴登堡的关系戏剧性地恶化了，也许这让施莱谢尔的处境更加不妙。两人产生嫌隙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但它的后果是严重的：施莱谢尔失去了他在兴登堡家中最重要的说情者。
更糟糕的是，连德国民族人民党也和政府疏远了。1月13日，胡根堡向施莱谢尔提出担任内阁的经济和农业部部长的请求，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位将军必须决定建立一个不受国会束缚的绝对专制政权。但是施莱谢尔已经在12月15日的电台讲话中声明， “坐在刺刀尖上令人感到不适”，“没有人民的广泛支持，政府无法长期维持统治”，因此他拒绝了胡根堡的请求。一个星期之后，1月21日，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国会议团以不亚于帝国土地联盟的尖锐口气向施莱谢尔政府宣战：政府倾向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思想路线”，“在农村制造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并且“想肃清总统通过任命巴本内阁树立起来的专制思想”。
以上种种都是对手们反对施莱谢尔的口实。1月10日到11日夜里，希特勒在菩提树下大街的国家歌剧院看完威尔第的《茶花女》之后，他与巴本在香槟酒商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位于柏林达勒姆高档街区的别墅里会晤。里宾特洛甫曾经是个军官，战后开始做酒类生意，通过与香槟酒生产商亨克尔的女儿联姻发财致富，1932年8月他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很快加入了国社党。作为封闭的柏林上流绅士俱乐部的成员，他通过自己的社交关系在守旧派圈子和国社党之间牵线搭桥。希特勒和巴本到底私下里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而知。明显他们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因为希特勒拒绝了1月12日在达勒姆吃午饭时继续交换意见的邀请。“一切都悬而未决”，戈培尔写道。
那些日子，希特勒的注意力放在了利普—代特莫尔特邦议会选举上。他希望借此证明，党已经克服了年底的危机，它知道怎样再次赢得胜利。“利普为我们提供了从防御战转入进攻战的第一个机会。”全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宣称。这个人口不过17.4万、选民仅有11.7万人的小邦在1月份的头两个星期被前所未有的宣传浪潮淹没了。国社党派出了所有著名的演说家，其中包括戈培尔、戈林、弗里克和奥古斯特·威廉亲王（“奥维”）。希特勒本人也在10天之内在16个会场上发表了演说。《利普邦日报》在《希特勒走进乡村》的标题下讥讽地评论道，“既然伟大‘元首’亲自造访一个个小村庄，人们只需懒散地围观国社党就行了。”因为室内的大厅都太小了，竞选领导小组租了三顶帐篷，其中最大的帐篷能容纳4000人。为了填满这些帐篷，观众们被大规模地从外地送到开会地点。单单为了1月4日希特勒在伯辛费尔德和代特莫尔特举办的开幕大会，专门安排了6辆专列。
希特勒的演讲没有什么新意：他再次说明为何自己在1932年8月和11月做出不参加政府的决定，“假如我为了蝇头小利就能出卖自己，我早就可以这么做了。”谁能征服民心，终有一天政权也将自动归属于他。他从祖辈那里继承了“农民式的犟脾气”，他可以等待，“直到天命所归的时刻到来”。消息灵通的人会对希特勒一再重复的誓言——“他不从后门偷偷摸摸进入政府，而是从正门（威廉大街）堂堂正正走进去”——产生怀疑。因为，希特勒和巴本的秘密合作正是有目的地想从后门进入总理府。为了和利普邦当地的社会文化相联系，他在演讲中还特意提到了切鲁西部落首领阿尔米纽斯（译者注：阿尔米纽斯，又名赫尔曼，日耳曼民族英雄，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击败罗马军团），并且拿来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的宣传服务。1月5日他回顾了“德意志民族首次富有民族意识的、强势的、成功的登场，在赫尔曼·切鲁西的领导下反抗罗马暴政”，“内部分裂和力量内耗无论何时都给德意志民族造成严重的创伤，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将结束这一状况”。1月12日下午，希特勒和戈培尔前往代特莫尔特的条顿堡森林，参观纪念公元9年瓦鲁斯战役的赫尔曼纪念碑：“它耸立在雾气中，显得如此宏伟。坚决反对法国，这是德国政治的一贯路线。”
图33：国社党在利普的竞选活动，1933年1月
竞选期间，希特勒避开公众的视线在格雷文堡安下了家——阿道夫·冯·奥尹豪森男爵（Adolf Freiherr von Oeynhausen）名下的一处旧的湖上城堡，就在利普的边界。他从这里出发可以轻松地抵达这个小邦的每个地方，“记者的狗鼻子没有嗅到我们，没有一个记者知道我们的行车路线，”奥托·迪特里希写道，“我们来了，然后又走了，没有人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晚上壁炉谈话经常围绕着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希特勒和他身边的人摸不清施特拉塞尔的意图。他们知道，施特拉塞尔1月初在柏林，他们担心施莱谢尔可能让他担任副总理。1月12日，兴登堡接见施特拉塞尔的消息传到格雷文堡，他们认为自己的忧虑被证实了。“我料到叛徒会这么干”，戈培尔咒骂，“我一直看得很清楚。希特勒感到惊愕。一切取决于利普的选举。”
1月15日晚上，选举结果出来了：国社党获得39 064票（39.5%），比11月份多了6000票，但是比1932年7月的选举结果还少了3500票。《福斯日报》评论说：“如果希特勒集中的大规模的宣传在以农村为主的新教选区也只争取到选民中的少数（61:39），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要求掌握百分之百的权力是自欺欺人的狂妄空谈而已。”提奥多尔·沃尔夫在《柏林日报》上发表了更加尖锐的评论：“说实话希特勒从利普战役中带回家的战利品只是一只挑在剑尖上的苍蝇。”但是国社党的宣传依旧把选举结果当作一次伟大的胜利来庆祝，“党处于上升之势。因此这是值得的。”戈培尔满意地说。《民族观察家报》也认为，利普选举“无可否认地证明国社党完全结束了停滞状态、重新开始上升态势，国家社会主义的浪潮再次高涨”。这些宣传还是产生了心理影响：希特勒在党内的地位再次得到巩固，他在与巴本的谈判中的地位更加强势。
希特勒借此东风在1月16日魏玛党区主席会议上对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来了一次清算。他讲了三个小时，假如说党内从前还有施特拉塞尔的同情者的话，此后他们再也不敢出声了。“希特勒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施特拉塞尔事件完全过去了……”戈培尔得意扬扬地写道，“所有人都离他而去。我乐于看到那个暗箭伤人者落到如此下场。最终他活该一无所有。”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事业无可置疑地完结了。虽然他没有被开除党籍，但是他必须做出承诺，两年之内不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希特勒临时取消了原定于1月24日在慕尼黑进行的会晤。党主席没有忘记，这个一度如此重要的同事让他陷入到怎样的困境中，1934年6月30日，在血洗冲锋队的行动中，他下令处决了施特拉塞尔。
希特勒从魏玛直接来到柏林，以便继续秘密会谈，讨论建立一个在其领导下的新政府。开普勒告诉在阿罗萨度假的银行家冯·施罗德，国社党领导人“情绪极好，显然对事情的进程非常满意”。1月17日，希特勒在戈林的公务宅邸中与阿尔弗雷德·胡根堡以及德意志民族党的国会议员和党团主席奥托·施密特·汉诺威（Otto Schmidt-Hannover）会面，“哈尔茨堡阵线”的前合作伙伴们在11月6日的大选前还剑拔弩张地争斗着，现在他们的关系却已缓和下来。1932年12月28日，胡根堡直接写信给希特勒，建议他们再次进行谈判，讨论“民族复兴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否能结束争端”，重新恢复统一。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与施莱谢尔内阁疏远之后，想与国社党和解。虽然1月17日的会谈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是希特勒向胡根堡透露，他当总理之后将会在内阁为他留出一个重要位置。谈到兴登堡时，希特勒相当轻蔑地表示：他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说话就像“放唱片”，“他的政治词库中只有80个句子”。当晚德国民族人民党将会谈经过详详细细告诉了莱因霍尔德·夸茨，胡根堡看起来“已经和希特勒好好地交流过了，但是双方还没有实现完美的沟通”，莱因霍尔德·夸茨写道。
1月18日中午，希特勒在罗姆和希姆莱的陪同下再次出现在里宾特洛甫的达勒姆别墅，继续与巴本进行商谈。受到利普竞选成功的鼓舞，他比1月4日和10日态度更强硬地坚持要总理的职位。巴本回答说，“实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对兴登堡的影响力”。谈判似乎已经陷入了死局。为了消除障碍，里宾特洛甫建议请奥斯卡·冯·兴登堡与希特勒见面。他们暂时分了手，没有确定下次谈判的日期。“在此期间他多方努力，试图建立一个民族集中内阁”，巴本在给鲁尔工业家里茨·施普林格鲁姆的信中写道，“但是由于利普选举的成功，他却在希特勒那儿遇到巨大阻力，希特勒不愿意作为小伙伴进入内阁。”但是巴本没有放弃重新当总理的企图——大多数鲁尔工业精英们最欢迎这个方案。
虽然密谋活动耗费了希特勒大量的精力，但他还是能找到足够的休闲机会。1月18日晚上，他和柏林党区主席一起观看了电影《反叛》，路易斯·特兰克（Luis Trenker）担任导演并在电影中扮演了男主角——蒂罗尔的大学生，为抵抗拿破仑入侵献出了生命。“一流的水准”，戈培尔称赞道，“蒂罗尔民族主义的觉醒。完全是大场面…… 人们可以看到，电影能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们又能利用它干出什么。”希特勒看得入迷了，第二天他又看了一遍。然后他们在戈林家坐到凌晨5点，交流着观感：“希特勒言语诙谐，我们笑得前仰后翻。”
即使在激烈争夺权力的政治拉锯赛中，希特勒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他还试图营造出平静和自信的氛围。下午，人们总是看到他和随从们坐在皇宫旅馆的大厅里喝茶吃点心。深夜，完成了一天的政治工作之后，他一般在戈培尔夫妇的陪伴下休息放松。他很少在深夜3点之前上床。忠实下属戈培尔为他的健康担忧：“领导感觉并不舒服。他睡得很少，吃得很少。”1月20日晚上，当他出现在柏林体育馆10 000名国社党干部面前时，依旧神采奕奕。“掌声如暴风雨般地响起，语言难以描述。人们认为体育馆大概会震塌了。音乐声已经听不到了。元首沿着高举致敬的手臂形成的树林向前走，身后跟着冲锋队员和平日的随从们。”《进攻报》报道了希特勒的入场。党的领导人再次号召干部们不要被挫折吓倒，不要感染上“该死的失败主义”精神——对施特拉塞尔的旁敲侧击，而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建立新的民族共同体”的“伟大目标”。最后他发出呼吁：“我们必须磨炼我们的意志，让它更加坚定；我们要用友情和忠诚为意志祝福。凭借意志，我们能无视目前的任何艰难困苦，有朝一日我们的意志将成为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意志，度过最艰难的岁月。”整篇讲话着眼于让全党同志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听过这篇讲话的人也许很难想象，仅仅十天之后希特勒就被任命为总理。
1月22日下午，希特勒在普伦次劳贝格区的尼古莱公墓为霍尔斯特·威塞尔纪念碑举行落成仪式，从1930年2月威塞尔死后他实际上已经被封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先烈”。希特勒也在演讲中称他为“烈士”，他的歌曲《旗帜飘扬》成为“几百万人冲锋的战歌”，他用“自己的牺牲树立了比石头和金属更为恒久的纪念碑”。柏林冲锋队方队在公墓集合之前，先列队走向比洛广场，在比洛广场共产党总部所在地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前游行示威。柏林警察局局长已经禁止了共产党组织反示威游行，他出动了14 000名警察以阻止双方发生冲突。由于共产党领导人对拥护者们发出了号召，不要理会冲锋队的游行挑衅，这一天过得还算平静。国社党的宣传却把没有发生对抗说成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冲锋队昂首行进，共产党颜面大失，比洛广场属于我们…… 我们打赢了一场战役。”戈培尔写道。而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却发表评论：“1933年1月22日，希特勒的褐衣乌合之众列队走过柏林共产党总部的窗前，有意识地挑衅和羞辱他们——那些人可以这么做，人们却拿不出有效的抵抗手段，这对于整个工人运动都是一个苦涩的事件。”
1月22日晚上，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霍尔斯特·威塞尔纪念大会上又一次发表讲话，大约10点左右离去，在弗里克和戈林的陪同下驱车前往达勒姆，巴本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了。国务秘书迈斯纳和奥斯卡·冯·兴登堡的出现赋予这次新的会谈不同寻常的意味。为了保密，两人先假装去菩提树下国家歌剧院看戏，终场之前悄悄溜出来。到了里宾特洛甫的别墅后，希特勒立即提出他要和总统之子在隔壁房间单独谈话。两个小时的秘密会谈到底说了什么，人们只能做出一些猜测。有人说希特勒拿非法继承家产的事情威胁小兴登堡（1928年兴登堡在没有交遗产税的情况下将诺伊德克庄园转赠给了儿子），这种说法不太可信。更有可能的是，希特勒承诺，他当上总理之后将免除诺伊德克庄园因必要的修缮工作而背负的债务。即使奥斯卡·冯·兴登堡没有完全打消顾虑，至少他在回去的路上对迈斯纳表示过，希特勒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希特勒倒不太喜欢对方，“小兴登堡是罕见的蠢货”，几天后他告诉戈培尔。
希特勒认为眼下更重要的是，与总统之子私下里谈话之后，他和巴本的会谈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位兴登堡的红人第一次表示，他愿意让希特勒当总理，他自己当副总理就行了。1月23日早晨，当巴本拜访兴登堡并向他推荐这个方案时，他却碰了钉子。里宾特洛甫把消息转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当夜回到慕尼黑，第二天他和戈培尔在褐色大厦碰头，讨论事情的进展，希特勒表示：“场地已经清好。巴本将成为副总理，施莱谢尔的位置岌岌可危，他自己还完全没意识到。”希特勒缺席的时候，弗里克和戈林继续在达勒姆和巴本谈判。双方一致认为，如果建立一个兴登堡理想中的汇集了重新活跃起来的“哈尔茨堡阵线”各方力量的内阁，兴登堡最有可能改变对希特勒当总理所持的反对态度。里宾特洛甫的记录说得言简意赅：“做出了在老兴登堡面前建立一个支持巴本的民族阵线的决策”。“兴登堡特别重视德意志民族党的参与”，迈斯纳在1月22日晚上告诉胡根堡。国家总统想保留国防部和外交部的权力，也就是说直接负责，因为“依照宪法他拥有最高指挥权并在国际上代表国家形象”。
与此同时，施莱谢尔进一步地失势了。“施莱谢尔的处境不妙，他什么时候垮台？”1月22日戈培尔问自己。两天前，国会元老会明确作出决定，将在1月31日召开国会。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小的议会党团德国人民党（DVP）宣布支持政府，施莱谢尔很有可能像前任巴本一样遭遇毁灭性的选举失败。总理在1月16日的内阁会议上已经宣布，一旦国会把不信任议案提上议事日程，他将再次发出书面的国会解散令。在此情况下，施莱谢尔将实施前任巴本在当政的最后阶段考虑过的计划——即延长宪法规定的60天内进行新选举的期限，将下一次选举的日期推迟到当年的秋天，他希望到时候德国经济能进一步复苏。令人惊讶的是，1932年12月初还坚决反对违宪行为的外交部部长冯·诺伊拉特男爵和财政部部长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现在居然赞同施莱谢尔的建议。不过问题在于总理是否能说服兴登堡，通过向他指出爆发内战的危险以达到让总统拒绝巴本建议的目的，并且得到国会解散令。
1月23日，施莱谢尔在与兴登堡的会谈中得到了答复。总统表示，“解散国会的问题，他可以重新斟酌”，“但是他无法承担延长宪法规定的举行新选举的期限的责任”。其实兴登堡的决定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启动国家紧急状态方案意味着施莱谢尔承认了，像前任总理巴本一样，他争取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政治构想也同样失败了。他在寻求与前任一样的解决方法，而前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被迫辞职的，兴登堡认为他的要求过分了。显然此时总统已决意让施莱谢尔下台。另一方面，他通过巴本的秘密会谈一直和希特勒保持着联系，兴登堡知道自己还有其他的选择，因此更容易下决心。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几天之前国会预算委员会提出滥用公款清偿亏损的贵族地产的问题。这个所谓“东部援助丑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兴登堡的几位朋友也卷入其中。这些人迁怒于施莱谢尔，认为他没有保护他们，因而加紧了对他的攻击。
关于施莱谢尔解散国会之后将取消被延迟的新选举的流言给国社党和中央党敲响了警钟。1月25日，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团领导人“对将会导致政变的颁布所谓紧急状态法的方案提出了强烈抗议”。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甚至提出“反叛政府的号召”。中央党的主席路德维希·卡斯（Ludwig Kaas）也在1月26日致总理的信中迫切地提出警告，“不要走上不合法理的道路”，“推迟选举以及它引起的所有法律和政治的后果无可置疑是违反宪法的。”两大民主政党的抗议对削弱施莱谢尔的地位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更大的危险不是来自于施莱谢尔的违宪行动，而是建立一个希特勒领导下的民族集中内阁。
1月28日上午，施莱谢尔召集他的内阁开会，他宣布，只有在事先获得总统解散令的情况下，1月31日他才会出现在国会面前。他不想在众人面前上演“一场没有意义的注定要失败的戏”。如果如预料中的兴登堡拒绝授予他全权，他将递交内阁辞职的申请。当部长们表示赞同他的行动之后，总理中断了会议，12点过后去见总统。像五天前一样，兴登堡再次冷冰冰地拒绝了授予国会解散令的请求。施莱谢尔没有“赢得议会的多数”，现在他们只能另找解决方法。20分钟之后，施莱谢尔返回会议室，告诉他的内阁同事们：他觉得自己在“对一堵墙”发言，“老先生完全听不见他的意见，翻来覆去地说着老一套”，“我们都深感震惊”，财政部部长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失去了总统的信任，施莱谢尔内阁两个月后就被推翻了。”施莱谢尔辞职后，兴登堡正式授意巴本与各党派进行谈判，以谋求建立一个新政府。“现在他无疑是兴登堡的宠儿，除此之外没人支持他，整个民族都在反对他，”哈利·凯斯勒伯爵评论，此时他还认为，他即将看到巴本建立的新政府。“当我想到我们又要被这个声名狼藉的蠢货和孤注一掷的冒险家统治的时候，我觉得一阵反胃……整件事情混合着腐败、后台政治、任人唯亲，令人回忆起君主专制体系的最糟糕的日子。”
1月27日，施莱谢尔辞职前的一天，希特勒从慕尼黑返回柏林。下午他和弗里克在戈林的官邸再次与胡根堡以及施密特·汉诺威会面。会谈之前戈林宣布了一个消息，巴本已经表态支持希特勒当总理了，钢盔团全国主席弗兰茨·泽尔特也表示愿意加入希特勒的内阁。但是德国民族人民党主席一如既往地态度矜持：他拒绝了希特勒让他手下的一个人担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请求，因为这意味着国社党能够掌控德国最大的一个邦的警察部门。此外他还要求施密特·汉诺威担任总理府的国务秘书，另一位德国民族人民党的政治家担任国家新闻负责人。希特勒拒绝了。正如里宾特洛甫写的，大家“分手时吵得不可开交”。希特勒对胡根堡的态度非常生气，以至于他立刻就想返回慕尼黑。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好说歹说才劝住他。他们又开始担心保守党像去年8月份一样在快要达到目的时抛弃了他们。“希特勒疑虑重重，他的怀疑有道理，对面是一伙大骗子。”戈培尔情绪激动地写道。柏林城内有关巴本即将被任命为“战斗内阁”首领的流言蜚语加剧了希特勒的猜疑。不管怎么样，他拒绝当天再和巴本会面。谈判似乎又面临着失败的危险。是巴本阻止了失败。1月27日晚上，他在达勒姆表示，他们不必把希特勒和胡根堡的争端看得太严重。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完全赞成希特勒当总理，并且将竭尽全力帮助他在兴登堡那里实现目标。对于里宾特洛甫来说，这个保证是“整件事的转折点”。
巴本确实在1月28日说服了兴登堡任命希特勒当总理。无论如何，按照相关规定，希特勒组建新政府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并经过国会的批准”。下午胡根堡与巴本会谈时，他显得比施莱谢尔下台之前态度好多了：“我们必须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尽量限制他的权力。”德国民族人民党主席为自己索取了国家经济部长和普鲁士经济部长的职位，“它们必须被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以便于推行明智的政策。”希特勒告诉巴本，兴登堡可以随意要求所有的部门——除了内政部和普鲁士国家专员，这两个职位是他为他的党保留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妥协，至少明显不同于“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立场。其实希特勒推测，根据1930年图林根模式，占据这两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部门就能实现国社党的夺权要求。巴本和现任财政部部长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取得了联系，他表示愿意加入希特勒领导的内阁，只要“能够做实事”。诺伊拉特和埃尔茨-吕贝纳赫也做了同样的保证。
1月28日深夜，巴本向兴登堡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兴登堡对“希特勒表现出来的温和态度”表示高兴，而且大多数他欣赏的曾经在巴本和施莱谢尔内阁工作过的保守派部长们愿意在新政府中继续干，这一事实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兴登堡还想把一直掌握在施莱谢尔手中的国防部交给一个他信得过的人。他看中的人是东普鲁士第一军区司令维尔纳·冯·布伦堡（Werner von Blomberg）中将，当时他作为德国代表团的成员正在日内瓦参加国际裁军会议。第二天早晨，奥斯卡·冯·兴登堡受命给布伦堡打电话，召他来柏林。虽然已经确定了建立希特勒内阁的方针，但国社党主席身边的人还在怀疑总统是否另有打算，“老人家是难以预测的。不要抱任何幻想。”戈培尔警告。
但在1月29日，最终的决议出台了。上午，谈判者一致同意组建内阁。巴本赞成希特勒让弗里克当内政部长的建议。而希特勒“怀着难以抑制的愤怒”接受了国家总统的请求，由巴本而非他本人出任普鲁士国家专员。为了弥补放弃权力的损失，戈林被任命为普鲁士内政部长和国家专员的副手。借此他可以染指普鲁士警方的事务，胡根堡曾经想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希特勒提出举行新选举以及随后颁布授权法案的新条件——1932年11月他在和胡根堡谈判时已经提出的想法。显然他为此需要获得德国民族党尤其国家总统的首肯。
下午巴本与胡根堡、泽尔特和迪斯特贝格谈判，他试图打消德国民族党和钢盔团领导人对希特勒内阁最后的疑虑。他不仅为胡根堡提供了经济部部长的职位，还提出可以把国家农业部和普鲁士农业部交给他——对于德国民族人民党极具诱惑力的超级部门，因此他同意了巴本和希特勒商定的解决方案。被定为劳工部长的泽尔特也表示原则上同意加入新政府。只有迪斯特贝格——由于他的外祖父是犹太人，几个月前遭到国社党的猛烈抨击——警告人们当心“希特勒的本质和其疯狂的群众运动的发作”。胡根堡没有理会他的忧虑，他认为，保守党派在内阁占绝对优势，可以抵消国社党滥用权力的危险，“就是说我们圈住希特勒”。迪斯特贝格预言，胡根堡“终将有一天晚上穿着内衣裤穿过部长花园仓皇逃跑，为了不被希特勒抓进监狱”。但是只有少数德国民族党成员能这样眼光敏锐地预见到未来的发展。此时人们虽然意识到与希特勒订立契约的风险，但是他们认为可以通过“驯服策略”对他加以限制。“既然我们与希特勒合作，我们就必须搞定他”，莱因霍尔德·夸茨1月29日在日记中写道。他们认为能够成功，但是不久之后被证明大谬特谬。
巴本对胡根堡隐瞒了希特勒坚持进行新选举的主张——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主席不太可能接受的一个要求。他能预料到，在这种情况下国社党将以DNVP的失败为代价赢得更多的选票，他所争取的“圈住”希特勒的计划将难以实现。下午向戈林通报消息时，巴本给人的印象也是：总统向在皇宫旅馆热切等待的诸位先生传达的即时消息是“一切安好”。“我们还不敢相信。巴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谁知道呢？”戈培尔仍持怀疑态度。柏林一直在流传着这样的流言，兴登堡最终将选择建立一个没有国社党参与的巴本“战斗内阁”，而国防部不会袖手旁观。1月29日下午，库尔特·冯·哈默斯坦将军在贝希施坦因的别墅秘密会见希特勒。这位陆军领导人向国社党主席提出一个问题：“他认为，总统是真心想和他就政府接管问题进行谈判还是只装装样子？”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陆军统帅部愿意施加对希特勒上台有利的影响，高级军官们意在让施莱谢尔重新执掌国防部大权。希特勒没有说实话，他告诉对方，事情还没有决定。他承诺“一旦他弄清楚了”，他会告诉哈默斯坦。
当晚施莱谢尔和哈默斯坦派他们的联络人维尔纳·冯·阿尔文斯雷本去戈培尔的住所，希特勒和戈林也在场。他的任务是了解内阁谈判的进程。但是这位密使向前多走了一步，他擅作主张地宣布：“如果威廉大街的那帮人只是假意与你们进行谈判，国防部和陆军领导人应该向波茨坦驻军发出警告，把整个猪圈从威廉大街清扫出去。”在场的国社党头头们把这些轻率的话理解为一个明确的信号：兴登堡决定建立巴本—胡根堡内阁，而国防军想发动政变。人们不能排除波茨坦驻军废黜总统并逮捕总统之子的可能性。“政变。威胁。真的还是在开玩笑？”戈培尔评论阿尔文斯雷本带来的消息。“我立刻告知在隔壁房间等待的希特勒和戈林。戈林又转告巴本和迈斯纳…… 我们思考了很长时间。希特勒说了很多话。”国社党主席很重视这个流言，他通知柏林冲锋队队长格拉夫·赫尔道夫，让柏林冲锋队处于待命状态。此外被视为“可以信任”的瓦尔特·韦克警官（Walter Wecke，后来他成为赫尔曼·戈林军团的指挥官）受命“做好用六个警察大队出其不意地占领威廉大街的准备工作”。
虽然不久之后政变谣言被证实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它加快了事件发展的进程。巴本更坚定了信念，他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1月29日深夜，巴本向兴登堡呈交拟定好的内阁名单。按照约定国社党只占据了三个位置：希特勒担任总理，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部长，戈林担任部长、代理普鲁士内政部部长和航空部国家专员。三个无党派部长曾经是巴本和施莱谢尔的内阁成员：诺伊拉特（外交部）、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财政部）、埃尔茨-吕贝纳赫（邮政和交通运输部）。布伦堡（国防部）、胡根堡（经济和农业部）、泽尔特（劳工部）是新加入的内阁成员。只有司法部部长没有定下来。巴本设法让兴登堡相信，他们要和中央党就加入政府的问题进行谈判，因此保留了一个部长职位（后来这个位置由弗兰茨·居特纳占据，他在巴本和施莱谢尔的政府里已经是司法部部长了）。内阁的宣誓就职仪式定在了次日的11点。
公众还不知道总统做出的决定，因此上午的报纸全然是在黑暗中摸索。他们始终认为建立一个不包括国社党的巴本—胡根堡内阁是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法兰克福报》猜测，希特勒为了避免加入政府可能再次提出了无法满足的条件。这是一个普遍的观点，已经辞职的前总理施莱谢尔也这么想。他在1月16日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他深信“希特勒不想当政”。但是现在国社党领导人即将迎来最伟大的胜利时刻。1月29日到30日的夜晚，希特勒和他的同事们在戈培尔的家里坐到凌晨5点——始终心怀忧虑，某个预想不到的变故也许又会让一切变成未知数。清晨，布伦堡在安哈尔特火车站下了火车，奥斯卡·冯·兴登堡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他立刻把布伦堡送到威廉大街，9点过后布伦堡在总统面前宣誓就任新的国防部部长。
同样在1月30日凌晨，巴本将胡根堡、泽尔特、迪斯特贝格和施密特·汉诺威召集到他在威廉大街的府邸，告知他们即将举行内阁宣誓就职仪式。迪斯特贝格和施密特·汉诺威对仓促任命希特勒表示忧虑，巴本“异常激动”地喊道：“假如到11点还不能成立一个新的政府，国防军就要列队出发了。施莱谢尔和哈默斯坦建立军事独裁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过了一会儿，希特勒和戈林也到了。党主席再次证明他是个天生的演员。他疾步走向迪斯特贝格，紧握住他的手，似乎深受感动，眼中噙着热泪，用庄重的声音宣布：“我的报纸对你进行了人身侮辱，我深表歉意。我凭我的良心向您保证，这不是我授意的。”
大约10:45，预定的就职仪式前的一刻钟，一行人穿过部长花园步行走向总理府。因为总统府在修缮，从1932年夏季开始兴登堡住在这里。其他被任命的部长们陆续到来（除了生病的埃尔茨-吕贝纳赫），希特勒、巴本和胡根堡在迈斯纳的办公室就最后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谈判。直到此刻希特勒和巴本才告诉DNVP主席解散国会和组织新选举的意图。震惊的胡根堡表示强烈反对：11月大选的结果已经准确地反映出各政党力量的对比，因此没有必要举行新选举。随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希特勒一个劲儿地打着手势承诺，选举结果完全不会影响到组阁。但是，虽然巴本一再恳求他不要破坏来之不易的协议，措手不及的胡根堡还是坚持说不。因此，政府组阁事实上仍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失败。原定宣誓就职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兴登堡逐渐不耐烦了。迈斯纳手中拿着手表冲进房间：“现在是11:15了。你们不能再让总统久候了。”现在，迪斯特贝格在报道中继续写道，“胡根堡屈服了，希特勒赢了。自豪的、得意扬扬的，希特勒像个胜利者一样率先朝楼上走去，他的‘党羽们’跟在后面鱼贯走上楼梯，老先生已经在一楼等候着新内阁的成员了。”
兴登堡与大家依次打招呼，他对“民族主义右派终于实现了统一”表示满意。然后巴本宣读了部长名单。宣誓就职仪式后，希特勒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主要是争取总统对他本人和新政府的信任。12点左右仪式完成。戈培尔发现，兴登堡“最后深受感动”。“就是这样，我们必须完全赢得他。”与此同时，希特勒的心腹们还在皇宫旅馆激动地期待着事情的结果。当新上任的总理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回到旅馆时，大家终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们都热泪盈眶和希特勒握手。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响亮的欢呼声。”柏林党区主席写道，他虽然没有获得内阁的职位，但是希特勒向他保证，国会大选之后将把国民教育部犒赏给他。“马上工作。国会将被解散。四个星期内举行新选举。在此之前我没有官职。”希特勒当天向全党同志发出呼吁，感谢他们久经考验的“忠诚和奉献”，“政治上的巨大成功才得以实现”，“一个重大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也必将完成这个任务”。
图34：实现了“民族集中内阁”目标，1933年1月30日
从左到右坐着的人：戈林，希特勒，冯·兴登堡
最右边站着的人：阿尔弗雷德·胡根堡，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主席
晚上，国社党员举行了一个小时的火炬游行，庆祝希特勒被任命为新总理。哈利·凯斯勒伯爵注意到“今晚柏林完全沉浸在法西斯气氛中。冲锋队、党卫队和穿着制服的钢盔团穿过大街小巷，人行道上挤满了观众。皇宫旅馆里和旅馆周围如同在过狂欢节。”他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对国社党主席上台感到惊讶。希特勒透过新官邸灯火通明的窗户向列队走过的游行队伍致意，显得兴高采烈。“这位博士是个魔法师”。他赞赏地评价戈培尔即兴组织的胜利庆祝活动，“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怎么搞到这么多的火炬？”再过去几个窗户，兴登堡也站在窗前，像雕塑一样纹丝不动，接受冲锋队的致敬。新的当权者立刻利用了广播电台的便利。戈林和戈培尔发表了演讲，除了巴伐利亚电台之外，德国所有的广播电台都转播了他们的演讲。戈林将此刻的气氛与1914年8月相提并论，“同样是一个民族的爆发”，随即国社党的宣传充满激情地宣称，不久后人们应该把1月30日定为“民族崛起的日子”。到午夜时分柏林才逐渐恢复了平静。希特勒在总理府坚持待到凌晨，东拉西扯地发表了一通独白，戈培尔驱车去波茨坦见奥古斯特·威廉王子，在那里又庆祝了几个小时。“所有人都极度兴奋。大约3点回家，上床。睡死过去了。我再也没力气了。”戈培尔这样结束了当天的日记。
1933年1月30日发生的事情，1932年12月底几乎没有人相信会成真：年仅43岁尚算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理。即使是他最亲密的心腹如戈培尔也觉得这一变故像个“神话”。“我做梦还是醒着——这是一个问题！”次日早晨鲁道夫·赫斯写信给他的妻子，“我坐在威廉广场总理府的总理办公室里，部里的官员们踩着柔软的地毯悄无声息地走近，以便把文件呈交‘总理先生’……”一天之前他还相信，最后“一切都报废了”。希特勒也向他透露，由于“内阁中老泼妇”胡根堡的顽固，他曾“数次站在刀锋上”。
对于很多国社党的追随者来说，希特勒领导下的“民族集中内阁”的建立也几乎像个奇迹。“我们都有飘飘欲仙之感，就像走在一个美丽的难以置信的梦境中。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这是真的！再见马克思主义！再见共产主义！再见议会！再见犹太人！——现在德国到来了！”汉萨同盟的大商人卡尔·文森特·克罗格曼的妻子爱莫伦提亚·克罗格曼（Emerentia Krogmann）欢呼道。 汉堡女市民路易斯·佐尔米茨也同样激动，1932年底她还因为失望而不再支持希特勒：“多好的一个内阁！！！7月份我们做梦都想不到，希特勒、胡根堡、泽尔特、巴本！！！我在每个人身上都寄予了很大一部分对德国的希望。国社党的活力，德国民族党的理智，非政治性的钢盔团，还有我们无法忘记的巴本……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1月30日！”
希特勒的保守派盟友也认为达到了目的。当一个熟人让他警惕希特勒的权力欲时，巴本的答复是 “您搞错了。我们雇佣了他”。而面对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地主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青（Ewald von Kleist Schmenzin）的指责，他回答说：“您究竟想要什么呢！我得到了兴登堡的信任。两个月之内我们就能把希特勒挤到墙角，让他发出尖叫。”希特勒的权力意志和他尽快摆脱帮凶们的决心绝对不容小觑。据说胡根堡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的第二天就对莱比锡市市长卡尔 ·格德勒尔（Carl Goerdeler）说过，他做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桩蠢事”，即他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煽动者”成为盟友，但这个说法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位超级部长自认为是内阁中真正的强人，像巴本和其他保守派部长一样，他相信自己能控制住希特勒并让他按自己的话行事。还有传闻已久的鲁登道夫1933年1月底写信给兴登堡的事情也被证明不是真的，据说希特勒昔日的同道者在信中指责总统将“德国交给了历史上最大的煽动者”，“我郑重地预言，这个人将把我们的国家推入深渊、把我们的民族带入到无法想象的悲惨境地，后代子孙将因为此举在坟墓中诅咒您。”都是一些警告的话——如果他真的那么说了。起初鲁登道夫确实对希特勒领导的政府心存疑虑，但在1934年8月初兴登堡死后，他和希特勒又重新亲近起来。1937年4月，两人在慕尼黑倾心长谈，正式地“和解”了。元首认为昔日的“坦能堡英雄”在加速重整德国军备的过程中是用得着的宣传工具。1937年12月鲁登道夫去世后，国社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当然，不仅提拔希特勒的保守派人士，连共和主义者阵营的反对者最初也倾向于认为，实际的大权并没有掌握在国社党的“元首”手中，而在巴本和胡根堡的手中。1月31日，哈利·凯斯勒伯爵记录下他和银行家兼政治家胡戈·西蒙（Hugo Simon）的一段对话：“他认为希特勒是胡根堡和巴本的囚徒——‘可怜的家伙’，他还不是很聪明，把自己束缚住手脚送到老奸巨猾的阴谋家巴本和胡根堡手里。”凯斯勒显然同意这一判断，因为几天之后他预言新政府不会长命，“它仅仅是靠巴本的哄骗和诡计凝聚起来的”。“希特勒现在肯定已经意识到了，他被诱骗了。他被这个政府束缚住了手脚，进退不得。”《福斯日报》起初也用这样的论断自我安慰，希特勒“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政策行不通：“他不是作为一个除了自我意志，不肯承认和接受任何规则的独裁者进入威廉大街的。它不是希特勒的内阁，而是希特勒、巴本、胡根堡的政府，在很多方面有着矛盾，但肯定能团结一致地与现有的一切彻底决裂。”不过报纸对这个前景做出的评论是：“一个危险的实验，但我们只能旁观，怀着深深的忧虑和最深刻的不信任。”
德国的犹太人也同样怀着忧虑，但同时又告诫大家不要恐慌。德国犹太公民总协会主席路德维希·荷兰德尔（Ludwig Holländer）在2月2日的社论中写道：“犹太人意识到他们与真正的德国人有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即使此时此刻犹太人也不能失去这一认知带来的镇定。”1月30日，布雷斯劳中学教师、历史学家威利·科恩（Willy Cohn）得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他的反应在自认为是德意志民族一部分的犹太人中算比较典型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担心，这意味着内战！起初右派胜利了，最终共产党当权！然后一场左翼的革命将要到来，结果不会是温和的。如果希特勒遵守宪法，他也会被手下人搞下去。总之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年代，尤其对我们犹太人来说！”第二天虽然他觉察到国社党员在大街上表现得“像胜利者”一样，他还是坚持自己的预言：“他们也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然后将会出现向左的大反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还大于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惧——可是很快科恩将改变他的态度。
左翼代表人物也对新政府做出了错误的猜想，“哈尔茨堡阵线在希特勒—巴本—胡根堡内阁复活了”，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和国会议团在1月30日的呼吁书中认为，它警告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们不要“无组织无纪律地行动”。他们必须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斗争，以免给新的右翼政府提供破坏宪法的任何借口。虽然共产党号召进行“反对希特勒、胡根堡、巴本法西斯主义独裁的大罢工”，但是建立联合防御阵线的呼吁却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多少同情，他们无法忘记，不久之前他们还被共产党诽谤为“社会法西斯”。此外，工会领导人也没有任何在议会外采取行动的念头。“组织——而非示威——是眼前最迫切的事情”，德国工会联合会（ADGB）主席提奥多尔·莱帕特（Theodor Leipart）1月31日提出要求。这位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认为，希特勒是易北河以东大地主和莱茵—威斯特法伦重工业资本家中的旧社会反动权力精英手中的囚徒。按照他的观点，决定政策的方向和内容的人也不是新总理，而是副总理巴本和“经济独裁者”胡根堡。他们很快——像预期中的——让来自布劳瑙的救世主失去了魔力。他们不仅低估了希特勒无休止的权力欲望，也低估了他带来的危害程度。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和工会领导生长于帝国时代，很多人还经历过俾斯麦政府对社会民主党的迫害。他们或许推测到将出现类似于《社会主义法》形式的新的政治压迫，但是绝没有料到国社党真的会彻底破坏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1939年，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英国流亡期间写下了《一个德国人的历史》，他在书中回忆当年得知希特勒上台时的第一反应是“冰冷的恐惧”，“刹那间我几乎真的闻到了希特勒身上的血腥气和污秽的气息，犹如一只食肉猛兽可怕而令人恶心地向我靠拢——肮脏锋利的爪子搭在我的脸上。”但是当天晚上，当这个柏林高等法院的见习律师与他的父亲、一位自由主义的普鲁士教育改革家讨论新政府的前景时，他们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它将带来一些祸患，但是难以维持统治。“一个以希特勒为喉舌的黑色反动政府。除了（希特勒）这个附加物之外，它与布吕宁之后的两届政府没什么区别…… 不，总而言之，不值得为这个政府大惊小怪。”与此观察相符，许多德国人明显对这一事件无动于衷。1932年已经换了三届政府，人们几乎见怪不怪了。电影院的新闻片中新内阁的宣誓就任被放到了最后，排在体育赛事新闻的后面。只有少数敏感的观察家意识到，1月30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转折点。特亚·施特恩海姆从巴黎的晚报中得知这个消息，她在日记里写道：“希特勒成为国家总理。这种精神羞辱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我回家了，恶心得想吐。”克劳斯·曼评论：“希特勒当总理的消息，可怕。从来没有想到它可能发生。有无限可能性的国家。”
相反对于大多数外国外交官来说，1月30日并不意味着根本的转折点。塞夫顿·德尔默听到英国公使馆的朋友说，希特勒是“戴着手铐的总理”，“他是巴本和兴登堡的囚徒”。英国大使贺拉斯·朗博尔德主张对新政府采取观望态度。他也认为希特勒是较弱的合作伙伴，巴本才是联盟的真正设计师：“可以说，希特勒运动能权且生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巴本的手段。”但是朗博尔德预言，两个不平等的合作伙伴之间很快将会爆发冲突，因为巴本与胡根堡复辟君主制的目标与希特勒的计划不符。大使对诺伊拉特的留任做出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这意味着德国的外交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月30日晚上，法国大使弗兰索瓦·庞塞特向巴黎汇报，希特勒—巴本—胡根堡新内阁的成立一直保密到了最后时刻。他最担心外交政策上的后果：不光德国人，整个欧洲都认为建立一个以希特勒为首的新政府是“一个大胆的实验”（une expérience hasardeuse），因为希特勒将试图修改《凡尔赛和约》。但是他依然建议政府保持冷静、等待事态的发展。2月8日晚上，当他在德国总统接见外交使团的招待会上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弗兰索瓦·庞塞特松了口气。他认为新总理看上去“沉闷而平庸”，像缩小版的墨索里尼，没有主观能动性和自己的想法。因此，也许总统的顾问认为，希特勒比较容易利用和控制。
当瑞士驻柏林的大使保罗·蒂尼歇特（Paul Dinichert）得到新政府成立的消息时，他正在与“身居高位的德国重要人物”共进午餐。“在座诸位对此事都一无所知”，他在2月2日发往伯尔尼的报告中描述人们的反应，“摇头，‘它能维持多长时间？’‘好吧，也许结果会更糟糕。’人们议论纷纷。”瑞士外交官清楚地认识到，希特勒当上总理是“政治博弈和拼盘游戏的结果”，“警觉的、有事业心的巴本先生”是幕后操纵者，“建立在兴登堡先生对巴本无与伦比的信任之上”。他像许多评论家一样犯了错误，他这样描述新的政局：“长期以来争取绝对专制的希特勒以及他的两个追随者被束缚、挤压和钳制——我们可以想象出画面——在他的同事巴本和胡根堡中间。”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1月30日绝不是后世认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标志着一个灾难性进程的开始，很快发展成为新总理的独裁统治，最后导致对波兰和苏联发动毁灭性战争和屠杀欧洲犹太人的滔天罪行。希特勒上台是否能被阻止的问题一再让历史学家们伤脑筋。当然，德国早就存在着强烈的有助于国社党成功的思想倾向，其中一部分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例如反西方和反“1789年思想理念”的民族主义， 由于德国在“一战”中意外的落败和被视为屈辱的《凡尔赛合约》，它自觉受到严重挑战而演变成插刀论和无战争罪责的谎言，以逃避德国对1918年灾难应负责任的自我检讨；反犹主义，早在帝国时期的德国所有社会阶层中——除了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之外——已经根深蒂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尤其在1918年至1919年革命中，反犹主义又严重地极端化了；前民主时期旧精英的影响，所有前高级军官、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主、重工业资本家、官僚机构和司法机构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玛共和国实质上保持不变；魏玛宪法的体制缺陷，它赋予像某种形式的“皇帝替代者”的总统广泛的权力并且为他提供了可用的工具“第48条紧急状态法条款”，一旦像兴登堡这样坚定的君主制主义者当政，面临1929年至1930年之后危机重重的严峻局面，它很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各党派缺乏妥协，他们都对议会民主制的长期运转不灵负有重大的责任——直到最后1930年3月大联盟破裂，于是迎来了总统制内阁。
虽然1918年至1919年共和国创立时期的疏漏造成了种种先天不足，但是坚定地与帝制国家的遗产决裂并不会造成希特勒掌权的必然结果。阻止希特勒夺权的机会始终存在着。无疑1923年啤酒馆政变失败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如果慕尼黑的宣传家在兰茨贝格监狱服满五年的刑期，他是否还能在政治上东山再起是很值得怀疑的。1930年后德国国家危机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希特勒夺权之路的重要一站——是1932年5月底布吕宁的辞职，兴登堡毫不困难地做到了这一点。如果布吕宁还当权，巴本反对“民主堡垒”普鲁士的政变就不可能发生，然后到1934年9月任期结束后才会再次举行国会选举——到那时经济极有可能再次复苏，过激政党的吸引力将会减弱。而相反在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国社党是国会最大的党派，希特勒有理由提出权力要求。
即使在1933年1月底也存在着阻止希特勒当政的可能性，如果兴登堡没有拒绝授予施莱谢尔国会解散令，给予施莱谢尔他曾经同意给巴本的权力——即延长举行新选举的60天期限——或者说如果他忽略可能出现的国会不信任投票，让施莱谢尔继续执掌政权。这个方案可能会导致变相的军事独裁统治，但它是一个先赢得时间、等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的不错的机会。在此状况下希特勒是否敢动员冲锋队进行反击、让其卷入与国防军的武力冲突中，似乎很值得怀疑。至关重要的是，兴登堡深信巴本及其顾问的话：建立 “民族集中内阁”并用内阁中占优势的保守派部长“圈住”和“驯服”希特勒是风险较小的解决危机的办法。到了戏的最后一幕，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主凭借他们接近总统的特权对希特勒上台起的推动作用也不小。如内阁多数的右翼保守政客和兴登堡身边的阴谋集团一样，他们同样误判了国社党主席摆脱任何政治束缚和追求绝对政治权力的能力和决心。相反他们都沉浸于“雇佣”了希特勒的幻想中，他们认为，希特勒能为他们的独裁政治提供所需要的群众支持。“希特勒的历史是一部他不断被低估的历史。”“二战”结束后历史学家维特·瓦伦丁（Veit Valentin ）这样说过。
希特勒入主总理府不是魏玛共和国不可避免的终点，但它也并非“偶然”或者“操作失误”，如同人们一再重复的、最终埃伯哈特·耶克尔大力支持的观点。如果没有战后和通货膨胀时期慕尼黑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这位退役的大战二等兵依旧是个害怕社交的离群索居者，他们为他充满反犹仇恨的长篇演讲和他对“11月罪人”与“凡尔赛合约”的攻讦提供了理想的共鸣板。如果没有重创了德国经济的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国家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发展成群众运动。国社党“主席”能用最有效的语言表达出他的救世主渴望——结束混乱恢复秩序、建立“民族共同体”、消除政党纷争和阶级斗争、领导“帝国”重新崛起——并借此实现自己的目的。
人们可以在很多问题上指责希特勒，但是有一点例外，即指责他曾经隐瞒过真实的意图。相反，他在《我的奋斗》和无数次演讲中以令人吃惊的坦诚宣布，他掌权后将做什么事情：对内，不择手段地利用各种机会“破坏”魏玛体制；彻底“消灭”“马克思主义”（这里包括社会民主党SPD 和共产党KPD）；“清除”德国的犹太人，不管用什么手段。至于他未来的对外政策，他也从未含糊其词，他首先要修改《凡尔赛和约》，长期目标是占领东欧的“生存空间”，它将无可避免地引起一场与波兰和苏联的战争。那些让他执掌国家大权的人在以下方面与他目标一致：阻止恢复议会民主制，尽快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扩充军备，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至于其他意图，他们认为新总理并没有当真或者说他们会对他产生缓和的影响。这一点也被证明是严重的误判。从一开始希特勒与他的保守派盟友们想的层次就完全不同。1941年12月，当计划中对苏联的“闪电战”在莫斯科城下化为泡影时，他回想起了1933年：“掌握政权对我来说是关键性的时刻，人们还想保留公元纪年吗？或者我们将把新的世界秩序作为一个新纪年开端的标志？我告诉自己，1933年无异于千年状态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