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权力的博弈已经开始了，也许它将持续一年之久。我们只有凭着速度和头脑、有时还需要使诈才能玩到最后的一局棋。”约瑟夫·戈培尔在1932年1月7日写道。这几句被广泛引用的话并未出现在戈培尔的日记本里，而是摘自于埃尔出版社1934年出版的戈培尔的书《从皇宫旅馆到帝国总理府》。通过对日记原文的大力修改和润色，元首神话的首席宣传员想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国社党之所以能在1933年1月30日执掌国家大权，完全是因为希特勒走出了神机妙算的一着着好棋。1933年秋季，党的出版社推出新闻负责人奥托·迪特里希的报告文集《与希特勒一起夺取政权》，书中也充满了同样口吻的溢美之词。该书把国社党的元首赞誉为“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人物，他“以本能的先见之明”谋划了每一步棋，即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保持着“绝对的平静”，“用他钢铁般的意志力拖垮和摧毁了敌人的阵线”——最后无人能阻挡他获取应得的荣誉，他入主帝国总理府。
事情发展的真实经过与他们的描述相距甚远，希特勒的夺权之路并非是一次不可阻挡的胜利大进军，而是一场陷入僵局的权力博弈，原本胜负难料，很有可能出现别的结果。国社党宣称1932年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他们在五轮大选中证明了他们业已获得的组织优势和宣传优势，国社党又一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32年7月底的国会选举中成为最大的政党，远远领先于其他党派。威廉大街似乎离他们近在咫尺了。但是由于希特勒采取“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呆板策略，要求掌握绝对的权力，他让他的党派陷入了死胡同。他们在11月初的选举中遭到了第一次挫败。不可战胜的光环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元首的信任受到打击。国社党遇到了1923年至1924年党禁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同时1932年底开始出现经济复苏的征兆，似乎德国已经走出了经济危机的谷底。因此有些人指出，德国有可能再一次避免国社党夺权的危险。 “德国在1932年的发展历程将成为后世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全面研究的对象。”左翼自由派政论家利奥波德·施瓦茨席尔德（Leopold Schwarzschild）12月31日在他的《日记周刊》中写道。因为只有隔了一段时间的距离，当人们回顾历史时，他们才能完全理解“为何历史在最后的时刻奇迹般地突然拐了一个弯”。
图29：希特勒在赫尔曼·戈林陪同下出席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的大会，弗里茨·蒂森在大会上朗读了一份以“万岁，希特勒先生”为结束语的宣言，1931年1月26日
新年伊始，希特勒对外散播着乐观情绪。他在新年寄语中认为“德国即将迅速地被国家社会主义化”。国社党已经拥有1500万党员——“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大进军”。1月3日，当接受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的采访时，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他的政党“很快就能掌握德国的政权”和“建立一个新的第三帝国”。当然希特勒知道，他需要得到支持，尤其经济界人士的支持。正如鲁道夫·赫斯所言，早在1931年秋季，希特勒已经通过努力“非常成功地动摇了工业界和银行界对现任政府的支持”。确实，由于布吕宁错误的紧缩政策加剧了经济危机，他失去了大量经济界人士的支持，但是这并没有给国社党带来直接的好处。由于运动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始终暧昧不明、模棱两可，许多企业家依旧对希特勒的运动抱着观望的保留态度。为了改善本党的形象，为自己竞选未来的政府首脑做宣传，1932年1月26日，希特勒应邀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商业精英们聚集的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做了一次演讲。
杜塞尔多夫帕克旅馆的大舞厅人头济济座无虚席，大约700名听众参加了演讲大会。国社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旅馆前的场地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希特勒悄悄地从侧面进入大厅。为了与环境协调，希特勒特意穿上了褐色制服、深色大氅和条纹长裤。如果有谁指望从他的演讲中听到他领导的未来政府将采取何种克服经济危机的具体措施，他肯定会大失所望。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演讲中，希特勒只是重复着他以前在类似的场合——例如1919汉堡国家俱乐部——说过的话：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为经济繁荣创造外部条件，支持私有制的人必须摒弃民主的思想。“经济建立在效率和个人价值的思想之上，也就是说实际上建立在个人权威之上，但在政界却拒绝个人的权威，代之以多数人决定的原则即民主制，我认为这是一桩荒谬的事情。”他再一次重申布尔什维克的危害性，如果它继续赢得胜利，“整个世界将面临天翻地覆的变化，犹如从前基督教带来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唯一能阻止德国陷入到“布尔什维克之乱”的力量。“有人指责我们的褊狭，我们骄傲地承认这一点——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彻底铲除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希特勒小心地避免公开发表反犹言论，同样他在演讲中也只是隐晦地提到了在苏联“占领生存空间”的纲领。相反他在演讲结尾时强调，他领导下的“复兴的”德国将和邻国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
围绕着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的演讲产生了诸多的传闻。它们主要源自于奥托·迪特里希的报道，迪特里希陪同希特勒参加了演讲大会，他在《与希特勒一起夺取政权》一书中以现场目击者的身份进行了貌似真实的描述：起初听众们“冷淡而矜持”，很快他们被希特勒迷住了。“他们的脸逐渐涨红了，眼睛紧盯着元首的嘴唇，我们能感觉到，他们的心变得越来越热切……起初他们偶尔犹疑地鼓几下掌，后来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当希特勒结束演讲时，他已经赢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希特勒在“西德工业巨子们中间取得了成功”，“破冰之旅，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圈子里找到了茁壮成长的沃土”。
迪特里希的文章对后世描写希特勒和大工业家关系的文献著作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但是美国历史学家亨利·A.特纳（Henry A. Turner）和追随他的作家们纠正了前人的看法。起初他们准确地察觉到，鲁尔区的经济精英们并没有全体参加演讲会。希特勒的早期崇拜者弗里茨·蒂森当然在座，除了他之外还有联合钢铁股份公司的恩斯特·彭斯根（Ernst Poensgen）和阿尔伯特·弗格勒，矿业协会的恩斯特·布兰迪（Ernst Brandi）和工业俱乐部的主席、好希望冶炼厂的卡尔·哈尼尔（Karl Haniel）。但是一些知名的大工业家有意识地远离了这次聚会，首先是德意志全国工业联合会会长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此外还有保罗·罗伊施（Paul Reusch）、法本公司的卡尔·杜伊斯堡（Carl Duisberg）、赫施钢铁厂的弗里茨·施普林格鲁姆（Fritz Springorum）和矿业企业家保罗·西尔弗贝格（Paul Silverberg）。
同时，听众们的反应也不像迪特里希文章中说的那样全体为希特勒倾倒。当蒂森以“万岁，希特勒先生！”结束简短的答谢词时，大多数与会的同事们都感觉到那是令人尴尬的谄媚之词。说到底，希特勒的演讲也没让大工业家们产生长期给国社党捐款的兴趣。奥托·迪特里希本人在195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以比先前冷静得多的态度承认：“在大厅的出口处有一个捐款点，大家出于善意而捐款，捐款总额并不多。除此之外，‘经济界人士’和‘重工业资本家’并没有大力支持和资助希特勒的政治斗争。”经济界的领袖克虏伯和杜伊斯堡在1932年春季的竞选中支持兴登堡当总统，他们把几百万马克捐给了他的竞选基金。
重新选举国家总统的问题是1932年头几个月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为了让将近85岁高龄的兴登堡免予再次参加全民大选的辛劳，总理布吕宁想到了一个主意：让国会做出延长兴登堡任期的决定。为此他需要获得修改宪法所需的国会三分之二多数票，只有在国社党和德国民族党赞成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实现他的目标。1月6日晚上，国防部部长和内政部长威廉·格勒纳受布吕宁之托与希特勒会面，他想劝希特勒支持他们的计划。“他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一个谦逊正派的人，一个想要尽善尽美的人，”会谈之后格勒纳总结他对希特勒的看法，“他在言谈举止之间看上去像个有抱负的自学成才者……希特勒的意图和目标是好的，但是太狂热，此人激情四溢、复杂多面。”接下去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起初希特勒表示愿意妥协，但是后来他提出要求，他只有在解散国会和重新选举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支持兴登堡。布吕宁无法同意，因为国社党很有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获胜，他将失去国会的多数支持。
1月12日，希特勒通知布吕宁：“虽然他非常尊重总统先生本人，但是他只能拒绝延长总统任期的提议。”希特勒把宪法方面的顾虑作为拒绝的理由，虽然理由充分，但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却奇怪得很，因为希特勒早就清楚无误地表明了，国社党夺权之后将立即废除宪法。国社党主席的拒绝却让自己陷入到了困境中：兴登堡决定不顾年事已高第二次参加总统竞选，这样一来希特勒除了参加竞选之外别无选择。与在右翼阵营中深孚众望的“坦能堡的胜利者”（译者注：兴登堡曾经在“一战”中取得坦能堡大捷）直接竞争，风险非常之大。一旦失败，希特勒作为一个节节胜利的运动“领袖”的威望将受到严重的损害。1月19日，在希特勒的慕尼黑私人宅邸中，戈培尔首次和希特勒讨论了“竞选总统”的问题：“我恳求他参加总统竞选。他一个人就能击败兴登堡。我们做了数字估算，但是数字会欺骗人。希特勒必须成为国家总理。单单这样就行了，这是口号，希特勒还没做出决定。我要继续说服他。”
但是令戈培尔感到懊恼的是，希特勒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拖延着，迟迟不肯做出决定。显然与柏林党区主席兼宣传部领导人相比，希特勒对自己能有几分把握有更多的疑虑。“希特勒拖得太久了！”戈培尔1月28日抱怨，两天之后他又写道，“希特勒什么时候才能做出决定？难道他提不起勇气吗？我们必须给他勇气。” 2月3日，戈培尔已经在褐色大厦为竞选做好了种种准备，希特勒才表示他将与兴登堡竞争总统职位。可是直到兴登堡宣布再次参加总统竞选、社会民主党表示支持他之后，希特勒才正式对外宣布他的竞选决定。其真实原因很明显：如果1925年反对兴登堡的共和派阵营转而支持兴登堡，更有利于希特勒作为民族主义右翼的代表参加竞选。“兴登堡必须首先确定，社会民主党支持他。然后我们再做出决定。马基雅弗利的政治手腕！可是很正确。”戈培尔也看明白了。
出于同样的原因，兴登堡也没有立刻做出决定。他在1月底告诉布吕宁，只有在“不激起右翼党派团结一致的反对”的前提下，他才会同意参加总统竞选。2月初，在柏林市市长海因里希·扎姆（Heinrich Sahm）领导下成立了超党派的兴登堡委员会，它在短时间内征集到了300万的签名，但是兴登堡认为还不够。直到退伍军人协会隶属的基夫豪塞尔联盟宣誓效忠元帅，兴登堡才于2月15日宣布参加竞选。“决定德国命运的一天”，总理府国务秘书赫尔曼·平德尔（Hermann Pünder）写道。希特勒又拖延了一个星期，2月22日晚上，他才让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宣布他竞选总统的消息。“10分钟的欢呼喝彩，人们站起身，冲着我欢呼着。声音几乎把天花板震塌了。太美妙了。我们将获得胜利。”戈培尔描述支持者们的反应。
但是还存在着一个障碍：为了参加总统竞争，希特勒必须获得德国国籍。早在1930年7月，图灵根内政部长弗里克曾经做过一次尝试，可是失败了，当时他想任命希特勒为希尔德堡豪森的警务专员。当希特勒没有德国国籍的咄咄怪事1932年2月初被曝光时，理所当然地让人们感到有些诧异。国社党找到了一个体面的解决方法，他们敦促在不伦瑞克邦国社党/DNVP/DVP联合政府里任职的邦内政部长迪特里希·克拉格斯（Dietrich Klagges）聘任希特勒为公务员，通过这种方法迂回取得希特勒的国籍。起初他们想聘请希特勒担任不伦瑞克技术高等学校的计划内“有机社会学和政治学”副教授，但是连国社党的联盟合作伙伴也认为这太离谱了。于是他们又想到一招，让希特勒担任不伦瑞克邦驻柏林办事处的政府专员。2月26日下午，希特勒在该机构接受了委任状，并且做了就职宣誓：“我发誓忠于国家宪法和邦宪法，遵守法律，履行职责。”他的“职责”就此完成了。随即他申请休假，直到总统竞选结束他的假期才结束，然后他获准继续休假。他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消息传来，他被任命为不伦瑞克邦的政府特使。于是希特勒获得了德国国籍。我们表示祝贺。”戈培尔用他特有的调侃语气在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胡根堡的德意志民族党既不能选兴登堡，也不能选希特勒，他们提名钢盔团全国第二副主席提奥多尔·迪斯特堡（Theodor Duesterberg）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本来就不甚牢固的“哈尔茨堡阵线”分裂了。共产党（KPD）推举本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为总统候选人。社会民主党（SPD）则和中央党（Zentrum）一样决定不推举本党的候选人，而是支持兴登堡。2月27日，社会民主党党委在《前进报》上发表的呼吁书中宣称：“选择希特勒而不选择兴登堡，意味着：整个欧洲和德国的混乱和恐慌，经济危机的极端恶化和失业者贫困的加剧，民族内部以及德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流血冲突的巨大危险。选择希特勒而不选择兴登堡，意味着：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战胜了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和工人阶级，所有公民自由、媒体、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文化组织将会消亡，剥削和工资奴役将会加剧。”呼吁书以一句口号为结束：“打倒希特勒！因此选择兴登堡！”
现在的阵线与1925年相比完全颠倒过来了。“多么奇特的国家……”特亚·施特恩海姆在1932年2月惊讶地写道，“兴登堡变成民主人士的宠儿了。几年前当我得知他参加总统竞选的消息时，我差点吓吐了、气吐了。如今因为担心法西斯主义上台，共和主义者战栗不安地请求兴登堡继续连任。”对于国社党来说，社会民主党对兴登堡的支持正好是他们需要的宣传素材。2月23日，戈培尔在国会会议上引起了轰动，他指责兴登堡 “背弃了当年选民们的事业”，“明确地投向了社会民主党一方”，“你告诉我，谁在赞美你；我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人！”国社党议员继续侃侃而谈，他说兴登堡“被柏林的黑心媒体赞美，被逃兵们的政党赞美”。面对戈培尔无耻的挑衅，1914年自愿参军并且在“一战”中严重致残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起身发言，他用富有战斗精神的讲话给了戈培尔一个令人难忘的回答：“如果说国家社会主义能让我们认清什么，那就是一个事实，它首次在德国的政治历史上成功地彻底激发起人们的愚蠢。”因为戈培尔拒绝为他的发言道歉，他被赶出了全体大会的会场。希特勒激动地表示：“它宣告了斗争的开始。”
接下去国社党人开始了他们的竞选活动。所有的最先进的技术手段都派上了用场。戈培尔把演讲灌制成唱片，刻制了50 000张唱片分发出去。一部将希特勒吹捧为未来的救世主和德意志民族的拯救者的10分钟有声电影每晚在大城市的广场上反复播出。醒目的宣传海报不断传递着国社党宣传部门在2月初确定的核心信息：“摆脱体制！国家社会主义夺权！” 2月27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发表首次竞选演讲，《民族观察家报》以《进攻的信号》为标题发表了这篇演讲，希特勒在25 000名观众面前强调，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斗争”“实质上”并不仅仅是“一次总统竞选”，而是对11月9日“体制”的一次清算，它在过去13年里把德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希特勒演说的主旨是“我们当了13年的控诉者，现在时候到了，你们——我的同胞们将在13年后的3月13日第一次大规模地成为法官，你们将对另一方迄今为止的破坏行径做出审判，你们将对另一方重建的民族内在价值做出审判。”戈培尔记录下了人们的反应：“人民在怒吼。神志恍惚的一个小时。希特勒是好样的。我爱他。”
希特勒在3月1日到11日完成了一个辛苦的行程表。他在汉堡、什切青、不莱斯劳、莱比锡、巴特布兰肯堡、魏玛、法兰克福、纽伦堡、斯图加特、科隆、多特蒙德和汉诺威发表巡回演讲，所到之处观众蜂拥而至。汉堡举办欢迎希特勒大会的扎格比尔大厅几乎挤满了人，《汉堡日报》对此评论说：“四千个人，四千个空虚的、麻木的、饱受折磨的人组成的大军，他们都想通过喊叫、致敬和万岁呼声拭去自己的泪水、除去心中的悲伤和忧虑。”在不莱斯劳的世纪大厅举办的演讲大会上，希特勒迟到了一个小时，《西里西亚报》写道：“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赶到这里，从希尔施堡、瓦尔登堡、祖劳、米利持赶来，从西里西亚各地赶来，很多人不惜在漫长的路途上花费好几个小时，挤在不舒服到极点的公交车里或者攀在公交车车顶上，只为了听元首的讲话……他们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等待着，情绪欢乐，没有丝毫不耐烦。他们带来了中饭和晚饭。卖水果和小吃的流动商贩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医务人员和护士都在现场，这是一个绚丽生动的画面。”1932年春季的竞选总统宣传大会比1930年9月的国会竞选活动更加轰动：显然，许多还不是国社党员的德国人认为必须亲眼看一看政治新星希特勒，亲耳听一听他的演讲。他们把自己对一个能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和领导国家走向复兴的民族救星的渴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希特勒懂得怎么迎合人们的渴望，他描述出一幅幅阴暗的图景，将13年的共和国历史贬低为绝无仅有的衰落年代，同时又承诺统一的德国“民族共同体”将拥有一个与之相反的所谓光明的未来。
但是国社党的元首避免对兴登堡的个人攻击。2月底，希特勒向共和国总统保证，他将进行一场 “骑士风度”的斗争。希特勒明白，不能让他和兴登堡的关系受到不可修复的影响，因为没有总统的同意他无法掌握权力，他不得不顺从兴登堡。他不错过任何一个对前陆军元帅表示敬意的机会，同时他也清楚地表明，兴登堡是属于过去的人，未来属于他，希特勒，属于他的运动。“老人家，”3月7日他在纽伦堡宣告，“你不要再将德国的未来扛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应该由我们来扛。你不要再为我们承担责任了，我们——战争中成长的一代人应该自己承担起责任。可敬的老人，你现在无法庇护我们想要毁灭的一切。退开吧，让出道路！”
希特勒主要的攻击对象是所谓以兴登堡的神话为自己打掩护、试图推卸责任的社会民主党。“相信我”，他在一次竞选演讲中讥讽道，“我生平最大的成就是将这个党逼到了元帅的脚下，这算得上历史性的功绩了……这个党已经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大变身。从前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今它却得到正宗资产阶级的投票支持并且拥护他们曾经憎恶的85岁陆军元帅。”毫无疑问，这段话的用意是挑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其支持者的关系。因为希特勒预计到，假如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们一致投兴登堡的票，他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多少获胜的把握。
但是国社党的宣传依旧充满了信心。“恒久不变、永远重复的一句话：希特勒不仅是我党的竞选者，也是未来的总统。全党的胜利信念必须上升到盲目信仰的程度。”党的全国宣传部在致各党部的通知函中提出要求。戈培尔本人也徘徊在希望和恐惧之间。“对希特勒的估计近乎神话了，尤其在党内的同志中。”他在3月6日写道，“我们不能过于自负、轻视对手。”但是几天之后他又充满了胜利的信心：“深夜我还在和希特勒谈话。他在斯图加特。巡回演讲的征途上，从一次胜利走向另一次胜利。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将取得成功！”此时希特勒也相信他能击败兴登堡。第一轮选举中，选举结果出来的3月13日之前的一天，他在接受《纽约晚报》记者胡伯特·尼克伯克的采访时宣称，他和兴登堡将争夺一千两百万的选票，双方都无法获得绝对的多数票，但在4月10日的第二轮选举中，兴登堡将不再有机会，布吕宁不负责任地劝说老先生参加总统竞选，致使他陷入到可以预见的失败中。
由于高度的期待，选举结果对于国社党全党不啻为当头一棒：兴登堡的得票数远远超过了1800万（49.8%），与得票数为1100万（30.1%）的希特勒明显拉开了距离。但是现任总统还没有得到绝对多数票，因此还需要举行第二轮选举。台尔曼只获得了500万票（13.2%），迪斯特贝格仅仅获得250万票（6.8%）。国社党的拥护者们非常失望，有些地区甚至降了卐字旗的半旗。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我们遭受了打击。可怕的前景……党内同志感到沮丧和失望。现在必须取得一次巨大的成功。我和希特勒通了电话。他对选举结果无比惊讶。我们把目标定得太高了。”选举当夜希特勒起草了一份告全党的呼吁书，试图掩饰这次失败。与1930年9月的选举相比，国社党的选票数还是增加了一倍：“我们今天毫无疑问地成为德国第一大党。”他号召党员们“立即重新展开对中央党和马克思主义阵线最猛烈的攻击”。一天都不能浪费，“为了将胜利写在我们的旗帜上”，每个人都必须“全心全意、竭尽所能”。
奥托·迪特里希把希特勒听到选举结果后的反应美化成其生平“最伟大的时刻”。在这个“决定命运的夜晚”，“元首突破了自我”，他用“近乎无限的火山般的意志力”“帮助沮丧的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但是3月13日当晚，汉夫施丹格尔却在摄政王街的宅邸里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希特勒：希特勒坐在黑暗的房间里，垂首陷入沉思，他给来访者的印象像 “一个由于打赌导致入不敷出的失望沮丧的赌徒”。3月15日，在魏玛的国社党大会上，希特勒公开承认，他的“估计有误”。他没想到，社会民主党“全体”投了兴登堡的票。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以令人惊讶的纪律性听从了党委的号召。
在两轮投票选举之间，威廉皇储忽然产生了参加总统竞选的想法。威廉二世的长子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信中请求他的支持。国社党主席表面上宣称他准备放弃竞选，但是提出一个条件，兴登堡也必须同时撤出竞选。希特勒估计到，如果他帮助皇储竞选总统，皇储为了表示感谢将来会任命他为总理。但整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兴登堡压根不想放弃稳赢的第二轮选举，远在荷兰多伦流亡的威廉二世也反对皇储参加选举，他作出决定，公开推荐希特勒为总统人选。
3月21日，希特勒在接受《每日快报》记者塞夫顿·德尔默的采访时宣布，他们将展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宣传运动。因为总统下令“复活节休战”，3月20日到4月3日之间所有的公众集会都取消，离竞选差不多只剩下一个星期了。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由于时间短，他们必须采取“全新的宣传方法”。首先租一架飞机，希特勒可以乘坐飞机一天参加几个群众大会。4月3日，他乘坐慕尼黑的Junkers D—1720飞机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德国飞行之旅”，首先来到萨克森邦里国社党的重镇——德累斯顿、莱比锡、开姆尼茨和普劳，然后飞往柏林和波茨坦，从那里途经波美拉尼亚飞往东普鲁士，他在劳恩堡、埃尔宾和柯尼斯堡发表了演说。4月6日，他飞回德国南部，出现在维尔茨堡、纽伦堡和雷根斯堡，次日人们在法兰克福、达姆施塔特和路德维希港见到了他，又过了一天，他在杜塞尔多夫、埃森和明斯特，4月9日，竞选宣传的最后一天，他在伯布林根、施文宁根，最后一场大会在斯图加特。“没有人能逃脱宣传浪潮的吸引”，奥托·迪特里希写道，他参与了第一次“飞行之旅”的主要组织工作，“它唤醒了政治的兴趣，满足了人们对轰动事件的需求，同时也激起了他们的政治热情……这种政治宣传令美国的宣传手段也相形见绌。”
图30：埃尔出版社希特勒德国飞行之旅宣传册的封面，1932年
新的举措确实很有吸引力。在短短的时间里，来听希特勒演讲的人达到了150万。约有150 000到200 000人参加了4月4日在柏林鲁斯特花园举办的希特勒演讲会——这次盛况被记录在有声电影里。第一次“飞行之旅”之后，1932年又相继举办了三次同样的活动，他们大大促进了“元首崇拜”的普及宣传。党报以“希特勒在德国上空”为标题，用醒目的字体进行了相关报道，这句口号不仅暗示希特勒出现在德国各地，同时也象征着他超越了阶级和党派，通过他的运动预先实现了“民族共同体”。国社党是唯一一个效法美国在竞选中使用飞机的德国政党，由此也赋予自身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现代气息。即使天气状况恶劣，希特勒也从不缺席预定的活动，因此更让人们把他看作献身于使命、在工作中不惧怕任何危险的“民族救星”而光彩倍增。观众们经常翘首等待几个小时，而希特勒“像个弥赛亚一样，乘坐飞机从云端降落，宣讲他的福音书”。
希特勒累得筋疲力尽。“上帝啊，现在这个人累坏了。”始终在关心他的女友维妮弗蕾德·瓦格纳写道， “了解希特勒多么讨厌乘飞机的人会明白，他有多不容易！！”与奥托·迪特里希之流散布的英雄传说相反，希特勒确实很怕乘飞机，他费力地在陪同们面前掩饰着他的恐惧。塞夫顿·德尔默（Sefton Delmer），唯一获准参加首次“德国飞行之旅”的记者，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在机长汉斯·鲍尔（Hans Baur）驾驶的飞机上，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怎么围着希特勒讨好、试图吸引他的关注。但是希特勒“阴沉冷漠”地拒绝了所有人的接近。“他坐在座位上，无动于衷地看着窗外，下巴搁在右手上，耳朵里塞着棉塞。只是时不时地改变一下身体姿势或者搔搔脖子”。当塞夫顿·德尔默看到从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起飞时的希特勒时，他对“希特勒有了全新的印象：此时他截然不同于那个平时和别人握手、注重影响的人”。塞夫顿·德尔默在报道中继续写道：“后来我还在旅途中陪伴过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但是我没有看到谁像希特勒一样在公众场合和私下里的表现有如此大的反差。”“飞机刚一着陆，角色立刻转换了：他挺直了身体，做出‘元首’的姿态。他站在那里，头上没戴帽子，身姿笔直，肩胛收拢，神情严肃，嘴唇显示出好战的决心，他举起手来向大家致意。当人群传来的欢呼声越来越响时，角色又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他的眼睛睁大了，别人甚至能看见眼白部分，他的眼睛里透入了一束‘光’。他眼中的‘光’传达出他对人民的苦难有着善意的理解、传达出他无畏的信心，一个将领导德国走向光明的弥赛亚眼睛里的光。”通常情况下，此时当地名流上前来迎接希特勒，少女们献上花束，冲锋队乐队演奏伴奏乐曲。从机场到会场的路上，希特勒的车队经常遭遇到抗议的共产党示威者。比如在波罗的海港口城市埃尔宾，塞夫顿·德尔默亲眼看到，塞普·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派去的卫士们从车上跳下来，他们手戴指节铜环，抄着橡胶警棍向工人们扑过去。警察们根本没有阻止他们——这再次证明了，国社党人已经把自己看作德国未来的主人，他们认为自己有执法的权力。
希特勒在演讲中没完没了地重复着所谓13年来德国经济的不景气，同时承诺，一旦掌握权力，他将清除“政党政治”。对于陪同者来说，反复听相同的长篇演讲，是一桩让人尴尬的事情，演讲的内容只根据地点的不同而有少许的变化。比如在波茨坦，他把国社党的发展历史与小国布兰登堡发展成大国普鲁士的强国之路作比较。“开始时我们是一个被忽视、被嘲笑的小党，逐渐它发展成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今天已经有了1100万支持者，它是德国最大的组织，追随着我们的旗帜。”
4月初，左翼自由派报纸《星期一世界报》以《希特勒如此生活！》为标题公布了希特勒在皇宫旅馆的账单，账单显示，他和他的随从在1932年3月十天内的生活消费就达到了4008德国马克，希特勒陷入到尴尬的境地。实际上这笔钱款的数目被夸大了。1931年至1932年的旅馆账单保留至今，从中可以看出，希特勒和三四个陪同者在旅馆住4天的开销在606马克到 829马克之间。1932年4月8日到5月2日，他们一行7人在旅馆住了5天，订了7个房间，总共花费837马克。但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与希特勒自称是来自民间的普通人、始终过着简朴生活的描述形成了鲜明对比。国社党主席急忙在4月7日发表声明，他说报上登的账单是伪造的，他在演讲中再次标榜自己是一个清心寡欲的政治家，不同于其他党派的“大佬”们，他没有财产，也不依赖财产：“我不需要它，我像林中的鸟儿一样生活。”
图31：行政专员希特勒和他的三个陪同在柏林皇宫旅馆1932年3月21日至 22日的账单
对于国社党来说，4月10日晚上宣布的选举结果不像3月13日的结果那样令人失望。兴登堡如预期中一样得到了53%的选票，可是希特勒的票数也增加了两百万，上升到36.8%。迪斯特贝格退出选举之后，大部分他的选民投了希特勒的票，台尔曼的得票率只有10.2%——很多共产党的支持者没有参加投票。这个选举结果并没有让共和国的捍卫者们感到放心。“昨天德国再次选出兴登堡。”当时在巴黎的特亚·施特恩海姆写道，“虽然这次成功了，但是希特勒的政党也正在以可怕的速度强大起来。鏖战还未最终结束。”国社党的领导人又有了信心：“这是我们的一次巨大胜利……”戈培尔评论，“希特勒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得到了普鲁士选举的跳板。”
4月24日，在普鲁士，同样也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安哈尔特开始了邦议会的选举。同一天汉堡也举行了市民选举。早在4月10日，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戈培尔已经制订好了下一轮选举的计划：“14天的选举宣传。我们同样要干得出色。”4月16日，希特勒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德国飞行之旅”。这次宣传活动从大城市扩展到了偏远城镇，前来听演讲的人依旧很多。“群众站了7个小时，等待着元首”，《民族观察家报》报道南巴伐利亚多瑙瓦尔特的一次演讲大会。希特勒把选举的重心放在了德国最大最重要的邦——普鲁士邦。他强调，4月24日将在此地进行一场命运的抉择，也就是说推翻社会民主党人奥托·布劳恩领导下的现任联合政府，重新恢复“几个世纪以来在清洁、秩序和纪律方面树立了前所未有的榜样”的“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如同普鲁士在1813年反对拿破仑的起义中成为“德国自由的旗手”，今日它也将成为“新的伟大的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旗手”。
4月24日的选举又让国社党再次赢得了大量的选票。他们在普鲁士的得票率从1928年的1.8%上升到现在的36.3%。他们得到了162个议席，成为普鲁士议会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SPD）、中央党和国家党组成的联盟失去了多数票，但是由于国社党没有获得重新选举邦总理所需要的绝对多数票，因此他们还能继续保留政府中的职位。在巴伐利亚的选举中，巴伐利亚人民党（BVP）仅以微弱的优势（32.6 %）领先于国社党，国社党则从6.1%增长到32.5%。在符腾堡邦，国社党以26.4%的得票率成为最大的政党，在社会民主党的大本营汉堡市，它也获得了31.2%的选票，从而超过了社会民主党（30.2%）。他们在安哈特邦的战绩最佳，达到40.9%的得票率。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是不管在普鲁士还是在巴伐利亚、符腾堡、汉堡，希特勒的政党都无法把他们在邦议会中新获得的优势转化为政府中的力量，只有在安哈特邦他们接替了社会民主党总理的职务。戈培尔在日记中也对“惊人的胜利”表示出某种无奈：“现在该怎么办？总要做些什么。我们必须得到权力，否则我们将陷入胜利的僵局。”
外界的突发事件常常比希特勒本人的足智多谋更能给国社党带来帮助。兴登堡和布吕宁的关系恶化起了主要的作用。国家总统对国家总理大为恼怒，因为他再次当选总统不是依靠志同道合的民族主义右翼，反而必须感谢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据说兴登堡曾经说过：“我简直是一头蠢驴，居然同意参加第二次竞选。”4月11日，当布吕宁向他转达内阁的祝贺时，兴登堡显得怒气冲冲，从他的表现能看出布吕宁在台上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有关查禁冲锋队和党卫军的争论也让“老先生”和布吕宁的关系进一步恶化。3月17日，普鲁士内政部长卡尔·泽维林派人搜查了国社党和冲锋队驻普鲁士的办事处。他们没收的资料显示，冲锋队在3月13日的选举日处于“紧急待命状态”。希特勒对警察的行动提出抗议，同时他又号召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绝对不要因为挑衅去做违法的事情”。在4月5日的柏林大会上，各邦的内政部长——尤其是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内政部长——敦促格勒纳对国社党的准军事组织采取最终的行动。中央政府内政部长曾经长期犹豫不决，现在他决心采取行动了。他在4月10日呈送国家总理的报告中解释，兴登堡选举得胜了，现在是对褐色纵队重拳出击的最佳心理时机。布吕宁经过一番努力才说服了兴登堡，让他相信有必要发布禁令。4月13日，国家总统发布了“保障国家权威紧急状态法”，通过这条法律宣布解散了国社党的“所有准军事组织”。
哈利·凯斯勒伯爵感到惊讶，“大笔一挥，这件事情居然这么容易就被解决了”，冲锋队和党卫队“像绵羊一样”乖乖交出了武器。它符合“希特勒软弱的女性化的性格”，他“在这一点上很像威廉二世”，“嘴上说着大话，一旦事态变得严重了，他就没主意了。”但是哈利·凯斯勒伯爵不仅完全错估了形势，也错估了希特勒其人。国社党员及时得到了即将发布禁令的消息，他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虽然褐色制服一夜之间从街头消失了，但是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组织关系保留了下来，队员们可以轻易地在国社党找到栖身之处。解散令绝不意味着真正的散伙。希特勒在4月13日的呼吁书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他认为禁令只是暂时性的，4月24日邦议会选举之后将出现新的局面。因此他告诫自己的人：“不要让目前的当权人找到任何暂停选举的借口或理由”，“如果你们履行了职责，我们将通过宣传把格勒纳将军的打击成千倍地还给他本人和他的盟友们。”
希特勒很清楚，兴登堡是勉强同意签署紧急状态法的，国防军领导层很多人也反对这项禁令。 4月15日格勒纳已经提出，政府应该同样审查社会民主党的自卫队“黑红黄国旗队”，他还在这份措辞很不友好的公文中附上了陆军领导人库尔特·冯·哈默斯坦（Kurt von Hammerstein）将军交给他的所谓国旗队的罪证。对于格勒纳（还有整个布吕宁内阁）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连堪称他的政治养子的部长事务办公室主任库尔特·冯·施莱谢尔都背离了他、开始密谋反对他。施莱谢尔反对禁令，因为他在这支打手队伍中发现了在未来军队的建设中极具价值的尚武精神。他始终认为，应该让国社党参加政府事务，以此来“驯服”它。他与兴登堡不谋而合，很久以来兴登堡一直想让更多的右翼势力进入总统内阁，他指责布吕宁始终没有摆脱社会民主党的掣肘，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疏漏。
4月28日，施莱谢尔和希特勒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谈，目的是试探国社党主席在什么条件下愿意进入右翼内阁，或者在什么条件下他能认可这个内阁。根据戈培尔的记录，这次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哈默斯坦将军也参加了会谈。“他们达成了协议。”5月初柏林党区主席得到消息，将军们还在“继续从事颠覆活动”，“他们坚持认为，布吕宁和格勒纳必须滚蛋！”希特勒和施莱谢尔在5月7日进行了第二次秘密会谈，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和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Oskar von Hindenburg）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拟定了推翻布吕宁政府的剧本。戈培尔总结会议的内容：“布吕宁本周应该下台。总统已经不再信任他了。施莱谢尔表示强烈支持……然后将成立一个总统内阁，国会将被解散。强制法将被取消。我们有了宣传鼓动的自由，会干出一番大事。”换句话说：希特勒拒绝参加政府组阁，但是他承诺将支持一个更加右倾的总统内阁，以此为代价换得了新的国会大选和取消对冲锋队、党卫队的禁令。希特勒对以上安排非常满意，因为他无须承担什么义务，却获得了一手好牌。“领导开心得不得了……”他的忠实追随者写道，“我们讨论了下一次国会选举，它将是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但是阴谋行动没有完全按照计划实施。布吕宁暂时没有退位，他向兴登堡指出，他的离职将带来外交上的负面影响，同时他威胁将在国会上揭露兴登堡忘恩负义的行径。 5月9日，国会再次召开全体会议。国社党议会党团的发言人赫尔曼·戈林对格勒纳发起正面的攻击，他要求取消对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禁令。次日格勒纳做出回应。由于生病身体虚弱又不断被国社党员的质问打断思路，格勒纳的表现很糟糕。“可惜格勒纳在国会里为他的事业进行辩护时表现得糟糕透顶。”德国国家党议员特奥多尔·霍伊斯几天后写道，“大家都知道，他不擅长说话，因此以前他一直读稿子。但是现在他太激动了，由于头上长了疔疮，他贴了一块膏药，样子很难看。他脱稿发言，因为不断被人打断话头，他简直没法把话说完整。”经过这次灾难性的亮相，格勒纳没法再在政坛立足了。施莱谢尔和哈默斯坦催逼他辞职。“很好”。戈培尔兴高采烈地写道，“衮服一旦褪下，王公也将垮台。”5月12日晚上，格勒纳宣布他将辞去国防部部长职务，但是他还将继续领导内政部。兴登堡5月12日去了他在东普鲁士诺伊德克的庄园，因此辞职的决定又拖延了几天。但是格勒纳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到5月12日已经结束了，布吕宁内阁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柱。
兴登堡在诺伊德克庄园期间，布吕宁的反对者们继续从事着“颠覆活动”。戈培尔的日记证明，他们怎么有计划地进行推翻国家总理的工作。“危机按计划继续朝前发展着……我和希特勒通了一系列的电话。他非常满意。”（5月14日）“现在这里还沉浸在降临节的气氛中，只有布吕宁的地位摇摇欲坠了。继续努力。”（5月18日）“施莱谢尔的做法很有效。布吕宁完全被孤立了。他绝望地四处找新的部长。施莱谢尔拒绝了国防部。他想一不做二不休。”（5月19日）“施莱谢尔继续在暗中进行颠覆活动。部长名单已经被详细讨论过了……可怜的布吕宁！他已经快被淘汰了。”（5月20日）5月25日，负责与国社党联络的施莱谢尔的亲信维尔纳·冯·阿尔文斯雷本（Werner von Alvensleben）已经向他汇报，布吕宁3天之后将“走人”，他已经拟好了内阁名单和新总理的人选：弗兰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
在诺伊德克庄园休养的兴登堡受到想让他和布吕宁尽快分手的高度保守的同僚们的影响。5月20日，布吕宁内阁通过了一个新的特别法草案，它授权东部援助国家专员汉斯·施兰格·舍宁根（Hans Schlange-Schöningen）通过强制拍卖的形式将没有偿还债务能力的庄园收归国有，然后分配给农民。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游说集团全国土地联盟在总统面前强烈抗议这个被他们诋毁为“农业布尔什维克”的方案。5月25日，国务秘书迈斯纳在诺伊德克庄园向兴登堡呈交特别法草案，兴登堡拒绝签字。他还让国务秘书转达了他的“迫切愿望”：“改组内阁，走右翼路线。”这等于是要求布吕宁辞职了。
当兴登堡5月28日回到柏林时，事情已成定局。布吕宁在5月29日上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对总统明确表示，他无法再忍受“不负责任的部门尤其是国防部对他本人和中央政府的捣乱活动”。为了继续工作，他需要“某些保证”，尤其是“总统先生新的授权文件”。兴登堡粗暴地拒绝了：他不会再允许布吕宁的政府颁布任何新的特别法。两人彻底决裂了。5月30日中午，布吕宁提交了辞职申请。最后一次会谈，兴登堡只给了他3分半钟的时间。就这样，用如此冷淡的方式，国家总统把7个星期前帮他获得大选胜利的人解了职。布吕宁的亲信平德尔评论说，虽然布吕宁表面不露声色，但“内心当然极其愤怒”。兴登堡希望他继续留任外交部部长，布吕宁拒绝了。
“昨天预料中的事情发生了。12:00布吕宁向老先生提交了内阁全体辞职书。（共和国）体制垮台了。”戈培尔欢欣鼓舞地写道。而共和主义者如哈利·凯斯勒伯爵听到布吕宁辞职的消息则感到震惊，“不光彩的政治手段又像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奥伊伦堡和荷尔斯坦因时期一样占了上风。”他在5月30日抱怨说。“今天议会制共和国暂告终结。”布吕宁的下台确实是一个分水岭。正如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强调的，布吕宁的离去结束了“总统制的温和阶段”。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布吕宁上台之后，国会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几乎完全被排斥，议会民主制已经逐渐遭到破坏，总统和国防军领导人的权力得到增强。在某种意义上说，布吕宁总理开创的事业最终却害了他自己。
5月30日将近傍晚时，正在试探各党派领导人口风的兴登堡接见了希特勒和戈林。国社党领导人表示愿意和兴登堡总统建立的弗兰茨·冯·巴本政府进行“有益的合作”，但是提出两个已和施莱谢尔谈妥的交换条件：尽快解散国会，取消冲锋队禁令。两个条件都被接受了。戈培尔满意地写道：“和老人家的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取消了冲锋队的禁令。可以穿制服了，国会被解散了。这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将会水到渠成。新总理是冯·巴本。这件事无所谓。选举，选举！到民众中去！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国社党领导人认定，新政府只不过是过渡性的。因为他们期待着下一次国会大选国社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兴登堡除了让希特勒做政府领导人之外别无选择。在5月29日奥尔登堡邦议会选举和6月5日梅克伦堡—什未林邦议会选举中，国社党获得了48.4%到49%的选票，并且得到了一大半的议席，他们因此更加信心十足，他们将在下一次国会选举中取得同样的成功。“我们必须尽快地摆脱巴本”，戈培尔在6月6日已经指明了方向。
新的国家总理弗兰茨·冯·巴本是个出身于威斯特法伦老贵族家庭的业余骑师，作为普鲁士中央党议会党团的一个不起眼的议员，迄今为止在政治上没有突出的表现。但是他在“一战”时曾经当过西线的营长，因此入了兴登堡的法眼。把他从大礼帽里变出来的施莱谢尔看重的恰好是巴本的政治经验不足，他认为，巴本是自身实现政治野心时更容易操纵的工具。“他想把政治实权掌握在手里，他需要一个会说话但是没有自我意志的‘发言总理’。”这位迄今为止只在幕后玩弄诡计的政客将军在新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部长一职，终于第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人物。前驻伦敦的大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成为外交部部长；东普鲁士的土地公司总经理威廉·冯·盖伊尔男爵（Wilhelm Freiherr von Gayl）就任内政部长；同样出身于东普鲁士农业贵族家庭的马格努斯·冯·布劳恩男爵（Magnus Freiherr von Braun）就任食品和农业部部长。卢茨·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成为财政部部长，从1929年开始他在该部门里担任司长；前卡尔斯鲁厄的帝国银行行长保罗·冯·埃尔茨-吕贝纳赫（Paul Freiherr von Eltz-Rübenach）成为邮政和交通运输部部长；前克虏伯工厂经理和国家保险局局长胡戈·舍费尔（Hugo Schäffer）成为劳工部部长。曾经帮助过希特勒的巴伐利亚司法部部长弗兰茨·居特纳领导司法部。布吕宁政府唯一留任的内阁成员是经济部长赫尔曼·瓦尔姆博德（Hermann Warmbod）。总体来说，高度保守的普鲁士地主的代表人物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因此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男爵内阁”。新政府的政治根基像它的社会基础一样狭窄，不仅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宣布要与它进行斗争，连中央党也不支持新政府，因为它指责巴本背叛了布吕宁。
5月31日，巴本第一次与希特勒见面。根据他在195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国社党主席给他的印象是，这人不太像个政治家，倒更像一个波西米亚艺术家。人们认为希特勒“富有吸引力”，他倒没怎么察觉到。“他的举止礼貌而谦逊。”看来党主席这次也在表演，他想获得对方的好感，让对方判断他的意图时产生虚假的安全感，就像从前布吕宁、格勒纳与他初见时的观感。当被问及他以后是否会参加政府组阁时，希特勒闪烁其词：“在大选结果出来之前，他不想使自己受诺言的约束。可是他暗示，他认为我的内阁只是临时性质的，他将继续斗争，直至他的政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而他本人将成为国家总理。”
6月4日，兴登堡按照约定解散了国会，新大选的日期定在7月31日。6月16日解除了冲锋队的禁令，由此希特勒提出的支持巴本内阁所需的第二个条件也得到了满足。6月11日，巴伐利亚总理黑尔德在巴本主持的各邦代表讨论会上徒劳地反对解除禁令：1300万兴登堡的选民无法理解这个举措。它意味着“杀害所有持异见者和对他们实施最可怕的恐怖行径的特权”。许多人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暴力升级到了空前的规模。国社党员和共产党员每天进行流血的街头斗殴。“我们离内战越来越近了。”哈利·凯斯勒伯爵注意到，“日复一日，周复一周，连续不断的‘圣巴塞洛缪之夜’。”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7月17日的阿尔托那，那时它还不属于汉堡，而是归普鲁士管辖。社会民主党的警察局局长询问过泽维林的意见之后，批准7000名冲锋队员在当地的工人聚居区进行挑衅式的游行，结果造成7人死亡、很多人受了重伤。“新的流血星期日引起了普遍而巨大的震撼。”凯斯勒写道。
巴本政府把咎由自取的暴力升级当作实施他们最重要的政治计划的借口，也就是说除掉共和派“普鲁士壁垒”。经过4月24日的选举惨败之后，受到打击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国家党联盟依旧在执政。曾经强势的社会民主党总理奥托·布劳恩已经辞职了，1932年6月初，他的副手、中央党的社会福利部部长海因里希·希尔特西费尔（Heinrich Hirtsiefer）接替了他的职务。此时已经流传着将派遣一个国家专员来普鲁士的传言。起初巴本更加偏爱另外一个解决方案：6月6日他敦促普鲁士邦议会的议长、国社党人汉斯·克尔（Hanns Kerrl），“立即”设法建立国社党、中央党和德国民族人民党的联合政府。但是谈判没有进行下去。“（我们）在普鲁士也不愿承担责任。要么掌握所有权力，要么就当反对党。”戈培尔总结希特勒的想法。中央党认为在万不得已时可以接受一个德国民族党的总理，但是无法接受国社党人。1932年7月初，获得能组建政府的普鲁士议会多数票的努力失败了，邦议会无限期休会。
于是第二个方案脱颖而出——国家采取反对普鲁士的行动。内政部长冯·盖伊尔在7月11日的部长会议上说，“现在是中央政府进行干预的最佳心理时间”。普鲁士政府集中精力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作斗争，相比之下对“共产主义危险”的抵御却完全“不够”。巴本在审讯记录中说，内阁成员在会议上一致决定“往普鲁士派遣国家专员”。7月14日，巴本、盖伊尔和国务秘书迈斯纳前往诺伊德克庄园，请求兴登堡总统授予他们完成这次行动所需的全权委托书。在《恢复普鲁士邦安全和秩序条例》上的日期一栏空着，他们只等待着一个实施法令的合适理由。
7月17日的“阿尔托那流血星期日”给了他们理由。次日，希尔特西费尔、泽维林和普鲁士的财政部部长奥托·克莱珀（Otto Klepper）接到了7月20日去帝国总理府的通知。巴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国家总统任命他为普鲁士国家专员，普鲁士的部长全体被解职。总理继续说，他本人将承担起普鲁士总理的职责，他任命埃森市市长弗兰茨·布拉赫特（Franz Bracht）为普鲁士内政部的代理部长。面对希尔特西费尔和泽维林的抗议——“这种做法闻所未闻”“史无前例”——巴本显得完全无动于衷。会谈结束之后，他立刻宣布柏林和马克—勃兰登堡进入军事紧急状态，并授予戈尔德·冯·龙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中将（他在希特勒的军队里做到了元帅）实际执行权。被撤职的普鲁士政府成员在致巴本的公函中提出正式的申诉，并且声明他们将向国家法院提出起诉。这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政变的反抗完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等于是一半的投降。“柏林很安静。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都没吭声。他们也没做什么事。国防军进驻柏林。太棒了！现在政府里的猪猡们被赶走了。”戈培尔高兴地写道。
有可能进行抵抗吗？从社会民主党人流亡国外之后，围绕这个问题已经进行过多次争论。可以肯定，如果普鲁士出动安全警察，巴本政府会以派遣国防军为反制措施——谁将占上风，不言而明。此外安全警察，尤其他们的上层，并不像他们在1945年后自己描述的那样坚定地忠诚于共和国。国旗队骨干们的战斗精神最强，他们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消极态度也最为失望。“那段日子里我看到国旗队队员们在哭泣。” 下西里西亚地区的书记奥托·布赫维茨（Otto Buchwitz）回忆说，“老的党干部们把党证扔在我们面前。”但是用清醒的头脑思考，我们必须承认，国旗队不是右翼准军事组织的对手。
最有效的反抗手段是大罢工。不仅“男爵内阁”在担心，希特勒身边的人也最担心这一点。“会发生大罢工吗？我认为不会。等着看吧。急切的紧张心情。”戈培尔在政变前写道。他们回想起卡普—吕特维兹政变，它就是因为大罢工而失败的。但是1932年夏季的情况完全不同于1920年春季。那时还处于充分就业的社会环境中，现在却有六百多万失业者，这意味着罢工的号召不会引起很大的反响。此外“普鲁士打击”的违宪性质不像上次政变暴露得那样明显。那时右翼阴谋家发动反对合法的国家政权的政变，这一次的行动却是由中央政府和总统本人发起的，它针对的是失去了议会多数支持的邦政府。
因此我们几乎无法指责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他们不敢冒引起内战的风险。但是我们可以责备他们无所作为、听之任之。普鲁士堡垒被不战而胜地清除了，这让共和国的支持者丧失了勇气，让共和国的反对者增添了勇气。政变之后，新的统治者立刻把忠诚于共和国的官员从政府中“清洗”掉，国社党当政后继续进行“清洗”。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在他的经典著作《魏玛共和国的解体》（1955年）中很有道理地把“普鲁士打击”称为1933年1月30日夺权的“预演”。1932年10月25日，国家法院作出了判决，判决显得矛盾到了极点：因为，一方面它强调总统有派遣国家专员的权力，另一方面它又宣称不允许彻底解除普鲁士政府的职权。法庭的裁决对已经完成的权力移交没有产生丝毫影响。普鲁士执政政府虽然得到了正式平反，但是未来它在国家专员政府旁边只是影子似的存在。
1932年7月初，希特勒开始了竞选活动。他在6月8日慕尼黑党区主席会议上已经确定了宣传方向：7月31日“德意志民族将对14年来的政治以及施政者进行一次总清算”。国社党全国宣传部提出的口号是“德国觉醒！让希特勒掌权！”“抛弃魏玛体制、党派及其代表人物！”7月中旬，希特勒灌制了一张唱片，埃尔出版社以每张5马克的价格出售。然后党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德国之旅”，这次他的计划表上有德国的50个城市。人们熟识的画面又重现了：几万观众翘首等待他的到来，经常等上几个小时；7月19日在施特拉尔松德，观众们甚至等到了半夜。7月20日，在不来梅，希特勒的飞机打开了内部照明，着陆之前在威悉体育场的上空盘旋了一圈——它是一种展示，象征着 “元首”是翱翔于权力争斗的低地之上的光明的解围之神。格拉德贝克地区报纸报道说，当大选马拉松结束时，希特勒给人“疲倦的、精疲力竭的印象”。陪同者之一汉夫施丹格尔在回忆录中描写，他们从“一个群众大会的会场匆匆赶到另一个会场，从一个城市匆匆赶到另一个城市”。演讲之后希特勒累坏了。“我们只能像拳击手的助手一样，在各场演讲之间让希特勒重新恢复精力。”
希特勒的演讲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一开始，他再次描述了普遍性的政治和经济的衰退状况，他指责魏玛“体制”应该为此负责。然后他又承诺清除“政治腐败”。在埃伯斯瓦尔德市的演讲中他宣布，已经定下了一个目标，“清除德国的30个政党”。接下去他保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创造“奇迹”，它“从少数几个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组织”，从不“妥协”，坚持原则；它在意的并非是议员的席位和部长的权位，而是“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它不是一个代表某阶级或某些人利益的政党，而是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政党”，它最大的功绩是“让数百万人重新获得了希望”。希特勒对新总统内阁的批评，即使有的话，也非常谨慎。7月15日他在提尔西特宣布：“如果我的对手告诉我，他们不喜欢巴本政府，那么我会对他们说，你们应该感到庆幸，现在是巴本先生当政，而不是我当政。”
这次希特勒彻底放弃了发表刺耳的反犹言论——显然是想赢得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选民。例如7月20日他在基尔说到国社党想清除“劣等人”，他有意避而不谈这里到底指谁。当然他从未放弃过“世界观”的核心观点，只是出于“战术考虑”而在公众场合加以掩饰，其证据是：同一时期他在国社党政治组织的《工作守则》前言中着重强调：“血缘和种族，人格和人格价值，斗争是永恒的优胜劣汰现象，土地和生存空间是决定性、不可抗拒的推动力”，他们不仅被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认为是根本性的、极端重要的”，也首次受到有意识的尊崇。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德国国会远超其他党派的最强大的政党。”7月31日的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希特勒说了上面的话。乍一看上去，国社党取得的成功确实令人瞩目：他们获得了37.3%的选票——增长了19%——同时获得230个议席，成为国会最大的党团。共产党（KPD）的得票数有少量增长，从13.1% 升到14.5%，社会民主党（SPD）却失去了3%的选票（从24.5%降低到21.6%）。中央党（Zentrum）和巴伐利亚人民党（BVP）得票率微弱上升，分别从11.8 %上升到12.5%，从3%上升到3.2%，天主教的阵营保持不变。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再次流失了选票，从7%下降到 5.9%，德国人民党（从4.7%到1.2%）和德国国家党（3.8 %到1 %）戏剧性地失去了大量选票。“中产阶级被彻底摧毁了。”德国民族党议员莱因霍尔德·夸茨（Reinhold Quaatz）简洁地断言。
但是再仔细观察，国社党取得的成果却又并不那么可观。因为与4月10日第二次总统选举相比，得票数仅仅增加了0.6%。它显然已经接近了国社党动员能力的极限。哈利·凯斯勒伯爵高兴地写道：“纳粹党不仅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且“第一次出现了停滞和退潮的迹象”。戈培尔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没有得到绝对多数票。只能另辟蹊径了。”另辟的蹊径是什么？他在日记中透露了：“我们必须夺取权力和铲除马克思主义。无论哪种方式！必须有所作为。做反对党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开始行动！”
最初希特勒还不清楚下一步的行动。8月2日，在阿道夫·米勒（Adolf Müller）的泰根湖畔别墅里——格莉·劳巴尔去世后，他曾经在那里隐居——希特勒和戈培尔进行了讨论。过后戈培尔用速记法做了记录：“希特勒在沉思。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合法手段？和中央党合作？糟透了！”希特勒确实有一段时间考虑过和中央党结成联盟。从7月31日开始，两党占据了国会的多数议席。但是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这意味着平分权力，而且是和他在先前的竞选中咒骂过的、可憎的共和“体制”最重要的支持者（除了社会民主党之外）平分权力。像遇到所有重大抉择时一样，希特勒犹豫不决。8月3日，为了散心，他和戈培尔去看了慕尼黑歌剧院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演出。演出之后，他们在汉夫施丹格尔家里“以弹琴唱歌和聊天为消遣”。刚回到贝希特斯加登，他立刻下定了决心：他想驱车去见施莱谢尔，他要求得到总理的职位，此外还索要四个部门：弗里克，内政部；戈林，航空部；施特拉塞尔，劳工部；戈培尔，国民教育部。“也就是说，要么获得全部的权力，要么干脆不干。这是对的。不要小打小闹。他认为，男爵们会让步的。那位老先生？”戈培尔总结了希特勒的想法。其中他提到了整个计划中最不确定的因素：兴登堡是否同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8月5日，希特勒和施莱谢尔在柏林附近的福斯坦堡一个秘密地点进行会谈。显然“在几个小时的散步过程中”，希特勒成功地说服了国防部部长，“让其相信有必要任命他为国家总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返回上萨尔茨贝格之后，立刻把他的追随者找来，告诉他“一切顺利”。“一个星期内就能见分晓了。领导将成为国家总理和普鲁士总理，施特拉塞尔是国家内政部部长和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戈培尔是普鲁士文化部部长和国家教育部部长，达雷是国家和普鲁士的农业部部长，弗里克是总理的国务秘书，戈林管航空部，司法部门在我们的手里。瓦尔姆博德管经济部，克罗西克领导财政部，沙赫特管理国家银行。男子汉的内阁。”到底希特勒真的和施莱谢尔谈妥了这个名单，还是戈培尔对会谈的描述过于乐观，一直有着争议。可以肯定，施莱谢尔想把国防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也许这就是那位将军认为他能控制住希特勒的原因。戈培尔和希特勒一致认为，一旦这笔交易成功，他们期望中的目标就能实现了。“我们将永不放弃权力，除非人们把我们的尸体拖出去。这就是整个方案。虽然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它有清洗净化的作用。我们将像狂暴斗士一样拼命地干。我们谈了一个晚上。直到深夜我还辗转想着计划。真是不敢相信，（我们）已经站在了权力的大门前。”
在那段日子里，不仅国社党的上层，连国社党的基层和冲锋队都听说了即将“夺权”的消息。柏林周边的冲锋队被召集起来，耀武扬威以壮夺权的声势。“（此举）让大人先生们惊惶了。这是练兵的目的。”戈培尔写道。8月10日晚上，当哈利·凯斯勒伯爵返回他在柏林的宅邸时，他发现他的门房——一个纳粹党的支持者的地下室“灯火通明”：“收音机里播放着音乐，房门大敞开着，街上每个人都能轻易走进来，节日的胜利的气氛！人们已经生活在‘第三帝国’了。”但是节日庆祝来得太早了。8月11日，凯斯勒伯爵确认：“一夜之间事情发生了反转，看来老先生强硬地反对。”而前一天的报纸还在报道中说“希特勒成为总理”是“铁板钉钉的事”。从戈培尔的记录能够看出，正在基姆湖畔的普里恩开会的国社党领导人也接到了同样的消息：“老先生反对。（他）不想接受希特勒……不管怎么样，现在不能惊慌，要坚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8月10日上午，兴登堡从诺伊德克庄园回来之后，巴本告诉总统，现在国社党和中央党的圈子正在做出努力，他们想“建立一个希特勒领导下的新政府，取代巴本政府”。中央党认为，可以和国社党共同组成国会中的多数派，希特勒却想要一个总统制的政府，他自己当总理。国务秘书迈斯纳在记录中描述了巴本的态度：“总理本人让总统做出决定，并且宣称他本人不会构成政府重组的阻碍。”但是兴登堡宣布，他想保留巴本领导下的总统制内阁。他很希望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成为自己的助力”，因而他必须坚决反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是一党的领袖，他领导下的内阁将成为政党内阁，它不是超党派的，而是一党独大的。”此外，由于希特勒没有遵守他容忍巴本政府的诺言，兴登堡对他产生了恶感：他不能保证，当他被任命为总统之后，他能“保持总统制政府的性质”，也就是说，尊重总统的权限。最后，兴登堡的拒绝态度中也包含了德意志帝国上层老精英的代表人物对一个暴发户的蔑视之情，“我不能把威廉皇帝和俾斯麦的帝国交给一个波西米亚二等兵”。据说他曾经对副官吐露过（兴登堡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经过波西米亚地区的布劳瑙城，他把那个地方和希特勒出生地因河畔的布劳瑙城搞混了）。
8月10日下午，巴本召集他的内阁，他告诉部长们他和兴登堡谈话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要让“右翼运动为国家所用”，同时又不能让希特勒当国家领导人。受到兴登堡否决态度的影响，施莱谢尔也收回了他和希特勒达成的协议。他只谈到让国社党参加政府工作，却不再提让希特勒当总理的事。大多数部长同意总统的否决意见。巴本总结内阁会议的结论，以后在与希特勒的谈判中，他们必须试探“将在多大程度上让国社党参加政府事务，以避免让它继续坚持当反对党”。
8月12日，希特勒驱车来到首都。当天晚上，他和戈培尔住在柏林郊外的卡普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与政府进行的重要谈判列上了日程。“十年工作的果实现在成熟了吗？我期待着，简直不敢相信。”戈培尔写道。8月13日上午，希特勒先和施莱谢尔在本德勒大街会面，然后和巴本在威廉大街见面。在中央政府门前聚集着几百个人，他们希望见证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现在希特勒明确地了解到，对方给他提供的待遇：兴登堡总统已经拒绝委任他为总理。巴本提出让他担任副总理，但是希特勒粗暴地回绝了：作为国会最大党派的领导人，他不愿“屈居另一位总理之下”。在两个小时且争论得很激烈的会议上，巴本一直在徒劳地试图说服希特勒，一个如此声势浩大的运动不能“长期居于反对党”的位置。最后总理宣布，他只能告诉总统谈判失败了。下午2点，当希特勒和陪同们走进总理广场的玛格达·戈培尔居所时，事情已经很明白了，第二次夺权又失败了。
大约15点时，平德尔的继任者埃尔温·普朗克（Erwin Planck）——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克斯·普朗克的儿子——出人意料地从总理府打电话通知希特勒，总统还想接见他。起初希特勒表示拒绝：“既然事情已经决定了，我就没必要再去了。”但是普朗克似乎给他造成一种印象，兴登堡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至少希特勒身边的人又萌发了“暂时的模糊的希望”，“大家都在祈求好运”。16点后开始了会谈。弗里克和罗姆陪着希特勒，兴登堡一方有巴本和迈斯纳。当总统问希特勒是否准备加入目前的政府时，希特勒回答说，基于上午阐述过的理由，他不会考虑这么做。“由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他必须为自己和他的党索取整个国家和政府领导权。”兴登堡立刻声明，他只能“清楚明白地拒绝这个要求”，“面对上帝、自己的良心和祖国，他无法承担将全部国家政权交托给一个党——而且是一个偏执地反对所有持异见者的政党——的责任。”兴登堡告诫希特勒，领导反对党的斗争时应该具有“骑士精神”，同时他又对希特勒表明，这次会谈并不意味着他们关系的终结：“我们是老战友了，以后也将继续保持这种关系，因为我们将来可能再度合作。现在我愿意像战友般地向你们伸出双手。”约半个小时之后，会谈结束了。
希特勒在谈话过程中还能不露声色。但是会谈一结束，他在总理府的走廊上大发脾气。他指责巴本和迈斯纳有意欺骗他，他们让国务秘书普朗克传递消息，让人误以为兴登堡还没做出决定，实际上总统早就做出决定了。“你们到底想怎么管理国家？”他质问总理，“难道政府认为，它能和目前的国会合作吗？”巴本尖锐而漫不经心地答道：“哈，国会！我感到惊讶，偏偏是您居然还如此尊重国会。”8月13日晚上，政府发表了官方公报，披露了会谈的经过，在公众面前羞辱了希特勒：他要求得到“整个国家领导权”，总统不得不拒绝，“因为面对自己的良心和对国家的职责，他无法承担将全部国家权力交给试图单独行使权力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责任”。几天之后，普朗克向他的前任平德尔透露，他们在起草公报时效法了1870年俾斯麦用“埃姆斯密电”刺激法国以挑起普法战争的手段。虽然希特勒和弗里克、罗姆在匆忙拟就的会谈记录中说明，他们只索取了政府领导权——也就是总理一职，并没有索取全部国家权力，但是无法抵消灾难性的影响：连对希特勒素有好感的德国民族主义圈子也不由对他产生了一个相当准确的印象，他不肯妥协、一味蛮干，他根本不是为了国家谋福祉，而是为了他和他的人夺取完整的权力。
8月13日标志着希特勒的一次严重挫败。这个所谓直觉敏锐的政客下的赌注太高，结果输了整副牌。“他想敲开总理府的大门，可是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门打在了脸上。”这种拒绝的方式又触到了希特勒的痛处——1923年11月8日至9日政变失败的创伤。8月13日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不断提起9年前事变的回忆，那并非是巧合。他在纽伦堡的党部会议上说，现在的情况很像1923年：“我党进行斗争，接近了胜利，在最后的时刻又遇到了老一套的阴谋。一小撮绝望的反动派与犹太人联合起来，他们企图在最后的时刻阻止运动获得胜利。”但与上次不同，本党不能被诱拐到叛乱的道路上。现在重要的是“不要惊慌、不要屈服”。但是这样的呼吁显然无法消除再次夺权失败给希特勒的追随者们造成的失望。尤其在认为权力已经差不多到手了的冲锋队里，谣言四起。罗姆表示，怎么让他的褐色军营保持冷静，是“当前最棘手的事情”。
8月13日晚上，希特勒驱车回了慕尼黑。“好吧，现在我们只能等着看，事态怎么继续发展。”他对陪同们说。他在上萨尔茨贝格隐居了几天。8月18日，《纽约美国人报》的记者卡尔·威甘德（Karl Wiegand）在瓦亨费尔德别墅采访希特勒时，他发现希特勒还对兴登堡的拒绝怒气冲冲。同一天，在他和前来拜访的《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路易斯·P.洛赫纳（Louis P. Lochner）的交谈过程中，他否认了再次盛传的所谓他们计划“进军柏林”的谣言，他的突击队够规矩了，他们决不会偏离守法的路线。
8月初，在东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冲锋队发起了一系列政治因素的暴力活动。他们主要针对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党员，造起多人死亡。基尔的工会组织、左翼报社以及犹太人的活动场所如犹太教堂遭到了袭击。哈利·凯斯勒伯爵担忧，这种恐怖行径是国社党“胜利之后将在全国更加彻底地大规模推行的行动”的“缩影”。8月9日，中央政府内阁开会讨论有关“恢复公共安全的措施”，巴本将新一轮的暴力活动归咎于“希特勒试图通过搅乱公共秩序夺取政府的权力”。如果不采取任何制止的措施，将等同于“政府的自杀”。当日内阁颁布特别法，根据这项法令，今后因为政治原因杀人可以被判处死刑。柏林和埃尔宾成立了特别法庭，以便加快对暴力分子的审判。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8月9日到10日的夜间，在波特帕—上西里斯亚的格利维采县里的一个小地方，发生了1933年之前最骇人听闻的一起谋杀事件。九个穿着制服的冲锋队员冲进同情共产党的矿工康拉德·彼得楚赫（Konrad Pietrzuch）的家中，把他从床上揪起来，在他的母亲和兄弟面前将他活活践踏至死。因为这次犯罪发生在特别法生效之后，他们受到了更加严厉的刑事制裁。8月22日，比托姆特别法庭作出裁决：五名被告被判处死刑，一人被判处一年徒刑，其余三人被释放。法庭的判决在国社党党员中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希特勒给被判刑的人发去了电报：“面对令人愤慨的血淋淋的判决，无限的忠诚将我的心和你们的心相连，从这一刻起你们的自由关系到我们的尊严，我们有责任与一个竟然允许法庭做出这个裁决的政府进行斗争。”8月24日，戈培尔在他的报纸《进攻报》上发表了标题为《犹太人难辞其咎！》的文章，他公开挑明了一个月之前希特勒发表竞选演讲时出于策略考虑没有明说的话：“同志们永远不要忘记！你们应该每天上百遍地念诵，哪怕在最深沉的梦里也不能忘记：犹太人难辞其咎！他们不会不去利用为他们服务的法庭。”
通过公开声援杀人犯这一举动，希特勒撕去了脸上的面具，也揭示出他的合法宣言到底是什么：欺骗民众的假象。至少到了此时，每个德国人都知道了，当国社党掌握政权之后，德国将面临着怎样的前途。“但是广大民众又怎么能理解，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政治运动的领袖居然会毫不顾忌地赞美一伙醉酒杀人犯？”《法兰克福报》的质问反映了老百姓普遍的看法。哈利·凯斯勒伯爵认为，这是纳粹党开始“失去魔力”的明显征兆：“8月13日和波特帕犹如他们体内的毒药。”但是希特勒又一次得到了庇护式的帮助，它偏偏来自于发起斗争的巴本政府。9月初，五名主犯从死刑改判无期徒刑，1933年3月，希特勒掌权几个星期后，他们得到了赦免。
希特勒业已暴露和表明了，在他的统治之下将不复存在任何法制形式，政治谋杀将变成合法的行动，但这一事实却并未像哈利·凯斯勒伯爵希望的那样把人们大量吓跑。例如亚尔马·沙赫特，他的名字出现在施莱谢尔和希特勒商定的内阁名单上，1932年8月底，他赶紧向“亲爱的希特勒先生”保证他“不变的同情”。虽然他知道，希特勒“不需要安慰”，可是在其遭受挫败的时刻，他应该说上一句“真心诚意的安慰话”：“您的运动蕴含着如此强大的真理和必然性，因此它必然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取得胜利。在运动的蓬勃发展时期，它没有被虚假的偶像诱惑。我坚定地相信，目前，当您很快将被迫转入防守时，您同样能抵御住与虚假的偶像结盟的愿望。如果您能一如既往做您自己，那么胜利必将属于您。”沙赫特在文章结尾处做出承诺：“您可以信赖我，把我看作可信任的助手。”这位汉堡著名的老牌文理中学约翰纽姆的毕业生和帝国银行多年的行长通过这种方式自我推荐，以期得到他非常渴望的“第三帝国”的领导职位。
8月13日以后事情将会如何继续发展？现在整个形势都陷入了僵局，因为双方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巴本没有进一步让国社党参加到政府工作中，希特勒也没有在总统制内阁中获得关键的权位，他原本想以此作为彻底消灭魏玛“体制”和建立独裁的基础。兴登堡直截了当地说“不”之后，他无法再对这个方案寄予任何希望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应该重新和中央党就建立联合政府问题进行谈判，还是像希特勒已经威胁过的那样，走坚决反对巴本内阁的反对党路线。8月25日，希特勒和戈培尔在贝希特斯加登讨论了三个可能的方案：“可能是总统制内阁。这是最理想的，但是不太可能。或者我们和中央党合作。不太理想，但是目前相对容易。或者做最顽固的反对派。很不理想，但是如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考虑。”他俩正在讨论时，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来了，他告诉他们两天前他和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在图宾根的一处私宅里交谈的全部内容。施特拉塞尔暗示了——至少按照布吕宁的记忆是这样的，一旦国社党和中央党很快结成了联盟，希特勒将放弃总理职位。但希特勒决不可能放弃总理之位，从戈培尔的日记也能明显看出这一点：“施特拉塞尔强烈赞成中央党方案，而我和希特勒则赞成继续坚持总统制内阁的想法。”8月29日，当布吕宁和希特勒在格鲁内瓦尔德地区一个工厂主的家中会面时，布吕宁已经表明，他不准备把普鲁士总理和内政部长的职务及对普鲁士警察的管理权拱手交给希特勒，更不会让他当黑—褐联合中央政府的总理，因此国社党不再考虑与中央党联盟了。但是国社党还继续和中央党进行非正式的谈判，因为他们想通过建立国会多数派对兴登堡和他周围的人施加压力，同时让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乖乖听话。“很多人指出，希特勒和布吕宁今后将搞到一起，那样可能产生一个对经济界、对我们相当可怕的政府。”8月19日，胡根堡在给联合钢铁股份公司的主席阿尔伯特·弗格勒的信中写道。
巴本政府用双重策略应对希特勒的宣战：一方面他们改变了经济政策，他们决定采取一系列刺激国内经济发展的措施，特别是给企业减税，让企业能够雇用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同时放宽劳资协议的义务约束，这也迎合了企业主一贯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内阁里推行内政部长盖伊尔在8月10日部长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计划：解散国会，并把下一次选举的时间推迟，解散议会到下一次选举的时间间隔将超过宪法第25条规定的60天期限。“无疑我们的做法和宪法有冲突，但支持与否，最终是总统的事。”8月30日，巴本、施莱谢尔和盖伊尔来到诺伊德克庄园。他们向总统说明，现在“国家处于非常状态”，因此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总统终于被他们说服，同意无限期地推迟下一次选举。同时总统签署了解散国会的全权委托书。
在兴登堡授权巴本内阁进行违宪行动的同一天，国会召开了立宪会议。此前希特勒在国社党议会党团面前发表演讲时强调“运动对权力的要求”：“今天他以前所未有的沉稳和自信期待着运动的发展。”赫尔曼·戈林被国社党（NSDAP）、中央党（Zentrum）和巴伐利亚人民党（BVP）投票选为国会议长。虽然第一副议长的位置传统上由第二大政党——也就是社会民主党（SPD）担任，这次国社党却提议中央党议员保罗·勒贝（Paul Löbe）为候选人。于是，正如《民族观察家报》指出的，出现了“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分子的国会主席团”。国社党的战术进军路线很明确：他们已风闻巴本政府的应急计划，现在他们想显示——正如戈林在8月30日的演讲中阐明的——“民族主义党派是新国会中强大的、有运作能力的多数派，因此根本没有任何构成宪法紧急状态的事实。”
希特勒还向前更进了一步。8月31日深夜，他在戈林的住所召集亲信们召开“秘密会议”，“策划了大胆的计划”。戈培尔写道，“我们将推翻老先生。为此需要保守秘密和周密准备。老先生不想接受我们，他被完全掌控在反动派的手中，那么他本人就必须被推翻。”他们想通过宪法第43条推翻兴登堡，这条宪法规定，经由国会三分之二多数投票同意，可以举行废黜总统的全民公决。光是提出这样的决议也将会严重损害兴登堡的权威。9月8日和10日，国社党和中央党的代表团在国会议长的府邸进行共同反对兴登堡的谈判。根据戈培尔的印象，中央党代表人并没有表示“反感”，但是他们需要有“考虑的时间”。直到布吕宁以退党相威胁——“只要中央党议会党团的任何成员继续进行有这种意图的谈判”，他们才远离了该计划。前国家总理有充分的理由为他被解职的屈辱处境报复兴登堡，但是他知道，一旦兴登堡倒台，最可能的继任者就是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