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真的很痛苦。首先我必须克服巨大的孤独感。”1931年12月30日，希特勒在写给维妮弗蕾德·瓦格纳的信中哀诉。平安夜他驱车穿越拜罗伊特，却没有想到去拜访她。“当一个人内心痛苦时，又如何能感受到欢乐。”希特勒的痛苦有着很具体的私人原因：1931年9月19日清晨，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被发现死在摄政王街希特勒宅邸中；在她身边躺着一把手枪，那是希特勒藏在书桌抽屉里用来防身的一把手枪。
这件事当然引起了巨大轰动，因为当时这位德国政坛的新星有可能成为右翼联盟未来的合作伙伴。一时间他的私生活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接着很快又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摄政王街的悲剧事件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让他们提出有关希特勒生平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绝好契机：希特勒和女人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许永远找不到最后的答案。第一位传记作者康拉德·海登已经提到“看不透的性爱”，这一点迄今也没多少改变。在私生活方面，希特勒在亲近的人面前也在玩捉迷藏游戏。真实可信的证词极其少见，主要由于尤里乌斯·绍布在战争结束前烧毁了大量文件。因此毫不奇怪，希特勒的传记中没有哪个章节像有关他与女性关系的章节一样充斥着传闻野史。其中最为荒诞不经的是被反复提及的有关希特勒生殖器特征的猜想。据他的一位同学说，小时候希特勒被公山羊咬掉了半截阴茎，在1945年苏联法医验尸报告基础上产生的“希特勒缺少左边一个睾丸”的说法也让好多人信以为真了。可是我们从检查过希特勒隐私部位的私人医生提奥多尔·莫里尔（Theodor Morell）的报告中得知，他的病人的性器官发育完全正常，因此说他无法给予女性性爱的一切猜测都是不靠谱的。
想在希特勒性行为中发现病态特征的企图也把人们导入了歧途，它们源自于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1970年发表的回忆录，其中充斥着满足读者窥阴癖的逸闻：一天晚上，汉夫施丹格尔走出房间去为希特勒叫出租车，利用他离开的空隙时间，希特勒“跪在他的夫人海伦娜的面前，把自己比作奴隶，悲叹不幸的命运让两人苦中带甜的相识来得太晚”，他的夫人“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个谦卑地蜷缩着身体的男人及时拉起来”，避免了让自己的丈夫撞见一个暧昧的场面。犯下魔鬼般罪行的男人在性关系方面也同样古怪乖张——这种草率的推论简直可以看成文学创作了。
同样站不住脚的还有同样早已有之的、起初在流亡者圈子里流传的说法：希特勒是个同性恋。洛塔尔·马赫坦在2001年出版、引起巨大争议的畅销书《希特勒的秘密》中，围绕着这个主题做了大量的调查。就像他声称的，他想证明“希特勒爱男人……想了解他的个人和事业，务必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他压抑了对同性的激情，因为“同性恋是政治事业的致命阻碍”。因此“向异性求爱的雄性行为”实质上只是“力图战胜雌性生物的痉挛表现”。马赫坦试图把个人诠释当作增加作品可信度的间接证据，可他却无法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真凭实据，希特勒所谓的“同性恋”只不过是纯粹的臆测而已。
围绕希特勒性生活的大量猜测中还有一种奇怪的说法：希特勒是个没有性需求的男人。这种看法与常年跟随在希特勒身边的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证词有关，她用一句精简的话概括她的“上司”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性爱，但不需要性行为。”希特勒在“人民对他的狂热情感”中得到满足，他和女人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约阿希姆·费斯特采纳了这一看法，按照他的解释，希特勒把辩论的胜利当作“无益的性爱的替代物”。而这种解释又与另外一种流行的看法吻合：希特勒是个深信天命的自大狂，他没有能力建立和女人之间的恋爱关系。“说到底希特勒只爱他自己”。二者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已经足以解释他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史。
我们至少可以确认，希特勒能够感受到女性的魅力。“世上竟有这样的美女！”1942年1月底他在“狼穴”元首总部赞美道，“有一次我们坐在市政厅地窖餐厅里，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刹那间大家都觉得奥林匹斯女神降临人间！多么光彩夺目！客人们放下了手中的刀叉，所有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她！还有一次是在不伦瑞克市，过后我想把自己大骂一顿！我身边的其他男士们也一样。一个金发尤物走向我的汽车，递给我一束鲜花，每个人都记得整个过程，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她的地址好让我给她写一封感谢信。美妙的高个子金发女郎！”
希特勒记忆中的他在林茨时代崇拜的女神斯蒂芬妮也是一个美妙的高个子金发女郎。但陷入暗恋的17岁少年从未鼓起向女孩子表白的勇气，她始终是远处的一个被崇拜的对象。“我在维也纳也遇到过许多美女。”希特勒以这句话结束了他在元首总部的独白。但看起来他没有和任何一个女人有过进一步的交往。克里斯塔·施罗德提起被希特勒称为“初恋女友”的一个名叫艾米丽的维也纳女孩。经过布丽吉特·哈曼的调查证实，她是希特勒那时的好友鲁道夫·赫斯勒的17岁的妹妹，一个腼腆的家教严格的女孩，希特勒送过她一幅画，但是他们之间肯定没有恋爱关系。到1914年“一战”开始之前，希特勒在慕尼黑过着隐士生活的阶段，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和女人有交往。
是腼腆和自我禁欲使得他回避和女人的深入交往吗？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猜测，像其他年轻男人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做的，希特勒也会自慰。手淫被世世代代的医生、教士和教育家们打上重罪的烙印，使得那个时代各阶层的青少年产生了巨大的负罪感——约阿希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在关于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的神经衰弱的研究中称之为“巨大的恐惧刺激感”。也许希特勒的羞怯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我们也不要忽视，在经历休学和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失败之后，这个年轻人自觉是个失败者——对于有意识地征服异性并不是有利的条件。
1914年，25岁的希特勒参军时，他显然还没有和女性的性经验，根据前面的描述，在西线打仗的4年时间里也没有任何改变。不管是装出来的还是真的，他对战友们围绕着女人的话题不感兴趣，因而被人嘲弄，但同时他又被他们看作一个有些古怪、对感官享受抱着独特禁欲态度的圣人，这也是希特勒乐意塑造的形象吧。1918年之后，从机械化战争的可怕屠戮中逃出生路的士兵们和长期独守空房的妇女们如干柴烈火般相遇，双方都想弥补失去的时光。社会上普遍的道德松弛——例如体现为四处蔓延的“舞蹈狂热病”——迎合了人们上述的愿望。由此可以猜到，在战后的亢奋年代，也就是他从政的初期，希特勒已经克服了与女性交往中的拘束而卷入到享乐的旋涡中。事实上1921年夏天党内政敌抨击他的主要理由是他“与女人交往过多”。但这方面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有二手的流言蜚语。1923年他和当时他司机的妹妹燕妮·豪格（Jenny Haug）传出过绯闻。至少康拉德·海登在书中是这么写的，他说他有内部的消息。
那时希特勒交往的女性往往是“母亲型女性友人”：赫尔米内·霍夫曼，海伦娜·贝希施坦因和爱尔莎·布鲁克曼，她们呵护着这个有野心但尚嫌笨拙并显出莫名迷茫的政治家。在希特勒的“母亲型女友”中存在着某种博取被保护者关注的竞争。于是发生过这种事情，据希特勒1942年3月的回忆，当出版商布鲁克曼夫人注意到一位慕尼黑社交界的女士临走时看希特勒的眼神时，以后凡有希特勒出现的布鲁克曼沙龙，那位女士再也没有获得过邀请。“她长得非常美，可能她觉得我很有意思，仅此而已。”海伦娜·贝希施坦因喜欢希特勒到了有意让他娶自己独生女儿洛特的程度。“他不会接吻！”后来被问及这段婚事为何没有成功时，比希特勒小15岁的贝希施坦因—埃尔宾回答说。
维妮弗蕾德·瓦格纳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母亲型女友”的形象，虽然她比希特勒小8岁。受到墨索里尼传记的影响，她在1926年11月试图弄明白她与她崇拜的朋友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她在写给一位熟人的信中说，“被赋予如此重要地位”的男人注定是“内心彻底孤独的”，因为“他的使命高于其他一切，因而也被隔绝于其他一切之外”。他与女人的交往是“和人之间的唯一桥梁和联系”，对于这种性格成长“几乎完全”受到母亲影响的男人来说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无论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他们在与女人的关系中都在无意识地“渴望一位回归的母亲”。维妮弗蕾德知道，克拉拉·希特勒在她儿子的生命中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她的早逝对他的打击又有多大。因此她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他的母亲，虽然她的“狼”不满足于在她身上找到母亲的感觉。
1924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坐牢时，监狱长莱波尔德注意到，身为单身汉的希特勒比他已婚的狱友们更能适应监禁生活：“他对女人没什么兴趣。他总是很有礼貌地接待来看望的女人们，但从不与她们交流严肃的政治问题。”希特勒对待妇女的态度确实始终彬彬有礼，像个老派的骑士一样使用吻手礼，说话的声音温柔而殷勤。如果谁仅仅把希特勒看作一个粗野地打着手势喊叫的演说家，看到此人在私交圈子里对待妇女的殷勤态度，他会感到惊讶的。同时希特勒不愿意——莱波尔德的观察非常准确——妇女们牵涉到政治事务中。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多年之后希特勒在“狼穴”元首总部说：“一个女人，无论她如何聪慧，总是缺乏在政治中区分理智和情感的能力。”
希特勒心中的妇女形象始终是传统式的：政治和职业是男人的事，女人负责家庭和家务，相夫教子。“相对于妇女来说，男人的世界是广阔的：男人属于他的职责，有时他会想起女人。而女人的世界是男人，有时她会想起其他的事情。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他喜欢的是那种指望男人保护的、离开男人不行的女性：“所以女人爱英雄，他给她安全感，她喜欢英雄气概的男人。”在希特勒的思想中不存在伙伴式的平等男女关系。
希特勒早就下定决心不结婚、舍弃家庭生活。当鲁道夫·赫斯1924年6月在兰茨贝格监狱提出建议，让他的妹妹保拉从维也纳搬到慕尼黑来，希特勒“万般惊恐”地回绝了。那对他只意味着“负担和阻碍”。因为她将试着影响他的决定。“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不想结婚，他甚至避免对异性产生强烈的好感——他暗示说。为了随时应对各种危险乃至可能降临的死亡，他不能有一丁点的个人情感。”直到在地堡自杀的前夕，希特勒始终坚持着避免婚姻束缚从而避免他的政治空间因后顾之忧而受到限制的基本原则。
希特勒从兰茨贝格监狱释放之后，慕尼黑国社党的圈子里传说他想和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Ernst Hanfstaengl，昵称“普茨”Putzi）的妹妹埃尔娜·汉夫施丹格尔（Erna Hanfstaengl）结婚。后来又不断传来类似的谣言，希特勒在1925年3月初不得不辟谣说：“我已经和政治联姻了，因此不会再考虑和谁订婚。”
可希特勒并没有断绝和女人的牵扯。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之后，希特勒的新司机、相貌英俊的埃米尔·莫里斯负责帮老板“勾搭姑娘”。可不管怎么说，“二战”后莫里斯向克里斯塔·施罗德透露过，晚上会议之后大家只是坐在一起聊天，希特勒也会给女伴一些钱，但是从不要求对等服务。希特勒想在紧张的公开演讲之后和美女相处，以便放松一下神经。至于“性的问题”，莫里斯1945年6月接受审讯时就说过：“在或长或短的艳遇中希特勒从来没和女人发生过性关系。”
1926年秋季，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结识玛利亚·赖特尔的事情显然也差不多，那时希特勒正在写《我的奋斗》的续篇。《明星周刊》1959年的一篇报道才让公众了解“不知名的恋人”的存在，它成为轰动一时的发现。即使我们无法全盘相信这个隐居在慕尼黑的女子对记者吐露的一切，但它对于我们了解希特勒与女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是很有启发的。
玛利亚·赖特尔（Maria Reiter）1909年12月23日出生在贝希特斯加登。她的父亲，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裁缝，是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建立者之一。她的母亲在“德国之家”旅馆的一楼开了一家女帽店——1926年秋季希特勒就下榻在那家旅馆。遇到希特勒的几个星期前，她的母亲去世了。玛利亚的姐姐继承了女帽店，她在店里帮忙。两人相识之前，希特勒早就留意到了这个金发碧眼的姑娘。两人走近的契机是他们在贝希特斯加登的疗养地公园溜狗时关于狗的一段对话：“牧羊犬既忠诚又亲人。我不能设想我的生命里没有狗，你呢？是不是也一样？”
那一年玛利亚16岁，希特勒37岁。我们还记得，他的父亲也喜欢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女性。日后的元首和帝国总理并不隐讳他的偏爱：“没有比教育一个年轻的小东西更美好的事情了，18岁到20岁的女孩像蜡一样柔顺。一个男人应该尽可能地在一个女孩子身上留下自己的烙印。女人们也别无所求！”显然希特勒把他和有自我意识和知识素养的同龄女性之间存在的问题合理化了，那些女性让他意识到她们能看穿他殷勤姿态后的矫揉造作，他们之间的关系引起他的自卑感，让他表现出类似1931年与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谈话时的尴尬举止。
而在“咪咪”“米奇”或者“米策尔”身上——希特勒相识不久后给玛利亚的昵称——他可以扮演占优势、父亲型的男友角色。他向她献殷勤，邀请她和她的姐姐参加在德国之家召开的德国国社党的大会，在会议后小圈子的聚会中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她的身上。当在场的旅馆老板的女儿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他究竟为什么不结婚”时，希特勒解释说，他必须首先“解救被打垮的德意志民族”，玛利亚还记得，希特勒说话时用膝盖轻碰她的腿，他的鞋子牢牢踩在她的脚趾上。这个细腻的亲昵举动还有后续，后来在她姐姐的房子里，希特勒突然站在她的面前，直盯盯地看着她问道：“您不想给我一个告别的吻吗？”当她反对说：“我还没亲过一个男人呢。我不能亲你……”希特勒的态度瞬间变了，“嘴唇抿成一条线，目光中失去了温暖。”
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小女儿、后来嫁给帝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亨丽埃特·霍夫曼（Henriette Hoffmann）讲述过一件类似的事情，也许能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有一天晚上，在她父亲的房子里，当宾客们都告辞离去时，希特勒突兀地靠近她：“希特勒先生穿着英国式的胶布雨衣，手里拿着他那顶灰色的毡帽，这会儿他说的话很不像他本人，他非常严肃地问我‘你愿意亲我吗？’”亨丽埃特也回绝了他的要求“不，不行，希特勒先生，我不能这样做！”希特勒的反应是：“他什么都没说，用马鞭敲打着手背，慢慢走下楼梯，向大门外走去。”
图26: 与希特勒相识时，16岁的玛利亚·赖特尔
照片反面有一行题词：“永远记住你的米奇·赖特尔，1926年8月26日。”
这种举止说明了什么？很明显希特勒在向女士献媚时缺乏一种自然地突破友谊界限进一步亲近女性的技巧，缺乏经验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也缺乏设身处地替对方着想的能力和意愿。唐突的进攻和同样突兀的转变，让他笨拙的求爱得不到对方的回应，他的举止缺乏内心情感的指导，显得非常怪异。
虽然遭到了拒绝，但是希特勒还保持着和玛利亚·赖特尔的关系。他陪她去母亲的墓地，在那里他请求彼此用“你”相称，并且要她称呼他“狼”——除了维妮弗蕾德之外，只有少数女性获此殊荣。后来还有了第一次接吻，如果我们相信赖特尔女士的话，他又是在一个特别的场合吻了她。莫里斯开车送这一对情人去了主教草坪后面的树林里，他自己坐在车里等着。希特勒领着16岁少女来到一块林中空地，让她站在一棵高大的冷杉树下，“就像画家对待模特儿”一样让她站着不动。最后，报道中继续写道：“他把我拉过来，紧紧环抱着我的脖子。他吻了我。他不知道，他该做什么。”
洛塔尔·马赫坦又从这一幕情景中发现了希特勒是同性恋的证据：“没有欲望的指引，他又怎么会知道该做怎么呢？”也许另一种解释更合乎情理，希特勒感觉到了欲望，但是他内心矛盾，不知该进行到什么程度。也许他担心女友不满足于一个吻，还会提出别的要求。1942年1月他还能记得这一幕：“米策尔是个绝美的姑娘。那时我认识许多女人，很多女人也很喜欢我。但我为什么要结婚，然后再抛下这个女人呢？……这使得我放弃了一些机会。我退却了。”
事实上玛利亚·赖特尔看来很相信希特勒对她是认真的。在贝希特斯加登分手之后，她给他写过长信，他多半只寄来一些明信片，上面写着千篇一律的简短祝词：“我亲爱的孩子！向你致以最衷心的祝福，我始终想念着你！你的狼。”在他写给她的几封仅有的信中，他总是抱怨过重的工作负担让他失去了私人时间并且保证他对她的爱始终不渝：“真的，我的孩子，你不明白你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多么爱你。”1926年12月23日，玛利亚·赖特尔17岁生日时，希特勒去了她的家，和她一起过圣诞节。她送了他两个绣有纳粹卐字符号的沙发枕头，而他送给她红色植鞣山羊革精装封面的《我的奋斗》。1927年3月底，她去慕尼黑看望他，在蒂尔施街希特勒寓所的这次单独会面看起来只是寻常的拜访。到了夏季希特勒突然结束了这段罗曼史，因为党总部接到了揭发希特勒与未成年少女有不正当关系的匿名信。玛利亚·赖特尔1930年嫁给了一个旅馆经理，搬到了蒂罗尔州的塞费尔德。她说1931年夏天她再次在慕尼黑拜访了希特勒，并且和他在摄政王街共度了一晚。但是这种说法带来了疑问，因为这个阶段另外一位女性早就在希特勒的生活中出现了：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
在希特勒身边的女性中，没有哪个像格莉·劳巴尔一样激发了同时代人和后世历史学家们的想象力。“希特勒深爱的女人”，康拉德·海登已经如此称呼她，多数历史学家也赞同他的观点。继母亲之后，他的外甥女是希特勒唯一寄托过深情的女人。只消对这起绯闻稍加了解，猜测和传闻已如潮水般涌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她果真在希特勒的生活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吗？
图27：希特勒富有魅力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1908-1931）
安格拉（格莉）·劳巴尔（Angela Raubal，昵称“格莉”Geli）1908年6月4日出生在林茨城，就在19岁的希特勒搬到维也纳后的几个月。在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和税务官里奥·劳巴尔所生的三个孩子中，她排行第二。里奥于1910年去世，把他的家人抛在了拮据的生活环境里，后来这个家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希特勒的妹妹保拉。后来他的姐姐在职业培训女生宿舍找到了一份舍监的工作，经济状况有了好转。她的抱负是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格莉读完国民小学之后又继续读了高级中学，1927年作为优等生从著名的林茨文理高等中学毕业。此前3年，她和哥哥里奥去兰茨贝格监狱看望过当时业已出名的舅舅。监狱看守弗兰茨·赫姆里希看到，见面时希特勒把格莉搂在怀里，热情地“亲吻了她的嘴唇”。格莉毕业之后希特勒邀请他们全班来慕尼黑玩，她住在布鲁克曼的豪宅里。当毕业生们喝下午茶时，这位国社党的主席现身了。“我们整齐地排成一排站在他的面前，他紧握着我们的手逐个问好，拍拍我们的头，那双显得很有魅力的水蓝色眼睛深深地注视着我们。”格莉的同学、1945年后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长的阿尔弗雷德·马勒塔（Alfred Maleta）回忆说。
1927年8月格莉·劳巴尔参加了纽伦堡的党代会，接着格莉及其母亲安格拉与希特勒、鲁道夫·赫斯一起开始了穿越德国的巡游。“领袖的侄女是个漂亮的高个子19岁女孩”，赫斯说，“生性快活，与她口才极好的舅舅相反，她不善言辞。”希特勒想让她在德国继续读大学，但后来被她说服了，她说“宁可先结婚也不想再在大学里读第二个学期”。亨丽埃特·冯·席拉赫说格莉是个“高大、开朗、有主见的”姑娘：“她的魅力很难用照相机拍出来。我父亲为她拍的照片没有一张能真实反映她。”1927年秋季，希特勒的外甥女搬到了慕尼黑住，户籍登记时她填写的身份是“医学院学生”。
这位富有魅力的年轻姑娘很快成为黑克咖啡馆的风云人物。她“无拘无束的自然风度”令男人们着迷。亨丽埃特·冯·席拉赫在回忆录中还兴奋地谈起：“当格莉坐在桌边时，所有人都在看她，连希特勒也从未想过把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格莉像一位女魔术师。她的举止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嫌，只要她在场，大家的情绪都能被调动起来。我们大家都被她迷住了，其中以她的舅舅为最。”
埃米尔也被格莉迷住了。每次他开着黑色的梅塞德斯增压跑车送一行人去基姆湖野餐时，他总是围着格莉转。他从行李箱里取出自己的曼陀林，唱起了爱尔兰民歌。希特勒本人从不游泳，最多有时脱下鞋袜，赤着脚小心翼翼地在浅水区淌水。格莉和要好的女友亨丽埃特在灌木林后找到了一个隐蔽的浴场，“我们光着身子裸泳，然后躺着晒日光浴，我们立志要把全身晒成棕色”。
1927年圣诞节前夕，莫里斯向他的“老板”吐露了他对格莉的爱情，而格莉显然已经对他有了回应，莫里斯试探着想求婚。希特勒勃然大怒。几十年之后莫里斯还回忆说，他从没见到希特勒如此激动：“我当真觉得，那时他想开枪打死我。”希特勒威胁着要把格莉送回维也纳的母亲家中去，他提出一个条件：他要求这对秘密订婚的恋人再等待两年，作为他们的考验期，“想想吧，莫里斯，整整两年时间我们只能偶尔接个吻，还必须在阿道夫舅舅的监护下。”最终这对恋人接受了希特勒的霸道条款。“我非常快乐，因为我能和你在一起。”格莉·劳巴尔在圣诞节写给莫里斯的信中说。但她的舅舅压根不想再让她和他的司机继续交往。1928年1月莫里斯被解雇了，接着又被作为“不受欢迎的人”从国社党主席身边调离了。
关于希特勒做出激烈反应的原因也有各种猜测。莫里斯认为是嫉妒。希特勒本人爱上了他的外甥女，“但这是一种奇特的、不被世人认可的爱。”他多年的女管家安妮·温特（Anni Winter）则认为，希特勒只不过在尽一个严厉负责的监护人的责任：“他一心为了她好。格莉是个轻率的女孩。”不管怎么说，从1928年春天起，格莉到哪里都有希特勒的陪伴。她和舅舅一起去看电影、看戏和看歌剧，连格莉去买东西时，希特勒也像“温顺的羔羊一样跟在后面”。7月份他们和戈培尔一家以及安格拉·劳巴尔在赫尔戈兰岛度假。1928年11月希特勒第一次出现在柏林体育馆时，格莉当然也在场。“领导站在那里，像平时一样充满活力，身边站着他美丽的人见人爱的外甥女。”戈培尔写道。格莉和希特勒在上萨尔茨贝格瓦亨费尔德地区的住所里一起度过了1928年的圣诞节，那处宅子平时由格莉的母亲打理，1929年6月又在这个地方庆祝了格莉的21岁生日。1929年8月初纽伦堡党代会上，人们又看见她站在纳粹党主席的身边。戈培尔感到很高兴：“格莉·劳巴尔，美丽的孩子。我与她及其母亲和领导在屋子里共进晚餐。席间笑声不断。”
格莉·劳巴尔无疑享受着受众人瞩目和被希特勒身边的男人们追捧的感觉。阿尔夫舅舅（格莉对希特勒的称呼）对她宠爱有加，并且让她分享他在1929年至1930年一飞冲天的成功和随之而来的权柄风光。外甥女的在场也让希特勒获得满足。他喜欢和她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就像莫里斯指出的，他很“骄傲被人看到和这个有魅力的人在一起。”希特勒是如此喜欢这个年轻的女子，以至于他回避和周围的女性有任何亲密接触。“他从来不在其他人面前透露自己的感情。”海因里希·霍夫曼观察到，“他总是得体地对待格莉。只是他的眼神和声音中真诚的语调出卖了他的内心情感。”
格莉始终不离希特勒左右，这事儿在早期已经引起了党内的流言蜚语。1928年10月，戈培尔在日记中透露，卡尔·考夫曼告诉他一些有关领导的“荒唐话”：“他和他的外甥女和莫里斯。女人的悲剧。我们应该觉得丧气吗？为什么我们都要为了女人而受苦？我坚决相信希特勒。我能理解所有的事情——真实的和不真实的。”这位柏林党区主席一直在抱怨，希特勒由于“艳遇过多”而无心认真干工作。希特勒和他的外甥女有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个问题没有最终的答案。希特勒身边的人对此也意见不一。汉夫施坦格相信他们之间发生了乱伦的关系。在格莉·劳巴尔“无目标的性本能”中，希特勒“压抑的性欲寻找到了可以填充的替代物”。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和安妮·温特谈过话之后则认为，希特勒虽然很爱他的外甥女，但是并没有和她发生过关系。
双方的关系到底有多亲密？也许能从1929年10月格莉·劳巴尔从寄宿公寓搬出来、搬到摄政王街希特勒家中这件事看出端倪。格莉有了一间完全按照她的喜好布置的套房。忠心耿耿为希特勒服务的人们——安妮（Anni Winter）和格奥尔格·温特夫妇（Georg Winter）、他从前的房东玛利亚·赖歇特和女佣安娜·基尔迈耶（Anna Kirmair）——都很不喜欢新来的房客。他们认为她利用了希特勒的慷慨，十分乐于被他宠坏。在大学注册之后她就停止了医学专业的学习，因为她想参加歌唱培训，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愿望。希特勒专门聘请了他在1919年5月结识的慕尼黑管弦乐队指挥阿道夫·福格尔（Adolf Vogl），另外他还付钱请他在练声房里为格莉上私人辅导课。1930年7月格莉·劳巴尔和贝希施坦因一起去拜罗伊特参加音乐节，之后她又和舅舅以及戈培尔去奥伯阿默尔高观看耶稣受难剧。看来格莉对歌唱课不怎么上心，她更喜欢在社交场合玩乐或者阅读报纸上的连载小说，这让希特勒有理由责备她。
格莉越来越感到摄政王街的生活成了一种负担。她完全处于舅舅的控制之下。他的关心变成了命令和强迫。希特勒让她感觉到，她在经济上依赖他。他毫无吝色地为她付清购买时髦服装和鞋子的钱。但当这个业余女摄影师想买一台昂贵的莱卡相机以替换用旧的禄来福来相机时，她的舅舅拒绝了。 “格莉噘着嘴，一言不发地往回走，把希特勒一个人丢在散步的路上。”尤里乌斯·绍布（1925年绍布是为希特勒服务的随从，1933年又被提拔为希特勒的贴身副官）在记录里说。希特勒嫉妒地监视着外甥女的一举一动，日益限制她的行动自由。1931年这个活泼好动的年轻姑娘想参加狂欢节舞会，因为有海因里希·霍夫曼和马克斯·阿曼的监护希特勒才勉强批准。当霍夫曼为此劝告他时，希特勒回答说：“格莉眼中的强迫其实只是谨慎。我不想让她落入不肖之徒手中。”其实这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希特勒想把格莉据为己有而不愿意便宜他人。
于是亨丽埃特眼中的轻快活泼的年轻姑娘逐渐变得严肃和封闭了。摄政王街的寓所里不断爆发争吵。1931年9月中旬，希特勒拒绝了他的外甥女想去维也纳的要求，也许她想暂时摆脱舅舅的控制。9月17日晚上与她同去看戏的尤里乌斯·绍布夫人发现她“神情恍惚、悲伤，甚至哭肿了眼睛。”
次日希特勒出发去德国北部展开宣传巡讲之前，两人再次爆发争吵。希特勒出发后，格莉将自己锁在房间里。9月19日早晨她没有出来吃早饭，别人敲门时屋里没有反应，于是安妮·温特找来了她的丈夫。他们合力把门撬开，一个可怕的场景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格莉四肢摊开平躺在地上，身上的睡衣被鲜血浸透了。头歪向一侧的胳膊，另一只胳膊伸向沙发，沙发上有一只6.35mm口径的瓦尔特手枪。他们立刻通知了鲁道夫·赫斯，赫斯带着财务主管施瓦茨匆匆赶来拍照。然后赫斯回到褐色大厦，试图用电话联系希特勒。
国社党主席像往常一样下榻于纽伦堡的德意志旅馆，9月19日上午继续向北的行程。出发后不久，一辆出租车超到了他的车前，神色惊慌的旅馆侍者报告说，慕尼黑的赫斯先生急着要和希特勒通电话。他们立刻驱车回去。希特勒冲进了一个电话亭，跟在后面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听到他说：“这太可怕了！”希特勒的声音嘶哑。然后他对着电话筒喊：“赫斯，明确告诉我，到底她还活着没有？赫斯我要你以军官的名誉担保，不要对我撒谎——赫斯——赫斯……”希特勒摇晃着身子走出电话亭，头发散乱地垂在脸上，目光惊颤。我只见过一次他类似的样子，1945年4月在总理府的地堡里。
即使考虑到上述描述有戏剧化之嫌，但无可置疑，格莉·劳巴尔的死讯让希特勒深感震撼。他们迅速赶回慕尼黑。在埃本豪森地区他们的车被警察截住了，因超速而开的罚单还保存在档案里。14:30希特勒抵达摄政王街。在格莉的尸体被送到慕尼黑东区墓地的停尸房之前，他还来得及再看她一眼。此时警察已经结束了对现场的勘察。
赫斯和施瓦茨离开房子之后，格奥尔格·温特10:15才报告警察局。两个刑事警官在一个法医的陪同下展开了调查。他们的报告中写着：“子弹射中肺部引起死亡，尸僵在好几个小时（17~18个小时）之前已经开始了。”警官们认为一切都符合自杀的特征，“虽然死者房中没有留下遗书或者其他表明自杀意向的文字”。“桌上只有一封写给住在维也纳的女友的开了头的信，信中完全没有流露厌世的想法。”当被问及死者自杀的可能原因时，希特勒的服务人员异口同声地表示不知道。只有玛利亚·赖歇特暗示说“格莉·劳巴尔近来情绪激动”，可能是她走极端的原因。
下午回到住所以后，希特勒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面对警官随后进行的讯问，他表现得很镇定。他承认在有关格莉未来规划的问题上两人发生了争论，但他试图将此事大事化小：格莉觉得她还不具备登台演唱的资格，因此想在维也纳继续上音乐培训课。“我表示同意，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她必须在目前住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母亲的陪同下才可以去维也纳。她说她不愿意，于是我反对她的维也纳计划。她感到气恼，但是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激动，星期五早晨我出发时，她与我道别的样子也很平静。”希特勒在口录中说，外甥女的死让他“深感悲痛，她几乎是他唯一亲近的亲人了。”他又补充了一句话，说明他已经预见到这个悲剧带来的政治后果，“……现在该轮到他出事了”。
希特勒的政敌们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以《谜一样的事件》为大字标题，社会民主党的《慕尼黑邮报》企图对自杀的版本提出质疑。它报道了希特勒家中因为格莉·劳巴尔想订婚而爆发的激烈争吵。此外报道中还说，死者的鼻子被打破了，身上还有其他的严重伤痕。由于这篇文章检察院命令法医再次进行尸检。检查结果证明没有任何可怀疑之处：除了胸口的弹孔之外，尸体上包括鼻子部位没有任何使用过暴力的痕迹。两位市里的女验尸官证明了上述事实。在9月21日晚上撰写并于次日登载在《慕尼黑邮报》上的反驳声明中，希特勒将所有的指责斥为不真实的。她的外甥女想去维也纳，让一流的声学教育家再次为她测嗓子。9月18日他离开住所时，“既没有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人情绪激动”。
但是关于死因的种种谣言并没有停息。有人认为，希特勒让党卫军干掉了格莉·劳巴尔，因为她怀了一个犹太大学生的孩子；还有人说，希特勒自己在盛怒之下杀死了她——这个故事版本像头一个一样荒诞不经，因为事发时希特勒远在纽伦堡。还有一种意见坚持认为，格莉的死是一场意外。她摆弄希特勒的手枪，无意间扣动扳机。维妮弗蕾德从这个想法中得到了安慰，连希特勒本人也以此安慰自己，1945年5月美国人在贝希特斯加登审问安格拉·劳巴尔时，她也认为有可能是事故，因为她实在想不出女儿自杀的理由。但是事故的观点比较缺乏说服力，因为亨丽埃特·冯·席拉赫证明，格莉很了解瓦尔特手枪，她俩在慕尼黑附近的靶场里试射过这种手枪。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格莉·劳巴尔是自杀。可她为何自杀呢？对此又有诸多猜测。有人试图把它和希特勒不正常的性行为联系起来。这方面的主要证人有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ßer），1943年他和美国战略研究办公室的代表谈话时表示，希特勒强迫格莉进行变态的性行为，他还补充了一些令人恶心的细节。还有一位证人是恩斯特·汉夫施坦格，他在回忆录中摘录了格莉的一句话：“我的舅舅是个怪物。没人想象得出他对我做的事情。”这句含义隐晦的话到底什么意思？汉夫施坦格没让读者乱猜，据汉夫施坦格的说法，他们一起待了一个晚上之后，希特勒在回家的路上粗野地咒骂着政敌们，边说边嗖嗖地挥舞着狗鞭，用以加强说话的效果。偶然间汉夫施坦格看到了格莉的脸，有些震惊地发现了她脸上惊恐和恶心的表情，“她的脸随着嗖嗖的鞭声而扭曲”。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格莉受到她舅舅的性虐待。汉夫施坦格有关希特勒色情画的谎言也指这类事情，格莉充当画中的模特儿，“而每次她都推掉了当专业模特儿的机会”。
其他作者猜测，可能嫉妒也是一个原因。外甥女格莉发现希特勒也向其他女人献媚，她担心“自己对阿尔夫舅舅的影响力开始减弱”。但是这个推测要想成立的话，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格莉·劳巴尔已经对希特勒有很深的感情了，可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也许动机的问题永远无法找到明确的答案。另一种解释听上去更有说服力：格莉觉得她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歌唱家。最重要的是，希特勒的控制欲让她感到压抑，限制了她的行动自由，使她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摄政王街 “金丝笼”似的生活令她痛苦。当情况愈来愈难以忍受时，她唯一想到的出路是自杀。按照她母亲的要求，格莉的尸体被运送到维也纳，9月23日在维也纳中央墓地落葬。
希特勒没有参加葬礼。有一段时间他隐居在《人民观察家报》的出版人阿道夫·米勒（Adolf Müller）位于泰根湖的房子里。跟随他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在回忆录中写道，希特勒“看上去一蹶不振”。大家担心他会做傻事，于是司机尤里乌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把希特勒的手枪拿走了。有时这位党主席表露出放弃政治的念头。
在严肃的希特勒传记中也能找到此类描述。“几个星期以来”，约阿希姆·费斯特写道，“他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他一再下决心放弃政治。”可这并不符合事实。9月24日希特勒已经和戈培尔、戈林在柏林会面了——比平时沉默，但是非常镇定——晚上他还在汉堡发表演说，在一万多名支持者面前他又恢复了常态。两天后他去了维也纳，在格莉的墓前献了鲜花。
外甥女的死无疑是对希特勒的沉重打击。他的悲哀并非演戏，而是真心的。格莉在摄政王街的房间一直保持着原样，女管家总是在屋里放上一束鲜花。后来希特勒委托慕尼黑的雕塑师费迪南·利伯曼（Ferdinand Liebermann）制作了一座死者的青铜半身像，用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格莉的周年祭日，希特勒在戈培尔以及他的异母姐姐的陪同下去了格莉的墓前。此后对于他来说，悼期永远结束了。他身边的人都不再提起这件事。
个人灾难并没有阻碍希特勒的政治计划，相反，他从此打开了新的一页。因为从此之后他可以把自己彻底塑造成一个全心全意为德意志民族谋福利而放弃个人生活的政治家。通过这种手段他也给党内亲近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1931年10月底戈培尔记录下他和希特勒的一次对话：“然后他谈起了格莉。他非常爱她。她是他的‘好同志’。他的眼中含着泪……这个站在权力之巅的男人没有任何属于个人的幸福，只关心朋友的幸福。”希特勒对奥托·瓦格纳（Otto Wagener）也诉说过，他多么想念格莉——“她愉快的笑声总是给我带来衷心的快乐，她天真的闲聊是我的一大乐趣。”——但是他立刻又加上一句话，“现在我自由了，从内心到外在……现在我只属于德意志民族和我的使命。”1931年11月鲁道夫·赫斯曾经评价说，格莉曾是希特勒的“阳光”，她让他的“短暂的居家休憩时光”变得更加美好，可她将来会感到非常失落，“因为他的职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精力，这个可怜的人无力再照顾家庭”。希特勒的策略——让自己变成一个没有家庭的人——不仅极其成功地影响了他的同时代人，还给后世的史书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为何重要的希特勒传记作者——从海登到布洛克、从费斯特到克肖——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个“非人”的私人生活不值得描写呢？
据说格莉的死彻底改变了希特勒，它被视为“希特勒个人生活中的关键事件”。因为外甥女格莉是希特勒在母亲之后唯一倾注了深情的女人。希特勒心中“爱的能力”——假如我们可以用这个词的话——从此萎缩了。他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孤独。他后来的生命中缺乏“温柔的元素”， “非人的个性”由此孕育而生。但是一个事实又与这种宽泛的诠释明显相悖：就在1931年夏暮，希特勒在皇宫旅馆结识了一位女性，他随即和她眉来眼去地调起情来，她的名字叫玛格达·夸尔特（Magda Quandt）。但他显然不知道，他的柏林党区主席从1931年2月之后就在和工业家君特·夸尔特（Günther Quandt）的这位前妻谈恋爱。玛格达·夸尔特显然也很喜欢希特勒，戈培尔深感嫉妒：“玛格达颇有些为领导倾倒。我感到很痛苦……整夜没有合眼。”1931年8月底他诉说道，几天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玛格达必须把领导请来，当面说清楚我们的关系。否则在我们几个之间将永远横亘着爱情与愚蠢的嫉妒。”9月中旬他们把事情说清楚了，就在格莉自杀前的几天。玛格达告诉希特勒她准备嫁给戈培尔。戈培尔在记录中欣慰地写道：“领导放弃了。他非常孤独，在女人问题上不走运…… 幸运天使，他说。他爱玛格达，但是他祝我幸福。‘一个聪明美丽的女人，她不会阻碍你的事业，反而会推动你。’他对我伸出双手，眼中含着泪水。”
1931年12月19日，约瑟夫·戈培尔和玛格达·夸尔特结婚，希特勒是证婚人，夫妻俩也为他做出了安排：今后他将被视为两人最亲密的朋友、永远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家人的温暖。希特勒认为玛格达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她始终坚定地支持他，并且在希特勒掌权后能够承担第一夫人的角色。同时戈培尔也在思考怎么帮助陷入失去格莉·劳巴尔之痛的党主席走出心碎。1932年1月他们又在私人圈子里谈起“婚姻问题”，“他感到孤独，他的内心在渴望一位遍寻不到的女性。此情令人感动、扣人心弦。他很喜欢玛格达。我们必须为他找到一位好妻子，像玛格达那样的妻子。”
当希特勒感觉到人们在撮合他的婚姻时，他表现得很敏感。“我很喜欢身边有漂亮的女人，但我无法忍受别人强迫我。”1932年5月他对电影演员莱妮·里芬斯塔尔说。他曾经和她在北海霍鲁梅尔希尔海滨幽会过，在获得权力之后又把她捧为明星导演。戈培尔夫妇不知道，在格莉自杀不久后，希特勒和一位年轻的慕尼黑姑娘走得很近，两人很早就认识了。她的名字叫爱娃·布劳恩。她是在希特勒生活中继母亲死后最重要的一位女性。
爱娃·布劳恩（Eva Braun）1912年2月6日出生。她的父亲是职校教师，母亲婚前当过裁缝，她是他们三个女儿中的第二个。孩子们在规规矩矩的市民家庭中成长，接受过天主教的洗礼和教育。1918年到1922年爱娃在国民小学读书，后来又入读腾斯街的女子中学。1928年她进入德奥边境辛巴赫城的传统“英国女校”。她不仅在那个学校里接受了家政基础培训，还学会了打字和会计。1929年9月她应聘报纸广告中“霍夫曼照相馆”的店员职位，立刻被录取了。海因里希·霍夫曼在回忆录中形容她“中等个子、很在意身材的苗条”，“深金色的头发中露出一张圆圆的脸，配上一双蓝眼睛，虽然有点像木偶娃娃，但称得上是个美人。她是那种通俗广告画上的大众美女。”
图28：爱娃·布劳恩，在“霍夫曼照相馆”，慕尼黑，她坐在书桌上，拍摄于1930年
在被聘用的几个星期后，大约1929年10月，她遇到了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她的姐姐伊尔莎描述过他们的初次见面：一个晚上，她爬上了梯子，为了把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中，这时她的老板和一位先生出现了，那人直勾勾看着她的腿。“我从梯子上下来，霍夫曼介绍说：‘狼先生，这是我们的乖女孩爱娃！’然后他说：‘爱娃，帮个忙，到街拐角的小店买点啤酒和煎肉饼。”当他们吃东西的时候，那个陌生男人一直“偷偷看她”。他走了以后，霍夫曼问她：“‘你猜出这位狼先生是谁吗？你从来不看我们的照片？……他是希特勒！我们的阿道夫·希特勒！’‘啊？’我回答。”
真实情况是否是这样呢？可以确认，40岁的希特勒对这个17岁的照相馆女店员有种直觉上的好感，她令他想起了“咪咪”—赖特尔。就像从前对待“咪咪”一样，他也对爱娃施展开了父亲式的魅力攻势，赞美恭维她，送她小礼物，有时带她出去玩。格莉·劳巴尔死后他们的关系才变得亲密起来。爱娃是否是希特勒的情人？她什么时候成为了他的情人？——关于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克里斯塔·施罗德始终把她的上司视作一种“无性生物”，直到最后她都认为希特勒和爱娃之间的关系是“虚假的关系”。据希特勒的女秘书说，爱娃曾经向她的理发师透露，她和希特勒之间没有发生过性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亨丽埃特·冯·席拉赫则认为，他们的“恋爱关系”开始于1931年至1932年冬季，大约就在摄政王街悲剧发生后的几个月。而且她还添加了一些两人幽会时的细节：“格莉死后，温特夫人负责管理希特勒的住所，她极端重视传统道德。希特勒必须像个偷偷将女友带回父母家中的中学男生一样，每次他想在家中与爱娃不受干扰地共享柔情蜜意的时刻之前，他先要替温特夫人和她的先生搞到两张戏票。”
虽然希特勒煞费苦心在女管家面前遮掩他的风流韵事，可是他的努力并不成功。因为安妮·温特在1945年后多次说过，爱娃·布劳恩在1932年年初已经和希特勒发生了关系。大概她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人了。爱娃·布劳尔的传记作者海克·格尔特马克（Heike Görtemaker）也大体认为，他们的恋爱开始于1932年初。可实际并非如此。
与格莉·劳巴尔不同的是，爱娃·布劳恩从来不陪同希特勒出席各种活动。从一开始他们的关系在党内同志面前也蒙着谨慎的面纱。一方面希特勒认为，外甥女的死让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他的私生活上了，另一方面他觉得，让情妇公然出现有违他着力塑造的孜孜不倦为民族谋福利而放弃家庭生活的孤独“领袖”的形象。“我有了新娘：德国。我已经结婚了——和德意志民族、和民族的命运。”他曾经多次表态。很明显希特勒试图扮演黎恩济的角色，在瓦格纳歌剧的第五幕中，当妹妹伊蕾娜说“你从来没有恋爱过”时，黎恩济回答：“哦，伊蕾娜，我当然爱过，/ 你不清楚我的爱吗？/…… 我痛苦地爱着我高贵的新娘，/因为我看到她受到深重的羞辱。/ 被可耻地虐待，被可怕地扭曲，/遭诽谤，损尊严，被玷污，遇讥讽！/……我将整个生命献给她，/我的青春、我的男性力量；/ 因为我想看到她、我高贵的新娘，/戴上世界女王的冠冕，/你可知道：我的新娘名叫罗马！”
希特勒在亲密的谈话中说出看似真诚的表白，他已经“克服了想占有女性的肉体冲动”，这也可算作他的一种掩盖策略。爱娃·布劳恩对他来说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不仅因为她能满足他的性需求，同时也因为她愿意配合希特勒的假面游戏。希特勒在这段关系中基本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约束力。当弗里茨·维德曼——希特勒在团部里的前上司和后来的副官——问他单身汉的生活是否太难熬时，希特勒笑着回答：“也有好处。至于爱情方面，我在慕尼黑有个姑娘。”
1932年是决定性的一年，希特勒忙于竞选活动。他想着很快就要搬进总理府了，所以经常在总理府附近的皇宫旅馆住上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很少去见慕尼黑的女友。爱娃·布劳恩自觉受了冷落。到了下半年，大约11月初，她试图用父亲的手枪自杀。姐姐伊尔莎来报告了这个消息，然后人们在她父母卧室的床上发现了她。受伤的爱娃还能给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小舅子普拉特医生打电话，普拉特医生把她送到了医院。
爱娃·布劳恩真的想自杀吗？根据海因里希·霍夫曼的记载，当希特勒匆匆赶到医院病床边时，他也向医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医生表示肯定之后，希特勒说他以后将更加关心自己的女友：“你听到了，霍夫曼，这个姑娘出于对我的爱才这么做。”克里斯塔·施罗德猜测自杀是一种“勒索行为”——爱娃通过假装自杀让希特勒更加无法离开她。如果这真是她的意图，那么她如愿以偿了。身居要位的希特勒无法再次承受将民众的怀疑目光引到他的私生活上的新丑闻了。因此他拉近了和情人的关系。
1933年1月1日，他们与赫斯夫妇、海因里希·瓦格纳和其他几位亲近的随从人员一起去慕尼黑的国家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接着他们去汉夫施坦因家继续欢庆新年。希特勒“情绪很好，像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一样轻松愉快”，他在来宾登记本上写道：“新年的第一天”，然后他向主人保证，“这一年属于我们，我可以给你们书面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