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前在很多事情上是个预言家，大体而言我说的预言都应验了”，希特勒在1930年2月初的一份密信中写道。但是迄今为止，他始终回避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可是现在他可以用“未卜先知的肯定态度”预测，德国最迟将“在两年半到三年中走出屈辱的低谷”。“我相信，到那时我们的运动将取得成功，低潮阶段宣告结束，我们的民族将重新崛起。” 1930年的春季，他的预测还被看作一个深信天命的地方政治家的纯粹幻想。但是几个月之后，伴随着9月14日的国会选举，情况彻底改变了。国社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该党的“元首”原本还被看作右翼边缘政党的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现在一举进入德国政坛的中心。他从前指给党员看的水月镜花的目标，忽然之间变得近在咫尺了：希特勒的政党已经站在了权力的门槛前。
这一发展形势并不怎么令人吃惊。1929年的邦议会选举和地区选举的结果表明，国社党正处于上升阶段。无论它出现在哪里，都能取得可观的收获。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给了它一个作为右翼反对党走到前台的绝好机会。但是，直到世界经济危机——其中德国尤其受到重创——爆发之后，它才真正成功地发动起群众运动。共和国所谓“黄金时代”的经济复苏主要依靠外国的短期资助，尤其是美国的贷款。1929年10月底美国纽约股市暴跌，美国银行不得不抽回贷款。从1928年至1929年已经开始的德国经济的衰落进一步加剧。失业人数暴涨——从1929年9月的130万上升到1930年2月的340万。一年之后升到500万，1932年达到危机的顶点，失业人数为600万。实际失业人数更高，因为这个数据没有包括“隐形失业”的人数，也就是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在劳动局登记的人。魏玛共和国在“史无前例的萧条渊薮中经历着地狱般的折磨”。
它造成了灾难性的心理后果。经历过令人精疲力竭的战后时期和通货膨胀时期之后，让以往任何一次危机相形见绌的新的危机又爆发了，很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大难临头的社会情绪蔓延开来，同样波及到了没有直接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一部分人。同时人们对民主制度和民主政党彻底地丧失了信心，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上对议会制度广泛的不满。政治家们对危机的后果束手无策，使得老百姓脑子里有了一个固定的坏印象，于是他们更加强烈地呼唤着“强人”，一位能带领德国人走出萧条和走上大国崛起道路的政治“救世主”。没有哪个政治家比希特勒更符合这种治愈的期望了，无疑它是希特勒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现在那个人的时机到了——他的追随者们早就对他顶礼膜拜，他也把自己当成了人们寄予期望的具有超凡魅力的“元首”。
1930年初，魏玛帝国的民主基础已经显示出摇摇欲坠的迹象。3月27日，1928年上台的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总理领导下的大联合政府分裂了。起因相对来说微不足道：SPD提出把失业保险金从3.5%提高到4%，DVP表示反对。这场争论涉及更多的内容，它围绕着路线决策，讨论谁应为危机的后果负主要负责。施特雷泽曼去世后，在新任党主席恩斯特·肖尔茨（Ernst Scholz）领导下，代表大工业家利益的DVP逐渐向右转，党内有影响力的势力在德国工业联合会（RDI）支持之下敦促本党停止与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反过来，国社党也不打算以牺牲选民利益为代价进一步妥协。于是，赫尔曼·米勒宣布大同盟破裂，各党派已经没有继续合作的可能。自由派的《法兰克福报》用“黑色的一天”来形容它，1927年3月27日的确是魏玛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此后再也没有建立在议会多数派基础上的政府，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开始解体。
德国总理保罗·冯·兴登堡和他的亲信顾问们对政府和议会的自我瘫痪毫不在意。他们早就计划着将社会民主党排挤出政府，建立一个居于政党之上的独裁总统制政府。新的德国总理和中央党国会党团主席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也接受了同样的任务。按照兴登堡和他的“阴谋集团”的想法，布吕宁管理国家时也无须听取国会的多数意见，只需要获得兴登堡的信任并建立在国家宪法第48条的基础上即可，这条宪法授予总统广泛的紧急状态权力。相应的，布吕宁建立了一个“专家内阁”，内阁中不再有SPD的成员。宪法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因为布吕宁清楚无误地表明，一旦国会反对政府的决定，他将解散国会并且颁布紧急状态法。
他们在筹建总统制政府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国社党，它只是国会里的小党派，还处于完全被忽视的状态。但是抛弃代议制和民主的垮台无疑符合希特勒的计划。1930年3月30日，戈培尔评论布吕宁政府的成立：“也许内阁很快将被解散。也许很快国会将解体。太棒了！了不起的时代！”国社党预计在新一轮选举中得到的选票数将大幅度增加，因此它想争取让国会解散。但是4月4日国社党发起的不信任议案没能让布吕宁下台，因为DNVP否决了它的通过。“DNVP变卦了，领导气得要命。”戈培尔写道。同一天，希特勒宣布退出杨格计划全民公决全国委员会。4月12日，在有关财政预算的关键性投票中，DNVP议会党团的多数人对政府草案再次投了赞成票，从而避免了布吕宁内阁在议会中的第一次失败。
希特勒下定决心，利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危机为自己的目的服务。1930年初，他的策略在图林根邦政府组阁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929年12月邦议会选举，国社党获得了11.3%选票和6个议席。如果资产阶级政党想实现他们的愿望，建立一个排除社会民主党人的政府，他们必须倚靠国社党人的支持。希特勒决定参加政府组阁，他提出要两个关键的部门：内政部和国民教育部。“谁掌握了这两个部门，他就能毫无顾忌和坚持不懈地利用手中的职权，产生非同凡响的影响。”他在上文提到的2月2日写的密信中写道。通过内政部，国社党能监督邦警察局，通过国民教育部他能把整个学校和教育系统抓在手中。希特勒不仅在意政府的组阁，他更在意怎么从内部掌握行政权力。他提名让1923年政变的同谋者威廉·弗里克成为部长的候选人，但是DVP起初认为不可接受而驳回了。“所以我亲自去魏玛”，希特勒叙述道，“向那些先生非常肯定地保证，要不让弗里克当部长，要不重新选举。”重新选举是这些资产阶级党派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它可能进一步将加强国社党的力量。迫于限时3日的最后通牒的压力，1930年1月23日，弗里克被任命为新的内政部和教育部部长。
弗里克在他14个月的任期中，提前做了国社党1933年1月30日夺权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做的事情：受过专业培训的官员被解职，因为怀疑他们同情社会民主党，他们的位置被部长的亲信们顶替了。师生们在学校里必须做祷告，根据弗里克对邦议会的说法，这是为了让他们“抵御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在人民中散布的谎言”。耶拿大学设立了种族专业的大学教席，弗里克特聘著名的反犹主义者汉斯·F.K.君特（Hans F. K. Günther）为教授。魏玛艺术和建筑学校的校长保罗·舒尔茨-瑙姆堡（Paul Schultze-Naumburg）是一个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让人把王宫博物馆的现代艺术品全部移走了。几乎没人抗议此次破坏偶像运动。这座歌德和席勒的城市早就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占领的高地。1929年他们在此地获得了23.8%的选票——远远高于整个邦的平均水平。
图灵根的DVP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醒悟到，他们参与干了什么蠢事。1931年4月1日，他们支持了SPD提出的不信任议案，从而解除了弗里克的职务。1932年9月，国社党在竞选中获得大胜之后——选票数达到了42%——又重返政府。希特勒说了很多感谢弗里克的话，他把“图灵根变成了德国民族、政治和经济复兴的中心”，作为对他的褒奖，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任命他为帝国中央政府的内政部长。
1930年春天已经能明显看出，国社党在6月即将举行的萨克森邦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数将大幅度增长。柏林党区主席戈培尔与施特拉塞尔兄弟之间暗潮汹涌的冲突偏巧在此时爆发，让希特勒感到格外头疼。明面上双方的问题在于谁应该对柏林的国社党出版物施加更大的影响。施特拉塞尔兄弟的战斗出版社和出版社附属的戈培尔负责的《进攻报》彼此竞争。这种竞争背后还隐藏着意识形态之争。奥托·施特拉塞尔，不同于他的哥哥格雷戈尔和戈培尔，他从没有背离过北德工作联盟的“社会主义”路线。他是战斗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因为格雷戈尔作为全国组织部部长，几乎从不过问出版社的事情。奥托·施特拉塞尔抱着一种混合民族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反西方和亲苏联的倾向。
1930年1月底，战斗出版社宣布将在4月份出版一份自己的日报，戈培尔和奥托·施特拉塞尔的权力争斗由此升级。“这是真正的背后捅刀子。”戈培尔表示愤怒。他敦促希特勒制止这个计划，并把自己的《进攻报》改版成每日出版的日报。党主席虽然同意阻止奥托·施特拉塞尔，但实际上什么都没做，4月1日第一份《民族社会主义者报》出版了，戈培尔的耐心到了尽头。他以退党相威胁，他在日记中倾诉道：“希特勒五次对我食言。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我在心里得出结论。希特勒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不再做决定，他不再领导党，而是放任自流。”对希特勒不作为的愤怒还包括一层失望，“元首”原本答应参加3月1日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的葬礼，结果却没有来。霍斯特·威塞尔是个大学生和冲锋队员，1930年1月底他被一名共产党人开枪击中，2月23日重伤而死。戈培尔决定追授他为“第三帝国新烈士”，并以精心设计的仪式纪念他。威塞尔写的歌曲《旗帜飘扬》成为国社党的党歌，从1932年后必须在官方场合跟在德国国歌之后演唱。
长期以来希特勒避免在戈培尔和施特拉塞尔的矛盾中公开表态，主要原因不是他害怕做出决定，而是因为他现在正在等待政治上的成功，因此不想在公众面前造成内部不团结的印象。4月底他在慕尼黑召开了国社党内部领导人会议，首次表明了态度：“对施特拉塞尔、战斗出版社和沙龙布尔什维克进行一次单独的清算。”戈培尔兴高采烈，他怀着轻松的心情指出：“希特勒又在领导党了。谢天谢地！所有人都兴奋地追随着他，施特拉塞尔和他的那帮人被击垮了。”希特勒在会议结束时任命戈培尔为帝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大获全胜。由此他接过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1927年从国社党主席手中得到的位置。
但是希特勒还不想与奥托·施特拉塞尔及其拥护者彻底决裂。5月底他做了最后一次友好和解的努力。他邀请这位持不同政见者到他下榻的柏林林克斯大街37号无忧宫宾馆，在长达两天的谈话中，他使出了全套的说服艺术，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他特有的混合着威逼利诱的长篇大论的讲话并没有打动对方。施特拉塞尔一口回绝了希特勒开出的条件：让马克斯·阿曼收购战斗出版社，作为交换他将被任命为帝国新闻负责人。他们的分歧在于对党纲中的“社会主义”有完全不同的诠释。施特拉塞尔指责希特勒，“为了党的合法性，为了和资产阶级政党（胡根堡、钢盔团）进行新的合作，扼杀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希特勒激动地反驳说：“我是社会主义者……但您理解的社会主义只是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劳工大众需要的仅仅是吃与娱乐而已，他们无法理解任何一种理想。”同时他又再次强调了他的基本理论，推动历史发展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种族斗争。“只能有一种革命，种族的革命。没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革命——它始终围绕着一个争斗：低等种族的低等阶层对抗高等种族的统治阶层。如果有朝一日高等种族忘记了这条铁律，他们就将在这场战斗中败北。”
奥托·施特拉塞尔想要彻底弄个明白，于是他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希特勒在夺权之后打算干什么？比如他是否完全不会侵犯克虏伯的资产？希特勒回答说：“当然不会了！您以为我疯了吗，我居然想摧毁德国的大工业？”“如果您想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施特拉塞尔反驳说，“您就没有资格再谈社会主义！”由此他们彻底谈崩了。谈话结束时，希特勒把施特拉塞尔称为“有知识的白种犹太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希特勒没有立刻做出决断，他还要等待6月22日萨克森的大选结果。结果是国社党获得14.4%的支持率，几乎是1929年5月的三倍，排在SPD（33.4 %）之后，但是排在KPD（13.6 %）之前，成为第二大政党。8天后，希特勒在一封公开信中命令戈培尔肃清柏林党组织里的“沙龙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您们要无情和严厉地立即展开行动”。 6月23日晚上，戈培尔在柏林党区的普通党员大会上宣读了希特勒的命令，现场响起了“吊死他们！”的呼声。“会议结束时大家争相表达对运动、对希特勒和对我的忠诚。”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
奥托·施特拉塞尔及其拥护者没等被开除党籍就在7月4日宣布退党。“社会主义者离开国社党！”他们在《民族社会主义者报》上打出这样的标题，但是响应号召者寥寥无几。奥托·施特拉塞尔明显高估了他在党内得到的支持。他的“革命民族社会主义者工作联盟”，后来演变成“黑色战线”，没有超过几千人。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之前就和他的兄弟决裂了。奥托·施特拉塞尔的特立独行导致他的“人际关系网彻底被破坏了”。政党内部的危机平息了，没有在公众中引起大的波澜。
希特勒在1930年春夏的崛起得益于布吕宁政府犯的错误。从一开始，帝国总理就致力于走严格的节约路线来减轻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缩减政府开支，提高税收，官员和职员需缴纳临时税。于是发生了必将发生的事情：7月16日，国会拒绝通过政府的《补贴金草案》。布吕宁宣布，他认为继续和国会谈判已经毫无意义，他决定用总统紧急状态法的形式让草案生效。SPD国会党团即刻提交取消总统紧急状态法的提案，7月18日该提案得到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明确支持，然后布吕宁宣布解散国会——一个短视的决定，因为任何一个有政治意识的观察家都会从萨克森邦的选举结果得出结论，国社党将成为9月14日新一轮大选的最大获益者。
“乌拉！”戈培尔对解散国会做出反应，他立即投入到了竞选的组织工作中，他急于作为新的帝国宣传部部长大展身手。德国前所未有的宣传运动。“到9月14日为止，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村镇，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都将以召开群众大会的形式彰显自己的存在。”戈培尔在7月23日的特别通知中要求。他们确定在竞选活动时主要 “向马克思主义的11月政府开火”。国社党总共派出了1500名演讲者，仅在最后4个星期就开了34 000场大会。主要的吸引力来自于希特勒。他所到之处，群众蜂拥而来。竞选前夕，柏林体育馆涌入了约16 000名受众，根据戈培尔的统计，约100 000名柏林人想弄到入场券。希特勒入场时，全场响起飓风般的“欢呼声”。
希特勒的竞选演讲总是按照差不多的模式。开始时他表达对魏玛“体制”的反对，他把没落和衰败都归咎于它。他把效法西方建立的代议制度形容成“穿坏的大礼服”。民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把多数人的统治置于“个人的权威”之上。希特勒尤其尖锐地谴责政党的无能，他们统统只代表某些人的利益，从来不考虑民族的整体。“旧议会党派12年的绝对统治把德国变成了被剥削的对象和全世界的笑柄。”与此相反，国社党代表了“新的德国民族运动”，它首次消除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偏见。“有这样的一个运动，它不承认今日德国的阶级之分，而是把德国看作一个民族，它就是我们的运动。”希特勒声称，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为整个德国制定了未来的计划：建立“民族共同体”，“它是一个不再承认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等等阶级之分的团体，它由各个地区和各种职业的人组成。”明显“民族共同体”对于民众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希特勒每次喊出他的理想时，他总能得到听众暴风雨般的赞同。与此不可分离的还有对民族复兴的许诺，类似于1813年普鲁士“崛起”的时期。“我们许诺的不是某个阶层的物质生活改善。”9月10日他在柏林体育馆喊出，“而是民族力量的增强，因为它标志着强国之路和民族解放之路。”演讲结尾时他通常说几句唤起听众宗教感的套话“一个光荣的、自由的、有力量的、有权力的、荣耀的、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必将出现，取代今日衰落的德国。”
几乎所有文献都认为，为了不吓坏选民，希特勒在他的竞选活动中有意识地避而不谈“犹太问题”。但实际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7月18日在慕尼黑竞选活动的开幕式上，他已经公然抱怨“德国允许犹太人为所欲为”，“犹太人居于一切法律之上”。人们应该揭开犹太人用灵巧的手编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谎言”。1930年之前，希特勒就经常把“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当作同义词使用。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前驱”，他们“一门心思把所有钱都赚到自己口袋里”，一个星期之后他在纽伦堡宣称。但是“犹太人”倒霉的时候即将到了，就像他们在几百年前的遭遇一样。“他把犹太人视为外族人，把他们描述成民族肌体上的害虫。”警方在报告中总结了希特勒8月5日在维尔茨堡做的演讲。“犹太人的目标是阉割德国。”5天后他在基尔说，“但是他们错了，我们的民族还有血性，体内流着千年以来民族的血液。”记录在此处注明：“‘犹太人滚出德国’的喊声和鼓掌声。”希特勒明确地表示，犹太人是“外人”，因此在将要实现的“民族共同体”中没有位置。“所谓国际主义者只在意根本不属于我们的某个群体、某个种族的利益，因此国际主义者想打倒一切，为了让他们获得统治地位。”9月初他在奥格斯堡宣布。
图21：国社党竞选大会上的柏林体育馆场景，1930年9月
按照那位煽动者一贯的说辞，犹太人不仅把持了新闻媒体，还把持着证券交易所，因此每个人都知道，当希特勒说到从民族的灾难中发财的“跨国界的国际金融蜘蛛”，或者当他喊出“国际高级金融业是当今德国的主宰”时，他指的是谁。现在他不再使用他以前惯用的定语“犹太的”，表明他降低了疯狂反犹的调门，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那些入迷地聆听过希特勒宣传的数十万人都很清楚，一旦国社党掌权之后，德国的犹太人将进入一个艰难的时期，他们也同样不会搞错，希特勒将要采取的对外方针。“解决‘缺乏空间’的问题是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健康的民族必须走的路。”“我们有两千万之多的人口，而我们的空间太狭窄。”8月18日他在科隆表示，3天后他又在科布伦茨强调，“我们要让德意志民族为了生存空间而斗争。”希特勒在进行竞选宣传时从未隐瞒过他的两个确定无疑的目标——消灭“犹太马克思主义”和占领“生存空间”，每个来听演讲的人都能听得明明白白。
“9月14日我们将把他们全部击垮，那些国民谎言的既得利益者。”竞选前4天，国社党在宣传中号召。希特勒本人不断强调，竞选日是清算之日，它将成为德国历史上的“转折点”。9月7日，他在纽伦堡路易特波尔德海因音乐大厅发表的演讲主题为：“人民起来反抗，风暴就要来临！”——摘自1813年“解放战争”时期特奥多尔·克尔纳（Theodor Körner）的诗句。国社党的“元首”感受到了赞同的浪潮，他估计他们在选举中的得票数将有较大的增长。谨慎估算的“领袖”认为有可能获得60到70个议席，鲁道夫·赫斯在选举前夜写道。选举结果超出了党内领导层最乐观的预期。国社党的得票数从2.6%增长到18.3%，议席从12席增加到107席。在德国还没有过可以类比的滑坡。“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9月16日，希特勒在坐满了人的王冠马戏场宣布。“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它已经完成了最困难的事情。”
得票率占24.5%的SPD依旧是最强大的政党，但是相比1928年，它的得票率下降了5.3%，KPD则从10.6%增长到13.1%。也就是说左派政党还算站稳了脚跟。相对保持稳定的还有天主教政治阵营——中央党和BVP——分别取得11.8%和3%，1928年则分别为12.1%和3.1%。最大的输家是中间的和右翼的资产阶级政党。DNVP只获得7%。比1928年灾难性的选举结果还少了一半。DVP也是同样情况，从8.7%降低到4.5%，1930年7月开始成为德国执政党的DDP勉强保住了3.8%（1928年4.9 %）。从德国民族主义政党的退步和资产阶级中间政党的衰败中得益最大的是国社党。无论在哪里，凡是他们大量失去选票的地方，国社党都获得了超比例的得票数。此外参加投票的人数多也对国社党有利。很大一部分从不参加投票的人在1930年支持了希特勒政党。根据于尔根·法尔特（Jürgen Falter）详细的选举统计，大约三分之一的DNVP选民、四分之一的DVP选民或者DDP选民、七分之一的非固定选民投了国社党的票，但是只有十分之一的SPD选民投国社党的票。因此证明保守的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远比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者们更容易受到影响。国社党在以新教为主的北德和东德最受欢迎，而保守的天主教地区对其做出的许诺更有抵抗能力。
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Theodor Geiger）在他当年做的选举结果分析中提到了“中产阶级的恐慌”。他只说对了一半。虽然中产阶级占国社党的选民比例很高，但是国社党对工人也同样具有吸引力——农业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在中等企业工作的工人比传统的大工业工人受到的影响更大。国社党的崛起时期，支持它的失业工人并不多。比起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党，失业工人通常更愿意选择恩斯特·台尔曼的德国共产党（KPD）。国社党比起它的竞争对手来说更像一个“民族政党”，它集中了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的抗议。它在竞选中显示出自身是个年轻而富有活力、属于未来的运动。确实国社党的党员比其他政党平均年龄要年轻得多。但是对国社党竞选成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年轻选民。虽然年轻的冲锋队积极分子塑造了国社党在街头上的形象，但是希特勒政党的选民中年轻和年长的数量相当。
“妙极了，欢呼啊欢呼，令人难以置信的崛起，动人的战斗气氛，资产阶级政党一败涂地。”戈培尔描述9月14日晚上体育馆的反应。一天之后他评论说：“瞧，我们欢喜敌人愁。一举获得107个议席。希特勒乐坏了。”共和国的拥护者对国社党的飞速上升确实忧心忡忡。“对于德国来说，这是黑色的一天。”哈利·凯斯勒伯爵评论。德国面临着“国家危机，所有赞成共和国或者至少对共和国持宽容态度的力量必须紧密团结起来才有可能克服这场危机”。否则“德国有可能爆发内战，或者从更广泛的视角看，有可能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在德累斯顿教书的罗马语族语言学家维克多·克伦佩雷尔也有同样的忧虑。“107个国社党人！——多丢脸，现在内战真的离我们不远了！”他在大选之后的星期一写道。“向右转是可以料想到的，可不是这个结果！”在柏林—威默尔斯多夫居住的特亚·施特恩海姆——剧作家卡尔·施特恩海姆的前妻——写道，“选举结果让大多数犹太人迷茫了”，他们预料到 “大难临头了”。自由派的《福斯日报》社会专栏作者贝拉·弗洛姆（Bella Fromm）在9月大选之后也记录了心中的“某种恐慌”：“我们应该离开德国，在国外等待吗？”像不少已经归化的犹太人一样，对于这个女记者来说，流亡国外还显得很遥远。“太让人惊奇了！”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少人认为这么干很聪明。”
《法兰克福报》提到“怨恨选举”。大多数的选民想要表达他们的抗议——“对过去这些年政府管理方式或者不作为的管理方式、对没有结果的议会辩论的抗议”，还有对经济困境的抗议，它把很多人逼到绝望的境地或者把他们变成了拥护希特勒的大军。国社党的竞选胜利开启了“冒险的视角”，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在《世界舞台》杂志上撰文说，“不仅资产阶级政党，连资产阶级思想也遭遇了滑铁卢，由于权力被剥夺和遭受屈辱，资产阶级选择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世界舞台》的另一位作者认为只能用“深刻的沮丧”来解释希特勒的胜利，很多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受到这种情绪的折磨。“小资产阶级成群结队地投向慕尼黑的煽动者和他在柏林的门徒戈培尔。”哈利·凯斯勒伯爵从国社党的政治成功中再次看到了“奄奄一息的小资产阶级的热病症状”。这个阶级已经不可救药，但是“他们的垂死挣扎将给整个欧洲带来新的巨大的灾难”。他们认为纳粹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衰败产物，这个诠释还没认清希特勒运动的新特点——作为一个 “民族政党”它具有不明确性，它善于把不同阶层的利益整合起来并且以此为标准打造出“元首”的魅力形象。
国社党的获胜在国外也引起了恐慌。英国大使罗纳尔德·雨果·坎贝尔（Ronald hugh Campbell） 报道，在巴黎，人们把它看作“令人不快的意外”，得知这个消息时怀着“深深的不安”。最主要的印象是：“一个转折点”到来了，它将给国际外交政策带来深远的影响。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觉得自己“受到打击”，他告知德国同事尤里乌斯·库尔提乌斯（Julius Curtius），今后法国“和德国合作时必须保持最大的克制”。在英国，“滑坡选举”带来人们对英德外交关系正常化期待明显的幻灭感。英国驻柏林大使贺拉斯·朗博尔德（Horace Rumbold）在9月18日第一次竞选分析中把国社党的成功归结于人们对经济困境普遍的不满情绪，希特勒利用运动的青春锐气捕捉到了这种情绪，并利用它实现了选票的显著增长。英国外交部担心希特勒极端的反《凡尔赛和约》的煽动，一方面它使德国对法国的态度变得强硬，另一方面它迫使布吕宁总理在外交方面采取更加不妥协的路线。“德国的外交政策将会变得强硬，因为布吕宁肯定会试图利用纳粹恶魔。”
英国报纸的评论也同样突出了此次大选的抗议性质。《曼彻斯特卫报》指出，国社党成功地动员了一百万从不参加选举的不满的人，《泰晤士报》和英国大使贺拉斯·朗博尔德一样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国社党的“青春活力”。“他们成功地——至少暂时的——赢得了一大批德国青年人的拥护。”英国报业巨头罗瑟米尔勋爵在自己名下的《每日邮报》上发表的文章（次日该文也发表在《福斯日报》上）引起了轰动，它的标题是《一个民族的新生》，他在文中把国社党的成功赞美为“宏伟的里程碑”和“德国与世界其他诸国关系的新纪元的开端”。罗瑟米尔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代表着年青的一代，英国应该对他们伸出和解之手。这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因为一个强大的德国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附加堡垒。像过去8年里领导了意大利改革的墨索里尼一样，如果德国也由“持同样健康的原则”的政党掌握政权，这对于“西方文明”也是一桩幸事。1933年之后，英国政治界和新闻界的统治集团中部分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想和希特勒德国缔结友好关系，其实这种企图早已有之。
9月14日惊人的大选结果为希特勒开辟了一个具体的政治前景，走合法的道路，也就是说通过选举夺取政权。“宪法无法规定目标，只能规定道路。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让我们离开合法道路。”他在选举之夜宣布。但是选举没有立即给他带来好处。由于对国社党的意外崛起感到震惊，温和的政治力量紧密团结起来。1930年10月初，SPD党团决定对布吕宁的内阁采取“容忍”的态度，也就是说，没有阻止以紧急状态法形式颁布的不受欢迎的节约政策，否决了其他党团提出的不信任议案。SPD做出这个决定并不轻松，它为左派阵营的竞争者——力量增强的KPD提供了更多的打击面。但是它别无选择，SPD不能影响到它唯一的权力堡垒——社会民主党总理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领导下的、与中央党以及德国国家党共同执政的普鲁士政府。伴随布吕宁的失败，不仅中央党可能结束普鲁士联盟，而且国会也有可能被提前解散，造成国社党的力量再次增长。由于SPD执行“容忍路线”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布吕宁政府沉默的参与者”，虽然总统制政府原本的纲领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兴登堡和国家总理的冲突隐患隐藏在这个局势之中。
在试探各个政党的过程中，1930年10月5日，布吕宁在被占领地区管理部长高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Gottfried Treviranus）的家中第一次接见了希特勒，陪同希特勒前往的人是弗里克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国家总理告诉国社党主席，他准备在国内采取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说服西方列强降低并最终取消德国的战争赔款，他呼吁希特勒作为“前线老兵”关注这项政策，并提出建设性的反对意见，它可能会是“日后合作的前提”。希特勒以一个小时的长篇独白作为回答。“起初他显得非常害羞和胆怯”，布吕宁在回忆录中写道，“以至于我和特雷维拉努斯对他产生了同情感，我们想简短地插几句话以鼓励他说下去。一刻钟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做法大错特错了，他越说越来劲越说越响。”希特勒又回到了他在群众大会上的调门。据布吕宁说：“‘消灭’这个单词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起初对准SPD，然后对准反动派，最后对准死敌法国和作为布尔什维克庇护所的苏联。”希特勒宣称，当他进入政府之后，他将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合作，短时间里把敌人们打翻在地。布吕宁提出问题：他将怎么保证德国的偿付能力，光是国社党取得竞选胜利的消息已经引起了外国资金的大量外逃，他的问题引发了希特勒的滔滔不绝。“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墨索里尼。”布吕宁回忆说。虽然双方“友好地”告别，但是国家总理在谈话过后就明白了，暂时不能让国社党进入政府，将来他也绝不会考虑把它吸纳入右翼联盟。
“晚上，很晚了，领导和弗里克从布吕宁那里回来……”戈培尔记录，“那人站在我们对立面。感谢上帝……希特勒给布吕宁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非常高兴。”但实际上布吕宁在希特勒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刺痛。国家总理明确向他表明，他没有把希特勒当作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政治家，这无疑触痛了希特勒最敏感的地方，他的自卑情结。整整一年他避免与布吕宁再次见面，在此期间他的政党一直站在总统内阁的最尖锐的对立面。
这颗德国政坛的流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补偿了布吕宁的拒绝态度。竞选的轰动效应让希特勒一举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你们不知道，运动的状况，尤其希特勒本人，在一夜之间——大选的一夜之间——有了多大的变化。”鲁道夫·赫斯告诉他的父母，“我们忽然有了‘希望的能力’。以前远远避开希特勒的人，忽然‘非得’和他说话了。国内外的媒体涌上门来。”
大选几天之后，希特勒提出让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担任国社党对国外的首席新闻官一职。由于汉夫施丹格尔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他能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为运动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汉夫施丹格尔接受了，他开始着手与外国新闻界的代表人物取得联系。9月的下半月和10月的上半月，希特勒接受了一系列的采访，包括《每日邮报》《泰晤士报》和美国赫斯特报业集团的报纸所做的采访。他想要借机消除他的党派在竞选中获胜给从前的敌国造成的恐惧感。希特勒把自己表现成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乐于接受合理观点的政治家，他唯一的目标是通过和平的途径解除《凡尔赛和约》和杨格计划加诸德国身上的不可承受的重负。除了不可避免地修正政策之外，剩下唯一的出路是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它不可能符合西方诸国的利益。希特勒的观点完全符合罗瑟米尔爵士的论断，他的“运动”代表了“年轻的德国”，它只想和其他民族和平共处。年青一代对世界大战没有责任，因此他们有权利拒绝继续“纳贡”，国社党主席“非常朴素和诚挚”地说。《每日邮报》的记者罗瑟·雷诺兹（Rothay Reynolds）报道。他已经意识到，与很多人所想的不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并不在于他的口才和吸引听众的能力，而在于他的“说服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上当受骗了。在德国也不乏警告的声音。令很多人感到惊讶的是，1930年10月17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托马斯·曼在柏林贝多芬大厅做了慷慨激昂的《对理性的呼吁》的演讲，他从德国思想史和民族心态史角度对国家社会主义诞生的先决条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假如没有“时代转折的感受”为先导，希特勒运动作为一种“群体情感信念”绝无可能有如此大的规模，这是“新的人类灵魂状态”，它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自由、公正、教育、乐观、相信进步——格格不入，它背离了对理性的信仰，转而投向“无意识的、富有活力的、黑暗的创造性力量”，它厌恶一切智力活动。受到这个趋势的滋养，被“偏离传统的野蛮和原始群众民主制的市井粗鲁所组成的巨浪”裹挟着，国家社会主义具有 “怪诞的政治风格”，“救世军的态度，群体性的痉挛，戏台打铃声，哈利路亚，像苦行僧般重复着单调的口号，直到最后所有人都口吐白沫发癫”。托马斯·曼不仅做了切中要害的抨击性演讲，他还得出了政治上的结论。他认为，单单社会民主党已经有能力阻止国社党的崛起。因此他喊出，“今日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应该在社会民主党一方”。他的演讲不断被充满敌意的喊声打断，这个场面是阿尔诺德·布龙宁（Arnolt Bronnen）策划的，他原本是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朋友，后来转变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拥趸。“我们的人狠狠唾骂了托马斯·曼，他在《对理性的呼吁》的演讲中无耻地羞辱了我们。”戈培尔写道。
曼的呼吁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如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描写的，资产阶级对于国社党的态度具有如下特点：“他们嘲笑它的经济诉求，在最上层一万人的圈子里有教养地责骂街头的喧闹——但是，令人惊奇的，同时这群人也继续喃喃低语着国社党的用处和有朝一日的可利用性。”出身于柏林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对心理变化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回首1939年时他提到了“恶魔的魅力”，他们具有“让无力应对这种现象的对手们迷惑和眩晕的罕见能力”，让这些人“毫无抵抗力地沉迷于恶心的魔法和邪恶的迷醉中”。通过DDP、德国国家党和DVP戏剧性的选票流失反映出了自由主义中立派的腐化，这主要归结于资产阶级选民的极端化，出于对社会地位下降的担忧和反对无产阶级的渴望，现在他们成群结队地投奔社会民主党。反民主的右翼阵营的知识分子代言人——“保守革命”圈子里的作家们，比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阿图·莫勒·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埃德加·尤里乌斯·荣格（Edgar Julius Jung）或者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对共和国的根本性批判已经为“脱离共和国运动”做好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预备工作。
在自由派和左翼圈子里，像托马斯·曼这样的明眼人也并不多。即使像《柏林日报》主编提奥多尔·沃尔夫（Theodor Wolff）这样明智的观察家也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元首”的性质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1930年9月14日，还在首轮选举结果公布之前，他已在社论中提醒不必“高估游艺场党派”。当国社党有能力派出几个国会议员之后，他立即指出，他们是“没有能力的一伙人”。“也许今天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光辉的一天，但接着将是滑坡。暴民之王的王冠将会滑落，希特勒先生也将如落山的夕阳般过时。”《世界舞台》的主编卡尔·冯·奥西茨基错得更加彻底。大选前夕他以自己的论断劝慰读者：“别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吵吵闹闹，但是它没有未来。”“阿道夫·希特勒颇为奇特的拯救德意志民族的使命观”只是 “神秘主义”，虽然能“让人一时迷糊”，但是无法“让人满足”。当选举结果与奥西茨基的预测相悖时，奥西茨基提出解除布吕宁的职务，他指责布吕宁让“法西斯主义变强了”。“宁可要一个公开的右翼政府，也好过延长布吕宁的任期。这张尖鼻子的羊皮纸老脸，这位费卢修斯神父（Pater Filucius，译者著：德国画家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插图故事里的人物）必须和他的E. K. I玫瑰花环一起彻底消失。”奥西茨基同样也对希特勒表达出蔑视，他送给希特勒“半疯狂的流氓”“伤感的白痴”“来历不明的傻瓜”“大嘴巴”等等头衔。但是丑化国社党的“元首”的努力无法应对希特勒现象，完全敌不过他的信徒们把他抬高为民族拯救者的趋势。
左翼政治圈普遍认为，一旦希特勒政党进入政府，它很快会因为自身的无能而导致失败。剧作家恩斯特·托勒的看法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他由于参加慕尼黑苏维埃政权被判了5年徒刑。“帝国总理希特勒在柏林的大门前等待”，他在《世界舞台》1930年10月7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警告一个“危险的幻想”：人们认为可以让国社党执政，它很快就会“因为管理不善而垮台”。他们都错估了希特勒夺取政权和维护统治的决心。作为帝国总理他可以大笔一挥消灭一切民主的成果。“所有的共和国官员、法官和警察一夜之间将会失去公职，代之以法西斯政党信任的干部……数十万希特勒分子在等待着职位！”到时将会产生“针对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一些幸存下来的民主主义者”的赤裸裸的恐怖统治。一旦希特勒认为自己足够强大了，他也不会对工会手软。“现在真的就像人们常说的：我们到了危急关头。”托勒以少见的清醒头脑预言的事情，1933年之后都一一兑现了。
就在选举前的几天，希特勒得到一个在公开场合陈述他将怎样获取权力以及掌握政权后想做什么的机会。9月23日，莱比锡帝国法院开庭对乌尔姆卫戍部队三名年轻的国防军军官进行公开审理，他们由于和国社党有联系并且为其做宣传而违反了帝国国防部的法令。庭审的第三天，希特勒应国社党辩护律师汉斯·弗兰克的请求作为证人出庭。很多人涌到了法院大楼前，为了一睹这个忽然之间成为数百万人的希望之星的男人的真容，大批国际新闻媒体的代表也到场了。当希特勒走进法庭、帝国法院法官亚历山大·鲍姆加滕（Alexander Baumgarten）开始庭审时，汉夫施丹格尔注意到“现场由于极度紧张而变得炽热的气氛”。法官告诫希特勒不要做“几个小时的政治演说”——他的话是影射1924年春季的叛国罪庭审，这个慕尼黑人把法庭变成了宣传的舞台。但是，开始的平静过后，希特勒很快进入到极度亢奋的状态，这使他遭到了法官的斥责：“您不应该在这里做演讲。请您冷静下来，做客观的陈述。”
当被问及国社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时，希特勒给出明确的答案：对于国社党来说，国防军是重建德国和德意志民族最重要的工具。因此“所有破坏军队的企图”都是“发疯”。如果国社党掌握政权，它将把按照《凡尔赛和约》规定只能有100000人的军队重新建设成“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希特勒重复了他在竞选演说中一再强调的话：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使用合法的手段达到”他的目的。一旦党内的领导人违反他的命令——例如奥托·施特拉塞尔，他将“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再说国社党也“无须动用暴力”，因为它在下一次选举中将成为最强大的政党。“我们将通过符合宪法的途径在立法机构占据绝对的多数，以便有朝一日成功之后按照我们的理念塑造这个国家。”他还明确地表示，夺取权力后将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的运动在合法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将会建立一个帝国法院，1918年11月的罪行将要得到抵偿，到时将有人头落地。”
希特勒的表达再明确不过了，只有当他尚未掌握政权时，他才暂时放弃暴力。承认宪法只不过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为了保证国社党的政治空间，为了在宪法权利的保护之下进一步动摇他所憎恶的魏玛制度并且最后消灭它。戈培尔曾经以坦率的讽刺态度告诉莱比锡的被告军官理查德·舍林格尔（Richard Scheringer），他们对合法性声明抱有什么真实想法：他认为希特勒在莱比锡法庭的登场是“天才的一招棋”，因为“这帮哥们现在还能把我们怎么样？他们只能等待着，无法采取行动，这会儿我们完全是合法的，不管什么法。”
1930年夏天，受普鲁士内政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泽维林（Carl Severing）委托，柏林警察总部的政治部门制作了一份有关希特勒运动之特征的备忘录。他们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国社党是“颠覆国家的社团”，“它致力于破坏宪法确立的共和政体”。希特勒与此不同的声明只不过为了“避免当局的阻挠而暂时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在1930年12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所有的帝国部长一致同意，暂且不对国社党采取任何行动。布吕宁本人提出警告，“不要再使用战前对付社会民主党的错误方式”。普鲁士当局的备忘录消失于帝国总理府的文件柜里。
图22：在莱比锡帝国法院做完法庭陈述的希特勒，1930年9月25日（照片局部）
从秋季开始，国防军的领导层首先改变对国社党的态度，这些人在1930年政府向总统制的转变中起到决定性的促进作用，而且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具有关键地位。由于受到希特勒在莱比锡发表的合法性誓言的影响，帝国国防部部长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和他最亲密的政治顾问部长事务办公室主任库尔特·冯·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认为，现在可以不再把希特勒的政党看作一个反对国家的颠覆运动，而把它当作值得认真对待的政党，纳入政策考虑的范围内。他们的想法背后隐藏着一个愿望，利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对军事的兴趣”为国防部的计划服务，也就是说从国社党的人里招募编外军事人员。人们希望，通过这些人与国社党之间的关系，可以约束和驯化他们。另一方面希特勒没有忘记1923年11月9日的教训：只有获得国防军支持或者至少让其保持善意的中立，他们才有可能走向权力。他在莱比锡法院的出场是有意识地向本德勒街的国防军司令部示好。1931年1月中旬，他会见了陆军统帅部总长库尔特·冯·哈默斯坦将军（Kurt von Hammerstein）。戈培尔的一篇短日记透露了会面的目的：“我们必须把国防部拉拢到我们这一边。”
1930年10月13日，在国会开幕会议上，希特勒的合法性誓言就已经露出了破绽。虽然普鲁士颁布了制服禁令，但是107名国社党议员还是身穿褐色衬衫、打着卐字领带出现在全体会议大厅里。与此同时国社党还在柏林市中心进行了挑衅性的示威骚乱。哈利·凯斯勒伯爵惊骇地注意到：“整个下午和晚上，一大群纳粹分子，下午他们在莱比锡大街上游行，砸碎了沃特海姆、格林菲尔德等商店的橱窗玻璃。晚上聚集在波茨坦广场，他们不断发出‘德国觉醒’‘犹大去死’的叫喊声，后来被乘卡车或者骑马巡逻的警察驱散了。”“橱窗风暴”几乎只针对犹太人的商店，这一事实让人们得出结论，他们的行动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策划的。希特勒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赞同骚乱行为。“他们是暴徒、扒手、抢劫者和共产主义煽动者的杰作”，与他的运动毫无关系。但是人们的亲眼所见驳斥了国社党辟谣的谎言。巴伐利亚议员威廉·霍格纳（Wilhelm Hoegner）对国社党国会党团副主席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演讲做出反应，他把10月13日的事件当作是揭露国社党的合法性宣言是骗人把戏的契机：“我们不相信，昨天贪婪的狼一夜之间变成了和平牧人牧养的虔诚羔羊。”
虽然国社党是国会主席团以及其他议会委员会中最强的党派，但是它从拥有议席那天开始就采取阻碍方针。他们试图通过干扰会议和提出不被认真看待的提案与质疑来妨碍国会的工作。除此之外戈培尔还大力推行议会外的行动。1930年12月初，他指使手下人在诺伦多尔夫广场莫扎特大厅电影院的《西线无战事》［一部根据作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于1929年出版的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改编的电影］首映式上搞暴力打砸活动。“10分钟后电影院像个疯人院。”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警察束手无策。愤怒的人群开始采取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动。‘犹太人滚出去！’‘希特勒就要来了！’警察们同情我们。这个电影放映场次被取消了，然后是下一次。我们取得了胜利。”由于还发生了其他针对《西线无战事》的示威活动，电影审查委员会只能在12月12日禁止放映这部电影——它是对纳粹恐怖的首次投降。“大街上的国社党让政府听命于自己。”戈培尔得意扬扬地写道。
当国会为了挫败国社党的阻碍政策而修改了议事规则之后，1931年2月10日国社党党团退出了国会， 41个DNVP的议员和4个邦人民党的议员也随之退出国会。国社党议团的常务理事和国会副议长弗兰茨·斯托尔（Franz Stöhr）宣布，“只要他们有机会挫败国会里与人民为敌的多数人制定的极端阴险的政策” ，国会才会恢复成“杨格计划——议会”。3月26日国会决定将会议延期，到10月才再次召开会议。
从1931年初开始，极端主义成分不断增加的政治争端变成了类似内战的斗争。在多数情况下，暴力行为是由冲锋队发起的。通过在无产阶级聚居的街区搞群众游行或者在“红色的”小城市搞袭击式的活动，冲锋队散布威吓的气氛，让政治对手看到他们无所不在。他们的挑衅活动经常伴随着斗殴，它被视为类似于征服敌人疆土的行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组织活动时不得不采取自卫措施，以应对冲锋队对工人活动越来越猖狂的破坏，警察经常袖手旁观以表示他们暗中的支持。希特勒一再重复的观点——攻击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共产党和支持共和国的组织发起的”，“冲锋队的人数占劣势，始终只是在自卫”——是在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
对于国社党的领导人来说，冲锋队的暴力活动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可能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让希特勒的合法性誓言显得荒谬。早在1930年夏天，还在竞选时期，这个潜在的矛盾已经爆发出来。说到底，它背后隐藏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贯穿了整部冲锋队历史的组织结构上的基本问题：冲锋队仅仅是国社党夺权过程中的附属党军，还是一个与国社党平起平坐独立存在的 “军事组织”，并且“夺权”之后理应在“第三帝国”成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由于不满于长期的财政困难和有时被冷落——比如在确定国会竞选者名单时遭到忽视，柏林冲锋队在冲锋队东区队长瓦尔特·施滕纳斯（Walter Stennes）的领导下拒绝再为国社党维持会场秩序。1930年8月底，当戈培尔在布雷斯劳进行竞选活动时，冲锋队冲进了党部办事处并制造了很大的混乱，危机由此进一步升级。为了及时扑灭叛乱，希特勒火速赶到柏林。在超泽街的勇士会所，他极力争取在场的2000多名冲锋队队员的信任，根据柏林警察局局长的记录报告，他“扯直了嗓子喊，几乎是在歇斯底里地嘶吼”。和解场面的高潮是订立了一个新的效忠誓约：“我们在此发誓，世上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分开，让上帝帮助我们消灭一切妖魔鬼怪！万能的主保佑我们的运动！”
叛乱暂时结束了。“看来施滕纳斯想安静下来了。”戈培尔在9月3日记录。但是矛盾仍然在内部郁积着。希特勒宣布，冲锋队最高领导人普费弗·冯·所罗门被撤职，他本人接管冲锋队。他把冲锋队的日常管理事务交给了普费弗的参谋长奥托·瓦格纳。奥托·瓦格纳从前是一个小型工业公司的经理，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之后他加入了国社党。1930年11月底，国社党主席在慕尼黑冲锋队领导人会议上出人意料地宣布，他任命刚从玻利维亚回国的前同事恩斯特·罗姆为冲锋队的领导人——偏偏是罗姆，1925年因为对冲锋队的任务有不同的看法而被希特勒轻蔑排斥的人。很明显这是对始终还在不满的冲锋队领导人的妥协，他们以前都是正规军的军官或者自由团战士，罗姆——这个久经考验的老兵始终被他们看作自己人中的一分子。1931年1月初，罗姆就任冲锋队的参谋长。
在国社党取得政治成功的同时，冲锋队也发展成了一个群众组织：1931年1月初，冲锋队仅有77 000名队员，1932年1月已经达到了290 000名，1932年8月达到445 000名。报名参加冲锋队的人来自于各个社会阶层，其中工人所占的比例比党员中的工人比例高。对于害怕沦为无产者的年轻的中产阶级失业者来说，冲锋队特别具有吸引力。它不仅为那些从自身的人生视角来看没有安全感的年轻人提供了社会保障网——从冲锋队厨房的大锅炖菜到冲锋队营地的床位，还为他们提供了发泄侵略性的活动空间。特殊的冲锋队亚文化以及作为内战前哨的冲锋队“暴风酒吧”里诞生了高度的暴力意向，形成褐色军队留给公众的印象。
也正是这种行动力对国社党领导层的合法“路线”造成了潜在的威胁。1931年2月18日，希特勒在《民族观察家报》上澄清国社党计划搞“暴力颠覆”的谣言。同时他呼吁冲锋队队员提防“唆使他们搞非法活动”的所谓“间谍和捣乱分子”，“由于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合法路线，政府如今无计可施，所有的措施都对我们无效。”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听从希特勒的呼吁。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冲锋队对慕尼黑有强烈的不满情绪。”1931年3月初，在慕尼黑冲锋队旅队大会上，希特勒驳斥了对他“过于懦弱，不敢进行非法的斗争”的指责。他只是不想让冲锋队奔走于“枪林弹雨”中，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也就是建设第三帝国”。3月28日，兴登堡通过紧急状态法赋予布吕宁政府对付右翼极端势力的更多权力，这让希特勒对冲锋队甚至整个政党被禁止的担忧有了新的理由。国社党主席认识到，现在他必须彻底解决他与冲锋队之间郁积已久的争端。3月30日他颁布了一条命令，要求党员们必须严格遵守紧急状态法的规定——违反者一律立刻开除党籍。在4月1日的魏玛国社党领导人会议上，他宣布解除施滕纳斯的职务。“这是党内最大的、也许是最后的危机。必须努力克服它。”戈培尔说，他和希特勒一起乘火车回慕尼黑，看到领导“郁郁寡欢”的样子。“悲伤的旅途。我为希特勒感到难过。他看上去苍白消瘦。”
施滕纳斯和他的拥护者没有善罢甘休。4月1日，他们已经占领了柏林党部和《进攻报》编辑部，一天之后他们公然声称反对希特勒“非德意志的、无限制的党内专制和不负责任的煽动宣传”。他们还想把叛乱从柏林扩大到德国西北部，但是失败了，因为慕尼黑的希特勒和戈培尔采取了应对的措施。希特勒授予柏林党部“坚决地开展并完成一次新的清党工作”的权力。4月4日，希特勒在《民族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在文中说明了他为什么解除施滕纳斯的职务并声明现在把他开除出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内心从未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退役警官” 试图 “往老实规矩的冲锋队员的脑子和心里滴入不忠的毒液”，把“运动描述成市侩的、胆怯的、布尔乔亚式的”。 现在他打算彻底粉碎 “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阴谋”。“我明白，如果我们能够阻止这些正在破坏德国最后希望的家伙们的肮脏行径，八百万人就能松口气了。”面对要么追随运动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希特勒，要么追随“叛乱集团”的选择，全国各地的冲锋队组织赶紧向党部表忠心。叛乱很快平息了，只有几百人跟着施滕纳斯走。4月16日，他的继任者已经能在体育馆展示经过整顿的、重又完全效忠于希特勒的柏林冲锋队。“很多人哭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施滕纳斯已经出局了…… 柏林冲锋队挺住了。”戈培尔写道。1931年春季的这次事变还产生了政治上的深远影响。党卫军开始崛起，但在名义上还属于冲锋队管辖。党卫军对党部表现得绝对忠诚，它利用获得的资本成为一支可与冲锋队抗衡的力量。
9月大选之后，慕尼黑党部必须加班加点才能及时处理新递交的入党申请书。1930年底公布的党员人数为389 000人，1931年底上升到806 294人。舍林大街50号的办事处对于党的日常工作来说已经太小了，而且它也无法满足正在准备夺权的国社党对外展示形象的需要。因此希特勒决定购买高雅街区布来涅大街上建造于1828年的巴洛宫，一幢从1928年起待售的房子。1930年5月底签订了购房合同，这幢黄金地段的房子要价超过800 000马克。党主席号召党员们一次性分摊这笔费用。房子需要做大量的改建。希特勒聘请慕尼黑建筑家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完成改建装修工作，1930年9月底他在布鲁克曼的家里认识了特鲁斯特。特鲁斯特主要由于为远洋班轮例如“欧罗巴号”进行内部设计而闻名。希特勒在20年代末已注意到他，并通过“艺术和工艺联合作坊”聘请特鲁斯特为他设计了摄政王街宅邸的家具。这位建筑家感动于业已成为慕尼黑政治名人的希特勒对自己的敬重。希特勒是个“人品极佳的、有知识的、谦逊的人。待人简直太好了。”1930年11月他的妻子格尔蒂·特鲁斯特（Gerdy Troost）在写给熟人的信中说。“他对建筑有感受力又有动手能力——保罗告诉我，他一生中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人。”特鲁斯特很快成为希特勒最推崇的建筑家。除了巴洛宫的改建之外，他还承担了阿尔西斯街新党部建筑和1937年完工的“艺术宫”的设计规划。
党主席积极参与到改建工程中，从1930年秋季开始他定期与特鲁斯特碰头，每次戈培尔在慕尼黑逗留时，希特勒总把他拉到工地上去。“参观新的党部。富丽堂皇，规模宏大。希特勒如鱼得水。”帝国宣传部部长1930年7月已经记录下这样的文字，4个月之后他又写道：“领导人在建筑工地。他指给我看新的进度。我的房间美轮美奂。整幢房子就像个大首饰盒。”但是兴奋之情中很快又糅杂了忧虑，希特勒可能因为过于关注美丽的建筑而忽略了眼下紧迫的政治任务。1931年2月26日，他们与柏林冲锋队的矛盾加剧，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领导人的全部心思都在党部建筑上，偏偏在这个时候。我不赞成。”
1931年3月初，新的党总部大楼完工了。希特勒在《民族观察家报》上回顾了国社党简朴的开端，同时赞美了“兼有实用和美观”的新总部大楼。从前底楼的前厅被改建成“旗帜大厅”，楼上的前厅被改建成“队旗大厅”，与之相连的是装饰一新的会议室“议员大厅”。底楼还造了一个带厨房的大食堂，大楼北面扩建的房间是储存中央档案的地方。办公室位于楼上一层和二层以及一直没有使用的顶层。鲁道夫·赫斯骄傲地告诉他的父母：“接待大厅包括元首的房间都非常美丽，随时可以接待外国的来宾…… 我的房间紧挨着元首的房间，隔壁房间是我手下的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一个办公室主任和两个女打字员）。”
图23：慕尼黑褐色大厦里的希特勒办公室，屋里有墨索里尼的半身像，腓特烈大帝的画像
一楼拐角的大房间是专门为希特勒保留的。房间内部装饰着一座墨索里尼的半身像、一幅腓特烈大帝的画像和一幅油画（李斯特团在法兰德斯的进攻战）。如果有谁希望迷人的房间能够培养出希特勒自律的工作态度，那么他肯定要失望了。希特勒很快又恢复了没有规律的作息习惯，让他的同事们饱受精神折磨。他厌恶官僚机构的日常工作，很少遵守固定的日程表。希特勒很少待在“褐色大厦”里，据汉斯·弗兰克回忆，有时当人们拿着公文来找他时，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希特勒冲到电话机边接一个电话，然后乘车离去，等候的人被他撇在原地，无法确定该走还是该留。或者，某一回他的确遵守了时间约定，但却只想尽快地结束令人扫兴的公务活动，最后他对在场的人发表了一个小时有关他正好感兴趣的某个话题的长篇独白。希特勒更喜欢和他的老朋友们坐在他最喜欢的宫廷花园黑克咖啡馆里消磨时间。当戈培尔在此地遇到他们时，他对希特勒身边的 “一帮市侩”感到震惊。“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人怎么能容忍和他们待在一起哪怕5分钟？”他不断问自己，早在20年代中期他就相信他应该让“领导人”免受这帮人的腐化影响：“他应该脱离慕尼黑的环境。”戈培尔完全没有认识到，慕尼黑这个亲密的团伙对于希特勒有精神减压作用。自从希特勒成为一个被很多人崇拜又被很多人憎恶的政治明星之后，他必须适应种种要求，他在此地可以免受那些要求的束缚，轻松自如地与手下人相处。
图24：希特勒（带着马鞭）在副官尤里乌斯·绍布的陪同下离开褐色大厦
巴洛宫能够为扩充后的党组织机构提供足够大的空间。除了现已存在的组织部和宣传部之外，国社党还新添了奥托·瓦格纳领导下的经济政策部，理查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er Darré）领导下的农业政策部，汉斯·弗兰克领导下的法律部，1931年8月还成立了经济新闻记者奥托·迪特里希——他是出版家特奥多尔·赖斯曼-格罗内（Theodor Reismann-Grone）的女婿领导下的帝国新闻办公室。但褐色大楼不仅仅是一幢办公楼，对于广大的党员信众来说它是“膜拜元首的圣殿”，“近乎神圣的地方”。对于失望的冲锋队员来说则是慕尼黑“脱离群众的统治者”的豪宅，对国社党的敌人来说它是讽刺的对象。它气派非凡的格调与国社党口头宣称的社会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1931年6月，慕尼黑的无政府主义者埃里希·米萨姆以摄政王街的希特勒宅邸和布来涅大街的党总部为题写了一首诗：“纳粹在慕尼黑有两幢华美的宫殿/一幢是希特勒的家/另一幢是他培养政治势力的地方/第三帝国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青铜的卐字标记/花岗岩、长方体和褐衫/看上去如同堡垒的宫殿建筑骄傲耸立/纳粹荣誉闪闪放光华/只是他们的钱来自何方/我们搞不清。”
我们知道巴洛宫的资金来源，大工业家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为国社党弄到300 000马克的贷款，并且以个人身份为这笔贷款的还款作保。蒂森，传奇的钢铁巨头奥古斯特·蒂森的第三个儿子，从1926年起成为欧洲最大的钢铁企业联合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和最大的股东。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政变前夕，他听过希特勒的演讲，后来在朔伊布纳-里希特的家里与希特勒结识。那个宣传家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1948年蒂森在去纳粹化法庭审讯中供认。原先弗里茨·蒂森属于德国民族主义党的阵营，他支持该党新主席胡根堡从1928年10月起执行的“根本反对”路线。1929年7月，他在反对杨格计划的全民公决中站到了胡根堡和希特勒的一边。1930年9月的滑坡选举之后，他公然宣传人们应该建立一个包括国社党在内的右翼政府，现在他又从经济上资助国社党。他慷慨解囊的对象主要是赫尔曼·戈林，某种程度上说戈林是希特勒在柏林的代理人，他的任务是与经济界和社交界有影响力的人建立联系并且让国家社会主义打入柏林的沙龙。戈林主要将捐款——至少有两次共50 000马克——用在自己身上，把他在柏林的大宅邸修缮得富丽堂皇，过着奢侈的生活。但蒂森还是认为钱用的是地方，因为他把戈林看作“国社党温和派的代表人物，此人能起到与反资本主义力量相抗衡的作用”。
蒂森不是唯一一个支持国社党参政的工商业知名人物。与他类似的人还有亚尔马·沙赫特，1930年3月，由于他参与签订的杨格计划造成所谓的情况恶化，他遭到国内的反对，被迫从中央银行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原本是左翼自由派政党DDP的创建人之一，如今他对哪个政党产生了好感，从1930年2月间银行家家中举办的某次社交晚宴上已经能看出端倪：他的夫人招摇地戴着纳粹卐字纹饰项链，面对《福斯日报》女记者恼火的诘问，沙赫特解释说：“为什么不给国社党人一个机会呢？我觉得他们干劲十足。”9月14日之后，他又公开表达了对国社党干劲的钦佩：人们不可能“违逆20%选民的意志而长期执政”。中央银行总经理埃米尔·格奥尔格·冯·施陶斯（Emil Georg von Stauß）邀请沙赫特和戈林来他的万湖别墅赴晚宴。施陶斯属于当时选票大幅度缩水的DVP国会党团成员，他现在也把触角伸向了国社党，试探未来合作的可能性。三个人的晚宴进行得显然令人满意。戈林在沙赫特的记忆里是个“彬彬有礼的令人愉快的伙伴”，因此他们约定1931年1月5日晚上沙赫特到戈林的家里做客，双方再次碰头，这次纳粹党的新金主蒂森也来了。
在场的戈林对他们二人进行了比较：“沙赫特给人一种野心家的印象，蒂森相反却是个老派人，这人好极了，虽然是个资本家，但却是一位让人喜欢的商业领袖。”晚饭后希特勒才到场。“他出现时毫无自命不凡、矫揉造作之态。”沙赫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丝毫不会让人觉察到，他已经是国会第二大党派的领导人。我们听说过关于他的诸多谣言、读过公众对他的种种批评，他本人却让我们有如沐春风之感。”希特勒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长篇大论的独白，让其他人几乎没有插嘴的余地。但沙赫特却非常高兴。第一次会面时他就意识到了，“如果无法解决经济危机、无法让人民消除极端主义”，他认为“希特勒的宣传能力将使他在德国人民面前有巨大的机会”。不久之后他敦促布吕宁让国社党进入到政府机构，因为如此方能把“运动引入有秩序的正轨”。
对于希特勒来说，他与沙赫特之间建立的关系也非常重要，不仅因为此人在工业家和银行家中拥有崇高的声望，也因为他把沙赫特视为金融问题的专家，而他本人在这方面一窍不通。这位前中央银行行长是“我们德国在货币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智囊”。他对奥托·瓦格纳表示。国社党掌权之后，沙赫特还会显示出他的作用。
“经济界：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戈培尔高兴地说，鲁道夫·赫斯也注意到“忽然之间著名的经济界领袖都暗中悄悄地想和我们会晤”。但是蒂森、沙赫特或施陶斯的逢迎态度并不能代表经济精英的普遍想法。左翼报纸惯常指责国社党的竞选成功得益于大工业家的经济资助，希特勒似乎是资本家的走狗，其实他们说的并不符合实际。国社党的竞选资金大部分来自于自己的经费——党员缴纳的党费、群众大会的门票收入和小额的私人捐助。它在群众运动中的成功并非源于大工业家的支持。但是企业家们经常肆无忌惮地批判“魏玛共和国、工会和福利国家”，间接帮助了极右组织的成功。剥夺议会权力的举措和布吕宁总统制内阁的建立在大工业家的圈子里赢得了掌声和支持，并非是偶然的。
9月14日之后，经济界的领袖们无法再无视国社党的存在了。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采取了观望和有保留的态度，这种保留的态度主要由于他们对国社党未来的经济政策心里没底。他们担心国社党宣传中的反资本主义成分并非说说而已，1930年10月国社党国会党团提出一系列提案，其中包括大银行收归国有、禁止证券交易和要求把利率限制在5%，他们觉得自己的担忧更有了理由。最让他们恼火的是国社党偏偏让高特弗里德·费德尔担当1931年预算辩论中国社党的发言人，此人因为要求“粉碎利息奴役制度”得到“敌视企业家的小丑”之名。1930年至1931年的岁末年初，《德国汇报》的社论表达了大工业家对于国社党不明朗态度的担忧之情：该党反资本主义因素和温和派之间的矛盾未来将会加剧，而“斗争的结局”完全无法确定。
希特勒努力地消除这种忧虑。他明白，如果有威望的经济界领袖人物坚决阻挠，他很难达到自己的目的。“你们低估了这些人……和经济界的政治实力。”他警告经济政策部的领导人奥托·瓦格纳。“我有感觉，如果我们想占领威廉大街（译者注：柏林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帝国总理府和德国外交部所在地，‘威廉大街’在德国常用来代表德国政府），开头就不能得罪他们。”1930年9月，他会见了汉堡——美洲航运公司（Hapag）的董事长和前总理威廉·库诺，希特勒向库诺保证，他的政党支持企业行为和私人资本，只反对用欺诈手段获得的财富。10月份他在慕尼黑对出版人提奥多尔·赖斯曼·格罗纳（Theodor Reismann-Grone）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格罗纳在日记中写道：“典型的奥地利军官。一个迪纳里克人（译者著：中欧人种，广义阿尔卑斯人的分支）。我先开口，很快他抢过了话头，兀自说下去。他的话过人之处不在于其中的智慧，而在于蕴含的情感。他在唤醒别人。德国需要这个。我们必须比敌人的行动速度更快才能战胜他们。他说他的人生目标是：消灭马克思主义。”12月初，希特勒在大西洋宾馆的宴会厅再次对1919年汉堡国家俱乐部发表演说，他避免对紧迫的现实问题发表看法，只许给听众们一个含糊的承诺，当“贡金”被取消、德国重新崛起为政治强国时，经济就能繁荣起来。“我只尊崇一个信条”，他在演讲结束时喊道，“只要对我的民族最有益的，无不是好的、正确的。”高雅的汉堡上流人士又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但是他们听过演讲后依旧搞不清国社党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以及它在掌权后会出台什么措施。
希特勒不想给出一个明确的未来经济纲领，一方面由于他想在经济方面保留灵活的选择余地，另一方面他不想激怒党内“社会主义”的派别。1931年春季，汉斯·罗伊普克（Hans Reupke）——德国工业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5月秘密加入国社党——出版了一本名为《国家社会主义与经济》的小册子，他在书中保证国社党已经把原本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改良为反对唯物主义”，戈培尔对此十分愤怒：“这是对社会主义的公然背叛。”他在希特勒面前提出抗议，后来他满意地写道：“领导人赶走了罗伊普克。”但事实上与其说希特勒反对小册子里的内容，不如说他不愿意引起一场公开的争论。奥托·瓦格纳也觉察到了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的回避态度。1932年，这位经济部主任想发表他的论文集《国社党的经济纲领》，这本小册子已经在埃尔出版社印刷好了，希特勒却不准它出版发行。它被打上了“仅供内部使用”的印章，只能在国社党内部传阅。
9月18日后，工业家们的捐款源源不断流向国社党——作为“双重保险”，以防国社党继续保持成功的势头并参加政府组阁。但是这些捐赠通常不会直接进入党的金库，而是送到他们认为能够起到“缓冲”作用的个别党员的手里，除了戈林之外，主要是指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他被视为希特勒手下最有权势的人。时任柏林《证券交易所报》主编的瓦尔特·芬克（Walther Funk）也同样能收到捐款，1930年底他辞去了这一职务，继续以商业通讯主编的身份致力于改善国社党与经济界之间的关系。1931年6月他公开加入国社党之后，很快晋升为希特勒在经济问题上最重要的顾问，从而成为奥托·瓦格纳直接的竞争者。
希特勒显然既没有从工业家们手中得到过钱，也从没去要过钱。他不需要那些钱，因为从1930年9月之后他从《我的奋斗》版税中获得的收入骤然增加，看来他只缴纳了很少一部分税。希特勒喜欢在大会上吹嘘他从不拿党的薪水，可是他不提自己多次登台演说，每场演说都有报酬，再加上在《民族观察家报》和《观察家画报》上发表文章得到的稿费，加起来算是一笔不菲的外快了。此外他还接受外国报纸记者的采访，采访费昂贵，他为赫斯特报业写的文章也要价很高。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私人秘书、司机和保镖——的开支也由国社党承担。因此希特勒有足够的钱维持他在摄政王街的大宅子和上萨尔茨贝格的度假别墅，满足他对昂贵的奔驰车的爱好。从1931年2月起，他还在帝国总理府的对面、莫伦街豪华的皇宫旅馆租了一个套间，以便每次在柏林逗留时在那里小住。
国社党得到的最有力的支持并非来自于工业界，而是由于布吕宁政府的政策。无视失业者逐月增加的事实，国家总理依旧坚持实行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他以大规模的失业和贫困为代价，试图换取他眼中最重要的目标：完全取消德国的战争赔款。“不想克服经济萧条，而是从政治上利用它：这是1931年春季以来布吕宁政策的主要动机。”再次出现外汇外流之后，布吕宁政府处于破产的边缘。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提出让德国延期一年偿还所有债务的建议。布吕宁对胡佛的举措表示欢迎，将其视为彻底解决战争赔款问题的一个中间步骤。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法国也同意了德国延期赔款。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对金融市场起到预期的安抚作用。7月13日，债务延期生效一周之后，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达姆施塔特和国家银行（简称达纳特银行Danatbank）倒闭。银行和储蓄银行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风潮，政府被迫连续两天关闭所有银行柜台。“德国的不祥之日”， 特亚·施特恩海姆写道：“达纳特银行的倒闭。政府下令，星期二和星期三所有银行关门，证券交易所一直关门。到处一片恐慌。”
1931年春季和夏季经济危机的恶化正合国社党的心意。5月17日奥尔登堡邦议会选举，国社党的得票率达到了37.2%，首次在邦议会中成为最大的议会党团。在汉堡市议会的选举中，他们得到了26.2%的选票，上升为SPD之后的第二大政党。在11月15日黑森邦议会选举中，他们的得票数迅速升到37.1%，成为远远领先于其他党派的第一大政党。虽然不断取得新的成功，但是国社党并没有进一步接近执政的目标。戈培尔在1月份已经表达了他的忧虑，“这一切用的时间太长了，本党的发展势头可能将逐渐变慢。”奥尔登堡选举胜利之后他写道：“希特勒始终是力量和乐观主义的源泉。为了让我们的事业走向胜利，我们必须做一个乐观主义者。”
1931年7月，希特勒再次寻求与胡根堡以及钢盔团全国主席弗兰茨·泽尔特（Franz Seldte）的合作。在一份共同署名的致布吕宁的电报中，他们以“全体民族反对党”的名义强调“德国不能再继续承担强加在它身上的不公正的负担”，它不应承认德国对法国的新义务的约束力。此外希特勒还决定支持钢盔团提议的全国公投，以便推翻在普鲁士执政的联合政府，代之以一个“与1930年9月14日大选体现出的民意相符”的政府。1931年8月9日全民公投的前夜，国社党主席发出号召，他宣称：“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一日不除，则德国无法实现复兴。今日社会民主党统治德国的据点是普鲁士。”然而全民公投失败了：只有37.1%的选民支持提前解散普鲁士邦议会——对于戈培尔来说，国社党被钢盔团拖入了一场“惨败”，他请求希特勒：“别和那帮资产阶级混在一起！我们应该既专横又冷酷。国家社会主义者，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1931年9月12日犹太新年的晚上，柏林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向人们展示出他们如何理解“冷酷”的行为：大约500名冲锋队员喊着“德国觉醒—犹太去死”的口号在选帝侯大街滋事，辱骂行人，野蛮殴打被他们认作犹太人的一些人。在骚乱过程中，新上任的柏林冲锋队队长沃尔夫-海因里希·格拉夫·赫尔道夫（Wolf-Heinrich Graf Helldorf）和他的副官卡尔·恩斯特（Karl Ernst）乘着欧宝敞篷车在选帝侯大街来来去去，现场指挥发布命令。德国犹太公民总协会说它是一次“大屠杀般的暴乱”，国社党的“进军”是“可耻的暴行”和“文化耻辱”。在随后的审判中，33名被捕的肇事者被判处1年或9个月的徒刑，赫尔道夫和恩斯特要坐6个月班房并被处以100马克的罚款。但在1932年2月上诉庭审时，法庭却宣布取消了对冲锋队领导人破坏地方安定罪名的指控，其他大部分肇事者的刑罚也被大大减轻了。“可以肯定”，《柏林日报》断言，“这次对近来最严重的恐怖主义事件的审判让犯罪分子们逍遥法外，尤其那些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犯罪分子。”事实再次证明，司法机关对法西斯行为装聋作哑。于是冲锋队备受鼓舞地继续实施他们的斗争策略，也就是说，占领公共场所并向每个人昭示他们掌控了公共场所。
虽然希特勒9月15日警告被召集到慕尼黑的冲锋队分队长们，“要分外小心”“不要被人诱骗而失去谨慎”。国社党员必须“坚持合法的道路，这是目前唯一一条安全的道路”。但同时他也让他们明白，他完全理解选帝侯大街发生的事件。现在大城市的冲锋队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能够满足人民的革命情绪的行动”。发生类似事件之后，国社党党部必须与参与行动的冲锋队领导人撇清干系。“但他们毫不怀疑，党没有忘记他们的功劳，在适当的时候还会把他们派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希特勒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守法承诺不过是纯粹的战术策略，“在适当的时候”，也就是说夺权之后，他将彻底改变法治国家。
虽然希特勒的守法誓言明显的模棱两可，但是国防军领导层和中央政府在1931年秋季还是进一步努力让国社党进入到政府职能部门。多方人士试图改变布吕宁的主意，赫斯在9月9日写道，至少让希特勒参与到政府中。希特勒提出的条件是宣布新的大选，它将为“运动带来一次新的巨大成功”。让国社党参加政府组阁的想法来自于德国总统本人，他认为把“民族主义分子云集”的布吕宁政府交给希特勒是个理想的办法。9月20日，国防部部长事务办公室主任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告知布吕宁的秘书埃尔温·普朗克（Erwin Planck），兴登堡想要“最终改组内阁，以便于实现与右翼党派的合作”。10月3日，施莱谢尔与希特勒会面，从当年春季开始施莱谢尔一直通过罗姆与国社党保持着联系。国社党主席宣称他愿意加入布吕宁政府，但是要在重新举行大选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能在中央政府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我们可以先放弃普鲁士……”戈培尔记录这次会面时写道。“我们可以通过国家专员战胜普鲁士的马克思主义”。几日后施莱谢尔再次与希特勒会面，他的谈话对象给施莱谢尔留下了正面的印象。“一个有着出色口才的有趣的人。他的计划脱离实际，人们必须要拽着他的衣角把他拽回到现实的土地上。”作为一个从政的将军，施莱谢尔认为，他有能力对希特勒的政治野心施加影响并且“驯服”他，这个错误的想法引起了严重的后果，施莱谢尔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0月10日上午，布吕宁和国社党主席会面，后者“这次明显自信心大增。希特勒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参加政府组阁的想法，但是他拒绝公开表示他赞成任期到1932年为止的兴登堡再次参加大选。“我们的谈话非常之友好。”布吕宁在回忆录中写道。应国家总理的请求，当年晚上兴登堡召见了希特勒和戈林，会面时间约为两个小时。帝国总统原本对年轻的国社党员们呼喊着“德国觉醒！”口号欢迎希特勒来到东普鲁士一事颇感不满，但是在见面时，希特勒让自己进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二等兵的角色，对前陆军元帅摆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从而缓解了谈话的气氛。但是兴登堡对国社党领导人明确表示，任何试图绕开他得到政权的努力都会遭到他最坚决的阻挠。会谈没有得到任何成果。希特勒“说话很和气”，但他充其量只能当个邮政部部长——“他可以舔舔印有我的头像的邮票背面……”据说兴登堡曾经表示过。但实际上国社党主席给他留下的印象绝没有那么糟糕。“我很喜欢希特勒。”他对一位老熟人卡尔·冯·艾内姆（Karl von Einem）说过。10月14日，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虽然“民族反对党”错过了第一次机会，但是他们还会有第二次机会，“只要他们不再次拒绝，那么一切都没问题”。希特勒也很满意，“结果是：我们有希望了。老人家和我们见过面了。领导人说他很可敬。”戈培尔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