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已经不是无名之辈了，这为我们新的开端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离开兰茨贝格监狱之后，希特勒对汉夫施丹格尔表示，他还向他的妻子保证：“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下一回我不会再失手了！”希特勒在坐牢期间已经下定决心重组国社党。由于远离民族主义阵营的党派之争，他的个人光环没有受到影响。因此他估计，在重建政党时，他极有可能把业已分裂的运动的大部分参与者聚拢在自己的身后。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是把国社党变成一个无条件执行他的领袖意志的工具，其中也包括让党的领导机构永远留在他的个人势力的中心慕尼黑。现在希特勒赋予运动的诞生地以神圣的意义，“罗马——麦加——莫斯科！三个地方，每一个都代表一种世界观。我们将永远留在这座城市里，它见证了我们的运动的第一次流血牺牲。它将成为我们的运动的莫斯科！”他解释说，他们永远不能放弃慕尼黑，“最神圣的地方是人们承受过最多痛苦的地方”。
现在的大环境与1923年之前国社党上升期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变。继危机四伏的战后动荡年代和通货膨胀的1923年之后，1924年至1928年是魏玛共和国相对稳定的时期。货币稳定之后，德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复苏。1927年工业生产第一次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员工的实际工资也显著增长，1923年至1924年冬季高达20%的失业率显示出下降的趋势。最糟糕的日子似乎已经过去了，谨慎的乐观主义在民众中蔓延开来。
外交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通过采纳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按照德国经济的实际生产能力调整赔款数额，德国得到了一年之内从鲁尔地区完全撤军的承诺。1924年到1928年，虽然内阁频繁更迭，但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始终稳坐外交部部长的宝座，在他的领导下，德国继续坚定地贯彻与西欧列强——尤其是法国——取得谅解的外交路线。德国在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中承认了《凡尔赛和约》中确定的西部边界线，并且确认莱茵地区的非军事化。反过来法国和比利时放弃对法定边界做出重大改变。和约生效的同时，德国加入国联，1926年9月正式完成了加入国联的手续。德国从此重返国际社会。
当我们谈到“金色的20年代”时，不仅指经济的复苏和外交的成功，它首先指的是异常丰富多彩的以创意和实验精神著称的 “魏玛文化”。继充满狂热的激情和促进社会变革的乌托邦精神的“表现主义”之后，1923年至1924年开始了“新客观主义”时期，绘画、文学、建筑出现了冷静的、面向社会现实的理智倾向。它显著表现在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先建立在魏玛、后来搬到德绍的包豪斯建筑学校——它是一个实验场，不仅设计新的功能建筑，也设计相同风格的家具和日用品。借助新媒体——唱片、广播、有声电影——的推广，现代大众文化形成了，文化产品不再只是供特权阶层欣赏。运动——足球、田径、拳击比赛、六日拉力赛和赛车——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一个德国人的历史》中提到了令他和许多在魏玛共和国中期成长起来的同代人沉迷的“体育热潮”。
柏林以其众多的娱乐场所、电影院和舞厅成为“喧嚣的20年代”的中心，美国的舶来品希米舞和查尔斯顿舞大受欢迎。女性时尚变得更加实用和随意，“波波头”成为女性解放的象征。两性交往中的性观念更加自由。这一切意味着与政治激进主义潮流背道而驰的多姿多彩的经验、想法和娱乐——只要脆弱的经济稳定性没有因新一轮的危机而动摇，它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这些迹象不利于希特勒的计划。“今天缺少催生盲动主义的绝望政策的通货膨胀温床。希特勒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他必须随之调整自己的政策。”《巴伐利亚公报》断言。但是正如1925年4月后成为希特勒秘书的鲁道夫·赫斯所言，“民众领袖”在重新组建国社党的一段日子里“精神愉快”“一如既往的精力旺盛”，“在兰茨贝格长出来的赘肉已经消失了。现在他几乎没有时间，像过去一样整日匆匆忙忙。”希特勒为重返政治舞台做了精心的准备。首先他要求巴伐利亚政府取消国社党的禁令。1925年1月初，他拜访巴伐利亚总理和BVP主席海因里希·黑尔德（Heinrich Held）。在国家权力的代表面前，他表示出悔意，请求释放还关在兰茨贝格监狱的叛乱分子，并且保证他以后将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动。同时他表示与鲁登道夫以及民族主义阵营的其他代表人物对天主教会的攻击划清界限。巴伐利亚总理只是冷冰冰地回答：巴伐利亚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容忍”1924年11月9日之前的状况，将不惜动用国家权威的一切手段对付它。但是最终他同意解除对国社党和《民族观察家报》的禁令。“既然野兽已经被驯服了”，他表示，“现在我们可以放松束缚了”。只是因为对手们严重低估了他的危险性，希特勒才能再次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2月26日，禁令取消10天后，《民族观察家报》再次出版了。在报纸社论《重振运动的雄风！》和同一期的《向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们发出的呼吁！》中，希特勒号召“结束过去的争端”，“像过去一样亲如兄弟忠诚地为同一伟大的战斗团体并肩作战”。下面附的《国社党重建准则》规定，只有重新递交入党申请，才能成为党员。同时明确无误地表明，国社党的根本目标没有任何改变：“本运动倾整体之力反对德意志民族最可怕的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和支持它们的党派，中央党和民主党。”
一天之后，2月27日，希特勒出现在公众场合，他有意选择了一年半之前发动政变的霍夫布劳凯勒啤酒馆。大会开始前几个小时，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当希特勒最后现身时，拥护者们疯狂地向他致意。几个著名的政变参与者——鲁登道夫、罗森堡、罗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都没有出现。党的建立者德莱克斯勒——他曾经要求开除赫尔曼·埃塞尔和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党籍而未获批准——也同样远离现场。马克斯·阿曼取代他担任了大会的主席。希特勒看上去完全不像个改过自新的人，他与1923年11月时并无二致。他两个小时的演讲大部分是老生常谈的反犹宣传，以此挑起了大厅里的气氛。他宣布：“犹太人是把德国推入苦难的‘魔鬼力量’。只有当所有的车间和工厂都飘扬着卐字旗时，这场与‘世界瘟疫’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运动的全部力量”应该集中在这个目标上。
在演讲的最后一部分，他才谈到了本晚的主题，国社党的重建。他向“内心中仍旧是个老国社党员的人” 再次发出呼吁，化干戈为玉帛，团结在他的周围。他明确地提出了掌权要求：“我有整整9个月一言不发。现在我来领导运动，没有人能和我讲条件。”他本人承担一切责任，一年之后由党员们做出评判：“如果我做的事是正确的，以后你们就不许再诽谤我。如果我做的事情不正确，我将把主席之位退还到你们手中（喊声：永远不会！）。”在戏剧性的结束语之后上演了一个巧妙安排的和解场面，国社党分裂两派的代言人，大德意志民族联盟的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阿图尔·丁特尔（Artur Dinter）、赫尔曼·埃塞尔和民族主义同盟的鲁道夫·布特曼（Rudolf Buttmann）、高特弗里德·费德尔、威廉·弗里克在台上握手言欢。赫斯宣布，“两派敌对的兄弟们重新团聚”。当晚，希特勒和他邀请到霍夫布劳凯勒啤酒馆的维妮弗蕾德·瓦格纳一起乘坐他的新奔驰车去了拜罗伊特。
虽然表面上宣布了团结，但是民族主义阵营内部的党争仍然没有平息。大德意志民族联盟在1925年3月宣布解散，全体领导人和大部分党员加入新组建的国社党。可是民族主义同盟的党员们却有很大程度的保留。巴伐利亚邦议会党团中的23名议员中只有6名转入鲁道夫·布特曼领导下的纳粹党派。2月12日鲁登道夫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放弃了国家社会主义和平运动的全国领导人之职，但是在许多同情运动的国民看来，鲁登道夫比希特勒更像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权威。5月初，对希特勒彻底失望的安东·德莱克斯勒甚至把民族主义同盟在慕尼黑的剩余成员组织起来，另外成立了一个政党，国家社会民族联盟（NSVB），但是它不会对国社党形成任何有力的挑战。
对于希特勒来说，他的首次登场带来一个不太愉快的结果：3月7日，巴伐利亚政府禁止他发表演说。他们尤其对他说的一句话感到不满：“或者敌人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或者我们从敌人的尸体上踏过去。”这是一个威胁，实质上与他所有遵守法律的声明背道而驰。其他的邦，包括普鲁士，也宣布了同样的禁令。这样一来希特勒被剥夺了他最有力的武器——在公众场合的演讲，但他在内部的党员大会或者党内活动中还可以继续讲话。他把布鲁克曼的晚会沙龙当作了替代性的论坛。现在希特勒经常在经过选择的40至60名宾客面前演说，尤其是经济界、科学和文化界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表现必须不同于气氛火热、能够产生令人迷醉的激发作用的群众大会。根据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的观察，从外表上看，希特勒正在适应社交的场合，深蓝色的夹克衫，有时穿燕尾服。这里变成了他“宣传、伪装和猎取目标的全新课堂”。米勒教授再次用敏锐的眼光记录下希特勒从坐牢以来容貌上的变化：“从前消瘦、苍白、病态、经常茫然无表情的脸，现在却变得更有力度。从额头到下颌，有力的面颊骨更加明显地凸出，以往的狂热被如今显而易见的坚定表情所代替：他几乎已经完全变成了日后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那个样子。”
如果希特勒想稳固他在国社党的领导地位，他就必须解决自己的竞争对手。首先是鲁登道夫，他在监狱时已经和他拉开了距离。他在2月27日的演说中一次都没提到鲁登道夫的名字并非偶然，直到和解一幕完毕之后，他在简短的结束语中才提起将军：“他将一直是德国军队的统帅。”反过来鲁登道夫也对希特勒感到失望。他得了“（兰茨贝格）要塞（监狱）精神病”，鲁登道夫在一个小圈子里评价他的前盟友。他在2月初宣布，如果希特勒重组国社党，他就退出政坛，但是依旧保留国会议员的席位。
一次意外的机会让希特勒一举铲除了鲁登道夫的威望。1925年2月28日，由于饱受政敌充满恶意的攻击，年仅54岁的帝国总统弗雷德里希·艾伯特与世长辞。希特勒成功地说服了鲁登道夫，以民族主义运动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其他竞争者还有杜伊斯堡市市长、资产阶级右翼党派DNVP 和DVP的候选人卡尔·雅雷斯（Karl Jarres）、社会民主党人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中央党政治家威廉·马克斯（Wilhelm Marx）和共产党人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虽然希特勒知道，鲁登道夫没有当选的希望，但是他却极力对外造成一种印象：刚刚重组的国社党在全力支持这位候选人。《民族观察家报》不断发出呼吁，以“谁渴望自由，就选择这位铁腕男人”为口号号召大家选鲁登道夫将军。
3月24日的第一轮选举中，鲁登道夫遭到惨败。他只获得了286 000票，占总票数的1.1%，远远落后于其他候选人。“俾斯麦也不是靠选举结果成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在《民族观察家报》上试图美化选举结果。可实际上他非常满意。“非常好——现在我们彻底把他解决了。”据说他如此评价鲁登道夫的惨败。因为没有一个竞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票，因此有必要在4月26日举行第二轮选举。作为右翼党派的共同候选人，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以微弱优势战胜了SPD、DDP和中央党共同支持的威廉·马克斯。假如KPD撤出他们的竞选者台尔曼的话，也许兴登堡不会当选总统。如此说来，一位坚定的君主制度拥护者能走上国家最高职位，德国共产党也负有一部分责任。“两年前谁能料到，兴登堡能当选总统。”福尔施特拉特·埃舍尔里希（Forstrat Escherich）在日记中赞美道，“我们现在又有了一位绝对完美明智的帝国最高领导人。”实际上兴登堡与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势不两立。它带来的后果，最晚在1930年魏玛共和国遭遇存亡危机时显露出来。
希特勒号召他的党支持兴登堡，对选举结果表示欢迎，“因为戴钢盔的终于取代了戴大礼帽的”。在兴登堡的领导下，人们可以预期“德国会变得更好”。鲁登道夫则成为民族主义右翼中的傀儡角色，他的政治地位直线下降。他建立的坦能堡联盟，在他的第二任妻子马蒂尔德·冯·凯姆尼茨（Mathilde von Kemnitz）医生的影响下，变成了一个邪教组织，既相信深奥难解的反共济会、犹太人和耶稣会的阴谋论，又受到新异教信仰的影响。
希特勒排挤的第二个竞争者是恩斯特·罗姆。在希特勒坐牢期间，这位前上尉把被解散的冲锋队和战斗联盟的队员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准军事组织“前线联盟”。他想以此为基础发展一个独立于党派之外的武装运动，而按照希特勒的设想，冲锋队的作用是国社党的辅助军队，两人的想法显然有冲突。希特勒在1925年2月26日的准则中规定：“新冲锋队的目标与1923年2月之前一样：让我们的年轻人强健体魄，进行纪律教育，培养对伟大的共同目标的献身精神，进行维持会场秩序和启蒙工作的培训。”到1925年4月底，不同的理念让两人中断了合作。罗姆辞去冲锋队队长和“前线联盟”领导人一职，完全退出了运动。1928年他作为军事顾问去了玻利维亚。1926年11月希特勒任命弗兰茨·普费弗·冯·所罗门（Franz Pfeffer von Salomon）为继任者。
在1923年11月之前，国社党基本是一个巴伐利亚的地方政党，在德国北部几乎没有什么势力。现在希特勒想改变这个状况。早在正式重建国社党之前，1925年2月27日，他就把在德国西北部建立国社党分部的任务交给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他无法不被希特勒“暴风雨般的迷人个性”吸引，作为希特勒的亲信之一，施特拉塞尔承认。这位来自兰茨胡特的药剂师和他的突击队一起参加了11月9日的政变，在希特勒坐牢期间，他上升为民族主义阵营里重要的政治家。1924年4月，他作为民族主义联盟的成员被选入巴伐利亚邦议会，并且担任议会党团主席一职。他和鲁登道夫、格雷费共同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的全国领导“三巨头”，1924年12月他成为国会议员。施特拉塞尔不仅是个出色的演讲家，也是一个有能力的组织者。他认为希特勒是运动不可缺少的调和人物，但是不同于“元首”身后的许多随从们，他远远谈不上盲目崇拜希特勒。有一次他说，他自认“不适合做一颗为了照到光亮而不断围绕着太阳旋转的著名卫星”。希特勒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也是他的眼中刺，虽然他本人是个坚定反犹主义者，但是他并不赞成这位慕尼黑煽动者疯狂的反犹态度。
与许多参战者一样，施特拉塞尔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受到战壕中经历的影响。至少，他强调社会主义思想多于强调民族主义思想。他认真对待党章中的“反资本主义”。他在1926年年初《民族观察家报》的《新年展望》中写道，“因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不仅要为民族的自由而充满热情地奋斗，也要为社会的公正、德国经济的国有化而狂热地努力。”作为国会议员能享受到的豁免权和因为拥有国会议席而获得的全国铁路免费乘车证让施特拉塞尔有了高度的行动自由，他利用这个自由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德国北部和西部为国社党做宣传。到1925年底，在上述地区已经出现了262个国社党党区，与政变时期相比几乎翻了四倍。
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成为了施特拉塞尔最重要的同事。1897年，他出生于下莱茵地区工业城市莱特（今天的门兴格拉德巴赫），父亲是个代理人。戈培尔从小右脚畸形——身体残疾造成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他用学业上的成就来加以弥补。1917年中学毕业后，他在波恩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1921年他在海德堡以一篇研究浪漫主义戏剧家威廉·许茨（Wilhelm Schütz）的论文结束了博士学业。刚获得博士头衔的戈培尔立志成为著名的作家或者记者，最初他的志向没能实现。他在1924年1月提出的求职申请被自由派的《柏林日报》一口回绝，从此他心中种下了对犹太人和“犹太媒体”的仇恨。戈培尔暂时在德累斯顿银行的科隆分行工作，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几个月里积累的银行经验加深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通过1924年春季慕尼黑的叛国罪审判，这个失意的年轻人第一次注意到了希特勒。两年后他写道，“元首”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神明晓谕您说出我们承受的苦难。您用救赎的语言总结我们的痛苦，化成对即将到来的奇迹充满信心的字句。”
在1924年8月民族主义统一党代会上，他第一次遇到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之后他和早年的同学共同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莱特地方组织。这个行走不便的小个子男人在大会上发现了自己的口才。几个月后，他担任了在埃伯费尔德每周发行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NSFB）《党部战斗报》的编辑。1925年2月国社党重组时，戈培尔立即加入了该党，并且在施特拉塞尔的亲信卡尔·考夫曼（Karl Kaufmann）的提议下，担任北莱茵兰党区的党务主任。他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埃伯费尔德的党支部附近。很快他成为党内最有影响力的演说家之一，名声越来越大，每次他的登台都能激起与鲁尔地区共产党的激烈冲突。
将戈培尔与施特拉塞尔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强烈憎恶和对社会主义的大力认同。“民族和社会主义！将会发生什么？将会履行什么？这个问题在我们西方没有任何疑问。先是社会主义的救赎，然后是旋风般的民族解放。”另一方面他也认同施特拉塞尔对慕尼黑党总部“猪狗不如的婊子党务管理”的厌恶。两人最讨厌的人都是赫尔曼·埃塞尔，在他们的眼里，他对希特勒有坏影响。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让希特勒摆脱所谓慕尼黑小集团的控制，转而支持施特拉塞尔一派的“社会主义”路线。为了建立一个与“腐败的慕尼黑流派”针锋相对的“据点”，1925年9月10日他们在哈根的见面会上成立了“西北部工作联盟”——一个德国西北地区党区的松散联合组织，施特拉塞尔是会长，戈培尔是总务主任，同时后者还是两个星期出版一次的时事快报《国家社会主义通信》的主编。这个工作联盟并非针对希特勒，恰恰相反：他的领导地位受到特别的认可。在10月9日公布的章程中，党区主席要求“排除一切自私自利的目的，以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团结精神服从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
直到此刻，戈培尔尚在怀疑希特勒——他仅在1925年7月在魏玛召开的国社党党部领导人会议上见过希特勒一面——是否真的是众望所归的政治救世主。1925年10月中旬，他读完《我的奋斗》之后掩卷自问：“此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一半是草根一半是神！他到底是耶稣，抑或仅仅是圣约翰？”几个星期之后，11月6日，他在不伦瑞克的党部大会上第二次见到希特勒，这次他不再怀疑了。他在日记里欢呼，希特勒“像个老朋友一样”和他打了招呼。“蓝色的大眼睛……如同星辰。这个男人具备成为王者的所有条件。天生的民众领袖。未来的独裁者。”
11月22日，在汉诺威举行的工作联盟第一次会议上，施特拉塞尔宣布了“国家社会主义综合党纲”的草案。它并不想取代现有党纲，只是在某几点上更加具体化。其中最明显的努力方向是要求关键工业部门的国有化——通过把生产资料大规模地转为公共所有的方式。在对外政策方面，施特拉塞尔希望所有德国人统一在一个“大德意志帝国”中，它将成为“中欧关税同盟”的“聚焦点”，同时也成为“欧洲联合国”的中心国。致力于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更确切地说，就像施特拉塞尔在《民族观察家报》撰文指出的，他们要和苏联一起反对资本主义的西方以及《凡尔赛和约》。
1926年1月24日，为了讨论未来的党纲，德国西北地区的党区主席在汉诺威第二次碰头。来自慕尼黑的高特弗里德·费德尔也代表党总部的领导人参加了，他表示强烈反对修改25条党纲中的任何一条。与会者很不高兴地注意到，他在争论过程中一直在记笔记，大家担心他拿着所有批评意见去向希特勒打小报告。会议推迟了党纲问题的表决时间，施特拉塞尔的草案和其他意见被交予一个委员会处理。最终他们还是做出决定，支持由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剥夺王公贵族财产的公民决议。
起初，希特勒没有特别注意德国西北部工作联盟的行动。就像之前的党内争端一样，他对此也同样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1925年7月底，他第一次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他住在贝希施坦因的私人宅邸，被伺候得舒舒服服。他在慕尼黑的赞助人爱尔莎·布鲁克曼也在场。到拜罗伊特的第七天，他才见到维妮弗蕾德·瓦格纳。“维妮”和“狼”（他们之间的互称）很快达到了用“你”相称的亲密程度——希特勒很少与人有类似的亲密关系。“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1942年2月希特勒回忆说，“我那时36岁，无忧无虑，沉浸在幸福之中。我的知名度恰到好处，大家都对我很好，但并不想向我索取什么，他们不打扰我。我每天穿着短礼服，节日时穿晚礼服或者燕尾服。”
后来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隐居了好几个星期，继续和阿曼·马克斯一起完成《我的奋斗》第二卷。1925年9月底他回到慕尼黑。党主席两个月不见踪影，在此期间，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有目的地加强了自己在德国西北部的地位。希特勒还没有把施特拉塞尔看成竞争对手，相反，他在1925年10月兰茨胡特国社党领导人会议上大力表扬了他，因为施特拉塞尔为“国家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德国疆土”。
图19：维妮弗蕾德·瓦格纳和希特勒（带帽子的）在郊游，1927年
到了1926年1月，也许是在高特弗里德·费德尔的撺掇下，希特勒看到了施特拉塞尔的党纲草案，他觉得自己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威胁。“希特勒对党纲大发雷霆。”戈培尔记录道。现在党主席发现，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像以往遇到危机时一样，他做出摊牌的反应速度还不够快。2月14日，他临时在班贝格召开党区主席大会。戈培尔信心满满，工作联盟的发言人将在此地成功地实现他们对党纲的设想：“我们将成为班贝格的一道靓丽风景，希特勒将站到我们的阵营里。我将满怀喜悦地看到，我们的精神——也就是社会主义精神——将在所有的城市一往无前地发展。没有人再相信慕尼黑。埃伯费尔德将成为德国社会主义的麦加。”
但是大会的走向与戈培尔希望中的完全不同。在60名与会者中，德国西北部的代表明显占少数，从一开始希特勒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他在几个小时的发言中逐条驳回了工作联盟提出的党纲设想。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和意大利以及英国结盟，由于这两个国家与德国的“死敌”法国有矛盾，他们有可能成为德国的盟友。希特勒断然拒绝与苏联结盟，因为它“将立刻导致德国的苏维埃化”。就像《我的奋斗》中提出的，他把获得“土地”作为对外政策构想的中心，并从中得出“像中世纪一样向东发展和向东殖民”的要求。在剥夺王公贵族财产的问题上，他也持截然相反的意见：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王公贵族首先也是德国人。“我们不能容忍剥夺他们拥有的东西，因为我们必须依法行事，不能给犹太剥削制度提供穷凶极恶地掠夺我们的人民的法律借口。”除此之外，希特勒还完全拒绝讨论党纲：它是运动的“信条”，因此“神圣不可侵犯”。
戈培尔觉得当头挨了一棒：“怎样的一个希特勒？一个反革命分子？……苏联问题：谈也不要谈。意大利和英国是天然盟友！可怕！我们的任务是摧毁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犹太人的把戏！我们必须埋葬苏联！”希特勒对“剥夺王公贵族财产”的态度同样让他震惊：“法律就是法律，即使对王公贵族也不例外。财产私有制不可动摇！可怕！”
但是失望归失望，这个平日伶牙俐齿的埃伯费尔德党区主席没有公开和希特勒争辩。他缄默不语，施特拉塞尔只能单枪匹马进行辩论，明显他辩不过盛怒之下雄辩滔滔的希特勒，以惨败告终。戈培尔写道，他回答问题时“结结巴巴，身体颤抖着，笨嘴拙舌”。高特弗里德·费德尔则用“挨打的狗”来形容他对施特拉塞尔的印象。慕尼黑大获全胜。班贝格会议之后，德国西北部工作联盟在政治上完蛋了，虽然它还没有立刻解散。1926年3月初，施特拉塞尔请求党区主席们把他寄过去的党纲草案全部寄回来，因为“希特勒先生要求他把草案剩余部分完成”。从此之后，国社党再没有讨论过党纲问题。
希特勒很聪明，他并没有炫耀自己的胜利。他不仅没有痛打落水狗，反而做出了和解的姿态。当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兰茨胡特遇到车祸后，希特勒还做出姿态去医院探望他。9月份他把施特拉塞尔召到慕尼黑党总部，让他取代赫尔曼·埃塞尔——也就是西北部工作联盟最早针对的那个人——当上了宣传负责人。希特勒尤其想争取到戈培尔，他早就发现了此人的政治才能，戈培尔对荣誉和认可的渴望也没逃过他的眼睛。他抚慰“小博士”受伤心灵的方式证明这位党主席是个有识人之明的人。“如果他在此地的话，我早就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把他的事交给我来处理，你们都不要插手。”他曾在慕尼黑的亲信圈子里说。3月底他邀请戈培尔来慕尼黑，在一个著名的场所霍夫布劳凯勒啤酒馆做演讲。戈培尔4月7日晚上刚一到慕尼黑就感觉受宠若惊，希特勒派自己的奔驰车来接他：“多么高规格的接待！”在去旅馆的路上，戈培尔看到广告柱上到处张贴宣告他明晚登台演讲的“巨幅海报”。
“我的心脏跳得快裂开了……”他在记录中描写两个半小时的演说。“我倾尽我之所能，听众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声和咆哮声。演说结束后希特勒拥抱了我。他的眼中含着泪水。我感受到了快乐。”一天之后，戈培尔作为党主席的朋友参观了国社党的办事处，他又与希特勒见了几次面，希特勒使出全身解数劝服了尚在怀疑中的戈培尔。最终戈培尔转变了：“在他的身边，我感到无限的平静。他有吞吐万物的博大胸襟。这个急性子的人将会成为我的元首。我在更伟大的人面前、一个政治天才面前俯首称臣！”
4月19日，戈培尔和希特勒一起在斯图加特登台演说，并且共同庆祝了希特勒的37岁生日。他在日记中热情地赞美道：“阿道夫·希特勒，我爱你，因为你既伟大又平凡。”6月中旬希特勒在埃森演讲。“作为演讲者，他把手势、表情和语言三者出色地结合了起来。他是一个天生的鼓动者！和此人为伍，我们可以征服整个世界！” 7月中旬，戈培尔和希特勒在上萨尔茨贝格共处了一段时间，他用绝对忠诚的表白记录下他的赞美：“是的，这个男人值得我为他效力。第三帝国的缔造者应该就是这样的……在他的面前，我感到内心的震撼。他是这样的人：稚子般的可爱、美好、善良；家猫般的狡猾、聪明、老练；厉声咆哮、气魄宏大、如同雄狮。这个家伙，这个男人。”戈培尔的皈依非常彻底。1926年10月底，希特勒任命他为大柏林党区的国社党主席，从而把政党斗争和政治权力中最重要的位置交到了戈培尔的手中。
取得了对施特拉塞尔派的胜利之后，希特勒完全巩固了他的地位。1926年5月22日，在慕尼黑召开的普通党员大会上，他的领导地位得到保障。所谓重选党主席只不过是纯粹的走形式，当阿曼·马克斯问“除阿道夫·希特勒之外，将来是否有别人能成为运动的领导人？”代表们报之以大笑。新公布的国社党章程宣布1920年2月24日的党章“不可更改”，并且保证党主席有“最大的行动自由”，“他可以不听命于委员会多数人做出的决定”。希特勒在工作报告中强调，国社党在重建一年之后“比以前更好”，在德国各地“站住了脚跟”，培养了一批“一流的演说家”。说到这里，他特别提到了“我们来自埃伯费尔德的朋友戈培尔”。戈培尔在日记里心满意足地注明。
在1926年7月3日至4日的魏玛党代会上，也是取消党禁之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上，国社党显示出新的和谐局面（他们特意选择了这个地方，因为图林根邦是少数几个希特勒能公开演说的邦）。所有的提案，包括有争议的内容，都事先被移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目的是不影响内部团结的形象。7月4日下午，希特勒在国家大剧院做了演讲，他要求党员们心怀信仰并做好牺牲的准备。“深邃又迷人，如同《福音书》……”戈培尔记录道，“我感谢命运赐予我们这个人！”随后，身穿风衣捆绑腿的希特勒站在敞篷车上，抬右臂行纳粹礼，检阅几千名冲锋队员组成的游行队伍。在国社党转变为“元首政党”的过程中，魏玛党代会代表着一个重要阶段。党内不再有人反对希特勒的绝对领导权，敌对的派别实现了和解。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在《民族观察家报》上做了总结：“渴望变成了力量。这是魏玛的伟大经验。这里有他们的旗帜，他们的领袖。”
当然国社党在1926年和1927年的发展远远没有它自己宣传的那么出色。党员人数只是在缓慢上升。1925年底刚超过27 000人，1926年底约50 000人。直到1927年3月公布的党员人数57 477才首次超过了1923年11月的党员人数，1927年底达到72 590人。即使在党总部所在的慕尼黑也能发现党员人数上升缓慢的迹象。1925年之后，20年代早期运动的活力和长期在街头活动的存在感已经所剩无几。从1926年到1928年春季，慕尼黑党组织的人数没有超过2500人，未达到 1923年的党员数。参加地区大会的人数通常很少，只有少部分人仍然积极参与党内的活动。党员缴党费的意愿也呈明显下降趋势。
除此之外，1924年的党争仍在以各种形式继续着。党内充满了不和与争吵。慕尼黑党部的人满怀嫉妒地关注着被希特勒器重的戈培尔在党内青云直上。1927年2月初，这位柏林党区主席在“国家社会主义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议会制》引起了众人的愤怒。“那个越来越可怕的熊孩子……放肆地痛斥弗里克，把这个安静的男人都惹火了。”鲁道夫·布特曼在写给妻子的信中透露，“希特勒将把他的意见书面告知那个放诞无礼的不入流作家”。 实际上，国社党主席仍然听之任之，只是通过费德尔之口轻描淡写地说了戈培尔几句。像在兰茨贝格监狱时一样，他仍旧避免卷入下属们的争端，不会完全站在这一派或者那一派的立场。
图20：希特勒在魏玛党代会上，1926年7月3日至4日
从选举结果中也能看出，国社党在重建之初只是德国政坛的边缘党派。在1926年6月6日梅克伦堡——什未林邦的选举中，该党派只获得4607票（1.7 %）；在1926年10月31日萨克森邦的选举中，他们获得37 725票（1.6 %）。他们在1927年1月30日的图林根邦选举中获得相对较好的成绩，得票数达到27 946（3.5%）。虽然据赫斯说，1927年初希特勒深信他本年度的事业将有大的起色，但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1927年3月这位帝国公共政策专员终于认识到，本党“总体而言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它甚至没有做到把党员人数提升到接近1923年的水平”。当年夏季，DDP党派的国会议员、柏林的德国政治学院讲师特奥多尔·霍伊斯（Theodor Heuss）认为“国社党已经成为通货膨胀时期的回忆”。国外观察家也持同样意见。外交部德国事务负责人约翰·佩罗恩（John Perowne）在1927年底的备忘录中表示，希特勒的政治地位在不断下滑，越来越不重要：“他和鲁登道夫已经变成无足轻重的人物。”
于是巴伐利亚内政部长卡尔·施蒂策尔（Karl Stützel）也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阻止希特勒公开演讲了。1927年3月5日，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巴伐利亚政府取消了对希特勒的演讲禁令。次日，希特勒在菲尔斯比堡首次重登讲台，3月9日他在王冠马戏场庆祝了自己的复出。约7000名观众挤满了圆形的剧场，就像慕尼黑警察局的记录员注意到的，其中不乏“上流社会的人、穿裘皮大衣的女士和知识界的代表人物”。“炽热甜蜜的气氛中有人们对轰动事件的渴望”。最后，大约9点钟，希特勒在随从人员的簇拥下步入大厅，人们做出表示愉快和兴奋的动作，挥着手，不停地呼喊万岁，有人站在了椅子上。雷鸣般的跺脚声，然后号角声骤然响起，如同在戏台上。突然之间，周围静了下来。大会仪式的编排与1923年前差不多：希特勒身后， 200名冲锋队员组成的两列鼓手“整齐地排着队”走进来。“他们举起手臂行纳粹礼……台上的希特勒同样举起手臂行礼。在磅礴的音乐声中，旗帜从观众身边经过，旗面上绘有花环中的卐字和模仿古罗马鹰旗上雄鹰的冲锋队队旗闪耀着光芒。”
警方记录人对演讲本身的印象不太好。希特勒开头说得慢，后来他的话像潮水般涌出来，几乎让人来不及听。“他用胳膊和手做着动作”，记录中继续写道，“他激动得蹦来蹦去，试图迷住凝神倾听的观众们。当他的话被掌声打断时，他戏剧性地摊开双手。”这位观察者明显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对希特勒的讲话内容也毫无兴趣：“希特勒演讲时用的比喻很拙劣，完全迎合观众的口味，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射影含沙的机会……他用不可置疑的霸道口气抛出他的言语和观点，仿佛它们是不可更改、永世不变的原则和事实。从语言上就能察觉出他说的都是一些出格的玩意儿。”
3月底第二次登台时，王冠马戏场只填满了四分之三，4月初只有3000名左右观众到场，几天之后，4月6日，人数甚至又减少了一半。“希特勒又面对着空荡荡的观众席了。”社会民主党的《慕尼黑邮报》大为高兴。被迫休息两年之后，希特勒失去了以往在群众大会上的吸引力，原因不仅在于慕尼黑党员的兴趣逐渐在减弱，也在于演讲的内容：它与1923年的社会危机配合得天衣无缝，但是对1924年以来的变化却缺乏应变。希特勒坚持忽视一切经济复苏的迹象。“德国正在逐渐崩溃。”他在1925年12月和随后的几个月宣布，“今天我们是一个悲惨的民族，被贫困和苦难折磨着……1918年之后，7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说，我们在一点点地沉沦。”希特勒喜欢拿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作参照，以便把德国的现状衬托得尽可能悲惨：“那里经济繁荣，而这里经济衰落，1200万人失业。”1926年4月他在斯图加特的大会上宣布。实际上1926年平均失业人数只有200万人左右。
除了过度夸大经济困境之外，他还毫无顾忌地抨击施特雷泽曼的对外和解政策。这个煽动者从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背后只发现“狠命敲骨吸髓地剥削德国人民”的企图，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在他眼里是为了“给予最深的羞辱和无限的征服——这是《洛迦诺公约》的深意。”希特勒对施特雷泽曼进行激烈的个人攻击，就像从前他攻击拉特瑙一样。他指责施特雷泽曼出卖国家利益。因为与“不共戴天的敌人”法国达成协议好比“让鹅和狐狸建立同盟”。外交部部长被诋毁为“法国官老爷的候选人”，他的法国同事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在他的心里比德意志民族更重要。
即使是饱受赞誉的“魏玛文化”，希特勒从中也只看到没落和衰败的征兆，他与保守的文化批评家倒是所见略同。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显得 “肮脏浑浊”。“德意志民族的灵魂毒害者”在魏玛共和国“胡作非为，用黑人音乐和爵士乐可耻地亵渎高雅文化场所”。国社党人的任务是“有朝一日铲除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希特勒把文化上的“退化”也归咎于犹太人的“颠覆”活动。1925年他断言犹太人不仅通过银行和股市操控经济，还控制着新闻、文学、艺术、戏剧和电影。“如今他们几乎已经成为文化艺术的主人，在经济领域他们已经是世界的主人了。”不仅在党内的会议上，取消演讲禁令后，希特勒在群众大会上也一如既往表现出他的极端反犹态度，与他坐牢之前的公众形象完全一样。在反对 “加利西亚无赖投机商”“犹太国际吸血鬼”“国际巨额融资的雄蜂”的煽动宣传方面，他超过了党内包括施特赖歇尔和戈培尔在内的所有演讲者。他在1927年6月保证，“当各民族从犹太人手中得到解放时”，他们就能“松口气了”。1928年2月24日，也就是宣布党纲第8年的纪念日，希特勒在霍夫布劳凯勒啤酒馆要求人们对犹太人开诚布公地宣布：“我们是家里的主人，如果他们好好表现，他们可以留下；否则他们必须滚出去！”只有这段话听上去与他以往的主张有些矛盾，但是下一句他又说得明白无误了：“一个人无法与寄生虫竞争，他应该驱除寄生虫。”
当然了，如果面对特定的一小部分观众说话，希特勒完全能够控制住他的反犹狂热。比如1926年2月28日，他在大西洋旅馆的大宴会厅里对汉堡的1919国家俱乐部成员做特别演讲。他尽量避免涉及“犹太问题”，而把重点放在了“马克思主义的危害”上。他所指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很空泛，既包括社会民主党，又包括共产党。因为温和的汉堡社会民主党（SPD）与这座汉萨城市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密切，从未被看作可怕的恶魔，希特勒就把德国共产党（KPD）当作重点打击的靶子，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是汉堡人。这个慕尼黑的煽动者有意挑起观众——其中包括汉莎商人的著名代表人物——对共产党夺权的恐惧，“如果今天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将有两百万人被送上断头台。”只有一个对付它的手段：“破坏和消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也是他的运动的目标之一。他们知道，“只有解毒药才能对付毒药”，他们将坚持不懈地斗争到底，直到“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放弃自己的信仰或者被消灭”。起初还保持矜持的观众们听到此处报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当演讲快结束时，演讲者“号召建立起德国式的自由和力量”，观众们用掌声和万岁的呼声表示欢迎。
对于希特勒而言，“犹太”和“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根据需要，他有时警告人们当心“国际犹太敌人”，有时又警告他们当心“国际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的毒害”。他时不时还把两个仇恨目标合为一体，“犹太人始终是全世界的敌人，而他们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的瘟疫。”他在1927年2月的《民族观察家报》上撰文说。“消灭马克思主义”对于希特勒意味着通过建立“真正的民族共同体”来消除阶级对立。他在演讲中一贯用新的词汇呼吁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以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联盟。国家社会主义不承认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而把二者都看作“为本民族劳动的德国人”。希特勒有时拿他在前线的经历做参考，他从中看到了他所追求的“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形式：“在德国有一个不存在阶级分化的地方，前线的连队。在那里人们不在意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连队就是一切。”
与1924年之前相比，现在希特勒的演讲多了一个新的重点。1925年12月，他第一次在演讲中强调为了保障德国人民的粮食基地而获取“土地”的重要性。 “让土地适应民族总人口”的要求是他在1926年7月魏玛党代会上演讲的主题。为此他们需要“权力和力量”，“我们必须用粗糙的手和锋利的剑来解决这个问题”。1926年秋季希特勒完成了《我的奋斗》第二卷，从此“空间问题”成为在他的演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也毫不隐瞒地表示他将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当德国重新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之后。演讲禁令取消后，当希特勒1927年3月5日在菲尔斯比堡首次登台演讲时，他提到了中世纪德国在东欧殖民的例子。那时“用剑获得了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并交予德国农夫的手中”。“如果你们不给我们世界上的土地”，1927年4月初，他在王冠马戏场宣布，“我们就自己去夺取土地”。1927年11月，希特勒援引了民族主义作家汉斯·格林（Hans Grimm）1926年写的文章标题《我们是一个没有空间的民族！》。1928年2月初，他的演讲中首次出现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的说法。苏联将成为掠夺土地的贪婪欲望对准的第一个目标，虽然希特勒没有直接说出口，但是观众们都很清楚扩张政策指向什么方向。
当国社党还是德国的一个边缘小政党时，希特勒就喜欢夸下虚幻的海口。为了消除拥护者们的疑虑，他总是不失时机地要求大家“盲目和狂热”地相信“运动”最终的胜利。只有当人们心怀“神圣的信仰”时，他们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鲁道夫·赫斯曾经告诉兰茨贝格的狱友瓦尔特·黑维尔（Walter Hewel）：“伟大的民族领袖和伟大的宗教创始人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听众必须受到绝对信仰的教导，然后广大信徒才能被领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遇到挫折时，他们将追随领导人，但是首先他们必须接受教导，绝对相信自我意志的绝对正确性，相信领导人负有的使命，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民族的使命。”
国家社会主义被编排得像一个宗教。“什么是我们当今的基督教？”戈培尔讥讽地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宗教。”与此相应的，政党被抬高为“信仰团体”，党纲被视为“意识形态信条”。就像从前的使徒们一样，“元首”的“信徒”们应该致力于把“运动”的原则抬高为“本民族的福音书”。这也是希特勒反对修订25条党纲的原因之一。“不，不”，他对汉夫施丹格尔解释说，“就让它保持原样吧。《新约》也充满了矛盾之处，但是丝毫也不影响基督教的传播。”1925年慕尼黑国社党的圣诞庆祝活动中，希特勒将早期的基督教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做了比较。基督教起初也被“嘲笑”，“但是从这个信仰中产生了伟大的世界运动。我们将在政治领域做同样的事情。”一年之后他拿自己和耶稣相比：“耶稣开创的事业将由他（希特勒）进行到底。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在追随耶稣的信条。”
希特勒喜欢在演讲中，尤其在结尾的高潮部分，使用宗教词汇——例如他用“阿门！”作为演讲的结束语，对“神圣的新德意志帝国的信仰”立誓，甚至直接呼唤“上帝”赐予他“战胜一切妖魔鬼怪”完成事业的力量。他一再告诫追随者们，在通向目标的路上他们需要不断做出牺牲。他在这里也同样在拿早期的基督教打比方，“我们必须走过荆棘路并且为此而自豪！”为运动献出生命的“烈士”们像基督教殉难者一样受到特别的尊崇。党代会上庄严地移交1923年“血旗”的仪式，以及对“元首”的效忠誓词，都有意识地吸纳了基督教的礼仪元素。
一方面，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者肆无忌惮地盗用宗教感情和宗教形式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宗教派别采取严格中立的态度。希特勒在1925年2月国社党重建时发表的社论中已经提出，反对任何“将宗教争端带入运动里的企图”。“天主教和新教的信徒”应该在国社党中“和平共处”。当图灵根的党区主席、臭名昭著的反犹畅销书《叛血之罪》的作者阿图尔·丁特尔（Arthur Dinter）提出“纯粹的基督教义”的理念并主张打倒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时，希特勒的反应更加激烈了。1927年9月底，希特勒撤销了他的职务。1928年7月，国社党主席写信给丁特尔：“作为国社党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盲目相信自己属于那些创造历史的伟大人物的人，我认为，只要您的宗教改革意图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有任何关联，您的所作所为就会损害到我们的运动。”得到这句评语之后，丁特尔被开除出国社党。
虽然国社党在魏玛共和国的稳定时期没能发展壮大，但是党内生活却得到了大发展，奠定了国社党后来腾飞的基础。“关于1927年和我们的事业的预言逐渐地应验了，”鲁道夫·赫斯在1927年11月底写道，“虽然暂时从外部看还不明显，它更多地表现在为将要到来的成功做准备，在内部，从根本上。”1925年到1928年之间，国社党最终发展成“元首政党”，发展成一个完全听命于最高领袖的运动。现在已经再没有任何人怀疑“谁是领导者、谁来下命令”，赫斯在上文引述过的1927年3月写给瓦尔特·黑维尔的信中评论，他解释说整个组织都受到“元首原则”的支配。它建立在“上级在下级面前拥有绝对权威，下级在上级面前承担责任”的基本原则之上。希特勒对“党区主席下命令，党区主席对党支部主席下命令，党支部主席直接对下辖的广大党员下命令。承担责任则按照相反的方向。”赫斯称这种关系中存在着“日耳曼式的民主”。
这个体系建立在个人对“元首”的忠诚和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决定之上。违反原则的人将面临惩处。例如施瓦宾地区的党区领导人恩斯特·瓦尔特雷克（Ernst Woltereck），他抱怨希特勒在众人面前没有给予他足够的认可，于是用退党做要挟。1926年6月，希特勒在专门召开的地区党员大会上明确指出：“本党建立在权威和服从的基础之上，作为一党的领袖，他无法容忍一个小小的地区党部负责人对抗最高领导人。如果这种行为被容忍，本党就完结了。”1927年5月，由于对运动停滞不前感到沮丧，埃德蒙·海纳斯（Edmund Heines）率领慕尼黑冲锋队造反，希特勒再次采取断然措施。“谁不想服从命令，他就没有必要留在国社党，更没有必要留在冲锋队。”5月底海纳斯被开除出国社党和冲锋队。
只要不威胁到自己的权威，希特勒对组织内部的争斗依旧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他的驭人之术是挑起下属之间的竞争，而非禁止争斗。按照他的原始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观，竞争是一个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最强的最能干的人最终将脱颖而出。“他远离琐碎的日常事务”，赫斯赞赏希特勒的审慎态度。通过这种方式希特勒做出“冷静的高高在上”的姿态，真是“最了不起的政治家类型，治国之才。”
在1926年到1928年之间，政变之前还比较克制的“元首”崇拜逐渐制度化了。党员互相致意时必须喊“希特勒万岁！”，这句问候语的内涵是“承认希特勒的绝对领导地位，当希特勒在世时已经开始对他个人的神圣化”。党的宣传不断在普及元首崇拜，把它推广到最偏僻的地区党组织。海因里希·霍夫曼在1924年到1926年推出照片宣传册《德国的觉醒图文版》，这本小册子强化了希特勒的准宗教光环，为元首崇拜的宣传做出了很大贡献，“一个来自民间的男人宣讲爱国福音书”。尤其是戈培尔，他在皈依之后成为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是希特勒神话的最热心的宣传员之一。“只有局内人才能判断出”，1926年7月他在《民族观察家报》上写道，“在过去的斗争岁月里，希特勒个人对于运动的团结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全倚仗他一人之力，运动才没有分崩离析”。
希特勒的使命感和把他视为未来救世主和德国“拯救者”的期待感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这里再次体现出来。“我，一个始终在他身边的人”，1927年11月赫斯写道，“吃惊地看到，他怎样一天天成长起来。他总能掌握新的基本知识，他用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方法处理面临的问题，脑子里充满了想法，他最近做的演讲比以往的演讲更出色。”1927年8月，党代会第一次在纽伦堡举行，会场上出现大规模的元首崇拜仪式。希特勒本人也积极地投入到会议筹备工作中。他呼吁“德国同胞们”加入到“青春德国的成长中的队伍中”，在这支队伍中“不是由大部分人的软弱，而是由元首信仰”决定一切。大约15 000到20 000名拥护者来到这座古老的帝国城市。8月21日，在路易特波尔德海因（译者注：纽伦堡的地名）举行过“授旗仪式”之后，身着冲锋队褐衫的希特勒站在主广场检阅游行队伍。正如赫斯在记录中写的，“人们热烈地向希特勒致敬并献上鲜花”。当年的参与者，柏林法律专业大学生霍尔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后来写道：“旗帜，欢呼，整个纽伦堡变成了褐色的军营。这是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在巩固“元首崇拜”的同时，党组织也在顺利地发展壮大。1925年3月，菲利普·布勒（Philipp Bouhler）担任了慕尼黑总部的总务主任，弗兰茨·克萨弗尔·施瓦茨（Franz Xaver Schwarz）成为财务主任。除了他俩之外，鲁道夫·赫斯是“元首”与党内领导人之间的联络人，马克斯·阿曼是党内出版社的社长，他们的地位都很重要。起初党的宣传工作由赫尔曼·埃塞尔负责，正如上文提到的，1926年9月他被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取代。此外1925年12月成立了“调查与调解委员会”（USCHLA），专门负责处理党内的矛盾，很快它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部门”。1928年1月初，退役少校瓦尔特·布赫（Walter Buch）从布鲁诺·海纳曼（Bruno Heinemann）手中接过主席一职，律师汉斯·弗兰克成为两个副主席之一。1925年6月，国社党办事处从蒂尔施街15号的埃尔出版社搬到舍令街50号，希特勒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住在其中的几间屋子里。“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办事处。它还是临时性的，领袖希望，我们很快能建立一个独立的办事处，它将拥有一切现代化的设施。”赫斯写道。一份手写的中央档案被当作党的核心骄傲地展示出来，上面写着所有党员的名字。1928年1月2日，希特勒任命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为帝国组织部部长，他自己担任宣传部部长。在施特拉塞尔的领导下，全国的党组织系统得到了统一管理。此外还按照国会选区的划分范围重新建立了党区。这样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行政管理机构，为以后的群众动员奠定了基础。
此外他们还建立了一系列的专门机构和组织，形成了一个吸纳各行各业人士的网络。1926年2月，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成立，1928年7月，慕尼黑大学日耳曼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出身魏玛知识分子家庭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人。1927年8月，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倡议建立“德国文化战斗联盟”，它是反对所谓“现代派艺术的腐化影响”的战线。希特勒的赞助人，在慕尼黑极有影响的布鲁克曼夫妇支持他的倡议。1928年1月成立了德意志妇女协会，以国家社会主义的“红色卐字”符号为标志（它是1931年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的前身）。1928年9月，汉斯·弗兰克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律师联盟，接着1929年成立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国家社会主义中小学生联盟、国家社会主义医生联盟。1926年之后，成立了希特勒青年团（简写HJ，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年龄在14岁～18岁）；1929年之后，成立了德国少女联盟（BDM），它们都是面向青少年的组织。
1925年春天，希特勒让尤里乌斯·施雷克——他多年的随从、有时也是他的司机——效法先前的“希特勒特攻队”组织一支“战旗护卫队”，很快它更名为“党卫军”（SS）。这支最初只有几百人的队伍负责保护“元首”的人身安全，其成员基本都是在运动中能力和表现突出的“精英”。党卫队队长获得党卫军全国领导人的称号，但从1926年底开始，它隶属于新成立的冲锋队，由普费弗·冯·所罗门统一指挥。1927年9月，海因里希·希姆莱担任党卫队的副队长，1929年1月他被任命为党卫队的最高领导人。
海因里希·希姆莱，出生于1900年，他的父亲是一个中学教师，他在优渥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家庭里长大，在学校中受过地道的人文教育。希姆莱属于典型的“战争中长大的青年一代”——他们年龄太小，还没来得及上战场，但是又足够大了，对战争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希望成为一名军官，因为德国战败和1918年革命，他的愿望破灭了。这个身体孱弱的年轻人以战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有人际交往的障碍，因此他学会把自己的不安全感隐藏在冷酷、强硬和理智的保护层后面。20年代早期，当他还是农学专业的大学生时，他就积极参加准军事的组织。1923年11月9日的政变失败之后，这个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将自己的前途与希特勒的政党联系在了一起。希姆莱在下巴伐利亚地区担任国社党的邦宣传员，初次崭露头角。1926年，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任命他为慕尼黑党总部的副宣传部部长。不同于其他的国社党领导人，希姆莱没有被“元首”的个人魅力吸引的觉悟体验，希特勒也和这个看上去没有性格色彩、迂腐刻板的人保持着距离，但把他看作一个能干的组织者。1929年1月他晋升为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竭尽全力让党卫军摆脱与冲锋队的隶属关系，让它变成一支服从于希特勒的、纪律严明的精英武装。他通过特殊的崇拜仪式增强他的“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并且订立了每个党卫军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在运动停滞不前的几年中，希特勒加强了争取大企业主支持的宣传工作。1926年6月，他在埃森首次对50~60名鲁尔地区实业家代表发表了演讲。像之前他在汉堡国家俱乐部做的演讲一样，这次他也没发表针对犹太人的长篇大论，而是把“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作为演讲的主题。同时他试图在经济政策意图方面安抚工业家们，他向他们保证，他支持“保护私有制”。“自由经济将被视为最合适的或者说唯一有可能的经济秩序而得到保护。”大工业家的喉舌《莱茵——威斯特法伦报》登载了演讲的主要内容。报纸的主编提奥多尔·赖斯曼·格罗纳（Theodor Reismann-Grone）宣称自己从20年代早期时就是希特勒的拥趸。
1927年4月底，希特勒再次在埃森面对特邀的众多经济政治界人士登台演讲。这次他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共生共存，重新树立“人的权威”。跟随希特勒同去的鲁道夫·赫斯描述了演讲的效果：“我几乎没听到过他这样的演讲。头一个小时冰冷的沉默刺激了他，他越说越兴奋，最后400名听众爆发出越来越频繁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年过八旬的埃米尔·基尔道夫（Emil Kirdorf），莱茵——威斯特法伦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盖尔森基兴矿业股份公司的常任总经理，“在演讲结束时站起来，明显深受感动，他和领袖握了手”。
1927年7月4日，爱尔莎·布鲁克曼在卡洛琳广场的家里安排希特勒和基尔道夫见面。国社党主席花了4个小时说服这位工业家，最后他深受感动，他甚至请求希特勒在备忘录里写下自己的计划，他准备转告鲁尔地区的重要人物。胡戈·布鲁克曼让他的出版社把这些内容印成小册子出版，书名为《通向复兴的道路》。在8月间希特勒把这些小册子寄给基尔道夫，并且请求这位“可敬的枢密大臣先生”帮忙“在他的圈子里传播这些思想”。希特勒在小册子里也明确表明，他无意动摇私有制经济的体系，“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国家反而能为这样的经济提供保护，并且为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自由”。他再次削弱了反犹宣传，只在文中一处提到“国际犹太人热衷于宣传和平主义、民族和解以及永恒的世界和平的理论”。
这本小册子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鲁尔区工业家的领导人明显不想和那时还没摆脱激进边缘政党地位的国社党走得太近。“希特勒不会给我们多少益处”。1927年12月，鲁尔区的工业巨头保罗·罗伊施（Paul Reusch）在给联合钢铁股份公司的主席阿尔伯特·弗格勒（Albert Vögler）的信中写道。鲁道夫·赫斯在同一个月宣布，他们在鲁尔地区进展“极顺利”，“有影响力的人都争相追随领袖”——此处只是他的美好愿望而已。即使是基尔道夫，他在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国社党，后来又作为嘉宾出席了纽伦堡党代会，一年之后，由于对国社党在鲁尔地区的反资本主义宣传感到愤怒，他也和国社党闹翻了。但他还和希特勒保持着政治上的联系。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之后，他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说：“有幸参加此次会议的人，也许他对党纲中的某几条持怀疑或者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是依然承认您的运动对复兴国家的意义，并且祝愿您能取得成功。”虽然希特勒对鲁尔地区工业家做的宣传取得的具体成果有限，他并没有像某些报纸的传言说的那样得到巨额捐助，但它并不是完全失败的。因为他由此获得了奉行温和的经济政策的名声——1930年当希特勒在政治上取得突破以后，这个名声对他吸引企业家的兴趣大有帮助。
1927年岁末至1928年年初，希特勒显得踌躇满志。“现在我再次明白了，命运将把我带到何方，它是我4年前希望去的地方。”1927年12月30日他写信给维妮弗蕾德·瓦格纳，“那个日子快要到了，到那时你将为你的朋友感到自豪，这种自豪将足以报答我现在还无以回报的你为我做的很多事情。”即将于1928年5月28日举行的国会选举给了希特勒乐观的理由。希特勒1月初宣布，他估计国社党将会得到15个议席。“如果我们得到25个议席，我们将进入政府，为了将来在某个适当的时机骄傲地走出政府。”国社党积极展开竞选活动。5月14日晚上，希特勒和热门候选人弗兰茨·里特尔·冯·埃普将军一起出现在12个慕尼黑大会会场上：“我们感觉自己是战士。”他喊道，“未来的德国军队的战士，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战士，锻造出这个未来帝国的思想意识的战士。”他“对竞选从未像这次一样兴奋”，戈培尔写道，他满怀信心地希望，“我们将取得与我们迄今为止的牺牲精神相称的成功”。
但是国社党却在国会选举中遭到了挫败。左翼政党是明显的赢家，他们的得票数明显上升，社会民主党（SPD）从26% 上升到 29.8%，德国共产党（KPD）从9%上升到10.6%。社会民主党员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建立了一个由社会民主党（SPD）、中央党（Zentrum）、巴伐利亚人民党（BVP）、 德意志民主党（DDP）和德国人民党（DVP）组成的大联盟内阁。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的损失最大，得票数从20.5%跌落到14.2%。国社党只获得2.6%的选票，与1924年12月国会选举结果相比，得票数减少了。他们没有得到14个议席，只得到了12个国会议员席位，其中包括里特尔·冯·埃普、戈培尔、弗里克、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高特弗里德·费德尔和1927年秋季兴登堡宣布大赦之后从瑞典返回德国的赫尔曼·戈林。虽然在国会选举之夜希特勒从民族国家阵营更加灾难性的得票数（它只获得了0.9%）得出了一个积极的结论：他们可以记录下最重要的一个结果，从此之后“只存在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了”，也就是说，只有国社党继续存在了。可是对于他的追随者们来说，失望占了上风。国社党“没有理由”对5月20日的结果“感到满意”，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表示，而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下：“我感到沮丧。”
当然国社党也并非在所有地区都成绩欠佳。在工业大城市它的得票率最低，在柏林只得到1.6%的选票，虽然国社党的暂时性禁令被取消之后，戈培尔进行竞选宣传时使尽了浑身解数。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下萨克森的一些农村地区，他们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威泽尔——埃姆斯选区获得了5.2%的选票。但还是核心地区的选举结果最令人满意，弗兰肯（8.1 %），上巴伐利亚和施瓦本（6.2％），普法尔茨（5.7％）。在慕尼黑他们获得了将近8%的选票，成为排在SPD（24 %）和BVP（17 %）之后的第三大政党。为了阻止黑—红联盟上台，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希特勒宣布，因为这意味着国社党面临再次被禁止的危险。“慕尼黑是党的中心所在，必须得到保护。”因此他并没有彻底拒绝参加自由邦政府的组阁，他打算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司法部拒绝通过反对运动的措施。
党的领导人从1928年5月20日的选举结果中得出结论，以后他们应该把宣传的重心放在农村地区，“因为相对大城市来说，他们在农村耗费较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能够取得较大的成果”，《民族观察家报》5月底撰文说。从1927年秋季开始，国社党已经开始加强在北德农村地区的宣传工作。12月10日，希特勒首次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几千名农民面前发表演讲，并保证将关注他们的利益。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批评，1928年3月他修改了党章第17条“为了公共福利的目的无偿征用土地的法律规定”。这条规定只适用于“用非法方式获得的土地”，主要针对“犹太地产投机公司”。
国会选举之后，希特勒再次在贝希特斯加登隐居了几个星期。1928年10月，他租了一幢每月租金为100马克的房子“豪斯瓦亨费尔德”——一幢阿尔卑斯山区风格的普通度假别墅，房主人是德国北部商人的遗孀玛格丽特·温特尔（Margarete Winter）。他请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哥拉·劳巴尔来帮他料理家务。“我立刻给我住在维也纳的姐姐打了电话：我租了一栋房子，你愿意来帮我料理吗？她来了，我们很快搬了进去。它很棒！在山上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太美妙了！”希特勒在1942年1月回忆说。那次他还详细描述了他怎么说服这位寡妇在1933年6月把这幢房子卖给他，他把它扩建成了“贝格霍夫”。
1928年6月和7月间，希特勒利用在上萨尔茨贝格的时间，准备着手写一本新的书。他原本想为布鲁克曼出版社写一本战争回忆录，但是现在放弃了。他明显受到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的启发，1926年1月，云格尔把他写有 “献给民族领袖阿道夫·希特勒！”题词的小册子《血与火》寄给了希特勒——它是这位作家继《钢铁风暴》《作为内心体验的斗争》和《小树林125》之后发表的第四本书，这本书描述了他的战争经历。希特勒用笔在《血与火》这本书中做了很多标记，他在5月对云格尔说：“我看过您的所有著作，我把您视为描写前线经历少数几个好作者之一。当我接到您亲自寄来的写着友好题词的《血与火》时感到更加高兴。” 1926年9月，爱尔莎·布鲁克曼告诉她的丈夫，希特勒有意“撰写一本有关战争经历的书，它在他的心中日益生动，更加成熟，所有的画面围绕着他设想的和渴望完成的核心。”实际上希特勒从来没有动笔写稿，迄今为止从未发现手稿的片段。
但是1928年夏天他完成了234页打字纸的稿子，美国历史学家格尔哈德·L.魏因贝格（Gerhard L. Weinberg）在1961年以《希特勒的第二本书》为书名出版了这部书稿。希特勒明显仅用了几个星期就向女秘书口授完这篇稿子。赫斯在1928年7月底给父母的信中提到了书的主要内容：“周末我们去了贝希特斯加登……我必须去看望元首，他正在写一本看起来很不错的关于对外政策的新书。”希特勒确实想在较大的范围内重申他的对外思想，起因是南蒂罗尔问题，他在1926年2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我的奋斗》第二卷的预印本——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在书中宣布，为了和意大利缔结联盟，他准备放弃对南蒂罗尔的所有权利，在1928年的竞选中这一点受到来自民族主义者内部的强烈抨击。
南蒂罗尔问题是他第二本书的核心。他阐述了1926年以来不断在演讲中重复的基本思路：“一个民族的生存斗争”取决于土地和人口的平衡关系。对外政策是“保证民族生存空间”的艺术，欧洲唯一一块能满足这项“土地政策”的地方“在东欧”，由于这个原因就无法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德国必须与意大利和英国站在一起。在本书的结束语中，希特勒也强调，虽然他的任务不是“撰写一篇关于犹太问题的论文”，但是他并不反对简洁地描述他的偏执反犹主义的世界观：“由于犹太人缺乏生产的能力，他们无法建立一个有土地空间的国家，只能把本民族的生存建立在其他民族劳动和创造性活动的基础之上，因此犹太人的存在就变成了其他民族生活中的寄生虫。犹太人生存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奴役生产劳动的其他民族。”
1928年7月13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弗雷德里希海因大厅对5000名观众做了有关《德国对外政策》的演讲，他在其中概括了“第二本书”的核心论点。随后他在戈培尔的陪同下去诺德奈度了一个星期的假。他不再继续写书的工作了。似乎在1929年他才下定决心不出版这本书。我们只能猜测其中的原因。可能马克思·阿曼有经济方面的顾虑。1927年至1928年《我的奋斗》的销售量大不如前，没有必要再出版希特勒的第二本书了。更重要的是，1929年在全民公投反对杨格计划的大环境下，他们有可能与民族主义右翼进行合作。“第二本书”中对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疯狂攻击只能损害合作关系。当时外交上的顾虑可能还不太重要。后来希特勒推迟发表他的观点。30年代中期，他对阿尔伯特·施佩尔表示，他“非常高兴”“1928年的第二本书”没有出版，“否则现在它将给我带来多大的政治麻烦”。
面对运动的低潮，希特勒取消了1928年的党代会，代之以8月底在慕尼黑召开的“领导人会议”，普通党员大会也同时举行。党主席竭尽全力鼓舞下属们受挫的士气：创造历史的始终只是少数人，因此，光是其他党派和公众舆论反对国社党的事实已经“构成了运动必然成功的数学基础”。但他无法完全消除怀疑，连戈培尔都对希特勒的言论“有些厌烦”，“慕尼黑的环境，让我感到压抑。”不仅在各党区，在党总部也流传着谣言：当弗兰肯邦议员抱怨说他们无法接近希特勒，因为别人在他的身边筑起了“高墙”时，调查和调解委员会主席瓦尔特·布赫反驳说，即使慕尼黑办事处的部门头头也“经常需要等待几天”，“才能见到希特勒先生”。希特勒的不靠谱和对待同事的轻蔑态度让布赫感到不安。1928年10月，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倾吐了“很多星期以来沉重地压在他灵魂上的东西”：“您，希特勒先生，逐渐变得蔑视他人，让我深感焦虑。”
1929年3月，下巴伐利亚党区主席奥托·艾尔伯斯多普勒（Otto Erbersdobler）目睹了希特勒怎么用独特的羞辱方式斥责忠诚的部下。党主席下令让冲锋队乘卡车去上巴伐利亚开会，普费弗·冯·所罗门为了省钱让他们搭乘火车。次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办事处“狠狠地批了普费弗一顿”：“他站立在普费弗面前，足足对他喊了十多分钟，还不断用马鞭敲打着桌子来强调他已经说得很清晰的话。”他绝对禁止“别人在任何情况下修改他的命令”，他教训完人之后又问道：“我们互相理解了吗，冯·所罗门同志？”冲锋队最高领导人挺直了身躯，希特勒朝他伸出手去。
希特勒在他与下属的关系中首先看重他们的用处，也就是说他们对他有用还是会碍他的事。“我从未听到他表扬或者欣赏某个党内同志。”阿尔伯特·克雷普斯（Albert Krebs）回忆说，从1926年到1928年他担任过汉堡国社党地区领导人，1928年短期担任过汉堡党区主席。“凭借着动物般的敏锐嗅觉”希特勒能够区分出，“哪些人毫无保留地信任他和近乎宗教式地信仰他”，“哪些人与他保持距离用批判性的眼光和理智的标准看待他和评价他”，他不喜欢后一种人，但他不会让他们觉察出来，直到他们对他彻底没有利用价值。
在人群中挤得大汗淋漓也会让希特勒感到不快，一般来说会议过后他立刻回家，避免和党内同志有更亲密的接触。他习惯于保持距离，维持不可接近的光环。1928年春季，克雷普斯带他参观新成立的汉堡办事处，希特勒几乎对在场的同事们都不加理会，虽然他们“高兴地向他挤过来，急于向他介绍情况”。最终他明显很不情愿地让克雷普斯介绍他和群众见面，然后发表了一通挖苦的评论：“他没有如愿地迅速取得成功，汉堡办事处也有一定责任。”
1929年春季，国社党的前途逐渐变得乐观，批评的声音也逐渐消失了。1928年至1929年冬季，德国的经济状况明显恶化，2月份在劳动部门登记的失业人口超过了300万。农产品价格下跌，很多农场无法支付贷款的利息，结果是破产和强制拍卖。尤其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当地的农民运动中出现了农民与政府的对抗。农民举着黑旗游行，克劳斯·海姆（Claus Heim）领导的极端组织用炸弹袭击了财政部和地方办事处。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时期结束了。
希特勒觉得他的预言应验了。“一切像我们预言中的一样发生了……”他在1929年3月底兴高采烈地说，“德国经济正在垂死挣扎。”国社党再次成为危机形势的最大受益者。从1928年10月到1929年10月，它的党员人数从100 000人增加到150 000人。它在大学生中也受到更多的欢迎。在1928年至1929年的大学生议会选举中它获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1928年11月，希特勒在吕文布劳凯勒啤酒馆的2500名慕尼黑大学学生面前发表演讲，最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国社党在农民中获得的支持也急剧上升。“到处取得可喜的进展”，赫斯在1928年10月描述希特勒在德国北部的宣传之旅，“最好的是……迪特马尔什的农民们，领袖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海德谈到他们：好人、大个子、外表粗糙……起初他们像大冰块似地坐着，逐渐他们被感动了，演讲结束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有了解这些冷静的北海岸地区居民的人见到此情此景都会感到惊讶的。”1929年3月7日在靠近海德的小地方韦厄登发生“流血之夜”之后，迪特马尔什县很多观众来听国社党的演讲。冲锋队小组与共产党的拥护者发生了斗殴，导致两个冲锋队员被杀，多人受重伤。国社党利用这次事件举行了政治集会。希特勒参加了葬礼。根据警方报道，希特勒的出现对群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农妇也在她们干活的围裙上别上卐字徽章，在村子里大伙儿打招呼时经常用“万岁！”，很多农民都“非常痛苦，有可能进行各种暴力袭击”，他们把国社党视为拯救他们脱离苦难的“救星”。
在1929年春夏的邦和地方选举中，国社党的得票数明显上升。5月12日萨克森邦议会选举中，他们的得票率从1.6%升到5%，“超过我们所有人预期的成功。”戈培尔非常高兴。在梅克伦堡——什未林，希特勒的政党的得票率在一个月之后翻了一倍，提高到4.1%，在6月底的科堡市议会选举中，他们首次占了地区议会中的多数议席。
在1929年8月初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国社党显示出新的自信。按照党领导人的愿望，它应该“不仅是运动中最大的集会，也将成为政治—民族的德国最伟大的自我彰显”。大约100 000名国社党的追随者（警方估计40 000名）乘坐特别专列从德国各地奔赴纽伦堡。这座城市变成了“褐色的军营”。希特勒为《观察家画报》（1926年6月发行的国社党杂志）撰写了《纽伦堡日记》。他在日记中描述了在主广场举行的闭幕大会：“鲜花越堆越多，身穿褐衫的第三帝国斗士们在三个半小时内快速地列队走过。”但是他没有提到，党代会期间冲锋队引发了众多暴力事件，这座古老的帝国城市在长达4天的时间里处于紧急状态。
这次出现在贵宾席的人不仅有希特勒的崇拜者维妮弗蕾德·瓦格纳和埃米尔·基尔道夫，还有钢盔团和前线战士联盟的第二主席提奥多尔·迪斯特贝格（Theodor Duesterberg）和威廉二世的第四个儿子奥古斯特·威廉亲王（Prinz August Wilhelm）。奥古斯特·威廉亲王是钢盔团的成员，几个月之后，1929年12月，他提交了加入国社党的入党申请。戈培尔对此一点也不高兴：“我认识奥古斯特·威廉亲王，衰朽之辈。站立在贵宾席上的一帮钢盔团反动派完全不对我的胃口。”但是希特勒下定决心与民族主义保守派力量建立同盟，目的是破坏杨格计划。该计划在美国人欧文·杨格（Owen Young）主持的巴黎专家会议上通过，虽然与道威斯计划相比它减轻了德国的财政负担，但是德国需要很长时间，直到1988年，才能还清战争赔款。作为回报，协约国将提前从莱茵河撤军。
整个右翼阵营都表示反对，尤其是媒体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他在1928年10月当选为DNVP新任主席，该党以毫不妥协地反对“魏玛体制”为根本宗旨。他的媒体帝国不仅包括柏林舍尔出版社，还包括许多其他企业，从电报联盟通讯社（TU）、综合广告股份有限公司（AlA）到环球电影股份公司（Ufa）。他通过传媒服务网向各州的新闻界提供印刷好的报纸页面，通过这种方式对不属于自己公司的报纸施加影响。在胡根堡的倡议下，1929年7月初成立了“德国公投全国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DNVP、钢盔团、泛日耳曼联盟和祖国联合会的代表。他们一致认为，运动不仅针对杨格计划，也针对所谓“战争罪责的谎言”，于是希特勒也参加了委员会。希特勒的决定并没有获得手下的一致认可。“口号之下还有名字！哦，上帝啊！我只能对希特勒说：当我看见你混在这群人中间，我感到心痛！”戈培尔在日记中抱怨。但希特勒用自己的想法安抚这位柏林党区主席：他不想为德国民族主义者效力，而是想让公投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国社党应该“占据领导位置，把DNVP的面具从脸上撕下来”。
这次运动以失败告终。虽然签名人数已经超过了公投需要的人数，但是在1919年12月22日的投票中，只有13.8%的选民投票赞成《自由法》。但是对于希特勒和国社党来说，他们的付出还是值得的。国社党主席被右翼人士的社交圈接纳了，由于得到发行量很大的胡根堡报业的支持，他接连几个月出现在新闻媒体上。运动结束时，10月25日，希特勒和胡根堡一起出现在坐满了人的王冠马戏场，DNVP主席根本没法与这位慕尼黑宣传家有感染力的口才相媲美。作为一支充满活力的年轻力量，国社党在组织和行动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保守的盟友。1929年秋季的邦议会选举结果表明，希特勒的政党是反对杨格计划运动的最大受益人。10月27日，他们在巴登邦的得票率达到7%，12月8日的图灵根选举中甚至达到了11.3%。国社党在11月的地区选举中也有很大的斩获。
1929年10月3日早晨，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共和国最重要的代表人之一，两次中风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与世长辞。“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它的后果无法估量。” 当时在巴黎的哈利·凯斯勒伯爵写道，他描述了法国人的反应：“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理发师、餐厅侍者、司机、卖报纸的女人……整个巴黎几乎都把他的死看成是国家灾难。”德国的民主阵营也有同样的感受。10月6日的葬礼上，约200 000名柏林市民送了施特雷泽曼最后一程，“它不是国葬，而是全民族的葬礼”。
3个星期之后，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市爆发了“黑色星期五”。希特勒等待的危机终于来到了。并非偶然，他恰巧在此时把蒂尔施街的蜗居换成了高档住宅区伯根豪森的摄政王街16号二层楼的舒适的新寓所。“领导终于有了一个美丽的家”。希特勒私人秘书的妻子伊尔莎·赫斯写道，“他一点点地购回东西，每次又发现什么新奇的东西，他都高兴得像个孩子。房间好极了，又宽敞又高大。”通向权力的突破为时不远了，希特勒需要一个能显示他在政治上的新地位的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