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茨贝格监狱是国家付钱让我上的一所大学。”有一次希特勒对他的法律顾问汉斯·弗兰克说。在多年紧张的政治活动之后，经过几个星期需要他全神贯注应付的庭审之后，兰茨贝格要塞监狱让他第一次享受了较长的一段休息时间。“在希特勒政治生涯的众多幸事之中，”康拉德·海登评价说，“9个月免受任何打扰的生活是其中一份无比珍贵的礼物。”现在这位著名的囚犯有充裕的时间反思1923年11月8日至9日的惨败，并且从中吸取教训。他利用被迫坐在铁窗后的羁留时间继续写自传。他又可以“阅读和学习了”，他在1924年5月初写给齐格弗里德·瓦格纳的信中说，他从未想到“他居然急需了解国内图书市场的新书”。他当然不是无目的的读书，而是着眼于他将要动笔写的书。假如没被关进监狱，他在1942年2月说，“《我的奋斗》不可能诞生”。在兰茨贝格他才“从概念上弄清了许多他以前只是出于直觉支持的东西”。因此他认为，政府把他关起来是做了一桩蠢事：“他们更正确的选择是让我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没有休息的时间。”
同时兰茨贝格的监禁让他对自身更加深信不疑，也更加相信自己的历史使命。那时他获得了“完全的自信、乐观和信仰”，“简直没有任何事情再能动摇他”。他在早期可能只是模糊地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天命意识，现在他却已确信无疑了。他的狱友们，首先是鲁道夫·赫斯，不遗余力地加强希特勒最早从瓦格纳的黎恩济身上看到的“护民官”的角色感。1924年6月中旬赫斯在写给女友伊尔莎·普勒尔（Ilse Pröhl）的信中说，他确信，希特勒就是德国“‘未来的救世主’，那位早晚将让他的旗帜在柏林的公共建筑上飘扬的‘独裁官’。他本人也有创造奇迹的信念”。信徒们投射到他身上的弥赛亚希望和期待与希特勒把自己看作本民族拯救者的自我认知之间产生了独特的相互影响——这在鲁道夫·赫斯从兰茨贝格监狱发出的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阿道夫·希特勒受到的刑罚是纯粹的娱乐性惩罚，是一次涂抹上法律色彩的休闲假期。”1924年3月底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在《星期一早报》上调侃说。确实，兰茨贝格监狱的条件不像监狱，更像疗养院。希特勒能享受到一切可以想得到的优待。他在一楼的牢房是一间宽敞、明亮、舒适的房间，可以眺望远处的风景。经费充足的监狱厨房不断送来爱心礼物包裹，因此这间宽敞的房间给某些来访者一种“美食店”的印象。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他收到了大量的礼物、信件和电报。“他的卧室和活动室看上去像开满鲜花的树林，简直和暖房差不多。”被宣布是非法组织的国社党的党员们和前线老兵们为希特勒举行了“表彰大会”，他们称他“在当今德意志民族中点燃了自由思想和民族意识的火焰”。
崇拜者和政治上的追随者络绎不绝地前往兰茨贝格朝圣。4月和5月里希特勒每天差不多要接待五批甚至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来访者。“各色人等、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有。留着络腮胡、穿着皮裤子、足蹬铆钉鞋的强壮男人，从穿着打扮能看出见过大世面的工商业界人士，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职人员，农民，律师，退伍军人，教授，农场主，艺术家，帮工，贵族，书商，出版商，编辑……每个人都带来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来访者中自然也少不了希特勒的母亲型女性友人们——用蛋糕和掼奶油宠溺囚徒的赫尔米内·霍夫曼、赠送他留声机的海伦娜·贝希施坦因、还有5月份等了两个小时才第一次和希特勒说上话的爱尔莎·布鲁克曼。她在1933年4月写的报道《初见元首之旅》中简直把他们的初次见面描写得像宗教皈依：“我终于被带进来了。穿过很多道长长的走廊，现在阿道夫·希特勒就站在我的面前——穿着巴伐利亚短礼服和黄色皮裤子，朴素，富有骑士气派，双眸明亮——初次见面的时刻对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近距离站在我对面的人身上，我感受到了朴素的伟大、成熟的真实和从根子里涌出的生命力，正与我以前只能在群众大会的公众场合里远远望见的那个伟大的领袖和演说家一般无二……我给他带来了那时还在世的一位伟人的问候，几年前他已经见过我们的元首，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他也是我们的朋友。”
即使忽略本文的文风倾向，它依然能揭示出希特勒多么善于营造他想扮演的形象，并且给对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在大资产阶级的沙龙夫人面前，他把自己塑造成来自民间的朴素谦和的人，具有上巴伐利亚特色的“短礼服”有效地强调了他的角色定位。当希特勒白天在监狱的场地上兜圈散步时——多半在某位追随者的陪同下，他穿着舒服的吊带皮裤和配上领带的白色皮夹克。充足的营养和新鲜的空气让他的身体明显恢复了：“领袖看上去好极了。他的脸庞不再消瘦，被迫休息对他大有益处。”赫斯在5月18日写给伊尔莎·普勒尔的信中说。
赫斯5月中旬来到兰茨贝格。他被安排住在一楼的“统帅厢房”，除了希特勒之外，住在这里的人还有赫尔曼·克里贝尔、弗雷德里希·韦伯和埃米尔·莫里斯。4月底来到兰茨贝格监狱的莫里斯充当了希特勒与被关在底楼的“雇佣兵”之间的联络人——大约有40名“希特勒突击队”的成员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判刑，并且分批送到了要塞监狱。希特勒在狱友面前也扮演着“元首”的角色。每个人来到监狱之后必须立即来向他报到。“我还没来得及在牢房里四处看看”，囚犯汉斯·卡伦巴赫回忆说，“埃米尔·莫里斯就出现了，他带来一个命令：立刻去元首那里报到，连这里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老一套！”
虽然大家住得相隔不远，但是希特勒刻意与别人保持距离。他有意识地避免与狱友一起进行体育活动。汉夫施丹格尔劝说这个将满35岁的男人参加体育锻炼和体育竞赛，希特勒却回答说：“不，不，我绝不会考虑这种事。它不利于执行纪律。一个领袖不能让他的追随者中的一员打败——在锻炼和比赛中也不行！”
在大活动室里的共同进餐也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狱友们站在椅子背后等待希特勒，直到“注意！”的喊声响起。“元首和陪同者经过追随者们站立的队列，在餐桌的上首落座。”在星期六的“战友晚会”上也重复同样的仪式。“元首走进房间时，小乐队奏起欢迎进行曲，随后又转成某一首雇佣兵或者士兵的歌曲，每个人都卖力地跟着唱。”希特勒通常先做一个简短的发言，最后以“现在加油干！胜利万岁！”结束。按照卡伦巴赫的说法，“领袖”与“被领导者”在这样的夜晚建立起真正的前线战友般的感情。
监狱看守们旁观着他们的活动，从来不加以干涉。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以极大的敬意对待希特勒，有时偷偷用“万岁”和他打招呼。警督贝勒维勒从1924年7月开始在兰茨贝格监狱当了几个星期的看守，鲁道夫·赫斯对他自我介绍说：“天哪，我认识您，我是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当贝勒维勒想到自己曾经不得不亲手逮捕希特勒时，“这个可怜的家伙眼泪汪汪”，赫斯写道。希特勒在屋里做报告，看守们站在走廊上听。根据卡伦巴赫的回忆，“没有一个听众发出干扰演讲的声音，哪怕最轻的声音都没有”。囚徒们还能不受打扰地发行一份监狱小报《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有时希特勒也为报纸写文章或画漫画。这是为了使他们的娱乐活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一个快乐的男性团体在兰茨贝格度过了舒适的假期。没有一个囚徒有丝毫的负罪感，更别提悔罪感了。
图15： 1924年6月17日，恩斯特·罗姆上尉看望兰茨贝格要塞监狱的希特勒
希特勒后来说过，当时他再三提醒狱友们，他们的表现必须达到这样的标准——“将来等他们出狱之后，每个人都是绝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但是他已经没必要再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了。希特勒本人避免与监狱管理方有任何冲突，而是“和平友善地达到可能的目的”。他透露说，他不想“表现得像个野人”，他“严厉地禁止手下人与监狱方发脾气对着干”。无疑他是担心被取消假释。他想通过表面上的温良顺从确保自己能在6个月之后，也就是10月1日，得到假释。
就在监狱高墙之内建立起一个秘密社团的同时，高墙之外，民族主义运动却在短时间内分裂成多个互相攻讦的小团体。1923年11月9日，国家最高专员卡尔宣布国社党和战斗联盟组织是非法的，《民族观察家报》被停刊，党的资产被没收。在被捕前向汉夫施丹格尔夫人口授的一份消息中，希特勒要求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在其坐牢期间暂任运动的领袖。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希特勒偏偏选择了缺乏实际才干的罗森堡。也许就是因为他缺乏领导才能，所以才被希特勒选中，希特勒不必担心自己不在的时候罗森堡会成为一个竞争者。1923年12月3日他发出第一封公开信，落款用了化名“罗尔夫·艾德哈特”（Rolf Eidhalt，“Adolf Hitler”打乱重组成的名字），他在信中告诉罗森堡，“排除万难重新把国社党的领导权牢牢抓在手中”。由于政府的禁令，国社党“从现在起必须像个秘密组织一样行事”。同时努力避免“运动的分崩离析”。
图16：希特勒和狱友们在兰茨贝格要塞监狱，
从左到右：阿道夫·希特勒，埃米尔·莫里斯，赫尔曼·克里贝尔，鲁道夫·赫斯和弗雷德里希·韦伯
可是这样的事情偏偏发生了。希特勒离去后，党内缺少能平衡各派分散力量和各方利益的最重要的整合人物。“希特勒被捕后运动的起起落落是对他卓越的领导人格的最佳衡量尺度。”他的一位追随者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后评论说。罗森堡缺乏维护政党团结的必要权威。现在到处告急，就像汉夫施丹格尔观察到的，“好事之徒和趋炎附势的政客从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挤到了前排”。突出自我和嫉妒心占了上风。除此之外还凸显出了一个情况，由于国社党在慕尼黑之外发展的地方组织比较脆弱，他们对本党被宣布为非法的境遇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罗森堡和第二党主席汉斯·雅各布（Hans Jacob）于1924年1月1日建立了大德意志民族联合体（GVG）。虽然能很容易辨认出它是国社党的后身，但是它毫无问题地通过了官方的许可。然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一个希特勒拥护者的聚集地的愿望却落空了。以罗森堡为一方，以赫尔曼·埃塞尔（1924年5月他从流亡的奥地利返回德国）和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为另一方，双方很快爆发了激烈的竞争。7月初，罗森堡被排挤，埃塞尔和施特赖歇尔成为新的领导双核心，权力争斗宣告结束。他们在通告中宣称，“希特勒运动的重心应该一如既往地放在议会之外的斗争上”。
这个声明主要针对的是民族同盟（VB），民族同盟也同样是1924年1月初由慕尼黑的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各派别联合组建的组织，它已经同意参加议会选举。在4月6日的邦选举中，民族同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它一举获得17.1%的选票和23席邦议会的席位，排在BVP（32.8 %）后面，稍微落后于SPD（17.2%），成为第三大政党。在慕尼黑它甚至得到了25.7%的选票，领先其他所有政党。民族同盟决定和它的竞争对手德意志民族自由党（DVFP）组成选举联盟参加未来的国会竞选。德意志民族自由党是由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的三个持不同政见者阿尔布莱希特·冯·格雷费（Albrecht von Graefe）、赖因霍尔德·武勒（Reinhold Wulle）和 威廉·亨宁（Wilhelm Henning）在1922年秋建立的一个政党，它的工作重心在德国北部。德意志民族主义组织嗅到了填补由于国社党被禁止而造成的组织真空并且成为民族运动中的主导力量的机会。他们还得到了鲁登道夫的帮助，鲁登道夫坚决支持把正在局部激烈内斗的民族主义组织和国家社会主义派别统一在同一组织下的主张。
联合政党在1924年5月4日的国会选举中毕竟还是取得了6.5%的选票和32席国会议席。其中22席属于DVFP的代表，只有10席属于国社党的代表，其中包括罗姆、费德尔、弗里克、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ßer）。施特拉塞尔是来自兰茨胡特的药剂师，他很快成为国社党的领导人之一。该议会党团最著名的人物是鲁登道夫，他在5月份两次去兰茨贝格拜访希特勒，征询他对于联合各民族主义派别的意见。希特勒表示愿意妥协，但是仍持保留意见。可他无法阻止这些国会议员在5月24日以“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的名义组成一个议会党团。不久之后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声明，它声称“按照民族主义领导人鲁登道夫、希特勒和冯·格雷费的意愿，他们的拥护者将来会在全国范围内组建成唯一的一个政治组织”。鲁登道夫强调了这一声明，他认为，希特勒已经“明确地告诉他：德意志民族自由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会之外也有合并成一个政党的必要”。
由于反对转向议会政策以及和德意志民族主义党派的合并，希特勒的追随者们起了内讧。尤其北德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自觉有了危机感。1924年5月底，他们派出以哥廷根的鲁道夫·哈泽（Ludolf Haase）为首的四人代表团去兰茨贝格，向希特勒说出了他们的担忧。但是希特勒像鲁登道夫一样采取了回避态度。关于参加选举的问题，他在5月初写给齐格弗里德·瓦格纳的信中说，他认为“这次最好先回避”。明显的，他已经不再从原则上反对议会活动了。鲁道夫·赫斯后来总结“领袖”当时的观点，“希特勒认为，在他们已经——违背他的意愿——进入了议会之后，不妨把议会活动视作与现行体制作斗争的多种手段之一。”但是这并不表示“主动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尖锐的反对和阻挠”。他的口号是“证明议会或者更明确地说议会中的议会制度是荒谬的”。
虽然希特勒始终坚定不移地反对国社党与DVFP合并，可是他也没有明确表态，这让北德的国社党员大失所望。他试图超脱于政党纷争和令人不快的尔虞我诈，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只能有损“元首”的光环。鲁道夫·哈泽在6月16日宣布，不能再指望“兰茨贝格的希特勒出面干涉乃至承担责任了”。他决心“暂时退出公共政治，直到我重获自由和掌握实际领导权”。不久之后，在兰茨贝格坐牢的前“希特勒突击队”队员法律专业大学生赫尔曼·福博克（Hermann Fobke）告诉他在北德的朋友们，希特勒认为“车子已经不可救药地开偏了方向，他清楚地知道，当他获得自由之后，一切必须从头来过”。但是他有信心“在短时间里牢牢地重新掌握局面”。
7月7日，希特勒对公众宣布了他的决定。他在新闻通告中说，“他卸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在监狱期间放弃任何政治活动”。此外他把“工作负担过重”作为另外一个理由：“希特勒先生正在写一本篇幅较长的书，需要保证足够的时间。”因此他要求支持者们不要再来兰茨贝格监狱探望他。但是朝圣的人起初仍旧络绎不绝，7月29日希特勒再次重复了他的请求。今后他只接见事先预约过并且得到获准的来访者：“在其他情况下，非常抱歉，我只能闭门谢客。”
希特勒的隐退加剧了民族主义运动的离心倾向。7月20日在魏玛召开的会议，原本应该促成合作，却在混乱的场面和相互辱骂中结束。这次经历之后，鲁登道夫说他“难受得想呕吐”，“如果这就是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话，那么他敬谢不敏并且很遗憾他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虽然在8月中旬同一地点举行的后续会议上宣布了国家社会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组织联合成“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但它多半只停留在纸面上。国社党和民族主义运动一起不可阻挡地走向衰落，所有联合的呼吁都无济于事。
虽然希特勒的支持者们一直敦促他站出来说句话，但是他却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公开支持任何一派，也不发表任何意见。他必须表现得“不偏不倚”，出狱之后他才能放手重组本党，他对北德的国社党成员们透露，“到时谁不听话，尽可以走人”。他通过这种方式避免卷入派别纷争。“他这人居于琐碎的争吵之上。等他出了监狱，凭借个人的权威他能在短时间内摆平一切。”1924年8月中旬鲁道夫·赫斯评论说。他的猜测不无道理，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些纠纷并非完全不受欢迎：“他向外部世界展示，没有他，他们什么事都办不成，像他那样完成工作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希特勒的一些追随者甚至怀疑他是否有意挑起纷争，“为了确保他的领导地位”。确实，此处似乎显示出一种权术，希特勒当选总理后又进一步完善了它：利用“分而治之”的原则挑动竞争者彼此敌对，以便于保证自己的领袖地位。
公众通过1924年7月的声明才第一次知道，希特勒有意写一本书。前期的准备工作从他入狱后第一个星期就开始了。1923年12月13日，当检察官埃哈德审问他时，他已经提到写一本回忆实录的计划，他要借此“把反对者的面具从脸上摘下来”。经过监狱的许可，他得到了一台打字机，监狱看守弗兰茨·赫姆里希还给他弄来了合适的写字台和纸张。回忆实录本身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希特勒在法庭上的发言了解其大概内容。审判结果宣判之后，1924年4月1日他又继续自己的工作。第一个工作成果是在泛日耳曼主义的月刊《德国的觉醒》4月号上发表的文章，它与《我的奋斗》中的某些段落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希特勒始终抱着最初的目的：他在书中要“和那些先生做一次彻底的清算，他们在11月9日还兴高采烈地呼喊‘乌拉’，10日却试图证明‘这次疯狂行动是不谨慎的’。”他在5月5日写给齐格弗里德·瓦格纳的信中说。
图17：埃尔出版社宣传册的封面，1924年6月初
6月初，国社党的埃尔出版社已在宣传册里宣布这本书将在7月份出版，书名是《四年半以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的斗争》。从广告披露的关键词来看，它明显是指这本书。可是当希特勒决定暂时退出政界之后，这本书的性质也随之明显改变了：最初它只是一篇纯粹的辩护词，后来却逐渐添加了自传的因素。6月份下半月希特勒在努力完成手稿，6月底他把1914年西线前线的经历片段读给赫斯听（《我的奋斗》第5章），并且和他一起讨论封面的装帧设计。7月23日他再次来到赫斯的牢房并且询问他，自己是否能把刚写完的关于慕尼黑的章节读给他听（《我的奋斗》第4章）。“我到现在还深受感动”，赫斯对他的女友说。赫斯说了几句夸赞的话，希特勒高兴得容光焕发，“他真是冷峻成熟的男人，霸气和无拘无束的孩子气的综合体啊！”
据说在写书的过程中，希特勒口授内容，忠仆赫斯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两人经常忙到深夜，众多希特勒传记的作者们引用了监狱看守奥托·卢尔克尔（Otto Lurker）的回忆，可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事实上，希特勒每次都是先在纸上写下思想的要点，然后自己用两根手指在打字机上把文稿打出来。赫斯在希特勒写书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在7月底的信中提到：“（希特勒）现在经常把书中的内容读给我听……当一个章节写完之后，他带着书稿到我这里。他向我阐释书的内容，我们就这一点或者那一点进行讨论。”8月初希特勒希望在几天之内写完书稿，并且“庄重地要求赫斯一起修改全文”。可是他的计划看起来没有实现，因为他把完稿时间不断往后推。直到8月底他还在“不断地”写稿子，“不喜欢被人打扰”。到了9月份，监狱长奥托·赖博德（Otto Leybold）依旧看到“他每天花很长时间写书”。当他1924年12月20日离开兰茨贝格监狱时，只完成了大部分的书稿。莫里斯把书稿藏在留声机的木匣子里，偷运出了监狱。
但是这本书的出版拖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一方面由于埃尔出版社的经济困难。“到处都是债务、债务、债务”，出版人马克斯·阿曼对党内同志汉夫施丹格尔抱怨。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原因：希特勒不想因为书的出版影响到他争取取消国社党禁令和重建政党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书名改了——1925年2月它的名字缩短成《我的奋斗》，而且整本书准备重新编辑。原来想当作一本书的内容被分成了两本，希特勒决定第一卷写到1920年2月24日宣布党纲即止，已经完成的一些纲领性章节留做第二卷的内容。1925年4月他对书稿做了最后的润色。当年春天，《民族观察家报》的音乐评论人约瑟夫·施托青-采尼（Josef Stolzing-Cerny）和鲁道夫·赫斯的未婚妻也即后来的妻子伊尔莎·普勒尔参加了本书的编辑工作。
《我的奋斗》第一卷1925年7月18日出版；但是第二卷的出版尚待时日。直到1926年秋天希特勒才重返上萨尔茨贝格，向女秘书口授了第二卷的最后一段。鲁道夫·赫斯——在此期间成为了希特勒的私人秘书——承担了书的最后编辑工作。1926年12月11日，第二卷出现在书店里。赫斯预言，当本书出版之后，整个德国将掀起“一波惊讶、兴奋和钦佩的浪潮”。起初书还卖得比较缓慢，可能也因为12马克的书价相对较高。虽然第一卷的第一版在1925年底已经差不多卖出了10000本，但是第二卷的销量就远远不如它了。直到国社党在1930年大选中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该书的销量才陡增，尤其价格低廉的“大众版”成为了畅销书。到1932年底已经卖出了228000本。1933年“夺权”之后，书的销量又再次陡然提高。每日卖出“将近4000册”，1933年4月鲁道夫·赫斯告诉希特勒。“那位好阿曼几乎找不到足够的印刷机。”在公共图书馆和学校里，它成为必须购置的书。从1936年起，民政部门登记员们得到命令，他们必须发给每一对新结婚的夫妇一册《我的奋斗》。在“二战”期间又推出了适合战士们携带的“薄装版”。1944年书的总销量达到12450000册。
如果事先知道他将成为德国总理，他就不会写《我的奋斗》，希特勒在谈话中对汉斯·弗兰克表示。可他只是在撒娇而已。希特勒显然对他的作品很骄傲，他喜欢亲笔题词之后把书作为礼物送人的。《我的奋斗》不仅让希特勒发了财，还对他的政治生涯有重要意义。这本书满足了他的双重目的：一方面希特勒可以把从政之前的生活描述成历史使命的前传，并把他的自传和他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贫困和失望的早年生活变成一段不可缺少的成长史，一个在生活中得到磨炼的政治天才的孵化期。另一方面，他想通过这本书从思想才智方面凸显他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领袖能力。这本书是他两者兼备的证明：他既是政治家，也是纲领制定者，就像他在《我的奋斗》中夸下的海口——在人类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人物。从这方面也可解释这本书自命不凡的风格，作者试图证明：虽然他没有受过足够的学校教育，但是博览群书，他在学识方面堪与大学教授媲美。
监狱看守奥托·卢尔克尔和弗兰茨·赫姆里希都说过，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期间建立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占据了他被美丽的画和鲜花装饰起来的房间的一大部分空间”。但是很难推断出他读过哪些书以及他在写作《我的奋斗》时参考了哪些书。他本人从没透露过这方面的情况，有意识地不提他引用过的原作者的姓名。奥托·施特拉塞尔，格奥尔格的弟弟，声称他曾经留意过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和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的反犹劣作。戈宾诺的种族不平等学说也明显在《我的奋斗》中留下了痕迹。痕迹明显的还有1923年出版第三版的汉斯·F.K.君特（Hans F. K. Günther）的《德国人的种族学》，出版人J. F.雷曼把有自己题词的这本书送给了希特勒，最后还有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宣传小册子《国际犹太人，一个世界问题》，1922年它在德国出版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把福特看作我的灵感。”据说希特勒曾经对美国记者表露过。在《我的奋斗》第二卷中希特勒明显借鉴了1925年由J. F.雷曼出版的美国作家麦迪森·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伟大种族的没落》，书中把“种族混血”说成是民族和文化没落的原因。这本书并没有给希特勒带来什么新的认识，只是确认了他早就根深蒂固的信念。这也算是他在兰茨贝格监狱时独特的阅读态度：他读书不是为了检验自己的想法，而是为了确认自己的想法。他努力寻找着能嵌入既有世界观的马赛克石。
因此《我的奋斗》也没多少新的东西，这两卷书实质上主要是希特勒在1923年11月之前所做的无数演讲的汇总——但现在他需要把学到的东西加以系统整理，并把它作为一个条理分明、逻辑自洽的“世界观”推出来。 在希特勒对历史的诠释中，“民族和种族”——它也是第一卷第11章的标题——的概念占据了中心地位。他不仅把“种族问题”看作“世界历史的关键，也看作是人类文化的关键”。如此一来他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彻底划清了界限：对于他而言，种族，而非阶级，是历史的推动力量；种族斗争，而非阶级斗争，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希特勒从所谓的自然规则中推导出他的历史理论。“追求种族纯洁性的普遍本能”主宰了自然界的一切。“狐狸始终是狐狸，鹅始终是鹅，老虎始终是老虎，以此类推。”种族之间的每一次混血都是在触犯“自然界的铁律”，它将自动导致没落和衰亡。“历史上所有的伟大文化之所以灭亡，都是因为起初富有创造力的种族由于血液中毒而逐渐死亡。”
希特勒把他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种族理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经接受的理论——联系在了一起。自然界的意愿无非是“强者取得胜利，弱者被消灭或者无条件投降”。按照希特勒的观点，在无情的民族之间的“生存斗争”中不存在人道主义思想的空间。“谁想活着，就必须奋斗。在这个永恒争斗的世界上，谁不想斗争，他就不配活下去。”在这种极其不人道的世界观的逻辑中存在着种族“优化培育”的思想——一个遥远的终极目的：“通过占有土地，最终为最完美的人类开辟自由的道路。”希特勒毫不怀疑，最终这个任务应该落在谁的头上——唯一被描述成“有创造力的种族”的“雅利安人”：“我们今日所看到的人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成果，几乎全部是雅利安人的创造。”
在希特勒的两极世界观中，“犹太民族”被看作与“雅利安种族”相反的负面形象。他在《我的奋斗》中完整复述了1920年8月的长篇演说。犹太人被打上万恶化身的烙印，因此与犹太人的斗争被他视为政治使命中最重要的任务。不过与早期的表述相比，从他想对犹太人采取的措施看，他的书明显更加激进。1924年7月底，一位来访者问他，现在他对犹太人的观点是否有变化，希特勒回答说：“是的，是的……我发现从前我还太温和！我在写书的过程中意识到，为了成功地达到目的，将来我们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斗争手段。我确信，不仅对于我们的民族，对于世界上所有民族来说，它都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犹太人是世界瘟疫。”
也就是说，希特勒确信，当他把“清除犹太人”当作目标时，他并不只是为了德意志民族，而是代表了所有民族在行事。由于这种妄念，他把反对犹太人的斗争扩大到了世界末日论的高度。“借助马克思主义的信条，犹太人战胜了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他在《我的奋斗》第一卷中说，“然后人类的死亡之舞将成为它加冕的王冠，地球将重新像几百万年前一样荒芜地在太空中旋转。”他从中得出结论：“因此今日我奉万能的造物主之名行事：抵御犹太人，就是为了维护主的造物。”绍尔·弗里德兰德尔（Saul Friedländer）把这种用伪宗教点缀的极端反犹模式形容成“救赎反犹主义”，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拜罗伊特的文化圈，尤其是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的影响。
“清除犹太人”——现在不仅意味着将犹太人驱逐出境，从最后结果来说它也包括了消灭和“灭绝”犹太人的可能性。为了表明犹太人是应该清除的“害虫”，希特勒在书中多处借用了寄生虫学中的专业词汇。第二卷末尾一段话揭示出，此时他的反犹妄想业已包含了杀人幻想：“如果在战争初期和战争期间把一万两千或一万五千个损害民族的犹太人用煤气毒死，就像我们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种职业的数十万最优秀的德国工人在战场上遭遇的情况，前线几百万人就不会白白牺牲。”
在外交政策的思路方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理念也显得更加激进。刚进入政坛时，他要求取消《凡尔赛和约》、对 “死敌”法国进行清算、归还殖民地和恢复1914年的边界——也就是以修正《凡尔赛和约》为主。这在泛日耳曼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圈子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他在书中提出一个新的重点：他认为，一个像德意志这样人口不断增长的民族需要足够辽阔的疆域，才能够养活自己并且作为大国发挥政治作用。“生存空间”的想法来源于卡尔·豪斯霍夫尔（Karl Haushofer），他的地缘政治学观念通过学生鲁道夫·赫斯对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纲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还有证据证明，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读过地缘政治学家和泛日耳曼联盟的建立者之一弗雷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的著作《政治地理》（1897年），豪斯霍夫尔教授曾把这本书寄给了他在兰茨贝格监狱的学生和朋友鲁道夫·赫斯。
从哪里夺取“生存空间”呢？在第一卷的第4章，希特勒批评了1914年之前威廉帝国时期的对外政策，并且指明了方向：“如果我们要在欧洲获得土地，从总体上说只有靠牺牲俄国的利益才能实现目的，新帝国必须再次走上条顿骑士团的征程，用德意志的剑为德意志的利益夺取土地，为本民族获取每日的面包。”他的叙述毫无疑问地说明，希特勒设想的东进扩张完全将以战争的暴力途径来实现。他在第二卷的第14章中表达得更加明确（《面向东方或者东方政策》），他宣称要把德意志民族要求获得“地球上应得的土地”当作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并且从中得出结论：“我们将停止自古以来向南欧和西欧方向的日耳曼大迁移，转而把目光投向东方的土地。我们最终将结束战前的殖民政策和商业政策，转向未来的土地政策。”
在希特勒眼中，计划中的生存空间之战是没有风险性的一次冒险。因为他认为苏联已经落入“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手中，也就是说“民族特质”被根本性地削弱了。“东方的帝国已经摇摇欲坠了。苏联犹太统治的终结也将是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我们被命运选中作为这场灾难的见证人，它是民族之间种族主义理论正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希特勒的两大目的——消灭“犹太布尔什维克”和占领“东方的生存空间”——由此在纲领上合二为一，合并为一个完备的计划。即使他成为德国总理之后，纵然有战术上的灵活性并且运用了政治上的欺骗策略，希特勒依然在教条式地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些目标。
“对于我来说，它始终是第三帝国最大的谜。”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家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1946年发表的纳粹政权的语言分析中写道，“怎么会允许（甚至必须）公然出版这本书？既然这本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在夺权前几年就已经广为流传了，怎么还会有希特勒当政和长达12年的统治？”确实，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足够清晰地表明了一旦他掌握权力将做的事情。那些选他当总理和对他欢呼的人没有读过他的书吗？人们早就做过了这方面的调查，此外还可以引用奥托·施特拉塞尔的证词，他在1940年第一次出版的《希特勒与我》中写了一条趣闻：在1927年纽伦堡党代会上，他在党干部的圈子里承认，他从没读过《我的奋斗》，只能背诵出其中的名句，接着他的哥哥格雷戈尔和戈培尔也承认，他们同样没有读过《我的奋斗》。所谓希特勒的亲信们已然如此，他的几百万信徒估计也差不多，更别提那些跟国社党无关的普通人了。
直到奥特马·普洛基尔对希特勒《我的奋斗》这本书的历史进行缜密的研究时，他才第一次戳穿了所谓“没有读过的畅销书”说法的实质：“一个神话， 它是1945年之后战后早期的德国人自我辩解的策略之一，然而取得了长久的效果。”1925年第一卷出版时已经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引起了广泛的、以批评为主的反响。在《日记杂志》中，左翼自由派政论家斯蒂芬·格罗斯曼（Stefan Grossmann）在一次详细的讨论中表达了他对“回忆录作者精神是否正常”的怀疑。自由派的《法兰克福报》认为，希特勒在这次自我表白之后已经“完蛋”了，而保守派的《奥格斯堡最新消息报》则力证希特勒是个“极有才能的人”，“他是一个先驱者，既有真诚的愿望，又有从艰苦生活中磨炼而来的信念。谁想更加深入地了解希特勒的独特人格和理解他的行动，就应该去读他的书；无论你支持还是反对，它能让你开卷有益。”1929年至1930年国社党取得竞选成功之后，许多人显然想听从报纸的这一呼吁。不仅迅速上升的销量说明了这一点，日常报刊杂志中还有详尽的书评。《世界舞台》1932年6月赫尔穆特·冯·格尔拉赫（Hellmut von Gerlach）尖锐的批判态度在当时只是一个例外：“如果谁读过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他会惊恐地扪心自问，为何德意志民族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会选这样一个虐待狂式的高级糊涂顾问做他们的元首？”
最迟到30年代初，《我的奋斗》在希特勒的追随者中取代了其他所有纳粹作家的类似作品，被确立为党的圣经。当然了，并非每个人都在1936年后结婚时得到一本作为新婚贺礼的《我的奋斗》，并且认真研读了它，但是我们可以得出推论，信仰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至少了解其中的重要部分。还有一个事实，在独裁政权上台的初期，公共图书馆这本书的出借频率相当高，也说明了人们对它持久的兴趣。
希特勒在1924年8月底还坚信，到10月1日，也就是6个月假释期满之后，他就能被释放出去。9月中旬他已经订购了一辆汽车，他计划出狱后购买这辆车。“对我来说，困难在于，当我10月1日出狱后，直到12月中旬我还没法从我的书稿收入中拿出一大笔钱来，所以我只能先从哪里预支或者贷款。”奔驰公司慕尼黑工厂的经理雅各布·韦尔林（Jakob Werlin）前来探监时，这位汽车发烧友对他说。
如果按照监狱管理层的意见，希特勒将会尽可能早地重获自由，因为监狱长雷伊波德相当喜爱这位知名的犯人。“我没发现他有什么错。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当我听到他说话时，我几乎想成为国社党党员。”他对监狱看守赫姆里希说。雷伊波德在9月15日的鉴定书中夸赞希特勒是个“守秩序守纪律的人”，“知足、谦逊、快活”，几乎“从不提要求”，“非常认真努力地适应服刑时的种种限制”，对待监狱管理人员“一向态度礼貌，从没有侮辱性的言辞行动”。根据雷伊波德的意见，希特勒在监狱期间“无疑变得更加成熟和安静了”，因此将来不会再产生任何危险。
但是慕尼黑的副警察局局长弗雷德里希·腾纳（Friedrich Tenner）驳回了他的意见：希特勒“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资格被称为运动的灵魂”，被释放之后，他必然“继续肆无忌惮地与政府作对，不惮触犯法律”。第一检察官路德维希·施腾格赖（Ludwig Stenglein）在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也反对提早释放希特勒：从他在庭审和服刑期间的表现看，该犯从未放弃过“危害国家的意图”，从未想过“将来老实做人”。可慕尼黑地方法院第三刑事法庭依旧批准了假释，9月29日检察官向巴伐利亚最高地方法院提起上诉。因此希特勒10月1日的假释被取消了，在兰茨贝格的追随者中间引起了“一片哗然”。
希特勒本人倒没受到多大影响。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巴伐利亚政府在考虑将他释放之后直接驱逐回奥地利。1924年10月初，他派出代表去维也纳就“奥地利可能接受希特勒”一事进行谈判。但是帕绍的边境哨所已经得到了不让希特勒入境的命令。维也纳政府坚持的立场是，由于希特勒移民巴伐利亚并且在巴伐利亚军队服役，他已经失去了奥地利国籍，这一态度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也没有任何改变。根据这个不太准确的消息：他已经失去了奥地利国籍。希特勒在10月16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对这个损失并不感到太痛苦，因为“他从未感觉自己是个奥地利公民，而感觉他是个德国人”。1925年4月初他正式提出放弃奥地利国籍的申请，奥地利政府在4月底就批准了他的申请。从此希特勒成为一个无国籍的人，直到1932年他才获得德国国籍。
1924年10月6日，巴伐利亚的最高执法者已经驳回了检察官的上诉。他在12月初又做了最后一次试图阻止希特勒被假释的努力。但是当监狱长雷伊波德再次卖力为他的模范犯人正名时，最高地方法院下令将释放日期定在12月20日。也许国会12月7日的选举结果也对法院的决定造成了影响。“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只拿到了将近3%的选票，与5月份相比失去了将近一半的选票。看来民族主义右翼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人们认为，他们不会再造成严重的危害。一位富裕的慕尼黑女市民向黑尔德总理提出请求，“那位德国人中的德国人，阿道夫·希特勒，也应该获得尘世的安宁了吧”。既然竞选结果不利于希特勒的党派，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把他囿于监狱高墙之内了”。她还补充说：“假如我们有20个希特勒，今日我们周围的情况将会大为不同。”
当他离开兰茨贝格监狱时，所有的人，从监狱长到监狱看守，“都流下了眼泪”，希特勒在1942年2月回忆说，“我们赢得了所有人的心！”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德莱克斯勒开着车子前来接他，他们想把希特勒立刻送去见鲁登道夫。“争夺他的竞赛开始得比我想象的还要早。”赫斯写道。“他（希特勒）根本不想去。他很愤怒！他只想先休息，别的回头再说！”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关系在他坐牢期间明显冷淡下来。希特勒没有忘记，鲁登道夫在1923年11月8日深夜“放跑了”卡尔、洛索夫和塞瑟尔。他对这位将军感到愤慨，因为他让他们的人参加选举，而且他还在德国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党派的合并中担任总指挥。赫斯在12月11日写道，当希特勒出狱之后，鲁登道夫将看到“他创造的奇迹。他还不了解这位民众领袖！”
图18：希特勒被释放后站在兰茨贝格城门前，1924年12月20日
希特勒没去见鲁登道夫，而是乘坐阿道夫·米勒（Adolf Müller）——埃尔出版社的书都是在他的印刷厂印的——和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车走了。在兰茨贝格城门前，霍夫曼为他拍摄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这张照片配上《希特勒离开兰茨贝格监狱》的标题在很多报纸上发表过。希特勒发现他在蒂尔施大街的家里装饰着鲜花和月桂花冠。“我的狗看到我高兴得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他回忆说。3天之后他去布鲁克曼夫妇在卡洛琳娜广场的沙龙做客，“这里多美啊！”据说他置身于华美的环境中时喊道。他在宾客签到簿上意味深长地写下：“被痛苦击垮的人，就不配得到欢乐。”他在汉夫施丹格尔家里度过了圣诞节，汉夫施丹格尔夫妇已经把根茨街的住宅换成了公爵公园皮恩策瑙尔街的别墅。“请，汉夫施丹格尔！请您为我演奏《爱之死》（译者注：《爱之死》是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最著名的唱段）！”据说他一进门后就向主人提出请求。汉夫施丹格尔写道，在瓦格纳的音乐旋律中，客人全身放松了：“他好像融化了，几乎变得开朗了，他向我的夫人致意……他再次为乌芬的一幕道歉，他为我们小女儿赫塔哼唱快乐的小调，然后大力赞美我们的新居。”
在1924年12月底希特勒致民族主义地方组织的通告函中有一句话：“那个行动果敢、政治目标明确的男人回到了我们中间。”但是在圣诞节后的第一周，希特勒依然在政治上持观望态度。他去看望还在兰茨贝格监狱坐牢的狱友们，同时还忙着他那本书的印刷。“他为在兰茨贝格蹲监狱的人跑的路几乎和为他的书跑的路一样多。”他的一位前狱友从慕尼黑写信说。他留心观察政治形势，为了再次进入政界时不露怯。“希特勒始终保持着铁一般的沉默，保持着在他的追随者们看来阴森森的观望态度。”《巴伐利亚公报》在1925年1月21日的报道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