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叙利亚的乱局已经进入了第六个月。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觉得时机已到。他认为，这个时候是自己染指叙利亚的最好时机。巴格达迪有一名信得过的助手。此人资历很老，曾经伴随扎卡维的左右。根据巴格达迪的命令，助手将会深入叙利亚腹地展开一次远征。当时的叙利亚，除了首都与几处政府军控制下的重镇之外，其他城镇中的国家安全体系正在逐步崩溃，如此一来，扎卡维的追随者们又得到了一个虚弱不堪的“宿主”。
这支远征队的规模很小，据他的队长后来回忆：“当时顶多有七八个人。”他们跨越伊、叙边界进入了叙利亚，沿着一条沙漠中的公路前行。这条公路正好与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完全平行。一路上，他们经过不少叙利亚小镇。过去的这些地方曾经是“圣战”分子旅途中的落脚点，只不过当年的“圣战”分子是从叙利亚潜入伊拉克，方向正好同他们相反而已。在这些远离中心城市的地方，他们同当地人取得了联系，其中有叙利亚境内的原扎卡维团伙的成员，还有一些是刚刚从巴沙尔·阿萨德的监狱中放出来的“圣战”分子。这些人后来都证实了当年这支远征军的贫弱。巴格达迪的手下还觉得，眼前的叙利亚，和9年前的伊拉克是何其相似。两个地方都深受暴力戕害，也都毫无法纪与规则。带着武器的人，可以在这里自由来去。而且，叙利亚的环境比伊拉克还要优越，毕竟，此地没有美国人来碍事。
“没有那场‘革命’，叙利亚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地盘。”远征军的头目阿布·穆罕默德·祖拉尼（Abu Mohammed al-Julani）回忆，“动乱扫除了许多障碍，我们这才有机会踏足这片可爱的土地。”
根据“伊斯兰国”的计划，祖拉尼等人将会拉起一支新的武装。这支武装将和其他反对派别一起，对巴沙尔进行打击。祖拉尼等人自称“努斯拉阵线”[1]，从名字上判断，他们应是为了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而来。不过，巴格达迪并无心思帮助叙利亚人，而且，“努斯拉阵线”日后会和“伊斯兰国”断绝关系，进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独立战略、独立思想和风格的实体。不过，按照西方情报机构的分析，巴格达迪希望自己能在叙利亚建立一个据点，为自己治下的“哈里发国”打下基础。
“按照巴格达迪的构想，‘努斯拉阵线’将会成为‘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代言人。同时，‘阵线’还要为‘伊斯兰国’的扩张铺好道路。”一名美国官员曾经研究过‘伊斯兰国’得势的过程，他如此评价巴格达迪的战略，“在如此设想下，巴格达迪可没想到‘阵线’会自立门户。”
随后的几个月内，叙利亚“分支”和伊拉克方面的“总部”多有联系。从这些联系之中，人们可以看出巴格达迪的个性，也能知悉他的野心。巴格达迪对扎卡维崇敬有加。两位恐怖分子心中的“宏愿”都远远超出了叙利亚或伊拉克的范围。他们的目标，是把宗教极端主义推广到整个世界。而且，两人的行动策略都十分大胆。他们都觉得，安拉会扶助自己达成理想。相比之下，“基地”组织的“思想家”们可要实际得多。后者虽也追求“哈里发的荣光”，却不忘指出那是个远期目标。目标实现，至少也要等到中东各家世俗政权倒台之后。但是，巴格达迪却认为，自己应当大胆地高举“黑旗”，随后“正义”的信众将会跟从追随。
“他总是说，要脚踏实地重建哈里发国，而且，他的说法前所未有。”美国官员表示，“他将用极端思想诠释宗教，大谈特谈对于叛教者的清洗。
总之，他期待一场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对决。”
巴格达迪与扎卡维心心相印，他继承了后者的观点，也接受了后者的种种癫狂行径。扎卡维死后的几年内，他的继承者们都显得非常收敛。“基地”组织一向反对扎卡维公开炫耀暴力的行为，毕竟这样的行为很可能造成广大信众的反感。于是，“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不再灌制割头录像。曾经，对什叶派妇女儿童的屠杀行动是扎卡维一伙的标志，慢慢地，类似的行动也偃旗息鼓。但巴格达迪上任之后，决定重拾扎卡维的这些作风，而且还变本加厉。他的暴行，让人想起一个世纪之前肆虐阿拉伯半岛的伊赫瓦尼匪帮[2]。而且像扎卡维一样，巴格达迪会逼迫整个世界“赏鉴”自己的所作所为。
如果当年美国未曾侵略伊拉克，也许，巴格达迪的双手不会沾染血腥，他可能进入大学以教书为生。其实，直到2003年，巴格达迪的生活轨迹都很平常。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的身份更可能是一位主讲宗教法律课程的教师。当然，现在的他也算是个教员，而他的学生也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过，教学的内容却是关于一名自杀式“人弹”应当注意的各项事宜。
曾有许多宗教极端分子为巴格达迪立传，这些传记无不称颂主人公才识过人，而且一向热心“圣战”。但是，西方情报机构的资料当中，却找不到佐证他才华与胆识的证据。巴格达迪的真名叫作易卜拉欣·阿瓦德·巴德里（Ibrahim Awad al-Badri），早年生涯平淡无奇，既无过人的才智，也缺乏异乎常人的极端倾向。当然，他还是有那么一点近乎狂热的爱好—那就是“伊斯兰法学”（fiqh）。他喜欢钻研宗教典籍，研究其中的学说与警句。他学习“伊斯兰法学”的目的，就是为典籍中的话语寻找合法的阐释。他不是扎卡维那样的顽劣少年，也没有本·拉登千里奔赴阿富汗的豪气。要知道，大学一毕业，本·拉登立即移居巴基斯坦，只为了支持阿富汗的“圣战”。早年间，巴格达迪没表现出什么领袖魅力，也没有一点暴力倾向。熟人印象中的他为人腼腆。他是个近视眼，喜欢看足球，大多数时间都在独处。在他人生的头32年，巴格达迪在邻居眼中是那么不起眼。巴德里家的一位朋友觉得，巴格达迪“太文静了，人们甚至很少听见他说话”。
这位邻居叫作塔里克·哈默德（Tariq Hameed）。他告诉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巴格达迪的自行车后座上满是书本。既有宗教书籍，也有其他内容的书。”哈默德能记得，十几岁的巴格达迪非常好学。那时，巴格达迪一家住在萨迈拉，附近大多数家庭的家境属于中等偏下。他的父亲是一位逊尼派伊玛目，在城中的清真寺工作。巴格达迪常常披着祈祷用的斗篷，或者一身白色的“迪士达沙”[3]，打扮得像个虔诚的教徒。一有空闲，他总是待在清真寺里，而不是和同龄人玩闹嬉戏。哈默德认为：“我几乎没见过他穿年轻人的服装，比如衬衫、裤子。他的外形与萨迈拉其他的小青年不一样。”邻居还记得：“他很早就留起了胡须。而且，他从不去餐厅约会玩耍。”
事后证明，巴格达迪的出身背景乃是影响他人生走向的关键。巴格达迪出身于伊拉克的卜·巴德里（al-Bu Badri）部落，若论血统，他可以算作穆罕默德的子孙。一些宗教学者认为，“哈里发”也就是所谓“穆斯林的领袖”，须由穆罕默德的直系子孙出任。当然，这点亲族渊源在当地并不罕见—仅在萨迈拉一地，就居住着几百名出身巴德里部落的人，此外，还有十几个部落也都和伊斯兰教“先知”血脉相连。不过，巴格达迪的族人都对宗教特别虔诚，因此，青年巴格达迪拥有如此秉性也就毫不出奇。日后，他转向宗教极端主义，似乎也和早年的熏陶有些关系。巴格达迪的祖父曾经去过麦加的“卡巴天房”2朝觐，因此获得了“哈只”3的称号。叔伯兄弟当中，也有不少以教士和经学教师为职业的人。根据一本传记的看法，巴格达迪的父亲对于儿子有着重要影响，前者一向教导巴格达迪要“从善避恶”。
巴格达迪长大成人那段时间，正好与伊拉克最为动荡的一段历史契合。他出生于1971年，10年过后，两伊战争爆发，双方交战8年，陷入了痛苦的僵局。50多万人因为战争而失去生命。此时，巴格达迪正值少年。待他长到20岁，伊拉克又迎来了海湾战争的耻辱性惨败。其间，巴格达迪服过义务兵役，不过，没有证据说明他曾经亲身参与战斗。后来，他为了学业移居巴格达。1999年，巴格达迪获得了伊斯兰法律和神学方面的学士学位。他深深沉浸在对于17世纪宗教法规的研究当中，甚至有点无法自拔。也许正因如此，他显出了一些清教徒倾向。亲戚们都还记得，传统婚礼上男男女女共处一室跳舞游戏的场面，大学生巴格达迪都无法容忍。他常常抱怨：“这样的行为违背教义！”他的虔诚，似乎促进了他的学业。32岁那年，他马上就要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即将开始教书育人的教师生涯。这时，就在2003年3月20日，美国军队侵入了他的国家。
美军的第一波空中攻势令人“震惊而惧怕”。轰炸的场景似乎点燃了巴格达迪的激情。作为伊斯兰法学学生，他比大多数人都了解《古兰经》中呼吁打击外敌、保卫信徒家园的那些内容。于是，在同一年，他加入了抵抗组织，并开始对美军进行零星袭扰。那时候，这样的抵抗组织数以千计，而巴格达迪的具体战绩不得而知。
又过了几个月，巴格达迪被捕了。他沦为俘虏的具体境况，外界却都不大清楚。美军资料显示，2004年1月，美军在费卢杰展开突袭。俘虏当中有一个叫易卜拉欣·阿瓦德·巴德里的人。而后，他被押送到了伊拉克最令人生畏的一处地方—“布卡监狱”（Camp Bucca）的拘留营地。营地由美军负责管理。
2月4日，巴格达迪正式“入住”营地，美军的一位摄影师拍下了他当时的样貌。由此可见，那时的巴格达迪脸庞很圆，岁数仿佛已近中年。他的眼镜度数很深，胡子也很杂乱。巴格达迪一向注意安全，自然很少留影。他早年的照片如今只有十几张存世，入狱之前那张，当然就是其中之一。他下一次面对镜头摆好造型，已经是10年之后的事情。那时候，他几乎已经变了个人。时光回到2004年2月4日，从这天起，巴格达迪即将从一位虔诚的年轻人，一步一步变身成为嗜血的宗教极端分子。
巴格达迪入住的监狱面积达5平方公里。此地就像一个电线环绕、帐篷林立的小小城镇。那些帐篷，全数扎在平整而炙热的沙漠当中。这里靠近边境，距离科威特只有几公里。每到晚上，美军看守总喜欢驾着直升机，从营地上方飞过。那时候的布卡营地，恍然有些拉斯维加斯的风韵。灯火摇曳之下，空旷的沙漠中仿佛冒出了一个大城市。其实，营地里的风景，还是和荒凉的美国大西部更为相似一些。
最初，是英国人建起了这座监狱，其中的第一批住客则是战犯。美军接手后，营地规模大为扩张。根据设计，监狱一共可以容纳2万囚徒，不过，有时候，这里的“住客”会暴涨到2.6万人左右，他们全都住在沙地的帐篷当中。夏天，此地的温度可能高达42摄氏度。加上波斯湾沿岸吓人的闷湿空气，无论囚犯还是狱卒，都有点受不了。“简直就跟住在微波炉里差不多。”一名舰长的伴侣前来探亲过后，对海军记者发出了这样一番感叹。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管理者的努力，此地的硬件设施慢慢得到了很大改善。帐篷被撤走了，牢室换成了带有空调的板屋。此外，监狱里还专门开设教室，除了帮助不识字的囚犯摆脱文盲身份，还会教授一些就业和生活技能，从木工到汽车修理，几乎无所不包。不过，到了2004年，这个帐篷村落的主导权已经落到了宗教极端分子手里。首先，囚犯们要求分宗派进行关押，他们的愿望得到了满足。逊尼派的生活区域，很快开始实施严格的“教法”。这种“教法”不单依靠自律，还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监督执行。一旦有人触犯“教法”或者出卖囚友、向美国人献媚，都可能招来严厉的责罚，比如一顿殴打、挖掉眼珠等。“30区”（Compound 30）内的住客，都是最为死硬的宗教极端分子。对待狱方人员，这些人当然很不客气。他们往往会把粪便搓成球或者制造“茶石”（chai rocks）—把甜茶的渣滓和沙砾揉搓成团，之后在太阳下晒干，然后把漫步经过的美国人当成活靶子来练习投掷。
营地的一位高级主管觉得，巴格达迪入狱时的布卡营地，有些功能已经失灵。但美军建立这座监狱，主要是为了教化那些参与暴乱的逊尼派武装分子。从实际效果判断，布卡营地恐怕恰好起到了反作用。美国军队把极端分子和普通罪犯羁押一处，无意中，仿佛开办了一所“圣战大学”。宗教极端分子正好可以趁此机会，培养教育新一代的“圣战士”。这一点，这位高级主管最是忧心。
“极端分子与温和派杂处共居。每个监房的情况都是如此。”在2009年某期《军事评论》（Military Review）中，布卡营地的法律事务负责人瓦西罗斯·塔西卡斯（Vasilos Tasikas）写下了一篇散记，“很不幸，美国军队采取的关押模式大错特错。他们总以为所有的囚徒‘都是坏人’，于是就把他们一起关押。关押时间可能没有期限，但释放的日子也可能随时来临。如此想法，不但幼稚而且短视，甚至非常危险。可以想见，新的暴乱分子完全可能在监狱当中诞生。”
布卡这座“圣战大学”走出的头号“明星校友”，当然就是巴格达迪。他虽然并非硬汉，却也在监狱中活了下来。而且，他还抓住机会，让自己绽放光彩。这段日子，让巴格达迪交了好些朋友，也拉了不少关系。他还收获了日后的头号助手和发言人—此人叫作阿布·马哈茂德·阿德纳尼（Abu Muhammad al-Adnani），曾是扎卡维身前的一名跟班。作为宗教研究者，巴格达迪的专业学识为他赢得了尊崇和地位。在这个宗教极端分子比比皆是的小小“社区”，亟需巴格达迪这种通识宗教法律的人才。在这方面，他确实干得不错。每天，巴格达迪都会领诵经文，带领大家进行祷告。只见囚徒们身着黄色囚衣、端坐在祈祷用的毯子之上，虔诚地完成整个仪式。巴格达迪通晓古典阿拉伯语，《古兰经》正是以这种语言写成，而正式的庆典场合也推崇这样的语言。于是，他正好可以教授这门课程。从小到大，巴格达迪接触了不少宗教家。巴格达和摩苏尔的大清真寺里，最具学识的伊玛目会像唱颂歌一样传授经文。那种悠扬的调子，巴格达迪倒也能模仿得像模像样。而且，他的声音温润和蔼，又有一股权威之气，很多囚徒都表示爱听—但爱听的人，必须抓紧机会才行。
巴格达迪的学究本事，不但赢得了囚友们的尊敬，还为自己早早地铺好了通向自由的路程。为了避免囚室过于拥挤，布卡营地常会把一些危险程度较轻的犯人释放出去。2004年下半年，狱方审查了易卜拉欣·阿瓦德·巴德里（巴格达迪）的资料，觉得这位深受爱戴的学者无甚威胁可言。于是，巴格达迪自由了。2004年12月6日，他正式出狱。在此之前，一支专门的医疗队用棉签从他的脸颊上取得了他的DNA样本，存入档案之内。以后，只要他从事恐怖活动，无论是死是活，美方人员都可以由此得知这个人的确切身份。
10个月的囚徒生涯中，巴格达迪和美国人打了不少交道。而且，他与美国人战斗到底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多年以后，他甚至把这点决心写进了祷词之中。“请让美国及其盟友遭遇彻底的失败吧，安拉！”许多次在公开场合里，他都曾经如此祈祷：“请紧紧卡住他们的咽喉……让他们尝到最为惨重的失败的痛苦；请驱散他们那帮乌合之众，请分裂他们、肢解他们；请允许我们对他们发起突袭！”
有那么一段时间，巴格达迪却又故意躲着美国人。那个时候，他同他的第一位妻子结了婚—后来，他一共迎娶了三房妻子。而且，当时他至少拥有一个孩子，那是一个4岁大的男孩。出狱之后，他再次回到学校，继续攻读伊斯兰法博士学位。2007年，他顺利完成了学业。然而，早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前，他便已经重新投身暴乱活动。而且那个时候，他过去所在的那个组织已经同其他几个组织合并，一并成为2006年扎卡维成立的“顾问委员会”，即“圣战者苏拉委员会”的成员。巴格达迪受聘成为这个委员会的顾问之一，主要负责有关沙里亚法的法律问题。
西方情报部门采集的资料显示，扎卡维可能和自己的后继者有过一面之缘。扎卡维向来热衷神学，乐于和宗教学者讲经辩论，也许，他曾和巴格达迪有过交流切磋。但是，那时候的巴格达迪还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即便在同类当中，大家也惯常忽略他的存在。艾哈迈德·达巴什（Ahmed alDabash）是“伊拉克伊斯兰军”（the Islamic Army of Iraq）的领袖人物，2014年，达巴什告诉英国《电讯报》（Telegraph）记者：“扎卡维与我的一位兄弟很亲近。但是那个巴格达迪，我就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了。他好像曾在我家附近的清真寺里领诵经文，不过没人注意到他这么个角色。”
2006年6月，扎卡维的死改变了一切。他的继承者对于“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同看法，对于如何领导暴乱也另有所想。很快，组织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拉克伊斯兰国”的不少领导都出身军旅，曾在萨达姆手下当过军官。他们虽和扎卡维同属逊尼派，却从未获得后者真正的信任。待到扎卡维一死，组织的权柄落到了这些军人的手中。从最高阶层的官员，到下面名义上归属“伊斯兰国”的城镇领导，大大小小的重要职位无不由前复兴党分子把持。巴格达迪的履历让他获得了晋升机会。他是有名的教法专家，又出身正宗的伊拉克籍逊尼派家庭。这样一个人，肯定能够让四分五裂的团体保持名义上的统一态势。很快，巴格达迪被派往费卢杰近郊农业小镇卡玛（al-Karma），担任那里的“教法总长”。而后，他又受命负责整个安巴尔省的宗教事务。到了2010年，整个“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教法事务”，都要由巴格达迪一人定夺。
连续三次升迁，让巴格达迪坐上了“伊斯兰国”的第三把交椅。他的地位仅次于领袖与“作战部长”。2010年4月8日，美军的导弹降落在了伊拉克提克里特附近的山坳里，夷平了当地的一处民居。“伊斯兰国”的头号和二号人物，正好在袭击中死于非命。于是乎，一度被同行看轻的书呆子学者巴格达迪，成了组织新任领袖的热门人选。
一个月后，巴格达迪果然当上了领袖。虽然他地位很高，不过坐上领袖宝座也并非顺理成章。西方和中东的许多情报官员认为，那个职位本该归属一位战地经验丰富、领导过多次行动的人物。可是，尽管巴格达迪当时还只是个“文职人员”，他却赢得了复兴党分子和扎卡维门徒的一致信任。
投下信任票的组织领导当中，有一位萨达姆部队的前任上校，此人名叫萨米尔·赫里法乌里（Samir al-Khlifawli），也是“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军事委员会负责人。2003年后，赫里法乌里加入“叛乱”集团。后来，根据解密文件证明，他鼓励巴格达迪接受领导职位，还承诺自己会全力予以辅佐。后来，赫里法乌里在叙利亚战死。赫里法乌里的“圣战名”是哈只·巴克尔（Haji Bakr）。他留着白胡子，被情报人员认为智谋高超，“伊斯兰国”前期的几场胜仗，绝少不了他的功劳。
巴格达迪缺乏军旅经验，但也拥有其他成员没有的优势。他熟知宗教法律，自然可以巧用“教义”，为种种暴行找到合理的解释。当然，他的谰言早就遭到全球各地伊斯兰学者的批判。学者们认为，他那些暴行，同样属于违背教法的不端行为。不过，“伊斯兰国”施行的种种暴行—斩首、自杀式袭击、绑架、折磨、宗派斗争，还有因他们而流的无辜穆斯林的鲜血，统统得到了巴格达迪的认可，而且，他还将这些行为认证为“符合教法”。
巴格达迪的出身，让他有权成为“哈里发”。既然巴格达迪一伙如此重视“伊斯兰国”的名号，“哈里发”的尊号自然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且，巴格达迪的宗教知识与地位，可以帮助组织提高地位，摆脱扎卡维留下的旧有印象。
接下来的几年，巴格达迪似乎有意想要证明自己坐上领袖的位置乃是得自神授，因此，他必须努力做好准备。一位熟悉巴格达迪个人历史的美国官员指出了这一点。“他完成了宗教上所有的必为程序，还特别注意个人形象。他谨慎挑选衣着，对于自己走路的姿势、言谈的话语也都万分挑剔。”官员表示，“他为了证明自己，可花了不少时间。”
也许正是为了这个目标，巴格达迪才在2011年8月向叙利亚派出了一支远征小队。尽管他的“哈里发国”当时仍然偏安于伊拉克的乡村地带，巴格达迪却已经着手在叙利亚为“哈里发”寻找踏脚石。他觉得，此事一旦成功，自己的组织可以获得多年的生存之机。而且，如此一来，“伊斯兰国”可以打破殖民者为中东各地划下的边界，并一点一点使之消弭。
“我们必须跨越所谓的边境。这些边界，都是邪恶的手强加在‘伊斯兰国度’之上的。它们严重危害了我们的运动。”提起自己的叙利亚计划，巴格达迪如是说，“我们的国度，由阿布·穆萨卜·扎卡维奠基。我们的国度，不会限于任何疆界，必将扩张与壮大。”
几个星期过去了，奥巴马和其他欧洲领导人的呼吁犹在耳畔。不过，巴沙尔并没有听从美欧诸国的意见。相反，他对这些“殖民者”加以谴责。而后，叙利亚当局仍在镇压示威人群，所谓的“民兵组织”[4]，也成了政府的打击对象。
叙利亚的局势，白宫方面很是关心。不过，美国政府并未真正予以重视。奥巴马总统的几位国家安全顾问已经达成共识，觉得巴沙尔一定会下台。同样的观点，得到了两位相关专家的首肯。当年秋天，这两人刚刚去过叙利亚访问，那时，巴沙尔政权看起来已是风雨飘摇。叙利亚政府军的不少官兵早就投奔了所谓的“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政府控制的不少区域，也已成为“自由军”的领地。总之，专家们表示，巴沙尔气数已尽，无须美国方面大费周章横加干预，他也会自取灭亡。
“巴沙尔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政府只需袖手旁观就好。”专家中的一位谈起了自己当时的看法，“我们真不觉得巴沙尔能够渡过那个难关。”
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出乎了专家们的意料。这道难关，巴沙尔挺过来了。他的政权顽强地生存了下去。而后，叙利亚局势步步升级，冲突演化成为全面内战。奥巴马当局试图找到一根杠杆，迫使冲突双方走向谈判桌。找来找去，美国总统一无所获。埃及与也门爆发示威游行的时候，美国方面大可以挥舞厚厚的账簿，确保自己的意见得到倾听。毕竟，美国政府长期向上述两国提供经济援助，并给了两国政府和安全部门很多支持。在利比亚，联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联合国决议的首肯，奥巴马政府自然不用担心法律和道德问题，可以放手支持反对势力，同时也向平民提供庇护。不过，叙利亚的事例实在特殊。美、叙之间并无经济援助，也没有军事合作，美国也不是叙利亚的重要贸易伙伴。在联合国上，虽然美国一再以巴沙尔政权虐待平民为由要求对叙利亚进行制裁，不过，俄罗斯仍然愿意向长期的盟友提供庇护。即便最为温和的制裁，也无法落到实处。通过投票，欧盟决定抵制叙利亚石油，这时，巴沙尔的另一个盟友伊朗挺身而出。他们拨出的几百亿美元借款，填补了巴沙尔的损失与亏空。
正因如此，巴沙尔坚持了下来。他在首都附近布下重兵，建起了牢固的壁垒。同时，他还不时出击，向反对派盘踞的领地发动突袭。一场战斗中坦克和炮火的交锋，往往可能摧毁整个居民区。时至今日，已有4000多名叙利亚人死于战火，其中，更有300余名不幸夭折的儿童，更多的人背井离乡。那些留守本地的人，除却身边了无灯火、残缺破败的社区外，只剩下了心中的绝望与恐惧。
公开场合里，美国人取得了不少进展。联合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当中，对巴沙尔的非议越来越多。私底下，白宫及其盟友也在加紧劝说，他们希望巴沙尔能够主动下野，寓居外国。但是，大家都有一份心照不宣的默契—战争持续，似乎可以带来一点好处。只要争斗不停，战争继续下去，伊朗的经济和道德负担都会日渐加重。给巴沙尔的头号盟友放一放血，似乎也不错。这点共识和默契，当然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可以肯定，即便是奥巴马身边那些极力叫嚷的鹰派顾问，其实也不准备对叙利亚局势进行真正的军事干涉。美国政府甚至不想出动空中力量庇护反对派，也对小额的军事援助没有兴趣。毕竟，俄罗斯方面一再否决针对叙利亚的制裁决议。没有联合国议案的掩护，所有对反对派的援助谈何容易。现实中的障碍同样不小。叙利亚反对派与利比亚的同类完全不同。前者没有像样的根据地，自然难以安然组织战线。他们的手中只有小型武器，所有大型武器都掌握在政府军手里。巴沙尔垄断的武器储备，反对派远远不及。奥巴马当局只能给予反对力量一些人道援助和非杀伤性装备，比如药品、电脑和手机。反对派要想抵挡巴沙尔的进攻，只能寄望他人以寻找枪械、装备与弹药补给。而且，美国方面不愿再在中东重蹈覆辙，再卷入一场战争。如此情形之下，就连美国人自己也认为，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装毫无意义。
一名资深情报官员曾经参与过关于巴沙尔问题的讨论。他表示：“事实就是，反对派根本没有威胁巴沙尔的能力。2011年，也没有几个人觉得反对派可以凭借外来军援取胜。其实，他们不是没有武装。当时，美国方面真应该呼吁各方克制、制止事态升级，而不是竭力鼓动叙利亚内战。”
2011年6月的一个下午，罗伯特·福特正在为哈马的乱局思虑烦心。同一时刻，许多美国议员和官员聚在华盛顿某处，准备出席一场听证会。听证会事关叙利亚局势，主讲人是3名美国公民。对于叙利亚的未来，3人都怀着浓厚的兴趣。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只有27岁，原本就是叙利亚移民，他已在国会工作了不短的时间，已经是不少在座来宾的熟人。他叫穆阿兹·穆斯塔法（Mouaz Moustafa）。对他而言，当下的这份新工作，可能非常刺激，但也有些令人伤感—他要劝说这些美国高官，请他们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支持。
一个小时之内，穆斯塔法和同事们回答了不少问题。看起来，各位议员不但非常关心叙利亚事务，还很愿意提供帮助。其实，参与听证会并唤起民选官员的兴趣正是穆斯塔法的专长所在。眼见对方如此热情，穆斯塔法深受鼓舞。
“一切才刚刚开始，国会的诸位非常关心局势的下一步发展。”谈起那次听证会，穆斯塔法表示，“他们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希望他们的情绪能被我们调动起来。”
为了达成目的，这样的听证会穆斯塔法还会组织许多次。如此的作为，他觉得是自己的使命。穆斯塔法出生在叙利亚，目前定居于阿肯色州温泉城（Hot Spring，Arkansas）。他精通英语和阿拉伯语，为此深得国会山诸位议员的青睐。在华盛顿，还居住着一些来自中东诸国的流亡人士，他们对于穆斯塔法也是赞赏有加。2011年，穆斯塔法走到了聚光灯下，他直截了当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毕竟，许多叙利亚人都把美国政府当成了最后的救星。其实，穆斯塔法也不认识叙利亚国内那些巴沙尔的政敌，但是，作为职业说客，他要为他们的利益辗转奔走。由此一来，他可以见证两个国家就此问题产生的各种变化。这样的人，在华盛顿可不多见。
“整个局势好像‘车祸现场’，我们要指挥司机慢慢逃离困境。”穆斯塔法打了个比方，“我们要他们‘往前挪一点，但不要挪得太多’。毕竟，大家不用同归于尽。”
对于美式民主，穆斯塔法的信仰一贯坚定。不过，他参与政治却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穆斯塔法的父亲是飞机技师，在他11岁那年，全家移民美国。当时，穆斯塔法对于英语近乎一窍不通。唯一熟识的几个单词，还是来自动画片《能量超人》（Power Ranger）。阿肯色州的高中里，白人同学占据绝对多数，穆斯塔法这种皮肤黝黑的外国面孔，自然是同学们无情欺凌的对象。进入青春期后，事情有了改观。穆斯塔法的体格变得强壮起来，他的足球才能也在同一时刻展现出来。从高中到大学，穆斯塔法都是个明星球员。毕业之后，他的去向却有些出人意料。民主党议员维克·施耐德（Vic Snyder）同样来自阿肯色州，还是众议院武装事物委员会的一员。穆斯塔法来到华盛顿，成了施耐德身边的一位实习助理。老板对他印象不错，于是，原本的暑期临时工作换成了一份正式合同。一开始，他为施耐德鞍前马后地打理工作，后来，布兰切·林肯（Blanche Lincoln）当选参议员，这也是阿肯色州人第二次坐上这个位置，穆斯塔法也追随他而去。2010年，林肯败选，穆斯塔法改行当了电视记者。一次采访中，他结识了利比亚某反对派的高级干部。对方正需要一个精通阿拉伯语，又对华盛顿官僚的第一语言比较熟悉的人。于是，穆斯塔法开始为他们工作。2011年，作为职业说客的他又有了新主顾—叙利亚流亡者。
不久之后，穆斯塔法常常造访国会和白宫发表演说。他的身份，也变为“叙利亚危机救援队”（Syrian Emergency Task Force）的主管。穆斯塔法旗下的这家非政府组织旨在提供消息，介绍叙利亚国内的最新形势，同时，也为反政府势力的思想和计划做推荐。穆斯塔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可以为美国的决策阶层提供帮助，而后，美国政府也能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帮助。
当然，美国人大可不必帮这个忙。
“我们要摆出事实，求得大家的同意。”穆斯塔法表示。他觉得，一般而言，美国人“对于寻求国家解放的斗士抱有天然的同情心”。而且，“对待叙利亚问题，‘民主信仰’和国家利益同等重要。”穆斯塔法表示，“我们坚信，美国的叙利亚政策会兼容考虑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时不时，穆斯塔法还会造访白宫，与总统身旁的叙利亚问题专家们商量切磋。有时候，他会主动提出会面。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主人向他发出邀请。萨曼莎·鲍尔（Samatha Power）当时任职总统的人权事务顾问，后来又出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她曾和穆斯塔法一起出席过许多次记者招待会。奥巴马那位口无遮拦的国家安全顾问丹尼斯·麦克唐纳修（Dennis McDonough）也是穆斯塔法的亲密伙伴。此外，穆斯塔法还与许多国务院高级官员有过交流。面对穆斯塔法，高官们的态度很统一。提起叙利亚反对派，他们深表同情。但是，话题一旦转向，说起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就只会大谈特谈各种困难，同时反复强调美国政府需要担心的法律事宜和风险问题。
“白宫人士经常会说‘这件事情已在处理’‘那件事情已经摆上日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穆斯塔法谈起了自己的官场见闻，“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倒是变得爽快了些。总之，他们告诉我，总统刚刚发表了讲话，美国将逐步撤出目前涉足的各个战场，所以你看……’”
回到办公室后，穆斯塔法打开可视电话（Skype），与叙利亚的“抗议”领袖们展开了一次长谈。他在华盛顿与叙利亚两地来回穿梭的过程中，还会与几位领袖见面切磋。有的领袖相当高调，他们似乎觉得，美国人最后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毕竟，奥巴马已经向巴沙尔下了最后通牒。后者辞职，好像已是板上钉钉的事。“美国政府已经做出反应，而国际社会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总之，叙利亚现政权似乎即将覆灭，巴沙尔必然辞职。久而久之，反对派有了这样的想法—‘咱们终于可以浮出水面了’。”穆斯塔法分析道，“因此，他们不再低调。对此，我觉得有点大事不妙。这样一来，他们不就暴露身份了吗？绝对不行！但是，接下来他们仍然如此张扬。他们似乎感觉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
叙利亚国内众多的“抗议者”中，有一位普通的逊尼派女性，她名叫努拉·阿梅厄尔（Noura al-Ameer），来自霍姆斯。穆斯塔法与她在网上结识，两人最终成了好朋友。“抗议声”初起的时候，阿梅厄尔才23岁，正在大学读书。她个子娇小、一头黑发，特别热衷于政治辩论，头脑也非常聪明敏锐。走上哈马街头，阿梅厄尔真是吃惊不小。她发现，这里的示威人群真是包罗万象。其中，不但有各种宗教信仰和种族的代表，还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众。有时候，游行中的人们还把《古兰经》和十字架并排高举。那种景象，无疑象征了信仰的平等。
“游行队伍里有商人，也有一般工薪阶层，有医生和工程人员，还有学生和记者。”追忆往昔，阿梅厄尔记忆犹新，“自然，示威人群有了团结一心的感觉。由此，他们的恐惧也消除了些。”阿梅厄尔声称，即便在安全部队冲击人群、拿起棒子想要驱散大家的时候，相邻的人们仍然手挽着手，不肯放弃—哪怕一个是信仰逊尼派的商贩，另一个则是出身阿拉维派的法学学生。这样的场景前所未见。有段时间，阿梅厄尔觉得自己可能命不久矣。但是，她当时并不吝于献出生命。
“哪怕我死了，也算死得其所。”阿梅厄尔表示，“我们的生活本就不容易，也许死了还好一些。或许，这就算重获新生。为了所谓的理想而献身，真是如梦似幻的事情。”
后来，阿梅厄尔的身未死，心却死了。团结的局面很是短暂，宗派仇杀的消息开始慢慢流传。阿梅厄尔所在的社区里，居民大多属于逊尼派。有一段时间，各家各户都收到传单，声称此地很快将遭到阿拉维死硬分子的袭击。她也有几个亲近的阿拉维派朋友，同一时刻，她的这些朋友也听闻了类似的消息—据说逊尼派即将要收拾他们。这时，所谓的“幽灵帮”[5]似乎得到命令，变得活跃起来。这些阿拉维派死硬分子开始袭扰街区，绑架妇女儿童。有时候，受害者会被他们打得半死，有的甚至直接横尸野外。到了2011年，街头口号中又增添了一条新的内容：“基督徒滚回贝鲁特，阿拉维分子直接去死！”
终于，厄运降临到了阿梅厄尔的头上。那天，她准备去看望母亲。几位警察突然蹿上公共汽车，把她拖进了大马士革的一间审讯室。这一次，她觉得自己死定了。不过，他们只是把她锁进一间小小的囚室，整天逼迫她面对审讯中的朋友的哭号声。一开始，阿梅厄尔拒绝服软。审讯人员只得把她拷在椅子上面，又用电棒触烫她的额头与胸口。她感觉全身火烧一般疼，而对方只是笑嘻嘻地在一旁观看。
“逊尼分子，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审讯期间，一名什叶派军官曾经激愤地朝着阿梅厄尔等人大声呼喝。他的言辞实在恶毒。时至今日，阿梅厄尔回忆起来，都觉得自己难以启齿去复述一遍。
85天过后，阿梅厄尔的家人找上了审讯中心的狱卒。他们付了贿款，而她也重获自由。不久，阿梅厄尔逃到了土耳其，并一直在当地隐居。叙利亚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男女老少携手并肩，拿着鲜花与橄榄枝齐齐游行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宗派仇恨与种族仇杀。这样的丑陋现实，是阿梅厄尔未曾预料到的。
“一开始，我加入抗议队伍的时候，身边都是一样的男男女女。他们都和我一样，向往一个更好的未来。”阿梅厄尔说，“现在，我的伙伴已经不见了。巴沙尔离间了我们的关系。”
[1] 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又称作“胜利阵线”或“大叙利亚人民阵线”。
[2] 伊赫瓦尼匪帮：以沙特阿拉伯为活动基地的宗教极端武装，曾于20世纪20年代多次袭扰约旦。
[3] 迪士达沙（dishdasha）：一种白色长袍。2 卡巴天房（Kaaba Shrine）：位于沙特阿拉伯麦加城禁寺中央的一处石殿，为穆斯林礼拜的正向。3 哈只（Haji）：又译“哈吉”，一种尊衔，专门授予前往麦加完成“朝觐”的穆斯林。
[4] 民兵组织（volunteer brigades）：指叙利亚反对派的武装组织。
[5] 幽灵帮（shabiha）：阿拉伯语，意为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