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弗莱（Lawrence Foley ）向来不爱张扬，但是，这个波士顿土著的身上还真是有些“出众”的地方。哪怕身处安曼这样的大都市，他仍然算得上显眼—我指的是他的体型。以当地标准，他绝对算得上大个子，尤其那个肚腩，简直就是一望可见。作为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的一位中层官员，弗莱常常需要出席宴饮应酬。腰围肥硕的原因，大概就在吃吃喝喝之间。弗莱的鬓发已经现出几分雪色，面皮倒是保持了爱尔兰人的特点，红润发光、雀斑满满。两相对比之下，他仿佛顶着一头蓬松的漂白棉。弗莱喜欢散步，而且他总爱带着他那条金毛猎犬“鲍嘉”（Bogart）一起走。在他的住所附近，携带宠物上街游逛的人可不多见，为此，弗莱吸引了不少眼球。2001年9月11日过后，旅居安曼的西方人士大多心内惶惶。但是，外出时弗莱仍然不愿有任何护卫陪伴左右。那个时候，已有不少报告指出美国公民面临的安全风险正在上升。弗莱的亲眷为此很是忧虑，但62岁的外交官本人却不以为然。“安曼这个地方很安全。”他告诉忧心忡忡的家人。
“9?11”事件之后的那几个星期，安曼的美国侨民确实感到身边的氛围不太友善。一些家庭干脆“退守”到了大使馆旁边。那里，刚刚建起的壁垒森严高大，警卫也是荷枪实弹。不过，弗莱却没有挪窝。说来，他已在海外工作了30多年。眼前这点风雨，和他曾经涉足的那些险境完全无法相比。于是，他还是住在他那座位于安曼西区的二层别墅中，守着铺满锻铁栏杆的窗户，还有窗外的灌木，过着普普通通的异乡生活。每到傍晚，他都要和妻子弗吉尼亚（Virginia）一起外出。夫妇两人带着爱犬鲍嘉，去邻近的阿卜杜拉·霍谢（Abdullah Ghosheh）大街徜徉散步。遇到街坊邻户，弗莱两口子还会摆摆手，说两句简单的阿拉伯语来打打招呼。清晨，弗莱习惯很早起身，而后自行开车上班。他有一辆酒红色的奔驰280 ，这辆二手车装着使馆牌照，被他停在装饰门后的那个小小的车库当中。当时，新的警报已经甚嚣尘上。据称，恐怖分子正在那个时段—2002年的初秋—四处搜捕美国公民并掳作人质。但是，弗莱依然故我，保持着自己随意而又任性的行事风格。
弗莱的工作内容主要是筹措资金，建设清洁水源。同时，他还要在当地企业家中寻找合作伙伴。这份职责并非那么惹人注目，但却非常重要。弗莱本人也显得很有干劲。他常常造访安曼附近的难民定居点，和当地的住客聊天攀谈。每次提到营地中的生活细节，弗莱总是不厌其烦，问个没完。为此有人怀疑，眼前这个家伙可能是个中情局特务。当然，笑容可掬的弗莱，还是赢得了大部分当地人的好感。就连上司也被他的工作热情感染。于是，他们准备嘉奖一下这位员工。2002年10月27日，美国大使馆特地召开晚宴，表彰弗莱。会上，弗莱获得了一面奖盘。宴会一直持续到了凌晨，弗莱到家的时候，自然非常疲倦。不过，弗吉尼亚记得那个晚上丈夫的兴奋情绪实在难掩。
“我这份工作，就是我最想干的工作。”弗莱向妻子表示，“我待的地方，也是我最该待的地方。”
第二天，弗莱循例早早起了身。洗漱更衣之后，他向着车库走去。这时，正是7点20分。弗莱准备打开车门的当口，奔驰280的另一端冒出了一个人。来人面目不清，黑白相间的格子巾遮住了他的整张脸。他的右手擎着一把手枪，枪头配有明晃晃的消音器。
“噼、噼！”
弗莱应声跌倒在地。枪手则一步抢上前来，再次扣动扳机。
“噼、噼、噼、噼、噼！”
弗莱的身子滚了滚，人也咽了气。他的面庞、脖颈、肩头、胸口各中了一枪。随后，枪手开始逃亡。他跃过一道矮墙，朝着街区的另一头跑去。接应的汽车正等在那边。整个事件来得迅猛，消失得也快如闪电。前前后后，才不到半分钟的时间。自始至终，弗莱的左右街坊没能察觉到半点异样。他们都没发现，自己的邻居早就横尸在那辆奔驰的一边，附近的灌木完全被血泊浸染。
一个小时之后，安曼西区的某位监听人员才得知了弗莱的死讯。他听见枪手给伊拉克北部某地去了个电话，好像要通知对方什么重要事情。
“麻烦给谢赫[1]说一声，”枪手表示，“任务完成，一切搞定。”
监听人员来自美国国土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简称NSA）。华盛顿当局那遍布全球的窃听网络，就是由国土安全局负责运转。安全局人员听到那通泄露弗莱死讯的电话并非出于偶然。他们对于伊拉克北部的关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9?11”事件过后，国土安全局方面开始大肆搜罗有关信息，试图从中找出本·拉登和其他“基地”组织头目的下落和去处。到了2002年秋天，他们有了一个发现：伊拉克的东北部地区，似乎正是“基地”组织宗教极端分子的藏身之处。很快，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高层人士，都把目光投向了那一隅。那里的有些村落实在太过偏僻，就连地图上也找不到它们的踪迹。
一位美国外交官遭袭击而死于非命，如此惨剧，实在少见。即便在局势混乱的中东地区，也算得上骇人听闻的事件。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CIA）反恐中心（Counterterrorism Center）的有关专家对那段电话录音进行了初步分析，确认疑凶大致就在“基地”内部。不过，此人到底姓甚名谁，中心里大多数的分析人士却并不清楚。
整起事件的幕后主使，除却阿布·穆萨卜·扎卡维，似乎没有更好的人选。唯有一位专家，对于元凶可能的身份显得有些疑虑。专家名叫纳达·巴科斯（Nada Bakos），当年33岁，入职中情局只有2年。不多久，她就成了单位里数一数二的扎卡维研究权威。巴科斯来自蒙大拿州（Montana）中部，家中经营农场。此后的人生岁月里，她对扎卡维一路追踪。为了抓到这个恐怖分子，巴科斯曾深入伊拉克沙漠，在那里的一个军事基地一待就是数周。据称，那个地方同扎卡维可能的藏身地点只有几公里的距离。扎卡维的各种行动，她都会万分关心，他的手下和朋友一旦被俘，她都要亲自过堂审问。她甚至会和突击队的大兵一起，在深夜时分突然造访扎卡维可能的落脚地。她了解扎卡维的个性，清楚他的习惯，她对他的一切是如此“痴迷”，以至于她的同事纷纷揶揄，觉得她对她这位“约旦男友”实在“用情太深”。
这一次，大家都忙于将罪名归到扎卡维头上，对此，巴科斯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当然，谋杀很可能出自扎卡维的授意。对这个结论，巴科斯也表示赞同。如此一来，约旦当局也会好过一些。显然，约方更愿意把弗莱的横死归咎于国际恐怖分子的阴谋算计，而不是将其定性为约旦国内的一起偶发暴力。后一种解释，将会给这个国家引以为豪的旅游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更叫巴科斯感觉奇怪的一点在于，白宫的某些高官原本对扎卡维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此事一出，他们却立即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
巴科斯所在的部门，曾经长时间就同一宗问题被反复咨询：萨达姆·侯赛因和“基地”组织之间到底有无瓜葛和联系？布什总统的一干幕僚，想从中情局方面得到一个确切答案。当时，萨达姆政权已经成了总统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伊拉克方面稍微有可能参与了“9?11”事件，只要有证据坐实萨达姆和纽约、华盛顿遭遇的恐怖袭击确有那么一点勾连，美国方面下一步的行动将会名正言顺。不过，面对同样的问题，中情局每一次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所谓伊拉克涉嫌“9?11”的说法，大多是子虚乌有的传言。唯有这一次，因为扎卡维的参与，中情局方面再不敢轻下断言，因为扎卡维似乎在巴格达现身了。其间，这个约旦人好像还曾前往一家公立医院接受治疗。
这个扎卡维，会不会和那个得到本·拉登金钱馈赠，而在阿富汗西部建起恐怖分子训练营的扎卡维是同一个人？阿富汗战端开启之后，难道扎卡维没有追随本·拉登逃进托拉博拉的大山？除以上这些疑问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显得特别棘手：难道传言中“伊斯兰护卫军”拥有的那个毒药工厂，竟然是来自萨达姆的馈赠？要知道，早在20世纪90年代，萨达姆对于化学武器的痴迷就已是人尽皆知。
如此种种的疑问，都需要巴科斯和她的同事们耐心求证、仔细回答。2002年，关于扎卡维的各种情报还很罕见。不过，巴科斯必须给出答案。
劳伦斯·弗莱身故之后，巴科斯等人更是问题缠身。毕竟，幕后真凶正好藏身在伊拉克。而且，此人与“基地”组织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证实，板上钉钉。
那个时候，扎卡维仍然是个默默无闻的人，对于大多数美国人如此，在绝大部分中情局特工心里也是如此。他的形象非常模糊，只是全球“圣战”活动中的一个边缘分子。可是，布什政府的一众高官已经把此人当成了恐怖大亨中的顶级一员。
纳达·巴科斯在中央情报局的最初两年可谓格外忙乱，各种突发事件纷至沓来，仿佛扑面而来的散乱弹片，又好像一块砖头砸中挡风玻璃后飞来的无数碎玻璃，叫人猝不及防。2001年9月11日早上，那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恐怖事件突然发生时，巴科斯等一干年轻的情报人员都挤在电视屏幕跟前，目睹了这起惨剧的实况：只见一架民航班机直直插进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的钢筋骨架之中，而后南北双楼轰然倒塌。滚滚的黑烟，几乎覆盖了整个下曼哈顿（Lower Manhattan）。面对此情此景，许多人都哭了，还有人发出阵阵嘶吼。按照安全条例，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撤走。很快，巴科斯的诸位同事一边惊叫，一边向着出口鱼贯而出。不过，巴科斯，这个发色蜜黄、眼光棕黑柔亮的初级分析人员，却立在原地一动不动。
“当时我在想，局势都这样了，我还能干点什么？”事后，巴科斯忆起那一瞬间的心情，“我当时希望上面立即下个命令，我们则好立即行动。”几分钟后，她就遂了愿。在反恐部门主管科菲·布莱克（Cofer Black）的召集下，留守大楼的200多名中情局员工聚到了一处。随后，布莱克下了命令，今后几年，中情局的主要目标将会直指本·拉登。他们要找到他、战胜他、摧毁他。“这是战争。”布莱克表示，“一场与以往战事完全不同的战争。”
一年之后的又一起事件，同样让巴科斯刻骨铭心。当天，她身在一处小小的会议室，对面则是美国的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当时，美国与伊拉克已经走到了开战边缘，而来客正是布什政府里的头号“战争贩子”。这次造访弗吉尼亚州的兰利[2]，规格可真有些不一般，因为副总统有些问题想要亲自向诸位恐怖主义研究专家请教。此前，他的幕僚已经叨扰了中情局方面好几个月，他们一心想知道萨达姆是否与“基地”组织勾结到了一起。这一次，扎卡维成了副总统关心的重点。扎卡维—五角大楼的特别计划处（Office of Special Plans）出具的报告中也曾提及这个名字，不过，措辞却颇为简单。相形之下，中央情报局方面却觉得扎卡维万分危险。特别计划处的主管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J. Feith）同时兼任国防部次长，此人也是一位坚决主张对伊作战的鹰派。如此一来，副总统自然很想知道，中央情报局到底掌握了何种情报，才会做出那样的判断？
当天早上，副总统来了。他被前呼后拥，不少随扈跟随左右。这些跟班个个黑西装加身，蹙着眉头不露笑颜。其实，这已经是副总统第二次为了伊拉克事务而来，只不过，他初涉此地的经历并不愉快。那一次，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亲自出面接待。面对副总统的疑问，列席的各位情报主管都没给出笃定的答案。话里话外，副总统似乎肯定萨达姆已经和恐怖分子沆瀣一气，而且他还暗示，萨达姆正在支持本·拉登。可是，诸位中情局官员却并不认可他的判断，会议也因此不欢而散。
这一次的会面也是由特尼特一手操办。出席的各位情报人员年纪较轻，对于伊拉克事务也更加熟悉。因此，纳达·巴科斯在加入中情局的第三个年头，得到了第一次与国家二号人物面对面的机会。
会议地点位于总部7楼，和局长办公室相隔不远。窗外，可以见到大片大片的森林，树林的那端，就是人口稠密的弗吉尼亚州郊区。室内，一张长桌的旁边坐着副总统及其顾问，他们的对面则是中央情报局的众位中层官员。在他们面前，摆放着各种档案、文件和记录。为了开好今天这个重要的会议，他们前一天专门召开了预备会，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质询会议”。巴科斯是当日参会的几位年轻情报官员之一，并且就坐在部门领导的后面。当天，她的角色是后援，一旦坐在前排的官员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她就要立即予以回应。一开始，巴科斯紧张得要死，但是后来还是渐渐放松了下来，看着会议变成了副总统个人的提问大会，她甚至有些享受。只见副总统的两眼从眼镜框的上方紧盯着中情局的专家们，目光中带着明显怀疑的神情。他的话语虽然温文尔雅，但是表达的意思却是不容置疑的。他的样子就好像法庭上的一位资深检察官，正不紧不慢地用一个个老谋深算的问题把一个蹩脚的证人驳得一无是处。
巴科斯缩在房间的另一端。她不发一言，只是听着副总统的质询，却又对他的话不太相信。1999年那起“新千年未遂案”，足以把扎卡维送上追捕名单。但是，扎卡维是个宗教极端分子，萨达姆则信奉世俗主义，后者的一大爱好，便是屠戮和迫害前一类人。他们之间怎么可能暗通款曲？难道副总统真的相信这一点？
副总统的态度非常认真，几周之后他收到了一份报告。报告由巴科斯等人合作写成，其中的内容引发了副总统幕僚的极大不满。报告否认萨达姆政权和“基地”组织存在任何行动默契。在布什政府几位高官的想象之中，双方其实早有秘密往来。但报告却指出，此类猜测“似在捕风捉影”，而且“没有任何细节性实据及其他信息能予以佐证”。
副总统想要索取的那个答案，其实并不存在。不过，中情局越是强调这个事实，副总统等人就变得越加笃定。有一次，巴科斯在上班时间接到一个质询电话，对方竟然是总统的一位顾问。他死死咬住她那份报告中的某个句子，想要向她讨个说法。根据长久以来的规矩，政府人员不能与中情局员工私下接触。唯有这样，中情局的工作才能摆脱政治干预。于是，巴科斯飞速挂了电话，而后立即报告上司。上司立即致电白宫，向对方提出抗议。
“当时，政府希望反将我们一军。他们想让我们摆出实质证据，说明扎卡维并非‘基地’组织成员，同时和萨达姆并无关系。”巴科斯表示，“好吧，我们立即着手调查，但那又有什么用？反正末了他们只会抛下一句‘他们是不是一伙人又有何关系？他们这种人其实都是一个德行！’”
眼前这种形势，完全出乎巴科斯的意料。两年之前，她向中央情报局投出简历的时候，可没想到自己能坐上这个位置。那时的她，也只想碰碰运气。现在，即便她已经当了两年特工，老家那些亲戚仍然觉得她其实只是个办公室文职人员。日常的工作内容，仅限于接接电话、写写邮件而已。这也难怪，巴科斯的老家远在蒙大拿州的丹顿（Denton）小镇。当上中情局探员、追捕恐怖分子这样体面刺激的任务，似乎从来与小镇的子弟无缘。
有一阵，兽医才是巴科斯理想的职业。巴科斯在牧场长大，身边少不了各种牛马。她喜欢骑着心爱的马驹横越牧场，度过每一个长长的暑假。因此，给动物看病这种工作似乎更适合她。她的高中名不见经传，整个毕业班也不过9个人。平常，电视上她最爱看的是警匪片。少女巴科斯的世界实在不算太大。不过，那时的她已经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该这样平凡单调。
大学一年级那年，巴科斯遭遇了一场车祸，险些断送了她的全部未来。不过，她最后还是复了学。再次回到蒙大拿州立大学，她将专业换成了经济学。那时，她隐隐有了打算，将来要从事国际关系方面的工作。而后，她结了婚。她曾经经销水泥，还在一家矿业公司短暂待过。30岁生日过后的几天，巴科斯收拾好所有行李，开着她那辆福特F - 150皮卡货车，径自朝华盛顿方向奔去。那一阵，她刚刚离婚，也没有接到任何工作的邀约。只是继父的一席话，让她决心投身情报行业。继父曾上过越南战场。一天，他翻阅《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上面的一则招聘广告让他精神一振。他立即通知女儿，告诉她有个理想职位正等着她。
“算了吧，人家不会要我。”女儿告诉父亲，“他们有什么理由来雇用我这种人？”
“还是去试一试吧。”父亲劝道。
她有些动心了。曾经，她想要成为经济分析员，为政府部门工作。国务院是最佳的去处，中央情报局的名头听上去好像也不错。
“好吧，试一试也好。”她最终下了决心。
巴科斯投递了简历，而后又参加了考试。接下来的经历给了她大大的惊喜。一位中情局官员打来电话，请她前去面试。5个月之后，她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中情局的大门，从镶嵌在花岗石地板中的那个近5米见方的中情局徽章上走过，成为了中情局的一名技术专员。在中情局这个繁复的官僚机构中，所谓技术专员不过是最底层的职员而已，但是她很快就成长为一名情报分析人员。这个职位，需要很强的分析能力。她必须抽丝剥茧，从浩如烟海的电子档案和间谍网络中找出有用的信息。由于她的专业背景，巴科斯加入了一个针对萨达姆经济罪行的调查小组。萨达姆规避联合国制裁的种种把戏，需要她和同事们一一查清。不久以后，小组的权责进一步扩大。巴科斯一干人还需要了解这位伊拉克“强人”会不会在暗地里资助恐怖分子。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让她有机会深入了解了扎卡维这个人。
巴科斯身处的部门里，男性占据绝对多数。领导岗位更是主要由男人把持。金色头发、身段苗条的她身处其中，自然显得很是惹眼，她的能力同样引人关注。关于扎卡维和他那些伙伴的任何资料，她都非常熟悉。而且，堆积如山的文件、漫无联系的资料，她似乎可以一眼看穿，并将有用的信息一一提炼出来，这种才华让人尤为惊叹。一位上司这样形容巴科斯：“她是我手下最好的探员！”
“她让我想到拉斯维加斯（Las Vegas）赌场上那些牌技高手。”那位曾对巴科斯赞不绝口的上司如今已经退出情报圈。提到当年的手下，他表示，“他们都一样，可以把对手的所有招数算得清清楚楚。这种才能，别人望尘莫及”。
巴科斯也总是对自己的朋友们说，这是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份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行动的中心。”她经常这么表示。不过，与此同时她也不得不面对一些难堪的现实，其中之一，就是政客们对事实的选择性利用，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有过多次这种经历。那些政治领袖们总是有选择性地利用众多分类情报中符合自己政治利益的那部分“事实”，把这种实际上已经被严重歪曲的信息提供给选民。所有美国总统无一例外都大行此道，只不过在程度上其中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恶劣而已。
如今，这种不快的感觉重新袭来。副总统的第二次造访，结局仍然比较尴尬。会议结束，几乎每个人都苦着脸。副总统等人没有得到理想的答案，悻悻而去，中情局一方，也有许多员工对于这次访问异常不满。显然，白宫方面已经打定主意准备出兵伊拉克。正因如此，眼见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料无法为这次出兵提供合理的借口，迪克·切尼等人才会表现得那样愤愤然。
“我当时觉得，情报部门对于有关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才没敢下断言。”巴科斯回忆道，“但是，我太天真了，没想到这些情报竟然与战争有关。”
直到多年以后，迪克·切尼仍然坚持自己对于当时局势的判断，他还是相信，萨达姆与“基地”组织确实有染。关于自己两次走访中央情报局的经历，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就相当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9·11”事件后，切尼评估了美国可能遭受的恐怖威胁，他得出的结论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只有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最有把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合起来的能力。”
“从后来的情况看—即便我们得到的一些情报是错误的—这个观点依然是站得住脚的。”切尼写道。
无论如何，白宫绝对饶不过扎卡维。伊拉克战争之前，布什政权一直试图寻找扎卡维与伊拉克政权勾结的确切证据。哪怕战事已经开启了好一段时间，总统方面都没有改变这个判断。对此，巴科斯深感忧虑。劳伦斯·弗莱的死，似乎又在火上浇油。
光天化日之下，劳伦斯·弗莱在安曼最安全的居住区之一遭到枪击，在约旦上层造成了恐慌。美国外交官员在境内遭遇刺杀身亡，如此恶劣的事件，在该国历史上还属首次。事发后，阿卜杜拉二世立即行动起来。国王亲自召见了美国国务院官员与中央情报局人士，表示将会全力协助美方查清此事。他还亲自偕同妻子拉尼亚王后拜访弗莱府上。夫妇俩齐齐宽慰未亡人，声称一定遵照礼仪，护送弗莱的遗体归还故土。与此同时，情报局当然也没闲着。他们抓捕并讯问了大量宗教极端分子，想要找出关于凶手的线索。仅仅48小时内，就有几百名宗教极端人士先后成为情报局的“座上宾”。尽管如此，凶手却仍然难觅踪影。情报局既不知道此人是何身份，也不明白弗莱被杀的原因。侨居安曼的美国人成千上万，为什么凶徒偏偏挑选弗莱？此人只是一个中层官员，他的工作内容仅仅在于帮助约旦改善自来水供应。什么人会故意找这样一个人的麻烦？背后又有什么用意？
10月30日，弗莱的灵柩将从安曼启程，由军用飞机载回美国。从市区到机场，美国海军陆战队与约旦仪仗兵都在为他开路送行。妻子弗吉尼亚、爱犬鲍嘉则伴在弗莱左右，和他一道回归故里。
城市另一头，情报局的总部里，大规模的审讯还在进行。不久之前，一个宗教极端主义小团体刚刚揽下责任，宣称对弗莱的死负责。不过，相关的声明言辞模糊，事后更被证实只是沽名钓誉。于是，各位情报局官员更加烦躁。面对审讯对象，他们又是威逼又是利诱，甚至用上了恐吓的手段。就这样，已经过了几周时间，情报局仍然未能收获一星半点有用的情报，只是在现场找到了半截手机碎片。机体一看就知属于劣品，其中的储存记忆卡是偷来的。
到了11月，事情终于有了进展。线人向情报局方面汇报，最近安曼郊区的马卡（Marka）难民营来了一位怪客。此人原籍利比亚（Libya），租住在当地一家公寓内。此人于9月入境，据称是来帮助朋友打理生意。他开了一家服饰店，专门经销头饰和妇女服饰，产品主要面向那些信教虔诚的家庭。服饰店的门面很小，门口的招牌显示这家店铺叫作“小王子”。除了门店，两人还租下了一个仓库。仓库很是宽敞，招致了邻居的怀疑—小小的服装店，干吗需要一个大大的储衣间？
“利比亚人”的本地伙伴名叫亚希尔·易卜拉欣·弗雷哈特（Yasser Ibrahim Freihat），系巴勒斯坦移民。这个弗雷哈特有些宗教极端主义倾向，却又和任何宗教极端主义团体都少有往来。因此，利比亚来客才应是调查的重点。经过几天的跟踪排查，情报局大致确定了来人的身份：萨利姆·本·苏维德（Salem ben Suweid），一个“阿富汗老兵”。3年前，此人曾持假身份证件潜入约旦，还因此进了监狱。那个时候，约旦警方就怀疑苏维德可能与“基地”组织有关系，并因此将他驱逐出境。假如这个利比亚人真是苏维德，那他已经是第二次进入约旦，而且，这一次他还避免了“二进宫”的命运。
12月3日，凌晨刚过，情报局人员接连出击，扑向3处地点：苏维德和弗雷哈特租下的仓库、“小王子”的门店和两人的公寓。特工闯进房间的时候，两位主人身着睡衣正处于睡眠状态。他们没有一点反抗，就这样束手就擒。而后，情报局人员对两人的所有东西进行了彻彻底底的大搜查。搜查结果证明，苏维德的房间真可谓是一处“富矿”。在此地，特工们的收获如下：手套、面具、防弹背心、催泪瓦斯，还有数以千计的美元大钞。房间后的院落则是主人的弹药库，那里藏着整整5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3]，每一支都装有子弹。一本炸弹装配说明手册，外加一个写满潜在袭击目标的笔记本，很能说明主人的嫌疑身份。不过，情报人员搜来查去，也没能发现那支杀害弗莱的7毫米口径手枪，以及掉落在案发现场的消音器。
4点了，两个嫌犯也被押解到了情报局反恐中心的办公室里。中心的副主管阿布·哈伊萨姆负责“接待”他们，而局里的传奇人物、绰号“红魔”的副局长阿里·布尔扎克也在“陪客”的行列中。转眼已是6点，晨曦将近，约旦山（Judean Hill）上的天幕开始由黑转灰。暗色渐渐淡去，苏维德却几乎成了一个“废人”。他招供了，还在自白书上签了字。苏维德承认，自己策划并执行了整起事件，致使美国外交官劳伦斯·弗莱死于非命。至于他那位生意伙伴弗雷哈特则负责望风，同时兼任司机。
情报局一向效率高超，这一次破案过程也算得上异常迅速。哈伊萨姆清楚，外界一定会对此加以批评。无论是约旦同胞，还是西方同行，都会认为情报部门为求快速破案，滥用酷刑，把嫌疑人屈打成招。毕竟，案子牵动国际关系，很可能让约旦和最重要的盟友渐行渐远，因此，情报局必须证明案件的凶手确是苏维德无疑。每当怀疑泛起，哈伊萨姆总有一招可以应对，他会押上嫌疑人重返现场，来一个“罪案重现”。
精神委顿的苏维德，颓然歪倒在汽车后座上。他的双手仍然没有被解开束缚。前排副驾驶座上，阿布·哈伊萨姆端坐着。司机驾驶汽车开往安曼西区。那个地方是使馆区，也是许多外交官员的住地。
“来，带我们去当天你办事的地方走一走。”哈伊萨姆吩咐苏维德。
苏维德开始指路，汽车拐进一串小街走了好久，最终停驻的地方临近一座别墅的车库。那一天，弗莱正是陈尸于此。现在，别墅已是人去楼空。弗吉尼亚·弗莱已随丈夫的遗体一起离开约旦。有生之年，她再也不想重返中东。当日杀戮留下的种种痕迹，也已经消失不见。
哈伊萨姆看向后座，发现苏维德垂着头一言不发，身体一动也不动。
“当天你是怎么犯案的，给我描述描述。”哈伊萨姆下了命令。
慢慢地，苏维德开始讲故事。他口中的内容和自白书上的描述并无差异。9月份，他离开叙利亚潜入约旦。在这里，他四处寻觅，准备袭击当地的美国人，同时，他也把约旦政府官员当成潜在的目标。而后，他和弗雷哈特开了那家服装店作为掩护。为了拿到苏维德早已备好的武器，弗雷哈特还特地去了一趟叙利亚。10月，苏维德和弗雷哈特频繁出现在安曼的富人区。外交官聚居的区域，也常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上述这些地方，西方人随处可见。他们出现在那里，显然是为了踩点。
苏维德表示，自己之所以挑中弗莱，也是出自偶然的发现。这位美国外交官性格活泼、喜欢热闹。安曼的几处难民营里，时不时就能见到他的身影。为此，苏维德对弗莱有些印象。弗莱造访那些地方，当然是为了巴勒斯坦难民的饮用水问题。他常和难民谈天说地，特别关心对方的各类生活问题。有些人就此怀疑，也许弗莱是别有用心。而且，弗莱那辆酒红色的奔驰，以及车上的外交牌照也足以让人过目不忘。当时，他的同事们早为座驾换上了当地牌照，可弗莱却没有跟随大流。
循着车迹，苏维德发现了弗莱的住处。动手之前，他在别墅周围徘徊了整整3天。对于刺杀对象，他也有了详细的了解：此人白发稀薄，体重也像一般中年人那样有些失控。而且，他还发现此地既无警卫站岗，也没有负责监控的录像系统。屋前和屋侧的墙体分外矮小，适于逃逸，也是良好的藏身之所。观察中，苏维德详尽记录了弗莱每天早上的具体行程：早早起身，带狗散步，7点20分驱车出发前往办公地点。每一次出门，他都是独自一人。
10月28日，苏维德终于决定行动。城中清真寺发出早祷通告的同时，“利比亚人”和同伴钻进一辆现代牌汽车，朝着城市西郊驶去。车是借来的，手枪和面具则裹在一个书包里，又被苏维德藏在长袍底下。其实，苏维德也不敢肯定他的刺杀目标到底是不是美方间谍。但是，既然他只是想要杀掉一个美国人，眼前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
“我当时觉得机会来了。我只需要开上几枪，杀掉这个人就行了。”苏维德告诉哈伊萨姆。
在凶徒的亲自指点下，哈伊萨姆查看了案犯苏维德当日跳墙而入的地点。接下来，两人又来到车库旁边的一隅。那天，苏维德就是匿藏在此地等待着目标走近。而后，两人打了照面。凶徒一语不发，开枪击毙了外交官。为了确认对方已死亡，苏维德又补了几枪。这一过程，在苏维德的口中再次得到还原。凶徒又手指一动，指认出弗雷哈特和那辆二手现代车等待和接应的地点。根据苏维德的描述，作案之后，他和同伙飞快赶回了马卡地区。途中，两人在扎卡河（Zarqa River）边停了一下，把作案用的那支手枪扔进了污浊的河水之中。10点整，苏维德和弗雷哈特顺利回家。他们甚至有时间更换衣衫，然后不慌不忙地打开店门招揽生意。
哈伊萨姆静静听着，非常专心。而后，情报官员再次开口发问。这个问题，自事发后就一直困扰着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这么做，”苏维德给出了答案，“当然是为了报效‘基地’组织，而且还是为了报效扎卡维。”
难不成扎卡维和这件事真有关系？
嫌犯落网的事情，约旦方面秘而不宣。扎卡维可能涉嫌此事的消息，他们也对外保密。他们耐心等待，等了足足有两个星期。在那期间，约旦方面期待中央情报局能够找出什么有力证据，确切证明涉案凶手与约旦历史上最著名逃犯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两周过后，嫌犯的身份、扎卡维涉案的消息方才公之于众。没想到，大多数约旦人却更愿意相信苏维德辩护律师的话。此人向媒体表示，自己的当事人遭受了酷刑折磨，而后才被迫承认此事是由扎卡维指使。
苏维德拨往伊拉克那通电话的细节，也渐渐地为各位调查人员所知。电话那头的人名叫穆阿迈尔·尤素福·贾格比尔（Muammar Yousef al-Jaghbeer），此人一直追随扎卡维，并因此出了名。多年以后，贾格比尔在伊拉克落入法网。据他交代，苏维德确系得到扎卡维亲自派遣而潜往约旦，扎卡维给了“利比亚人”5000美元作为盘缠。扎卡维的要求只有一个：杀人。扎卡维命令苏维德杀害美国人，任何美国人都行。
不过奇怪的是，扎卡维本人却未曾认领这起凶杀案，尽管像这样的杀戮罪责他都不知道主动认揽了多少件了，牵涉其中不幸丧命的美国公民，也不在少数。而那些曾与扎卡维在伊拉克东北部共处多年的宗教极端分子也坚称扎卡维与弗莱的死完全无关。
中央情报局的多位分析人员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巴科斯就是其中之一。她觉得整件事情还有许多未曾得到解答的疑点。
“所有的证据都模糊不清。”巴科斯表示，“根据推断，我们确实认为扎卡维涉嫌此案。但是，若要以此作为确凿无疑的证据，却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无论如何，调查结果已经为美国方面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足够的依据。一位身负官方使命的外交官惨遭杀害。如此一桩罪案，元凶又指向扎卡维其人，美国方面，必须有所行动。
正义应当得到声张，扎卡维必须归案。还好，在2002年的那个秋天，美国政府非常清楚扎卡维藏身的地点。
[1] 谢赫（sheikh）：中东爵位，可译为“亲王”“王爷”或“头领”。
[2] 兰利（Langley，Virginia）：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
[3] 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Kalashnikov）：又称“AK-47”，一种自动步枪，以射程短、威力巨大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