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28日，距唐山地震过后整整两个月的那一天，一辆特别列车驶离唐山车站。当列车在修复不久的京山线上缓慢行驶的时候，天津、北京、保定等地政府已从电话中得到如下消息：“唐山孤儿将经过你市。”
这是震后送往外地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孤儿。
华北大地震动了。
“七二八”大地震把三千多个孩子[1]的家庭彻底摧毁，却留下了他们这些稚嫩的幼苗。这种震动，完全不亚于“七二八”地震的震级强度，它是直接冲击千千万万人的心灵的，尤其是千千万万个母亲。
这些不幸而又万幸的孩子啊……
突降的灾难，首先把中年女干部王庆珍的命运和那数千名孤儿的命运紧紧牵连在一起。这位前唐山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在震后第二天被市委副书记张干召到一个防震棚里，接受了把全唐山孤儿寻找到、安置好的不寻常的使命。
“这件事就由知青办负责！”副书记严肃地说，“那些孩子，一个也不许饿死，一个也不许冻死！”
这是一段刀刻斧凿般留在王庆珍心上的经历。在护送孤儿途中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性子刚强的女人，眼里不时闪出泪光——
……三千多没爹没妈的孩子啊！光是市区的孤儿，就有一千七百多人……
张书记把任务交给了市知青办，我们就层层布置给基层的知青办。那时知青办只有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找孩子，管孩子！
我坐着一辆破吉普车到处跑。东一个，西一个地把流浪的孩子“收”回来，给他们找吃找穿。那时抢孩子已经成风，全国各地许多没孩子的父母，都托救灾人员到唐山抱孤儿。运输部门把孩子带往天津、北京、承德……遵化县一支大车队，一下子就带走了二十多个娃娃！
那时，多数孩子是被父母单位、邻居，还有医疗队和救灾部队收养着。执行任务的军车上，常常能看见驾驶楼里坐着孩子，裹着大军装，捧着小苹果。有的解放军连队，平均三个战士带一个孩子。我到过一个部队，看见一个战士正领着十多个孩子在做游戏，看小人书……
“你知道，这都是一些多么懂事的孩子呵！”王庆珍含着泪对我说：
有一家，父母双亡，留下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孩，一个男孩。对了，姓单，老大叫单苗丽。解放军收养了他们，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把改小了的军装给他们穿，还在高坡上给他们盖了简易房。孩子们很懂事，他们嘀嘀咕咕商量着，想做点什么来报答部队。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啊！
他们想到了家里的五只小鸡。那是他们姐弟五个用小手从废墟中扒出来的五只没死的小鸡。心爱的五只小活鸡呀，叽叽叫着，成天不离开姐弟们的脚边。老大说，解放军叔叔扒人、盖房那么辛苦，咱们熬一锅鸡汤给他们送去吧！弟弟妹妹都赞成。于是，他们真把那五只小活鸡杀了……
战士们接过了那只用布包着的小锅，看着那五只小小的鸡雏，许多人哭了。还能说什么？孩子们就是那么懂感情……
那些没爹没妈的孩子，在地震后一下子懂了那么多东西。酸甜苦辣他们都尝到了，好人坏人他们都看到了。有人把他们当做宝贝捧在手里，也有没良心的，见死不救，甚至还想占孩子的便宜。
可是，不经这些事儿的人怎么也不会感到，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孩子呵！勇敢极了，就想掉泪。有个叫冬梅的六岁小姑娘，地震后，家里只剩下她和九岁的哥哥。其实，她姥姥家还有亲戚活着，在郊区农村。那些亲戚进城来，不顾救人，只顾扒家里的财产，捞了油水，扔下孩子就走。我见到小冬梅时，她穿着一身破衣服。她死死拉着我，一遍一遍地对我说：“王姨，我要穿新衣服！我是有新衣裳的，还有花布，妈妈在地震前一晚上给我裁的，还没顾上缝，都让他们扒走了，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要回来？”小冬梅的身边有五条从废墟中扒出来的爸爸妈妈留下的围巾，小姑娘像小大人似的，成天爱惜地带在身边，不让人动。她有个表姐想要走围巾，小冬梅发脾气了：“你不救我爸，不救我妈，倒想要东西？不给，一条也不给，我就是烧成灰也不给你们！”六岁的孩子啊！有一天，我领着小冬梅到物资组去给她兄妹找衣服，小冬梅拿了一双大人穿的男式胶鞋，我问：“你拿这做什么？”她说：“给我哥……”“你哥哪能穿这？”我笑了。“我爸我妈不在了，”六岁的冬梅认真地说，“哥哥的脚长大了，要没鞋穿怎办？”
这就是地震留下的孤儿。灾害坑苦了他们，使他们承担了根本不该承担的东西。要没这场该死的地震，他们还在妈妈怀里撒娇呵……
他们本不该过早地知道人情冷暖，本不该知道那么多连成人也感到说不清的事。有个孩子，地震时和后妈一起钻出废墟，这时父亲已死，后妈指使她这儿那儿地扒，结果救出的是后妈亲生的孩子，而那几个与她同母所生的孩子却闷死在里边。这个孩子勇敢地出走了，她当然也成了我们的孤儿，被我们送往外地……
把一部分唐山孤儿送往外地，是省委决定的。唐山乱啊，教育系统损失很大，没有力量管这么多孩子，又有瘟疫的危险。
及时地把孩子们送出唐山是太重要了。让救灾单位收养孩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孩子们能活下来已经不容易，不能让他们再有三长两短、再吃苦，更不能让他们被那些没良心的人欺负……
唐山火车站。我亲眼目睹的情景——
清晨，天有点儿阴。清除废墟的起重机，已经在火车站广场的两侧轰轰隆隆地工作，不时吊起一块块形状狰狞的楼板。广场上人很密，那么多孩子忽然聚集到一起，四处是尖细的叽喳声。送往外地的孤儿在等待出发。
一片蓝色。所有的孩子都穿着蓝色的衣服，胸前挂着写上了姓名、年龄、籍贯的白布条。
六岁的小哥哥搀着四岁的小妹妹……
五岁的小姐姐吃力地抱着一个小弟弟……
不少孩子细细的手腕上有两只手表，显然那是父母的遗物。有的孩子坐在破行李卷上，守护着家里仅存的财产。还有许多孩子，脖子上挂着缝纫机头，那重物压弯了他们的腰。
我费力地钻进人群，来到孩子们中间。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新书包，里面装着各个收养单位送的水果、点心、日用品。一些孩子把这些东西反反复复地掏出来，又装进去。有个男孩拉住我，让我看他那白色搪瓷杯底部的红印章。
“叔叔，这是一等品！”
许许多多唐山人来到广场为孩子们送行。我看见一个戴矿工帽的小伙子，蹲在地上，正为一个小姑娘梳辫子。他的手十分笨拙，总在颤抖，有时手重了，拽了头发，那头发黄黄的小姑娘就会咧嘴。我猜想，这小姑娘一定是这位青年矿工的已故师傅的孩子。
火车汽笛在响。广场上传出一阵阵哨音。孩子们就要出发了。有一位被秋风吹起银发的婆婆，深情地望着这些孩子，喃喃自语：“出远门喽，出远门喽……”
有多少人为唐山孤儿牵肠挂肚啊！外地的人们，就是从唐山孤儿和伤员身上，感受到地震灾害有多么严重的。没有比接待孤儿更容易发动群众的了！人心都是肉长的……
王庆珍清晰地记着那一切——
石家庄的人对我说过，为了办育红学校，市委专门开过两次常委会，工会、青年团、妇联、计委、建委、财办，还有组织部、民政局、教育局，都动员起来了。从来干什么事都没有这么心齐的。
全市为育红学校抽调了212个工作人员，有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炊事员、保育员——因为还有好几个吃奶的婴儿。育红学校校长，专门选了一位唐山人，开滦矿工出身的二中党支部书记老董，这样的人对唐山孤儿的感情不是深些吗？
一批唐山孤儿要来的消息，震动了整个石家庄市。为了建育红学校，迁了一个幼儿园，有些人接送孩子不便了，可一说是唐山孤儿要来，他们就说：“没事！我们多绕点路就多绕点路！”第一批孩子是9月8日到石家庄的。任务下达得仓促，6日那天被褥还没有备齐。市里把一大批布拉到桥东区，让街道组织赶制。7日早上，几百条崭新的被子、褥子就送到了育红学校，有汽车拉来的、自行车驮来的、手推车推来的……
还有枕头！6日那天，有枕套没枕芯。育红学校附近一所小学校校长拍着胸脯说：“我包了！”他到自己学校，集合起全校学生，说：“同学们，唐山市的红小兵后天就要到了，咱们要用实际行动欢迎他们。今天放学，你们一人带两个枕皮儿回家，请爸爸妈妈把枕芯灌上，木棉也行，高粱花子也行！”第二天早上，所有上学的小朋友，胳肢窝下都夹着两个鼓鼓囊囊的新枕头……
9月8日上午，我们把孩子送往石家庄。一路上，各市的领导人都到车站迎送，送上各种食品。天津送上了罐头，可车上没有罐头刀。孩子们想吃啊！火车司机就通知前方车站，以最快的速度准备了五十多把罐头刀送上车来！
到石家庄育红学校时，绿豆粥和炸果子已准备好了，洗澡水也准备好了。水不冷不烫，不深不浅，据说市委领导专门到澡堂看过，试过，生怕水深淹了孩子。
孩子们洗完澡，服装厂和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就在那儿等着了，要给他们一个个量衣服鞋子的尺寸。衣服也是连夜赶制的，第二天早上7点，每个孩子的枕头边都放了三套新衣服。男孩儿是绿军装、白衬衫、蓝裤子、懒汉鞋，女孩儿是花格条上衣、白衬衫、蓝裤、花裙和偏带布鞋。女孩儿们还发了红头绳和小镜子。有个男孩儿的新鞋不合脚，可上午就得参加石家庄市的欢迎大会。百货公司知道了这事，一位老营业员一大早取了鞋，满头大汗地蹬着自行车送到会场门口，亲手给那孩子换上。
唐山孤儿们坐着大轿车进入会场，嘿，那场面！花环队、花束队、腰鼓队、老人、娃娃……夹道欢迎。路上站了那么多人，他们都想看看地震后幸存的孩子，看看这些好不容易活下来的小苗苗。一个大肚子上扎着腰带的老警察，有人说是石家庄市交通大队的大队长，亲自站在路口指挥车辆，那庄严的样子，像在迎接外国元首。进入会场的大门口，石家庄市的小朋友吹着号在迎接唐山孩子。
唐山孩子留给石家庄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坚强！”大地震才一个多月啊。他们好像很能适应环境，在车上，还向欢迎的人们招手。
那是一个叫人动感情的欢迎大会。省市领导致欢迎词，石家庄的小朋友致欢迎词，接着是唐山孩子上台致答谢词。那是一个13岁的男孩。他一上台，台下就有人哭了。他却能控制住自己，一板一眼，讲得清清楚楚。只是说到“爸爸妈妈死了，是解放军叔叔救了我”时，他掏出手绢擦开了眼泪，但却咬着牙没哭出声，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讲下去。
等到石家庄和唐山两地的小朋友同台演出的时候，会场上悲伤的气氛达到了顶点。观众哭，在后台的大人也哭，有个唐山孩子叫小芹的，她唱歌天真极了，看着她笑得那么甜，真叫人受不了。为她伴奏的大人们哭成一片。坐在台下的市委书记，突然冠心病发作，昏倒在地！
唉，都是因为那场灾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