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马丁·路德·金一样，黄浩芃的竞选演讲主题，同样是“我有一个梦想”。
但不同的是，这个14 岁男生的梦想，只是成为深圳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的学生自主委员会（以下简称“学生会”）主席。
在2009 年年末，他已经梦想成真。学校里，随处可见这个新任学生会主席的大幅海报。海报上，这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八年级学生，正高举右手，做出一个挥拳的动作。
这张获胜者的海报，只是这所拥有某种独特气质的学校的一个缩影，还有更多让人惊讶的事情，正持续不断地发生着。
在这里，每年的10 月15 日至11 月15 日，是约定俗成的“竞选月”。
学生会的主席要经过班级、年级到学校的层层公开选举，然后由全校1800 多名学生选民投票产生。一个见证过“竞选月”全过程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说：“这和美国总统大选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这里，学生会的主席有权组织自己的“内阁”。在每月一次的校长例会上，他和“内阁成员”们将对学校的公共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校长会一一记录，然后当面解释，或立刻做出整改。
在这里，有一个40 多人组成的学生记者团，成员遍布每个班级。
在每周一的早会上，他们能够通过广播站，对教师甚至校长本人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
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是，只要没有特殊原因，学校的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并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
5 年多来，这所坐落于深圳市著名富人区“华侨城”中，被每平方米6.5 万元的豪宅、种满名贵花木的园林和高尔夫俱乐部环绕的公立九年一贯制学校里，50 岁的校长李庆明，正致力于向下一代推行他的公民教育主张。
“我们要挖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质。但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也没有关系，他可以当一个好公民。”李庆明说。
竞选月
李庆明培养“好公民”的第一个努力，是让孩子们学会选举。
他从2004 年开始推行学生竞选制度。刚开始，他只选择了一个四年级班级作为试点，但效果“出人意料的好”，于是第二年，他便把竞选推广到整所学校。
每年10 月15 日至11 月15 日，是学校雷打不动的“竞选月”。
小到每个班级的班长，大到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都由学生选举产生，一人一票。
李庆明和教师一起，为“竞选月”确定了严格的程序和制度。
一届学生会主席的选举，先要通过班级海选和年级海选，从高、中、低年级各选出2 名候选人；然后，在全校的竞选大会上，6 名候选人要经历演讲、才艺展示、公开辩论、回答选民提问等各个环节；最后，经过全校1800 多名学生的几轮投票，选出获胜者。
选举章程规定，任期一年后，主席自动离职。学校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公证小组”，负责监督选举过程以及计票。这个机构的成员，通常由已经卸任的学生会成员担任。
一个叫孙晓峰的学生，连续参加了4 年竞选，并在2008 年成功当选为学生会主席。一年后，他离职，却拒绝了进入“公证小组”。
“我承认，自己是有私心的，”这个前学生会主席解释自己的动机，“我知道哪些学生更适合进入学生会，但这种判断，会影响我在公正小组的工作，这样对其他候选人是很不公平的。所以，我宁可放弃这个职位，让所有人都在一个公正中立的环境里竞选。”
在竞选过程中，孙晓峰给李庆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2005 年到2008 年，孙晓峰连续参加了四年竞选，虽然屡战屡败，却始终不放弃。
第一次参选，他比第一名少了600 多票。但就在宣布结果时，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在演讲台上，这个五年级男生非常有风度地向自己的对手握手表示祝贺。但走下台后，他却躲到角落里，抹起眼泪。
曾有人问过孙晓峰：“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竞选‘华侨城’社区的人大代表，你会怎么做？”这个15 岁的中学生考虑了几分钟，便说出了如下答案：先是走访社区的各户居民，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告诉选民们，如果自己当选了，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在选举的宣传上，他会在社区各处张贴自己的宣传海报，然后定期举行竞选演讲，并且和“智囊团”一起，为自己的选举确定一个系统的、能够持之以恒的方案。
“公务员就应该为公民服务，如果没有做好，那是他的错，但如果我漠视自己的权利，不对身边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那是我的错。
如果大家都漠视了，这个社会怎么能进步？”经过4 年的竞选洗礼，这个嘴角刚冒出稀疏胡茬儿的九年级学生已经对公民、权利这些字眼非常熟稔。
自由民主的种子
这更像是一场发生在少年间的选战。
为了获胜，候选的学生开始学习如何动员身边一切资源。父母和家人是首要支持者。他们会和孩子一起学习各种才艺，帮助孩子修改演讲稿，准备公开辩论的题目，纠正他们的演讲姿势。
每个候选人都有自己的“智囊团”，并在宣传上各出奇招。有人在糖果上印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到各个班级去散发；有人带着助手，在操场上抬着自己的大幅海报转圈，还喊着整齐的口号；甚至有家长在学校周围升起10 多个大气球，气球下方的横幅上写着孩子的名字，号召选民投他一票。
当然，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每个人都会强调同一个口号：“为同学们服务。”这是由校长确定的主题。
黄浩芃依然记得初次登台参加竞选时那种“紧张感”。在此之前，他是个内向的男生，虽然成绩一直很好，但他很少在公共场合说话，也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有段时间，身为某国企高管的母亲，一度还想让他转学，因为这个新学校才成立了两年多，她很担心孩子的“学业问题”。
2008 年，他决定参加竞选。第一次演讲，他全身都在发抖，脚抖得“几乎站不住”，左手拿的发言稿“抖得哗哗响”，右手“抖得连麦克风都拿不稳”，他好几次用力握拳，试图固定住麦克风，却发现“手有点不听使唤”。原本设计的开场白是大喊一声“大家好”，可他紧张得控制不住声音，一开口就破嗓了，台下的选民嘘声一片，他在台上听得清清楚楚。
“豁出去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念了。”时隔一年，这个男孩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看得出有些不太好意思。“反正只是抱着尝试的想法去的，凡事总得有第一次吧 。”
克服了初期的紧张后，他觉得和这个舞台“越来越熟悉”。在接下来的几个环节中，他开始逐渐适应了竞选的节奏，在才艺展示诗朗诵《海燕》中，他甚至做出了一个“在排练时都很难练好”的展翅飞翔的动作。
这个初次参加选举的男孩一直走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在全校1719 张学生投票中，他以20 多票的微小差距，输给了孙晓峰。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黄浩芃并没有闲着。他决心要参加第二年的“竞选”，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他开始关注新闻里那些播音员播报新闻的方式，也开始模仿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举手投足。他的“智囊团”，则早早从各个方面对他的“竞选”提出建议。作文好的人帮他修改演讲稿，美术好的人设计海报上的各个细节。甚至，一位演讲顾问会告诉他要改正在台上的一些小动作，并纠正他演讲时的语气与节奏。
在11 月15 日全校竞选日那天，他和“智囊团”抬着自己的大幅海报，到各个班级去“拉票”。一个在音乐方面有特长的“助手”，还带了一支长笛，走到每个班级，都会吹上一曲。
在演讲台上，他说出精心准备的演讲词：“一年前，我与今天一样，信心百倍地站在了这里，我落选了。但是今年我又来了，因为我不想错过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因为无论是对于我，还是你，无论是对于学校，还是中国，今天都是一个超越平凡的日子，因为在这样的日子里，一颗娇嫩的自由民主的种子，已经植入你我的心中，并悄悄成长。”
他最终如愿以偿，在最后的全校投票中，获得了1120 张选票。
新任学生会主席工作很卖力，挑选了“很精干的内阁成员”、“整顿了学生会工作的风气”。他要求助手们每周都写工作计划，在每周例会上共同讨论。
黄浩芃的母亲，对儿子的学业多少有些担心。她希望儿子在“服务好同学”的同时，也能保持住现在“班上第三名”的成绩。毕竟，“无论学生会的工作做得多么好，最后能有好成绩，考上好大学，才是根本”。
但黄浩芃却对自己的未来很自信。他觉得，“在这所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用得上”。
监督与批评
当了近30 年老师，陆平还是第一次被学生当面批评，而且是在校长主持的学生会例会上，这让她“当时多少有些不适应”。
事情说来也简单：2009 年12 月最后一周，陆平主持的学校“公民养成中心”接连举办了两场活动。学生们觉得这周活动安排过于密集，而上一周却什么活动也没有。于是，在每月末的学生会例会上，有学生会的干部当着校长的面，对此直接表达了不满。
按照会议的程序，接下来，陆平便向学生解释，原本安排义卖活动的第三周，恰好赶上初中学生的月考，为了不耽误考试，才做了这样的调整。并且，她向学生表示，“中心以后在安排活动的周期上，一定会注意频率和方式”。
作为每月一次例会的参加者，陆平直言自己“有压力”，因为“你不知道孩子在会上会说什么”。
的确，这样的会议已经举行了将近5 年。在与会教师和学生们的回忆里，会议上的议题五花八门：从“室内球场的通风条件不好”，到“学校鱼池的换水不够及时”；从“教师拖堂，没有按时下课”，到“初三的课程过多，占用了学生社团的活动时间”；从“集会散会后的地面纸张无人清扫”，到“检查厕所卫生的学生，最好注意性别”，几乎囊括了学校日常管理工作各方面的细节。
最为“尖锐”的时候，学生甚至直接对校长本人提出了批评。
有一次开会，李庆明不断地接听电话，有学生便提出：“希望校长能够尊重我们，开会的时候不要打手机。”
李庆明只得放下手机，向学生们解释，刚才的电话，是为了落实学生们提出的建议。但从此以后，他开会时都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这样的监督与批评，不仅仅发生在学生会的例会上，而且发生在许多更为大型的公共场合。在某次周一的早会上，有学生会记者团的播音员播报了一个小记者写来的稿件。稿件中称，上周的升旗仪式上，有几位老师在交头接耳，“希望这几位老师能够尊重国旗”。
更令人吃惊的是，记者团并非只会批评，孩子们“居然也懂得斗争策略”。在时隔一周的周一集会上，记者团的播音员又播报了一篇稿件，文中称，“在上一周的集会中，那几位老师没有再出现交头接耳的状况，这说明他们虚心接受了批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学学习”。
看着这些“小屁孩”们在参与公共事务时“严肃认真的大人样子”，陆平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搞笑”。
在她的记忆中，有这样一幕在成年人看来颇为有趣的场景：有一次会议时间延长了，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会干部，一本正经地看了看手表，然后举手说，“校长，会议的时间已经到了，你看我学习也很忙，我妈妈在外面接我，我能先走吗？”
但在觉得有趣之余，她也深切地感受到，在这所学校里，师生关系确实有了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改变”。她甚至会用“公民社会”
和“臣民社会”的区别，来解释这种变化。
“以前的孩子很顺从，将就老师，而老师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不需要任何解释。”她说，“但现在不一样了，在公民社会里，我们也是为学生服务的，做任何事情，都要公开透明，让接受服务的人满意，这不是很好吗？”
而在李庆明看来，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正是他追求的教育目标之一：“我们要鼓励学生成为公民，首先要保证他们能有一个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鼓励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才是公民教育的应有之道。”
鞠躬教育
在深圳的教育界，李庆明是一个公认的“争议人物”。
在学校老师和朋友们的眼中，这是个“精力超人、多才多艺”
的校长。他能用意大利语演唱“具有专业水准”的歌剧，还能画一手漂亮的铅笔画；上大学的时候，他的100 米能跑出11.2 秒的成绩，至今仍是那所高校无人能破的纪录。在学校里，大到各种规章制度的确定，小到校门口张贴的标语上的标点符号，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同时，他还兼任着一本全国教育类期刊的执行主编；一忙起来，这个50 岁男人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在椅子上打几分钟的盹，又精神抖擞。
但在许多教育局的领导和同行眼中，他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在深圳教育界，他有着“疯子”、“狂人”的外号。每年，围绕着他的去留，都有诸如“死定了”、“马上就要被调走了”之类的传言。
自从2004 年正式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以来，李庆明一直致力于“在学校渗透公民意识”。他把自己的公民教育主张归纳为5 点：公民人格完善、公德基本伦理、公益服务精神、公共事务参与和公理世界认同。包括“竞选月”和每月一次的学生会例会，都是他一手推行的。
但理论一转化为实践，就出现了种种在旁人看来“很难理解”
的行为。引发争议的核心问题是，李庆明作为一个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长，“不去好好抓教学，却成天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5 年来，只要没有特殊原因，每天早上7 点20 分学校开门，这位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并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
“我们总在说要尊重孩子，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但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孩子们直接感受到这种尊重呢？我觉得鞠躬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他解释道。
不过，一开始，学生们也很不适应，反应也大不相同。有的孩子看到李庆明鞠躬，吓了一大跳；有的孩子直接愣在门口，半天反应不过来；还有的孩子看着鞠躬的校长，错愕地跑进学校里，连头都不敢回。
学校里的老师们也对这个新任校长的“出格举动”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写信到教育局告状，称校长在学校推行“日本式鞠躬”。
哭笑不得的李庆明只能翻出《礼记》告诉教师，鞠躬礼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礼节。
即使是李庆明本人，在刚开始鞠躬时也很不适应。尤其是消息传开，引来了许多家长和路人围观，他一边鞠躬，一边心跳加速，“脸烧得通红”。
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鞠躬的校长，成了这所学校一道感人的风景。有媒体评论称：“近6 年的鞠躬，他把孩子们的心鞠得纯粹了许多。”的确，已经习惯了校长向自己鞠躬的孩子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着对这个校长的尊重。
有一个低年级的小女生，经常在鞠躬之后，偷偷地往李庆明的手里塞上两颗糖，然后飞快地跑走。
有一个冬日，一个初三的女生走进校门，李庆明向她鞠躬，她也还礼，然后走到李庆明身边，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道：“校长，天气冷了，你要加件衣裳。”
一年级学生袁纵横的母亲张红也记得，儿子头一天到学校上学，她送他到学校门口。起初，她并不知道有校长鞠躬这件事，但儿子背着书包走过李庆明身旁时，这个校长照例向这个孩子鞠了一躬。
这个时候，她看到儿子停了下来，想了一小会儿，便转身正对着李庆明，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然后高高兴兴地跑进了学校。
那一瞬间，这个母亲一下子没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我从来没有教过他鞠躬这个事情，但校长做了，他也照着做，我相信，这会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以后，他长大了，也会同样去尊重别人。所以，我要感谢李校长，给我的儿子上了生动一课。”她说。
2009 年12 月24 日早上，李庆明同样站在校门口鞠躬，但多少有些不一样的是，他穿上了圣诞老人的衣服，在向学生鞠躬之后，他还会往学生手里塞上几颗糖。
但四年级学生桑雨晴却对校长的装扮不太满意：“糖是挺好吃的，可他要是能贴上圣诞老人的白胡子，那就更像了。希望他明年改进吧。”
在桑雨晴的记忆中，看上去和蔼可亲的校长，一共和她说过3次话，谈话的内容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一次是站着，一次是弯着腰，一次是蹲着的”。
“我最喜欢他蹲着和我说话，其次是弯着腰，最不喜欢他站着说话了，”这个小女孩认真地说，“因为蹲着离我最近，这能让我体会到一种平等和尊重。”
生命教育
“鞠躬风波”刚刚平息没多久，2006 年，李庆明又在学校里做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再度引发了一场大争议。
这年暑假，学校里一个男生跳楼身亡。在一向重视安全的中国教育界，处理这类事情的通常做法，都是“家丑不可外扬，低调解决”，但李庆明却决定在学校里举行一场悼念仪式。
消息传开，一下子炸了锅。在很多人看来，让这些未成年人过早地接触死亡，容易造成他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慌。还有一个教育局的领导问李庆明：“事情弄大了，万一引来了媒体，到时候收不了场，该怎么办？”
“我只是想让孩子们正视死亡，这样他们才能更加尊重每一个生命。”面对每一个前来质疑的人，李庆明都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而悼念仪式的举行，也收到了李庆明期望的教育效果。
这个男孩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老师，特意选择了一张男孩生前快乐地吹泡泡的照片，“来表达这个逝去生命曾经有过的最为阳光灿烂的一面”。
在低沉的音乐声中，这个班级的孩子手捧着鲜花和蜡烛，缓缓走到教室中央，把鲜花放在正中间，再将蜡烛放置在鲜花的四周，组成心形。然后是一分钟的默哀仪式，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
随后，男孩的班主任念了一首刚刚创作的小诗，来表达自己的悲伤和惋惜，男孩的好朋友们也陆续上台发言，回忆起和小伙伴相处的点点滴滴。
在场的人们都哭得泪眼蒙胧，李庆明无意中看见，那位之前提出过反对的教育局领导，也在人群中擦眼泪。
2008 年5 月12 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李庆明又在学校里组织了全校师生的悼念仪式，他从巴赫的乐曲《Air》中节选出一段52 秒钟的旋律，学生们双手十指并拢，低头在心中默默祈福。
如今，这种生命教育已经成了学校的常态。每天的早操结束后，学生记者团便会播报前一天世界上发生的灾难新闻，然后全校学生在《Air》悲伤旋律的陪伴下，举行一个一分钟的静默仪式。
有学生在校内论坛上这样说道：“当自己和父母之间产生特别大的分歧时，我也曾冲动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参加了‘静默仪式’后，我开始明白生命、亲情和友情的可贵，今后我将更加尊重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留言，让李庆明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要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灵魂、有情怀的公民。这些悼念仪式，就是教给孩子们这些层面的东西。我可不希望自己教出的学生，是只懂得知识技能、只懂得谋生之道的人。”他说。
希望
无论是“竞选月”、“鞠躬教育”，还是“生命教育”，即便是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都是“一种很难让常人理解的超前行为”。一名学校老师说，根据自己的了解，教育局领导桌面上关于李庆明的告状信，已经有厚厚一叠了。
但李庆明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甚至认为，这几十年来的“德育教育”，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是“完全失败的产物”。
“这些年来，我们的德育教育，总是喊一些假大空的口号，我们几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人？”他托了托眼镜，“对学生的要求，不要太高太多，只要他们能做一个好公民就行了——有活力，有自信，有智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有情怀。”
这个50 岁的校长，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校长。
在一篇题为《寻找知识分子》的演讲中，他这样写道：“这4 年多来，我最关注的就是，如何为一所学校灌输一种独立、自由、高蹈的精神……4 年了，我依稀感受到这种精神已经在我校氤氲化生、凝聚成气。为此，我是有些暗自欣喜和欣慰的。我有时甚至得意地认为，即使我离开此地，谁也无法再轻易地抛弃这种自由精神、独立品格和高蹈情怀。”
2007 年，学者丁东曾应邀到学校访问，他旁听了一节九年级学生的历史课。课堂的主题，是4 部关于恐怖主义的影片。
根据丁东的回忆，在课堂上，学生讨论起这样的主题——恐怖主义有什么特点？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人类应当怎样对待恐怖主义？如何看待中国青年前几年为“9·11”事件喝彩的现象？
这些初中生，在课堂上争相发言，各抒己见，成人能提出多少种看法，他们也能提出多少种看法，甚至能提出许多连成人也想不到的见解。而教师的作用，则是引导学生的思考步步深入，“只寻求伦理的底线，不要求统一的结论”。
事后，他十分感慨地说：“这所学校的学生，无论学习成绩、艺术修养、公民意识，都有良好的发育。中国能有100 所这样的学校，未来就大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