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和船夫，这两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已经在王勇身上共存了20 年。这个48 岁的东北男人有时会自嘲地说：“我是书教得最好的船夫，也是船开得最好的老师。”
可清楚内情的人都知道，在这句貌似轻松的玩笑话背后，却隐藏着一段厚重的故事——在过去的20 年里，在每个上学日的早上，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碑沟小学的这个教师都要划着船，把住在河这边的孩子送到河那边去上学；到了傍晚放学时，再划着船，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家。
早些时候，孩子们坐的是王勇自己打制的木船；再后来，换成了烧柴油的铁皮船；枯水期的时候，王勇会领着孩子的家长们搭桥；等冬天河封上了，王勇就带着孩子们走过冻得结结实实的冰面；而实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他就只好背起孩子们，趟过去。
这些年来，在这条求学路上，究竟摆渡过多少个孩子，王勇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他只能模模糊糊地记得，最多的一年，他带过19 个，最少的时候，也有六七个。
在他的呵护下，一茬茬的山里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离开了小山村，开始一种全新的城镇生活，而这个山村小学的老师，却依旧生活在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日子里。
求学路上的河
4 月12 日清晨5 点来钟，王勇起床了，他简单地扒了几口饭，就出门往河边走。
王勇从来不敢赖床，因为每天早上6 点，孩子们都会准时在村头的渡口等着他。山里温度低，如果他出门晚了，孩子们就容易被冻感冒。
这个小学老师所在的碑沟村，是个有着15 个村民组的小村子，位于鸭绿江南岸的一处山沟里，四百多户人家，散落在山沟各处。
住得最深最远的一户人家，走到村口，要在山路上花上近一个小时。
即便到了这儿，出村也并非易事，横挡在人们面前的一条大河，成为这个小村与外界最大的阻隔。它是鸭绿江的一条支流，两岸相距四五百米。河上多数时候看不到一座桥。而王勇和孩子们每天要去上课的碑沟小学，位于这条大河的北岸，与碑沟村隔河相望。
对面前这条大河，碑沟村的人们感情很是复杂。
一方面，这条大河是养育了他们的母亲河。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许多人的生计来源，正是在这条河里捕鱼、挖沙。可另一方面，这条河也让他们的出行变得极为困难。
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小船，大多数时候，如果没有它，人们都无法出门，尤其到了丰水期，水位能一直涨到半山腰，涨到许多人的家门口。也正因为如此，村民们平时会尽可能减少去对岸的次数。
每次出门，都是把好几件事“攒”在一起办。
但大人们可以把事情攒在一起办，孩子们的上学，却成了大问题。
一度，村子里曾有过一所小学，但上世纪80 年代，由于生源过少，这所学校被取消了。从那以后，村子里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孩子们要上学，都得到对岸的碑沟小学去。
这儿的许多孩子都会划船，所以刚开始时，是由年长的孩子划着船，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去上学。但有一次，因为风大浪急，孩子们划的船翻了，所幸河边长大的孩子水性好，才没出什么大事。
从那时候开始，碑沟村的家长便开始轮流接送孩子上学和放学，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碑沟村是个穷地方，成年人的大多数时间，不是在山林里种地或者养蚕，就是在河里捕鱼或者捞沙，总有抽不出时间的时候。
这种提心吊胆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90 年。那一年，自小在碑沟村长大的王勇，回到碑沟小学任教。
摆渡者
如果粗略打量，会发现从表面上看，这个小学老师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个头不高，身体壮实，雨后的泥巴路，旁人都踮着脚，他却满不在乎地踩着走，一双可以拉到大腿的蓝色长筒胶鞋沾满了泥，说起话来带着浓厚的东北口音。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还是能在这个中年人身上发现一些异样。
看上去，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但白色的发根却泄露了秘密——他的头发全白了，每年过年，都要上理发店里去染一次。
这是时间在王勇身上留下的最为深刻的烙印。
“2001 年民办代课教师最后一次转正，考试前一天夜里，我紧张得整夜睡不着，早上起来就这样了。”他摸摸头发，叹道。
1984 年，20 岁的王勇刚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人介绍，他进入了教育系统，成为一名民办代课教师。
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教师还常被人叫做“臭老九”，更不用说像王勇这样的编外人员。他每个月的额定工资只有32 元，连自己的花销都不够。
而就连这点微薄的收入，都经常发不到手上。那些年里，教师的工资还是由乡镇发放。宽甸是个穷县，经常发不出工资来，有时候用县里自产的啤酒、水果代替，甚至还打过几个月的白条。
1989 年，王勇与当地一个叫任淑梅的姑娘结婚了。妻子一家人时常劝他，不要继续担任民办教师了，甚至有亲戚对他说过这样刺耳的话：“你怎么就找不着活儿干了？一个月拿这三十、五十的，我都瞧不起你！”
碑沟村的前任村支书隋延文也记得，1992 年，他曾3 次找到王勇，希望他能到村委会工作——老支书想把这个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而另一个很具诱惑力的条件是，当时村干部的年收入，是王勇的10 倍。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民办教师考虑了几天，却拒绝了这个人人羡慕的“肥缺”。
时隔多年之后，当回忆起这段往事，王勇露出一丝轻快的笑容。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众口难调，天天得挨骂。我可干不了这样的活儿。”他说，“还是干老师自在，和娃娃们在一起，老开心了。”
1990 年，从教6 年的王勇调回了碑沟村小学，他是当时村子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之前，一直在县里的其他学校担任代课教师。
调回这儿的目的，是为了照顾日渐年迈的父母。
他每天划船上下班。有孩子家长找到王勇，希望他能担起接送学生的担子，他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但不曾想到，从这时起，王勇便开始了自己的“摆渡”生涯，而且一干就是20 年。
小学
和城里的许多小学比起来，碑沟小学无疑是简陋的。几只放养的猪崽在教学楼旁撒欢，头天晚上刚下过雨，操场上一片泥泞，在生锈发黑的篮球架下，有几个孩子在打篮球，皮球已经看不清颜色，落在地上就粘住了，压根弹不起来。
可这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的一所小学，也是村里孩子就近上学的唯一途径。
居住在南岸的家长们，小时候几乎都有过河上学的经历，并深知这当中的辛苦。为了给孩子创造好一些的教育条件，稍微有条件的人家，都搬离了这个小村子。
交通不便还引发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村里的女孩大多选择了嫁到外面去，而外面的女孩却没有人愿意嫁进来，全村1000 多个居民里，光棍就有100 多号，其中不乏四五十岁的老光棍。
所以，碑沟小学的学生生源越来越少。最多的时候，这个小学有150 多名学生，但现在只剩下52 名，人数最少的六年级，只有5名学生。
现在，每天跟着王勇上学的，只剩下6 个学生，最大的是六年级，最小的是一年级。
王勇和这些孩子之间，已经培养出了一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
二年级的陈伟，是个梳着辫子的小姑娘。有人笑话她年纪小，她就会说：“谁说我小了，我叫陈伟大！”
不过，“陈伟大”常有哭鼻子的时候。有一年夏天，王勇背着她过河，陈伟的左脚凉鞋没系紧，滑进了河里，王勇把她送到岸上，连忙回身去捞，却也没捞着。
丢了一只鞋，陈伟没法走路了，再加上心疼刚买的粉红色凉鞋，小姑娘就趴在王勇的背上，一路哭回了家。为了哄她高兴，王勇特意买了一双新凉鞋送给她。
三年级的王明娇也记得，有一年春天，河水把刚搭好的木桥淹没了，只能隐隐约约看到桥面，她不敢过桥，是王勇跳下河去，用身子挡着她，她才敢一步一步地蹭到河对岸。
六年级的尤明林，是这群孩子里最大的，王勇已经送了他6 年。
这个小男生正在长身体，个子已经和王勇差不多高了，每次王勇背他过河都很吃力。
“如果没有王老师，我恐怕读不到这个年级，”尤明林感激地说，“在我心里，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时间久了，压在王老师肩膀上的除了这些孩子的体重，还加上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活。在这群学生里，有两个特殊的孩子，他们来自一个特别贫困的家庭：11 岁的姐姐王名月，上小学三年级，她患有先天性斜颈，总是歪着脖子看人；弟弟叫王名利，患有严重的兔唇，口齿不清楚，但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没有能力带他们去看病。
这也成了王勇的一块心病，现在，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找到好心人来资助这对姐弟。
“我自己是穷人家出身，所以我太明白这些穷孩子了。”王勇说，“我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地走出这个穷山沟，过上正常的城里人的生活，不要再回来。”
可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生活离孩子们还有些遥远，起码，他们得先过了眼前的这条河。
船、桥和老师的背
要过河，自然离不了船。
起初，用来摆渡学生的，是王勇自己制造的一艘小木船。它长约3 米，最宽的地方有1 米左右，一次只能运上四五名学生。最多的时候，王勇一个早上要来回三四趟，才能把学生们都送过岸去。
2002 年，县教育局给王勇配发了一艘大型铁皮船，这艘船带着柴油发动机，长约6 米，宽1.5 米，一次能运10 个人，速度也快了很多。
王勇终于告别了人力划桨的日子，这让他高兴了很长时间。
不过，无论是木船还是铁船，过河时，王勇和孩子们都是小心翼翼的，再活泼的孩子，上了船也都立刻安静下来。
在王勇的教育下，他们对这条大河产生了某种敬畏感。
下船的时候，年纪最大的学生先上岸，然后用手把住船头，第二个学生上岸后，把船绳牵住，不让船身乱晃，后面的学生陆续下船，最后一个学生，负责把坐垫收进船舱里。只有等学生们都安全上岸了，“船长”王勇才会离开船舱。
孩子们受到了王勇的严格训练：在船上不允许嬉笑打闹，河面上没有风浪的时候，可以坐着，一旦风浪大了，孩子们都必须趴在船舱里，这样能够集中重心，“船就不容易翻”。
尽管如此，20 年来，王勇还是遇见了很多次险情。
有一次，一个小姑娘在船上睡着了，到岸后，她迷迷糊糊地下船，却被船头的绳子绊了一跤，掉下河去，幸好王勇的注意力很集中，他赶紧跳进河里，把小姑娘救了上来。
2002 的夏天，王勇遇见了鸭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汛，河里的风浪有1 米多高，铁皮船在波浪里就像“一片小小的树叶”，他只能命令孩子们趴在船舱里，自己跪着开船。回家看新闻，看到鸭绿江上的很多大船被风吹到岸边搁浅了，还翻了几艘，他才有点后怕。
每逢秋天的清晨，河面上都弥漫着浓浓的大雾，能见度只有两三米，经常辨不清方向，船会在河面上打转上数个小时，有好几次都险些和来往的其他船只撞上。后来，大河上空拉起了一条电话线，他让年长的学生趴在船头，看着电话线的走势，才能勉强渡河。
有时候，即便有船也解决不了问题。
每到冬天，大河冰封，无法行船，王勇就带着孩子，小心翼翼地穿过冰面。他走在最前面，拿着一根长木棒，敲击着前方的冰面，来确定能否行人。
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1995 年的冬天。王勇一脚踩破了冰面，大半个身子掉进了冰窟窿里，他一边喊着让孩子们不要靠近，一边用手肘支撑着冰面，花了半个多小时，才从冰窟窿里爬了上来。他哆哆嗦嗦地爬回家里，棉衣和棉鞋都结成了冰疙瘩，全身上下“有两百多斤重”。母亲和妻子搂着他心疼得直哭。
每年有两段时间，王勇是最辛苦的。
一段时间是在冬天，河水还没结冰的时候，他不到四点就要起床，烧上一桶开水，烫一下船上的机器，否则机器根本启动不了。
而另一段时间是春季的枯水期，水位要从半山腰回落30 多米，大多数地方的河底都裸露出来，随处可见干枯的水草和龟裂的泥滩，那艘铁皮船也趴在一处岸边，动弹不得。
使用了近8 年，这艘船到处都是铁锈，船底已经破了一个小洞，王勇用木头桩子堵上，上面再压了个铁块，才勉强不会漏水。他正寻思着，在丰水期到来之前，要把这艘铁皮船除锈、喷漆，再好好维修一下。
但眼前，还是有几十米宽的河水，挡住了孩子们上学的道路。
每天早晨，他只能背着这些孩子趟过河去。
王勇也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每年春天，他都会组织村里的家长们，到山上砍来木头，在河面上搭建临时的木桥。可木桥的质量很差，如果头一天晚上下雨，第二天河水暴涨，木桥就很容易被水冲走。2010 年开春至今，已经建过两次桥，都被水冲得找不到踪迹。
为了背孩子们过河，他特意买了一双能够套到大腿的长筒胶鞋，但很多时候，胶鞋也派不上用场，因为光着脚“踩石头踩得紧，不容易打滑”。
因为长期浸水，王勇的双腿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每到发病的时候，双腿红肿得“像大号的胡萝卜”。现在，他天天晚上都得用热水烫脚。
“其实有时候挺后悔的，”偶尔，这个48 岁的老师也会吐露出真心话，“担了太多风险了，我真怕这些娃娃在我手上出事，那我该怎么和他们的父母交代啊？”
责任
王勇的家，在碑沟村的村口不远。他和妻子住着2007 年新盖的一座小平房，年迈的父母，住在不远处的祖屋里。
祖屋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了，年久失修，屋顶被烟火熏得发黑，时不时地往下掉土坯。每逢下雨，四处漏水，连灶台都被淹过，墙壁上有多处破洞，经常会有蛇爬进屋里。
对王勇送村里孩子上学，家里人都持反对意见。反对最激烈的，自然是妻子任淑梅，吵得最凶的时候，她甚至气得跑回娘家住了几个月。
最直接的反对原因，来自经济方面。王勇的家境并不宽裕，尽管他每个月的工资有2000 来元钱，但妻子没有工作，在家务农。他一边要赡养两个老人，一边要养育18 岁的在宽甸读高中的儿子。
但这些年来，他每年都得在这艘铁皮船上搭进数千元钱。零件坏了要更换，船体要时不时地维修，光是一年的油费，就是一千多元钱，这些费用，大部分都是王勇自掏腰包。只有实在缺钱的时候，王勇才会向孩子家长象征性地征收一点油钱，每个孩子每天5 角钱。
而且，王勇身上的责任太大了。一旦这些孩子出了什么事，他很有可能丢掉饭碗。
为此，家人们召开过好几次家庭会议，要求王勇放弃送孩子上学，“又不多挣一分钱，出了事儿谁负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其实，王勇也曾想过放弃。可他要是撂了挑子，孩子们怎么办？
犹豫再三，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不仅如此，现在，妻子和父母也逐渐接受了他的“傻劲”。
任淑梅从小并不在河边长大，刚开始时，对划船一窍不通。但王勇偶尔外出学习、开会，孩子们上学就无人接送，现在，她学会了开船，王勇不在家时，她就主动顶替。
开船的事儿，父母帮不上什么忙，但老人家主动当起了“安全监督员”，经常绕着铁船一转个把小时，检查机器和船身。每天晚上，老人家都要看电视，一旦看到什么安全事故方面的新闻，马上就转告王勇，要他当心。
这儿的村民们除了种田外，大多都有些副业——养养蚕，种点烟草，可因为接送学生，王勇每天都得早起晚归，仅有的几亩农田全靠妻子侍弄，因为人手“不够”，王家至今没有“副业”。就连周末别人休息时，王勇也不能闲着，这是他修补铁皮船的唯一时间。
对于自己的儿子，王勇也有个愿望，希望他将来也能当一名老师，哪天自己老得实在干不动了，他能接替自己继续摆渡，让村里的孩子们有学可上。
当他和旁人说起这个想法时，妻子可不答应了。这个农村妇女扯着嗓门吼道：“你自个儿上了贼船就得了，别把孩子再往火坑里推。”
意义
曾有人问王勇：“送了孩子20 年，你觉得这事儿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说不出什么大话来。”这个老师憨厚地笑了笑，“我只能说，我在一天，孩子们就能安安全全上学一天，我的命，也就是他们的。”
可如今，在村子里的很多人看来，“王勇老师家的事儿，也就是我们的” 。
2007 年，王勇家要盖新房，村里的邻居们都不请自来，主动上门来帮忙，而且不收一分工钱。到了房子上梁的那一天，光是酒席就摆了数十桌，从早上10 点一直喝到晚上10 点。
村子里一般人家的“随礼”，通常是30 元钱，但大多数人给王勇包了50 元甚至100 元。在人均年收入仅有3000 多元的村子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让王勇感动的事儿还有很多。
碑沟村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年春节前，村里都要“杀年猪”，这是东北农村里最为隆重的活动之一，而如果王勇不到场，酒宴不能开席。
2010 年春节前的一天清晨，他刚打开院门，就看见一个70 岁的老邻居站在门口，拿着一条刚从河里钓上的大鱼。老人说，王勇一直在送自己的孙子上学，心里过意不去，“只能用这条鱼表些心意”。
“我也没想到自己的人缘能这么好。”王勇颇有些得意地说。
然而，很多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和谐。
有一次修桥，王勇自掏腰包，花了150 元钱。一个村干部知道后，答应用村里的账户出这笔钱，但迟迟未能兑现。第二年，村里要改选，这个干部又找上门来，说如果投他一票，这年修桥的钱就由他来出，结果这个村干部落选，修桥又是王勇自掏腰包。
铁皮船上配发的救生衣有5 件，但王勇现在送的孩子有6 个人，他只能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分，最大的娃儿没有分到，家长有意见，找到了王勇。他一口答应道：“下个月，我从奖金里拿出钱来，给你补上。”
村里也有一些邻居议论纷纷，因为王勇的船要向家长收油钱，尽管不多，但一些不太清楚状况的家长，觉得“这是公家的船，王勇不该收钱”。有些人甚至还在背后说，“王勇收了这么多油钱，老赚了！”
曾经有一些明理的孩子家长，心里过意不去，找到王勇，想要塞给他一笔钱，却被他拒绝了。
“不计较，不计较。”说起这些和钱有关的事儿，他摆摆手说，“国家每个月给我发那么多工资，大家又都是父老乡亲的，难道钱比感情还重要吗？”
4 月11 日那天晚上，刚搭好的木桥又被河水冲走了。4 月12 日这天，水流湍急，王勇实在没法背着孩子过河。他从学生家长那儿借来了一艘小铁皮船。
这是刚刚入春的时节，前些天，宽甸县还迎来了一场降雪，举目望去，山上还满眼可见未化的残雪，在晨光的映照下，从嘴里呼出的寒气依然清晰可见。站在河岸边的人们为了御寒，都把手插在衣兜里。
只有王勇在忙活着。小铁皮船上没有桨，这个老师四处张罗，找了一块长条的木板代替。他用力地把铁皮船推进河里，然后看着孩子们一个个按顺序上船。
小船上装上了七八号人，猛地往下一沉，水位已经到了船舷边上。
王勇站在船头，用木板轻轻划着水，小船晃晃悠悠地前进着，看得人提心吊胆。他身后的孩子们都很安静，小心翼翼地望着眼前的河面。
10 来分钟后，小船慢腾腾地滑到了河对岸。王勇把孩子们一个个搀扶下船，接下来，他们只要翻过眼前这片巨大的碎石坡，再走上近半小时山路，就能到达学校了。
远远望去，这些背着鲜艳的书包，穿着亮色衣服的孩子们，成为灰暗的河岸边一个个鲜亮的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