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 BIRTH
在《布雷顿角医生回忆录》一书中记载了许多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其中有一则是关于接生横产式婴儿的。“是由我照顾这个婴儿的……我当时十分担心是否使用了太久的人工呼吸。我没有记录我到底做了多久的人工呼吸，只记得在最后的那几分钟，我以为一切都没有希望了。但我没有放弃，而这些努力在最后得到了回报——维多利亚县河中镇的安娜·麦克雷苏醒了。”她获得了生命。在这位名叫拉蒙特·麦克米伦的医生手中，她只是一堆发蓝的、有着婴儿形态的细胞。再之后，她成长为人，有名有姓有生日，就像你和我一样。她是她的父母840万种染色体组合中的其中一种，就像你和我一样。1931年12月1日，安娜·麦克雷来到人世。就算你已活了几个世纪，并且每天经历几千次这样的事情，你也一定会为这生命的奇迹而震惊。
这是周一清晨某间市立医院的产科病房。医生和护士们穿着红色、蓝色或绿色的手术服与白色的运动鞋。根据他们别在上衣口袋上的胸牌，他们分别是产科医生、妇科医生、儿科医生、儿科执业护理师和儿科注册护士。他们匆忙地彼此交谈，然后夹着笔记板消失在走廊尽头。他们按了按墙上的数字键盘，门便打开。
这个病房的守护者，很有可能是一位壮硕的天使，或是一条火龙，或是那能将船只推上岩礁的涌流。电梯房的那个大厅，很有可能是一座远古的锥形石堆，或是一口井，或是那仍有钟声回荡的残垣断壁。我们是不是应该脱掉鞋子，啜饮甘露，沐浴洁身？因为这里有着最动荡的深海火山口：生命在此降生。
产科病房的一个小房间里，有一个双水槽的洗涤台。包括一个镀铬水龙头、两个水槽和一条排水管，与一般厨房的洗碗台没有两样。水槽的左右各有一块台面，上方有一排长长的加热灯，起到照亮和取暖的作用。
在这里，她们为新生儿洗澡，就像洗碗一样。护士在8小时工作时间中的大部分时候都会站在这个水槽旁。
不同的护士抱来一个又一个新生的婴儿，把他们并排放在水槽左侧的台子上。这些婴儿通通用法兰绒毛毯包裹着，茶杯大小的针织帽罩在他们那湿湿的头上。他们的脸像光谱渐变，从薰衣草紫、紫色、红色、粉色到米黄色。
佩特·艾斯伯格护士将她金色的短鬈发拢到脑后。她探身抱起左侧的襁褓，纤细的脖颈从蓝色的无领护士服中露了出来。襁褓里的婴儿有着红彤彤的脸。
“现在轮到你啦。”她的声音很温柔，却没有微笑。她把这个襁褓沿着平台拉过来，摘掉帽子，解开毛毯，让毛毯垫在婴儿的身下。这个婴儿全身通红，红红的肚子残留着一段脐带，李子般大的阴囊红得像火一样仿佛要炸裂。他的头很尖，仿佛戴着顶圆锥形的帽子。他躺在护士的手臂里凝视着上方，加热灯明亮的灯光和预防感染淋病的硝酸银眼药水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视力。他手上戴着的用于识别身份的塑胶手环约为一英寸宽，遮盖了他三分之一的前臂。已经有人把那段残余的约一英寸长的蓝色脐带贴在了他的肚皮上，黑色的脐带夹夹住了脐带的尾端，看起来像一截跨接电缆。
护士为这个婴儿洗澡：她一次又一次把薄薄的毛巾浸入温水里，清洗他的头、他的脸、他耳朵的每道缝隙，擦去他股间和手臂下那些由胎脂形成的白线。她握住婴儿胖嘟嘟的手臂和腿，把他翻转过来，为他清洗后背和肛门。她将这个红彤彤的小婴儿的每一处皮肤都清洗干净，加热灯已经把他烘干。《古兰经》说，真主用血块造人。这个红色的小婴儿本是一团血，真主将这血块湿润然后吹进一股真气，他便成了人，就像小丑把气球吹得长长的，然后把它们扭成兔子、小狗或长颈鹿的形状。
佩特护士把水槽中的水排干，将刚才婴儿身上的毯子和帽子丢进一个无盖的大篮子里，再从右边的衣物堆中抽出新的毯子和帽子。她把这个红色的婴儿平放在右边的平台上，为他包上尿布，再裹上毯子：先把毯子的右侧翻起包住侧翻的婴儿，然后将婴儿放平压住毯子，再把毯子的下缘翻起来盖住胸口，最后把左侧盖上。婴儿被一圈圈地裹上，自身的重量压住了毯子使毯子不会松开。现在这个宝贝既齐整又精巧，大约是一夸脱的保温瓶一般大小。她为他那圆锥形的头戴上帽子，再将这个襁褓推到平台的末端，和其他刚清洗完的婴儿并排摆在一起。
这个红红的婴儿略带防备地睁大着眼望着上方，探索他的新环境。他对这个环境似乎很满意，像是被施了魔法，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定。
E.M.福斯特曾这么写过：“我们一生从一处黑暗移动到另一处黑暗。只有婴儿与死尸能告诉我们什么是诞生，什么是死亡，但他们却不会开口。”
我很喜欢达?芬奇描述他童年回忆的这段话：“我躺在摇篮里，一只鸢向我飞来，它用尾巴将我的嘴撬开，探进嘴里的尾巴敲了我几下。”欧洲的鸢身长两英尺，尾巴有深深的分叉，像燕子一样高飞，像鹰一样俯冲而下攫取爬虫，也啃食腐尸。
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位护士进来，抱起清洗好的那排婴儿中最前的那个，带去给他的母亲。当轮到这个红红的婴儿时，我跟了过去。
他的母亲倚坐在干净的病床上，显得有些虚弱。几个小时前在产房里，我曾听见她有气无力“啊——！”的喊叫，直到护士把门关上，那哭嚎才消失。这位母亲现在的脸色就像床单一样苍白，她约莫三十岁，面容姣好略显浮肿，还没有缓过神来。她甜甜地笑着倾听旁人对婴儿的赞美，生产耗费了她太多的体力，此时她已没有力气开口。她看上去就像动画片《必必鸟》中刚被压路机碾平了的人物。
瘦削的父亲在对着儿子扮鬼脸，他时不时看表，对他的孩子说：“你已经有三十分钟大了。”护士让婴儿仰卧，把他放进婴儿车里。现在的美国人让婴儿仰卧而从不俯卧，防止他们在睡觉时被闷死。而在十年前，美国人让婴儿俯卧而从不仰卧，防止他们在睡眠中呛奶窒息。
此时病房里有六个人：父亲、母亲、婴儿、两位护士，还有我。我们四人围着婴儿，母亲在房间另一侧，看着前方，双目圆睁视线不动。冬日的暖阳从床旁的大窗倾泻而入。大家靠在门边谈论着这个小婴儿。
护士把裹着的毛毯打开，小婴儿很不高兴，他讨厌这种没有东西紧紧将他包裹住的感觉。他全身还是红彤彤的，每一小片手指甲和脚趾甲都是红的，像是涂了红色的指甲油。护士在教他的父亲如何包裹他。
“你才四十分钟大，就会哭啦？”父亲问。
“哇——”婴儿用哭声回应他。
“我绝对不会再生了，不想再遭一次罪了。”妈妈对着空气自言自语。随即她又说分娩过程很简单，十二小时而已。
“……然后你将最后这个角掀起，把他整个包起来。”护士又把婴儿包回保温瓶的形状，他闭上眼，又睁开眼，像先知一样观察着四周。当他逐一和我们每个人进行眼神交流的时候，他的父亲和我都不自觉地说了声“嗨”，而对于护士来说，这种热情大概已消磨殆尽。
地壳上有某一个洞口，以每天一亿加仑的速率，源源不断地往佛罗里达州中部的圣约翰河注入淡水。而在深海的裂缝则持续喷发出富含矿物质的高温咸水。在那里，铁和硫从地壳里喷发出来，然后融入海洋；在那里，黝黑的黏土堆积成高高的黑塔。萨法德的以撒·卢利亚每次祈祷的开头是：“主啊，请你打开我的双唇，我的口才可传颂赞美您的话。”
我去探访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护士把一个婴儿从透明的塑料保温箱里抱出来。她把这个小女孩放在膝上喂奶，小女孩只要再增加一盎司的重量就可以回家了。我看着她一口气喝完那瓶三盎司重的牛奶。“你喝过这个吗？”一名护士问另一名护士。“很难喝吧？”他反问，“有点苦，不知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男护士抱着一个寄养的婴儿——他的妈妈把他丢在医院，嘴里说着她会再回来。社工们努力想找出母亲的下落，可是这类母亲留下的往往是假地址。这个寄养婴儿是个男孩，护士们给他取名为比利。比利已经在医院待了两个星期，可是他那个十五岁的妈妈只在一开始来看了他一眼，之后就再没有来过了。比利和其他寄养婴儿不同，他没有患上胎儿酒精综合征。他是个健康又好相处的红发小男孩。每个护士只要一有空就带着他四处逛，现在这名男护士就把他背在肩膀上，在病房里忙进忙出。比利醒着，他从男护士的肩膀上探出头，观察着眼前不断变幻的风景。现在他的眉毛还没生长出来，但我能看见细小的皱纹，眉毛将会从那里长出。再过不久，他就会被送去寄养的家庭。护士不允许我抱任何一个婴儿。
在观察窗之外，一个五十来岁的黑人妇女在挥手，还有一个二十几岁的白人妇女在蹦跶。她们想要引起窗里某个“烤土豆”的注意——一个用铝箔包裹住的婴儿。护士告诉我，这个烤土豆才三磅重，只需一个手掌就能握住他被紧裹着的身体。包上铝箔是为了“保持体温”，静脉营养管、呼吸管和两条心律监测线伸进铝箔里。他的状况良好。
在他头上有个电视屏幕，上面显示着监测器测得的数据，护士每分钟要读一次数据。
在窗后的走廊里，那名衣着光鲜的黑人妇女，不再挥手而只是指来唤去。方才跳上跳下的那名穿着牛仔裤的白人妇女，也消停了下来，只是原地摆动着胳臂。婴儿本来就在睡觉，不可能注意到她们的呼唤。护士伸手到保温箱里把婴儿连同铝箔、线路和管子一齐捧出来，抱给他的访客看。她把他的针织帽向后推，好让脸多露出一点。他的脸只有一颗壁球那么大。两位访客都歪着头好看清他的脸。护士头上飘着四个铝箔气球，气球扯紧了绑在保温箱上的系带宣布：“是男孩！”在一旁的架子上，和针筒、温度计摆在一起的是一箱雷洛兹铝箔纸。
贾科梅蒂说：“我越工作，越能以不同的眼光看事物。万物每天都变得愈加宏伟壮丽，愈加深不可测，也愈加缤纷美丽。我靠得越近，越是发觉它的宏伟，越是发觉它的遥远。”
沙 SAND
1923年9月，他们回到了北平。骡队驮着5,600磅重的化石和岩块，它们被分装成60只木箱。在德日进随身带着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一段晨间祷词：“静下心来，用灵魂的吐息为这一新生而脆弱的世界披上新衣。”
德日进对灵魂游荡之地这些说法不感兴趣。他从来不相信、也不接受“整个世界都是幻觉，只有精神是真实的”这样的说法。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沙漠中，德日进坐在折叠凳上，在笔记本里写上这样一句话：“存在的只有生命，无处不在。”
他喜欢人、大地和石头。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他属于亚里士多德一派，而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他发表了关于埃及始新世和泽西岛矿物的论文；二十几岁时，他发现了新品种的鱼和鸮。他对科学最重要的贡献都来自这趟鄂尔多斯之旅之后：他确定了“北京人”的年代，并修订了所有第四纪堆积层的地质学分期——不仅包括中国和外蒙古，而且涵盖了爪哇、印度和缅甸。在他成人岁月中的二十三年里，他待在远离故乡的中国，而且大部分时间都置身于严酷的环境中。为什么要如此消耗自己来描述一个梦呢？
他写道：“即使我失去了最后一丝对上帝的信仰，我仍会坚定不移地信仰这个实在的世界。”
中国 CHINA
此刻，在我面前的脚下，数不尽的陶俑的完整形体从墙里往外涌出。而在我面前的远方，生机勃勃的农夫在田里耕作。远方的农民在行走，弯腰，起身，挖掘，搬运。在大气的作用下，人形显得有些朦胧。他们骨架的运动——弯脖子，伸手臂——显现出他们的力度或疲态，以及他们的匆促、厌倦和活力。有一个农妇有孕在身，另一个则瘸着腿。诸多细长而平行的俑坑指向了远方那些在田里耕作的细瘦人形。我脚下那些出土的和未出土的陶俑们静止不动；在他们之外，那些自由呼吸的人们在四处走动。而站在这些被埋葬者上方的我，也在行走，但那时我并没有注意到：我见证了时代更迭，见证了中国的一代又一代。地球上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农民。
过了一会，视野变好，我能看清妇女们斗笠上垂下的系绳。太阳高升，气温亦升高，大家脱去了蓝色的外套。这些穿着长袖上衣和宽松长裤的农夫农妇，和我一样，他们此刻都活着——我们都是现代克罗马侬人的活标本。在这个1982年的早晨，人类这个物种大约有50亿的数量存活。我们醒着，为了追求成就在阳光下东奔西跑。我们感受着生命，制造着骚动，将我们的世界改造得稍好一点又或者没有任何改变。然而在不久之后，大地就会将我们掩埋，继而会有新的人类踩在我们上面。
在那之后我还去参观了黄土窑洞——现代人在山壁上构筑出来的居所。在黄土被吹过来之前，那里的人们居住地的海拔要比现在低得多。这些现代人将衣服晒在外面，一边取水，一边牵着孩子的手。“他们是大地之子，真正的中国人。大地母亲用她的子宫庇护着他们，焕发着奇异金色的黄土包围着他们。”这段话，是顾彼得第一次来到西安附近看到那些层层削凿的洞穴奇观时写下的。他是一个因俄国动乱而滞留中国的俄罗斯贵族。“人们的肤色和土壤一样，是一种淡淡的金黄色，空气中弥漫着的粉尘也是金色的。这里是一片圣土，是中国的主干‘汉族’的发源之地。”
中华帝国是从这黄土中孕育出来的，中国有着世界第一的黄土堆积深度。西安附近肥沃的黄土平原，由被风席卷而来的细沙和石屑堆积而成，厚度达400英尺。这些黄土质地细腻，能充分吸收水分，并给植物供给足够的矿物质，人们只需好好灌溉就可以耕种。灌溉需要众人合作：需要文明。中国人在这片地区灌溉耕种已有两千三百年的历史。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国开凿的第一条灌溉渠把贫瘠的关中变成了沃野，人们不再为“凶年”所苦。秦始皇的军事开支来自税赋，他的子民们富裕，他便也富裕。
即使是现在，人们仍迫切需要这块土地提供粮食。河对岸有另一处地下陵墓遗址，挖掘好的坑洞被农民们回填，然后再种上麦子；麦子收成之后，考古学家们再回来工作一阵子。因为如此，挖掘的进度非常缓慢。1989年，专家猜测地下陵墓中可能有6,000个兵马俑。经过几年的挖掘后，他们猜测有7,000个。1995年，已证实的兵马俑有7,000个，总数估计将高达10,000。
目前中国人口有11亿9,850万人。如果你无法体会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那就把你自己——那个独一无二、意义非凡、情感复杂的你——乘以1,198,500,000。你就会发觉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云 CLOUDS
如果我们在书中层层挖掘，就可以找到那些过去的云和新近的云。为什么要寻找这些有日期的云？又为什么我们要收藏信件，拍摄照片，书写回忆录，雕刻墓碑？
“1856年2月27日夜，强劲的东风从沙漠袭来，耶路撒冷家家户户的屋顶覆上了一层薄薄的盐与沙。恐惧笼罩了全城。”你可以在以色列小说家梅厄·沙莱夫的《以扫》中看到这段关于天气的宝贵资料。在《以扫》第335页上的这段记载，引述自《耶城古坟》一书。这本书的作者叫艾尔梅提·皮耶洛蒂，是一位意大利的考古学家，而沙莱夫称他为“诗人、建筑师及孤儿”。
奥古斯丁对人们说：“我们所谈论的天主是你们所无法理解的奇迹。如果你们能懂，那就不是天主了。”
十二世纪的卡巴拉学者暨伦理学家耶胡达·贺哈西德拉比在遗嘱里留下了一张清单，用编号列出了一系列能够引领人们过上神圣生活的戒律。
15：不可为逝者过分哭泣。三天哭泣，七天赞颂，三十天追悼。……若超此限，上帝会说：“你的慈悲不可更甚于我。”
45：不可砍伐结果实的树。
46：不可在书中题上“本书属于某某”。只需写上自己的名字，略去“本书属于”的字样。
数 NUMBERS
和云一样，我们也为浪标上日期。1991年4月30日，仅仅一天之内，孟加拉国有138,000人溺毙。晚饭时，我和当时七岁的女儿讲起这件事，我说：“很难想象138,000人溺死的景象。”她说：“不难啊。就是蓝蓝的水里，有很多很多的黑点。”
我们这些活在人类生命最新篇章的人，如果用数字来衡量的话会占多少分量？有多少人曾活着，有多少人已经死去？
1991年，哈佛的南森·凯菲茨在一封写给贾斯汀·卡普兰的信中提到：“亡者的数量多于生者。地球上曾出现过的人口，有人估计700亿，有人估计在1,000亿以上。”用这两个数字求平均数，可得到850亿的总人数。以此计算，亡者与我们生者（目前攀升至59亿）的比值约是14:1。这些数字都是不确定的，凯菲茨认为比值“可能会高达20:1”。亡者的数目永远会比生者多。
然而在美国，因为国家年轻，如果没有发生太大的意外，亡者的数量得要到2030年才会超过生者。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划入了亡者的行列。我们这些脚下踩着亡者骨骸和遗物的生者，我们这些双腿伸向虚空跟着地球一起旋转的生者，到时还会在乎吗？到那时，我们会觉得生者的妄自尊大和兴奋过头都很愚蠢。
既然每有1个生者就至少有14个亡者，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便占迄今曾来到世上的总人数的6.8%。这数字毫无意义。
那些亡者里，有一半是婴儿或幼童。于是我们这些成年人便聊以自慰，如果我们死去，也算是骨架比较大，牙齿比较多的死人了——不过有些人从来就不在乎外貌和其他种种，对他们来说这些差别根本无足轻重。
在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里，一个死去的女人对她死去的儿子说：“去想那些令人开心愉快的事吧，因为我们将会被埋在地里很久很久。”
以色列 ISRAEL
根据以撒·卢利亚的说法，神在起初将自己收缩——zimzum（收缩）。神将其神圣的本质收缩，为有限的世界腾出空间，于是邪恶成为可能：那些困扰着细胞生物的遗传缺陷，那些在自然灾变中迸发出来的冲突暴力，以及那些人们心中所想、双手所做的罪孽。
卢利亚讲述的卡巴拉创世故事充满了巴洛克色彩，大胆地解释了道德之恶与自然之恶的来源。在这个故事里，造物主本欲让他的光芒最终照耀到每个人身上，恩典经由十个圣皿倾泻而下。但是突发的巨变——有人说是创世的过程本身——打断了这个有序的进程。圣光在圣皿中炸裂，圣皿的碎片四散。圣光的火星坠落到深处，容器破碎后那些不透明的碎片将火光圈禁其中。这就是我们荒凉的世界，我们只能看到事物鬼魅的外壳。我们可以直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事实上，上帝是隐藏的、流亡的，上帝被禁锢在碎片下那圣光的星点之中。于是邪恶得以存在，得以继续弥漫：善的火光蕴含在万物之中——甚至将那些最邪恶的倾向也包纳其中——使邪恶得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