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我仿佛被许多哈哈镜团团围住了。人们走近我，只能看到我的四周，看到他们自己，或者看到他们想象中的事物。说实在的，他们看到了一切的一切，唯独看不到我。
——《看不见的人》
人遇到的原初问题（或者唯一问题），就是如何定义“我”（I）。我（I）是人格的核心，价值、道德、信念等都以这个我（I）为基础进行建构。这个我（I）是个附着点，就像河蚌要产生珍珠，就必须有一个沙粒作为附着点一样。
精神分析认为：人是由本能和早期经验设定的。行为主义则说人是由环境设定的。华生和弗洛伊德派一直处于无休止的斗争之中，但其实两者都传达出一个共同的悲观结论：人是设定的，我（I）的力量微乎其微。幸运的是，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提出了对人格进行搅动或扰动的方法（在第四章将讲到）。
弗洛伊德创造性地把我（I）劈成了三个：本我（id），它只说一句话，“我要……”；超我（superego），它只说一句话，“我应该……”；自我（ego），协调前两个“我”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说：自我认为自己是统治整个“我”的王，但它的能力非常有限。弗洛伊德打过一个比方，来说明三者的关系。比如一个车夫赶着一辆马车。马就是本我，提供最本源的动力。车夫就是自我，它认为是自己决定了马车的终点。实际上，马车去哪儿，根本不是由车夫决定的，而是由客人决定的。客人就是超我，他藏在角落里指挥着马车走向最终的目的地。自我既没有本我的力量，也没有超我的决定权，只是一个“假装的王者”。马惊了，或客人比较怪，或客人要赶时间而马跑不了那么快，马车夫就会无所适从。
本我是动物我，从进化中来，背负着200万年的记忆，追求最直接的快乐，只求吃、喝、性、休息、玩儿，消除机体紧张感。但它有力量。本我的释放不足是病理性的。如果小孩子饿了哭时没人管或者游戏不足，本我就没有力量。他会认为自己是无能的，是必须失败的，只是因为他那匹马是匹瘦弱的病马，没劲儿。
超我是父母权威的内化，也是动物我17，充满了“应当”（should），也就是对自己和他人概括化的认识。超我通过耻感和脏感起作用，认为自己做某些事情/不做某件事情/具有某个特征是脏的，是被自己瞧不起的，会事先阻止某些行为，或在事后用内疚进行自我惩罚。超我中充满了各种真理、偏见和谬论，都是在孩提时代就从父母那里通过仪式感的完成和未完成学到的。对于小小的世界来说，快乐是简单的，天塌地陷也是分分钟的事。比如他用爸爸的胳膊擦自己嘴上的食物残渣，只是为了用这个仪式来确认自己是被包容的。她把脚搭在父亲脸上，只应得到一句“我闺女咋这么可爱呢！”的反馈。他用纸片搭建的小屋得到赞美或被母亲严令推倒，仪式感就完成了或彻底摧毁，“我好厉害啊”或“最重要的人会摧毁我最重要的东西”。（他二十年后会复演这一幕，“作为父亲，我应该破坏他那些看起来无所谓的东西”。）
但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论，都是人的核心信念，都是“我”的一部分，恒定存在，根深蒂固，如同珍珠中的沙粒一般永远都在起作用。超我对自我（现实的我）不满意时，它便会把自我对象化，也就是I评价me，并进行攻击。它的目的是通过看不起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更好。当超我是个怪胎时，问题就会层出不穷。（伺候一个性格古怪或诸多要求的客人，不知马车夫会做何感想。）举个例子来说，案主罗依（男）有严重的同性恋倾向，同时又对同性恋很恐惧，且有自杀倾向。寻根究底，原来他是单亲家庭，而母亲的概念“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成了他核心信念的一部分。所以首先他就厌恶自己作为男人的身份，从而选择有同性恋倾向。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自己是同性恋，就得和男性发生情感，而“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脏呢？活不下去了。
超我分为两部分：良心和自我理想。良心是儿童受到惩罚后所内化的经验，是不做某些事情和事后内疚等心理特质的动力。自我理想是儿童受到奖赏后内化的经验，是教育的产物，是早期生活中向父母和其他重要他人认同的结果。“我应该是一个成功的人”，如果达不到，就会激发耻感和脏感，以及持久的自我惩罚，也就是客人要马车夫狠抽那匹瘦马。
超我的发展不足是病理性的，人会没有道德底线，这就是所谓的“自私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没有上进心的人”，会网进无情的因果链中，得到延迟但注定的外来惩罚。但超我的过度发展也是病理性的，比如“我（超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个词”，一旦遇到失败，赖以支撑自己的精神框架和支柱就会瓦解。
动物我是不可理喻的。把一头小象从小拴在一个木桩上，小象会乱撞，但无论如何都挣脱不了。慢慢地它就知道，自己无法挣脱，即使它长成大象，也会认为自己无法摆脱木桩。这种影响是由不得它的。同理，如果孩子接收到的信息是“你是不被需要的/多余的”“你是次要的/不被重视的”，二三十年后，他觉得可以自我掌控时却早就忘了到底为什么自己是不被需要的/多余的、次要的/不被重视的，他只记得，自己是不被需要的/多余的（抑郁、自残、失败上瘾），次要的/不被重视的（广泛性焦虑，走到天涯海角都感到不安全）……
罗杰斯的研究表明，理想中的我（超我中的自我理想）和现实中的我常会出现分离，当差异过大，心理问题会不断出现，安全感的基础瞬间崩塌。弗洛伊德认为，超我和本我的冲突无法协调即会导致神经症。从前在维也纳有个好姑娘叫安娜·O.（本名伯莎·帕彭海姆），21岁，聪明伶俐，会唱歌、会跳舞，人还漂亮，人人都喜欢她。但是她病了，是在她去服侍心爱的父亲时开始发作的：全身痉挛性麻痹、精神潜抑、意识错乱、耳聋眼斜等。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体检没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约瑟夫·布洛伊尔18医生通过催眠发现了症结。原来，每当她听到宴会的喧闹，就非常想去；但生病的父亲需要她照顾，所以她又不想去。在本我和超我的巨大冲突之下，她就自己变成了耳聋，听不到声音，斜眼，看不到父亲。其间，她是没有觉知的。当布洛伊尔医生把这种解释传递给她之后，症状立刻就缓解了。
除了内化父母形成的超我，我们还会根据其他人投射19来的标签来组织超我。比如总是听到：“你怎么不知道努力？”超我就会内化这个角色：“哦，原来我是个不努力的人。”听到“你怎么老是迟到？”超我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我是个拖拉的人。”我们会通过不断地重复进行确认，深信不疑后，身体的感受都会发生变化。
伦敦大学的调查显示，批评胖人太胖，会使其发胖概率增加6倍。参加研究的2944名英国市民被分为两组，被不断吐槽“你太胖”“一身肉真难看”的小组平均发胖0.公斤，而没被骂的小组则轻松减重0.71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