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一个新领域
我们的关注点是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环境与能源问题。其中不会有学术问题，也没有学科所界定的问题，只有现实世界所界定的问题。
生物学家巴里·康芒纳
Barry Commoner
创造力指的是改变领域某个方面的行为，比如富有创造力的绘画展示了新的观察方法，富有创造力的观点解释了星星运行的方式以及为什么会这样运行。当然有时候领域并不存在。第一位天文学家、第一位化学家、第一位作曲家没有改变某一领域，而是让一个领域从无到有。从某种意义上说，最重大的创造力事件是创造全新符号领域的事件。
在尝试建立新领域之前，他们每一个人在现有的科学领域中都很成功。没有人是为了权力、金钱或个人晋升而开始新历程的。
当然，要这样做并不容易。领域中创造力的损耗率非常高，对于新领域来说，创造力的损耗率至少是同样高的。很多人在发明新范式、新观点和新学科方面具有很宏大的想法，但只有极少数人能成功地说服足够多的人来形成一个新的学界。本章中介绍的4个人代表了冒险尝试引入新符号规则的典型案例。
在尝试建立新领域之前，他们每一个在现有的科学领域中都很成功。没有人是为了权力、金钱或个人晋升而开始新历程的。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对世界福祉的深切关注。在每一种情况下，他们会解决一个核心的社会问题，目的是将人类群体进行重组。由于在现存的领域中，他们看不出如何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这4个人都努力发展新的符号表征，建立起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的社会机构。这些是他们重要的相似点，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的差异也非常显著。
生存科学
巴里·康芒纳的名字已经成为生态平衡而斗争的同义词。20世纪60年代，他是最先意识到技术的某些成果（从放射性尘埃到杀虫剂，从石油消费到固体垃圾）会给人类健康带来危险的科学家之一。康芒纳接受的是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的训练，他发现自己对学院科学的抽象化、片段化越来越感到沮丧。他试着通过几本著作来影响公众，并在1980年进行了不太成功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很多年来他领导着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学中心（Center for the Biology of Natural Systems），现在他和纽约城市大学合作，继续探索失控的技术所引发的问题以及可行的解决方案。
▲与地球竞争
康芒纳并不是因为某种使命感而开始他的事业的。他在高中时是个好学生。他爸爸是一个移民，以裁缝作为职业。他给康芒纳施加压力，希望他成为一名收音机修理工。然而身为知识分子的叔父鼓励他报考哥伦比亚大学。对于那个时代的犹太男孩来说，这不是容易的一步。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康芒纳越来越显露出科学方面的才能，有余力继续攻读研究生。有一天，一位生物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告诉他他将会去哈佛大学。“您是什么意思？”康芒纳记得自己这样问道。“我已经安排你去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作为一名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犹太人，你很难找到工作。”于是康芒纳搬到了哈佛大学，在那里他接受了化学、生物和物理的跨学科教育。
在开始了学术事业后，康芒纳遭遇到一些不幸的发展。其中一个是核毁灭的威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笼罩在整整一代人心头的阴霾。在他的著作《科学与生存》（Science and Survival）的第一章中，他描述了两个典型的事件。第一个是1965年11月的某个夜晚，美国东北部及加拿大的广大地区由于电力故障而停电了。对于这次故障，让康芒纳印象深刻的是停电的原因。电网中内置了计算机控制装置，它通过关闭整个系统来对猛增的用电需求做出过度补偿。（20多年后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为了避免人为控制，人们在股票的买卖中使用了计算机程序，结果导致经纪人无法阻止的出售狂潮，市场因此崩溃。）
第二个事件是内华达州生产碘–131同位素的放射性尘埃被风带到了犹他州的牧场，污染了喂养奶牛的牧草。当孩子们喝了被碘污染的牛奶，碘会沉积在他们甲状腺的细胞内。这些碘的放射性有可能会导致甲状腺肿。
停电事故以及碘–131导致疾病的事件都是人类失去对技术的控制时，有时会产生意料不到的负面反应的例子。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不用太担心。然而康芒纳觉得这些事件不只是技术的副作用，而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历史的一部分。跨学科的训练使他能以综合的模式，而不是线性的过程来思考问题，同时长期身为局外人的他也具有批判性的视角。
根据康芒纳的说法，主要问题在于我们不知不觉中向赖以生存的星球发动了战争。一开始科学是改善人类福祉的有力工具，但是当各个分离的领域独自获取知识，对知识应用所产生的整体影响缺乏理解时，它便有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巫师的徒弟启动了一个魔咒，但它一旦发挥了魔力，徒弟便无法阻止它了。这是康芒纳的书中反复使用的一个比喻。
领悟到这一点的并不只有康芒纳一个人。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成立了一些响应康芒纳的环保意识的团体，比如美国科学促进会提升人类福祉的科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Science in the Promotion of Human Welfare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及核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for Nuclear Information）。一段时间后，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康芒纳提出了自己的方法。鉴于他的特点以及他所能做的事情，这种方法使他有可能想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科学与政治
康芒纳意识到，解决方案不可能只来自科学领域。为了让失控的技术重新回到人类的掌控之中，科学与政治必须联起手来。当涉及应用技术时，科学无疑会将技术卖给出价最高的买家。最终，军方控制着可怕的辐射力量；医药公司从化学成果中获利；农业为了自身的目的而使用生物学。这些赤裸裸的利益团体对保护地球生命的根基没有一点责任感，但任何一方都拥有破坏它的手段。因此我们必须从保持地球生命的共同利益出发，重新取得控制权。
与许多其他感知到技术威胁的人不同，康芒纳始终保持着对科学的信念。他意识到虽然科学会让我们陷入一团糟，但如果没有科学的帮助，我们也不太可能从中解脱出来。因此他继续用科学的方法来判定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充满了一名真正学者所具有的博爱精神。很多年来，他的研究院专注于解决固体垃圾处置的问题。垃圾不是一个时新的主题，但它指数级的增长带来了真实的威胁，而几乎没有人愿意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这是能够被解决的问题，它可以成为如何应对更复杂问题的典范。就像我们研究的所有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样，康芒纳不愿意在无法解决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他很擅长区分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
康芒纳觉得仅仅展示在垃圾焚化炉中焚烧垃圾会产生危险的污染物二恶英（Dioxin），或者滥用化肥会使我们的饮用水被硝酸盐污染是不够的。这些是重要的知识，但只要从垃圾焚化或使用化肥中依然能获得特殊利益，那么情况就不会改变。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让公众知道这些环境危机以及它们的源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他写书和宣传手册，与领导人、舆论界人士交流，召开新闻发布会，从有关环保的基金会中取得资金支持，以及发展志同道合者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过程中，他必须打破标准的科学领域，离开学术界。离开大学这个安全的庇护所，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很少敢采取的行为：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大的，当时我的一些教授相信学术对社会是负有责任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代科学家逐渐老去，学术世界开始脱离现实世界。学术工作以学科为导向，受到学科的支配，我认为它变得非常枯燥。因此我所做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偏离当下学术工作的一般方向，大多数在大学里工作的人是为了获得同事的赞美。但其实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大学以外的人们。
只有跨越学科边界才有可能实现全盘考虑，如果我们想“关闭这个循环”，保持地球生命形式的有机平衡，那么这是很有必要的。
学术生活中流行的哲学是还原论，这和我处理事情的方式正相反。在将生物学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时，我使用了“整体论”一词。然而学术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与我读研究生时大相径庭。它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越来越简单化。我觉得这很沉闷，我没有兴趣这样做。
康芒纳没有让专门化的学术领域对他应该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尝试解决方案指手画脚。相反，他让真实世界中的事件引导自己应该关注什么，应该使用什么方法来控制难以管束的技术。特定的威胁，比如有毒废料的扩散，或者饮用水被氮同位素污染，激起了他的干劲：
我们的关注点是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环境与能源问题。其中不会有学术问题，也没有学科所界定的问题，只有现实世界所界定的问题。我们会特别关注生活在面临这些问题的社区中的人们。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是解决它，而不是写一篇适合某一领域或者某些领域的论文。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是无学科的，而不是跨学科的。
这段引用表面上是反知识的，但康芒纳其实在从最基本、最真实的意义上运用科学。他反对的不是系统化的、细致的观察，而是不负责任地运用科学。他也反对对领域知识本身的仪式化崇拜，他认为应该整合我们实际需要的知识，避免其成为历史。
▲与现实抗争
康芒纳称自己是“大萧条时期的孩子”，他总是努力挣扎着实现自己的目标。加之在美国中上阶层的象牙塔中，身为布鲁克林的犹太人，他始终能感知到自己的边缘地位。这两点可能使他一生都保持着非正统的观点。那些没有被学界很好地同化的人有可能发展出怀疑性的、发散性的思维，因而产生出创造力。
就像许多被访谈者一样，康芒纳坚持认为在工作中保持两种通常是相互矛盾的态度很重要。在与自己所做的事情保持情感联系的同时，还要具有非常客观的视角。毫无疑问，他对自己的主题非常关切，他的整个生活模式就是证明。在同事和伙伴中，他的严格和精确是出了名的。每次写演讲稿或新闻稿，他都会一稿一稿地修改多次，直到完全没有含糊和不足之处。
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很不容易，在并不存在的领域中坚持自己选择的狭窄路径也是很难的。康芒纳在与大学管理者的交往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管理者不理解他想实现什么；而其他学者觉得他在侵犯他们的领地；当权者想让他闭嘴，不想听到他对核武器和越战的反对之声。他对自己的职责拥有顽强的信念，这使他坚持下去，不会放弃。他也会找些方法来集中思想，避免干扰。就像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样，一套严格的行为准则能保证他集中精力：
嗯，我会拒绝很多事情。我不回信，不做别人请求我做的事情，只是因为这样做能够帮助他们。在我们愿意提供帮助的领域，我们帮助了很多人。但是你知道，人们会打来电话说：“我有一项发明。”任何有关商业的事情，我都不会去碰。一个人只能同时关注一件事，但是我认为我一天可以做两到三件事。
拼接文化DNA
黑泽尔·亨德森的生活主题几乎与康芒纳的完全吻合。她也在努力发展应对技术问题的新的跨学科或无学科领域。她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避免人类破坏我们所生活的栖息地的事业。但是由于她接受的是经济学而不是生物学的训练，因此她的关切点更多地在于消费模式如何影响我们对资源的利用，而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生物化学后果。
亨德森在英国出生并长大，她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传统家庭中，这个家庭尊重严格的性别角色，但亨德森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爱上了这个世界：
当我5岁的时候，你知道，就像你刚刚睁开眼睛，看着周围说道：“哇哦，这是多么奇妙的旅行呀！到底会发生什么？我应该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一生都在问这些问题，而且很喜欢这样问。这让每一天都很新鲜。如果你能让这些问题保持新鲜，并记得当你还是个小孩时的情况，那时你会看着周围，比如你看到了树，忘记自己知道“树”这个词，那么你便不会像从前那样看任何事情了。你说不出任何事物的名称，根本不会对自己的知觉习以为常。每天早晨当你醒来时，就好像那是一个创造的开始。
亨德森生机勃勃、开放地面对生活。这让人想起了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S. Peirce）对他所说的“感知”和“识别”的区别。它也类似于魔术师唐·胡安（Don Juan）“让世界停止”的做法。无论是模仿别人的还是天生的，这种感知的新鲜感与她本质上完全一致。
高中毕业后，亨德森做出了两个决定：环游世界，看一看其他人是怎么生活的；不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作为一个新手，她给百慕大的几个度假胜地写信，申请让她来运营酒店，以此交换食宿以及下午的网球课、高尔夫球课。她的提议很快被接受了，她选择了最光彩夺目的度假酒店。这段经历大大改善了她的网球技巧，但更重要的是，这让她看到了摆脱金钱经济、组织小型的互利交换体系的可能性。接下来，在自己创造的职业中，她继续吸收这样的经验。缺少正规教育反而成为一种可以随意乔装的福分。这使她保持着开放的思维，能够从新颖的角度看待全球的经济体系。
▲国家的盲目
亨德森最终决定要投入一生的时间来解决的问题也是很多人有着强烈感受的问题，那就是对自然资源的无情开采，以及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逐渐扩大的不平等关系。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存在很危险的错误，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庞大和棘手，这使得我们不愿去尝试解决它。最自然的反应是忽视它。
亨德森之所以能做出富有创造力的反应，是因为她发现了一种阐释问题的方法，这样她以及其他人便可以对此做点什么了。就像所有类似的概念转移一样，她的阐释首先专注于问题一个有限的方面，而不是整个棘手的困境。亨德森决定专注于7个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衡量它们的发展与获得的财富。她得出结论，这些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13%，但消耗了地球大多数自然资源。由于在衡量国民生产总值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它们所谓的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因此它们无视现实。她觉得只要这种短视继续下去，全球经济境况只会从糟糕走向更糟糕。
亨德森感到，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存在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过去几个世纪西方思维在认识论上的偏颇。他们从背景中提取出少得可怜的现实，然后把提取出来的这点东西看成是孤立于其他部分的，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偏颇。只要依然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发展，那么我们永远也看不到我们的选择的真正含义。
它本质上是一种线性思维。基础的范式是：我们都在沿着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时间轴前进。在这条轴的某处存在着许多假设，它们涉及什么是发展，以及就物质富足而论，技术精湛与经济增长哪一个是衡量标准。
工业化国家的政策是“没问题的。在议事日程中，最先要做这件事，接下来要做那件事”。他们的整体假设是，问题以哪种方式出现，就以哪种方式解决。我对问题的思考不是这样的。针对某个问题，工业化国家可能会发布某一政策，但实际上你也许需要同时做10件事，因为你应对的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如果你把系统推到那里并说：“那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推动的事情”，那么你所做的会在系统中你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制造无数个副作用。
▲真正的财富
通过这样阐释我们在处理环境问题的方式上存在的错误，亨德森便能够有所作为了。像通常的情况一样，对问题的清楚阐释就暗示出了它的解决方案。清楚地阐释问题是整个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尽管它看起来可能毫不费力。在这种情况下，亨德森有两个目标：让人们理解发展的长期代价；改善对环境政策的系统化的思维模式，而不要采用线性的模式。对于第一个问题，她的立场是：
人民是国家的财富。国家真正的财富是生态系统资源以及智慧、善于解决问题、富有创造力的人民。那才是国家的财富，而不是金钱。这与金钱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举办过有关金钱的研讨班。我一上来会烧掉一张美元，然后说：“它用来点火很好，但你知道它是没有价值的。金钱是一种追踪系统，它帮助我们追踪交易。”
她采用的不是线性思维：
我认为世界是系统性的、相互作用的。除非拥有问题的系统模型，其中模拟了所有的界面和所有的动态，并且它可能处于一个世界性的生态体系网络中，否则你便不知道向哪里推进。当你有了良好的判断力，对那些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有了很好的理解，也许为了产生反馈效应，你需要同时在5个地方实施政策，否则你的政策要么不了了之，没有改变系统，要么它将在其他地方产生糟糕的影响，要么你将在其他某个系统中放大这个问题。
亨德森相信问题在于重新设计“文化DNA”，或者重新设计激励人们的一套方案，可以引导人们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基础的问题是：
你如何精练语言，使它具有类似数学公式的作用？我感兴趣的是社会及组织的DNA密码。也就是说，规则的程序如何设定取决于它们的价值。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高品质的软件程序，源自于价值体系和一系列目标。每一种公司文化和每一种制度也是如此。因此我喜欢做的事情是为每一个新组织写出DNA密码。
▲促成改变
确定了解决问题的总体态度后，人们必须设计一个可以产生作用的方法。重新组织一个DNA很难，更不要说整个星球的DNA了。正是在这时候，艰苦的工作才真正开始。提出某种概念模型，以解决世界上最糟糕的问题，这样所获得的荣耀似乎很有诱惑力，但是具体步骤却是让其他人去实施。然而亨德森的创造力主要不在于概念层面，她会以实际行动去贯彻自己的想法。与许多坐着不动的环保主义者相比，她的工作更加引人注目。
她是如何做的？她的方法既多样又多变。她写文章和专栏，写有关替代经济的书。她在世界各地演讲，在有可能产生共鸣的国家，比如中国和委内瑞拉，投入时间与政府官员、环保团体建立起网络。她尝试影响15个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采纳新的监控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这种方法将技术进步中隐藏的社会及环境成本也考虑进去了。她擅长创建组织，这些组织将实施她的部分愿景。这些团体也许专注于循环再利用、替代经济，或者专注于发展“替代性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如亨德森的国家未来指标（Country Futures Indicator），或者专注于质疑消费主义的环境适当性。
使用一个人和某种资源引入DNA密码的这种方法，你可以将那种DNA密码称为组织的商业计划。寻找那些真正理解密码的人，然后找到基金会的拨款或其他什么。对我来说，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的诱惑是，我会在一个组织中停留太长时间，因为我想确保DNA密码被铭刻在组织方法论的石碑上，这样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每个人对这个组织是什么都能达成一致意见。这样就不会出现设计的是一个老鼠，结果出来的是河马的情况。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发现“停留太长时间”是一个错误，因为出于理想主义而和她一起做事的志愿者会受到抑制，变得依赖她。另外她的自我会与企业的成功捆绑得太紧密。因此现在她会尽快将年轻组织的领导权传递出去，不去过多担心她最初的设计是否被完全遵照。
事实上，我是在困难与打击的磨炼中进行学习的。年轻的时候，我比较自我驱动，开创了很多社会改革组织。直到六七十岁时我才明白，如果你想建立一个不涉及钱的社会改革组织，也就是没有金钱的激励，从未来社会将成为什么样的理想化愿景来看，这就是工作，那么你最好不要太自我驱动，不要把想出这个点子或创建这个组织的功劳据为己有。因为你在试图招募理想主义的人才，你不得不对他们说：“你看，薪水不高，甚至可能一开始没有薪水。”你真正能提供给他们的是一种身份，以及对一个令人兴奋的新组织的认同。他们将为这个组织投入全部精力。我越是向后退，退得越快，组织的起步就会越好，运作这个组织的人会有越多的满足感。经过一些年后，我学会了越来越快地离开。
▲制造恶作剧
亨德森如何能实施这些方法？30年来她针对全球经济管理不善而采取的游击战取得胜利绝非易事。当然，拥有崇高的目标很有帮助。很少有哪个项目能比亨德森的项目更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使人们可以为之奉献一生。但是为了不受干扰地继续工作，她不得不采取一些更世俗的做法。她不得不接受自己没有正常家庭生活的事实。投身于她选择的事业，最终导致了和丈夫友好的离婚。另一件她必须放弃的事情是好工作带来的财务保障。不过她悲伤地承认：“我一直知道我是不会被雇用的。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因为不服从上级而被怒斥。我会告诉他们怎么做才能更好。所以我意识到我必须创造自己的工作。”
最后，为了保护隐私和在自己的场所表达不合常规的价值观，她搬到了北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社区里。为了削弱政治对手的攻击，她保持着低调。以下是亨德森对选择在那里生活的解释：
我很高兴可以与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大型系统发生相互的影响，同时又住在一个偏僻隐蔽的地方。那里的人们会说：“你为什么要住在北佛罗里达的荒野之地？”但对我来说，那里很好。因为主流文化会认为这个人是令人不屑一顾的。他们会认为“她只不过是在边缘地带瞎混罢了”。越少人知道你对各种次要系统的影响越好。
住在北佛罗里达州并不意味着亨德森与世隔绝。只要她觉得有价值，便会周游世界各地。真正需要她提供帮助的人会来找她。她的房子里总是有很多来访者，他们都试图搞出和她的企业一样的“恶作剧”。在她独自一人活动时，比如骑自行车、散步、做园艺或洗盘子，或者在她与有趣的来访者交谈时，最好的想法会冒出来。如果不能时常与想法类似的人进行交流，亨德森就无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亨德森独特的职业一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像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样，她也有她的困难。20年前她曾经历过身心疲惫的阶段。她太投入、太忙碌、太焦虑了。连续不断的旅行和压力让她脖子疼痛。她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她意识到最好“形成自己的可持续运作模式”。就是在那时，她决定搬到佛罗里达去，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她重新评估了自己的优先级，并认定达到任何目的对她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并乐在其中，不要让自我完全与成功联系在一起。这个决定给予了她平和的心态。现在即使比以前更忙碌，她也不会再感到压力和痛苦了。
支持她不断前进的不是对名气的渴求，而是创建美丽有序环境的使命感。她用夸张的方式说道：
在某种层面上我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我只是来这里暂作访问。我也具有人类的外形，与各个物种保持紧密的情感依恋。我赋予了自己人的形体，但我还具有许许多多的别的样子。把所有这些都整合为一体对我来说很容易。这听起来很轻率，但它正是我的精神修行。
没有什么人会承认自己像个外星人。但是为了客观看待人类境况，一个人必须能够从一定距离之外来看待自己。为了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向过去的传统妥协，这个人必须努力获得这种客观性。与此同时，这个人还必须保持“与物种的情感依恋”。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理性计算与热情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富有创造力者的普遍特点，它对于创造力处于传统领域之外的人可能尤其重要。以下是亨德森对此的说法：
禅宗佛教所说的“执迷–超脱”是一个非常和谐的连续体。你应该始终处于两者皆有的状态。其中存在着阴与阳的连续体，用西方的逻辑是无法理解它的，因为我们只有“要么/或者”，然而，这其实是“都/和”的逻辑，它表示在执迷与超脱之间、在长远观点、无限观点与具体观点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地舞蹈，它们是一个连续体。
迈向和平的脚步
埃莉斯·博尔丁与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已经结婚50年了，她曾在丈夫巨大名气的阴影下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然而在抚养大5个孩子，做了18年家庭主妇后，她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开创了自己的独特事业。像本章介绍的其他人一样，埃莉斯·博尔丁在现实生活的变迁中发现了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并且她首先尝试在已有的领域边界内解决它们。当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时候，她便会脱离学术界的保障，自立门户，希望发展出应对威胁的新方法。
▲不再有安全的地方
埃莉斯生活中的主题是各个层面上的和平，包括家庭、社区、国家和世界的和平。这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观点，现在埃莉斯为它付出了全部的精力。这个观点始于埃莉斯的童年，那时她住在新泽西：
在童年时我对战争的恐惧来自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和电影。就像现在的孩子害怕核武器一样，我很害怕所有人会被毒气毒死。小时候我曾幻想，如果发生了另外一场战争，我会去挪威，我出生的地方，跑进大山里，在小木屋中生活，这样就安全了。我妈妈讲的故事都在说挪威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而美国在很多方面都不如挪威好。美国是一个自私、贪婪、腐败的地方。我上大四的时候，挪威遭到了入侵。突然之间再也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我把这种想法的改变称为内心的剧变，就这样我失去了安全之所。尽管我知道那只是童年时的幻想，但它已经成为了我核心本质的一部分。
在埃莉斯眼里，世界过于相互关联了，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退缩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里。暴力会瞬间波及任何地方。就像康芒纳和亨德森一样，埃莉斯面对的是我们相互依存的系统本质。她意识到让世界变成安全的唯一方法是，每一个人都为此付出努力。
▲以家庭为基础
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是一项微小的职责。事实上，它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法，听起来天真幼稚。当意识到全球性侵略使自己的生活面临危险的时候，多数人会采取心理学上的捷径，否认或寻找推诿对象。将世界的问题推卸到可处理的对象上会容易得多，比如归罪于原教旨主义者或自由主义组织，而不去想一想自己的行为也可能引发问题。严于律人总比严于律己更容易。然而如果你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系统，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你不可能只改变它的一部分，而其他部分保持不变。
可以说埃莉斯应对和平问题的方法是从基础开始的。像其他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样，她的才能包括寻找方法，以可操作的方式来处理复杂问题。应对的步骤很简单：首先，我们必须培养能够成为和平使者的孩子；其次，我们必须明白如何实现家庭内在的和谐；第三，我们必须将和谐的家庭与社区、社会联系起来；最后，应该让彼此联系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全球身份，知道他们是相互依赖的。
我逐渐明白，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18 000个跨国团体意味着什么。在这些组织中，人们所具有的身份不同于他们的国家身份。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如何能深入那些网络中或者利用我们所在的团体？我用了很多时间帮助人们理解，无论他们属于什么团体，事实上都具有世界身份。你看，无论你在本地做什么，无论是罗德俱乐部（Rotary）、吉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还是所有的服务性社团，无论是教会、商会还是体育运动，没有什么活动范畴不是全球规模的。然而除非你明白当地社团是如何运作的，否则你在其他任何地方的努力都可能是无效的。你必须知道本地的情况。
当然，从复杂性更高的层面来表达和平的问题并没有让任务变得简单，但它让任务变得可以应对，人们能够开始为之做更多事情，而不是绝望地举手投降。埃莉斯从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和平使者”做起。然后她把自己的观点带到基督教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这是贵格会（Quaker）教徒的礼拜堂。从那里开始，她的影响逐渐扩大到更大范围。她是达特茅斯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还是作家、演讲人。就像黑泽尔·亨德森一样，埃莉斯思考用写作来改变人们看待世界问题的方式：“我总是在想我们使用的各种比喻，以及它们如何决定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我们该如何改变它。”她的活动扩展到了各类组织，最终她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埃莉斯的影响无论扩展到多远，她的活动都牢牢根植于家庭、社区这样的基础上。那就是她的信仰。她将自己的工作称为“源于上帝之爱的行动”。作为一名贵格会教徒，她对上帝的认识并不局限于某种历史解释，而是发散的、不断发展的。但这种上帝的概念非常鲜活有力，使她感到在“有机的整体”中，自己和宇宙发生了联结。她用抒情的表达方式描述了上帝如何对她产生影响：“渴望爱的光束照进蒙昧的云朵，照射到远得不可想象的宇宙地平线。让你自己的心里也拥有那样的光束吧。”
尽管拥有强大的信仰以及家庭、社区的有力支持，但埃莉斯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她选择承受的重担会让她感到精疲力竭。这样的一次危机发生在她60岁生日的时候，她说：“我突然觉得对自己的生活完全厌腻了。生活让我感到消化不良，我受够了，再也不能承受了。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摆脱这种感觉，又有空间容纳生活中更多的体验了。你知道，我并没有完全厌腻，没有完全被阻塞住。我再次实现了某种打开的状态，可以继续前进了。”当心灵的夜幕落下来的时候，埃莉斯就会躲到山中的隐居所里。那里四周环绕着远山和她喜爱的事物，每天进行祈祷和冥想，她能够再次恢复内在的平衡，重新发现自己的精神根基。
释放潜能
约翰·加德纳有许多工作。一开始他在大学里教授心理学，当过一个重要的慈善基金会的主席，被约翰逊总统任命为第一任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长，他还写过几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中每一项工作都能证明他们存在的价值，但所有这些成就都不能给予加德纳做得足够多足够好的感觉。因为他追求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即使对于客观的观察者来说，他要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难以捉摸的。在他们看来，他似乎已经多次实现了目标。
▲水管工的卓越与非凡
人们既得不到很好的收入，又做着枯燥无趣的工作，最终会距离幸运越来越远。
加德纳在生活中想实现什么目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了解他认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值得为之付出精力的主要目标会对我们有所帮助。从根本上说，加德纳确信我们没有充分施展追求卓越的潜能，而那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我们的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毫无创造性。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充分发挥能力时欣喜若狂的感觉。当奥林匹克运动员跑出个人最好成绩时，当诗人想出完美的诗句时（我称之为心流），他们可能会有这种感觉。第二个结果是，人们既得不到很好的收入，又做着枯燥无趣的工作，最终会距离幸运越来越远。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紧张关系必然会导致社会冲突。正如加德纳看到的，问题在于实现社会公平，即使我们承认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需要一个将水管工也包括进来的有关卓越的概念：
在快到40岁的时候，我渐渐意识到美国人所面临的一个严重困境。他们有平等的社会风气，也有描述这种社会风气的词汇，但人们达到某种标准的能力千差万别。因此《卓越》（Excellence）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我们也能平等而卓越吗”。在我看来，我们必须为优秀的水管工留有空间，使其显示出卓越。它是各种不同层面上的卓越。如果你说只有处于社会最高层的人才是卓越的，那么对于社会中的所有其他人来说，你太漫不经心了。你会说没关系，反正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是卓越的，他们都只是一些粗俗的人。这样的社会简直太糟糕了。每个人都应该觉得，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他们都能达到卓越。他们可以成为卓越的机械师、卓越的幼儿园老师、卓越的神经外科医生，等等。正是这种想法让我真正开始试图让人们理解这些理念。但是直到30年后的今天，在人们的头脑中，这些理念仍是混淆不清的。
▲对人进行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席卷美国主要城市的暴乱似乎证实了加德纳的担忧：被否认具有卓越机会的社会阶层开始反抗了。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创造力真正开始显现出来：他放弃了机构中舒适的职位，尽管在这个职位上他做得很成功。他开始离开基金会及政府部门控制的领域。从根本上说，他觉得对抗社会疏离的方法是让人们对事关自己未来的决定更投入一些。
这意味着组织志愿活动，让人们了解他们的选择，帮助他们在政治过程中获得发言权、取得权力。他的第一份这样的工作是领导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Coalition）。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团体，它让公司领导、协会领导、少数族裔领袖以及宗教领袖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城市中的问题。
我的工作是担任这个卓越团体的主席，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因为我走访了城市中最令人不快的地区。我深入每一个发生暴乱的城市，真正全面细致地感知美国人生活的各个侧面。对此我虽然有所了解，但从来没有了解得如此深入。我发现这非常有价值，同时也促使我成立了同道会。在研究为了改造现状人们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断触及到政府真正的弊端以及政府流程的缺陷，由此我得出结论，我们需要市民去关注政府。市民对政府的关注很多是通过工会、企业或其他专业团体的游说者来进行的，但没有什么代表公共利益的声音。你知道，那就是代表如何能让这个系统运转、如何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的声音。
加德纳成立并担任主席多年的同道会很快取得了成功。在最初的6个月里，它就吸引了10万人。他最后辞去这个组织的领导职务的理由和黑泽尔·亨德森想尽快将领导权转移给他人的理由相同：“随着每一年过去，我越来越确信自己得到了答案。对于每一件事情我都得到了自己的答案。”知道所有答案当然很好，但它有两个劣势：这让工作变得无趣，也抑制了合作者的积极性。
因此加德纳继而创立了另一个名为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的组织，为全国各种非营利性机构提供讨论的平台。另外他继续进行演讲和写作。在年近耋耄之年时，他回归了自己的第一份职业，以一种新的活力回到大学教书。目前他的兴趣在于研究社区，他感到，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道德沦丧的社区，缺乏自省能力的价值观和内在规则，那么个人潜能便不可能充分释放，团体也不可能获得自组织的能力。
▲有责任感地活着
什么使得加德纳能够放弃已经取得的成功，将自己的精力奉献给了社团活动？显而易见，高智商对此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上学期间，他的才智总是超越同龄人。然而聪明并不能解释他的内在动机。他本可以利用这种聪明去华尔街赚大钱，或者在政府中取得更高的职位。与之相反，他选择去做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事情。很大程度上这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因为他真心诚意地相信这是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我从来不做自己没有强烈动机的事情。我从来不为头衔、权力、金钱做任何事情，除非我对这类东西特别有兴趣。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觉得生命短暂，只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如果你有了动机作为基础，如果你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价值观，那么我认为其他事物比金钱和权力更能带来安全感。
当然，这还是没有解释这些价值观来自哪里，为什么加德纳认为它们的优先级高于寻常的价值观，并对它们充满了兴致。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对于他的人生选择，不存在单一的解释，若干个解释构成了答案的各个部分。加德纳自己提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父母的影响下，他的生活充满了强烈的责任感。
在加德纳只有1岁半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没有对他发挥直接的影响。正如我们在第7章中看到的，富有创造力的男性常常会出现早年丧父的情况。加德纳的妈妈对他的价值观产生了更直接，但同样有力的影响：
我妈妈是一个很强硬、思想独立的人。在她那个时代，她具有超前的有关女性权利和种族关系的理念。她对行为举止有很严格的标准，但这些标准不符合那个时代传统的伪善做法。例如，她不允许我们看不起任何其他种族或团体的人。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多年后，哥哥和我谈起这件事，发现我们都有相同的态度。妈妈在早年将这些态度灌输给了我们。同时她也是非常独立的。群体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束缚不了她。事实上，我真的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如果你很受欢迎，她会觉得也许你有什么问题。她会觉得你做了太多的调和，没有捍卫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对我和哥哥的成长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早年丧父，以及母亲坚定的公平性和独立性在加德纳的性格上留下了印记。另一个影响是，他的童年是在蓬勃发展、充满乐观情绪的加州度过的。在这种乐观的环境中，他感到欢欣鼓舞，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经常搬家以及他的早熟，他没有形成社群意识，也没有形成朋友圈。早年边缘化的感觉也促成了他的独立，也许作为一种补偿，他在晚年开始关注社区的重要性：
也许是因为我妈妈不愿意接受惯常的思维或者传统的模式，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有这样做的倾向，或者是因为我没有生长在一个给我设定标准的社区里，反正我从来都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加德纳并不是天生就对社会上的不公很敏感，也不是怀着帮助同胞的伪善愿望长大的。在发现自己非常擅长帮助他人的同时，他也发现这样做令人愉快：
我十分喜欢管理。不过在29岁前，当我被赋予管理职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中），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一种选择。如果有人说那是一种选择，我会说：“我对此不感兴趣。”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对帮助人们汇聚他们的力量，达成某个结果有着强烈的兴趣。
同样的事情在24年后再次发生。当时在狂暴的政治斗争中，他被任命为首位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长。他发现自己具有成为斗士的能力，而且很享受为了正当的理由而进行战斗。几年后，当城市暴乱迫使他创立了同道会时，他发现自己能联系更广泛的大众，而且乐在其中。正是这些个人经历证实了加德纳的信念，即我们比自己认为的拥有更深厚的潜能，只有外部的挑战或机会才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潜力。他相信我们的潜能被恐惧、低自尊和传统的束缚所埋没、隐藏或禁锢了。
我经常会和一些企业高管会面，如果我们谈到这个主题，我会告诉他们，我估计在他们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只发挥了一半的潜能。另一半将依然处于休眠状态，因为生活没有给它们施展的机会。或者因为他们太早下了结论，认为自己不擅长那件事。他们掩盖了自己的能力。年龄越长，他们越会规避成长所必然包含的风险。一开始你遭遇到一些小失败，这让你认为不应该再去尝试了。这类事情的清单会越来越长。等到中年时，你永远都不要再次尝试的事情清单会很长很长。你可能很擅长其中的一些事情，但它们已经被你一笔勾销了。你选择了自己确定能获胜的一个小范围，你知道自己能成功。你停留在安全的范围内。如果危机与突发情况迫使你离开了小小的安全范围，你就会发现你具有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才能。
加德纳在不停地学习和成长。他一开始是矜持、超然而冷漠的。这种性格很适合做一个学术研究者，但是作为大型基金会的领导者，却是令人畏惧的，因此他培养出了更友好的举止。与之类似，高度理性的方式对于学术环境来说是恰当的，但对于激励大批民众来说，它就不那么有效了：
我想，直到40岁我才开始认为自己能用理性之外的方式来应对他人。如果你想影响他们，你就必须这样做。如果你想触动他们，你就必须触及他们的动机，必须来到他们的表面思维之下，触及能推动他们的事物，触及影响他们的热情与令他们顾虑的事物。对于我的部分工作来说（其中有些是自己分配给自己的工作），说服他人的能力以及激发行动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
换言之，加德纳意识到，要对他所运作的新领域发挥影响，就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新策略，并重新塑造自己的性格。这需要有很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为了做成我必须做的事情，我不得不变得更开放，更有兴趣。我享受它以及它的成果。”发现自己擅长做什么并享受做这件事的能力是所有富有创造力者的显著特征。如果这件事碰巧还有利于社群，那就格外幸运了，加德纳的情况就是如此。
全球责任的领域
康芒纳、亨德森、博尔丁和加德纳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意识到地球上发生的各种事件是相互联系的，他们的奋斗都是基于这种认识。对于他们试图要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他们在尝试发展一个全球性责任的领域，以及履行这种责任的领域。康芒纳强调的是对能源和资源的利用；亨德森强调的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博尔丁注重的是制止暴力；加德纳关注的是受到阻碍的个人潜力将产生的社会影响。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但他们认为因果网络是相互联系的。能源使用及消费模式的改变、和平精神的改变，以及个人成就的改变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其要旨在于，每一个行动都会产生结果；从很多重要的方面来看，地球是一个有着脆弱边界条件的封闭系统；除非采取明智的行动，否则我们很容易会违反这些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很多原始文化已经发展出了对宇宙的系统观，而且它隐含在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宗教中。基督教迂回地表达了这种理念，它相信存在着一位无所不知的上帝，他在看着并评价着哪怕最微小的事件，比如一只麻雀从树枝上落下来。东方因果报应的信仰中也隐含着这种意识，它认为每一个行动都会产生无尽的后果，这些后果像涟漪一样会波及后续无数的世代。根据古代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信条，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污染了水、破坏了土地、让空气中充满了烟而祈祷宽恕。然而，随着近几个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因果关系的直觉逐渐麻木，反而将之视为迷信。人类似乎是无所不能的，它的行为甚至高于自然法则。
本章描述的人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在不同的科学领域中重新发现并认真对待这些直觉。他们从生物化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孤立领域的规则下前行，不考虑更广泛的后果是危险的。除非我们知道我们能安全地处置核装置的废料，否则建立核装置是危险的。当世界上大多数人还在挨饿受冻的时候，浪费粮食和能源是危险的。忽视人们的精神需求是危险的，不充分利用人们的潜能也是危险的。
但是如何能将这些彼此分隔的知识构建成一个协调的符号领域？西方的科学家最近开始研究系统，不过我们还无法用一种可驾驭的方式来描述这4位富有创造力的人正在与之抗争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处于近代科学以前用比喻来表征的阶段。其中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是希腊的盖亚神话（The myth of Gaia），它将地球描绘为一个有生命、能够自我审查的有机体。另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是人择原理，它主张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其实使得宇宙的存在成为可能。康芒纳、亨德森、博尔丁和加德纳似乎处在比喻和自然法则之间的界限上，准备好从诗情画意的洞见转向系统化的理解。
他们拥有一些共同的、属于智慧先驱的特点。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都觉得自己处在边缘上。康芒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亨德森是因为她的忠诚在慈爱的妈妈和强大的爸爸之间被割裂开；埃莉斯是因为挪威与美国的混合教养方式使她对诠释经验具有了两种不同的视角；加德纳是因为失去了父亲，从来没觉得自己属于某个社区，而且总是班里最小的。当现实生活的经历与领域边界相矛盾的时候，他们突破了边界对他们思维的局限。
这4个人都反复提到，他们会不断在行动与反思之间、满怀热情与客观应对之间转换。在每一种情况下，这种转换都使得他们能够保持不断学习，不断适应新环境的积极态度。他们的创造力系统地从观点向行动展开，然后通过对行动结果的评估再返回观点。这个循环不断反复。
他们中似乎没有一个人以金钱或名气为动力。相反，驱动他们的是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有时是近乎传统宗教价值观的情感，但更多时候是对自然现象的有序与美好的精神感知，它们超越了任何特定的信条。这是最古老的敬畏在当代的表达，正是这种敬畏感促使我们的祖先形成了超自然的想象。然而他们将这种责任感轻轻地放在肩上，使它更像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项职责。尽管他们努力地工作，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但他们认为他们从来没有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像我们研究的其他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样，心流是他们典型的意识状态。
创新者小传
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 1917—2012），男，美国生物学家、教师、活动家，曾荣获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纽科姆·克利夫兰奖（Newcomb Cleveland Prize）、美国精英学生协会奖。他的作品包括The Closing Circle、The Politics of Energy、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黑泽尔·亨德森（Hazel Henderson，1933— ），女，美国经济学家、作家（出生于英国），被纽约医学学会提名为年度市民。她的作品包括Creating Alternative Future: The End of Economics、The Politics of the Solar Age:Alternative to Economics、Paradigms in Progress:Life Beyond Economics。
埃莉斯·博尔丁（Elise Boulding，1920—2010），女，美国社会学家、活动家、教师。曾荣获全国女性良知奖（National Woman of Conscience Award）、泰德·伦茨和平奖（Ted Lentz Peace Prize）、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杰西·伯纳德奖（Jessie Bernard Award）。她的作品包括The Underside of History、Building a Global Civic Culture: Educations for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约翰·加德纳（John W. Gardner, 1912—2002），男，美国心理学家、作家、教师。获得过很多大学与学院的荣誉学位，荣获过美国空军杰出服务奖（USAF Exceptional Services Award）、总统自由奖章、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共福利奖、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社会公正奖（U.A.W. Social Justice Award）、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穆雷绿色奖章（AFL-CIO Murray Green Medal）、克里斯托弗奖（Christopher Award）。他还是都市联盟（Urban Coalition）的主席、同道会（Common Cause）的创始人、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任期时教育工作小组（Task Forces on Education）的成员以及时代公司（Time,Inc.）的董事。他的作品包括Excellence、Self-Renewal、On Leade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