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领域
要想成为重要的科学家或举足轻重的学者，必须进行大量的工作，承担大量的痛苦。
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
Edward O Wilson
我们不确定祖先发展出来的第一种系统知识的形式是什么。当然，对植物和动物进行分类，对健康与疾病的理解一定属于最早的知识体系之一。如今被我们称为生物学的领域，涉及的是生命的形式与过程，它是人类尝试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基础方法。
除了物理学领域之外，对于其他任何领域来说，当今的知识与祖先们的知识之间的差异都没有生物学的知识差异更大。4 000多年前，在所有主要的文明中心，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文字出现前猎人和牧民慢慢积累起一些有关草药与动物种类的知识，这些知识开始被小心地记录下来。1 500年后，亚里士多德对动物进行了更科学的分类，他的一个学生对植物进行了科学的分类。但是直到最近几个世纪之前，没有人理解生理过程，比如消化、呼吸、血液循环以及神经系统的功能。根本不存在细胞、细菌、病毒、遗传和进化等概念。祖先对生命过程的看法与我们能够看到的大相径庭。
生命科学现在变得非常多样化和专门化，我们需要几十个例子才能说明这个领域是由什么构成的。即使在100多年前，诸如德国探险家、博物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这样的人便可以将当时地球上的科学家已知的所有生物知识都浓缩在4本书中。如今没有任何人能够全面地论述这门学科中哪怕是很小一部分的内容。本章将集中探讨三个改变了生命科学领域的人，尽管这三个案例研究仅代表众多可能的研究方法中的少数几个。
对秩序的热爱
爱德华·威尔逊（E.O. Wilson）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生物学家之一。他完成了300多篇技术论文以及许多书籍，其中两篇获得了普利策奖。他对蚂蚁的分类、生物多样性的概念、保护多样的生命形式的必要性、昆虫的化学通信的研究以及海岛生态系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他最广为人知的也许是被称为“社会生物学之父”，他为了从进化选择价值的角度来解释人类行为及社会制度而进行不断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他被深深地卷入了思想形态上的争论，一时间在学界内部和外部树敌无数。然而威尔逊不去理会这些，而是坚持着职业上的理想。这是严格的实地调查与充满灵感的洞见之间不寻常的结合，这些洞见将其他人认为无关的事实与原理联系在了一起。
他目前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科学与生物的伟大整合，这个目标是从他的经典著作《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开始的：
我看到一种状况正在形成，其中我将在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投入大量的注意力。由于我学习了一些分子及细胞生物学，因此我认为要创造生物学与社会学之间的知识大融通，就需要利用进化生物学家的方法来精选社会科学中的要素，并对其进行重新打磨。到目前为止，进行知识大融通的需要仍不被理解，很多人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些说不可能的人会激励我们去展示其可能性。那会让整个领域为之兴奋。
▲拥有钢铁般志向的博物学家
威尔逊一生不停地工作。痛苦的童年带给他一些不安全感，他决定用百折不挠的雄心来克服这种不安全感。这种雄心来自于充满骄傲、克制与牺牲精神的南方传统。这些便是当今心理学术语所说的动机不足，它是为了补偿早年令人不快的经历。不过也存在着积极的动机，即对生命世界的着迷与热爱，特别是对那些最卑微的动物，比如蚂蚁和白蚁。威尔逊10岁的时候想成为一位昆虫学家。阅读了几期《国家地理》杂志以及和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华盛顿动物园使他确信，自己最想成为的是探险家、博物学家。
就像许多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样，威尔逊在上大学之前，一直觉得学校很无聊。在早些年里，男童子军生涯提供了一种环境，使他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按照自己的速度学习。人们可能以为视力受损的威尔逊会对鲸鱼、大象感兴趣，但他个性倔强，反而选择观察最小的昆虫。13岁时，他完成了第一份有关火蚁筑巢的报告。那时火蚁开始侵入南方各州，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当时他在亚拉巴马州莫比亚（Mobile）上高中，一位当地新闻的编辑决定报道火蚁，并委托年轻的威尔逊写一系列的文章。因为这个项目，他突然油然而升一种责任感与成就感，这开启了他博物学家的职业生涯。
在进入大学前，威尔逊阅读了恩斯特·麦尔（Ernst Mayr）的《系统分类学与物种起源》（Systema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这本书向他揭示了：通过采用自然选择的理论，自然世界中大量的事实都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被有序地进行整理。在职业方面，麦尔最先对威尔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他成为这位年轻博物学家的导师以及重要的同事。威尔逊保持着年轻人的好奇与开放，并受到了很多其他的影响。“我想，我有一条接一条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知识之旅。一路上的路标包括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这样的榜样。沃森将基因简化为染色体的双螺旋，他的大胆与独立深深地吸引着威尔逊。他从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那里学会通过行为学观察来解释动物的行为；从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那里学习进化生态学的概念。进化生态学试图解释在非常类似的生态位中，比如纽芬兰和冰岛，发展出来的两种文化，为什么会如此不同。最后他从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D. Hamilton）那里学到了亲缘选择的原理。威廉·汉密尔顿有关人口繁殖率的改变的数学模型为理解生命过程打开了另一扇门。从所有这些非常不同的视角出发，威尔逊开始了自己的伟大整合。
随和与固执、对学科的热爱与控制的欲望、大公无私与野心勃勃、善于独处与获得社会接纳、充满乐趣与沉溺痛苦，它们体现了成为一名成功的科学家需要有怎样的性格。
他的个人发展看起来像任何知识分子的发展一样复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富有创造力的人通常会在两种极端的性格之间徘徊。威尔逊提到了几组这样的极端性格，比如随和与固执、对学科的热爱与控制的欲望、大公无私与野心勃勃、善于独处与获得社会接纳、充满乐趣与沉溺痛苦，它们体现了成为一名成功的科学家需要有怎样的性格：
在少数领域中，比如在纯数学和理论物理中，聪颖是至关重要的。有趣的是，在这些领域中，最好的成果通常是科学家在35岁时做出的。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有不少人是国家科学院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他们在20年前取得了最佳的成果。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但你知道他们不会再做出巨大的成就了。
在其他科学领域中，毅力和志向非常重要。我认为其中还需要有对研究主题的热爱，你愿意投身于它，你能够从特定的活动或脑力过程中获得快乐。无论你发展到哪里或你的运气如何，博物学都是那样。你知道，你可以强迫我成为爱达荷州博伊西（Boise）的邮局管理员。我可能会那样做，而且会成为一个非常快乐的人。我每天清晨和夜晚，还有周末都会在外面工作，还会走进大山里。我可能一直在做这些相同的事情，因为我过去热爱，现在还热爱。
然而另一方面的事情是不确定感、野心和控制的欲望。科学家希望获得控制，而控制的方式是创造知识并拥有它的所有权，他既可以通过原创性的发现，也可以通过综合已有的发现（对我来说，承认这些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来获得。有一个愿望让我很着迷，那就是要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精通广泛的学科。可能正是这种独特的欲望超出了我对学科的热爱，也让我与这种热爱隔离。我想研究博物学。我想进入这个领域。你知道，365天中我可以有360天与世隔绝，徜徉在雨林和我的图书馆里，过得很开心。
与此同时，我希望感到自己仍有控制力。我不能失去控制，不能被阻止，控制让我被尊重，被看重。必须获得掌控，这就是野心。它表示要不断扩展一个人触及的范围，不断更新、开拓与创新。我认为这些欲望的结合能够成就一位重要的科学家。
我想补充一点，要想成为重要的科学家或举足轻重的学者，必须进行大量的工作，承担大量的痛苦。你不得不面对一定数量的拒绝。你不得不承受激烈的竞争，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必然会被忽视。然而很多人会把自己看成是孤独的狩猎者或旅行者、探险者，他们在自己原则的引领下，战胜所有不利的条件，最终抵达目的地。虽然这种自我形象充满了浪漫色彩，显得有点愚蠢，但它是造就重要的科学家的强大力量。
▲躲避子弹
在生活中，威尔逊经常不得不容忍竞争与拒绝。这一部分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时生物学领域及学界中的一些历史事件集中发生，它将学科的规则改变得面目全非。
从领域的角度看，正是在那个时期，分子生物学的知识突然经历了指数式的增长。野外考察是博物学家的传统，也是威尔逊所接受的训练，突然之间变得古老而没有意义了。年轻的实验主义者让上一代博物学家中的重要领袖人物自叹不如。他们能够控制细胞内的化学过程，解码遗传指令，并有希望揭示生物创造自身的秘密。换种方式来表达卡尔·马克思的话就是，生物学的重点从研究生命转向了改变生命。
这种知识革命的影响在于：大多数聪明的生物学家被分子的多样性所吸引，旧的分支面临着被晾在一边的风险，很可能招揽不到必要的人才。领域的改变会对学界产生直接的影响：研究经费开始流向实验室，杂志开始更多地登载实验论文，而不是野外考察报告。新一代的生物学家避开旧有的问题，沉浸在细胞过程看似无穷无尽，但又很有序的世界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范式转换的极端例子正席卷生物学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旧分支中的成员最常见的反应是屈服于这种趋势，担任起管理职务，或者以某种方式躺在功劳簿上。威尔逊当时还太年轻或者太坚决，因此没有拱手认输。他找到了一种策略来直面历史的必然性，最终这种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他没有尝试与分子革命进行正面的冲撞，或者否认它的贡献。相反，通过将其他方法，比如将数学建模和人口研究整合到一起，他使得达尔文的博物学以现代的姿态复活过来。以下是威尔逊对他如何保卫自己在领域以及生物学界中的掌控力的解释：
必须将我所能找到的最聪明的人汇集起来。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学习更多的数学，比我以前认为需要学习的多得多，尽管我的数学天赋有限。这样我就能精通模型建立，于是在30岁左右，我开始了自学。在1957或1958年，我发明了“进化生物学”这个术语。然后讲授进化生物学和种群生物学的课程。我必须告诉你，其中很多都是波将金村[1]，因为在种群生物学的新模型建立及实验中，几乎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不得不标榜那些例子，充分利用它们。这就是我60多岁的时候，在教学中常要做的事情。
如今，尤其在哈佛大学，一些非常聪明、拥有非凡数学能力（在多数情况下比我的数学能力更好）的本科生、研究生会听我的这些课程，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事业。他们不必挤进分子生物学家的群里，在其中寻找道路。他们看到了进入生物学的路径，看到通过数学建模、理论、整合及进化生物学，他们可以拥有成功的事业。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有才能的人，并且不乏大批40多岁，甚至50多岁的人，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生物学家。
正如威尔逊所提出的，为了做出能够独立发展的富有创造力的贡献，一个人必须同时改变符号领域和社会体系。单单提出新观点、新事实和新规则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让年轻人相信，通过采纳这些新观点，他们能够养家糊口，甚至扬名立万。
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生物学领域不仅被分子革命的力量所改变，同时也被生物学以外、更宏大的社会文化领域中形成的力量所改变。生物学家的行为开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被认为是为根深蒂固的权力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分子遗传学给科学家的形象蒙上了阴影，因为他们决定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孩子，应该有多少。政治道路的分界线也是学术斗争的分界线，而威尔逊尝试实现社会生物学综合的努力正处在火力交锋点上。在这些非常猛烈的冲撞中，他的骄傲与冒险精神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遭遇了激进的左派，曾与政治运动发生过对抗。学术世界中反文化主流的最后残余给了我力量。年逾古稀的我对不诚实非常厌恶，其中包括一些受人尊敬的学者的不诚实。这让我永远都不想巴结那些对此拍手喝彩的人。
从童年起我就拥有的某些保守的社会价值观，它让我更有个性，更加独立。是的，“独立”这个词就是我想用的词。你知道，作为一个人，我并不喜欢右倾，也不喜欢左倾。我最喜欢的电影是《正午》（High Noon）。我不介意拼个你死我活，也不介意扔下徽章，转身就走。在这方面，我对生活的态度是海明威式的。
▲寻找模式
威尔逊通常采用不同的方法，同时进行几个项目。对于富有创造力的人来说，这又是一个共通的模式。这可以避免他们感到厌倦或受挫，它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观点。威尔逊通常使用的方法至少有4种。第一种是在奇异的地方进行野外考察。这种方法的作用就像是某种“核燃料”，能够提供具体的经验和数据，以备日后的详尽阐述；第二种方法是参加讲座或会议。他可以从中吸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其他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三种方法是夜间工作。在半夜里醒来时，观点之间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偶然联系；最后是系统性的工作，从早上持续到午后。其中包括阅读、写作、数学建模和画样本。虽然重要的洞见有时发生在夜间工作时，但它们通常是系统性工作及结合其他三种方法的结果：
我认为最好的灵感恰恰来自工作中。例如一周之前，我坐在那里吃午餐。在吃午餐的时候，我进行很多研究与写作。在列克星敦（Lexington）有一家我最喜欢的意大利餐厅。他们认识我，便把我的座位安排在了角落里。只要在列克星敦的家中，我每个中午都会在午餐时间工作两个小时。我带着纸，阅读书籍并做记录。
我当时正在读一本人类学的作品，疑惑为什么在文字出现前的社会中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并思索着比如父系社会、财富转移等事情。接下来我看到作者遗漏了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问题。他描述的是典型的人种学。他是这样描述的：“哦，好吧，人类行为是很有灵活性的。我们有这样的行为以及那样的行为。”我想说：“不对。这是生态学的问题。你知道，澳大利亚原住民之所以有那种行为，是因为他们的资源分布不均匀，而且缺乏可预测性。而非洲的农业社会之所以与之不同，是因为他们的资源不是不可预测、分布不均的。”诸如此类。于是我开始问：“为什么这些情况沿袭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这些文化差异的细枝末节会沿袭下来？”
然后我想到了整个仪式化的概念，想到了仪式化以及将仪式编写成法典，这是将某类法典规范神圣化的需要。那一定是文化差异停滞不变的原因。很多事情在文化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是一旦社会确定了某事，并将其仪式化、神圣化之后，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稳定。而昨天晚上我听了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谈论纳什均衡。那是策略的稳定状态，在我看来它们倾向于凝固不动。你知道，它们一旦被确立，至少在理论上便是凝固不动的了。
我想到，除了仪式化以及它的辅助方法之外，纳什均衡的成就在于它是实现平衡状态的方法，并可以将它们无限期地保持下去。这样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策略均衡概念与人类学中文化停滞及仪式化的概念就发生了联系。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说明过去几天里我是如何思考的。纳什均衡与文化停滞只是在入睡后进入我脑海中的想法之一。就像事情的发生那样，在聆听经济学家谈论纳什均衡时，这种联系进入我的脑海，但它更容易在几小时后我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我身上，于是我起床开始写作。
不过，威尔逊的大多数工作并不涉及提出综合性的洞见，相反，它们包括缓慢、有条理的工作。在他最近的项目中，有一项是写有关现存最大蚁属的专题论文。这需要他区分并描述散布在世界各地的600多种相关的蚂蚁。这是动物中最大的属之一。在准备阶段时，威尔逊手绘了5 000多张图。“现在听起来相当怪异，”他承认，“但我发现这样做特别有益。我把它作为额外的工作，类似于某种爱好。”
个人面临的逆境、历史性的冲突以及知识组织的深刻改变，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关注，并给予积极的回应。走错路的可能性很大，几乎很难找到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对于富有创造力的生活是多么复杂，有一些比威尔逊提供的更清晰的例子。个人面临的逆境、历史性的冲突以及知识组织的深刻改变，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关注，并给予积极的回应。走错路的可能性很大，几乎很难找到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威尔逊用来适应外界紧迫需求的方法，要求他既坚定又灵活；既要雄心勃勃，也要具有无私的好奇心；他既要纯洁得像只小白鸽，也要狡猾得像条毒蛇。通过这种方法，他非但没有被周围重大的改变排挤到一边，而且利用不同领域中出现的观点，创造出了理解复杂生命网络的新方法。
癌细胞的生命
乔治·克莱因探索的也是微小的生命形式，但他所研究的生命形式甚至比威尔逊研究的更小、更致命。克莱因是细胞生物学新分支的先驱者。这个分支被称为“肿瘤”或“癌症生物学”。这个领域源自对染色体构造、遗传变化、免疫学以及病毒在癌细胞生成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就像细胞生物学的其他分支一样，它在本世纪迅猛发展成为知识竞赛。促成这一切的包括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研究实验室之间不断的相互影响，以及为了征服癌症而投入的大量资金。如果用最通俗的说法，我们或许可以说癌症生物学试图理解癌细胞是如何形成、发展以及死亡的。传统的肿瘤被严格视为病理学的存在体，医生会想尽办法去除它。新方法依然想了解如何去除它们，但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如果我们把癌症看成是经历遗传变异和选择的细胞群体，并且有它们自己的遗传及环境历史，那么消除癌症的目标才能被最好地实现。接下来有人会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细胞不服从其他机体部分所服从的生长控制机制？
像我们访谈的其他很多人一样，克莱因所在的领域也是最近才出现的。知识的要素已经存在，但它们没有被整合到一个一致的概念体系中。肿瘤生物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研究者裴顿·劳斯（Peyton Rous）在20世纪最初10年中进行的先锋性研究。但是像大多数科学领域一样，它的发展借鉴了其他相关学科的信息，然后渐渐脱离开母领域，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在气氛高度紧张的知识领域中，研究中心彼此竞争，用他们的发现补充并激励彼此的工作。
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所面临的困境之一是，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延续到未来，那么就必须成为企业家。
乔治·克莱因领导着一个令人兴奋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位于瑞士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生及博士后在他的实验室里工作。克莱因获得资金，协助设计并建立了这个实验室。很多年来，他一直负责实验室的财务状况和研究工作。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所面临的困境之一是，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延续到未来，那么就必须成为企业家。但是如果他们成为了企业家，那么就必须从最初的研究中抽出宝贵的时间。
除了运营这个机构，承担申请经费以及管理等职责外，克莱恩还从事着许多非常不同的事业。他出版了几部文集，将个人的回忆与哲学反思结合起来，命名为《无神论者与圣城》（The Atheist and the Holy City）。他对诗歌的强烈兴趣引导他研究了匈牙利伟大诗人约瑟夫·阿提拉（Jozsef Attila）的一生，并写出了自己的诗作。在阅读了本诺·穆勒希尔（Benno Muller-Hill）有关医生的书后，他成为了一位主张科学应该承担道德责任的代言人。最后，在参加的许多国际科学会议上，他被一致认为是最擅长总结并整合其他专家陈述的科学家。
▲愉快的悲观主义
克莱因在匈牙利的早期生活远远称不上幸运。父亲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去世了，给他留下了长期的阴影。一方面他产生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轻灵”，不必担心父亲的审查。这是让·保罗·萨特对成长中没有父亲的人的状态的描述。克莱因引用萨特的比喻，说道：“在我游向一个新国家的时候，背上不必背着安喀塞斯（Anchises）。”而另一方面，没有父亲的男孩需要承担起与其他男孩不同的责任。他认为自己是家里最年长的男人，应该对周围每个人的福祉负责。
克莱因和妈妈的关系很亲密，他感觉到妈妈在情感上很依赖他。他的主要牵挂变成了满足妈妈的需要，避免让她感到沮丧。即使到现在，他最大的担忧依然是依赖他的人会不快乐，他会让其他人失望。他感到最骄傲的事情是，他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因此能够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
克莱因是犹太人。匈牙利犹太人的文化环境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思想正统的祖母特别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存在的神圣性的珍视，以及对一个人应该在人生中实现卓越成就的期望。14岁的时候，他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经过两个星期的精神危机后，他认为宗教信仰“荒谬透顶”。即使到现在，他仍然相信上帝根本不存在，而对奇妙的生命秘密保持着敬畏之心。他将揭示这个秘密看作是自己的职责。
十几岁的时候，克莱因在学校里遭遇了挫败。尽管充满了抱负，但他觉得从“愚蠢、压抑的老师”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不过有一位老师除外，这位老师对他的所有学生都产生了永久的影响。蒂伯（Tibor）表面上教授的是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但令学生们难以忘怀的是他对诗歌和艺术的热爱。克莱因仍能背诵但丁的诗句，虽然他不会说意大利语。令人泄气的学校并没有妨碍他学习重要的东西。就像威尔逊一样，克莱因从男童子军中学到了自信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在男童子军中，克莱因成为了最年轻的童军小队长。他仍能回忆起长距离的远足、夜间袭击，以及充满朝气的户外演练结束后，令人愉快的疲惫感。毕竟，学会抵抗疲劳与饥渴有助于建立应对未来所必需的坚韧性。但是当乘火车返回家中时，克莱因会觉得不开心，因为同伴们的谈话既空洞又枯燥。
为了获得智力上的挑战，他转向了另一个不同的群体。当他和其他一些犹太学生走在多瑙河畔时，他们会一起探讨音乐、文学、艺术和数学。这不是学校学习内容的延续。这种同伴群体在中欧国家来说比较常见，而在美国几乎没有。在这样的群体中，最“严肃的”男孩会赢得最大的尊重，敏锐而知识面广的男孩会显示出优越性。在那样的圈子里，没人谈论个人问题，只谈论抽象的观念和审美体验。幸亏有这些探讨，使得他对文化的兴趣依然非常深厚：“我比大多数意大利人更喜欢但丁，比大多数芬兰人更喜欢《英雄国》（Kalevala）。”就像所有其他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样，他的青年时期很多时候是独自度过的。他弹奏钢琴，试图通过音乐、阅读和思考来保持思维的有序性。
几十年之后，克莱因发展出新形式的知识俱乐部。他感觉到专门化的科学互动非常有限，于是开始与志趣相投的科学家通信。这种交流最终发展为波及全球的正式网络。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从物理学家到诗人，与他分享有关宗教、政治、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观点。有时他的作用就像是信息交流站，他会把朋友的信件复制下来再转发给他认为会对此感兴趣的其他朋友。很多这样的信件一开始是口述实录，录制的地点常常是在机场的候机室里或地铁上。装这些通信的文件夹占据了他办公室旁边的几十个柜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克莱因最终选择医学作为他的终身职业是有些令人吃惊的。童年时的他对唾液、呕吐物或其他生理反应都非常厌恶。他记得自己六七岁的时候，对医生既感到着迷，又感到害怕。然而高中毕业后，医学看起来是唯一可以从事的比较现实的职业。他开始了一份令人尊敬的职业，从事这份职业的犹太人不太可能被排挤。直到22岁在病理科进行了一次轮流实习之后，他才开始对实验室研究所包含的探查工作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快结束了。在之前受到政府保护的中欧国家中，犹太人的命运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当局政府在纳粹的压力下屈服了。克莱因在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公会（Jewish Council）工作，是其中一位成员的秘书。他听到人们在悄悄谈论一些不祥的消息，关于德军在其侵占的地区实施的暴行。然而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些令人发指的故事是真实的，特别是那些在布达佩斯被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
匈牙利政府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护犹太人，但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了这个国家，建立起法西斯的政权。该政权开始协助法西斯驱逐犹太人。不久之后，克莱因读到了一份地下流传的手稿，其中包括弗尔巴（Vrba）和韦茨勒（Wetzler）的叙述，他们是最先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脱的两名犹太囚犯。叙述很可怕，以一种客观的、不带情感的方式描述了死亡工厂中的细节。这份报告坚定了克莱因尽快逃离的决心。因得知真相而感到兴奋始终是他的知性生活的显著特点，无论真相有多么令人难过。
1944年10月，“箭十字军”（匈牙利法西斯主义者）升级了他们的恐怖行为。11月克莱因被运送到集中营，但他逃脱了并且取得了伪造文件。他躲藏起来，直到1945年1月10日苏联军队来到这里。摆脱纳粹的恐怖之后，他决定尽快开始攻读医学院。布达佩斯大学此时仍是一片废墟，他和一些朋友步行到了位于国家另一端的塞格德。那里的大学相对来说比较完好，而且可以开始上课了。
当布达佩斯大学刚刚恢复，克莱因就返回了首都，继续攻读医学，并开始研究组织学和病理学。1947年发生了两起重大的事件。他遇到了伊娃，他的同学，他们相爱了。几乎马上他又被邀请和一群学生一起去瑞典参观。鉴于战争后的匈牙利依然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因此这样一个机会很难得，只是克莱因对即将离开注定要娶的姑娘感到很遗憾，哪怕仅仅是短期的出国旅行。
瑞典之旅成为了克莱因生命的转折点。他在布达佩斯的研究经验虽然很少，但碰巧符合卡佩森（Caspersson）的需要。卡佩森是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细胞研究系的主任，他为克莱因提供了一份实验室的工作。克莱因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
我仍能感觉到那种欣喜若狂与巨大焦虑混杂的情绪。我的状况看起来完全没有希望。我几乎一无所知。我的医学研究只进行了一半，离拿到医学博士还很远。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在暑假里只认识了8天的女孩，而她位于愈发森严的政治屏障的另一边。我完全不会瑞典语。不过我仍决定放弃更舒适的选择，不再继续在匈牙利的研究。
开始新工作之前，克莱因回到布达佩斯待了几天，他和伊娃秘密结婚了。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西方国家之间形成了铁幕，进入了新的恐怖时期。幸运的是，几个月后伊娃跟随克莱因来到了斯德哥尔摩，在那里他们完成了医学学习。47年后，他们依然在研究中互相合作，并追求着各自的事业以及完美的婚姻生活。
由于见证了欧洲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克莱因成为一个愉快的悲观主义者。他是积极展望未来的无神论者，即使确信生命根本没有意义，他也能感受到快乐。他的目标不是悬壶济世，不是建立起科学王国或者获得成功。他把心流看成是移动的生命力量。重要的是不要感到厌倦，不要让亲近的人失望。“每当我集中精力的时候，我就很快乐，”他说，“‘放轻松’或者休假的想法让我很反感。在正式的宴会上，我会变得惊慌失措，必须坐在很无趣的人旁边。”但是当研究科学问题或从事有挑战的事情时，克莱因觉得自己就像“欢快的小鹿跑过草地”。
▲傲慢与谦逊的共同作用
在瑞典一开始的那些年对克莱因来说并不容易。他不得不在很大的竞争压力中学习一门新语言，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开始，实验室技术员一个冰冷的问候就能让他一天都过得很糟糕。他与资深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这些科学家既无趣又冷漠。有一段时间他以为科学研究可能就是一个圈套，会把人引向冷漠的生活。不过几年后他遇到了给他鼓励与支持的导师。
从这个角度来看，访问费城附近的癌症研究所（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特别令人难忘。美国的科学环境比欧洲的友好很多，也更平等。尽管他当时很年轻，而且缺乏经验，但几乎受到了和资深研究员同样的待遇。对癌症研究所老板的描述代表了实验室领导的优秀典范，克莱因也以此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我的老板是杰克·舒尔茨（Jack Schultz），一个60多岁、充满活力的男人。杰克有着无尽的好奇心，对生活充满了兴趣和人文关怀。他对待我就像我是他失散已久、终于找回来的儿子。他经常让我搭便车，把我从出租房带到实验室。我的大多数遗传学知识来自这些搭车经历。当我们抵达实验室时，旅程并没有结束。杰克的办公室位于长长的走廊的那一头。沿着过道一边走，他会一边把头伸进每间实验室打招呼，或者停下来和遇到的人交谈。他会问他们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孩子的健康状况、妈妈受伤的腿或者周末的旅行，不过问得最多的还是最近的实验。人们看到他的时候都会笑逐颜开……杰克看着、听着、进行解释、提出新实验的建议……有时在我们抵达他的办公室之前，半天过去了，而他的秘书正在办公室里绝望地等着他。
在得到学界的接纳之后，克莱因丢掉了他的“移民情结”，开始了成就他事业的知识探险。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对立的性格的不寻常组合对他很有帮助，这是我们在富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可以反复看到的特点。正如克莱因的朋友所说，他是“极其谦虚与近乎傲慢的固执的混合体”。不管是因为他从来不必遵从父亲，还是因为他体验过正式教育的低效，或者是因为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辈们的无知，或者是因为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反正克莱因从来不惧怕权威。
有关克莱因工作方式的一个例子体现了他对不同哺乳动物体内的B淋巴细胞发展为肿瘤的洞见。他曾研究过一群非洲孩子，他们尤其容易患上一种被称为伯基特淋巴瘤的肿瘤。人们相信这种肿瘤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克莱因和其他研究者发现，这类肿瘤中的97%都包含后来被称为EB的病毒，但这种病毒本身并不能引发肿瘤，因为大多数携带这种病毒的人从来没有发病。那么这个拼图中漏掉了哪一片呢？
此时克莱因开始将各种信息汇总到一起，其中包括细胞生物学、病毒学和免疫学。正是在将那些看似没有联系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工作中最有趣的部分。他发现患有伯基特淋巴瘤的病人有两条染色体的顶端折断了，并且改变了位置。为了确定这种相互易位所涉及的基因功能，克莱因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工作。他推测易位的染色体片段包含着控制生长的基因，它会与高度活跃的免疫球蛋白基因发生联系，并被永久地激活，导致细胞不断分裂，形成肿瘤。
起初无论是从染色体的角度看，还是从更微小的基因角度看，他的假设都被认为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推断”。然而这个假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仅仅一年后，世界各地5个不同的实验室证实了这个洞见，即染色体相互易位在很多癌症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让两个不相关的基因非常靠近。
克莱因看到了这个领域的无限远景，而主要的挑战在于将来自各个领域的详细信息整合到一起，这些领域包括基因测序与拼接、“免疫系统千变万化的预见”以及对细胞病理学的理解，然后将这些信息以理解有机体如何运作的方式进行组合。对细胞内世界的复杂性了解得越多，它看起来就会越精彩奇妙。“当你走进去，会发现那是一片丛林，”克莱因说，“那是充满危险与美丽的丛林。”
无穷无尽的旅程
几乎没有人能有幸发现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从而显著改善人类的健康状况。有人会想到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和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他们最先使得预防接种疫苗成为抵御疾病的一种可行疗法；有人会想到约翰·斯诺（John Snow），他在1854年发现伦敦霍乱蔓延的原因是百老汇街的抽水机被污水污染了，由此建立起细菌与饮用水的关系；有人会想起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他发现了避免生产感染造成母亲死亡的方法；有人会想起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他发现的青霉素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没有什么能比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知识更能给予人满足感。
乔纳斯·索尔克就属于这样的幸运精英。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时，他加入了匹兹堡大学一个研究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小组。在那时，脊髓灰质炎每年都会毁掉数万名儿童的生活。每年夏天，当发病率达到高峰时，妈妈们不敢送孩子参加夏令营，不敢带他们去看电影，甚至不敢带他们去任何可能被传染的地方。
在实验室中识别出病毒不同的病毒株后，索尔克最先在猴子身上，之后在人类身上证明，注射灭活的病毒能够形成抗体，从而预防疾病。被称为索尔克氏疫苗的广泛应用几乎彻底消灭了这种让每个美国人的生活都蒙上阴影的疾病。
这一突破让索尔克成了科学名人。基金会和个人捐助者竞相为他的下一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然而，依然对继续实验室研究感兴趣的索尔克有更高的目标。他现在的目标是，理解从无机物形式到生物生命，最终到超生物观念领域的漫长进化之旅。要实现这种整合，就必须将代表各个人类知识分支的研究者汇集起来。因此他计划利用自己巨大的声誉和强大的资金支持建立一个新的跨学科中心，一个“创造力的熔炉”。在这里不同派别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可以激发彼此的思维。它将成为一个美丽的空间，重建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辉煌，就像歌德的魏玛、美第奇宫廷和柏拉图学院。1960年，他与富于梦想的建筑师路易斯·卡恩（Louis Kahn）合作，一起建造起索尔克研究院的宏伟建筑。它位于加州南部的拉荷亚（La Jolla），在远眺太平洋的一片树林中，它沿袭了古代希腊庙宇的风格。正是在这些建筑里，索尔克的梦想将被实现。
然而大量历史证据显示，即使是博爱的广施恩惠的人也不能免于搅乱日常生活的熵。巴斯德不得不与反对他使用狂犬病疫苗的强烈批评做斗争；当医学界的所有同事都嘲笑塞麦尔维斯正确但太超前的观点时，他不得不承受着极其严重的精神崩溃。索尔克的第二份事业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障碍，这或许并不令人奇怪。为了建立研究院的科学凭证，创建者一开始雇用了一些传统的生物学家来运营实验室。由于索尔克想拥有一个走民主路线的机构，因此他将大多数权力让与了年轻的同事。不幸的是，当到了将实验室转化为他梦想中的中心的时候，索尔克发现传统的科学家对他的新颖愿景没有产生共鸣。他的同事更愿意将研究院所有的资源都投入更安全、更传统的生物学研究。将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纳入到严肃的探讨中，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自我放纵，更不要说纳入音乐家和哲学家了。接下来的冲突沿着经典神话故事的脉络发展了下去：创始人被他的雇用者废黜了。索尔克保留了一间办公室和名义上的地位，但无法实施有可能使研究院拔得头筹的想法。
富有创造力的人具有很强的复原力，索尔克没有让失败阻碍他前进的脚步。在一些著作中，他表达了有关进化连续性的想法。他认为在从遥远的过去到未来的进化中，如果我们希望作为一个物种生存下来，就必须遵循这种连续性。身为一些很有权势的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他对研究及慈善发挥着影响力。当艾滋病突然出现时，他再次卷起袖子，回到实验室，希望通过免疫学的手段找到预防这种疾病的方法。但是无论在董事会的会议室中，还是在实验室里，70多岁的索尔克都遵循着年轻时的理想，那就是减少人类的痛苦，成为“一个好祖先”，这是他的一本书的书名。
▲让不可见的变得可见
索尔克一生努力的方向是去看到隐藏的事物，并让其他人也看到。在最显而易见的层面上，它包括揭示导致脊髓灰质炎的病变过程；在不太明显的层面上，这种努力包括他尝试将非常不同的领域的人们汇聚起来，目的依然是通过交流让不可见的变得可以被看见。这些交流能够引发单一的个人无法想到的新观点，它们只能是互动的结果。以下是他对后来这种创造力形式的描述：
我发现，当两套思维互相作用而产生创造力时，那种创造力是非常有趣的，而且令人激动。我能看到它以集体心智的形式被实现。他们是一群思维开放、富有创造力、能够提出更有趣、更复杂观点的个体。所有这些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们可以引导这个过程，事实上它也是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观念与在时间进程中出现的基因具有相同重要的意义。在我看来，这些观念之于超生物学的进化就像基因之于生物进化一样重要。
为了产生那种创造力，个体间的关系必须是和谐的。他们有些想法类似，同时这些想法要具有开放性、接纳性，要有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态度。其中存在着相互的肯定，是差异间的调和。当你提出新愿景或新观念时，它们又会存在差异。
任何对话，就像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对话，都具有那样的性质。它会让彼此吐露心声，引出思维中最好或最有创造力的一面，让思维运转起来。在这种互动中，每个人都在帮助其他人看到他们所看到的。当今世界需要这种对话来调和差异、解决冲突，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信仰体系代表什么，以及如何调和信仰与知识。
▲科学的人性面
索尔克在被过度保护中长大成人，他妈妈很强势、很专横。她是不懂什么英文的移民，但是她会陪孩子度过很多时间，并对他们有很高期望。“无论我们做什么从来都是不够好，”索尔克沉思着说。童年是一段“甜蜜的逆境”期，他被限制了自由，而且背负着很高的期望。诸如“自助者天助之”“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或者“有志者事竟成”等古代谚语所蕴含的民间智慧也是童年经常回响在他耳旁的话。以至于索尔克现在依然倾向于用格言警句来进行思考。就像许多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样，在某些方面他认为自己不像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我现在66岁了，但仍觉得自己是个孩子，似乎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早年生活对他的另一个有力影响是犹太人的圣经传统，以及对战胜各种逆境生存下来的许多祖先的模糊意识。他最早的记忆之一是看到士兵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回来。那是1918年的休战纪念日游行，当时他只有4岁，很想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些经历令索尔克对人类的苦难变得特别敏感，并且具有很强的责任感。10岁时他想成为一名律师，这样就有机会入选国会，制定公正的法律。他之所以打消这些计划，一部分是因为他妈妈怀疑他在辩论中无法获胜。甚至后来当他决定从事医学事业的时候，他的初衷也不是成为一次只看一个病人的内科医生，而是想将科学引入医学领域，“使它对人类具有更大的价值”。
我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我觉得自己一生都是这样。别人说我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能够负责任地做事，即使困难重重，即使那是不受欢迎的，只要对我来说它是重要的。我知道他们说的没错。
我认为我们正在谈论的很多特点是天生的，但也会受到环境的激发。在我的一生中，我感知到战争、疾病、痛苦和人类的问题。我想用毕生的精力把世界变成更美好的家园，大幅改善现在以及未来的人类社会。
责任感以及对苦难的敏感帮助索尔克避免了许多科学家会屈从的机械化：
我把自己看成是艺术家中的科学家、科学家中的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中的科学家。我想我的目标与那些对科学本身感兴趣的人不同。可以说我之所以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它与人类境况息息相关。我试着理解人性的自然一面，并为它服务。因此我有一个目标，从某种内在的意义看，它是一个人类学家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创建这个地方，设置科学家可以在其中工作的理想环境。我希望他们这样可以更有创造力。
▲意义的模式
索尔克总是会看到新的可能性，这使他与那些对当下有清楚的认识，而无视未来的人产生了矛盾。“真该死，索尔克，”他的一位导师过去常说，“为什么你总要以和别人不同的方式去做事？”作为一名学医的学生，他总是质疑老师的正统观点。像典型的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样，他总会看到没有穿衣服的国王，而其他人则在赞美国王华美的盛装。在索尔克读医学院的第二年，关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基本想法就已经出现了：
在某节课上，老师告诉我们可以通过经过化学处理的毒素或类毒素来获得对破伤风的免疫力。在另一节课上，老师又告诉我们，要对病毒性疾病免疫，你不能使用经过化学处理的病毒或非传染性的病毒，你只能让自己被感染上。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觉得两种说法可能都不对。我问为什么情况会是那样。我猜老师能给出的理由不会有说服力。两三年后，我得到了研究流感病毒的机会。于是我决定看看老师的说法对流感病毒是不是正确。我没有用化学处理，而是用紫外线对病毒进行了灭活并发现这种方法能够使人对流感病毒免疫。由此就开始证明，一个人可以杀死病毒，使它没有传染性，并可以将传染性与抗原性分离，或者将抗原性与免疫能力分离。那最终导致人们研制出了流感疫苗，如今它正在被广泛使用。
后来当我有机会研究脊髓灰质炎时，它只是唤起了我相同的想法，于是我也尝试那样做，结果事实证明它是成功的。从那以后，所有涉及病毒的遗传工程及其他项目都延续的是这个原理。所以说我比较愿意寻找模式。我识别出被整合在一起的模式，并看到其中的意义。它是对我在模式中看到的意义的解释。
尽管很成功，但索尔克在他尝试去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不断遭遇障碍，无论是癌症研究、自体免疫疾病的研究，还是对多种硬化症的研究。这些研究使他与各种官僚机构、与他观点相左的同行产生了冲突。“这只是一个坚持不懈并占领优势的问题，还要找到方法绕过障碍。”
索尔克最棒的想法通常在夜晚来临。半夜他突然醒来，在花5分钟让前一天思考的问题变得形象化之后，他开始“看到联系的展开，就像诗歌、绘画、故事或概念开始形成”。有时当这类观点的联系开始出现在头脑中时，索尔克会感到一种明显的生理反应。这种反应告诉他，他的右侧大脑变得活跃起来了。此刻他或者进入深深的睡眠状态，或者坐在床上，打开灯，把想法写下来。这大约要用45分钟到一个小时。通过这种方式，他“在过去几年里，为现在开始的事情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素材，试图从中理解或看到以这种方式显现出来的主题”。
认真地对待梦想和预感，在其他人视为无意义的混乱中识别出有意义的模式，是富有创造力的人区别于其他同样很有能力的同事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认真地对待梦想和预感，在其他人视为无意义的混乱中识别出有意义的模式，是富有创造力的人区别于其他同样很有能力的同事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当然，只有当一个人已经内化了领域的规则之后，思维的流畅性才能引发创造力。否则很可能梦想到早晨时就会消散掉。如果不坚持劝说其他人，让他们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如果没有一些好运，那么最初的想法也没有什么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索尔克曾经有幸具备了所有恰当的条件。
殊途同归
这些生物学家，比如威尔逊、克莱因和索尔克的生活非常不同，却都以不同方式对领域做出了贡献。然而，他们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一些是各个学科中富有创造力的人所共有的。
在这三位生物学家的记忆中，童年在某些方面是不幸的，甚至是“不正常的”。其中一位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另外两位在整个访谈过程中从来没有提及自己的父亲。不过三个人都记得母亲很强硬、要求很高，或者他们在情感上很依赖母亲。每个人在早年都感到了信仰以及传统价值观的支持作用，无论是美国南部的传统还是犹太教的传统。没有一个人是特别聪明的学生，事实上，学校没有给他们留下美好的记忆。对威尔逊和克莱因来说，青春期时最好的学习经历发生在同伴群体中以及男童子军中。
与我们所了解的富有创造力的人情况一样，这三个人表现出我们预料之中的复杂性。他们既是无私的，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既渴望合作，也坚持拥有控制力；他们把自己称为工作狂，在遇到挫败时，极其不屈不挠；他们都敢于冒险，藐视各自领域中的信条。与此同时，他们都不满足于停留在自己专业界限内，分别在艺术、音乐及文学领域内感受多种多样的体验。
事实上，虽然这三位生物学家的职业起点是某一个狭窄领域中的专家（研究蚂蚁、癌细胞的生长、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控制），但在60多岁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自己本质上是综合体。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其他领域联系起来，或者与进化过程本身联系起来。然而，他们实现这种综合的方式非常不同。尽管他们都关注各自领域之外的发展，并试图将自己的工作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但索尔克的做法类似于在艺术和科学这两个大相径庭的学科间进行跳跃；威尔逊试图实现特定生物学过程与文化过程的准确“共线”；而克莱因试图将各自独立的生物学知识联系起来，比如病毒学、遗传学和肿瘤学。
他们的职业生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威尔逊说他6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将成为一位博物学家；克莱因从事了医学工作，在他开始对细胞病理学感兴趣的时候，他已经22岁了；索尔克的一个理想是帮助他人，成为内科医生是其次的选择。在他们三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朋友和导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这些关系的种类及发生的时间大相径庭。
到目前为止，这些结论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富有创造力的个体。那么生物学领域的创造力就没有什么独特的成分吗？如果这三个人成为了作家、律师、物理学家或音乐家，他们也会这么有创造力吗？或者他们是否具有某种特点，使他们容易被某个领域所吸引？
我很难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不过这三位生物学家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点在其他职业中较少出现。他们反复提到，他们对他人以及广义的生命世界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当然，对他人的关怀可能是当了多年生命科学家的结果，而不是他们进入这一行的原因。不过索尔克说过，在4岁的时候，他就对从战争中回来的美国军人感到难过。克莱因最近拜访了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山脚的村舍。还是个孩子时，他和妈妈住在那里。当走在门廊上的时候，他感到一阵无法抑制的焦虑。6岁的时候，当他蹑手蹑脚走过同一个门廊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焦虑。想到在屋里午睡的妈妈可能会被吵醒，他就会僵在那里。这只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这些事件让他感到其他人的幸福要仰赖他。也许这种内疚以及承担着让每一个人都幸福的责任，是使年轻人倾向于选择生命科学作为职业的经历之一。
不过也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其他原因。他们都非常享受探索新的知识领域所带来的兴奋感；他们都将自己的工作与侦探或探险家的工作进行比较。威尔逊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躲避子弹”；在谈及自己的研究时，克莱因形容它为在很滑的路面上开大卡车。毫无疑问，生物学领域为尝试扩展领域边界的人提供了体验心流的机会。也许正是对生命世界的悲悯与偏爱冒险的组合引发了他们对生命科学领域富有创造力的投入。
创新者小传
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929— ），男，美国生物学家、教师。曾荣获国家科学奖章、瑞典皇家科学院克拉福德奖、世界自然基金会金质奖章、非小说类普利策奖。他的著作包括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On Human Nature、The Ants等。
乔治·克莱因（George Klein，1925— ），男，瑞典生物学家、作家（出生于匈牙利），曾荣获法国癌症研究学会的Prix Griffuel奖、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哈维奖（Harvey Prize）。他的作品包括Pieta。
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1914—1995），男，美国生物学家、哲学家、作家。曾荣获国会金章（Congressional Gold Medal）和总统自由奖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他第一个成功研制出抗脊髓灰质炎疫苗，发表了许多科学论文，他的著作包括The Survival of the Wisest、Anatomy of Reality等。
[1] 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出自俄国历史的一个典故，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为了使女皇对他领地的富足有良好印象，在女皇必经的路旁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波将金村现在用来嘲弄那些看上去堂皇实际却空洞无物的事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