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创造力的人格
人们对商业人士具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但事实上，商业人士在为人处事等方面并不存在一致性。可以说，除了经营业绩之外，几乎再没有共同之处了。
花旗公司前CEO 约翰·里德
John Reed
为了变得富有创造力，人们必须深入能够使创造力成为可能的整个系统。什么样的人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富有创造力的人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几乎能够适应任何环境，可以用手边的任何东西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没有其他特征，那么这就是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的特征。但是，能够产生价值的人似乎不一定具有一系列特定的性格。花旗公司前CEO约翰·里德曾思考过这类问题，他对商业人士的结论也适用于其他领域有创造力的人：
由于工作原因，我认识经营业绩排名在前50或前100的美国公司的企业家，他们真是千差万别，这与行业没有关系。有趣的是，人们却对商业人士具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但事实上，商业人士在为人处事等方面并不存在一致性。除了经营业绩之外，几乎再没有共同之处了。
有些企业家酷爱喝酒，有些则喜欢追女孩；有些企业家很保守，根本不会做上面提到的那些事情；有些则很严肃，是个工作狂。企业家的风格异常丰富。他们被雇来经营公司，因此会非常关注结果。但是在其他事情上，他们完全没有一致性。他们的做法看起来非常不同，不存在清晰的模式，人格类型更是迥异，而且这似乎与他们所处的行业也没有关系。
对于科学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只要你遵守规则，是什么导致了重要的发现并不重要。艺术家也是这样：你可以像拉斐尔一样，快乐而外向；也可以像米开朗琪罗一样内向。唯一重要的是，人们对你的作品有怎样的评价。这就是真实情况，不过它多少有些令人失望。毕竟，说令某人具有创造力的是他的创造力，只是同义反复。我们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吗？我们真的没有非常过硬的证据，更不用说证明了。不过我们可以尝试提出一些相当可靠的建议。
产生创造力的第一个特征也许是在某个领域中的遗传素质（genetic predisposition）。一般来说，对色彩和光更敏感的人，更具有成为画家的优势；或者天生拥有完美音高的人，有可能在音乐方面有所作为。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变得越擅长，便会对色彩或声音越发感兴趣，也会更多地主动学习它们，因此更容易在绘画或音乐方面做出创新。
尽管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似乎在生命早期就对数字和实验很感兴趣，但他们最终表现出来的创造力与孩童时期的天赋没有什么关系。
从另一方面看，感官的优势并不是必需的。格列柯（Greco）患有视神经方面的疾病；贝多芬在创作一些伟大的作品时，耳朵已经聋了。尽管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似乎在生命早期就对数字和实验很感兴趣，但他们最终表现出来的创造力与孩童时期的天赋没有什么关系。
感官的优势也许能让他们发展出对某个领域的早期兴趣，这当然是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成分。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记得自己对“玩具的机械装置、能发射橡皮筋的东西、万能工具、玩具铁路、电灯泡、开关以及蜂鸣器”感兴趣。他爸爸是一位图书馆馆长，经常带他去纽约州立大学。当他在那里讲课的时候，便会把约翰留在图书馆的办公室里。约翰被打字机和其他机器迷住了，特别是手动计算器：“它太让我着迷了。按下一个键，转动曲柄，看着它运转。”在约翰12岁的时候，他把木头削成齿轮，做了一个很粗糙的计算器。
如果对事物及其运作方式没有好奇、惊讶和兴趣，那么想要找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很难的。对经验保持开放性，以及在环境中拥有连续处理事件的流畅注意力，是识别出潜在创新的巨大优势。每个富有创造力的人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以下是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在选择应该关注什么历史项目时所特有的方式：
我会对某个问题变得特别好奇，它令我十分着迷。有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某个项目投入那么多的好奇与愿望。有时它看起来非常有趣，对这个领域非常重要。我可能并不知道除了好奇与快乐之外，自己还投入了什么。
没有这样的兴趣，便很难深入到某个领域中，触及其边界，然后扩展这个边界。当然，有人可能碰巧做出了具有创造力的发现，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发现，而对该主题却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那种需要付出一生奋斗才能取得的贡献不可能没有对主题的好奇与热爱。
人们还需要能够接触到某个领域，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生在富裕之家，或者拥有好学校、好老师、好教练，显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如果不能学习某种符号系统的知识，那么特别聪明、特别好奇又有什么用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文化资本”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拥有文化资本的人能够为孩子提供有利的环境，其中充满了有趣的图书、令人兴奋的对话、对教育进步的期望、行为榜样、家庭教师、有益的交往，等等。
不过在这里，幸运同样不代表一切。有些孩子通过奋斗进入了好学校，而他们的同伴则落在了后面。17岁的曼弗里德·艾根被苏联军队抓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送入了战俘营，因为在那之前的两年他被德军征募到防空部队服役。虽然15岁时他就离开了高中，没有继续他的学业，但是他决心要重新开始学习科学。他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步行穿越半个欧洲，径直来到哥廷根，因为他听说那里在重建战后最好的物理学系。在这所大学开办之前，他就到达了哥廷根，后来成为这里的第一批学生。尽管他没有高中毕业证书，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奉献中，在知识渊博的老师的引领下，在同样专心致志的同学的激励下，他迅速取得巨大进步。几年后艾根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于196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确实，童年的艾根能够汲取他的家人在音乐和学识上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本。然而，没有人像他那样，被命运远远地抛出知识领域之外后，又能如此迅速而坚决地又回到它的中心。
能够接触到学界同样很重要。有些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无法与圈内重要的人物进行交流，因此他们在职业生涯的形成期被忽视或回避了。米开朗琪罗避世隐居，但在年轻的时候，他可以接触到美第奇宫廷中一些重要的成员，并让他们对他的技艺与奉献精神念念不忘。牛顿同样不喜欢交往，与人很难相处，但他不知怎么让剑桥的导师相信，他应该获得大学终身研究员的资格，因此多年来他得以避免社交的干扰，专心进行他的研究。一些不被相关人士知晓和赏识的人，在完成看起来很有创意的事情上有时会很艰难。这样的人可能没有机会了解最新信息，得不到工作机会。即使他们设法完成了某个创新，这个创新成果也可能会被忽视或嘲笑。
在科学领域，上好大学（那里有设备最好的实验室，做的是最前沿的研究，研究人员都是最著名的科学家）非常重要。乔治·斯蒂格勒把这描绘成滚雪球：在好大学里，杰出的科学家可以获得资金，可以做令人兴奋的研究，吸引其他教师和最好的学生，直到形成一个关键的群体，它对进入学界的任何年轻人都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在艺术领域，吸引力更多来自销售中心，现在主要集中在纽约市，那里有重要的美术馆与收藏家。就像一个世纪前，雄心勃勃的年轻艺术家觉得，如果他们想得到认可就必须去巴黎一样，现在他们觉得除非跑赢曼哈顿的淘汰赛，否则就没有机会。艺术家能够在亚拉巴马州或北达科他州画出美丽的图画，但除非这些作品能得到评论家、收藏家或其他学界守门人的认可，否则它们便会被放错位置、被忽视和遗忘。伊娃·蔡塞尔（Eva Zeisel）的陶瓷作品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后，她的作品便开始受到艺术机构的认可。其他艺术也是如此：迈克尔·斯诺（Michael Snow）在纽约市用了10年时间才追上了爵士乐的学界，而作家必须与那里的出版人、代理商建立联系。
学界的入口通常有着严格的限制。进入的门有很多，但在门前都有瓶颈。作家想将编辑的注意力长时间地吸引到自己的作品上，为此他必须与数千名同样递交了手稿、同样有前途的作家们竞争。在初次浏览时，编辑通常只会投入几分钟的时间来阅读某部作品。让作者的代理商推销手稿也不是办法，因为就像编辑一样，优秀代理人也很难关注到所有作品。
由于存在这些瓶颈，能够接触到学界通常取决于机缘或不相干的因素，比如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某些学科来说，申请好大学的学生非常多，而他们又都很优秀，因此很难对他们进行有意义的排序，但是名额有限，必须有所取舍。于是有一个笑话说，招生委员会把所有入学申请扔下一个长长的楼梯，谁的申请滚得最远谁就可以入学。
复杂是创新者的特性
接触领域和学界固然都很好，但我们什么时候来探讨富有创造力的人的真实性格呢？我们什么时候会谈及最有趣的部分——受尽煎熬的灵魂、不可能的梦想以及与创造相伴的极度痛苦与狂喜？我之所以对写富有创造力的个人的深层人格感到犹豫，是因为不确定是否有很多可写的内容，既然创造力是复杂系统的属性，那么其中任何一个构成要素都无法解释它。创新者的人格一定能够适应特定的领域以及特定学界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会随着时间的不同、领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1550年，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懊恼地注意到，意大利新生代的画家和雕塑家似乎与文艺复兴早期的前辈们非常不同。瓦萨里写到，新一代艺术家们比较粗鲁、疯狂，而更优秀的前辈们则比较驯服、明智。瓦萨里的反应或许针对的是接受了风格主义（Mannerism）意识形态的艺术家们。在米开朗琪罗漫长职业生涯的晚期，他引领了这一风格。它的特点是对人体进行有趣的扭曲，以产生惊人的效果。在100多年前，这种风格会被认为是丑陋的，采用这种风格的画家会遭到排斥。然而几个世纪之后，在浪漫主义的鼎盛时期，只有风格粗鲁疯狂的艺术家才会被认真对待，因为这些特征符合富有创造力的精神风尚。
在20世纪60年代，抽象表现主义正在退出历史舞台，那些阴郁、压抑、不爱社交的学生会被老师认为非常具有创造力。他们得到鼓励，获得各种奖项和奖学金。不幸的是，当这批学生离开学校，试图在艺术世界中开创一片天地的时候，他们发现不爱社交阻碍了自己的进步。为了获得经销商和评论家的关注，他们必须热衷于参加派对，必须不断被看到、被谈论。因此，内向的艺术家们非常不得志，大多数人被淘汰，最后做了中西部的美术老师或新泽西的汽车销售员。当时以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为代表的一批波普艺术家取代了抽象表现主义者，酷酷的、机敏而轻率的年轻艺术家成了创造力的代言。这也只是创造力的一个短暂的伪装。关键在于，你无法通过模仿某种人格或风格来披上创造力的外衣。富有创造力的人既可能过着像和尚一样规律的生活，也可能放纵地消耗自己的精力。米开朗琪罗对女人没有多大兴趣，但毕加索一生却追求了无数女人。两者都改变了绘画领域，虽然他们的人格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他们包含着相互矛盾的两种极端性格，每个人都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就像白色包含着光谱中的所有色彩一样，他们将所有的人类可能性都汇聚在自己身上。
那么，富有创造力的人是不是没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呢？如果必须用一个词来将他们的人格与其他人的人格区分开，那这个词就是“复杂”。我的意思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与行为倾向，在大多数人身上是分离的。他们包含着相互矛盾的两种极端性格，每个人都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就像白色包含着光谱中的所有色彩一样，他们将所有的人类可能性都汇聚在自己身上。
每个人都具有这些性格，但我们通常受到训练，只发展对立两极中的一端。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可能培养本性中好斗、竞争的一面，轻视或压制关爱、合作的一面。富有创造力的人可能同时兼具侵略性与合作性，这取决于情境。具有复杂的人格意味着能够表达人类所蕴含的所有潜在性格。由于我们认为某个极端是“好的”，而另一个极端是“坏的”，因此有些性格退化了。
这类人拥有多种多样的性格，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认为这是成熟的人格。他还认为，我们的每一个突出性格都包含着一个被压制的阴影面，而大多数人拒绝承认这一点。做事有条不紊的人也许渴望冲动一把，驯服的人也许希望拥有权势。只要我们否认这些阴影，便永远不会圆满或满足。然而那正是我们通常的所作所为，因此我们不断与自己斗争，试图突破扭曲真实自我的个人形象。
复杂的人格并不意味着中庸或平均。它并不是处在两极之间某个中点的位置。例如，它并不表示优柔寡断，结果一个人既不会异常好斗，也不会非常合作。而说明这个人可以根据情境的需要，从一个极端转变为另一个极端，也许中庸之道是他选择的默认位置。富有创造力的人确定地知道两个极端，体验着相同强度的两个极端，却不会感到内在的冲突。
10对明显对立的性格
用10对明显对立的性格来说明复杂的人格也许更简单些，这些性格通常同时显现在富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并且毫无冲突地彼此融合在一起。
1．富有创造力的个体通常体力充沛，但也会经常沉默不语、静止不动。他们长时间、聚精会神地工作，同时朝气蓬勃并洋溢着热情。这体现出了优秀的体质与遗传优势。然而奇怪的是，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七八十岁老人经常会记得自己童年时爱生病。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为了从肺病中康复，在瑞士山区卧床了数月。孩提时的乔治·法鲁迪经常生病，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也是如此。公众舆论分析家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曾被医生宣布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但顺势疗法治愈了她并改善了她的健康状况。30年后，她甚至可以比4个年龄只有她一半的人更玩命地工作。这些人的精力似乎产生于内部，但更多是源于他们专注的思维，而不是基因的优势（尽管有些被访谈者，比如莱纳斯·鲍林，在被要求解释他们获得成就的原因时，他们的回答是“良好的基因”）。
这并不意味着富有创造力的人总处在“开机”状态，不停地到处折腾。事实上，他们经常处于休息状态，睡很多觉。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精力，而不被日历、时钟或外部的日程安排所左右。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将精力像激光一样聚集起来用于工作，在放松的时候，他们马上开始补充精力。他们认为活动节律后的闲散或反思，对他们的事业成功非常重要。这并不是基因携带的生物节律，而是通过试错过程掌握的一种实现目标的策略。罗伯逊·戴维斯提供了一个很好笑的例子：
你知道，它将我导向生命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听起来有点傻，而且相当微不足道。我总是坚持午饭后睡一小觉，这是从我爸爸那儿学来的。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已经做得非常棒了。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而且一无所有。什么使你做到了这一切？”他说：“嗯，我总是希望每天吃完午饭后能睡一觉，这促使我自己做了的老板。”于是我想，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动机。不过确实如此，他每天午饭后都要睡上20分钟。我也一样。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果在生活中你不让自己被驱使、被迫使，便有可能会更享受生活。
精力充沛的一个表现是性欲旺盛。富有创造力的人在这方面也是矛盾的。他们似乎具有强烈的性欲或大量的力比多（Libidinal enengy），有些人的力比多直接表现在性方面。与此同时，某种艰苦的禁欲也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节欲常常能导向卓越的成就。如果没有性欲，便很难让生活充满活力；如果没有克制，精力便很容易散失。
2．富有创造力的人很聪明，但有时也很天真。他们实际上有多聪明仍存在讨论的余地。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可能具有较高的一般核心智能，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g因素。不过我们也不应该把通常印在心理学教科书边栏里的清单太当回事。根据这些清单来衡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一定拥有170的智商，而莫扎特的智商为135。当时如果对他们进行测试，他们不一定能获得很高的分数。18世纪时有多少智商可能更高的孩子，最终却没有做出任何令人难忘的事情。
有关心智能力的漫长研究最初始于1921年的斯坦福大学，由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实施。研究显示，高智商的孩子在生活中表现出色，但超过某一个点后，现实生活中的优秀表现便与智商不再相关了。后来的研究发现，分界点在120左右。低智商的人很难做有创造力的工作，但智商超过120后，智商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更高的创造力。
低智商会妨碍取得富有创造力的成就的原因很明显，但高智商也会损害创造力。一些高智商的人变得很自满，安于现状，失去了创新所必需的好奇心。
低智商会妨碍取得富有创造力的成就的原因很明显，但高智商也会损害创造力。一些高智商的人变得很自满，安于现状，失去了创新所必需的好奇心。学习知识、在领域现有的规则中运用知识，对于高智商的人来说很容易，他们不再有动力去质疑进而改进现有的知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歌德以及其他人说，天真是天才最重要的特质。
表达这种对立关系的另一种方式是，比较智慧与幼稚这两个极端。正如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对本世纪富有创造力的重要人物的研究中所说，某种不成熟，包括情感与心智的不成熟，与最深刻的洞见密切相关。
另外，能为某领域引入有价值的富有创造力的人，似乎能很好地使用两种相反的思维：聚合思维与发散思维。智力测验衡量的是聚合思维，它涉及解决定义清晰、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推理问题。而发散思维擅长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解答。它涉及流畅性或产生大量观点的能力、灵活性或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一视角的能力，以及发现观点之间不寻常关联的独创性。这些是思考的维度，大多数有关创造力的测试都会测量它们，大多数工作坊都试图提升它们。
在有利于产生创造力的系统中，思维具有流畅性、灵活性以及原创性的人更有可能提出新颖的观点。因此，在实验室及公司中培养发散思维的做法是合理的，尤其当管理层能够从众多的想法中挑选出并实施最适当的想法时。不过还存在一个搅得人不得安宁的论断：在成就创造力的最高层次上，新事物能不能产生并不是主要问题。伽利略和达尔文并没有提出很多新观点，但他们紧抓着核心观点不放，以至于改变了整个文化。与之类似，我们研究中的个人通常认为自己在职业生涯中只提出了两三个新观点，但每个观点都非常具有独创性。他们的一生都在忙于检验、扩充、详细阐述及应用这些观点。
如果没有区分好主意和坏主意的能力，那么发散思维也就无法使用了。这种选择涉及聚合思维。曼弗里德·艾根声称他与缺乏创造力的同事之间的区别在于，他能分辨出一个问题是否可解，这让他节省了大量的时间，避免了许多错误的尝试。曼弗里德·艾根并不是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科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强调流畅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聚合思维；另一方面是识别问题的良好判断力：
我认为自己对“什么问题值得去探索，什么职业值得去做”具有很好的直觉和判断力。我以前经常说（我认为这是一种自夸），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顶多有4%的可能取得成功，而我的观点是大约有80%的可能取得成功。
3．第三个矛盾的性格是玩乐与守纪律或负责与不负责的结合。毫无疑问，好玩乐的快活心态是富有创造力的个人的典型心态。约翰·惠勒说：“对于年轻的物理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活力和闯劲，我总将它与科学中的乐趣联系在一起。他们应该到处探索，那不是在闹着玩，而是在玩闹的轻快中探索观点。”在戴维·瑞斯曼（David Reisman）的描述中，“超脱的迷恋”心态使他成为了对社会事件的敏锐观察者。他一直强调“希望自己既是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负责任的”。
不过这种玩乐在没有其对立面——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等品质存在的情况下，便不会走得太远。为了完成很多艰难的工作，为了克服富有创造力的人必然会遇到的障碍，新颖的观点是必不可少的。当汉斯·贝特（Hans Bethe）被问及什么使他能够解决那些物理问题，并以此而出名时，他笑着答道：“需要两件东西。第一是大脑；第二是愿意花很长时间去思考，而且知道很有可能什么也想不出来。”
尼娜·霍尔顿的雕塑来源于她朦胧的想法，不过她同样非常强调努力工作的重要性：
当告诉别人我是一位雕塑家时，他们通常会说：“哦，那多令人兴奋、多精彩呀！”而我想说：“有什么精彩的？”作为一位雕塑家，有一半的时间就像一个泥瓦匠或木匠。不过他们不想听到那些，因为他们只能想象到令人兴奋的第一部分。然而，正如赫鲁晓夫曾说过的，那可不是煎煎松饼。最初的想法不会自己做出矗立的雕塑，它们只会停留在大脑里。因此下面一个阶段是艰巨的工作。你真的能把它转化为一件雕塑作品吗？或者它只是当你独自坐在工作室中时，想到的一个看似令人兴奋的东西？它看起来会像什么？你能实际把它做出来吗？你能亲手做出来吗？你用什么材料？因此第二部分工作充满了辛苦。你看，雕塑就是如此。它是精彩非凡的想法与大量辛苦工作的结合。
当雅各布·拉比诺为一项需要耐力多过直觉的发明而工作时，他会采用一个有趣的心理战术来放慢速度：
是的，我有一个窍门。当要做一件需要花费大量努力、需要精雕细琢的工作时，我就假装自己在监狱里。别笑！假如我在监狱里，花费时间不会影响任何别的事情。如果它需要一周的切削时间，那就用一周的时间。我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我要在这里待20年，是不是？这是一种心理战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你会说：“我的天呀，它没有进展。”然后你就会犯错。而采用另一种方法，你会说时间完全不重要。人们会开始说这段时间将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如果我和其他人一起工作，那么代价也许是一小时50美元或一小时100美元。这些都毫无意义。你只是忘记了所有的事情，除了要把它建造出来。对我来说，这样做根本不困难。一般来说，我做得很快。如果粘某样东西需要一天的时间，第二天粘另一面，总共需要两天，这对我来说也完全不成问题。
尽管很多富有创造力的人喜欢无忧无虑的氛围，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工作到深夜，比缺乏动力的人有耐力。1550年，瓦萨里写到，当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保罗·乌切罗（Paolo Uccello）弄懂了透视的规则时，他整夜来来回回地踱步，喃喃自语：“这幅透视图多美呀！”他的妻子反复叫他上床睡觉都没有用。近500年后，当物理学家、发明家弗兰克·奥夫纳在试图理解耳膜的工作原理时，他是这样描述时间的：
啊，答案可能会在半夜降临！当我开始思考有关耳膜的问题时，我的妻子会在半夜提醒我：“现在别想那些膜了，快睡觉。”
4．富有创造力的个体可以在想象、幻想与牢固的现实感之间转换。两者都需要与现在断开联系，而与过去保持联系。爱因斯坦曾写道，艺术和科学是逃离人类所设想出的现实的两种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科学都是通过想象跃入一个与当下非常不同的世界。但是，其他人经常将这些新观点看成是与当下现实无关的幻想。艺术与科学的完整特点是：超越我们目前所认为的真实，去创造新的真实。与此同时，这种“逃离”不是进入幻想之境。使新观点具有创造力的是：一旦我们看到它，便迟早会认识到，虽然它看起来很奇怪，但它是真实的。
很多年前我们对艺术家们进行投射测验，比如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Inkblot Test）或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他们在测验中的反应体现出了这种对立。这些测验要求你根据一些模棱两可的刺激，比如几乎可以代表任何东西的墨点或图画，编出一个故事。越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编出的故事越新颖，并且具有独特、有趣、复杂的要素。但是他们不会给出“古怪的”回答，而普通人有时却会这样做。古怪的回答就是既便带着世界上所有的善意，你也无法从刺激中看出来的回答。例如，如果一个墨迹隐约看起来像一只蝴蝶，而你说它看起来像潜水艇，但又不能给出图中任何合理的线索来说明为什么你会那样说，那么这个回答就可以被看成是古怪的。普通人很少具有独创性，但他们有时是古怪的。富有创造力的人具有独创性，但不会表现得古怪。他们看到的新颖性根植于现实。
从日常活动来看，当他们开始进行富有创意的工作时，艺术家会像物理学家一样严肃现实，物理学家会像艺术家一样放飞想象。
多数人认为艺术家（音乐家、作家、诗人、画家）更擅长幻想，而科学家、政治家和商业人士比较现实。从日常活动来看，确实如此。但是当他们开始进行富有创意的工作时，所有的推断都失效了。艺术家会像物理学家一样严肃现实，物理学家会像艺术家一样放飞想象。
例如，我们肯定会认为银行家们是缺乏想象力的，对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只具有常识性的看法。然而诸如约翰·里德这样的金融领袖对于纠正这种观念有很多话要说。在访谈中，他一再提到现实是相对的，是不断变化的。他认为这种视角对于富有创造力地迎接未来至关重要：
我不认为存在所谓的现实。对现实的描述可以多种多样。当现实发生改变时，你必须留心事情的发展。没有人能真正弄懂现实，但你必须保持机敏。那意味着你应该具有多面的视角。
在任何时刻都存在着某种现实。在我的头脑中始终有关于世界将如何发展的某种模型。我经常旋转那个模型，试图获得对事物的不同洞见。我还会将它与它对商业的意义、对某人行为方式的影响联系起来，如果你愿意。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任何事情处于核心地位。我只是认为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现实。目前在我所处的商业领域中，判断银行是否成功的基础是资本比率，而10年前根本没有“资本比率”这个概念。我完全无法理解储蓄和信贷危机对国会和监控者以及对行业的影响。从什么被认为是重要的事情这个角度看，现在我所生活的世界与10年前的世界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不应该给现实下定义。在我看来，现实不是空的，但它接近于空的。
像其他人一样，我也是慢慢地认识到新现实的。事实证明了解这类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脱离了基础，你的自由程度便会减少。为了参与和你们以前看到的游戏非常不同的游戏，我进行了大量的调整。但是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我非常清楚，从长期来看资本比率还不够稳健，还不足以成为适当的领先指标。5年后，那些烦恼如何为银行股票定价的人将不会专注于资本比率。我把成功描述为渐进的成功。
爱因斯坦对艺术和科学的见解再次出现在对银行业的描述中：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前的现实很快会过时，人们必须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保持警觉。与此同时，新出现的现实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根植于此时此地。我们很容易对里德的远见置之不理，把它看成是遭遇了太多现实的商业人士的冒险故事。但是他非正统的方法显然是有效的。最近一期《新闻周刊》（Newsweek）宣称：“约翰·里德有点沾沾自喜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3年前，在前景最黯淡的日子里，他默默地为购买花旗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创造了惊人的425%的回报。”一位评论员补充道，里德5年前进行的海外投资被认为是垃圾，但现在它们都是热门股票。“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观念。”金融专家说。这与里德接受市场现实的做法遥相呼应。
5．富有创造力的人似乎兼容了内向与外向这两种相反的性格倾向。一般来说，我们要么是内向的，要么是外向的；要么喜欢扎在人堆里，要么喜欢当局外人，观察周围的现象。事实上，最近的心理学研究显示，外向和内向是最稳定的人格特征，并能够被可靠地测量。而富有创造力的人似乎同时表现出这两种特征。
“孤独的天才”是一种很深入人心的刻板印象，而我们的访谈对此也提供了很多支持。毕竟，为了写作、绘画或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人们通常必须独自一人。正如我们从对年轻天才的研究中所了解到的，不能忍受独处的青少年不太可能发展他们的技能，因为练习音乐或学习数学都需要忍受孤独寂寞。只有那些能够忍受独处的青少年才能掌握某个领域的基础知识。
不能忍受独处的青少年不太可能发展他们的技能，因为练习音乐或学习数学都需要忍受孤独寂寞。只有那些能够忍受独处的青少年才能掌握某个领域的基础知识。
然而，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了观察其他人、聆听其他人、交换观点、了解其他人的工作与想法的重要性。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像以往一样，直率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如果你不和周围人交往，便会被冷落。我总是说，没有人可以孤身一人成为什么人物。”
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非常微妙细腻地表达了他工作中完全相反的两个阶段，他指着自己办公室的门说：
科学是社交性的职业。让这扇门开着与把它关上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搞研究的时候，我会让门开着。想要时常与人交谈，在一定程度上欢迎被打扰，因为正是通过与其他人交流，你才完成了有趣的事情。它本质上是一项公共事业。一直都会有新事情发生，你应该始终了解最新的发展状况，让自己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你必须经常进行交谈。
不过，写作就不同了。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会把门关上。即使如此也常会有很多声音透过来，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经常会躲到图书馆里。那是一种孤独的游戏。我想这就是主要的差异。不过写作过后，反馈当然很强烈，会有很多人联系我。许许多多的人给我写信，只是因为我写了一本针对普通读者的书。这样我便可以接触到更广泛的朋友圈，它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不过这只是在写作完成后，而不是在写作过程中。
约翰·里德在他的日常工作中会交替进行内向型的沉思和外向型的社会交往：
我习惯于早起，通常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了，大约5点半洗完澡。我一般会在家或在办公室里工作。那是我进行思考和设定事情优先级的时间。我很擅长列清单，常常会列一个有20个待办事宜的清单。如果有5分钟的空闲时间，我就会坐下来列一个应该担忧或应该做的事情的清单。我通常在6点半到办公室，并且尽量在9点半或10点前拥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之后我就会被卷入一大堆的事务当中。如果你是公司总裁，那就会像部落的酋长一样，人们走进你的办公室，频繁和你交谈。
甚至在非常个人的艺术领域，互动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尼娜·霍尔顿这样描述善于社交在艺术领域中的作用：
你真的不能完全独自工作。你需要其他艺术家来和你讨论事情，比如“你是怎么突然想到它的”。你必须得到某种反馈。你不能完全独自坐在那里，从来不展示它。当你最终展示它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必须拥有一个网络。你必须认识美术馆的人和你所在领域中相关的人。你也许想搞明白自己是否希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你会不由自主地成为团体的一部分，你知道吗？
雅各布·拉比诺再一次清晰地说出了很多富有创造力的人所面临的困境：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举办了一个大型派对，我的妻子格拉迪斯说我有时太爱我行我素。我的确如此，总是沉浸在自己的观点中，被观点深深地吸引着，没有听其他人在说什么。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你想到一个好主意，你觉得它真的很棒，完全投入进去，没有注意其他任何人。你想渐渐疏远他们。对于我来说，做到客观是很难的。我喜欢社交，喜欢其他人，喜欢讲笑话，喜欢去剧院。不过有时格拉迪斯确实希望我能更关注她和家人。我爱我的孩子们，他们也爱我，我们的关系很好。但是如果我不是发明家，而是做其他常规的工作，那么也许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而工作也许会变成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人们因此或许会不喜欢工作，而更爱他们的家。这很有可能。
6．富有创造力的个人非常谦逊，同时又很骄傲。当你见到一个你以为会很自大傲慢的名人时，却发现他是谦虚和害羞的。这让你觉得很吃惊，但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这种现象。首先，用牛顿的话说就是，这些人很清楚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们对自己所在领域的尊重，让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成功有赖于前人的许多贡献；其次，他们还知道在自己的成就中，幸运所发挥的作用；第三，他们通常专注于未来的项目以及当前的挑战，而过去的成功，无论多辉煌，对他们来说都不再有趣了。当被问及“回顾你所取得的成就，哪一个让你感到最骄傲”时，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
我从来不去想自己会为什么事情感到骄傲。我从来不回顾，除了去发现错误，因为人很难记住错误并从中得出结论。回顾过去令自己感到骄傲的事情，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当人们问我是否对什么事情感到骄傲时，我只是耸耸肩，希望不要再谈这个话题。我会解释说我总是向前看，我所有的快乐想法都来自对未来的设想。自从我20岁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这样了。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坚持实证研究。
尽管神经心理学家布伦达·米尔纳（Brenda Milner）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享有盛誉，但她认为自己非常善于自我批判，而且对自己的创造力存在很大的怀疑。加拿大艺术家迈克尔·斯诺把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归因于他试图驱散的迷惑感与不安全感。
谦逊的另一个表现是，富有创造力的人常常从家庭的角度，而不是从令他们出名的某项成就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弗里曼·戴森的回答是：“我想，令我感到骄傲的是，我抚养了6个孩子，正如大家看到的，他们都是有趣的人。我想这是我最大的骄傲。”约翰·里德的回答是：“哦，上帝，我想我的骄傲是为人父母。我有4个孩子。如果必须说出既令我吃惊又带给我许多快乐的事情，那我会说，这件事情是与孩子们亲近，我很喜欢他们，而且从没想到有孩子会带来这么多的乐趣。”
与此同时，无论这些人多么谦逊，他们当然知道，与其他人相比，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种认识给予了他们安全感，甚至是骄傲。这通常表现为自信。例如，医学物理学家罗莎琳·耶洛（Rosalyn Yalow）反复提到，在一生中她从没有怀疑自己能在所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雅各布·拉比诺也有相同的观点：“当进行发明时，你还有另一件事情要做。我将它称为存在的证明。这意味着你必须假定这个发明是可行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假定，你就不会去尝试。我总是假定，这个发明不仅能被实现，而且我能够实现它。”一些人强调谦逊，另一些人强调自信，但实际上我们访谈的所有人似乎都两者兼有。
表达这种双重性的另一种方式是，将它看成是志向与奉献或者竞争与合作的对比。对于富有创造力的个体来说，野心勃勃、争强好胜通常是必需的。与此同时，为了使自己正在做的项目取得成功，他们也乐意降低个人的舒适感与降低职位晋升的重要性。在竞争激烈或很难引入创新的领域中尤其需要竞争能力，用乔治·斯蒂格勒的话说就是：
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看，每位学者都是争强好胜的。如果他想改变自己所处的学科，他就必须咄咄逼人。如果你访谈过凯恩斯或弗里德曼，便会知道他们在自己想改变的世界中也是咄咄逼人的，因此才能成为辉煌的公众人物。不过那是一种很难玩的游戏。
布伦达·米尔纳说她总是非常争强好胜。几家全国性草根政治组织的创始人、政治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清楚地描述了在同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存在温和与好斗这两种天性：
我曾是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的总裁，我的生活很有趣，但没有很多新鲜的挑战，也没有喧嚣纷乱，我生活得安定平稳。当我去了华盛顿之后，我发现过去我并不太了解自己。我喜欢政客，和他们相处甚欢。我喜欢应对媒体，就像任何喜欢与媒体打交道的人一样。接下来我发现自己喜欢政治斗争，这与别人对我的印象相去甚远。我是一个很平和的人，但这些事情发生了。生活让我内在的特点显露出来，正如我说的，我是一个慢热的人，但在50多岁的时候，我学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一些人提到，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工作的动机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目标转向了服务于他人的志趣。例如一开始是人类学家，后来成为小说家的莎拉·莱文（Sarah LeVine）这样说道：
直到最近，我还会经常想，我的创作只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自我荣耀。但是我现在不再这样认为了。能够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而获得认可当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为其他人留下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
富有创造力的女孩比其他女孩更坚强、更有影响力，而富有创造力的男孩比其他男孩更敏感、更少侵略性。
7．在所有的文化中，养育男孩强调的是“阳刚之气”，轻视并压制其被认为具有“阴柔”特点的性格，而对女孩的期望正相反。富有创造力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这种严格的性别角色成见。当对年轻人进行男子气概/女性气质的测试时，结果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富有创造力的女孩比其他女孩更坚强、更有影响力，而富有创造力的男孩比其他男孩更敏感、更少侵略性。
人们常从性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双性性格，因此会将它与同性恋发生混淆。但心理上的双性性格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无论什么性别，都同时具有侵略性与合作性、刚强与敏感、控制与顺从的性格。具有心理学意义上的双性性格的人事实上有双倍的反应库，能够以更丰富多变的方式来与世界发生互动。毫不奇怪的是，富有创造力的个体可能不仅拥有自身性别的优势，还具有另一种性别的优势。
在我们所访谈的人中，很难觉察到这种双性性格。这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测量它的标准化测试。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艺术家和科学家比社会中一般女性更独断、更自信、更咄咄逼人。样本中的男性体现的“女性气质”最明显的证据或许是，他们对家庭特别关注，对环境中微妙的变化比较敏感，而其他男性会认为那根本不重要而不去理会它。尽管具有这些性格对他们的性别来说是不寻常的，但他们也保持着自己性别所特有的性格。一般来说，除了具有跨越性别的性格之外，富有创造力的女性很具“女性气质”，而男性则非常“阳刚”。
8．富有创造力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反叛的、独立的。但是如果不首先深入某个领域，便不可能富有创造力。为了学习领域的规则，一个人必须首先相信领域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一个人只有既传统、保守，又反叛、反传统，才能富有创造力。一味保持传统会导致在领域中墨守陈规；只是不断冒险而认识不到有价值的东西，则很少能做出被认可的创新。艺术家伊娃·蔡塞尔说，尽管她创作的陶瓷制品被现代艺术博物馆认为是当代设计的杰作，但她所从事的民间传统才是“她的家园”，以下是她对创新的看法：
创造不同的事物不是我的目的，它也不应该是任何人的目的。因为，首先，如果你是一位设计师或这类行业中一个喜欢玩闹的人，你必须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创作能力，因此你不能总尝试标新立异，不能总是不断试图创造出与之前不同的东西。其次，希望与众不同不应该成为你工作的动力。另外，标新立异是一种消极的目标，任何富有创造力的想法或事物都不会来自消极的冲动。消极的冲动通常是令人沮丧的。标新立异意味着既不像这个也不像那个。“什么都不像”就是为什么加了一个前缀“后”的后现代主义行不通的原因。消极的冲动不会产生快乐的创意，只有积极的冲动才可以。
然而，愿意冒险、打破传统所带来的安全感，也是创新所必需的。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对此深有同感：
我想说，有能力的人最常犯的错误之一是缺乏勇气。他们玩着安全的游戏，采取文献上记载的做法，并稍微扩展一点。例如，在我们的领域中，我们研究双头垄断，也就是市场中只有两个卖家。那么为什么不试一试第三家，看看会发生什么？为了创新，你必须玩不太安全的游戏，即使那会很有趣，但它能否进展顺利也是不可预测的。
9．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人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情，但他们同样会非常客观地看待工作。超脱与迷恋的碰撞所产生的活力被很多人认为是他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没有热情，我们很快会对充满困难的任务失去兴趣。如果不能保持客观，我们的工作就不会做得很优秀，而且会缺乏可信度。因此，创造的过程就像一些被访谈者所说的那样，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交替转换。以下是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的说法：
有时我像一位试图让过去重现的母亲。我热爱自己做的事情，热爱写作。对于以某种方式让这些人复活过来这件事，我投入了大量的热情。这并不意味着我一定会喜欢这些来自过去的人物，但是我非常喜欢了解他们、重现他们以及他们生活的环境。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与自己所写的东西分离。你不能与你的工作有太紧密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接受批评与回应。像我一样对工作投入大量情感可能带来危险。不过我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知道何时将自己与工作分离。年龄的增长有助于领悟这一切。
10．最后，富有创造力的人的坦率与敏感使他们既感到痛苦煎熬，又享受着巨大的喜悦。我们很容易理解他们的痛苦，高度的敏感性使他们会感觉到常人感觉不到的轻蔑与焦虑。多数人会赞同拉比诺的话：“发明家有较低的痛苦阈值，太多事令他们烦恼。”设计糟糕的机器会引起有发明才能的工程师的痛苦；在读到拙劣的文章时，作家会感到痛苦。独自处于学科的最前列也会使你“高处不胜寒”。杰出会招致批评，甚至是恶意的攻击。如果一位艺术家花费数年的时间完成一件雕塑，或者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条新的理论，却没有人在意，那就会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自从几个世纪前，浪漫主义运动掀起狂潮时，人们便认为艺术家们会遭受痛苦，因为他们要展示灵魂的敏感性。事实上，研究也显示，艺术家和作家患精神病以及具有成瘾性的比例通常较高。然而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呢？诗人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对此评价道：
有很多关于作家、画家患抑郁症和自杀的不幸事例，我不认为这是与领域相伴而生的现象。即使这些人不写作，他们也可能会抑郁、酗酒或自杀。我认为这是他们的性格组成部分。我不知道这种性格是否驱动他们写作、绘画，并促成了他们酗酒或自杀。我知道的是，有许许多多健康的作家和画家，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自杀。总的说来，我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它在艺术家周围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和脆弱性，好像他们的生命岌岌可危。他们对周围的世界非常敏感，他们必须对它做出回应，有时候周围的世界几乎令他们无法忍受。觉知的负担如此沉重，他们只能通过药品或酒精来逃避或者自杀。但是，觉知的负担对于不想自杀的人来说也一样沉重。
对于晦涩主题的浓厚兴趣及全力投入通常得不到回报，甚至会招来嘲笑。发散性思维通常被认为是偏离主流的思维，因此富有创造力的人会觉得孤独，不被理解。
另外，对于晦涩主题的浓厚兴趣及全力投入通常得不到回报，甚至会招来嘲笑。发散性思维通常被认为是偏离主流的思维，因此富有创造力的人会觉得孤独，不被理解。这些职业风险可以说是与领域相伴而生的，很难看到一个人既非常富有创造力又是不敏感的。
令富有创造力的个体最难承受的事情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能工作时所感受到的失落和空虚。正如马克·斯特兰德所表明的，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创造力正在枯竭，整个自我的存在受到威胁时，他会感到尤其痛苦：
是的，当想出一个自认为值得探究的主意时，你会感到短暂的平静与满足。当你竭尽所能地为这个主意而奋斗并完成了它时，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你也许一天都徜徉在完成的满足感中。在夜晚你会小酌两杯，因为你今天不必再到楼上去查看什么了。
接下来你会希望重新开始。有时这种空当不只持续一个晚上，而是持续数周、数月或数年。完成两本书之间的空当越长，你会变得越痛苦、越沮丧。“痛苦”这个词对于他所感到的挫败感来说，也许太夸大了。但是如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发展成文思枯竭，那就是最令人痛苦的了，因为你的存在感受到了威胁。你是一位作家，别人都认为你是作家，如果你不写作，那你是什么？
当这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工作时，担忧和顾虑便会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极大的快乐。所有富有创造力的个体最重要、最一致的特点也许是有能力享受创造过程本身。如果没有这种特点，诗人会放弃对完美的追求，只写些广告词；经济学家会为银行工作，这样他们的收入是在大学里工作时的两倍；物理学家会停止基础研究，加入工业实验室，那里的条件更好，未来更加可以预期。事实上，享受是创造力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将在第5章中更加详细地探讨两者的联系。）
玛格丽特·巴特勒（Margaret Butler）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也是第一位被选入美国核学会（American Nuclear Society）的女性。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时，就像我们的大多数被访谈者一样，她不断强调工作中的乐趣和享受。当我们问她“对于工作中的成就，你感到最骄傲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她的回答是：
嗯，我认为工作中最有趣、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早些时候在阿尔贡建造计算机。我们团队合作设计出了第一台计算机。我们与生物部门的人合作开发出图像分析软件，用以扫描染色体，试着进行自动的人类染色体核型分析。我认为在我40多年的实验室工作中，这是最有趣的。
我不停地工作，努力工作，尽量做到最好。当吉姆（她的丈夫）和我进行染色体的研究项目时，我们有时会工作一整夜。早上我们走出实验室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科学充满了乐趣。我认为女性应该有机会获得这样的乐趣。
出于野心或赚钱的欲望，我也许会同样努力地工作。但是除非我也享受这项任务，否则思想便不会完全集中。我的注意力会时常转向钟表，幻想做更有意思的事情，甚至憎恨工作，盼望它早点结束。这种分散的注意力、不完全的投入，与创造力水火不容。富有创造力的人通常不仅很享受他们的工作，而且也很享受生活中的很多活动。
玛格丽特·巴特勒在描述自己退休后的活动时，对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使用了“享受”这个词。她帮助丈夫继续做数学研究；为美国核学会的女性写职业指南；与学校的老师合作，让女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组织支持女性科学工作者的团体；了解并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
这10对相互矛盾的人格特点也许是富有创造力的人最显著的特点了。当然，这个清单在某种程度上是武断的。有人会说，很多其他重要的特点被遗漏了。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相互矛盾的特点或其他矛盾的特点，通常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找到。如果没有第二个极端，新观点便不会被认可；如果没有第一个极端，它们便不会发展到可接受的程度。因此，通常只有那些能在两个极端游刃有余的人（被我们称为富有创造力的人），才能创造出足以改变领域的新事物或新观点。
创新者小传
约翰·里德（John Reed，1939— ），男，美国银行家、慈善家，花旗银行前CEO，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麻省理工学院、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罗素·塞奇基金会和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董事会成员。
曼弗雷德·艾根（Manfred Eigen，1927— ），男，德国化学家。曾因研究快速化学反应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还荣获过奥托·哈恩奖。他的作品包括Laws of the Game、Steps Towards Life。
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16—2010），女，德国传播学研究者、商务人士、教师，美因茨大学新闻学教授。她创办并领导了德国第一个调查研究所——阿伦巴民主促进研究所（Institut fur Demoskopie Allensbach），曾荣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勋章、世界民意研究学会的海伦·迪纳曼奖（Helen S. Dinerman Award）。她的著述包括The Germans:Public Opinion Polls、The Spiral of Silence: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等。
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1913—1995），男，加拿大记者、作家。曾荣获多米尼翁戏剧节（Dominion Drama Festival）的路易·茹韦导演奖（Louis Jouvet Prize）、加拿大皇家学会的洛恩·皮尔斯奖和总督小说奖。Peterborough Examiner的出版人，创作了德普特福德三部曲和what’s Bred in the Bone等作品。
弗兰克·奥夫纳（Frank Offner，1911—1999），男，美国电气工程师、发明家，他的成就包括应用晶体管测量设备，开发差分放大器及一些医学测量设备，比如心电图、脑电图和肌动电流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功研制出热自导引导弹。
玛格丽特·巴特勒（Margaret Butler，1924—2013），女，美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20世纪50年代，她协助开发了第一台数字计算机。第一位被选为美国核学会会员的女性，担任女科学工作者协会（Association of Women in Science）执行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