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创造力的系统
生命之初的小小差异，在你工作了40年、50年，或像我一样，工作了80年后，差异会变得非常巨大。
发明家雅各布·拉比诺
Jacob Rabinow
人们常常认为，创造力是某种心智活动，是一些特殊人物头脑中产生的真知灼见。然而这种观点具有误导性。尽管创造力意味着新颖而有价值的观点或行动，但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不能以他个人的解释为准。我们还需要参考一些其他标准，否则我们就无法知道一个想法是否真的很新颖。除非通过了领域内的评价标准，否则我们就无法评判它是否具有价值。因此，创造力不是发生在某个人头脑中的思想活动，而是发生在人们的思想与社会文化背景的互动中。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现象，而非个人现象。我会举一些例子来进行说明。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在芝加哥出版社做过几年兼职编辑。至少每周有一次，我们会收到一位不知名作者寄来的手稿，声称自己做出了这样或那样了不起的发现。那份手稿也许是一本有800页的大部头，详尽地分析了《奥德赛》，观点与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即尤利西斯的航行没有到过地中海。根据作者的计算，如果注意书中的路标、行走的距离以及荷马提及的星星的布局，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尤利西斯实际在沿着佛罗里达海岸行走。
有时来稿是一本建造飞碟的教科书，附有非常精确的设计图。仔细查看后，我们发现那幅图是从家用电器的服务手册上抄下来的。读这类手稿令人失望。作者们相信他们发现了新颖而重要的事情，而他们的创造力之所以不被承认，是因为我以及其他所有出版社的编辑都非常平庸，不能发现他们的创造力。
几年前，两位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实现了冷聚变，科学界为此闹得沸沸扬扬。如果那是真的，这就意味着非常类似永动机（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之一）的东西将会成为现实。之后的几个月中，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狂热地尝试复制这个实验，有些人成功了，但绝大数人失败了。越来越清楚的是，那两位化学家的实验有缺陷。最初被研究者们称颂为本世纪最具创意的实验，结果变成了学术界一桩令人尴尬的囧事。据我们所知，那两位化学家仍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并坚信自己的名誉是被充满妒忌的同行毁掉了。
雅各布·拉比诺本人便是一位发明家，同时也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标准局的发明评估人。他有很多关于人们认为自己发明了永动机的类似故事：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发明者。他们发明的东西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根本无法运转。他们花费了3年的开发时间，用磁体而非电力来运转发动机。你跟他们解释这行不通，这违法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而他们说：“别跟我说什么该死的华盛顿定律。”
谁是对的？是相信自己是具有创造力的个人，还是相信否定个人的社会环境？如果我们站在个人一边，那么创造力就变成了一种主观现象。想要变得有创造力，只要内心坚信自己所想、所做的是新颖而有价值的就可以了。这样来定义创造力也没有什么错，只要我们承认这完全不是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产生真正新颖、价值足以载入文化史册的事物。相反，如果我们认为对于可以被称为具有创造力的事物，社会对它的认可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创造力的定义中一定不只包含个人。因此，重要的是个人对自己创造力的确信是否能够得到相关领域专家的认可，比如手稿案例中的出版社编辑或冷聚变案例中的其他科学家。这里不存在中间地带，即有时只拥有对自己的内在确信就足够了，而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则需要外部的证实。这样的折中会遗留下巨大的漏洞，人们便不可能就某事物是否具有创造力达成一致的意见。
问题在于“创造力”一词被应用的范围太广。它指的是非常不同的抽象概念，因此会导致大量的混淆。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区分出了至少三种能够被合理地称为创造力的现象。
第一种应用经常出现在平常的对话中，它指的是能表达出不寻常想法的人，他们很有趣而且令人兴奋。在人们看来，他们显得特别聪明。根据这种定义，一位才华横溢的健谈者、一个有着广泛兴趣和敏捷思维的人便有可能被认为是具有创造力的。然而，除非他们的贡献具有持久的重大意义，否则我将这类人归为有才华，而非有创造力。总的说来，我在本书中不会涉及他们太多。
这个词的第二种应用是指以新奇或独特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的人。这类人的感知非常新颖，他们的判断富有洞察力，他们也许会做出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重要发现。我把这些人称为具有个人创造力的人，并尽可能多地探讨他们（在第14章，我将主要探讨这个主题）。但是鉴于这种形式的创造力具有主观的特性，因此无论它对于体验者来说有多么重要，处理起来都比较困难。
这个词的最后一种应用指的是像达·芬奇、爱迪生、毕加索或爱因斯坦这样改变了文化中某个重要领域的人。他们是富有创造力的人，虽然没有被授予资格证书。由于他们的成就显然很知名，因此写起来会更容易，我研究的就是这类人。
这三种应用不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别。最后一种创造力不是前两种创造力更成熟的形式，它们实际上是具有创造力的不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彼此互不相关。例如，一些被所有人都认为特别有创造力、才华横溢的人，除了认识他们的人还记得他们外，没有留下任何成就或任何他们存在过的痕迹。还有一些人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仅限于他们留下的成就，他们的行为中也没有表现出才华或创造力。
从创造力的第三种应用的角度看，达·芬奇肯定是最具创造力的人之一。他避世隐居，甚至有些强迫行为。如果在鸡尾酒会上遇到他，你可能会认为他很无趣、令人厌倦，恨不得尽快远离。牛顿和爱迪生也不会被认为是聚会上的宠儿，在科学领域之外，他们显得被动而无趣。传记作家们努力让他们的主角看起来有趣而聪颖，然而他们的努力通常是徒劳的。在各自的领域中，米开朗琪罗、贝多芬、毕加索或爱因斯坦的成就是令人敬畏的，但专业的成就并不能保证他们的私人生活、日常想法与行动也会是有趣的。
根据我在这里所使用的定义，该研究中最具创造力的人之一就是约翰·巴丁（John Bardeen）。他是第一位两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第一次是因为开发了晶体管，第二次是因为他对超导电性的贡献。没有人像他那样如此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固体物理学，并且提出了如此重要的洞见。然而，与巴丁谈论他的研究以外的话题并非易事。他的思维遵循的是抽象路线，他说话很慢，吞吞吐吐，对“现实生活”的话题没有兴趣，也无法深谈。
很可能的情况是：能对文化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不会显得才华横溢或具有个人创造力，就像具有个人创造力的人永远不会对文化有所贡献一样。
很可能的情况是：能对文化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不会显得才华横溢或具有个人创造力，就像具有个人创造力的人永远不会对文化有所贡献一样，但是这三种创造力都能让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充实。在本书中，我主要聚焦于第三种，探讨这种创造力中包含着什么使它能够在文化矩阵中留下痕迹。
有两个词有时会与创造力这个词替换使用。第一个词是天赋。天赋与创造力的不同点在于，它强调的是能够做好某事的先天能力。我们会说迈克尔·乔丹是一位有天赋的运动员，或者莫扎特是一位天才钢琴家，但这并不表示因此他们就是有创造力的。在我们的样本中，有些人具有数学或音乐方面的天赋，但大多数取得创造性成果的人并没有明显的特殊天赋。当然，天赋是一个相对的词，因此也可以认为，与“平均”个体相比，富有创造力的人就是有某种天赋的人。
另一个被用作“创造力”同义词的是天才。虽然我们样本中的一些人被媒体称为天才，但他们以及我们访谈的大多数人都拒绝这种称号。
定义创造力的系统模型
我们已经看到，能够改变文化某个方面的创造力从来不只存在于某人的头脑中。因为根据定义，那不属于文化创造力。要产生影响，新观点必须以其他人能够理解的言辞予以表达，必须符合该领域专家们的要求，最后它还必须包含在其所属的文化领域内。因此对于创造力，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创造力是什么”，而是“创造力在哪里”。
最合理的答案是，我们只能在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的系统中观察创造力。第一个部分就是领域，其中包括一套符号规则和程序。数学是一个领域，或者更细化的代数和数论也可以被看成是领域。领域存在于我们所说的文化中，即特定团体或整个人类所共享的符号知识。
第二个部分是学界，其中包括所有其职责相当于该领域把关人的个人。他们的工作是确定某个新观点或新产品是否应该被纳入该领域。在视觉艺术中，学界包括艺术教师、博物馆馆长、艺术品收藏家、评论家，以及负责处理文化事务的基金会管理者和政府机构。正是艺术学界决定了某件新的艺术品是否值得被认可、被保存、被记忆。
第三个部分是个人。创造力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人使用某个领域（比如音乐、工程、商业或数学）的符号规则，产生了一个新观念或看到了一个新形式，而这种创新被适当的学界选入了相应的领域。下一代人在接触这个领域时，会遇到这种创新，它已经被当作这个领域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它是具有创造力的，那么它将改变该领域的未来。有时创造力还涉及建立一个新的领域，比如伽利略被认为开创了实验物理学，而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从神经病理学中分离出来。不过，如果伽利略和弗洛伊德没有赢得其他不同学界中的追随者，以进一步发展他们各自的领域，那么他们的观念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甚至根本没有影响力。
因此从这个视角看，创造力的定义应该是：改变现有领域或将创造一个新领域的任何观念、行动或事物。富有创造力的人就是指其思想或行为改变了一个领域或创建了一个新领域的人。不过，我们需要记住，如果没有相应学界明确或含蓄的一致认可，领域是不可能被改变的。
这种视角会导致几个结果，例如，我们不需要假定富有创造力的人必须与其他人不同。一个人看起来很有个人“创造力”并不能成为决定他是否有创造力的条件。重要的是他创造的新奇事物是否被一个领域所接纳，这也许是机会、毅力或天时地利相结合的结果。由于创造力是在领域、学界和个人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因此个人创造力的特点或许有助于产生能够改变该领域的新奇事物，但它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一个人不可能在他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内产生创造力。无论一个孩子多么具有数学天赋，如果不学习数学规则，他也不可能对数学领域做出贡献。不过即使学习了规则，如果学界没有承认这个新奇的贡献，并授予它合法地位，那么创造力也无法表现出来。孩子也许能通过一本好书或一位好老师学会数学，但除非得到老师及期刊编辑的认可，证明其贡献具有适用性，否则这个孩子永远无法在这个领域内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种视角还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只有在现有的领域和学界内，才能产生创造力。例如，我们很难说“这位女士在教养方面很有创造力”或“这位女士在才智方面很有创造力”，因为虽然教养和才智对人类的生存非常重要，但它们的领域组织松散，几乎没有被广泛接受的规则和重点，也缺乏由专家构成的学界，以确定该主张的合法地位。因此，我们处在了矛盾的状态中，显而易见、容易衡量的创新通常不太重要，而比较重要的创新又很难确定。相对于慈悲行为或对人性的洞见，我们比较容易对新电脑游戏、摇滚歌曲或经济准则是否属于创新达成一致意见。
这种模型还使得创造力的属性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波动。例如拉斐尔在尤利乌斯二世教皇的宫廷中度过他的鼎盛时期之后，他作为画家的声誉经历了几次潮起潮落。孟德尔直到死去半个世纪之后，才被认为是著名的实验遗传学创始人。几代人都不接受巴赫的音乐，认为它们太过时了。传统的解释是，拉斐尔、孟德尔和巴赫始终都是富有创造力的人，只是他们的声誉随着社会认可的反复无常而不断发生改变。系统模型承认创造力与对它们的认可是无法分割的。在孟德尔默默无闻的那些年，人们之所以不认为他富有创造力，是因为他的实验发现在当时并不重要，直到19世纪末，一些英国遗传学家才认识到它们对于进化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拉斐尔的创造力也像艺术史知识、艺术评论理论以及对美学的敏感一样，发生着波动。根据系统模型，非常合理的说法是，拉斐尔在16世纪和19世纪被认为是富有创造力的，但在16~19世纪期间以及19世纪后，他又被认为是没有创造力的。当相应的团体被他的作品感动，并发现他绘画中新的价值时，他便是具有创造力的。当懂艺术的人认为拉斐尔的绘画过于循规蹈矩时，那么他只能被称为最伟大的绘画者或技艺精湛的善用色彩者。也许他可以被称为富有个人创造力的人，却不具有宏大的社会创造力。如果创造力不只关乎个人洞见，而是领域、学界和个人共同缔造出来的，那么在历史进程中，它便可以被多次构建、颠覆和重建。以下是我们的一位被访谈者，诗人安东尼·赫克特（Anthony Hecht）对这个问题的评述：
文学声誉时时在发生改变。有的改变无关紧要，甚至有点无聊。我以前的一位同事，最近在英语系的会议上说，她认为现在教授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因为与其他作品相比，他非常不理解女性。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观察发现，但这确实意味着，如果你认真对待它，那么在整套规则中所有人的地位都是不稳固的，因为规则在不断改变。这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在19世纪，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作品根本没有影响力，《牛津英语诗选》（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中只有他的一首诗。当然现在赫伯特·格里尔森（Herbert Grierson）和艾略特（T.S. Eliot）让他重获新生，他因此成为17世纪诗歌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音乐界也是如此。巴赫默默无闻了200多年，后来被门德尔松重新发现。这说明我们时常在重新评估过去，这样做是有益的、有价值的，确实也有必要。
这种看待事情的方式在一些人看来是很荒唐的。对于这个问题，人们通常会想到凡·高。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天才，但与他同时期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幸运的是，如今我们发现他是一位如此伟大的画家，他的创造力终于得到了认可。在暗示这类观点的假定上，我们一般不会退缩。因为这等于在说，我们比凡·高同时代的人更懂得什么是伟大的艺术。他们只是些资产阶级的小市民，除了无意识的自高自大，还有什么成为支持这种艺术信念的证据？对凡·高的贡献更客观的描述是，当足够多数量的艺术专家认为他的绘画对艺术领域具有某种重要的贡献时，他的创造力便形成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回应，凡·高还将是原来的凡·高—— 一个画风古怪的精神病患者。
某个时期某个地方的创造力水平不只取决于个人的创造力，它还取决于新颖的观念能否很好地符合各自领域和学界的要求，得到这些领域和学界的认可并由他们来传播这个新观念。
系统模型最重要的含义也许是，某个时期某个地方的创造力水平不只取决于个人的创造力，它还取决于新颖的观念能否很好地符合各自领域和学界的要求，得到这些领域和学界的认可并由他们来传播这个新观念。它对于提升创造力的努力会造成大量实际的差异。如今很多美国企业为了提高员工的创造力，投入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希望他们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但是除非管理层也学会从众多的新颖观点中识别出有价值的观点，并找方法实施它们，否则这样的项目便没有什么意义。
例如，令摩托罗拉的罗伯特·高尔文（Robert Galvin）担忧的是，为了在环太平洋地区野心勃勃的电子制造商中求得生存，他的公司必须在生产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创新。他还强烈地感觉到，要这样做，首先必须鼓励公司几千名工程师尽可能多地产生新颖观点。因此公司创立了各种形式的头脑风暴，员工可以自由联想，不必担心自己的想法会太不切实际、太荒唐。但是接下来执行的步骤却不够明晰。领域（在这个案例中是管理层）如何从许许多多的新点子中选择值得实施的点子？被选中的点子如何能够被纳入领域中（在这个案例中是摩托罗拉的生产安排）？由于我们习惯于认为创造力的起始点都是人，因此很容易漏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创造力最有力的刺激因素可能来自个人以外的环境或规则的改变。
文艺复兴时期的创造力
艺术创造力突然迸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发生在1400—1425年的佛罗伦萨。那是文艺复兴的黄金岁月，人们普遍认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一些艺术作品就产生于那四分之一个世纪。任何罗列杰作的清单中都少不了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修建的教堂圆顶、吉贝尔蒂（Ghiberti）为洗礼堂雕刻的“天堂之门”、多纳泰罗（Donatello）为欧圣米契教堂（Orsanmichele）创作的雕塑、马萨乔（Masaccio）在布兰卡契礼拜堂（Brancacci Chapel）中绘制的壁画以及詹蒂莱·达·法布里亚诺（Gentile da Fabriano）在佛罗伦萨圣三一教堂（Church of the Trinity）中绘制的《三王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
如何解释这种伟大艺术的繁荣发展呢？如果创造力是完全限于个人内部的事物，那么我们只能说，由于某种原因，14世纪最后10年中，出生在佛罗伦萨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多到异乎寻常。也许发生了某种反常的基因变异，或者佛罗伦萨儿童教育的巨大改变让他们突然变得更富有创造力。然而，充分考虑到领域和学界在其中造成的影响的解释听起来更合理。
就涉及的领域而言，在所谓的黑暗时代，沉默了数世纪的古罗马建筑方法与雕刻方法的重新发现，使文艺复兴成为了可能。在罗马以及其他地方，到13世纪末，热心的学者们发掘着经典的宝藏，分析并复制着古代的技术与艺术风格。这种缓慢的准备工作在从14世纪进入15世纪时结出了果实，将被遗忘的知识重新摆在新时代的工匠面前。
佛罗伦萨大教堂和新圣母玛利亚教堂（Santa Maria Novella）80多年来都没有屋顶，因为没人想得出如何修建这样巨大的拱顶。当拱顶的弧线超过一定高度时，没有合适的方法能避免墙壁向内坍塌。每一年，热心而年轻的艺术家以及有所建树的建筑师会向教堂后的博物馆（Opera del Duomo）呈交修建计划。该博物馆是负责监督大教堂修建的委员会，但委员会认为这些计划都没有说服力。委员会由城市中的政治领袖、商业领袖组成，修建计划的选择如果失败会危及他们的个人声誉。80多年来，他们觉得所有提交上来的拱顶修建方案都配不上这座城市，也配不上他们的声誉。
最后人文主义学者们开始对罗马万神庙（Pantheon of Rome）产生了兴趣，他们测量它的巨大拱顶，分析它是如何被修建出来的。在2世纪，哈德良皇帝（Hadrian）重新修建了万神庙。拱顶的高度为21.6米，直径为43.3米。在接下来的1 000多年中，再也没有人修建过这种大规模的拱顶。在日尔曼人入侵后的黑暗时代，罗马人建造这种拱顶结构的方法被长期遗忘了。然而现在和平与商业发展让意大利得以复兴，知识也慢慢地被找回。
布鲁内莱斯基在1401年来到罗马，研究它的古迹，他知道研究万神庙的重要性。他关于如何完成佛罗伦萨大教堂拱顶的想法，建立在搭建内部石头圆拱框架的基础上。这种框架有助于承载推力以及人字形的砖结构。不过这种设计不是照搬罗马的模式，它还受到了罗马衰落之后各个世纪所有建筑的影响，特别是哥特式建筑。他把自己的计划呈交给了委员会，后者认为这是最合理、最具美感的方案。拱顶建成后，它成为一种富有启发的新形式，并出现了数百名效仿他的建筑师，其中包括米开朗琪罗，他在布鲁内莱斯基拱顶的基础上，设计了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圆顶。
然而，无论经典艺术形式的重新发现多么具有影响力，都无法用信息的突然获得来解释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否则，所有其他拥有古代模式的城市都应该出现繁荣发展的新艺术形式。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在艺术成就的强度与深度上，没有一座城市能与佛罗伦萨相提并论。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在于：古代艺术领域被重新发现的同时，艺术界变得特别欢迎新作品的创作。最先通过贸易，之后通过羊毛和其他纺织品的制造，最后通过富裕商人的金融知识，佛罗伦萨变成了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到14世纪末，城市中有12家主要银行，美第奇（Medici）只是较小的一家。这些银行借钱给各国国王和当权者，因为这座城市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
虽然金库和银行家们的口袋越来越充盈，但城市本身却陷入了麻烦。没有财产的人被无情地剥削，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剧了政治上的紧张，公开的冲突随时有可能爆发。教皇与皇帝的争斗分裂了整个大陆。而在城市中，这种争斗体现在教皇党（Guelf）与皇帝党（Ghibelline）之间。更糟糕的是，佛罗伦萨周围的锡耶纳、比萨和阿雷佐等城市都嫉恨它的富有和野心，时刻准备着抢夺佛罗伦萨的贸易和领土。
正是在这种富裕而不确定的环境中，城市的领袖们决定投资把佛罗伦萨建成基督教世界中最美的城市。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个新雅典”。他们修建了宏伟的教堂、壮观的大桥、金碧辉煌的宫殿，还完成了非凡的壁画和雄伟的雕像，他们一定觉得自己正在给家园和这里的商业贴上具有保护作用的符咒。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没有错。大约500多年后，希特勒下令德军撤退，并要炸毁阿诺河（Arno）上的桥梁，夷平周围的城市，但战地指挥官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因为如果那样，太多美好的事物就会从地球上消失。这座城市因此而得救了。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意识到，那就是当佛罗伦萨的银行家、牧师和行会的负责人决定把他们的城市建设得惊人的美丽时，他们并没有把钱扔给艺术家们，然后坐等事情发生。他们积极介入鼓励、评价和选择最终作品的过程中。正是因为上流阶层和普通民众都非常关心艺术家们的作品，艺术家们才被推动着去超越自己的极限。如果没有委员会成员的不断鼓励和详细审查，大教堂的拱顶可能不会像它最终呈现的那样美丽。
他们积极介入到鼓励、评价和选择最终作品的过程中。正是因为上流阶层和普通民众都非常关心艺术家们的作品，艺术家们才被推动着去超越自己的极限。
在那个时期的佛罗伦萨，阐明艺术界如何发挥巨大作用的另一个例子是洗礼堂北部的建筑，特别是它的东门。它是那个时期无与伦比的杰作之一。当米开朗琪罗看到它令人心碎的美丽时，声称它配得上“天堂之门”的称号。同样，为了建造这个宏伟的公共建筑物的大门，佛罗伦萨专门成立了一个特殊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一些杰出的个人组成，他们多数是资助这个项目的羊毛编织者行会的领导者。委员会决定每个门都应该用青铜打造，分成10格，用来展示《旧约》的主题。然后他们写信给欧洲一些最杰出的哲学家、作家和牧师，征求他们对这些门格应该涵盖《圣经》中哪些场景以及如何表现这些场景的意见。得到答复后，他们列出了一个有关门的规格的清单。1401年，他们宣布进行设计竞争。
委员会收到了几十张参与竞争的图纸，其中也包括布鲁内莱斯基和吉贝尔蒂的设计。几个入围的竞争者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其中一个门格的青铜实体模型。门格的主题是“献祭以撒”，其中除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之外，至少还要包含一个天使和一只羊。在那一年中，委员会为最后5位入围者所投入的时间和材料支付了可观的报酬。1402年，委员会成员再次聚集在一起，评审新作品，最终选择了吉贝尔蒂设计的门格。他的作品不仅体现了精湛的技术，而且将自然与经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当时吉贝尔蒂只有21岁。接下来，他用了20年的时间来完成北门，又用了25年的时间，完成了著名的东门。1402—1452年，他还参与了完善洗礼堂大门的项目，历时半个世纪。当然，他同时还完成了许多别的任务，并为美第奇、帕奇家族（Pazzis）、商业银行家行会以及其他显贵雕刻雕像。不过，他的主要声誉来自“天堂之门”，它改变了西方世界对装饰艺术的认识。
如果说布鲁内莱斯基受到了罗马建筑的影响，那么吉贝尔蒂便是在研究并试图模仿罗马雕塑。他必须重新学习浇铸大型青铜铸型的技术，还研究了罗马坟墓上的经典雕刻。他参照这些雕刻，完成了对门格中人物表情的塑造。同样，他也将重新发现的经典艺术与锡耶纳最新的哥特式艺术结合起来。然而，如果某人宣称“天堂之门”的美丽来自整个团体的关注与支持（由监督建造过程的委员会来代表），这种说法也不算夸张。驱动吉贝尔蒂和他的同伴超越自我的也是激烈的竞争以及人们对他们作品的高度关注。因此，艺术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Arnold Hauser）这样评价那个时期：“在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中……创作的起点主要不在于创作欲望，以及艺术家的主观自我表达与自发的灵感，而在于客户设定的任务。”
当然，佛罗伦萨伟大的艺术作品不可能只源于对经典艺术的重新发掘，或者源于统治者缔造美丽城市的决定。如果没有艺术家，文艺复兴也不可能发生。毕竟，建造新圣母玛利亚教堂拱顶的是布鲁内莱斯基，花费一生时间雕刻“天堂之门”的是吉贝尔蒂。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过去的原型，没有城市的支持，布鲁内莱斯基和吉贝尔蒂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即使这两位艺术家没有出生，在同时存在有利的学界与领域的条件下，也会有其他人替代他们的位置，建成拱顶和“天堂之门”。正是因为个人与学界这种无法分割的联系，所以，创造力一定不能被视作某人的独有，而是发生在系统内的互动中。
由专业知识构成的领域
不仅仅是人类，似乎所有物种的生命体都或多或少地根据对某种感觉的内在反应来理解世界。植物向着太阳偏转；阿米巴原虫对磁引力很敏感，因此它们把身体朝向北极；小蓝鹀向巢外张望，学会了看星星的分布，这样它们便可以在黑夜里飞行很远而不会迷失方向；蝙蝠会对声音做出反应；鲨鱼对气味敏感；而猛禽具有不可思议的发达视力。每个物种根据感官加工的信息来体验和理解它们所处的环境。
人类也是如此，但除了基因提供的观察世界的狭窄窗口之外，我们还基于以符号为中介的信息，尽量开拓对现实的新感知。自然界中不存在绝对平行的两条线，但欧几里得和他的同事假设它们是存在的，并由此建立起了一个表征空间关系的系统。这个系统比肉眼和大脑所能实现的系统更精确。尽管抒情诗和磁共振波谱学非常不同，但它们都是让信息变得易于理解的方法，否则我们将永远毫无头绪。
以符号为中介的知识存在于身体以外。它无法通过铭刻在染色体上的化学密码来传递，而必须进行有意识地传承与学习。
以符号为中介的知识存在于身体以外。它无法通过铭刻在染色体上的化学密码来传递，而必须进行有意识的传承与学习。正是这种身体外的信息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文化。由符号表达的知识汇聚成彼此独立的领域，比如几何、音乐、宗教、法律等。每个领域有它自己的符号元素和规则，通常还有它自己的符号体系。从很多方面来看，每个领域描述了一个孤立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中，人们可以进行清晰而专注的思考与行动。
领域的存在也许是人类拥有创造力的最佳证明。微积分与格里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的存在意味着我们能够体验生物进化没有设定在我们基因中的模因。通过学习领域的规则，我们可以马上超越生物界限，进入文化演化的范畴。领域扩展了个体的局限性，增加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敏感性与能力。每个人的周围都有无数的领域，这些领域有可能为学习其规则的人打开一片新世界，给予他们新的力量。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愿意投入足够的心理能量来学习其中哪怕一个领域的规则，而宁可只生活在生物性的限制中。
对多数人来说，进入一个领域首先是谋生的方式。我们选择护理、医学或商业管理，因为这样我们就有能力和机会获得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然而也有一些人（富有创造力的人通常属于此列）只是因为某种强烈的使命感而选择某个领域。他们与所在的领域非常匹配，以至于在领域的规则内做事本身就是一种回报。即使得不到物质报酬，他们也会继续做下去。
尽管领域多种多样，但对领域的追求存在几个普遍的原因。核物理、微生物学、诗歌及音乐创作几乎没有共同的符号和规则，但个人在这些不同领域的强烈使命感却惊人地相似。让体验变得井然有序，创造可以流传后世的文化，使人类超越他们目前的力量，这些都是激发领域内的创造力的非常普遍的主题。
当乔治·法鲁迪（György Faludy）被问到为什么在7岁时就决定做一个诗人时，他答道：“因为我怕死。”他解释说，文字可以创造出诗歌，这些诗歌会因为它们的真实与美丽而有机会比诗人拥有更长的生命。这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希望，在接下来的73年中，它们给予法鲁迪生命的意义和方向。这种欲求在各个领域中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例如物理学家约翰·巴丁对超导电性研究的描述，他认为超导电性能够创造一个没有摩擦力的世界；物理学家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Heinz Maier-Leibnitz）希望核能将提供无限的电力；生物化学物理学家曼弗里德·艾根（Manfred Eigen）尝试理解生命的进化方式。领域之间具有惊人的差异，但人类的诉求却汇集在几个主题上。从很多方面来看，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对理解绝对真理的着迷，引发了人类战胜难逃一死的命运的尝试。
领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促进或阻碍创造力，其中有3个特别相关的主要维度：结构的清晰性、文化的中心性和知识的可获得性。假设A制药公司和B制药公司在同一市场中竞争，它们对研发的投入以及研究人员的创造潜力都是相同的。现在我们要预测哪家公司能研制出最有效的新药，预测的唯一根据是领域的特点。我们会问以下这些问题：哪家公司拥有制药方面较详细的数据？哪家公司的数据是更有条理的？相对于生产和营销，哪家公司将重点更多地投入到文化研究中？在哪家公司制药知识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哪家公司能够更好地在员工中传播知识？在哪家公司可以更容易检验假设？知识更结构化、更中心化、更具可获得性的公司（其他条件依然相同），更有可能实现创新。
经常有这种说法，那就是某些领域（比如数学或音乐）的创造力比其他领域（比如绘画或哲学）的更早在生命中展现出来。与之类似，据说在某些领域中，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表现都来自年轻人，而在另一些领域中，老年人则更具有优势。人们相信，最富有创意的抒情诗是由年轻人创作的，而写叙事诗的则更多是年长的诗人。数学天才在20多岁时事业达到巅峰，物理学家的巅峰发生在30多岁时，而伟大的哲学成就通常是哲学家在晚年取得的。
造成这种差异最可能的原因是，这些领域具有不同的构成方式。数学的符号体系组织相对紧密，内部逻辑严格，系统对清晰性极度重视，没有冗余。因此，年轻人比较容易快速地吸收规则，在几年之中就跃居领域的最前沿。由于同样的结构性原因，当一项创新被提出来时，只要它是可行的，就会立即被承认和接受，比如1993年一位较年轻的数学家提出了期待已久的“费马最后定理”（Fermat’s Last Theorem）的证明。与之相对的是，社会科学家或哲学家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来掌握他们的领域。如果他们提出一个新理念，所处的学界也需要用很多年的时间来评估它是否是一个值得加入到基础知识中的创新。
迈尔莱布尼茨讲过一个他在慕尼黑教授小型物理学研讨班时的故事。一天，课程被一位研究生打断，他建议在黑板上用一种新的方式表示亚原子粒子的行为。迈尔莱布尼茨赞同这个新构想，并表扬了那位学生。在那个周末，他开始接到其他德国大学教授的电话。他们问：“真的是你的一个学生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吗？”到了下一周，电话开始从东海岸的美国大学打来。两周后，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们也纷纷致电来问相同的问题。
这样的故事永远不会发生在心理学的分支中。在世界任何学校的心理学研讨班上，如果一位同学站起来说出了最深奥的观点，他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会超出那间教室。不是因为心理学的学生比物理学的学生缺乏智慧或创造力，也不是因为我的同事和我对学生们的新观点不够敏感，而是因为除了几个高度结构化的子领域以外，心理学是一个具有很强弥散性的学科，任何人都需要笔耕不辍多年，才能提出其他人能够认可的新观念或重要的观点。迈尔莱布尼茨班上的年轻学生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在心理学界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除了几个高度结构化的子领域以外，心理学是一个具有很强弥散性的领域，任何人都需要笔耕不辍多年，才能提出其他人能够认可的新观念或重要的观点。
这是否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结构性强的领域（在这样的领域中，创造力更容易被确定）比弥散性强的领域更好？而且，这样的领域也更重要、更高级、更严肃？根本不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象棋、微观经济学或计算机编程等具有非常清晰的结构的领域，就必然会被认为比道德或智慧更高等。
然而，在当今社会中，具有清晰边界以及明确规则的可量化领域，确实更容易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在大学里，这类院系通常更容易获得资金。在定义狭窄的领域中，也比较容易证明提拔某位教师的合理性。10位同事可能会写信推荐某位教授，因为他是研究更格卢鼠交配习性或德拉威语虚拟语气的世界级权威。不太可能出现的情况是，10位学者一致赞同某人是人格发展方面的世界级权威。由此人们很容易犯一个不幸的错误，认为从科学角度看，人格发展与更格卢鼠交配习性的研究相比，是相对较不受尊重的领域。
在当今的社会风气中，具有可量化测量的领域的地位可能比没有这类测量的领域的要高。我们总是认为，能够被测量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并忽视那些我们不知道如何测量的事物。人们非常重视智能，因为以这个名称命名的心理能力能够通过测验来进行测量。而没有什么人在意诸如敏感、利他、乐于助人等其他能力，因为目前还没有好方法来测量这类特性。有时这种偏差会导致意义深远的结果，例如在我们定义社会进步与成就的方式上，未来学家黑泽尔·亨德森（Hazel Henderson）的人生目标之一就是说服各国政府不要只计算容易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只要污染、自然资源的破坏、生活质量的下降以及其他各种人类付出没有被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中，她就认为这完全是对真实结果的扭曲。一个国家可能会为自己新建的高速公路感到骄傲，而汽车尾气却正在导致肺气肿在国民中的蔓延。
掌握生杀大权的学界
如果必须存在领域，某人才能在其中进行创新，那么要决定某个创新是否值得被关注就必须存在学界。在大量的创新中，只有很小的比例能够最终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例如，美国每年大约出版10万册新书。其中有多少书在10年后仍会被记得？与之类似，在美国人口统计表上，大约有50万人将自己的职业填写为艺术家。如果他们每人每年只画一幅画，那么每代艺术家将创作大约1 500万幅新画作。其中有多少能进入博物馆或艺术教科书？百万分之一、百万分之十或万分之一，还是只有一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也对经济学领域中产生的新观念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他的评述可以应用于任何一个科学领域：
同行们太忙了，没有时间大量阅读。我总是对《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同事们说，如果15个同行、7 000多名订阅者都认真阅读了某篇文章，那么它一定是当年非常重要的文章。
这些数字暗示了文化信息单位之间的竞争，就像基因的化学信息单位之间的竞争一样激烈。为了生存，文化必须将其成员创造的大多数新观念淘汰掉。没有哪种文化能够吸收所有创新而不至于陷入混乱。设想你对1 500万幅画作投入同样的注意力，你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用来吃饭、睡觉、工作或听音乐？没有人有精力关注新事物哪怕很小的一部分。然而，除非文化中的所有成员都关注这些事物中的几个，否则文化也无法生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文化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多数人同意甲画比乙画更值得关注，或者甲观点比乙观点更值得深思。
正是各种学界像过滤器一样帮助我们在如洪水般的新信息中进行选择，决定哪些模因值得我们去关注。
由于注意力的稀缺，我们必须有所选择：我们只记住并承认少数艺术作品，只阅读少数已出版的图书，只购买少数被发明出来的新电器。正是各种学界像过滤器一样帮助我们在如洪水般的新信息中进行选择，决定哪些模因值得我们去关注。学界由某领域的专家组成，他们的工作包括在领域内做出评判，决定哪些创新应该被纳入领域的文化中。
这种竞争还意味着，富有创造力的人必须让学界相信，他们做出了有价值的创新。这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斯蒂格勒强调，费力争取认可的过程必不可少：
我认为你必须接受其他人的评判。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被允许对自己做出评判，那么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美国总统，都应该接受各种奖章，如此等等。因此我猜自己感到最骄傲的是，我做的事情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那些事情应该类似于我在两个领域中获得诺贝尔奖（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奖）的工作。那些事情以及其他某些成果是我的同行们希望做出的，而且只要我的职业生涯继续，它们也是我最感到骄傲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说服同时代的人认可自己的思想，是科学家应该承担的职责。他们期望得到的热情接受必须靠自己去争取，无论是凭借他们的展示技巧、观点的新颖性或其他什么。我写过一些自认为很有前途的主题，但并没有赢得很多关注。没关系，那可能意味着我的判断不够好，因为我认为某个人的判断并不能像他更优秀的同行们的集体判断一样好。
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看，学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于一些领域来说，学界的广度类似于社会的广度。美国的全部人口决定了可口可乐的新配方是否是一个值得保持的创新。在另一方面，据说世界上最初只有四五个人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他们意见的分量足以使爱因斯坦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更广泛的团体在决定爱因斯坦的成果是否配得上文化的中心位置方面也具有发言权。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名声取决于以下事实：他的形象看起来像好莱坞电影中典型的科学家；他遭到了纳粹的迫害；很多人认为他的理论是对价值相对性的支持，为社会规范与信念的结合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我们渴望推翻旧信念的同时，也渴求着新的确定性，而他被公认为提出了重要的新真理。尽管这些思考都不是相对论所包含的内容，但它们都是媒体描绘爱因斯坦的一种方式。正是这些特点，而不是他理论的深邃性，让大多数人相信，应该把他纳入文化的“万神殿”。
学界至少能够以三种方式影响创新率。第一种方式是学界的被动性或主动性。被动的学界不会引发或刺激创新，而主动的学界则可以。文艺复兴在佛罗伦萨如此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赞助者主动要求艺术家们进行创新。在美国，为了激发年轻人的科学创造力，我们努力变得具有主动性。这样的事例包括科学展览会以及每年向高中100个最好的科学项目发放的著名奖项，比如威斯汀豪斯奖章（Westinghouse Medals）。当然，为了激发早期的科学创意，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与之类似，诸如摩托罗拉等一些公司非常重视的理念是：主动的学界是提升创造力的一种方式。
学界影响创新率的第二种方式是在选择创新时，使用严格还是宽松的标准。一些学界比较保守，在任何时间段内，只允许少数新事物进入领域中。他们拒绝了大多数的创新，只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创新。另一些学界在允许新观念进入他们的领域方面更自由，因此它们的改变更迅速。这两种策略走到极端都是危险的，都会损害领域。它们有可能让领域极度缺乏创新，或是接受了太多不恰当的创新。
最后，如果学界与其他社会系统存在很好的联系，并能将它们的支持导入本领域，那么这个学界便能鼓励创新。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核物理学家很容易获得建造新实验室、研究中心、实验反应堆以及培训新物理学家的资金，因为政治家与选民对原子弹的威力以及对未来的可能影响印象深刻。在20世纪50年代的若干年中，在罗马大学（University of Rome）学习理论物理的学生人数从700人减少到了200人，这个比例在全球各地都差不多。
领域和学界能够以几种方式发生相互影响，有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界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
领域和学界能够以几种方式发生相互影响，有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界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这在科学界可能更常见，因为科学知识的基础严格限制了科学机构能够主张什么或不能主张什么。无论一群科学家多么喜欢他们所认可的理论，只要它违反了过去积累的科学共识，那也是行不通的。而与之相对的是，在艺术方面，学界通常享有优先权。艺术机构可以不受严格的指导方针（被过去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决定哪些新作品值得被纳入领域中。
有时学界在领域中并不能获得掌控权。例如教会干扰了伽利略的天文发现；美国的原教旨主义者曾试图对“进化史”的教育施加影响。经济及政治力量以更微妙的方式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领域的发展。如果没有外部的大量支持，歌剧和芭蕾几乎存在不下去；日本政府进行大手笔的投资，以激励新观点和微型电路系统的应用；荷兰政府则对修建大坝和水利设施方面的创举予以鼓励；罗马政府为了保持达契亚文化（Dacian Culture）的纯粹性，积极参与对少数民族艺术形式的保护。
学界有时无法很好地代表某个领域。我们访谈中的一位一流哲学家坚持认为，如今的年轻人如果想学习哲学，最好直接沉浸在领域中，避免接触学界。“我会让他阅读伟大的哲学著作，不要攻读任何大学的学位。我认为所有的哲学系都不好，它们太糟糕了。”然而从官方的角度来说，某个领域的控制权仍掌握在学界专家的手中。他们包括小学老师、大学教授以及有权决定一个新观点或新作品是好还是坏的任何人。不理解学界的运作方式，以及他们决定新事物应不应该被纳入领域的方式，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创造力。
负责产生创新的个人
最后我们来探讨负责产生创新的个人。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富有创造力的个人，并相信通过理解他们的思维如何运转，便能找出实现创造力的要领。然而情况并不一定如此。因为尽管每个新观点或新作品背后都有一个人，但这类人的创新并非来自他们的某个特点。
具有创造力或许更像卷入了一起车祸。某些特征让某人更有可能遭遇车祸，比如年轻的男性，但我们通常不能只凭驾驶者的特征来解释车祸。其中还涉及太多其他的变量，比如路况、其他驾驶者、交通类型、天气等。车祸就像创造力一样，是系统的原因而不完全是个人的原因。
我们不能说是某个人开启了创新的过程。对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人们可能会说罗马艺术的重新发现或城市银行家的激励启动了它。布鲁内莱斯基和他的朋友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在他们出生前就开始涌动的思想与行动的洪流中，接下来他们走到了洪流的中心。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是他们发起了伟大的杰作，让这个时代变得声名显赫，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更复杂的过程的催化剂。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参与者，以及很多其他投入。
当我们让富有创造力的人解释他们的成功时，最常得到的答案之一是，他们很幸运。天时地利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在20世纪20年代末或20世纪30年代，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一些科学家仍记得，他们是最早接触量子论的一批人。受到马克斯·普朗克和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的研究的启发，他们将量子力学运用于化学、生物学、天体物理学与电动力学。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约翰·巴丁、曼弗里德·艾根和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因为将这一理论扩展到了新的领域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许多在20世纪40年代攻读研究生的女性科学家说，要不是因为大多数男生去了战场，几乎没有男生与她们竞争，她们不会被学校接收，当然更不会被授予奖学金，并得到导师的特别关注。
幸运无疑是富有创造力的发现中一个重要的成分。一位非常成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能卖出很高的价格，并挂在最好的博物馆中。他买得起有游泳池、还养着马的豪宅。有一次，他感伤地承认，至少有1 000个和他一样优秀的艺术家，但没人知道他们，他们的作品也得不到赞赏。他说自己和其他人的区别在于：多年前他在聚会上遇到一个人，并和他喝了几杯。他们很谈得来，成为了朋友。后来那个人成了成功的艺术商，他竭尽全力地推销朋友的作品。这一件事引发了另一件：一位富有的收藏家开始购买这位艺术家的作品，评论界开始予以关注，一家大型博物馆在它的永久收藏中添加了那位艺术家的一幅作品。他一下子就成功了，艺术界发现了他的创造力。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指出，个人对创造力的贡献很微薄，但是它经常被高估。不过人们还可能犯相反的错误，就是否定个人的任何功劳。某些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声称，创造力只是归因的问题。富有创造力的人就像一块空白的屏幕，社会舆论在它上面投射卓越的才能。由于我们相信存在富有创造力的人，才将这种虚幻的才能赋予某些个人。这种看法也属于过度简化。虽然个人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重要，但没有个人的贡献也无法产生创新，而且并非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创新可能性。
天时地利显然很重要，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天时与地利的交汇点上，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也很少有人知道该怎么做。
尽管幸运是富有创造力的人最喜欢用的解释，但它也很容易被夸大。与莱纳斯·鲍林同时代的很多年轻科学工作者都接触到了来自欧洲的量子论。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像莱纳斯·鲍林一样，看出这一理论对化学的意义？在20世纪40年代，很多女性都有可能成为科学家，但是当读研究生的大门为她们敞开时，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人抓住了机会？天时地利显然很重要，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天时与地利的交汇点上，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也很少有人知道该怎么做。
深入这个系统模型
想要做出富有创造力的贡献，人们不仅必须在可以产生创造力的系统内工作，而且必须在他们的头脑中再造那个系统。人们必须学习某个领域的规则和内容，以及了解学界的选择标准与偏好。在科学方面，如果不深入学习领域的基础知识，尤其不可能做出富有创造力的贡献。所有科学工作者都会赞同科学家、发明家弗兰克·奥夫纳（Frank Offner）的话：“重要的是你必须在物理学方面拥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这样你才能获得进一步的理解。”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其他学科。艺术家也赞同，如果不观摩过去的艺术作品，不知道其他艺术家及评论家对好艺术与坏艺术的评判标准，那么他们便不可能做出富有创造力的贡献。作家则认为，在自己进行富有创意的写作之前，必须大量阅读其他人的作品，了解评论家评判好作品的标准。
发明家雅各布·拉比诺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例子，说明深入系统具有怎样的作用。首先，他谈到了“领域”的重要性：
要成为一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者，你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你必须拥有数量惊人的信息。如果你进行幻想，就必须有一个大型数据库。如果你是一位音乐人，便应该了解很多音乐，你得聆听音乐，记忆音乐，在必要时还能重复一首歌曲。如果你出生在孤岛，从来没听过音乐，那么你绝不可能成为贝多芬。你也许能模仿鸟的鸣叫，但写不出《第五交响曲》。你在某种环境中接受教育，并在这种环境中储存大量的信息。
因此，为了做你想做的那类事情，你需要拥有那类记忆。你会做自己觉得容易的事情，而不会做让自己感觉困难的事情，因此你会把自己擅长的事情越做越好，最终可能会成为了不起的网球运动员、优秀的发明家或其他什么人物。你倾向于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而且做得越多，事情会变得越容易，你也会变得更加擅长做这件事情，最后你变得只非常擅长于做一件事情，其他事情都做不好，这就是工程师们所说的正反馈。生命之初的小小差异，在你做了40年、50年，或像我一样，做了80年后，差异会变得非常巨大。因此无论如何，你必须拥有一个大型数据库。
接下来拉比诺提出个人的贡献是什么，以及当对领域内的内容进行操作时，激励或享受哪一个才是主要问题：
然后你一定想推进那些观念，因为你很感兴趣。有些人能够这样做，但他们不愿费这个劲，而对做其他事情也有兴趣。如果你要求他们必须做，他们会像给予你恩惠似的说：“好吧，我能想出些东西。”然而有些人像我一样，喜欢想出新点子。因为这样做很有趣。如果没人想要我的点子，我便谁也不给。想出一些奇妙且不同的事情就是一种乐趣。
最后他强调了在头脑中再造学界所使用的评判标准是多么重要：
接下来你必须能清除掉自己想出来的垃圾想法。你想出来的不可能都是好主意，写出来的不都是优美的音乐。你肯定会想出很多音乐、很多主意、很多诗歌或者很多其他什么。如果你很优秀，就必须能马上把垃圾扔掉，甚至都不要提及它们。因为你受过很好的训练，知道它们都是垃圾。当看到一个好主意时，你会说：“哎呀，这听起来真有趣。让我再往前推进一些吧。”于是你开始发展那个主意。人们通常不喜欢这种解释，他们会说：“什么？你想出来的是垃圾？”我答道：“是的，必然会这样。”你不可能先知先觉，只想出好主意或只创作出伟大的交响乐。有些人能够很快做出判断，这在于训练。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但想出了一些主意，你不知道它们是好是坏，于是把它们寄给了美国国家标准局或者我工作的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我们会对其进行评估。
被问及“‘垃圾’是由什么组成的，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吗”时，他回答：
它是没有用的、陈旧的，或者你知道它不会变得更清晰。你突然意识到它并不令人满意。它太复杂，不是数学家所说的那种“简洁”。如果你受过很好的技术训练，当看到一个主意时，你便会说：“哦，上帝呀，它太糟糕了。”第一，它太复杂；第二，之前就有人尝试过；第三，他本可以用另一种不同的、更简单的方式来做。你能够评价这些主意。那并不意味着他不具备创造力，只是他做得还不够。如果他受过良好的训练，像我一样有经验，有好老板，有很棒的同事，他就会说这真不是一个好主意。你会与其他人发生争执，你说：“看你正把多少部分连接在一起，它们将会消耗很多的能量。”对方会说：“但对我来说，它很新颖。”我会说：“是的。对你来说，它是新颖的，可能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新颖的，但它依然不令人满意。”
要说某某东西是美丽的，你就必须争取一批富有经验的人。他们了解某门艺术，欣赏过很多相关作品。他们会说，这是好画，这是好音乐，或者这是好发明。那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投上一票，因为他们的知识可能不够。而一群与新事物打交道的工程师可以说：“那相当不错。”因为他们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所以他们知道。
富有创造力的优秀人才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首先具备了相关领域的大量知识。其次，他们尝试将观点结合起来，因为他们非常喜欢创作音乐或发明东西。最后，他们有判断力，会说：“这个很好，我要继续发展它。”
很难有更好的方式来描述深入系统模型后，它的运作方式是怎样产生创造力的。通过汲取80多年来的各种经验，拉比诺总结出了如何成为富有创造力的发明家的伟大洞见。正如他所说，其他领域的创新过程也是相同的，无论是诗歌、音乐还是物理。
创新者小传
雅各布·拉比诺（Jacob Rabinow，1910—1999），男，美国电气工程师、发明家。曾荣获富兰克林研究所颁发的爱德华·朗斯特雷克奖章（Edward Longstrech Medal）、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颁发的哈利·戴尔蒙德奖（Harry Diamond Award）。他在多个领域中拥有200多项专利，其中包括光学字符识别技术、信函分拣机、自动调节器。
约翰·巴丁（John Bardeen，1908—1991），男，美国物理学家兼教师。1956年因发现了晶体管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72年因联合发展了超导理论再次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Heinz Maier-Leibnitz，1911—2000），男，德国物理学家、教师、作家。曾荣获奥托·哈恩奖（Otto Halm Prize），他的作品包括Zwische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