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法兰西评论》主编先生的信
一 现代艺术家
亲爱的先生[2]，承蒙不弃，您要我对本届沙龙作出分析，您对我说：“请简短，不要开单子，概述即可，仿佛记叙一次在绘画中匆匆进行的哲理性的漫步。”那好吧，您会十分满意的；这并不是因为您的打算正与我对人们称为“沙龙”的这种如此令人厌倦的文章的看法相合（的确是相合的），也不是因为这种方法比别的方法容易，何况简短总是比冗长更费气力，而仅仅是因为不可能有别的方法，尤其是在目前情况下。当然，如果我已迷失在一片独创性的森林中，如果突然间被改变了、被净化了，变得年轻的现代法兰西气质已经开放出茁壮的、香气如此丰富的鲜花，以至于它们引起了不可遏止的惊奇、大量的赞扬和没完没了的惊叹，并且在批评语言中必然导致新的范畴，那么，我将更加手足无措了。然而，幸亏（对我来说）满不是这么回事。毫无爆炸性的东西，也没有不为人知的天才。纵观本届沙龙所获得的想法是如此简单、陈旧、平常，大概不多的篇幅就足以将其阐明了。所以，您不必对画家的平庸产生了作家的老生常谈这件事感到奇怪。再说，您也不会损失什么，难道还有比老生常谈更迷人、更丰富、更具有确实的刺激性的东西吗？（我很高兴地看到您在这一点上和我的意见一致。）
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表示一种遗憾，我认为，这种遗憾难得有表示的机会。人们预先告诉我们将有一些客人要接待，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一些不相识的客人，因为蒙田街的画展已将其中的几位介绍给巴黎的公众了，而巴黎的公众早就该认识这些迷人的艺术家了。因此，我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以下诸君： 莱斯利，这位丰富、天真、高贵的humourist[3]，这是最能表现不列颠精神的词语之一；两位亨特，一位是顽强的自然主义者，另一位是拉斐尔前派的热情的、意志坚强的创立者；麦克莱斯，大胆的构图能手，既热情又自信；米莱斯，这位如此细腻的诗人；约·谢伦，这位具有华托色彩的克洛德，描绘意大利的大公园中午后的美丽节日的历史家；格兰特，这位雷诺兹的自然的继承人；胡克，他善于用一种神奇的光笼罩着他的《威尼斯之梦》；那位奇怪的帕顿，令人想起福斯利，并且怀着另一个时代的耐心描绘着泛神时代的美妙的混沌；凯特莫尔，历史题材的水彩画家；还有一个人是那样令人吃惊，我忘了他的名字，他是个好幻想的建筑师，他在纸上建起城市，桥柱是大象，各种船从许多粗大的腿之间通过，其中还有硕大无朋的三桅船！人们甚至为这些富有想象力、色彩奇特的朋友、怪异的缪斯的宠儿准备了住房。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认为，这原因也不能登在您的报上。因此，悲剧的热情，基恩和麦克里迪式的动作，家庭生活的亲切优雅，在英吉利精神的诗意的镜子中反映出来的东方的华丽，英格兰的青翠的草木，迷人的清新，尺寸很小、形同装饰的水彩画所具有的渐渐消失的深广，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能与您共享了，至少是这一次不能与您共享了。想象力和精神最珍贵的能力的热情的代表们啊，尽管你们上一次受到如此恶劣的接待，难道你们就此认为我们不配理解你们吗？
所以，亲爱的先生，我们只能谈谈法国；而且，请相信，我用抒情的笔调谈论自己国家的艺术家是会感到一种巨大的愉悦的。然而不幸的是，在稍微有些经验的批评精神中，爱国主义并没有一种绝对专制的作用，所以我们还得承认某些令人屈辱的东西。我第一次踏进本届沙龙的时候，在台阶上遇见了一位批评家，他是我们最敏锐、最受尊敬的批评家之一，他对我的第一个问题、我自然而然地要向他提出的问题，回答道：“乏味，平庸，我很少见过这样乏味的沙龙。”他说得又不对又对。一次拥有德拉克洛瓦、邦吉伊和弗罗芒坦[4]的许多作品的画展是不可能乏味的；但是总的来看，我认为他说得对。在任何时代都是平庸占上风，这是无可怀疑的；然而确实而又令人痛心的是，它从未像现在这样支配一切，变得绝对的得意和讨厌。浏览过那么多圆满成功的平庸之作、精心绘制的无聊之作、巧妙结构的愚蠢或虚假之作以后，我自然而然地在我的思路的引导之下去考察过去的艺术家，并与现时的艺术家相比较，于是，可怕的、永恒的“为什么”就像出于习惯一样，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令人泄气的思考之余。似乎在美术中和在文学中一样，热情、高贵和不安分的野心之后就是卑劣、幼稚、麻木不仁和自命不凡的乏味的平静，似乎目前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希望出现复辟时代那样丰富的精神繁荣。请您务必相信，苦于这种辛酸的思考的并非我一个人，我一会儿将为您作出证明。我于是自问： 在过去，艺术家是什么呢（例如勒布仑或大卫）？勒布仑，渊博，富有想象力，精通历史，热爱宏伟的东西；大卫，这位受到侏儒谩骂的巨人，不是也喜欢过去、喜欢与渊博结合在一起的宏伟吗？而今天，作为诗人的古老的兄弟的艺术家又是什么呢？亲爱的先生，为了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不应该害怕过于严厉。过分的偏袒有时也会引起同样的反响的。今日的乃至于许多年以来的艺术家只不过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尽管他并不配。那么多的荣誉、那么多的金钱慷慨地给了一些没有灵魂、没有教养的人！当然，我并不主张在一种艺术中引进对它不适合的手段，然而，我不能不对谢那瓦尔那样的艺术家抱有好感，他总是很可爱，像书一样可爱，又总是很优雅，连他的笨拙都是优雅的。至少，我肯定可以和他（他成为拙劣的画家们嘲笑的对象，这与我何干？）谈谈维吉尔或柏拉图。普雷欧具有一种迷人的天赋，那是一种本能的趣味，把他抛向美，如同猛兽扑向它的自然的猎物。杜米埃具有一种明晰的理智，使他的谈话富有色彩。里卡尔[5]尽管讲的话跳来跳去令人眼花缭乱，却随时都让人看到他知道得很多，比较过许多东西。我想，德拉克洛瓦的谈话就更不必说了，那是一种哲学的坚实、精神的轻盈和灼人的热情的令人赞叹的混合。他们之后，我想不起来还有谁配和一位哲学家或诗人谈话了。在他们之外，您差不多只能发现被宠坏了的孩子。我请求您，我恳求您告诉我，您在哪个客厅、哪个酒馆、哪个社交或私人的聚会中听见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说出过一个机智的词，一个深刻的、闪光的、精练的、发人深思或令人遐想的，总之，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词！如果有这样一个词被道出，那也许不是出自政治家或哲学家之口，而是出自某个职业古怪的人、一个猎人、一个水手、一个修椅者之口，但决不会出自一个艺术家、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之口。
被宠坏了的孩子继承了前辈的当时是合情合理的特权。欢呼大卫、盖兰、吉罗代、格罗、德拉克洛瓦、波宁顿的那种热情仍然以一种慈悲的光芒照耀着他那孱弱的身体。正当优秀的诗人和刚劲的历史学家艰难地谋生的时候，愚蠢的金融家却慷慨地购买被宠坏了的孩子的下流无聊的小玩艺儿。请注意，如果这种优惠施于值得称赞的人，我并无怨言。我并不是那种人，妒忌一位登上艺术顶峰的女歌唱家或女舞蹈家通过每日的辛劳和危险获得的财富。我害怕重犯已故吉拉尔丹[6]的错误，据我不确切的记忆，他有一天指责泰奥菲尔·戈蒂耶用他的想象力获得比一位专区区长的服务多得多的报酬。如果您还记得，正是在那不吉的日子里，受惊的公众听见他说拉丁文；pecudesgue locutoe[7]！不，我还不至于不公正到这种程度。但是，当德拉克洛瓦的一幅极美的油画难以找到一千法郎的买主，而梅索尼埃的令人无所感的人像却卖到十倍或二十倍的价钱的时候，对当代的这种愚蠢却是应该提高嗓门，大叫大喊地予以反对的。然而，美好的日子已成过去，我们已跌得更低了，梅索尼埃先生尽管有许多功劳，却不幸引入并普及了一种渺小的趣味，而在现在的小玩艺儿的制作者们身旁，他毕竟还是一个真正的巨人。
我认为，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相信想象力，蔑视宏伟的东西，喜爱（不，这个词太美了）并专门从事一种技艺，这是他的堕落的主要原因。一个人越是富有想象力，越是应该拥有技巧，以便在创作中伴随着这种想象力，并克服后者所热烈寻求的种种困难；而一个人越是拥有技巧，越是要少夸耀，少表现，以便使想象力放射出全部光辉。这就是智慧的教导。智慧还说： 只拥有技巧者是个傻子，企图丢弃技巧的想象力是个疯子。这些事情无论如何简单，却仍然在现代艺术家之上或之下。一个门房的女儿心想：“我要进音乐学院，我将在法兰西喜剧院开始演出，我将背诵高乃依的诗句，直到获得那些可以长时间地背诵这些诗句的人们的权利。”她像她说的那样去做了。她是传统上的那种乏味、讨厌和无知的女人；但是，她成功地做到了本来很容易的事，即是说，通过她的耐心获得了分红演员的特权。而被宠坏了的孩子即现代画家心想：“想象力是什么？是危险和疲劳。阅读和观照过去是什么？浪费时间。我将是传统的，不是像贝尔丹[8]那样的（因为传统换了地方和名称），而是像……比方说，特洛瓦庸那样的。”他像他说的那样去做了。他画呀，画呀，终于，他堵塞了他的灵魂，他还在画，直到像时髦的艺术家了，而他也通过愚昧和技巧获得了公众的赞同和金钱。模仿者的模仿者又找到了模仿者，他们个个都继续梦想着伟大，越来越堵塞了灵魂，他们尤其是什么也不读，甚至连《完美的厨师》也不读，而这本书却可能为他们打开一条不那么赚钱却更为光荣的艺术道路。当被宠坏了的孩子掌握了调汁、古色涂料、透明的淡色、薄涂、浇汁、杂烩（我说的是颜料）的艺术时，他就摆出一副自豪的样子，怀着比以往更为坚定的信念念叨说，其余的一切都没有用。
一个德国农民去找一位画家，对他说：“画家先生，我想请您替我画肖像。您把我画在我的庄园的主要入口处，我坐在一张大扶手椅里，这椅子是我父亲传给我的。在我旁边，您画上我的女人，拿着她的纺纱杆；在我们身后，是我们的女儿们，她们来来往往，正在准备晚饭。左边的大路上，我的几个儿子从田里回来，把牛牵进牛圈；我的另外几个儿子正同我的孙子们把装满牧草的车子推回来。我在观望着这番景象，我求您不要忘记我的烟斗里冒出的烟，落日的余晖使它显出层次的变化。我还想让人听见邻近钟楼上发出的晚祷的钟声。我们，父亲们和儿子们，都是在那儿结婚的。重要的是您要画出我在这个时辰一边看着我的家庭、一边看着通过一天的劳动而增加的财富时我所具有的满意的神情。”
这个农民万岁！他自己还没有想到，他已经懂得了绘画。他对职业的爱提高了他的想象力。我们的时髦的艺术家当中，谁能画出这幅肖像？谁的想象力能够自称达到了这位农民的想象力的水平？
二 现代公众和摄影
亲爱的先生，如果我有时间让您开心的话，我会很容易办到的，只要概述所有那些妄图吸引人们目光的可笑的标题和滑稽的主题就行了。那就是法兰西精神。力图使用与绘画艺术无涉的使人惊讶的手段来使人惊讶，这就是那些并非天生的画家的人们的大本领。有时候，在法国则总是如此，这种恶习影响了一些人，这些人并非没有才能，但他们却用一种大杂烩糟蹋了绘画艺术。我可以在您眼前历数滑稽歌舞式的滑稽标题，只少感叹号的感伤标题，文字游戏式的标题，故作高深的哲理性的标题，迷惑人的标题，或者诱人上当的标题，例如《布鲁图斯，放开恺撒吧！》之类[9]。耶稣说：“嗳！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10]的确，这个世代，艺术家和公众，对绘画的信赖如此之少，竟不断地试图伪装它，仿佛在难吃的药的外面裹上一重糖衣；而且是什么样的糖啊，我的上帝！我向您指出两个标题，不过画我并没有看见： 《爱神和白葡萄酒烩肉》！好奇心立刻便被引起来了，不是吗？我试图把爱神的概念和一只被剥光炖烂的兔子的概念紧密地联系起来。我真的不能设想画家的想象力居然能把箭筒、翅膀和蒙眼布条安在一具家畜的尸体上，寓意的确是过于隐晦了。我更相信这个标题是根据《厌世和悔恨》的秘诀拟就的。因此，真正的标题应该是： 《恋爱的人正在吃白葡萄酒烩肉》。现在，他们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是躲在布满灰尘的棚架底下的一个工人和一个小女工还是一个残废者和一个女流浪者？那就得看画了。《王政、天主教和士兵》！这个标题属于高贵的种类，游侠骑士的种类，《从巴黎到耶路撒冷》[11]（对不起，夏多布里昂，最高贵的东西可以变成漫画的手段，王国首领的政治性的言论也可以变成拙劣的画家的爆炸性标题）。这幅画只能表现一个人同时做三件事，即打仗、授圣体和守候着路易十四起床。也许那是一位武士，身上刺着百合花和表示效忠的图案。然而这样离题有什么用？干脆就说这是一种使人惊讶的手段吧，恶毒而无用的手段。更为可悲的是，这幅画无论显得多么奇特，可能倒是一幅好画。《爱神和白葡萄酒烩肉》亦然。我曾经注意到一组极好的雕塑，可惜没有记下编号，我想知道其主题，查了四遍目录而终无所获。最后，还是您大发慈悲，告诉我那叫做《永远和从未》。看到一个确有才能的人徒劳无益地搞画谜，我真打心眼里感到难过。
请原谅我像小报那样取笑了一番，但是，不管您觉得这内容是多么浅薄，您若仔细加以研究的话，就会从中发现一种可悲的征兆。为了以一种反常的方式简而言之，我请问你们，你们和那些比我更熟悉艺术史的朋友们，对愚蠢的兴趣、对才智的兴趣（这是一码事）是否任何时代都存在，《房屋出租》和其他过分细腻的构思是否在任何时代都激起同样的热情，委罗内塞和巴桑笔下的威尼斯是否受到隐晦的表达的损害，儒勒·罗曼、米开朗琪罗、邦迪奈利[12]的眼睛是否在类似的可怕之事面前惊慌失措，一句话，比亚尔先生是否像上帝一样永恒和无所不在？我是不相信的，我把这些可恶的东西看做是对法国人的一种特殊的恩惠。他的艺术家们给他灌输了一种趣味，这是真的；他要求他们满足这种需要，这也是真的；因为假如艺术家使公众愚蠢，公众反过来也使他愚蠢。他们是两个相关联的项，彼此以同等的力量相互影响。所以，让我们赞美我们是多么快地踏上了进步（我指的是物质的逐渐的支配作用）之路吧，共同的技巧、那种可以通过耐心获得的技巧每天都进行着多么奇妙的传播。
在我们这里，天生的画家如同天生的诗人一样，几乎是个怪物。对真（当它被限制在它的真正的用处之上时，它是那么崇高）的兴趣压迫并窒息了对美的兴趣。在应该只看见美的地方（我设想的是一种美的绘画，人们可以很容易猜出我想的是什么），我们的公众却只寻找真。他们不是艺术家，天生的艺术家，他们也许是哲学家，道德家，工程师，教诲故事的爱好者，或随便什么东西，但绝不是自发的艺术家。他们的感觉是渐次的，有分析的，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这样作出判断。其他有些民族更为幸运，他们的感觉是立刻的、同时的和综合的。
我刚才提到那些试图使公众惊讶的艺术家，希望使别人惊奇和自己感到惊奇，这是很正当的。It is a happiness to wonder[13]，“感到惊奇，这是一种幸福”；同样，it is a happiness to dream[14]，“梦幻，这也是一种幸福”。如果您一定要我给予您艺术家或美术爱好者的称号，那么，全部问题就在于您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创造或感觉惊奇的。美总是令人惊奇的，然而，设想令人惊奇者总是美的，这却是荒谬的。而我们的公众在感到梦幻的幸福或惊奇的幸福方面是出奇的无能（这是渺小的灵魂的标记），他们希望通过与艺术无涉的手段来感到惊奇，驯顺的艺术家们则适应他们的这种趣味。艺术家用可耻的计谋打动他们，愚弄他们，使他们惊愕，因为艺术家们知道公众不能在真正艺术的自然的手法面前心醉神迷。
在这些可悲的日子里，产生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行业在使愚蠢坚定信念方面，在摧毁法兰西精神中还能剩下的神圣的东西方面贡献不小。一群崇拜者要求一种与他们相称的、与他们的本性相适应的理想，这是显而易见的。在绘画和雕塑方面，目前，上流社会人士，特别是法国的上流社会人士（我不相信谁敢持相反的看法）的信条是：“我相信自然，我只相信自然（这是有正当理由的）。我认为艺术是也只能是自然的准确的复制（有一个腼腆的、异端的派别要求排斥令人反感的东西，例如一把便壶或一具骷髅）。因此，给予我们一种与自然一致的结果的那种行业就是绝对的艺术。”一个复仇的上帝满足了群众的愿望。达盖尔成了他们的救世主。于是他们心想：“既然摄影对准确性提供了一切所需要的保证（他们这样认为，这些失去理智的人！），那么，艺术就是摄影。”从这时起，整个卑劣的社会蜂拥而上，像那喀索斯[15]一样，在金属板上欣赏自己那粗俗的形象。一种疯狂，一种非常的狂热控制了太阳的这些新崇拜者。一些可憎的事情发生了。有人集合了一些怪男女，让他们装扮成狂欢节中的屠夫和洗衣女，请这些英雄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内继续做着环境所要求的鬼脸，于是人们就自以为再现了古代历史上的悲剧的或优雅的场面。某个民主派的作家居然从中看到一种在人民中传播对历史和绘画的兴趣的廉价方法，他因此犯下了双重的亵渎，既侮辱了神圣的绘画，又侮辱了演员崇高的艺术。不久，几千双眼睛伸向双眼照相机的窟窿，就像伸向无限的天窗一样。对猥亵的喜爱，在人的本性中是和自爱同样根深蒂固的，它没有放过这个使自己得到满足的好机会。请不要说只有放了学的孩子们对这类愚蠢的东西感兴趣，它已经使所有的人都迷恋上了。有一位美丽的太太，不属于我的世界而属于上流社会的一位太太，我听见她对那些小心地不让她看到这样的形象的人说：“尽管拿来吧，对我是没有什么过分的东西的。”我发誓我听见了，然而谁相信我？大仲马说：“你们看得清楚，这是些高贵的太太！”卡佐特[16]说：“还有更高贵的呢！”
由于摄影业成了一切平庸的画家的庇护所，他们不是过于缺乏才能，就是过于懒惰不能结束学业，所以，这种普遍的迷恋不仅具有盲目和愚昧的色彩，而且也具有复仇的色彩。这是一种愚蠢的阴谋，在这种阴谋中和在其他阴谋中一样，人们见到的是恶人和受骗者；这种阴谋能够获得绝对的成功，我是不相信的，至少我不愿意相信。但是我确信，摄影这种进步，如同一切纯粹物质上的进步一样，错误的应用极大地加剧了本来已经很少的法国的艺术天才的贫困化。现代的自命不凡无论怎样大喊大叫，花言巧语，说出杂乱无章的诡辩（最近有一种哲学随意地使它充斥着这种诡辩），都是没有用的；那些东西说明，闯入艺术的工业成了艺术的死敌，功能的混淆使任何一种功能都不能很好地实现。诗和工业是两个本能地相互仇恨的野心家，假如他们狭路相逢，只能是一个为另一个服务。如果允许摄影在艺术的某些功能中代替艺术，那么，它将凭借着它在群众的愚蠢中找到的天然的盟友而立刻彻底地排挤或腐蚀艺术。所以，它应该回到它的真正的责任中去，即成为科学和艺术的婢女，而且是很谦卑的婢女，正像印刷和速记一样，它们既没有创造文学，也没有代替文学。让它迅速地丰富旅行者的手册并且保存旅行者可能忘记的准确性吧，让它装饰博物学家的书橱，放大微小的动物，甚至用某些材料来加强天文学家的假说吧，仅此而已。让它从遗忘中拯救那些受到时间的吞噬的尚存的废墟、书籍、图画和手稿吧，让它从遗忘中拯救其形式将要消失、需要在我们的记忆的材料中占有一席地位的珍贵的东西吧，它将因此受到感谢和欢迎。然而，如果允许它侵犯不可触知的、想象的东西的领域，侵犯那些只因为人在其中放进了自己的灵魂才具有价值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就要倒霉了。
我清楚地知道有些人会对我说：“您刚才所解释的那种毛病是蠢人们的毛病。哪个无愧于艺术家称号的人，哪个真正的艺术爱好者曾经混淆过艺术和工业？”这我是知道的，不过我要问他们是否相信善与恶的感染性、群众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群众的不由自主的、被迫的服从。艺术家影响公众，公众反过来影响艺术家，这是一条不容置疑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何况事实，这些可怕的见证，研究起来也是容易的；人们可以看到灾难有多么大。艺术一天天地减少对自己的尊重，匍匐在外部的真实面前，画家也变得越来越倾向于画他之所见，而非他之所梦；然而，梦幻是一种幸福，表现梦幻的东西是一种光荣。但是，我还说什么！谁还知道这种幸福？
真诚的观察家会断言摄影的侵入和工业的大疯狂完全与这种可悲的结果没有关系吗？能够设想两眼习惯于把具体科学的结果看成是美的产物的民族未曾极大地减弱对更空灵和非物质的东西的判断和感觉的能力吗？
三 各种能力的王后
最近一些时候，我们听见有人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说：“摹写自然吧，只摹写自然吧。最大的快乐和胜利莫过于惟妙惟肖地摹写自然。”这种理论是艺术的敌人，它不仅企图应用于绘画，而且还想应用于一切艺术，甚至小说和诗。对这些如此满意于自然的空论家们，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肯定有权利这样回答：“我认为描绘存在的东西是无用的，是枯燥乏味的，因为任何存在的东西都不能令我满意。自然是丑的，比诸实在的平庸之物，我更喜爱我所幻想的怪物。”如果他更富哲理性，他就会问这些空论家，他们是否确信外部自然的存在，假如这个问题过于深奥，不能引出他们的尖刻的回答，那就问他们是否肯定知道自然的全部，自然中所包含的一切。他们若回答说“是”，那可是最夸口、最荒谬的回答了。根据我对这种奇特的、恶劣的胡说的理解，这种理论的意思是，我让它相信它的意思是： 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只应该根据他所看到的、他所感到的来描绘。他应该确实地忠于他的本性，他应该像逃避死亡一样避免借用他人的眼睛和感觉，不管这个人多么伟大，否则，他给我们的作品，相对于他来说，就是谎言，而非真实。我说的这些学究们（在粗俗中也有学究气）在什么地方都有代表。这种理论既安慰了无能，也安慰了懒惰，如果他们不愿意事情被这样理解，那我们只能认为他们的意思是：“我们没有想象力，我们宣布谁也不会有。”
这个各种能力的王后真是一种神秘的能力！它和其他一切能力有关，它激励它们，派它们去打仗。有时候，它和它们相像到化而为一的程度，但它永远是它自己。那些没有受到它鼓动的人是很容易认出来的，一种不知是什么的诅咒使他们的作品像福音书中的无花果树一样枯萎凋零。
它是分析，它是综合，但是有些人在分析上得心应手，具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归纳，却缺乏想象力。它是这种东西，又不完全是这种东西。它是感受力，但是有些人感受很灵敏，或许过于灵敏，却没有想象力。是想象力告诉人颜色、轮廓、声音、香味所具有的精神上的含义。它在世界之初创造了比喻和隐喻，它分解了这种创造，然后用积累和整理的材料，按照人只有在自己灵魂深处才能找到的规律，创造一个新世界，产生出对于新鲜事物的感觉。它创造了世界（我认为即使在宗教的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就理应统治这个世界。对一个没有想象力的武士，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可以是个好兵，但是让他指挥军队，就打不了胜仗。这就好比说一个诗人或小说家不用想象力统率各种能力，反而让熟悉文字和观察事实来统率。对一个没有想象力的外交家，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可以很熟悉过去历史上的条约和联盟，却设想不出未来的条约和联盟。对一个没有想象力的学者呢？他学会了一切传授给他的可以学会的东西，但他发现不了尚未被猜测到的规律。想象力是真实的王后，可能的事也属于真实的领域。想象力确实和无限有关。
没有它，一切能力无论多么坚实，多么敏锐，也等于乌有。如果某些次要的能力受到强有力的想象的激励，其缺陷也就成了次要的不幸。任何能力都少不了想象力，而想象力却可以代替某些能力。往往这些能力要经过好几种不适应事物本质的方法的连续试验才能发现的东西，想象力却可以自豪地直接地猜度出来。最后，就是在道德方面，它也扮演了强有力的角色，因为，恕我直言，没有想象力的美德能够是个什么呢？说到底，没有怜悯的美德，就是没有天意的美德，是某种冷酷的、残忍的、使人贫乏的东西。在某些国家成了过度的虔诚，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成了新教。
尽管我把种种了不起的优越性给了想象力，我认为下面的说法不会使您的读者感到难堪： 想象力越是有了帮手，才越有力量；好的想象力拥有大量的观察成果，才能在与理想的斗争中更为强大。想象力因其神圣的来源而能够代替某些能力，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过，为了重谈这个问题，我想给您举个例子，一个小小的例子，我希望您不要看不起。您认为《安多尼》、《埃尔曼伯爵》、《基督山伯爵》的作者是位学者吗？不是，对吧？您认为他致力于艺术并对艺术有长期的研究吗？也不是。我认为，这甚至是与他的本性相悖的。那好，他便是一个例子，证明了想象力即便没有实践和对专门词语的了解的帮助，也不会在一个就其大部分来说是归它管辖的方面闹出异端的笑话。最近，有一次我乘火车，正想着我现在写的这篇文章，特别是想着事情的这种奇特的颠倒，在一个为了惩罚人而什么都允许他做的时代里，这种颠倒使他可以蔑视一种最可敬、最有用的道德能力，这时我忽然在邻近的座位上看见一份随便丢在那儿的《比利时独立报》。大仲马负责报道沙龙展出的作品。当时的情况使我不由得产生了好奇心。我看到我的沉思被偶然提供给我的一个例子完全地证实了，您可以猜到我是多么快乐。这个人好像代表着普遍的生命力，他盛赞一个充满了生气的时代，这位浪漫派戏剧的创造者以一种我保证不缺乏伟大的声调歌唱这个幸福的时代： 在新的文学流派旁边，又兴起了新的绘画派别： 德拉克洛瓦，德维里亚兄弟，布朗热，波特莱[17]，波宁顿，等等；您看，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好题目！这正是他的事！Laudator temporisacti！[18]而且他还富有才智地赞扬了德拉克洛瓦，明确地说明了他的对手们的疯狂的种类。他甚至走得更远，竟指出当今最出名的，画家中最强的几位是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他，大仲马，他是那样随便，那样随和，居然那样正确地指出特洛瓦庸没有才能，甚至连假冒才能的东西也没有。亲爱的朋友，告诉我，您觉得事情就这样简单吗？当然，这一切都是以一种戏剧的松散方式写出来的，他习惯于这样和他的无数听众说话，然而，在对真实的表达中有多少魅力和突然性啊！您已经得出了我的结论： 假如并非学者的大仲马不是幸而拥有丰富的想象力的话，他只会说出蠢话来。他说出了合情合理的东西，而且说得那么好，因为……（应该把话说完）因为想象力凭借着它的代替的本性而包含着批评精神。
不过，我的反对者还有一着，那就是断言大仲马并非他的《沙龙》的作者。但是，这种侮辱是如此陈旧，这一着是如此平庸，应该扔给旧货爱好者们、书信和专栏文章的制造者们。如果他们还没有拾起来，他们就会拾起来的。
我们就要更深入地研究这种主要的能力（它的丰富不是令人想起紫红的颜色[19]吗？）的各种功能。我只是向您叙述我从一位大师口中学来的东西，当时我怀着一个正在学习的人的快乐验证过他对所看过的画的如此朴素的告诫，同样，我们可以把它像一块试金石一样依次用于我们的几位画家。
四 想象力的统治
昨天晚上，我在给您的信中不无胆怯地写道：“由于想象力创造了世界，所以它统治这个世界。”我把这封信的最后几页寄给您之后，就翻了翻《大自然的黑夜的一面》[20]，一眼就看见了这几行，我将其笔录下来，完全是因为它们证明了使我不得安宁的那句话：
“By imagination，I do not simply mean to convey the common notion implied by that much abused word， which is only fancy， but the constructive imagination， which is a much higher function， and which， in as much as man is made in the likeness of God， bears a distant relation to that sublime power by which the Creator projects， creats， and upholds his universe.”[21]
“我说的想象，不仅仅是指人们用得很滥的这个词的一般概念，那只不过是幻想而已，我指的是创造的想象，那是一种高得多的功能，它因为人是仿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出来的而与这种崇高的力量保持一种疏远的联系，造物主就是通过这种力量设计、创造和维持他的宇宙。”
我与这位杰出的科罗夫人不谋而合，非但丝毫不感到羞耻，反而感到很高兴，我总是赞赏并羡慕她的信仰力，这种信仰在她身上和怀疑在别人身上发展到了相同的程度。
我说过，很久以前我听见过一个在本行的艺术中的确渊博深刻的人[22]就这个问题发表过最广博而最简单的见解。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唯一的经验是一种极端的喜爱给予我的经验，唯一的推理是本能。的确，这种喜爱和本能是相当强烈的，因为我那一双非常年轻的眼睛，充满着绘画或雕刻的形象，从未能得到过满足，我认为等不到我变成破坏艺术品的人，世界就会完结，impavidum ferient[23].显然他是想满怀宽容和好意，因为我们首先谈论的是些老一套的东西，即一些最广博最深刻的问题，例如关于自然。他常说：“自然不过是一部词典。”为了很好地理解这句话到底有多广的含义，应该想一想词典的最频繁、最平常的用途。人们在其中寻找词义、词的演变、词源，最后，人们从中提取组成一句话或一篇文章的全部成分，但是从来没有人把词典看做是一种组成，在这个词的诗的意义上的一种组成。服从想象力的画家在他们的词典中寻找与他们的构思一致的成分，他们在以某种艺术调整这些成分的时候，就赋予它们以一种全新的面貌了。没有想象力的那些人抄袭词典，从中产生出一种很大的恶习，即平庸；这种恶习特别适合于某些画家，他们的专门化越是使他们接近一种所谓无生命的自然，情况就越是如此，例如风景画家，他们普遍认为不显露个性是一种胜利。他们观照和抄袭得多了，就忘记了感觉和思想。
艺术的各个部分，有人以此为主要的，有人以彼为主要的，对这位伟大的画家来说，它们都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至高无上的能力的极恭顺的仆人。
如果说准确的制作是必要的话，那是为了使梦幻被准确地表达出来；如果说制作要很快的话，那是为了使伴随着构思的非凡的印象不丧失任何东西；如果说艺术家甚至注意到工具的物质上的干净，这也不难理解，为了使制作敏捷果断，什么都得小心。
在这样的一种本质上是逻辑的方法中，所有的人物，他们相互的位置，充作背景或远景的风景或内景，他们的服饰，总之，这一切都应为突出总的构思服务，可以说，都应穿上本色的号衣当仆人。如同一种梦幻被置于一种适当的有色彩的氛围之中，一种变成了构图的构思也需要移入一个独特的有色彩的地方。显而易见，一幅画的某一部分成为关键，统率着其他部分，它是有一种特殊的色调的。谁都知道，黄色、橘黄色、红色，引起并代表着快乐、财富、光荣和爱情的观念；然而黄或红的氛围不下千百种，所有其他的颜色也会合乎逻辑地用于相应数量的主导氛围之中。显然，从某些方面看，色彩家的艺术与数学和音乐有关系。不过，这种艺术的最精微的活动得力于一种感觉，长期的训练赋予这种感觉以一种无法形容的可靠性。人们看得出，普遍和谐这一条伟大法则反对使用许多刺眼和生硬的色彩，即使最杰出的画家也有这种情况。鲁本斯的一些画不仅使人想到五彩缤纷的焰火，而且甚至使人想到好几支焰火朝着一个地方放。画幅越大，笔触就越应宽广，这是不用说的；然而，笔触不应该实际上化成一片，而应该在一定的距离上化成一片，这个距离是由联结它们的感应法则规定的。这样，色彩就获得更多的力量，更鲜明。
一幅好的画，一幅忠于并等于产生它的梦幻的画，应该像一个世界一样产生出来。如同创造，我们所看到的创造，它是好几次创造的结果，前面的创造总是被下一个创造补充着。画也是一样，它被和谐地画出来，实际上是一系列相叠的画，每铺上一层都给予梦幻更多的真实，使之渐次趋于完善。相反，我记得曾在保尔·德拉罗什和奥拉斯·维尔奈的画室中见过一些巨幅的画，不是起草，而是开始，这就是说，有些部分已完全结束，而有些地方还只是些黑的或白的轮廓。人们可以把这比作某种纯粹手工的活计，在确定的时间内盖满一定数量的空间；或者一条分作许多阶段的长路，一个阶段完成，就没什么可做的了；当整条路完成的时候，艺术家也就从他的画中脱身了。
所有这些告诫显然已被艺术家不同的气质或多或少地改变了；然而我确信，对于丰富的想象来说，那是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因此，离开这种方法过远则表明给予了艺术的某些次要部分一种不正常的、不合适的重要性。
我不怕有人说设想一种供许多不同的个人运用的相同的方法是荒谬的。因为很明显，修辞学和韵律学并不是任意杜撰出来的束缚，而是有精神的物体的构造本身所要求的一整套规则；格律和修辞从来也不曾妨害独创性脱颖而出。而其反面，例如它们有助于独创性的发扬，倒极大限度地更为符合实际。
为简短计，我不得不省略从基本用语中推导出来的许多结果，可以说，这个基本用语包含着真正的美学的全部公式，并且可以这样来表达： 整个可见的宇宙不过是个形象和符号的仓库，想象力给予它们位置和相应的价值；想象力应该消化和改变的是某种精神食粮。人类灵魂的全部能力都必须从属于同时征用这些能力的想象力。如同熟知词典并不一定意味着知道作文的艺术一样，作文的艺术本身也不意味着普遍的想象力。因此，一个好的画家可以不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但是，一个伟大的画家必定是一个好的画家，因为普遍的想象力包容着对一切手段的理解和获得这些手段的愿望。
显而易见，根据我刚才好歹阐明了的概念（还有许多东西要谈，特别是关于各门艺术的一致的部分以及它们的方法中的相似之处！），艺术家，也就是献身于美的表现的那些人的庞大队伍可以分为两大判然有别的阵营。有一个人自称现实主义者，这个词有两种理解，其意不很明确，为了更好地确定他的错误的性质，我们称他作实证主义者，他说：“我想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或可能会有的面目来表现事物，并且同时假定我并不存在。”没有人的宇宙。另有一人，富有想象力的人，他说：“我想用我的精神来照亮事物，并将其反光投射到另一些精神上去。”虽然这两种绝对相反的方法可以扩大或缩小一切主体，从宗教的场景直到最平常的景物，但是，富有想象力的人一般地说还是得在宗教画和幻想画中露面，而所谓的静物画和风景画却在表面上向懒惰的、难以激动的精神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除了富有想象力的人和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外，还有一种人，他们胆怯而顺从，使他们全部的骄傲听命于一种具有虚假尊严的清规戒律。正当前者想描绘自己的灵魂，后者自以为表现了自然的时候，这些人却在使自己符合一些纯粹出于习惯的规则，这些规则完全是武断的，并非出自人的灵魂，只不过是由某个有名的画室的常规强加于人的。这种人为数很多，却很少令人感兴趣，其中包括有古代的假爱好者，风格的假爱好者，一句话，所有那些因为无能而把老一套抬高为风格的人们。
五 宗教画，历史画，幻想画
批评家注意到，参加画展的宗教画越来越少了。我知道，若从数量上看，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肯定也不会在质量上弄错。不止一位宗教作家，像民主派作家一样，天生把美挂在信仰上，把表现信仰的东西的困难归于缺乏信仰。这是错误的，如果不是事实充分证明恰恰相反，如果不是绘画史向我们提供了画出优秀的宗教画的渎神的、不信神的艺术家的话，这种错误可以从哲学上被证实。我们只是指出，由于宗教是人类精神的最高的虚构（我故意像一位无神论的美术教授那样说话，绝不应从中得出与我的信仰相对立的结论），所以它要求致力于表现其行动和感情的那些人具有最有力的想象力和做出最紧张的努力。因此，波利厄克特这个人物就向诗人和演员要求一种精神的升高，要求一种比爱上了地上的某个平凡人物的平凡人物或者一位纯粹政治性的英雄更强烈得多的热情。对于主张信仰是宗教灵感的唯一源泉这种理论的人，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作出的唯一让步是： 诗人、演员和艺术家在制作这样的作品的时候，由于受到需要的激励而相信他们所表现的东西的真实性。所以，艺术是唯一的精神领域，人在其中可以说：“我愿意，我就相信；我不愿意，我就不相信。”残酷的、令人屈辱的格言： Spiritus flat ubi vult[24]，在艺术上失去了它的权利。
我不知道勒格罗[25]先生和阿芒·戈蒂耶[26]先生是否有教会所说的信仰，但他们各自画了一幅充满怜悯心的杰作，他们肯定是对所看见的东西有着足够的信仰的。他们证明了，即便是在十九世纪，艺术家也能够创作出好的宗教画，只要他的想象力能够升到那个高度。尽管欧仁·德拉克洛瓦的更为重要的作品吸引着我们，向我们提出要求，亲爱的先生，我还是觉得应该首先提出两个不为人知或者鲜为人知的名字。被遗忘的或陌生的花朵为它的自然的香气平添了一种来自默默无闻的奇特香气，它的真实的价值由于发现的快乐也有所增加。我也许不应该对勒格罗先生一无所知，但我承认我还没有见过任何署着他的名字的作品。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画时，是和我们共同的朋友C先生在一起，我使他注意到那幅如此谦卑、如此深刻的作品。他不能否认那些与众不同的长处，但是，那种乡村的样子，《晚祷的钟声》在晚上聚集在我们大城市的教堂的穹顶下面的穿着棉绒、棉布、印花布的那个小小的世界，还有那木鞋，雨伞，被劳动压弯了的背，岁月留下的皱纹，这被忧愁灼伤的干瘪的世界，有点儿使他们的眼睛感到慌乱，他那双眼睛像一位内行人的眼睛一样，喜爱高雅的上流社会的美。他显然是顺应了生怕受骗这种法国性格，那位最受其困扰的法国作家[27]曾经严酷地嘲笑过这种法国性格。然而，真正的批评家的精神应该像真正的诗人的精神一样，朝着各种各样的美敞开；他可以同样轻松地享受凯旋的恺撒炫目的崇高和住在郊区的、在上帝的目光下低头的可怜居民的崇高。如果不是忘记了现时的不幸，那也是重新感到和发现了高踞于天主教教堂穹顶的清新的感觉、自得自乐的谦卑以及穷人对公正的上帝的信任和对获救的希望！勒格罗先生的题材粗俗的外表丝毫也没有损害这种题材道德的崇高，相反，粗俗在这里却像是加在仁慈和温情中的强化剂，这证明了他是一位精神坚强有力的人。由于一种精神细腻的人可以理解的神秘的联想，那个在上帝的庙宇里绞着帽子的穿着古怪的孩子让我想起了斯特恩[28]的驴和勋章。正在吃点心的驴是滑稽可笑的，这丝毫也减少不了人们看到农庄的悲惨奴隶在一位哲学家的手中得到某些温存时所感到的温柔的感觉。穷人的孩子就是这样手足无措，颤抖着品味天上的果酱。我忘了说这幅虔诚的作品的制作是非常坚实的，稍许有些阴暗的色彩和精微的细节与虔诚所具有的永远做作的性质配合得很协调。C先生让我注意背景消失得不够远，人物好像有点贴在周围的装饰上。我承认这是个缺点，但是它让我回想起古画的热烈的天真，对我来说这反而又多了一种魅力。如果是在一幅不是这样亲切深刻的作品中，那就是不可容忍的了。
阿芒·戈蒂耶先生是一幅几年前就引起了批评界注意的作品的作者，从许多方面看，那都是一幅出色的作品。我想评判委员会是拒绝了它，但是人们可以在林荫大道的一位主要画商的橱窗里研究它，我指的是《疯人院》的院子，这题材他画过，不是根据哲学的、日耳曼式的方法，例如考尔巴赫的方法，那使人想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而是怀着法兰西式的富于戏剧性的感情，这种感情又与忠实而聪明的观察结合在一起。作者的朋友们说作品中的一切都丝毫不差地准确： 头，动作，面目，都是根据实物摹写下来的。我不相信，首先是因为我在画的布局上发现了一些相反的迹象，其次是因为实在的、普遍的准确从来是不值得欣赏的。今年，阿芒·戈蒂耶先生只展出了一件作品，题目很简单，《修女》。要有真正的力量才能挖掘出包容在一式的长外衣中、僵挺的帽子中、像教会中人的生活一样谦卑严肃的姿态中的敏感的诗意。戈蒂耶先生画中的一切都致力于展开主要的思想： 那长长的白墙，那排列整齐的树、简朴到贫困的门面，方正的、没有女性媚态的姿势，被迫像士兵一样受制于纪律的女性，脸上凄惨地透出被牺牲的处女的带有红晕的苍白，这一切都使人感到了永恒、不变和单调的令人愉快的责任。研究这幅笔触像题材本身一样雄浑而简单的油画，我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东西，那是一种勒絮厄的某些画，菲利普·德·尚巴涅[29]的最好的画，即那些表现修士习惯的作品投射到人的灵魂中去的东西。假如读我的文章的人中有几位想去找这些画，我想应该告诉他们，在画廊的尽头，在建筑物的左半部的一间方形大厅里，人们放了无数的画，大部分是所谓的宗教画，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那个大厅看起来很冷落，去的人很少，就像是园子里太阳照不到的一个角落一样。这两幅朴实的油画就被弃置在这间假还愿物的贮藏室、这条充满了石膏色的愚蠢之物的广阔的银河之中。
德拉克洛瓦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力从不畏惧攀登宗教的困难高度，上天是属于他的，正如地狱、战争、奥林匹斯山、快乐是属于他的一样。这正是画家—诗人的典型！他的确是为数不多的上帝的选民之一，他的精神之广把宗教也包容在他的领地之中。他的想象力像点满蜡烛的小教堂一样明亮、辉煌而又鲜红。激情中一切痛苦的东西都使他激动万分，教会中一切壮丽的东西都使他得到启示。他轮番在他那充满灵感的画布上倾倒着鲜血、光明和黑暗。我相信他很愿意把他的天生的豪华作为额外的东西添加在福音书的庄严之上。我见过德拉克洛瓦的小幅画《天神报喜》，拜访马利亚的天使不是一个，而是由其他两个天使庄重地引导着，这场天上的求爱的效果是有力而迷人的。他青年时代的一幅作品，《持橄榄枝的基督》（“主啊，把这圣餐杯从我面前拿开吧”，在圣安多尼街的圣保罗教堂里），洋溢着女性的温柔和诗的甜蜜。在宗教中发出如此高亢巨响的痛苦和壮丽，总是在他的精神中引起回声。
然而，亲爱的朋友，这个非凡的人，他可以和司各特、拜伦、歌德、莎士比亚、阿里奥斯托、塔索、但丁及《福音书》争雄，他用他的调色板的光辉照亮了历史，在我们的着迷的眼睛里倾注了他的汹涌的幻想，这个人虽然年事已高，却总是充满了一种顽强的青春，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把全部时间用于锻炼他的手、记忆力和眼睛，以便为他的想象力准备更可靠的武器。不过这位天才最近却在一位年轻的专栏作家身上找到了一位教他画画的老师，而这位专栏作家的可敬的职业迄今为止仅限于报道太太们的裙子，例如刚刚在市政厅举行的舞会上的裙子。啊！粉红色的马，啊！淡紫色的农民，啊！红色的烟（多么大胆，一缕红色的烟！），都受到了严厉的对待。德拉克洛瓦的作品被骂得体无完肤，被当做了无用的碎纸。这类文章在所有的资产阶级客厅里被谈论着，总是以这几句话开头：“我应该说我无意自诩为行家，绘画的奥秘我是一窍不通，不过……”（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谈？）一般是以一句尖酸刻薄的话收尾，那句话相当于投向懂得难懂之物的幸福的人们的一瞥妒忌的目光。
您会说，有什么关系，既然天才胜利了，蠢话又有什么关系？但是，亲爱的，衡量一下天才所遇到的抵抗力并非多余，这位年轻的专栏作家的重要性仅限于代表资产阶级的中等的智力，不过这也足够了。想想吧，这出反对德拉克洛瓦的闹剧从一八二二年就开始了，而且总是到时候就来，我们的画家每次画展都带给我们好几幅画，其中至少有一幅是杰作，不知疲倦地显示了——借用梯也尔先生的礼貌而宽容的话来说——“优势所具有的冲劲，其余的作品的过于一般的价值使人们有些失望了，但这股冲劲又带来了希望”。稍远些，他又补充道：“看到这幅画（《但丁和维吉尔游地狱》），我不知道对于那些伟大的艺术家的一种什么样的回忆攫住了我；我又看到了这种野性的、热烈的，但是自然的力量，它毫不费力地被自己裹挟而去。……我不相信我看错了，德拉克洛瓦先生是有天才的。让他坚定地前进吧，让他投身于巨大的工程吧，这是天才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我不知道梯也尔先生一生中做了多少次预言家，不过那一天他的确是预言家。德拉克洛瓦确曾投身于巨大的工程，但这并没有使舆论变得温和。看到颜料的这种汹涌的、滔滔不绝的倾注，不难猜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他说：“像所有我这个年纪的人一样，我也曾有过好几种激情，但是，唯有在工作中我才感到完全地幸福。”帕斯卡尔说，长袍、红袍和羽饰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敬服，给真正值得尊重的东西贴上标签。然而，德拉克洛瓦所受到的官方的器重却并没有封住无知的嘴巴。但是，仔细看看这件事情，像我这样的一些人希望艺术上的事情只可在贵族间谈论，并且相信是选民的稀少才造就了天堂，事情这样是再好不过了。有特权的人！上帝为他储备了敌人。有福者中的有福者！他的才能不仅克服了障碍，而且还产生了新的天才以克服更多的障碍！在一个古人无法生存的时代和国家里，他是和古人一样伟大的。因为，当我听见有人把拉斐尔和委罗内塞这些人捧到天上，而其用意明明是贬低产生在他们之后的长处时，我就一面对这些巨大的影子满怀着热情（其实他们并不需要），一面想，一种至少与他们相等的长处（让我们暂时承认低于他们吧，这纯粹是出于好意）是否更值得称赞，既然它是在一种敌对的气氛和土地上胜利地发展起来的？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高贵的艺术家们若不是伟大、多产、卓越，那他们就有罪了，因为鼓励和激励他们的是一大群显赫的贵族和教士，甚至还有群众，在那个黄金时代里，群众都是艺术家！而现代的艺术家却是不顾时代的阻拦而升得很高，这如果不是某种时代所不能接受的东西，或者是应该让未来去评论的东西，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再回到宗教画上来吧，告诉我，您可曾见过比《下葬》表现得更好的那种必然的庄严吗？您真的认为提香能创造出这种东西吗？他可能构思和曾经构思过的东西是另外的样子，而我却更喜欢这种方式。背景是墓室，新宗教必须长期过着的地下生活的象征！外面的空气和光线顺着螺旋形的阶梯爬了进来。母亲要晕过去了，难以站立！请顺便注意，欧仁·德拉克洛瓦没有把这位圣洁的母亲画成纪念册上的懦弱女子，他赋予她一种悲剧性的动作和气魄，与这位母亲中的佼佼者十分相合。一位爱好者凝视着那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把他们的上帝的尸体下到墓室中去，下到那个人人敬仰的墓室中去，即勒内所说的“在世界末日唯一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坟墓”中去！只要这位爱好者稍微有些诗人气质，这时就不能不感觉到德拉克洛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打上的不是历史的印象，而是诗的、宗教的、普遍的印象。
《圣塞巴斯蒂安》不仅在绘画方面是个奇迹，而且也是一件表现忧郁的精品。《登上骷髅地》是一件复杂的、热情的、深奥的作品。深谙他的世界的艺术家说：“这幅画本来应该画得很大，放在圣绪尔比斯教堂的施洗小教堂里，后来小教堂的用途改变了。”尽管他考虑得很周到，对公众说得很明白：“我想让你们看看人家让我画的一件很大的作品的小型的草稿。”批评家们像平常一样不放过这个机会，说他只会画草图！
看那位教授《爱的艺术》的杰出诗人[30]，他躺在荒野的绿地上，带着一种女性的慵懒和忧愁。他的罗马的好朋友们能够消除皇帝的怨恨吗？他有朝一日会重新得到那个神奇城市的奢华的快乐吗？不，从这个没有荣光的地方只会流出《悲歌》[31]的长而忧郁的河；他将在这里生活，他将在这里死去。“有一天，我过了伊斯特尔河，朝它的入海口走去，稍稍离开了猎人的队伍，我看见了奥克辛海[32]的波涛。我发现了一座石头的坟墓，上面长了一棵月桂树。我拔掉了覆盖着几个拉丁字母的草，立刻就读出了一位不幸的诗人的哀歌的第一句：
“‘我的书，到罗马去吧，你自己去罗马吧。’
“我不能为您描述我在这荒漠的深处发现奥维德墓时所感到的东西。对于我也经受着的流放的痛苦，对于才能之无用于幸福，我什么样的忧思没有啊！罗马，今天被它的最聪明的诗人描绘着，罗马看见奥维德的眼泪从干涸的眼中流了二十年。啊！伊斯特尔河畔的野蛮人不像奥索尼人那么忘恩负义，他们还记得到过他们的森林的俄耳甫斯[33]！他们在他的骨灰周围跳舞，他们甚至还记得他的几句话；他们对这位罗马人有着多么甜蜜的回忆，他说自己是野蛮人，因为撒尔马特人听不懂他的话！”
说到奥维德，我引述厄多尔[34]的沉思，这并不是没有用意的。《殉道者》中的诗人的忧郁口吻与这幅画一致，信仰基督教的囚徒的颓丧的悲哀被反映得恰如其分。那里面有着笔触和感情的雄浑，这正是写出《纳谢兹人》的那支笔的特点；而且我在欧仁·德拉克洛瓦的充满野性的牧歌中认出了一个十分美丽的故事，因为他在其中放上了荒原上的花，窝棚的美和一种我不敢自诩保留了下来的叙述痛苦的朴素[35]。当然，我并不试图用我的笔表达从这种绿莹莹的流放中散发出来的如此忧伤的快乐。说明书采用了德拉克洛瓦的评论的明晰简洁的语言，说得很简单，实际上这更好：“有些人怀着好奇心研究他，另一些人则以自己的方式欢迎他，献给他野果和马奶。”无论他多么忧伤，高雅的诗人不能对这种野蛮人的恩惠和淳朴的款待的魅力无动于衷。在细腻而丰富的奥维德身上的一切都进入了德拉克洛瓦的画中；如同流放给了杰出的诗人所缺乏的悲伤，忧郁也把它那迷人的外衣盖在了画家的丰富多彩的景物上。我不可能说德拉克洛瓦的某幅画是他最好的画，因为那总是一个桶里的酒，沁人心脾，美味可口，风味独特；但是，人们可以说《奥维德在斯基泰人中间》是他的最令人惊奇的画之一，只有他才能构思出来，画出来。创作出这种东西的艺术家可以说自己是个幸福的人，而每天都能以此大饱眼福的人也可以说自己是个幸福的人。精神带着一种缓慢而贪食的快感深入到画中，就好像深入到天空中，海平线上，充满了思想的眼睛中，丰富的、满是梦幻的倾向中一样。我确信，对于精神细腻的人来说，这幅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的。我几乎可以打赌，它应该比其他的画更使具有敏感的、诗的气质的人感到愉快，比方说，使弗罗芒坦先生感到愉快，我将很高兴一会儿跟您谈谈他。
我绞尽脑汁，想抓出某个提法来很好地说明欧仁·德拉克洛瓦的特殊性。优秀的素描家，神奇的色彩家，热情而丰富的构图家，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也早已说过了。然而，他那种新鲜感从何而来呢？较之过去，他多给了我们什么？他和伟大的人一样伟大，他和灵巧的人一样灵巧，但为什么他更使我们愉快呢？似乎可以说，他具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他尤其表现了大脑的深处，事物的惊人的一面，他的作品是多么忠实地保留了他的构思的特点和格调！这是有限中的无限，这是梦幻！我所说的梦幻指的不是黑夜中的杂物堆积场，而是产生于紧张的沉思的幻象，在那些不那么丰富的头脑中，这种幻象产生于人工的刺激物。一句话，欧仁·德拉克洛瓦主要是描绘最美好的时刻中的灵魂。啊！亲爱的朋友，这个人有时候真让我想活得和子孙满堂的老人一样长久，或者，不管为了复活而需要怀着多么大的勇气去死（“让我回地狱吧！”被色萨利女巫复活的不幸者说道），我也想适时地复活，看看他在未来激起的狂喜和赞颂。然而这有什么用？当这幼稚的愿望被满足即看到预言实现之时，我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如果不是羞愧地承认我是一个软弱的灵魂，总是需要看到自己的信念被别人赞同？
讽刺短诗式的法兰西精神，加上一种学究气的成分，再在它那天然的轻松中去掉少许的严肃，就该产生出一种派别，宽容厚道的泰奥菲尔·戈蒂耶礼貌地称之为新希腊派；而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却要称之为刺耳派。在这里，博学是为了掩盖想象力的缺乏。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把普通的、庸俗的生活移进一种希腊或罗马的环境里去罢了。德佐布利[36]和巴泰勒米[37]可是帮了大忙，赫丘拉诺姆[38]的壁画的仿作，因不易察觉的揉擦而产生的暗淡的色调，使画家们得以逃避一幅丰富而扎实的油画的一切困难。这样，一方面是陈旧的手法（严肃的成分），另一方面是把生活中的庸俗移进古代的环境（令人惊奇和获得成功的成分），它们从此要取代好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了。因此，我们将看到古代的孩子玩着古代的弹子和古代的铁环，还有古代的玩偶、古代的玩具；牧歌风的孩子装扮成太太和先生（《我的妹妹不在那儿》）；爱神骑着水兽（《浴室装饰》）和许许多多的《爱情掮客》，她们把商品吊在翅膀上，就像一只兔子把商品挂在耳朵上一样，应该把她们送到毛格街广场上去，那儿是个很兴旺的鸟市，鸟儿要更自然。爱神，不可避免的爱神，糖果商的不死的丘比特，在这一派中起了一种支配的和普遍的作用。他是这个风流娇媚的共和国的总统，是一条适应各种调味汁的鱼。我们不是懒得看见颜色和大理石用在托马斯·胡德[39]呈现给我们的这个老色鬼身上吗？他生着翅膀，像个虫子或鸭子，他像残废人一样地蹲着，把他那一身软绵绵的肥肉压在充作坐垫的云彩上。他的左手以持剑的姿势拿着弓，弓倚在大腿上，他的右手用箭执行命令： 拿起武器来！他的头发卷曲而浓密，活像车夫的假发；他的两腮鼓鼓的，压迫着鼻孔和眼睛；他的肌肉，还是说肉吧，一块块隆起，呈管状，鼓了起来，就像是挂在屠户的铁勾子上的肥肉，大概是因为千篇一律的牧歌的叹息而膨胀了；他的山一样的背上装了两个蝴蝶翅膀。
“这就是那个压住美人胸脯的梦魇吗？这个人物就是那个不相称的对手吗，正是因为他帕斯托莱拉在一张最窄的处女的床上喘息不已？主张精神恋爱的阿芒达（她完全是精神的），在她谈论爱神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个可触可摸的东西啰？他可完全是肉体的。而贝兰达真的相信这个超实体的弓手能够埋伏在她的危险的蓝眼睛里？
“传说普罗旺斯的一位姑娘爱上了阿波罗的塑像，并因此而死。然而，这位热情的小姐说过疯话吗？她是在这丑恶的形象的基座前憔悴了吗？是否更应该说，难道这不是一种不寻常的象征，说明姑娘们对爱神的接近胆怯并进行尽人皆知的抵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