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好像还没有解决，就像乌洛波洛斯咬住自己的尾巴消失了一样，逻辑一直在不停地兜圈子，理性选择也有自己的问题。根据这种理论，我们一生都需要小心谨慎地做决定，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这种主观的理论既没能清楚地进行描述，又没能做出标准的规定。也就是说，它既没能准确描述出成功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也没能给希望成功的人提出任何有用的建议。
实践理性主义悖论与逻辑悖论也有相似之处。如果我跟你说“这句话是假的”，你的脑子就会转个不停，琢磨这句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别人跟你说“快乐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刻意为之”，那么你的脑子也会转个不停，琢磨到底能不能有意让自己快乐起来，最起码也会掂量一下这种“不刻意”到底有没有效果。塔斯基和罗素曾试图以划分思维的方式解决悖论问题。同样地，理性主义者也试图通过解释概念的方式达到解决悖论的目的，但有时候不遵循理性规则的恰恰是理性本身。举个例子，乔恩·艾尔斯特（Jon Elster）提出了“内在的附带利益”（“intrinsic side benefit”）的概念。他说假如你失眠了，又很想睡觉，刻意去睡是肯定睡不着的，肯定会一直醒着。但如果你将睡眠视为内在的附带利益，然后去数数羊什么的，反而会很快睡着。其实你并不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只羊，但还是得去数，这样你才能在数数的同时顺便产生睡意。
理性主义者如何看待不理性的观点呢？就和那些用罗素或塔斯基的逻辑理论解决悖论的人一样。塔斯基必须在理解“这句话是假的”的基础上才能总结出规避它的方法，那么对理性主义者来说，他们也需要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去理解自发性，这样才能在不刻意的状态下，有意地将自发性当作一种内在的附带利益去理解。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不能够刻意去做。如果不刻意才能成功的话，还需要时常观察一下自己进行到了什么程度。我得时不时地看看自己离真的“自发性”还有多远、有没有进步，再在中途做出些调整。这时我整个人就分裂成两半了：一半是要求自己不要刻意去追求自发性，另一半还得把前一半的内容忘掉，才能找到完全自然而然的状态。
在社会层面上，理性主义的不理性之处也同样起着分裂的作用。
有很多事走的都是这个路子：作为一个团体，我们都想要好东西。作为个体，如果每个人都觉得某样东西是自己应得的，最终就没人能得到它。举个关于分享的例子吧，“公地悲剧”就是英国18世纪社会历史中的一个逻辑悖论。英国的农民都喜欢在公地（the commons）上放牧，其实这就是无主的大草地，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儿放养自家的动物。这时每个人都想：如果自己能从公地上划一小块放到农场里，那私有财产不就更多了吗？可问题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没过多久就再也没有公地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更不方便了。就像那些为了追求自然而然而没能自然而然的人一样，农民们都很“理性”，但结果却是没人占到便宜。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一种办法是从善意的角度玩些小手段。你可以和朋友组建一个小型的机智哲学家团体，向外散布谣言，说公地是由一种名为“公地精灵”的生物在管理。你看不见他，他骑着魔法耗子飞来飞去，头戴一顶山楂果做成的王冠。他只做一件事，就是如果有人想从公地上划走一块，他就会让这个人患上致命的眼球癌。
那些曾经自顾自跑来公地上圈地的农民估计再也不敢来了，他们都害怕公地精灵。在相信了这则编造出的谎言后，每个人都获得了益处。
虽然现在并没有这样的公地悲剧，但我们在19世纪却遇到了另一个社会环境问题，原本自然而然、相互谦让的人际关系网被理性而露骨的新秩序打破了。不仅保守主义者对此感到恐惧，像卡尔·马克思这样的非保守主义者也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将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全部撕碎，将其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9世纪的纽约出现了一群很有智慧的人，他们希望能用“公地精灵”这类神话人物对抗当下露骨的、交易式的社会风气。就像历史学家斯蒂芬·尼森鲍姆（Stephen Nissenbaum）在《圣诞之战》（The Battle for Christmas）中所说的，一群富有的荷兰裔纽约人，包括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以及撰有《圣诞前夜》（“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的克莱门特·克拉克·摩尔（Clement Clarke Moore）共谋发起了这项运动。他们担心人情味满满的纽约城会变得繁荣冷漠，因此将圣诞老人的概念引了进来。虽然他们没有像“公地精灵”那样连服装都一并编出来，但他们对北欧神话进行了发掘，糅合了奇斯·克林格（Kris Kringle）和可内希特·鲁普雷希特（Knecht Ruprecht）的形象。穷学生们一般会在圣诞节时热热闹闹地拥到富翁家放声高歌，要不到食物、啤酒和零花钱根本不会离开。作家们也把这种行为混进了圣诞老人的故事里，将焦点对准家庭，这才诞生了如今的圣诞老人。
无论尼森鲍姆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们都可以问问自己，是否喜欢这样的文化习俗？
让我们瞧瞧圣诞神话中都有些什么，它们又是怎样帮我们克服理性主义弊端的。
圣诞老人年纪很大，对衰老的恐惧是家庭生活的一个核心，这一点体现在两代人之间。孩子倚仗家长为自己提供庇护，家长上了年纪后需要孩子的照顾。如果听说谁家虐待老人，我们都会觉得很恐怖。可以这样来理解：孩子在很小很脆弱的时候需要我们的照顾，当我们年老衰弱后，孩子就会来照顾我们。圣诞老人年纪很大，却奇迹般地很强壮。这种强壮让我们对长寿产生了信心，扫去了我们对年老和死亡的恐惧，家庭生活也就能继续下去了。我们的祖先从事农业生产，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时刻。我们还剩下多少食物，能活下去还是要饿死了，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键点。虽然现在没有这个顾虑了，但季节性的情感障碍还是存在，深夜赶来的圣诞老人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他总是带着礼物而来。上面也说了，送礼物这个问题在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中非常棘手。如果我买个东西送给自己，这不叫礼物。如果你问我自己想要什么，你再买给我，这不叫礼物。如果我为了回报送你一份礼物，这也不叫礼物。如果我为了巩固关系送你一份礼物，这还是不叫礼物——嗯，这叫收买。如果我们相信送礼物的是圣诞老人，就不必担心送个礼物会导致理论坍塌，也不用担心未来世界就是告诉对方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从网上订购就完了。圣诞老人神秘地掩盖了送礼这件事，使其得以从实践理性主义的严密监视下逃脱。
如果圣诞老人存在是个善意的谎言，我们宁愿为这个故事多设一些保护层，让人们不要想得太深。就像数羊入眠一样，只要你不去深想，圣诞老人就会让你自然而然地变得慷慨，家庭温馨和睦。他有一些非常不合常理的行为挑战着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基本认知：比如他那群会飞的驯鹿，比如一个晚上每家每户都能照顾到，这些都是提醒的标志，提醒我们得让理性思维闪到一边去。我们自然不会说“别去琢磨圣诞老人的问题”，这明显是在告诉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我们只会暗示自己，圣诞老人只会在深夜你睡着之后才来。只有在理性思维沉睡，负责思考的前额叶皮层休息后，圣诞老人才会从温暖的烟囱里爬进来，来到我们的家中，来到我们家庭生活的核心。我们给他留下牛奶和曲奇饼干，这是孩子眼中最好的东西，而他则把礼物留下来。
假设理性真的有局限，假设为了保护我们珍视的非理性选择，相信圣诞老人是最好的办法，那么以下哪种说法最符合真实情况呢？
1．圣诞老人并不存在，但我们应当相信他存在。
2．圣诞老人是存在的。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但它似乎能把我们带离最初“蒙人”和“发疯”的两种模型。
想象自己有一个控制思维的头盔，能随心所欲地控制所有人的思维。这是一种远程控制大脑的装置，它会派出一群纳米机器人，机器人进入大脑后会找到信仰，然后“咔咔咔”换上更好的信仰。这时候我开始说服你，告诉你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有各种不好，会让你失去纯真、信念、慷慨、调情能力、合作能力等等，之后又向你推销了相信圣诞老人的各种好处。最后你戴上了头盔，让地球上的所有人都相信圣诞老人是存在的。12月24日到了，除了你以外，每个人都在翘首期盼圣诞老人的到来，你要怎么办？
你会给自己也用一下这个头盔吗？如果你不用，在圣诞节清晨就会有种局外人的感觉。但如果你用了，这无疑是一种智力上的自戕。假设你不用，你就成了地球上唯一不信圣诞老人的人。来想象一下，现在是圣诞夜，有个朋友来找你玩。
朋友：嗨，苦着脸干啥呢？
你：不干啥。
朋友：圣诞老人要来了，高兴不？
你：（撒谎）当然了。
朋友：得了吧，你根本不高兴。
你：我当然高兴啦！啦啦啦啦！圣诞老人要来可高兴啦！过圣诞节可开心啦！
朋友：我知道你不相信圣诞老人。你和以前那些反圣诞老人分子一样，觉得礼物就是我们自己买来交换的。
你：我吗？没有啊。
朋友：你就是这么想的。你觉得我们都被辐射控制了大脑，礼物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买的。我都知道，因为我拦截了你的电子邮件。你觉得其他人都相信圣诞老人是因为大家都被你洗了脑。
你：……好吧，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真的这么干了！别跟其他人说，我不想动摇大家的信念。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们好，别冲我发火儿！
朋友：放心吧，我啥也不说，因为我不信。
你：啥叫你不信？是我造的头盔！就在我床底下呢！我拿给你看！
朋友：我知道，但我还是相信圣诞老人存在。
你惊讶地看着他，手里一直把玩的圣诞装饰物滑落，掉在地上摔成了碎片。
你：怎么会？
朋友：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患了一种名为过度理性的疾病。可能就是从工业革命那会儿开始的吧，那时候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辛，每天我们都得想好多事。这种疾病的一个症状就是拒绝相信一些正确的信念，圣诞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你的头盔就是解药。
你：（越来越生气）不，不是这样的。头盔是我造的，我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它就是给大家洗脑的，让你们都相信有圣诞老人。你们都被洗脑了，是我把你给洗了。
朋友：我知道你会这样想，但其实呢，你就是个瞎子，造了一个机器来治愈别的瞎子。因为你也瞎了，所以不能理解自己的发明会带来多么美好而积极的影响。但要是你也用一下，马上就能理解我在说什么了！真的，我来帮你。
你：不要！不要！不要！
你们扭打着跌倒在地，撞翻了圣诞树。孩子听到骚动，跑了进来。
孩子：圣诞老人！是圣诞老人！
（谢幕）
要如何判断孰是孰非呢？脑科学帮得了你吗？帮不了。头盔的工作原理是让脑内负责想象的一束神经元跑到分管理性的那一半脑子里去（正规的说法是：我们有种叫大脑皮层的东西，主要负责对更深层、更古老的情绪反应起缓冲作用，比如下丘脑、扣带回和海马体）。但它没办法告诉你圣诞老人存不存在，也没办法告诉你相信圣诞老人好不好。它只能告诉你，以前你脑子里有两块互不相容的东西，现在它们相容了。
看来必须得戴上头盔，让自己相信圣诞老人存在了？
换你你会吗？
如果相信圣诞老人，就代表他一定存在吗？
乍一看，存在。如果每个人都相信某种事物是存在的，那它就是存在的。就拿地心引力来说，如果你想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就得相信地心引力是存在的。这样一来，地心引力就存在了。
但正如圣托马斯（Saint Thomas）所说的“sed contra”，也就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在整个宇宙中，一旦生命体发现自己生活在一颗星球上，就会因核武器的发展而毁灭。（希望这不是真的，千万别被这本书吓着，我就是假设一下。）在一万亿的智慧生物中，有十亿人发现自己生活在星球上，然后这十亿人就被灭了。其他人发现这种信仰真不得了，信了就得死啊！但这事是真的，对不对？对我们来说，即便知道这种东西不能想，这句话也得说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得承认这是真的啊！这样说来，即便相信圣诞老人是件好事，也不能说明他就真的存在。那到底应该怎么想呢？——我们可以相信，但他不存在？还是我们不该相信，他也不存在？一部分的我们相信他是真的，另一部分不相信？那么哪一部分来负责相信呢？
我又开始琢磨，如果社会是由善意的阴谋家和得到实际好处的民众组成的，这样行得通吗？阴谋家怎么把这些手段传给后代呢？如果这些手段管用，又怎样保证它们一直有效呢？如果它们不是一直有效的，人们迟早会发现“公地精灵”并不存在，是不是又会发生“公地悲剧”呢？如果大家要加倍供奉“公地精灵”，把农场都拆了修庙宇呢？也许维护庙宇很昂贵，大大超过了私自圈地的经济成本，要怎样防止这种事发生呢？你一旦让大家都发了疯，谁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呢？
换个角度看，如果方法成功了，要怎样保证这些阴谋家能保持公正，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去做坏事呢？为了社会系统运行正常，我们得找个有知识的人来对这些手段和阴谋家进行监督，没人能掌握这样的知识。同样地，一旦我知道自发性是一种内在的附带利益之后，就再也不可能“自发”了。我不可能既掌握这种知识，又保持自发性。也就是说，自发性是一种内在的附带利益，但谁都不能知道，是吗？
圣诞老人又怎么说呢？我们都觉得最好能骗自己相信圣诞老人存在，那我们到底是信了还是没信呢？从个人和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好像既信了又没信。这不就是我们的原点吗，逻辑这条路完全走不通。
是时候来想想用逻辑来解决问题是不是行不通。也许说自相矛盾的话、相信互相抵触的概念并不是某种信号，它没法说明我们是对还是错。上至远古的西藏洞穴，下至身边的书店，有这样一种跨越文化的传统。它的拥护者认为我们应当接受这些矛盾，因为它们能传授给我们一些更深层次的、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现实是超越逻辑的一种存在。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不足以解释生活，生活完全可以既是且非。这种替代了逻辑的选择就是神秘主义，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神秘主义是怎样解释圣诞老人的。
进印度弹拨乐。
[1]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E.R.埃迪森的《乌洛波洛斯之虫》？如果你喜欢这类硬奇幻小说，或是对乌洛波洛斯感兴趣，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2]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循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