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个物种中，包括人类社会，为什么等级制度会成为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妨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蜂巢。蜂巢是合作关系的典型。美国犹他州州旗上就有一个蜂巢，象征犹他州致力于社会和谐。蜂巢中的合作可谓天衣无缝，因此蜂巢又被视为一个完整、有生命的个体，就像“由众多蜜蜂组成的一个哺乳动物”。蜂巢中的成员各司其职——清洁、建巢、觅食、防卫。而所有个体的行为结合在一起井井有条，和谐统一。
正是这种精确协调与完美融合使得蜂巢成为一种特殊群体：超个体。能进化成为超个体的物种十分罕见，而一旦形成超个体，这些物种简直卓越超群。迄今为止，进化成为超个体的物种无一灭绝！超个体物种如此强大的原因在于物种内存在典型的等级制度。在超个体中，各个成员的工作同步进行，任何一种个体竞争意愿都会被压制，以确保集体利益不断得到提升。
蜂巢的例子简明地体现出一个道理：等级制度带来分工。在人类社会，分工往往与关注重心有关。领导者与追随者关注的重心不同。领导者要看见整片森林，而追随者关注自己眼前的树木。将军需要考虑战备状态、军事策略等全局性的抽象问题，而不是纠结怎样开坦克、怎样操作喷气发动机这些琐碎的事情。首席执行官需要考虑公司整体的财务状况，而会计则处理繁杂细碎的财务数据。美国总统要关注经济、外交等国家大事，而不是为了网球比赛日程焦头烂额（卡特总统显然搞错了重点）。分工使得所有根本任务得到分配，并得以完成。
等级制度这只无形的手协调着各个组织成员的工作。因为等级制度的存在，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需要做什么、怎么做，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这些规则区分了不同等级的不同行为，人们对此形成心理预期之后，社会交往的效率也就大大提升。所以从本质上说，等级制度通过简化社会交往的方式促进社会交往。
谷歌公司认为，通过创造一个无等级观念的工作环境可以获得成功，但是他们错了。前些年，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开始在公司内推行一项实验，认为该实验会带来革命性的成果：他们取消了公司的经理职位，建立起扁平化组织结构。这项实验当然令人大开眼界，因为他们失败了。脱离等级制度，大家陷入混乱与迷茫。佩奇和布林很快意识到，谷歌需要管理人员设定工作方向，促进协调合作。他们也认识到，即便是谷歌，也需要等级制度的帮助。
上一章提到，当国王很好。因此，等级制度也是一个激励体制，能够创造动力。等级越高，回报就越多。所以人们要努力工作，为组织多做贡献，在等级结构上不断向上攀爬，并获得相应的回报——薪水更多、职称更高、办公室更大、停车更方便等。
这个道理说明，今天的努力与贡献会带来明天的等级提升。斯坦福大学的罗布·威尔发现，在一个团队中，具有合作精神的成员确实在等级结构中上升得更快。为了团队的利益做出自我牺牲往往会带来更大的个人影响力，也会收获更多的社交回报。组织内等级较低的成员对等级较高的成员表示恭顺、积极合作，能够促进团队的成功，从而间接使自身获益。当一个团队获得成功时，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够分享回报。因此，合作能够在竞争中带来益处。
也正因如此，上文提到的两个组织——军队和天主教会——都需要等级制度的存在。在这两个组织中，人们升华个人理想以期实现团队的进步。军队强调为了集体而牺牲小我。军队成员为了组织的利益，不惜将生命置于险境。同样，在天主教会中，牧师放弃了最重要的私欲——性与家庭，奉献于教会。天主教会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组织。这和教会内部强大的等级制度信念不无关系。
等级制度还给人类带来另外一个益处，一个纯粹存在于心理层面的益处。要理解这个益处，试着回忆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你希望团队中有一个清晰的等级制度？你希望知道谁在主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在这种情境中渴求层级分明的等级制度？
一般来讲，当你陷入恐惧时，或是对周遭环境感到无能为力时，你最希望有等级制度的存在。在这类情况中，人们渴望感受到秩序，感受到局面是可控的，而等级制度恰好是井然有序的体现。当人们失去控制感时，等级制度就会成为心灵上莫大的慰藉，因为即使在混乱的局面中，它仍是清晰明确的。约克大学的贾斯汀·弗里森在其主持的一个项目中发现，当人们觉得对局面感受不到控制力时，更倾向于对等级制度表示赞同，认为其是最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中，人们期待被引领，并愿意跟从。
政治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人心惶惶，许多美国人都希望政府掌握更大的权力。这种影响的范围不仅于此。“一战”之后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状况十分不稳定，最终导致了独裁主义崛起，其实也是上述影响的体现。
这种心理上的安慰作用甚至延伸到了宗教信仰领域。史蒂芬·塞尔斯分析了美国1920~1939年20年间的教会会友情况。他将这20年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经济稳定繁荣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经济动荡、人均收入下降时期。史蒂芬又将教会分为两类：严密等级制度教会（例如罗马天主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与非严密等级制度教会（例如圣公会、长老会）。他通过教会内的等级数量来区分前后两者。例如，罗马天主教会从平信徒到上帝一共有17个权力等级，而长老会只有7个。
塞尔斯发现，在经济稳定时期，人们更倾向于改信非严密等级制度教会。在经济动荡时期，情况正好相反，严密等级制度教会在这一时期增加的会友数量更多。在与杜克大学的亚伦·凯合作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个人层面上这个影响也是成立的。当人们回忆自己缺乏控制力的情境之后，他们对严密等级制度中的上帝持有更深的信仰，因为这个上帝无所不晓、无所不能。
人们在受到威胁时更加依附等级制度，这个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等级结构相比其他地方的更加垂直、更加稳固。马里兰大学的米歇尔·盖尔芬德分析了全球33个国家的情况，她发现，当任何一种外力对某个社会施压或者威胁其安全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等级制度会显著增强。如果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曾面临人口密度大、资源短缺等问题，或是经历自然灾害、战争和重大疾病，其等级制度也更加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