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王者之旅》上映的时候我只有16岁，那时的我所向披靡，屡战屡胜，成为那一年美国最年轻的国际大师。我在16岁和17岁时两次赢得了美国21岁以下锦标赛的冠军，并且在我17岁那年，我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世界18岁以下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在旁人看来，我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只是一个无法承受这一切的孩子。
当我强迫自己去适应刺眼的媒体聚光灯时，我和国际象棋的关系逐渐变得不那么自然了。我发现自己不是为了对象棋的爱好，而是为了实现好莱坞梦想而下棋了。我意识到了被荣誉和奉承分散注意力的危险，因此我努力想要集中注意力，但终究还是没能成功。有越来越多的象棋爱好者们到赛场来看我比赛并向我索取签名。漂亮的女孩们冲我微笑示意，还给我她们的电话号码。象棋大师们笑得假惺惺，他们都想占据我的头脑。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穿梭在各种赛事中，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很怪异的分离感。有时候我似乎在对面的房间里下棋，却又能看见自己在思考。
这一时期，我开始在一位俄罗斯象棋大师那接受训练，他要求我在国际象棋的领域里必须具备更加严谨的风格。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像所有我们可能接触到的人一样——有文艺气质，富有同情心，风趣——但是在国际象棋的世界里，我们俩却不怎么合得来。他是一位热衷于使用见效慢但却精巧的方法来下棋的系统化战略家。我是一名富有创造力的攻击型的棋手，喜欢国际象棋疯狂的那一面。我以鲍比·菲舍尔和加里·卡斯帕罗夫的精神为指导来下棋，在下棋时把自己逼到边缘，而现在我的新导师要求我把自己投入到相反的感觉中去。我们深入地观察和学习了那些伟大的防御型国际象棋选手，研究了很多彼得罗相和阿纳托利·卡尔波夫的对决。阿纳托利·卡尔波夫是前世界冠军，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好像连他呼吸的空气都跟别人不同。他们在对决中各自地发挥出强大的力量，这两位高手一下起国际象棋就变得像蟒蛇打架一样，总是要设法先发制人，不断进攻，直到把对手打击到濒临崩溃，只能苟延残喘。
我刚从中找到一点乐趣，令我烦恼的事情发生了，作为一名棋手，放弃自己的本能反应的后果让我顾虑重重。导师不许我跟着感觉走，他让我问问自己：“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是卡尔波夫的话，他会怎么办呢?”然而比较我与卡尔波夫，他的血液是平静的而我的是沸腾滚烫的，当他在努力搜寻细微的战略优势时，我却渴望得到一种疯狂的动力。每当我试图以令导师满意的方式下棋，国际象棋就会变成一个陌生人，好像我的脑袋被塞进一块的厚重的云，我根本看不见任何变化。我作为一名年轻冠军的那些实力，例如前后一致性，在竞赛中保持沉着冷静，聚精会神有专注力，劲头十足，有热情，有丰富的创新能力等等，都变得难以捉摸而让我力有不逮。尽管我依然钟爱国际象棋，它却好像已无法在我的生命中延续下去。
当然了，当时也正是我要从一个男孩长成一个男人的时期。我的国际象棋生涯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健壮地成长。我高中的最后两年是在专业儿童学校度过的，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学习环境，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的有：一些年轻的天才演员，舞蹈家，音乐家，击剑手，一个年轻的企业家，一些体操运动员，还有我这个国际象棋选手。在专业儿童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所追求，很多学生因为他（她）从事的电影职业或者出演过的百老汇角色而远近闻名。学校给予了我更多的自由，允许我在去很远的地方完成国际象棋比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把落下的课程都补回来。此外，这里的教育水准也是一流的，我记得上过一堂写作课，授课的是一位名叫雪莉·斯科兰的优秀女老师，那堂写作课成了我一生中最鼓舞人心的一堂文科学术课。
我喜欢阅读海明威、多斯托夫斯基、海塞、加缪和杰克·凯鲁亚克他们的作品。当我出去跟女孩子们约会时还在沉思默想着，我花费了许多年守在棋盘边上，现在却一心在想要如何把我的心和灵魂从棋盘上那64块方格里释放出去。在社会交往方面，专业儿童学校帮助年轻的名人与狂热的粉丝们保持必要的距离，这一点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如释重负地在专业儿童学校里茁壮成长，然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却倍感压抑。接踵而至的名声让我感觉措手不及，我热爱艺术但却越来越疏远它，这些都是令我非常渴望逃走的原因。在我高中毕业后，我延迟了去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时间，起身去了东欧。后来我爱上了一位斯洛文尼亚的女孩，于是决定了要花费一点时间用在途中。
这是生命中一个充满激情的萌芽阶段。随着我长成一个20岁的大小伙子，我与国际象棋的关系被注入了一种老练世故的意味。我不再拥有像我早期职业生涯里拥有的那种动力。我要去与心魔对抗，自我怀疑和疏离感是存在于我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在欧洲游历的时候，我才终于摆脱了在家乡作为名人的沉重压力。
我带着我的笔记本和旅行背包，一边研究国际象棋和文学一边环游世界。我把家安在一个叫做Vrholvje的小村庄里，它掩藏在斯洛文尼亚南部的山脉之中，从那这里可以眺望到意大利的北部。我过着非常浪漫的生活，在树林里长时间地漫步，对国际象棋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发掘，从我与阿姆斯特丹、克里特岛和布达佩斯的国际象棋大师们比赛中，品味那些隐藏其中的微妙之处。然后，在一段时间的繁重研究工作之后，我会启程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参加另外一场盛大的比赛。
这些年来，我发现我与国际象棋之间出现了一种的全新的私密而又紧密的联系。我孜孜不倦地研究国际象棋，现在一直鞭策我不断进步的不是壮志凌云的野心，更多的是探索自我的渴求。虽然我对国际象棋的认知变得越来越彻底，但是我在竞赛中仍然表现不稳定，有时候还会弄巧成拙。每次在动身要去参加锦标赛之前我一直都不开心，因为我更喜欢这种浪漫又自省的生活方式。为了让我的新知识在棋盘上得以发挥，我必须找出一个办法，把我从沉重的包袱中解放出来，于是我就发明了一种方法，那就是把象棋和生活在我的生命中合二为一。
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除了写书以外，我依旧是一名拥有众多世界级对手的强劲的国际象棋手。每一次比赛都充斥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和长时间不断攀升的紧张气氛。我和我的对手都不停地互相制造出各种巧妙的难题，与此同时，持续不断地制造棋局的压力，直到让棋盘和对手的理智都好像快要断裂了，并在濒临爆炸的边缘瑟瑟发抖才善罢甘休。通常来说，在技术上占优势就能够决定输赢，但是更常见的是有一些人会精神崩溃，好像是在体内的一个微小的弱点突然之间在棋盘上爆发了。
这些技术和意志交锋的时时刻刻，我用它们来指导我对国际象棋的学习研究。在一场有九轮回合的象棋比赛中，我走到了大约四到五个临界位，但我却对这几个临界位并不十分理解，或者是在某些临界位上我出错了棋子。每场比赛一结束我都会立刻把棋局输入到我的电脑，并且记录下来我的思考过程和在对峙的不同阶段出现了哪些心理反应。在比赛结束后，我带着全新的认识回到Vrholvje继续研究那些关键的时时刻刻。
我在导言的部分提到过“学习数字以摆脱数字”。通常漫长的研究过程会这样进行：我从参加过的比赛中的临界位开始着手，当处在临界位时我的直觉还没有意识到挑战。最开始的时候，我的理智就像是一个要在寒冷的冬天早晨跑步的人——他僵硬着身体，十分沮丧，似乎在对即将要开始的慢跑表示出相当不满的情绪。我开始出棋，在双方对峙中召回我的攻击意识和万事万物皆有联系的想法。我尝试着去挑出对手棋位的缺点，然后挖掘出对手防御的更深层次的来源，在比赛过程中我始终在消化和总结归纳之前不太明白的不断进化发展的结构性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浑身的血液开始沸腾，汗如雨下，我渐渐适应了思考的节奏，沉浸在无数不断变化的复杂棋局中，就如同我钻研电脑是怎样计算上亿的数据一样。我的思绪如飞一般自由地奔跑，越跑越快，直到我在棋局之中忘了自我。有时候我会一动不动地坐上五六个小时来研究，也有的时候是每个星期都要花上三十个小时来研究。我就像是在一个迷宫里生活、呼吸和睡觉，突然有一天所有错综复杂的谜团都解开了，我于是恍然大悟。（对于“学习数字以摆脱数字”和“学习形式以摆脱形式”的理解是十分关键的。我描述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上的信息被归纳成为一种天生的智能。有时“数字”指的是字面上的数字，有时指的是原则、类型、变量、技术、思想等内容。有一个关于这个过程最好的例子，它在实际上包含数字的意义，那就是初学者在入门的第一堂国际象棋课。所有的棋手都清楚地明白一点，棋子存在数量上的相等关系。象和马都等于三个兵，车等于五个兵，后等于九个兵。初学者会用手指或者在心里面默默地计算他们之间在数量上的变化。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不会再数了。这些棋子会构成一个流动性和完整性更强的体系。他们在棋盘上移动，就如同军队在战地里行军作战一样。以前被认为是数学方面的难题，现在都成了一种直觉。）
当我思考着在我比赛中出现的那些临界位时，那些原本在几周，几天或者几小时以前让我感到困惑不已的东西，现在都变得显而易见了。我看到了最完美的出棋招法，感应到了正确的规划，也彻底理解了对棋局的估算过程。这种感觉难以言表。它更像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像是一圈圈水面上的涟漪，或是一阵阵轻柔的微风。我对国际象棋有了更强烈的直觉。这就是我对于“学习数字以摆脱数字”的研究。
由这个研究方法后续而来的是，我开始能够在对国际象棋的跨越性飞跃的理解过程中和我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观中找到一些联系。在我研究临界位的过程中，我把我在比赛中的情绪波动都记录了下来。我试图去解释，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比赛中，精神上的紧张程度是如何随着象棋局势发展的紧张而节节攀升，在棋盘上，一个小小的错误通常反映出各式各样的精神上的崩溃。几乎一成不变的是，在一场既定的象棋比赛当中，我都会一直反复地出现一种精神上的紧绷，然而开始引起我注意的是，我在棋盘上面犯下的错误经常会以其他的方式出现在我象棋以外的生活中。
举例来说，当我住在斯洛文尼亚时，我总是被那种一直在路上的冒险精神所吸引，我不停地旅行，写作，去崭新的地方进行探索，尽管如此我依旧思念着我的家。除了我的女朋友，我几乎不用英语同别人交流，只用一些结结巴巴的西班牙语，或者不太流畅的意大利语。我是这样一个飘荡在陌生国度的异乡人。从另外一方面看来，在Vrholvje的生活却也让我感觉到如家一般的自在。我热爱着那迷人的乡村生活和那段自我深思反省的日子。但是大约每个月我都会离开斯洛文尼亚一段时间，一个人起身去往匈牙利、德国或者荷兰，去参加令人筋疲力尽的为期两周的国际象棋大赛。每一次的旅程都是一次探险，实际上，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不能停止思念。我想念我的女朋友，想念我的家庭，想念我的朋友们，想念一切。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风中的一片落叶，随波逐流，永远是孤身一人。最初的那几天总是最难熬的，但是之后我会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里找到自己的方向，让自己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其实我只是不知道要如何去接受变化。
令人惊奇的是，我的这种对变化不知所措的反应，在象棋上也清楚地表现了出来。有一段时间，几乎我在国际象棋比赛里发生的所有错误都紧紧跟随着或者预示着日常生活中一场重大的变故。举个例子来说，当我精心布了一场棋局，使用了大量的错综复杂的策略，精心策划出长期战术，并且不断制造紧张的局势，而突然之间当所有你死我活的对决爆发演变成一种具体而强势的战术时，我在这时就会放慢脚步来适应我一手制造的新局势。又或者是，如果我进行的是一场战术型的比赛，当局势突然转变为一场抽象的最终决战时，我会继续推测棋局，而不会停下来做几个深呼吸然后制定出一个长期的战术方针。如果实际局势与准备好的开棋分析结果相悖的话，我对于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总是感到困难重重。我在比赛时的心理状态是要紧紧把握住当下，而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思乡病。当我最终发现了这样一个联系的时候，我克服了不管是在国际象棋，还是我的人生中对于变化的重重困难。在各种国际象棋的比赛中，当双方的对峙发生性质上的改变时，我会先做几个深呼吸来使我的头脑变得更加敏锐。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一直致力于去接受变化，而不是去与之抗衡。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加上相应的行动，不论是我在是象棋生涯里的弱点，还是我的个人生活中的缺点，都统统转变成为了一种能力。
一旦当我认识到一个竞赛者往往会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暴露出他深埋于心底的秘密这一点时，我对国际象棋的研究就成了一种心理分析。我借助国际象棋挖掘出了我最难以捉摸的弱点，也挖掘出了我个人的一面和具有艺术气质那一面之间的联系。这个心理学上的主题包含了一系列的内容，例如各种过渡性的转变，能够复原的专注力，意识的流动性，控制力，对未知事物的迅速转换，对高压的忍受能力，旋涡效应，当身体或者心理感觉不适的时候要保持头脑冷静，忍受疲劳感，情绪的波动，另外还包含了在国际象棋中走的每一步总是会对应在生活里的某一点的某一时刻。无论何时当我发现一个缺点，我都会去接受它。
我对我的竞争对手也做了详细的研究。就像我自己一样，在生活中他们在心理上的细微变化都会投射在棋盘之上。我会观察我的竞争对手，看他在等电梯的时候不耐烦地蹭脚，或者在用餐时仔细地研究他餐盘里的豌豆。假如有这么一个人，他有很强烈的控制欲，喜欢在实际行动之前把一切都计划妥当，面对这种人我的应对办法是将棋盘上棋子的位置故意安排得很混乱，让他无法计算，这样他就会从那种不安的感觉中跳跃到一种未知的境地中去。再假如有一个凭直觉来出棋的对手，他出棋的速度很快并喜欢精练的棋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把我的每一步棋都下得很精确，使得接下来这盘棋的唯一出路都淹没一场需要耐心的，使人头脑麻木的数学计算之中。
在我20岁那年我回到了美国，更加热爱对象棋的研究了。对我而言，象棋拥有无穷无尽的魅力，它蕴含的意义大大超出了输和赢——我的主要目的不再是追求高超的棋艺，而是通过对象棋的研究学习来探索自我。我把艺术看作是一项运动，它朝着真理的方向渐行渐远，就如同我在穿越一个隧道，我越是往前走那隧道就越来越深邃，越来越宽广。我对象棋这个游戏了解得越多，就越能体会到还有无数的知识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我就是这样一路走来，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和对神秘莫测的象棋深切的崇敬之情，从每一段美好的岁月中走了过来。渐渐地，在我的工作中，与残酷难耐比起来，我更多感受到的是温馨。
当然，生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光鲜亮丽。我的个人成长成为我那段一直在路上的生活的重点，而回到美国后我又重新回到了聚光灯之下。棋迷们再次涌进了我比赛的赛场，大家都期待着我能够胜利地完成任务——然而就像是正处在两个贝壳之中的寄居蟹一样，我正处在一个成长阶段上。关于象棋的全新哲学方法在精神上激动着我，而这种新方法对一个年轻的竞赛者而言也是会有一定程度的损害的。那段年少轻狂的，总是自豪地认为自己什么都懂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变得遇事谨慎自省了，但却缺少了那份独一无二的特质，正是那种特质一直驱使着我全身心投入到国际象棋的研究和学习当中去，并令我成为冠军。作为国际象棋的学习者和热爱者，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而作为一名艺术家和表演者，我却被紧紧缚住了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