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独揽大权仅几个月后，沃尔特·拉扎尔碰巧径直走进了柯尼斯堡市中心的一场大型纳粹集会。柯尼斯堡隶属当时的普鲁士邦，该邦位于德国东部。沃尔特是我奶奶珍妮的弟弟，是一名思想开明、见多识广的犹太人，而在纳粹政府看来，这种人正是邪恶的化身。他眼看着集会形成，首先产生的本能反应是竭尽所能地赶快逃离那个地方，但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他没有逃之夭夭，反而徐步走到集会正中央。他长得像雅利安人，因此没有暴露他犹太人的身份。自然而然，他周围的人接受了他的出现。
最终，希特勒本人上台，用他特有的亢奋语气发表演说，狂热地挥舞着手臂，声嘶力竭地煽动群众进入癫狂状态。他的话频频被打断，因为总有大批群众在高喊“Sieg Heil”[1]，喊过之后又陷入鸦雀无声的状态，如饥似渴地等着元首继续发表指示。起初，沃尔特用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周遭发生的事情。但慢慢的，一种异样的情绪控制了他。集会群众唱起纳粹国歌时，沃尔特也附和起来，随着歌声喃喃地哼着歌词。不久之后，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是被这种群情激奋的状态感染了。他和周遭的人一起高喊“Sieg Heil”，为希特勒的每一句话鼓掌。
他清醒过来后，羞愧难当地捂着脸逃到了附近的姐姐家。我父亲，即奶奶珍妮的儿子小汉斯，彼时年仅12岁。沃尔特舅舅当天的样子，他一生难忘。汉斯打开前门，看到他的舅舅脸色苍白如纸、汗流浃背。珍妮惊慌之下，拿起电话准备叫医生，但沃尔特劝她无须这样做。他瘫倒在沙发上，痛哭流涕，“简直像妖术一样，我怎么会附和起纳粹国歌，喊起希特勒万岁来？”
实际上，沃尔特的经历并不算非同寻常。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的几个月间，社会民主党派和共产党有许多原本忠贞不二的党员都热情高涨地参加了大规模纳粹党集会，这是不争的事实。铁板一块、相须而行的狂热团体可能会对我们产生强大的情感影响力，几乎可以达到煽动的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所有人对集体归属感的古老需求。
归属于集体的进化优势显而易见。作为集体一员，个人在面临危险因素和敌人威胁时，安全更有保障，享有的重要资源也更多。
数项心理学实验均表明，人类对集体归属感的需求非常明显，乃至在抽象、无现实背景的情形中也有体现。受试者按颜色（蓝绿两色）分为两组，按前一章所述的规则进行信任博弈。尽管颜色分组与博弈本身毫无关系，他们对同颜色组成员的慷慨程度仍要高于“另一组”的成员。创造并维护团体凝聚力的机制从根本上说，即诱发集体情感的情感机制。
科学、技术和艺术发展主要是个人层面进行的认知与情感现象，但人类社会历史主要由集体情感支配，战争与条约以及大规模的革命和影响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变革均主要由此类情感推动。
我已故的同事及好友加里·伯恩斯坦有多项研究都旨在研究族群间的矛盾如何增进族群内的合作。在其中两项有本人参与的研究中，我们让受试者参与规则稍有变化的囚徒困境。这一博弈需两对参与者同时进行，而非简单的一对一。每对参与者单独进行一对一的囚徒困境，拿到结束后的所得，但如果其中一对最终的所得总额高于另一对的所得总额，我们会再发一小笔奖励给“获胜”的两名参与者。
前几章的主题是个人情感，与个人情感相反，集体情感可以让多人的心理状态联结起来。举例而言，相互联结的心理状态可表现为击败敌对群体的欲望。正因为如此，即便个人的获胜所得微不足道且似乎不足以成为合作的理由，相互联结的心理状态也会促成大量团队合作的形成。
颜色分组实验所展现的合作程度令人惊叹，远高于直接一对一（不分组）的囚徒困境中常见的合作程度。即便合作带来的个人所得与普通囚徒困境的所得不相上下，参与者也要击败另一组，合作正是来源于这种欲望。然而，正是由于群体认同促成的合作，这些实验受试者的所得要高于进行普通囚徒困境的所得。
这一简单的模拟实验表明集体情感可以帮助个人提高物质利益，增加生存概率，这显然可以构成个人层面上的进化优势。在上例中，相互联结、坚定不移的集体情感只是在同一颜色组的两名合作伙伴中间生成。但试想一下敌对团伙水火不容、枕戈待旦的情形，这是集体情感形成的典型案例。每名帮派成员都与同帮伙伴同甘共苦，甚至愿意冒生命危险救同伴一命或光复帮派名誉。与此同时，他又对敌对帮派的成员恨之入骨。这些集体情感既影响着帮派成员之间的感情，也影响着他们对外帮成员的感受。这些情感让群体内部上下一心为集体而战、吓退集体的敌人。能在成员中间煽动起这种集体情感的群体可胜其他群体一筹，这增加了这一群体的生存概率。
人类协调情感并将情感转化为强大力量的能力显然有着久远的进化渊源，但凡未能融入集体的人，无论是自愿退出还是遭到驱逐，其生存概率都远低于忠于集体的人。实际上，集体情感在许多哺乳动物和鸟类身上也有发现，并不仅限于人类。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一段名为“克鲁格之战”（Battle at Kruger）的视频，视频由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的一群游客拍摄。起初，视频显示一群水牛徜徉在河边的乡野小道上。突然，一群寻找孱弱猎物的狮子凭空出现，盯上了在母水牛腿间踉跄而行的一只小牛犊。
短暂却可怕的追逐之后，狮子驱散了受惊的牛群。可怜的小牛犊四肢孱弱，跟不上牛群的速度，被抛得越来越远。这正中狮子的下怀，小牛犊在旷野上孤立无援，轻易地落入了其中一只狮子的爪牙，并被拖到了河边，似乎难逃溺水而死、葬身狮腹的厄运。
但即便是水牛犊，体形也不小，难以立刻就范咽气。小牛犊表现出了异常顽强的生命力，垂死挣扎。祸不单行的是，河岸上激战正酣时，一只鳄鱼突然从水里探出头来，用尖牙利齿咬住了小牛犊的一条腿。措手不及的狮子没有拱手相让，想把奄奄一息的小牛犊从河边拉走，而鳄鱼也执意地朝相反方向的河里拉。
狮群的力气要强过势单力薄的鳄鱼，最终赢得了这场拉锯战。此时的小牛犊被三只狮子紧紧咬在嘴里，似乎在劫难逃。但接下来，最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此前被狮群赶走的水牛群又倔强而愤怒地卷土而来，一大群水牛瞬间包围了抓着小牛犊的狮子，另一群水牛则带着骇人的气势赶跑了其他狮子。
包围了剩余三只狮子的水牛群气势汹汹地逼近，受惊的狮子最终丢下到手的猎物，落荒而逃。受伤的水牛犊被狮子丢弃在地上，若无其事、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回到了牛群中。
不可思议的“克鲁格之战”展示了作为食草动物的水牛如何击败狮群——该野生动物保护区最凶残可怕的食肉动物——利用有组织的牛群所拥有的数量优势与合作方式。拍摄这场争斗的游客情不自禁地被情绪控制，观者可在视频里听到他们为气势汹汹的牛群欢呼喝彩。争斗情形与人类的戏剧非常相似，亲眼目睹经过的人们难免会受到感染，自己也产生了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我相信所有观看此视频的人内心都会涌起同样的集体情感。
前文提到集体情感有时要强于个人情感。原因之一是，在许多社交场合中，两种情感会形成相互反馈的机制。在许多宗教中，在教堂、清真寺、犹太会堂等场合进行虔诚的集体祷告，目的并不在于集会本身，而在于创造环境，增强祷告的情感力量。观看足球比赛的球迷反复被周围的其他球迷点燃激情，其激情进而又助涨了周围人的兴致，形成反馈循环。面对贾斯廷·比伯这样的歌星，少女们几乎只有在成群结队的时候才会神魂颠倒。在与同一位偶像单独见面时，她们的反应多半较为镇定。
很多社会都有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狂热令家庭反目的时期，夫妻或父母与子女因对争议话题意见相左而拒绝与对方说话。一段时间过后，当事人从狂热的情绪中清醒过来，往往会说他们不知道自己中了什么邪。事后回想起来，问题根本微不足道，但当初他们为何会做出如此极端的反应？然而，这些反应出现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对政治问题的理性分析存在差异，随之而来的还有包括集体认同感在内的集体情感，在此例中即为认同某一意识形态团体而排斥另一个的情感。
集体情感的形成往往需要有一个敌对群体扮演竞争者或威胁来源的角色，而维持“己方”集体的概念需要一个“他方”集体。“己方”与“他方”之间的冲突越激烈，我们相互之间的集体认同感就越深刻，集体行动也就越顺畅。
这是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行为模式。在紧急情况下，如飓风迫近的时候，你会看到人们众志成城，保护集体，相互之间往往会变得非常慷慨。一旦飓风退回到海面上，威胁消失，人们又会回到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状态。爱国主义和民族狂热在国家受到具体敌人威胁的时候最为突出，我们或许对自己的政府颇有微词，但在外国人面前，我们却会慷慨激昂地为政府及其所代表的立场辩护。
这不仅限于西方国家与文化。我的朋友松冈吉成城为日本武士家族之后。在17世纪的江户（东京的旧称）与大坂[2]之战中，他的一名祖先是当时大坂城的武士将领。东京能成为如今的日本首都，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场战争的战果。
2011年，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及随后引发的海啸袭击了日本。事发后，我打电话给吉成城，想确认他和他的家人是否安全。我们长时间未见，聊了很多事情，聊着聊着，我向吉成城问起了许多日本人公开抨击日本政府的事情，他们谴责政府救援不及时，对灾难的幸存者照顾不周。吉成城简短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而后又不无愤慨地指责以色列政府仓促地撤离了驻东京的大使馆员工，而不是留下来声援日本，此举是“临难脱逃，忘恩负义”。
面对指责，我没有保持沉默，而是立即反驳称我相信以色列虽然从日本撤回了大使馆员工，却至少有两倍的以色列医生和救援人员，出于慷慨相助的目的，组成紧急援助队伍飞到了日本。我接着又强调，事发后立即派紧急救援队，全世界比以色列更有诚意的国家不多。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两人都慷慨激昂地为自己的国家辩护，直到清醒过来后，才捧腹大笑。
集体认同感可能是暂时现象。人们会换工作，会搬到别的城市，有时甚至移民到其他国家，但即便已经退出了我们所认同的集体，对以前的集体所怀有的集体情感往往仍会留存在心头。这是因为，集体及构成集体的个人所形成的集体理性情感若是无条件且经久不变的，其所享有的优势即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若不具备这两个特点，集体对敌方所构成的威胁便要大打折扣。例如，试想一下固守原国家认同感的移民。假如我们现处的群体与以前的群体发生冲突，这一现象则会得到更加明显的体现。
这一话题让我想起了一则令人不悦的故事，这则故事是我从父亲口中听来的。“二战”期间，父亲是一名银行职员，有一名银行客户是从纳粹德国逃出的犹太难民，每个月，他都会在同一个日子的同一时刻来到银行，将月工资的1/3汇到德国的一个神秘地址。某日，我父亲问他这些汇款有何用处，这位银行客户像“待命”的士兵一样直挺挺地站起来，自豪地宣称：“我或许没有权利直接参与保卫德国领土的战争，但仍然认为自己至少有义务在经济上支援德国的战事。”
集体情感起源于进化过程，对此尤其有力的证据就是，即便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感并不符合切身利益，我们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求集体情感的建立。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球迷对体育俱乐部的认同感。
体育娱乐业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具有精神支柱作用的集体情感。球迷俱乐部并无现实的目的（举例而言，与其不同，工会的宗旨是保护成员免于遭到雇主剥削；而民族国家则旨在保护公民免于外部威胁），球迷的共同目标是希望所支持球队取得胜利，而这样的胜利并无现实意义。但球队本身并非最后一环，其存在的目的是在社会上建立集体情感。要想见识这种情感之深之烈，须亲自走进座无虚席的球场，置身于拥挤的球迷中间。庆祝进球的时候，这些球迷会站起身来，声嘶力竭地吼叫。
这些情感对比赛本身有多大影响？2005年，芝加哥大学和布朗大学的研究者发表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以多场足球比赛为样本调查了裁判的判罚。该项研究重点调查了常规比赛时间结束后的补时时长。这一判罚的决定权完全在裁判手中，比赛规则对此并无明文规定。
研究者发现裁判做出的补时判罚往往有利于主队。在比赛末段，领先的球队希望补时较短，而落后的球队则希望补时较长（得到的补时越长，进球的概率就越大）。据研究发现，主队在比赛末段领先时，补时时间较短，而客队领先时，裁判给出的补时时长则要长得多。在多数球场，主队球迷都要多于客队球迷，所以可以顺理成章地假设裁判偏向于主队是因为主队球迷强烈的集体情感“波及”了裁判身上。
为何女性对追随球队表现出的兴趣较少？如本章前文所述，人类的集体情感主要来源于帮助集体获得重要资源的需求，尤其是在集体狩猎的背景下。由于狩猎主要是男性的职责，男性对集体情感的需求往往要强于女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男性对体育的兴趣要强于女性，男性的民族主义情结也要强于女性。
目前我们所探讨过的集体情感包括愤怒、共情和集体崇拜，但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一种集体情感——侮辱。集体侮辱造成的伤害要大于个人侮辱。
例如，假设你应聘工作却收到了如下回复：
亲爱的张三先生：
我司承蒙您关注，感激不尽。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录用您，因为直言相告，您的标准测试分数太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职位，我司均有政策规定只录用高分应聘者。
愿您顺利找到与能力匹配的工作。
这是一封言辞尖刻、令人难堪，甚至蛮横无理的信件。但试想一下，你收到的是以下这封信：
亲爱的张三先生：
我司承蒙您关注，感激不尽。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录用您，因为您是黑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职位，我司均有政策规定对非裔美国人不予录用。
愿您顺利找到与能力相匹配的工作。
尽管两封信都非常失礼，但我们多数人都会认为第二封要比第一封更加令人愤慨。这两封信更能说明公司的素质，而非应聘者的素质，但第二封信却对应聘者的个人品质只字未提，仅以集体身份为由拒绝了他。为何我们会认为第二封信更加失礼？为何黑人会觉得第二封信更冒犯他？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第一封信的内容可以算作是以合理理由拒绝了应聘者，而第二封信却没有任何合理的正当理由。但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假设第二封信含有以下内容：
过去，我们发现非裔美国籍员工的盗窃行为要比白人员工多20%。
这似乎提出了拒绝应聘者的正当理由，但其冒犯程度并不亚于不含这句话的信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以种族为由拒绝一名应聘者会造成集体侮辱。其侮辱对象不仅仅是个人，还有其集体身份，这是集体情感强于个人情感的另一个例子。
集体情感在个人层面是否理性？通常是不理性的。沃尔特舅舅一时迷上了纳粹集会，从中并无多少收获。理性而自私的员工也理应更加在意个人批评，而非种族主义倾向的批评。但集体情感的理性在于另一个层面，集体情感在集体层面是理性的，以集体为单位，其各个成分若能拥有集体情感，整个单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影响集体（而非基因）的进化力量可以塑造集体情感，下一章将探讨这种进化形式。
[1]Sieg Heil，德语，意为“胜利”，是纳粹口号。——译者注
[2]大坂，即如今的大阪，于明治维新时期改名，此处的战役应指关原合战。17世纪，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取得胜利后，开始了以江户城为据点的江户幕府统治时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