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1910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其作品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肥沃的土壤
——摘自日记
我又待在我的朋友契尔特科夫在莫斯科省的家里。我在他家作客的原因，与我们多次在奥尔洛夫省边界处碰头以及一年前我到莫斯科省去的原因，是完全相同的。这原因就是，契尔特科夫是个行踪不定的人，除了不能进入土拉省以外，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待下来，因此我就得走遍莫斯科省的各个角落去找他，以便能够同他见面。
我像平常一样在七点多钟出去散步。天气很热。起初我在合欢树旁边一条坚实的泥路上走，合欢树的荚果已快裂开，以便把自己的种子撒到地面上来；后来经过一片开始黄熟的黑麦地，地里美丽的矢车菊仍然鲜艳可爱。我走到了一块土色墨黑、即将全部耕好的休闲地旁边。右面有一个穿高筒靴的老人，驾着一匹羸瘦的驽马用木犁耕地，我听到他用古老的言语气呼呼地吆喝着：“爬啊！”——把第二个字拖得特别长。有时又喝道：“呜！鬼东西！”接着又是：“爬啊……鬼东西。”我想同他攀谈几句，可是当我走近他耕的犁沟的时候，他在犁沟的另一头。我就继续往前走。前面还有一个人在耕地。大概当他耕到路边的时候，我正好能碰上他。“如果能碰上，不妨同他谈谈，”我心里想。我们正好在路边碰头。这个人用一匹高大的枣红马拉着铁犁耕地，他是一个长得模样很好的年轻小伙子，衣服整洁，穿着靴子，我向他打招呼，他和气地回答说：“上帝保佑您。”
铁犁犁到坚实的道路，就越过道路停下了。
“怎么，比木犁好使吧？”
“怎么不是，要省力得多。”
“买了很久了？”
“不久，差点儿被偷去。”
“怎么，又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本村的人偷的嘛。”
“那么，还上法院去告他了？”
“怎么能不告？”
“既然犁找到了，干吗还要告呢？”
“他是小偷啊。”
“小偷又怎样，坐在牢里，他会学会比偷窃更坏的事情。”
他带着认真的神气仔细地看着我，显然既不能同意也不能反对这个对他来说是新异的思想。
他有一张精神饱满、健康、聪明的脸，下颏和上唇刚长出浅色的髭须，还有一双聪明的灰色眼睛。他让马拐了个弯，以便往回耕，可是却放下了犁，显然想休息一下，同时也不反对攀谈几句。我抓住犁把，推了推这匹热汗淋淋、吃得饱饱的、高大的牝马。牝马驾上了轭。我走了几步。可是我掌不住犁，它跳出了泥土，于是我就让马停下来。
“不，您不会使的。”
“反而把你的犁沟搞坏了。”
“这没有关系，我会弄好的。”
他勒住马，抓住我放下的犁把。不过他并不耕地。
“太阳底下很热，我们到树荫下去坐坐吧，”他指着田边的小树林，对我说。
我们走到几棵小白桦树的树荫下。他坐在地上，我面对他站着。
“你是哪一个村的？”
“鲍特维宁村。”
“远吗？”
“在那边小山上，”他指给我看。
“地怎么会离开家这样远的？”
“这不是我的地，是这里的一个农民的。我是他雇佣来的。”“怎么雇佣？雇一个夏天吗？”
“不，只雇佣来播种——耕地，耕过后再翻耕一次，完全按照规定。”
“他的地很多吗？”
“可以播二十俄斗种子。”
“唔，这马是你的吗？真是一匹好马。”
“这匹牝马不错，”他不无自豪感，不过说话的语气很平静。
从模样、身材、肥瘦等方面看，这匹牝马的确不错，在一般农民那里是很少看到的。
“大概你是住在主人家里做雇工，专门搞驮运的吧？”
“不，我住在自己家里，一个人自己当家做主。”
“这样年轻就自己当家了？”
“我七岁就死了父亲，哥哥在莫斯科，在工厂里做工。起初我靠姐姐扶养，她也在工厂里做工。从十四岁起我就一个人自食其力，什么事都干，劳动，挣钱，”他平静地说，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你娶妻了？”
“没有。”
“那么谁给你料理家务？”
“还不是我娘吗？”
“家里有奶牛吗？”
“有两条。”
“啊！你多大年纪啦？”我问。
“十八岁，”他回答，微微露出笑容。他明白，他年纪轻轻的竟能够把生活安排得这样好，一定会使我大为惊讶。显然，对这一点他是感到得意的。
“还这么年轻，”我说。“该服兵役了吧？”
“可不是，快了，”他说这话时带着这样平静的神色，仿佛在谈论关于年老、死亡，以及一切不可避免因而也无庸争辩的事情。
我们的谈话，正像我们那时候同农民经常谈论的那样，一谈就谈到了土地问题，他讲述了自己的生活，接着说，土地很少，如果不是有时徒步，有时驾马车搬运货物，就无法糊口。不过他是带着愉快、高兴和自豪的满足感讲这些话的。他又重复说，他从十四岁起就一个人自己当家做主，一个人挣钱。
“那么，你喝酒吗？”
显然，承认喝酒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但他也不想说谎。
“喝的，”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低声说。
“你识字吗？”
“识了不少。”
“那么，你没有看过有关喝酒的书吗？”
“不，没有看过。”
“那就没办法了，最好是完全不喝。”
“我知道，喝酒没有好处。”
“那么还是戒掉吧。”
他不做声，显然他明白我的意思，并且正在考虑。
“是能戒掉的，”我说，“戒掉了有多好。我前天到伊维诺村去，刚走到一家人家门口，主人就向我问好，用名字和父名叫我。原来，十二年前我们见过面。他姓库津，你认识他吗？”
“怎么不认识，名字叫谢尔盖·季莫费伊奇。”
于是我对他讲，十二年前我同这个库津组织了一个戒酒协会，库津本来是喝酒的，从那时候起就滴酒不沾了。
“前天见面后库津对我说，戒掉这个嗜好真使人高兴，”我说。“显然，他的生活过得十分美好。有一幢很像样的房子，还有全部设备。要是不把酒戒掉，也许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嗯，这确实如此。”
“那么你也应该这样。你是一个好小伙子，既然你自己也说，喝酒没有任何好处，那么为什么还要喝呢？你也戒掉吧，这会有多好。”
他不做声，睁大眼睛看着我。我准备走了，向他伸出了手。“真的，戒掉吧，从今天就开始。你会很好的。”
他的坚强有力的手握住了我的手，显然，从这种握手中可以看出，他对是否要答应在作斗争。
“好吧，可以的，”完全出乎我意料，他愉快而坚决地说。
“难道你答应了吗？”我惊讶地说。
“怎么不是？我答应，”他说，一面点头微笑。
从他平静的嗓音，认真、注意的脸色，可以看出，这不是说笑话，他确实答应，并且确实愿意遵守自己的诺言。
不知是由于年老，由于有病，还是由于既年老又有病，我很容易流泪，流下感动的泪，快乐的泪。他是一个和气、刚毅、坚强的人，又是这样的孤单，这样地愿意做一切有益的事情，这样一个人的简朴的话语深深地感动了我，以致我在离开他的时候，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走了几步，心情平复下来以后，向他转过身去说（在这以前我已经问过他的名字）：
“不过要记住，亚历山大：要么不答应，答应以后就要做到。”
“对，一定做到。”
我在离开他的时候，心中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高兴。
我忘了说明，在和他攀谈的时候，我提出准备把几份反对饮酒的传单和几本小册子送给他。这种反对饮酒的传单，有一张被邻村的一个人贴在自己屋子外边的墙上，后采被警察撕毁了。他表示了谢意，并且说，中午顺便来取。中午他没有来，因此，抱歉得很，我不由得想，我们的这次谈话对他来说未必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重要，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书，而且我认为他所具有的那些品质，实际上在他身上也并不存在。可是晚上他来了，由于劳动和跋涉，汗流满面。他操作到傍晚，回到家里，卸下犁，安置好马，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地走了四俄里路，到我这里来取书。我同几个客人坐在豪华的凉台上，凉台前面有排成一排的几个花坛，花架之间安放着一些水缸。总之，周围的布置富丽堂皇，在这样的环境中，面对与之平等交往的劳动人民总是问心有愧的。
我走出去见他，首先又问他：是不是改变了主意？真的愿意遵守诺言吗？他又带着和气的微笑说：
“怎么不愿意遵守，我还对我娘说了。她很高兴，很感激您。”我看见他耳朵后面夹着一张纸。
“你抽烟吗？”
“抽的，”他说，显然等待着我劝他把烟也戒掉。可是我并没有劝他。他沉默了一会儿，并且由于某种奇怪的思想联系——我认为，这种联系是由于他看到我同情他的生活，所以想把秋天的那件大事告诉我，——他说：
“我还没有对您说，我已经订婚了。”于是他笑了笑，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的眼睛。“在去年秋天。”
“是吗！是件好事！娶哪儿的？”
他说了。
“带嫁妆吗？”
“不，哪里来的嫁妆。可姑娘是很好的。”
我不禁想问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每当我同我们这个时代的好青年打交道时，是经常引起我注意的。
“是这样的，”我说，“请你原谅我问你一个问题，不过是请你说实话：如果不愿意回答，可以不回答，如果愿意回答，就要老老实实地说。”
他用平静、注意的目光看着我。
“当然愿意回答。”
“你同女人有过不正当的关系吗？”
他毫不犹豫，简单地回答：
“这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
“这很好，好极了，”我说。“我为你高兴。”
现在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那么，我现在去把小册子拿给你，愿上帝保佑你。”
于是我们就分别了。
啊，对播种来说这是多么美好的土地，多么容易吸收。如果在这片土地上播下虚伪、暴力、酗酒、淫乱的种子，这是多么可怕的罪孽。啊，多么美好的土地还休闲着，等待着种子，并且生长着杂草。我们这些人有可能把我们不断取之于人民的东西给予他们一点，可是我们给予他们的是什么呢？飞机、兵舰、三十层大厦、留声机、电影机，以及我们称之为科学和艺术的种种荒谬的废物。而主要的是空虚的、不道德的、罪恶的生活榜样。如果说，由于我们从他们那里取得了东西，而只给予他们不需要的、愚蠢的坏榜样，那倒还在其次。更有甚者，我们非但不向他们偿还哪怕是部分的欠债，反而在这片真正需要种植的土地上只撤播“荆棘和杂草”，用狡滑的、蓄意的欺骗使这些善良的、愿意做一切好事的、像孩子一样纯洁的人陷入迷误。
是的，“世界上的人们很糟糕，因为他们会受到诱惑，而诱惑是必然会到来的；可是传播诱惑的人更糟糕。”
张革纫 译
□读书人语
童心之所以美好，在于它澄澈得不存一点杂质，就如同托翁笔下的这位小伙子一样，是一个“善良的、愿意做一切好事的、像孩子一样纯洁的人”。只知道勤勤恳恳的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只知道犯罪就要受到惩罚，一切丑恶的东西于他，既是毫不相干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即或是有一点不良啫好的倾向，也是那样容易从善如流，就像“美好的”、“容易吸收的”、“休闲着等待种子的”肥沃土地一样。但也正如并非所有这样的土地都可以收获粮食一样，年少时美好的心灵并不一定都能维系终生，因为有人要在这肥沃的土地上播下“虚伪、暴力、酗酒、淫乱的种子”，播下“荆棘和杂草”。托翁这种观点与东方哲学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出于这点，托翁在文中才疾呼切莫“用狡猾的、蓄意的欺编”使他们陷入迷误。这也可以说是他为净化人类、消除罪恶所表露的一种“救救孩子”式的善良愿望。当然从整个社会发展角度看，这种愿望在当时还不过是一种天真幻想，但它对于当时以及后世那些“传播诱惑”和“受到诱惠”的人，却不乏一种警醒作用。 【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