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1962
威廉·福克纳，出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新阿尔巴尼，不久随家迁至密州大学所在地牛津镇。成为小说家前曾做过银行职员、军人、木匠、邮政局长及其他一些零碎工作。主要作品有“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包括《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堂》、《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等）、《斯诺普斯》三部曲及《去吧，摩西》、《寓言》等。他的卓越工作使他成为二十世纪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并于一九四九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谈谈私人生活
——美国的梦想，它的遭遇如何？
曾经有过一个美国的梦想：为离群索居的人准备的一座尘世的殿堂和境遇，这种境遇使他不仅能够摆脱由压迫他这个平民大众的一员的专制政权规定的森严的等级制度，而且能够摆脱由把他本人牢牢地控制在附属地位和软弱无力状态的教会和国家的等级制度而造成的平民大众本身。
这个梦想使彼此隔绝，没有什么联系的每个孤单的人（他们还保留着在依靠服从的思想，而不是文明的思想以维持其存在，仅仅靠人口的数量和平民大众的唯命是从以保持其稳定性的旧大陆各国中流传甚广的，含糊不清的志向和希望）都受到鼓舞；这个梦想把各个个人，不分男女，融合在一致的呼声中：“我们将建立一片新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个个人（不是大众，而是个人）将获得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其基础是个人的勇敢、诚实的劳动和互相负责。”
这不单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境遇，一种实际的人的地位，它应当随同美国本身的诞生而出现，它肇端，建立而且包含在空气之中，在“美国”这个词本身之中。这种境遇就象空气和阳光一样，顷刻之间就能使整个大地充满生机。事情也正是这样：它远远地传播出去，连那些精力衰竭了的、老朽的、以至未老先衰的民族都被它吸引住了，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一听到“美国”这个词，甚至还弄不清楚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就对它做出反应，不仅心花怒放，而且怀着他们迄今为止未曾有过的，或者是不敢设想的希望向它迎来。
这种境遇不只是不容许一个人当上国王，而且不容许一个人想当国王。他甚至不会梦想去同国王一比高低，因为他摆脱了国王及其同类，不仅摆脱了象征的标志，而且摆脱了由这些玩具似的象征标志——法院和咨议院，教会和学校——所代表的旧的专制等级制度本身，在等级制看来，一个人的价值不决定于他个人的特性，而决定于他属于一个整体，决定于他在缺乏意识的人群中固定不变的百分数，决定于他身上积累了多少软弱、俯首贴耳、人云亦云的成分。
我们的先辈并没有把这种梦想、希望和境遇遗留给我们这些后辈和合法的继承人，而是把我们这些后代人遗留给了梦想和希望。我们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来决定接受还是拒绝这种梦想，因为从我们出世时起，这种梦想就牢牢地控制了我们。它不是我们的遗产，因为我们是它获得的遗产。我们自己世世代代都被梦想所继承。而且不仅是我们这些美国的子孙后代，还有在受压迫的古老的异族土地上出生和受教育的人也感受到这种气息、这股拂面的微风，也听到保证获得希望的余音。那些古老的民族，那些执着于自己关于人的陈旧观念，以至对任何改变都不抱希望的古老民族也十分尊重关于人的新命运的这个新梦想，为它建立纪念碑，在人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和希望的正门上写上：“世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你这个无地容身、受人压迫、被剥夺了个性的人也可以找到位置。”
那些为了建立自由而一起工作，但却孤单地经受痛苦的人遗赠给我们的自由，我们这些后人甚至无须去赚取它，赢得它，更不用说为它而战斗。我们甚至用不着为它浇水施肥，培育它成长。我们只要记住，自由是有生命的，因而也是会死亡的，所以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应该去捍卫它。有些人，也许是大多数人，不能确切地给自由下一个定义。可是我们也无需给它下定义，我们用不着给自由下定义，犹如我们无需给我们呼吸着的空气或者空气这个词下定义一样；空气用它存在这一事实（创造了美国的美国空气的吹拂）就在出现美国的第一天开创了，而且建立了梦想的大厦，就像空气和运动在创世的第一天就创造了温度和大气层一样。
由于这个梦想并不是人的企求（在确切意义上的企求）目标，因此它不单纯是人的心灵的盲目的、难以名状的希望，它是他肺部的活动，他的光明，他身体内部不断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总之，我们是靠这个梦想活着的。我们不是生活在这个梦想之中，而是以这个梦想为生，犹如我们不是生活在空气和大气之中，而是赖空气和大气为生一样。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梦想的体现，而这个梦想靠无拘无束的强有力的声音传播开去，这些声音敢于用最强音宣扬一些平庸的公式，如“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声音使这种娓娓动听的平凡论调（它们永远是真理，因为希望和尊严永远是真理）显得煞有介事和刻不容缓，甚至使人不觉得它们陈腐而平淡。
曾经有过这种梦想：一个人能和跟他一样的另一个人平等，并不是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黑种人，或是白种人，或是棕种人，或是黄种人，因此他注定了终身都是平等的，——确切些说，他不是注定享有，而是被赐予了平等的权利，因为他自己昏昏然蜷伏在暖烘烘的真空状态里，就象母腹中的胚胎一样，并没有为赢得平等权利而动过一下手指。梦想，这就是获得同其他人平等的自由，这就是使人们有义务用个人的勇敢、诚实的工作和相互的责任感来保卫，来维护平等权利的自由。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梦想。它抛弃了我们，在我国人民创立了一种关于人的生存的新观念，力求获得一个坚固的支撑点，以便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这个梦想支持过我们，维护过我们，保卫过我们；这个梦想不要求我们付出任何代价作为交换，而只要求我们时刻记住，它是有生命的，因而也是会死亡的，它必需经常获得勇气、忠诚、自尊和谦恭的责任感和警觉性的支持。现在它离我们而去了。我们睡意朦胧了，我们沉入梦乡了，于是它就离开了我们。现在，在真空里再也听不到那种无所畏惧，甚至不知恐惧为何物的强有力的声音，听不到同希望和意志融为一体的声音了。因为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恐惧、和解和妥协的一派嘈杂声，是夸大其词的窃窃私语，是我们不再赋予任何意义的大话和空话——“自由”、“民主”、“爱国主义”，我们这些终于从沉睡中被吵醒的人，企图用这些话来极力掩饰自己的损失。
梦想一定是有了变化。变化还不少呢。我以为，下面的例子就是一个征候。
大约十年以前，我的一位老朋友，一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专论文章作者，告诉我说，一家财源充足又颇有销路的新画报愿意出高稿酬请他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不是请他评论我的小说，而是请他写我本人，写我私人。我说：“不行。”而且说明了原因：我认为，只有作家的作品才归社会所有，才能作为讨论、研究、评论的对象；作家本人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的，把它们提供给公众，并因而收取报酬；所以，他不仅能够，而且应该接受公众对他作品的议论和态度：从赞扬直到付之一炬。然而，只要一个作家没有犯罪或是出任公职，他的私生活就是属于他自己的；不仅他本人有权保卫自己的孤独，而且公众也应该这样做，因为一个人的自由正是在另一个人的自由开始的地方宣告结束的。我还说，我认为任何一个有鉴别力和责任感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
可是我的朋友却说：“不对。”他说：“你错了。如果由我来写这篇特写，我一定是本着鉴别力和责任感来写的。但是，如果你不准我写的话，那么迟早会有完全不顾什么鉴别力和责任感的另外一个人来写的。他既不会考虑你本人，也不会照顾你作为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声，你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件消费品，一件商品，只要把这件商品推销出去，就能增加画报的发行量，可以赚一笔钱。”
“我不信，”我说：“只要我没有犯罪或者出任公职，别人就不能闯进我的私生活里来，如果我请他们不要闯进来的话。”
他说：“他们不仅能够闯进来，而且一旦你在欧洲赢得的名声也传到了美国，使你成为一个有点经济价值的人物的话，他们就会这么干的，不信你就等着瞧。”
我就照他说的做了。我等着，也就瞧见了。两年以前，在同出版我的书的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谈话时，我偶然得知那家画报已经拟定了八年前被我拒绝了的那个方案，我不知道我的出版人是得到了正式通知，还是像我一样偶然得知这事的。我又说了一遍：“不行。”而且又举了我已经说过的那些理由，我仍旧认为，这些理由对任何一个在新闻界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来说都是必须遵循的，因为鉴别力和责任感同他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是保证他的地位稳固可靠的。那位编辑打断了我的话头，他说：
“您说的我都同意，而且您也无需向我论证。您不愿意，有这一条就足够了。是不是让我来管管这件事？”他就管了，也许至少是打算管一下。因为我的朋友评论家说对了。于是我说请您再试试看。请您告诉他们：‘我请求你们不要这样做。’”后来我又亲自对这篇特写拟议中的作者说：“我请求您不要这样做。”我不知道，因为他是编内的工作人员，所以交给他这份差事呢，还是他自告奋勇要当这份差，抑或是他给自己的老板出的这个主意。不过，我记得他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我必须这样做，如果我拒绝，他们就会把我解雇。”这倒像是句实话，因为我向另一家杂志的工作人员提出过同一个问题，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但是既然一个编内的新闻从业人员也是把我作为牺牲品的那种力量，也就是不负责任地使用权力，或者叫滥施淫威，而这正是对人的尊严和权利最强有力、最无与伦比的保护者，即被称为新闻自由制度的背叛的牺牲品，既然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我剩下的唯一防卫手段就是拒绝合作，拒绝同编辑部的方案发生任何关系。不过那时候我已经明白了，这对我毫无用处，我无法制止他们。
也许，他们——作者及其雇主——不相信，也不能相信我的话。也可能是不敢相信。也许，没有一个美国人会相信，如果一个人并不害怕警察局，他居然会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刊登，而且是完全免费刊登在任何一本新闻刊物上，不论是庸俗的，还是体面的刊物，也不论它的发行量有多大。不过，事情大约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因为他们两个人——作者和出版人——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不管我是否了解这一点，我们三个都是我们美国文化的异常现象（地质学家使用这个术语的意义上的异常）的牺牲品，这种现象每天都在向我们呼喊：“小心点！”我们三个人不是在同一种思想打交道，不是在做一种抉择，在好的和坏的鉴别力之间、责任感和不负责任之间进行抉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事实，是我们美国生活的状态，在它面前我们三个人，就当时而言，都是无能为力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于是作者带着一个小组，或者说带着他的一队人马来了，从他能获得材料的地方，用他能用的种种办法得到了材料，然后回去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过问题并不在这里。作者并没有错，因为他如果空手而回，就会（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丢掉那份剥夺了他在好的和坏的鉴别力之间进行抉择的权利的差事。雇主也没有错，因为要保住在总行业中自己（雇主的）并不稳固的那点地盘，连他，总行业的一个分支的主人，也只好赶赶时髦来战胜对手的竞争。
问题不在于作者写了些什么，问题在于他不能不写，在于他（他们）把这些东西发表在某家新闻刊物上，这家刊物为了赢得、维持自己的声望，就必须按照一些不可更改的标准行事；他们发表这些东西时，不仅不顾特写的主人公的反对，而且对他的抗议漠然置之；这种冷漠不单纯是这家刊物的工作原则——它已经由公众的订费得到证实，说明杂志的产品可以推销出去而获得利润。最可怕的（不是可恼的，我们不能对此感到恼怒，因为是我们自己促成而且发展了这种情况，是我们自己宽容了过错，使它具有了合法性，甚至在必要时利用过它为自己谋私利）是类似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生，是这类事还可能发生，而当事人在事前毫不知情。如果受害人在事先偶然得知呢，——即使如此，他也根本无能为力。甚至在事后，受害人除了咒骂几句，诅咒上帝之外，也没有其它的办法表示抗议，因为我们没有追究拙劣的鉴别力的法律。这或许是因为在民主的条件下，决定法律的大多数人即使遇到了拙劣的鉴别力的征兆，也不能认清它们，还因为在我国的民主制度下，制造市场和制造充斥市场的商品（不是需求，需求无须制造，它只要满足）的贸易公司把拙劣的鉴别力变成了消费品，这种消费品可以被投放到市场上，因此可以课税，从而可以预先大做广告；而拙劣的鉴别力一旦获得了支付能力，就洗刷了自己的污垢而被证明是正确的了。即使作家有向法院控告的依据，他反正也得输掉这场官司，因为出版商总是会把诉讼费用列入生产开支，而由于闹得满城风雨，销路增加而带来的利润却可以扩大出版商本人的投资。问题在于今天的美国，任何一个组织或者集团，仅仅由于它打着新闻自由，或者是国家安全，或者是反颠覆分子联盟的旗号，就有绝对的权利不把任何一个不属于某个组织或集团的个人，或者是其富有程度还不足以吓倒它们的个人放在眼里。而没有足够的个人自由，人就丧失了个性；一个人一旦丧失了个性，他也就失去了值得拥有或者保持的一切东西。这个组织自然不是由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
艺术家都是单独的个人，连两个艺术家都不可能结成联盟，更不用说许许多多的艺术家了。何况美国的艺术家无须享有过私生活的权利，因为只要涉及美国，他们就不是什么艺术家了。美国不需要艺木家，因为在美国他们是一钱不值的。艺术家在美国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不会大于画报撰稿人的雇主在密西西比州作家的私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可是美国生活中还有两种为美国所需要，而它们也需要美国的职业，它们需要私生活的自由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就是需要耐心的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探索者，自律学说和词章之学的探索者。像林白上校，他最终被迫放弃了这门科学，迫使他这样做的是民族和文化，其道德原则之一不是把保护他的私生活看成是自己不容推卸的义务，而认为自己有破坏他的私生活的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个民族享有窃据他的荣誉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可是既无力保护他的子女，又不认为自己在他遭到不幸时有庇护他的义务；拯救民族的简单科学的探索者如奥本海默博士 也遭到种种折磨和迫害，其根据也是同样的道德原则，直到他私生活的层层帷幔统统被扯下，只剩下我们历来炫耀的那些个人品质，因为只有这些品质才使我们有别于禽兽，也就是以德报德、忠于友谊、对妇女的骑士风度和爱的能力，见到这些品质时，连官方指派的迫害者们也感到无能为力，只好羞愧地（但愿如此）住手。看来事情同是否忠诚、同国家安全问题毫无关系，只不过是硬要攻击他，把他的私生活公之于世，（可是如果被剥夺了私人生活，他就永远也不会成为在别人都不能为袓国效力的时候却能够为国出力的少数人物中的一个。）从而把他也变成没有名字、没有个性、没有特色的芸芸众生的一员，看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就连这些也还只是端倪，因为病根要深远得多。病根应该追溯到我们认为靠鉴别力和责任感来调节、控制的那些旧道德原则已经过时而应该抛弃的那个历史时刻。追溯到我们不再承认我们祖先赋予“自由”、“独立”的含义，不再承认这种含义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不再承认祖先遗留给我国民族的这种含义而在我们的时代把它变成一句空话的历史时刻。追溯到我们用专利特许证来代替自由的那个时刻，而专利特许证允许在特许证的创造者和物质财富的占有者们制定的法律范围内采取任何行动。追溯到我们用对任何抗议都无动于衷来代替自由，而且宣布允许在被阉割了的“自由”一词的掩护下采取任何行动的那个时刻。
真理也就在这个时刻消失了。我们没有废除真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真理扭转身去，不带一丝嘲讽，不带一丝轻蔑，甚至不带一丝绝望（但愿如此），就此离我们而去了。它就这样走了，或许，当我们遭到某种变故（不幸、民族灾难，如果这些还无济于事的话，还有军事上的失败）的时候，它还会回来，回来教会我们尊重真理并且迫使我们付出任何代价，做出任何牺牲（要知道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刚毅，只不过我们想尽量不运用这些品质而已），以便重新获得真理，保护真理，按照它自身不容妥协的条件（鉴别力和责任感）来保护它，使它永远不再离开我们。真理是一条长长的、干干净净的、明确的、不容置辩的、闪闪发光的笔直的准绳，在它的一边是黑色，另一边是白色；而在我们的时代，它成了一种角度，一种观点，某种不仅同真理，而且同简单的事实毫不相干的东西，某种完全取决于你的观察角度、你的立场的东西。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成了某种取决于你是否能够迫使你想欺骗或蒙蔽的人在观察时采取一定立场的东西。
赌博下的注，打赌的金额是真理、自由和独立三者的统一体。过去是无限的自由王国的美国天空，过去散发着独立的活力的美国空气，现在变成了一团封闭的气层，它既压制自由，又压制独立，它剥夺每个人的个性，剥夺（下一步）他的最后一个庇护所——私生活，没有私生活，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我国住房的构造本身就是一种预告。过去住房的墙壁是不透光的，既不让人看见屋内发生的事情，也不让人看见外面发生的事情，而且墙壁结实到足以遮盖屋内发生的事情。总有一天，人们会对屋内和屋外的事情都洞若观火。到那时，私生活就真的消失了。如果一个人那怕是只有背着人换件衬衣或是洗个澡这样的个人感情，他也会受到美国异口同声的唾骂，被指责是破坏美国生活方式、威胁美国国旗的独立的人。
自然，这是说如果（到那时）墙壁本身，不论其透明与否，还能经受住这疯狂的爆炸、这股象雷霆一样滚滚轰鸣直达美国式顶点的强大力量的冲击的话。这股力量有许多面孔，但是合为一体，通过那些疯狂而冷酷无情的预言家之口喷吐出那些早已被我们抽去了意义和除去工具的职能外，不起任何作用的词语，那些用来进一步压制精神上的个人自由的词语：“安全”、“颠覆”、“反共主义”、“基督教”、“繁荣”、“美国生活方式”、“国旗”。
每一个人都有大致相等的可能（自然是在不断作出某种努力的条件下）在另一个人的自由面前保护自己的自由，可是当一些强有力的联合会、组织、联合体，像出版康采恩和宗教教派、政党和法院，允许哪怕是一个分支机构利用象“自由”、“救国”、“安全”和“民主”这些假定的标记而不受道义责任感的约束，而为公司效力的个别人在这种允许的庇护下也不受个人责任感和限制的约束的时候，那就的确应该敲起警钟了。那时，即使是象奥本海默博士、林白上校和我（还有画报的编内工作人员，如果别人确实强迫他在好的鉴别力和行乞之间进行抉择的话）这样的人也应该联合起来，保卫私生活的权利，因为只有私生活才能保证艺术家、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生存。
或者说是保卫生命本身，保卫自己的呼吸，而且不只是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生命，还有外科医生的父母和亲戚的生命。我指的是前不久因残忍地杀害妻子而受审的克利夫兰的那个医生，他的三位亲人：岳父、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活过这次审判。据在美国大多数报纸的头条位置一再报道这次悲惨事件的新闻界自己承认，对这次审判的报道是不实事求是的。我关心的是这三名受害者，而不是受审的人，因为他毫无疑问还能活很久，我关心的是他的三位亲人，其中的两个，至少是一个，据报纸报道，之所以死去是因为“对生活感到太疲倦了”，而第三个人（母亲）自杀了，她仿佛是以此表明：“我再也受不住了。”也许，他们的死仅仅是因为对这桩罪行感到震惊，然而奇怪的是他们不是死在罪行发生的时间，而是死在公开审判的时期。再者，受害者之一，按他自己的说法，“对生活感到太疲倦了”，而另一个则明显地表示：“我再也受不住了。”如果他们这样说的原因不单单是悲剧事件本身呢？如果他们寻死的原因有好几个呢？那么，被称为新闻自由的机器，它在任何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里都应该是一个忠诚的骑士，用它的刚直不阿来帮助真理、公正和善良取得胜利；然而，它又纵容了多么令人发指的中世纪驱妖活动，以至罪犯的亲属用自己的死亡来衍赎他的罪恶？！而如果医生象他本人说的那样，是无罪的，那么这位骑士，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人的保护者，又参与了一桩甚么样的罪行呢？
我再说一遍，美国不需要艺术家。美国还没有为他找到立足之地，因为他只关心人的精神问题，却不会利用自己的声望去推销肥皂、香烟或者自来水笔，或者去给汽车、海上旅游、休养胜地的旅馆做广告，或者是（自然，如果他易于接受指导，而且能很快符合标准的话）在电台发表讲话、拍电影，那样他就会带来利润，从而不辜负别人对他的关注。不过，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还有科学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科学性还可以拯救这份文明，而那些靠人的卑鄙情欲和愚蠢养得脑满肠肥，却自认为是正人君子的职业救世主，那些靠人的贪婪和愚昧捞取资本，却自认为是正人君子的政客，那些利用人的恐惧心情和偏见投机取巧，却自认为是正人君子的教会人士，已经不能拯救这份文明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证明这一点。
赵永穆 译
□读书人语
私人生活不是一个简单随意的话题，作家认为它关系到美国梦想的遭遇。
美国梦想包含了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个人之间的平等及人们对于真理的尊重与渴求等等蛊惑人心的内容。这些权利像空气与光一样，构成人的生存基础之一。然而，曾几何时，这迷梦已被悄悄篡改。“安全”、“基督教”、“美国生活方式”等美丽词语，已成空洞能指，成了压抑人的自由的工具。人们只关注广告、利润，热衷于推销。专利特许证代替了自由。而最富于灾难性的事实是私人生活的被剥夺。在“出版康乐恩和宗教教派、政党和法院”等强大机构的自由面前，个人的自由丧失立足之地。而人一旦失去了自由，就丧失个性。而没有个性的人，值得拥有什么呢？就这样人们失去了美国梦想，并不可避免地为真理所弃。美国文明面临危机。
作家在这里表达了他对旧梦消逝的惆怅，对生活现状的愤怒和控诉，对自己回天乏力的无奈，对美国文明的忧虑，并代表人类深自忏悔。美国式梦想属于全人类，因而美国文明的危机具有世界意义。应该说，福克纳先生几十年前的这些控诉，忏悔和忧虑，迄今仍有深刘的现实意义 【林筱芳】
阿尔贝·加缪
加缪说过，诞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他说过，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迹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永无尽止地忍受寒冷。
因此他反抗了。他就是不能忍受永无尽止的寒冷。他就是不愿沿着一条仅仅通向死亡的路走下去。他所走的是唯一的一条可能不光是通向死亡的道路。他们遵循的道路通向阳光，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来并不存在，是我们把它造出来之后才有的。
他说过：“我不愿相信死亡能通向另一个生命。对我来说，那是一扇关闭的门。”那就是说，他努力要做到相信这一点。可是他失败了。像一切艺术家那样，他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寻求自己和让自己回答只有上帝能解答的问题上；当他成为他那一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时，我打电报给他说“向永恒地自我追求、自我寻找答案的灵魂致敬”；如果他不想相信上帝，那他当时为什么不中止追求呢？
就在他撞到树上去的那一刻，他仍然在自我追求与自我寻找答案；我不相信在那光明一瞬间他找到了答案。我不相信答案能给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求，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人类荒谬的某个脆弱的成员。这样的成员从来也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人们会说，他太年轻了；他没有时间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可是这不是“多久”的问题，也不是“多少”的问题，而仅仅是“什么”的问题。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已经在门的这边写出了与他一起生活过、对死亡有着共同的预感与憎恨的每一个艺术家所希望做的事：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当时，他正在做这件事，也许在光明灿烂的那一瞬间他甚至都明白他已经成功了。他还能有何求呢？
□读书人语
两个伟大心灵的共通，常常令人感动而振奋。如果说加缪对于福克纳多少有些知遇之恩，那么后者在本文中对加缪的肯定和赞赏，也是相当诚挚和中肯的。福克纳巧妙地用加缪自己追求的一生证明了加缪式的神话——一个现代哲学的著名命题：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加缪不倦地自我追求，自我寻找答案，可是没有结果就横死途中。他热爱生命，向往自由与阳光，但终未能战胜死亡。但是死亡也没能战胜他，因为他已向人们证明：“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这种肯定和赞赏固然体现出福克纳识见卓越，但更表明了这两个一样承担人类痛苦、寻求人类出路的伟大灵魂精神上深刻的共鸣。福克纳以如此的热情扣诚挚赞赏加缪的人生和思想，惋惜他工作的中断，加缪天堂有知，夫复何求？ 【林筱芳】
- 这是1775年4月23日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中说的话，后来成为美国革命的口号之一。——俄译本注。
- 这是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俄译本注。
- 指马尔科姆·考莱（1898年生），文艺批评家，有多部评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著作：《继承精细的传统：1910年以来的美国作家》（1937），《文坛形势》，（1954）等，出版过海明威、福克纳、霍桑和惠特曼的文集并写了序言。——俄译本注。
- 查理·林白（1902年生），美国飞行员，1927年5月20—21日完成自纽约横越大西洋至巴黎的不着陆飞行。——俄译本注。
- 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年生），美国物理学家，领导过洛斯一阿拉谋斯的美国制造原子弹的主要核子实验室的工作。由于他反对制造氢弹，在1953年被解除涉及机密工作的各项政府职务并被控对美国不忠诚。——俄译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