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1994
欧仁·尤奈斯库，法国现代著名剧作家。父亲为罗马尼亚人，在法国度过童年时期，1925年去罗马尼亚，1938年重返法国定居。1949年后，著有剧作40多部，著名作品有《秃头歌女》、《椅子》、《犀牛》等。
我越来越困难了
我感到工作越来越困难了。所谓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讲话，我的意思是说我感到写作越来越困难了。然而，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总得要干些事情。但是，我已经写了一辈子，现在已经到了极限了。不过，我还远远没有枯竭。我觉得受到压抑。我还要叙述的一些事情是那样地使人感到痛苦和难受，以致我觉得要写下去，非尽一切可能不可。“写了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在始终折磨着我。但是，如果我不写，那就要比写还要坏。表面上，我应有尽有。实际上，我已经没有什么目标了。我总是在干这样的事，那就是沉浸在我的苦恼之中。酒精可以使我摆脱，但为时很短，而且它只会更加使我觉得悲剧的普遍性。我的朋友C.对我说生活就是一场恶梦。恶梦所做的一切是残忍而平凡的：出生和死亡，杀戮和灭族，地球和宇宙的灾难，苦役犯监狱和压迫，暴力和恐怖——对所有这一切，我们早就知道了。然而，人们还生活着。几千年以来，我们好像屈从于这样的条件；对于这个条件，我们也许不应当再忍受了。但是，越来越认识到世界难以生活下去的人类，难道不应该自杀吗？即使人们生活在安静之中，难道衰老不也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吗？当C.断言说一切只不过是场恶梦的时候，他是带着高兴的心情说的。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位客观的智者。他清醒而理智地发表了所有这些观察意见。他并没有什么体验。至于我呢，远远超过了观察，我是感觉到的。不仅如此，而且我是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了。对于C.，一切都是可言的，他一旦讲了，就继续生活着，好像什么事也没有。而对于我来说，一切则是不可言的。我所使用的词语都是简单而平庸的，它们不能表达出这个深刻的、真正的苦恼。令人觉得有些反常的是，这种苦恼是只有文学中诡谲的、纯化的技巧才能给以表达。我陷入了不可表达之中。
确实，人类是想要自杀的，但是它不是真正地想自杀，它只是一半地这样想，——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战争、轰炸、一些人迫害另一些人的原因。人类是又想自杀，又不想自杀。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拥有毁灭一切的手段的。由于错误，由于神智清醒的错误，由于失手，或者在集体失望的时候，这种毁灭也许是会发生的。
我曾经一直追求着虚假的目标。青少年时期，我追求的是绝对，我不知道是什么启蒙的力量，我不知道是发现了什么隐藏着的、令人鼓舞的、非常明显的东西，使我一头扎进了文学。为了弥补才智的不足，我追求并取得了较为容易的东西，那就是一种荣誉，一种名声。我一直知道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徒劳的，知道“真正的生活是在别的方面”，——如果存在一种生活的话，那么真正的生活也许是在别的方面。我在文学上的成功，从来也没有填补过我的期待，消除过我的失望。成功只是把它们隐藏起来罢了。可是，我是那样地期待着取得被人们称之为徒劳的文学上的成功。如果我取得了，我蔑视它。如果我没有取得，我为之感到痛苦。
人们说我拥有使我能够幸福的一切：一位妻子，她非常忠诚、优雅，她为我的幸福可能会献出她的一生；一个女儿，她比我更有学问、更加聪明；舒适的生活条件。然而，我有着一种强烈的情感的欲望。这种强烈的情感的欲望，爱情的欲望，它当然也是隐藏着对另一个人爱情的欲望的东西。在我的生活中，如果有太阳的话，那么我的妻子和女儿就是阳光。如果一位朋友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也会使我在一些时间里感到精神振作。同样地，如果电话中传来一位青年女子的声音，也会使我产生上面的情况，因为如果一个女子给您打电话，那就说明您还没有老，说明一切都还没有完结。
我无法协调我的想法，无法把我的情感概括出来。在动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曾经觉得是能够更多地讲一些东西的。然而，一切突然停了下来。如果我没有能把一切都讲出来，那么主要是为了不想使我的亲人们感到痛苦。现在，我是很想把一切都讲出来的。但是许多年以来，我养成了一种自我审查的习惯，它是那样的强烈，以致我对一些事情只能缄默不语。对所有的事情缄默不语，——或许以后我也是能够做到的，是能够以一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方式做到的。
早晨是很难过的。每天早晨总是不想爬起来，我得不断去强制自己。对于这种社会生活，再没有别的要求了。除此以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愿望了吗？要有点优美，如果生活中没有点优美，那是不能接受的。他们都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生活着。为了活着，他们在怎样干呢？我是想说，为了死掉，他们在怎样干呢？然而，在我的周围，并没有许多愉快的面孔。但是他们在工作，而我呢，却只是在写作，只是在自寻烦恼。那些工作的人，晚上幸福地回到屋里，幸福地休息去了。但是，我总是在休息，却又从来没有休息。我从早到晚，除了有些时候稍许和缓些以外，一种厌烦始终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为此，我得在白纸上涂来涂去。我也不知道哪一种到底更好些：是写作，还是自我烦恼？
我经历过一些时刻，那时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有时，我到一些人的家里去，人们在谈所有那些我一生都在关心的东西，所有那些我直到昨天都还在关心的东西：绘画、文学、戏剧（但是我对戏剧从来也没有真正感兴趣过），甚至对政治也是如此。但是，这种无动于衷远远不是智者的无动于衷，智者的无动于衷是冷静的。而我呢，我对一切事情、对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无动于衷的，这种无动于衷是忧郁的，是阴暗的。这不是无动于衷，这是一种冰冷的、苦恼的厌烦心情，它比深渊还要深。可是去年，我在动了手术之后，有两个月是过得很幸福的，我觉得活着就是一个奇迹。我觉得不受苦就是一个最高的奖赏，世界是透明的、澄清的。我肯定是度过了一些像人们说的消沉，或者像人们过去说的萎靡的时刻。我记得去年夏天，我曾站在一只船的甲板上，看着以前经常使我觉得赏心悦目的蓝色的大海，但那时在我看来，它只像是一潭泥浆和黑水。
为了排遣这种致命的苦恼，我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应当怎么做。要年轻些，要有情感。总之，使我恼火的不是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不活下去。
或者，要不然就回到童年的时代。
过去，有一天夜里我做过一个梦，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梦中，我到了机场。我要乘飞机到另一个机场去，它在城市的另外一边。要到那里去，不仅自己没有汽车，而且既没有地铁，也没有出租汽车，我得徒步去。我走过一条条通道和地道，顺着城市边上的沿河公路走着，总是沿着一条河——也许它就是塞纳河吧——和一些铁轨走着。不时，来到一个个十字路口，那里的房子高而阴暗，不过都是些死胡同。要穿过一些工厂，一些类似工厂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很匆忙，一副工作的样子。我得越过一堆堆的大桶，一堆堆奇怪的机器。它们好像是些轮转印刷机。我时而发现一条走廊，它把我引向一扇门，但当我把门打开时，却看到立在我面前的是一堵墙。我折回来，走到了另一些门的前面，不是这些门只通向没有出口的房间，就是我又撞上了另外一堵墙。有一阵子，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我对自己说应该醒醒，不要继续做恶梦了。“人们”对我说：您没有必要醒来，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醒来仍将是那么回事。您现在应当另找一条出路，您无论如何要从头开始。确实，在攀登了一些梯子之后，我来到了一处开阔的地方。我暗自说道：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啊！这些看守者不会让我出去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向出口跑过去。因为我发现了出口，看守者就不能拿我怎么样了。我奔跑着。看守们看着我，他们一动也不动，只是摇晃着胳膊。我出来了。来到了一片田野，一条大路，空间好开阔啊。我听到了有人发出了胜利的呼喊声：“尤奈斯库走上一条宽广的大道了，他走上宽广的大道了。”
我醒了。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我在清醒的睡意中重新推敲过的我的愿望的表示呢，抑或是某种显示？这几个星期，我就等待着答案。
我陷进了黑暗里。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些微弱的光线。如果我经过大街，如果我看着人们行走，我就觉得他们只是些影子。在我的周围，只是一些游走的幽灵。这是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觉得生存是不真实的，乌有不是比生存更为实在吗？我总是期待着优美，多么漫长的期待啊。但也可以说是短暂的，因为我们生下来还没有那么长久嘛。只有优美可以使人觉得、使人确信世界是实在的，是具体的。我倒是觉得，日常的现实是没有实在意义的，是悬吊在虚无之中的，而只有超感觉的现实才有着丰富的内容。
是的，我溜达着，我看着这些景色，我对自己说这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些幻觉，只是些光线的痕迹，只是些随时都会解体的形态。
还有些活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请求，但是向谁请求呢？我请求让我重新得到已经去世的双亲和朋友。不久以前，我有几位朋友死得很突然，两个自杀了；第三个睡下去，就没有再醒过来。另外，我还有三位朋友得了可怕的疾病。我单独一人去过一片巨大的墓地，踯躅于陵墓之间。我是一个人吗？不，R.拉着我的手。她是有力的，勇敢的。没有她，我会变成什么呢？我的衰弱倒使她产生了一种力量。
人们可以，人们定将把这种阴郁的气氛归因于消沉。但是，消沉是有道理的。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是在自己欺骗自己，他不想这个，把它忘掉，没有意识到……除非他不大明白，除非他没有感到受着支撑，没有感到世界是被用一种超现实的神圣的柱子支撑着的。这就是优美：感到从根本上、精神上和超感觉上来说，世界是实在的和充实的。对于超感觉的现实，如果没有、或者连一半也没有意识到，那么一切就都是渐趋消失的，世界就不是物质的，就不是具体化的。
可是，这个世界既然是使人感到抑郁的，那么它就是现实的。继而，我又觉得它蒙着一层薄纱，隐约闪现着一线颤动的微光。
我的思想并非总是处在这样的状态的。但应当说，我常常是这样。不管怎么说，处在我的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深处的，是空虚。
过去我所干的一切，今天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乌有的基础之上的。爱情可能会使您活下去。但是，它会不会是一种麻醉剂呢？
当我们向人们提出比较严肃的问题，当我们真正地问到他们本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人要为人人活着，那是很困难的。我碰到了M，我对他叙说，我几个朋友的死是在何等程度上使我面对了真正的现实：非现实。当他们一个个在我们身边倒下去的时候，我们怎样还能站得住呢？“应该尽量做到不要在乎这些，”他对我说。“或者，如果还有些事可干的话，那就去工作。要不然，就去画画。”这真是些令人沮丧的办法，因为我觉得工作更加痛苦，还不如让自己在闷闷不乐中化为乌有呢。严肃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啊。我反对一切的禁欲，只有这样，我对生存才能忍受。J. J.刚刚动过一次困难的手术，但他却显出异常的幸福。在等待做手术时，他想他能够有过一次生命，而且不管怎样还是生存过的，那就是很幸福的了。他曾经生活过。至于人们是否将会忘掉他，那关系不大。对他来说，曾经生活过就心满意足了……
我得去参加一次会议，同法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东欧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在一起。这是一次讨论意识自由的代表大会，我要在会上发言。意识的自由？有什么用呢？今天，我对一切都已经无动于衷了。
这些老的学者，这些对文化充满兴趣、在法兰西语文学院里讨论给一个词汇下定义的学识渊博的人，可那是法国，是法国文化使他们活下去的。知识，思想，——这是一副还相当结实的骨骼。在智力上，法国有一副结实的骨骼。酒精和色情可以说是最后的屏障，它们掩盖了我的虚无。但是这些学者们，他们有文化，文化使他们活下去，他们有这个就觉得够了。他们要活下去，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不需要酒精，不需要情妇，只需要严肃的科学。这完全像修道般的。当然，还需要友谊。
自1850年至上一次战争以后，除了有几个例外，比如波德莱尔，他就害怕腐败甚过虚无，可以说在法国文学中是不“存在”死亡的。然而，佐拉是被死亡搞得不得安宁的，比如娜娜的垂危就突出地表现了萦绕在他脑际的念头。但是大家都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社会作家。如果没有社会，那么法国文学就全是爱情的心理分析了。人们偶然地死于爱情，死于随便任何一种疾病，在战争中也不是战死的。可以说，人们过去仅仅研究死亡的社会方面，死亡是外部的。只是到了将近1945年时，死亡才开始内在化，它是不可逃避的、本质的明显事实，并非是偶然性的。普鲁斯特想到了死亡，所有大的作家都明显地想到了死亡，但是他们——普鲁斯特也是一样——只注意到生存的戏剧性的一个方面，只注意到它的豪壮的性质；如果您是一个社会主义作家的话，那还会发现它的可鄙的性质。色情和政治要明显得多，它们比死亡显得更加真实。确实，现在还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是搞政治的，是吃政治饭的。但是，对于死亡、历史和人类的末日的看法，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它们变成了真正的、本质的明显事实。
R.和我，我们俩互为依靠，也互为苦恼。夜里，我们蜷缩在一起。这就叫保护。
尽管如此，虽然我苦恼，但是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要继续写作，我每天早上就要重新开始，我仍然要干我认为是我的义务的一切。
既然我是无知的，我就不能、我也不应当去对一切加以评论。我也许是有一切理由高兴的。我只能充满信心。
李 化 译
□读书人语
尤奈斯库说：“我陷入了不可表达之中。”知其不可表达却又在表达，这本身即是一种饽论或吊诡。故此，整篇散文可以看作是罗兰·巴特式的写作，是语言的吊诡游戏。而这很可能是自觉的，他的代表作《秃头歌女》，副题便是“语言的悲剧”。
从存在主义、卡夫卡和初级英语会话中引发的灵感，永远是尤奈斯库的宝贵财富。他感受到语言的荒诞统治，遂以不懈的努力消解语言的命名力量。由此文我们看到，语言的上下文不断处在相互质疑、矛盾、推翻和解构的过程中，从而形成一种特别的文体意味，用巴特的话说就是“胜过父法”，能指胜过了所指。仿佛一切都在别处，非但生活，写作本身也在别处，语言阻隔着我对世界的“在场”，我只能在生活与冥想之间优柔寡断，我焦虑、优美、绝望而深刻。
现代派作家难以散文传世，这无疑是因为现代主义的神话思维和象征模式不适于散文的载体，尤其是自述性的、能见出本真话语的散文。在此意义上，尤奈斯库这篇写自己的散文是难能可责的，它以现代乃至后现代作家的经典句法，写出了朴实、亲切和平凡的坦诚，精英之态的矫揉甚少。或许，这也是一种现象学的还原吧。 【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