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周汝昌，天津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早年曾执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后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对《红楼梦》研究富有创见。所著《红楼梦所证》影响海内外，另有《曹雪芹》、《献芹集》多部著作行世。
琐琐萦怀说岁除
每到年头岁尾、辞旧迎新之际，总有一些杂想，积之日久，不知怎么样——向谁，说一说才好。我的杂想又与大事无关，有谁来听这些呢？但是人的“想说欲”是强烈的，终于还是铺纸搦管，写“文章”了。
童年的往事，久化云烟，如果点检一番，什么是给一个小孩子留下的最难磨灭的记忆，那我要说，是过年。
过年，这话语本身就有味。你对这个“过”怎么讲解？“过？——度过嘛。谁连这还不懂？”这种看法和说法也是一种“合法存在”吧，本也难说不对。可惜的是“过生日”“过日子”“两口儿过起来”……
这些“包孕丰富”的“过”字，被他一解，都只解成一个干瘪的“度过”，即使在“训诂学”上不错，在文学艺术和生活实际中也是太简单化、太乏味了吧？所以事情总得多作理会。
对我这个——那时的小孩子来说，过年也绝不是为了“度过”而已。因为，这个“过”是一个极为新鲜奇特、有情有趣的整个的民间文化生活的丰富绚丽的——也可以说是伟大的历程。这种样式的历程，我以为非我们中华民族，是创造不出的。
过年，是从一进腊月直到正月元宵的一个伟大历程。假如有谁来考我：这么多的过年历程内容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精神”是什么？我的答卷上将只写一个斗大的大字：新！
我们的可爱可敬、可痛可念、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世世代代，每逢这个大节——“年”，最强调地、最艺术地、最富有生活情趣地表现的，就是这个“新”字。
难道人们世世代代都向往这个伟大的新，是不对吗？难道他们没有这种求新望新的权利吗？所以，春联是贴在门框、门扇上的，可是门楣上还有一个“横披”，那上面最有代表性的文辞是四个大字：万象更新！
多么美好的四字文章啊！一语道尽了人们的心情物境。
小孩子过新年，那个感觉可真是新极了，事事新，物物新，连人都显得新——从仪表衣冠，到神情态度，都新。因为那都与平时大有不同。孩子的心灵，暗自赞颂，这伟大的新，真是无以名之，当时不会“措词”，——现在也无所“措手”。
可见，人到过年，总要从一切方面（哪怕是现象也好）希冀和表现一个新，而这个新是美好的，快乐的，胜过以往的，更有前景的“境界”。并且，在此期间也可以看得出，人们并不总是自私的，很重礼数——礼数者，是一种相互关怀、相互祝愿、相互来往、相互和美的表示。小孩子的我，当时已能觉察，人们忽然都变得和蔼慈祥了，连素常不相睦的，这时也尊重、亲切起来了。孩子的心，深受感动。
过年的高潮，是除夜（实际连着下半宵年初一）。我们乡语管这叫“大年三十儿”，或者“年五更（五重读，更轻音）”。不怕你笑话，我直到今天，连除夜的那种蜡烛香烟的气味，还好象留在“感官”里，萦绕于夜空。我很喜欢它，很留恋它。
说实在的，熬夜在小孩子不是很容易，只因已发下“誓言”，今夜守岁，一定不睡，可一交午夜，已是困得可以，还在强打精神，不愿示弱。等到“敬神”的礼仪举行时，焚烧的那些“神纸”“黄钞”“（祈福的）疏头”……的烟，炉中的香，烛台上的蜡，这些除了造成一种辉煌的奇景之外，还产生了一种异样奇妙的香味和烟气，困眼被这种烟气一熏，会流泪，两目只觉又辣又痛。最奇的是，辣痛流泪的眼，是欢乐的，是在“咀嚼”这种平时得不到的“滋味”的，觉得辣痛也很美，——这整一年才等待得这么一次难逢的辣痛。
长大了，学了一点儿“知识”，科学的、历史的，等等，这才明白那是旧风俗中迷信的部分，正要破除，怎可反而欣赏？讲道理好讲，变感情可不那么容易。那明灯亮烛、烟香蜡味，那辣痛而又欢乐的眼……这一片民间群众创造的神奇美妙的境界，依然不听从“道理”的说服力，还是照样成为令我神往的艺术之天地。并且，还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爆竹声声，至今仍是过年的重要“标志”之一，风行全国，见诸歌咏，未闻有人反对或批判，但谁又不知那爆竹，本来也正是一种“迷信的产物”？先民用它来惊吓恶鬼的，可是谁又从此推论出：今年制造、售卖、燃放它的中国人民群众，是在提倡宣传“恶鬼论”呢？今岁新正初一，九点钟，我们首都四五千人，包括党政领导同志的惠然肯来，莅临同聚，在人民大会堂观看陕西的“仿唐乐舞”，那是戴面具的金刚力士“驱逐疫鬼、战胜邪恶”的舞，我看了印着朱红大字的节目说明，说道是：“表现唐代人民向往太平康乐生活的愿望。”好了！——我高兴地暗自庆幸说。因为，这舞分明是古“傩”舞的一脉承传，现在已不再把人民的这种艺术表现一概简单地当迷信批判破除了，而终于认识了其中包含着的并非不重要的意义。
我没有主张“发扬迷信”的意思，我是想说明一下，象鲁迅先生，他绝不迷信，但他也说过，迎神赛会，是旧时的人民群众的唯一的每年一次的娱乐机会，——当然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艺术形式——你把这个也反对掉了，老百姓就连这么一点快乐也没有了。先生的看事物，想是不肤浅，所以，似乎从来也没有人说他这是主张“还要迷信”。
话还是回到过年。正像从腊月初就已“进入”年节一样，除夜是从傍晚就开始了。那余霞散尽的天空，淡青亮白，分外地空灵而温丽。归鸦从东飞过来了，也似乎比常日回来得早。归鸦在这时也特别可爱，可念。我小时候，仰面看它们，觉得是它们也想快些归家团聚。我也想过：它们一路归来，从空中下看大地神州，无边寥廓，而万户千家，已在张灯结彩，贴上了大红的春联，——别的不说，单是这一片大地上的春联年对，一夕之间，忽然朱颜灿烂、遍满人间，这是何等壮丽、瑰奇的艺术世界！这就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一种最高明的艺术创造，除了神州赤县，什么地方有呢？
长大了，然而童心不减。不管在多么困难、冷落的时期或地点，总要为除夜买一件小小的物件儿，为节序点缀。初到成都，那个除夜只买到一枝梅花，回寓插在瓶里，清影落于素壁，鲜香散入衣襟，于是自家守岁的意味就满足了。回到北京，那时腊尾的街头如东四牌楼，还有一二农民肩挑自制的八角红灯出售，四处觅寻，偶可幸运地遇到，急买一枝，手提着步上归途，喜气盈怀，自觉“年味”已足了，是心里最美满的时刻，不再他求；沿路孩童有不少瞪大双眼，羡慕地望着我和我这红灯。此际心中又喜又感怅然——我如何能够每一儿童送他一个红灯，让他增添过年的乐趣呢？于是带有歉意地走过他们……
长大——不，老大以后，过年时候的头发成了“问题”，因为平时不修边幅，非到发长逾寸，是不理不剪的；到了除日，可就急迫之感严重起来。从小受到大人的教导：不能带着难看的长头发过年的，一定得理发。多年以来，自己也很“在乎”的。到除日上理发馆？那可真是一番“艰辛经历”。这个“问题”使我忧心忡忡。记得还是在成都，为过年买物而上街，只想得一个红灯，无有，怅然而归，何以乐儿童、慰自己？但头发却更心烦，只找不到空位可以很快剪理。焦急之中，天色已暗下来了，人人往家奔了……那心情大不是味。这时，忽见一处茶馆（成都以此著名），内中一位其貌不扬的师傅，在一角简陋的椅子上给一人理发，旁无列坐等候的“长龙”，不禁大喜！急就此师，请求梳剪。他欣然应诺，安安详详，为我的这一头难看的长发劳动起来。我心中如释重负：明天大初一，不至于囚首垢面以会贺年人了！但在喜幸的同时，我又端详他的一切，他不慌不忙，细致工作，一如常时，好象不知道这已是除夜了，该“下班”回去与家人吃年饭了……他静静地做好他应做的全部“工序”，一丝不曾因为“特殊情况”而草率，或简省一点儿。我这时才觉得人民中的这些工作者的品质和高尚，我十分感谢他，——直到此刻，我仍然感念他，虽然我今年的长发“问题”已不再劳烦他解决了。
一九六三年夏天，忽蒙方行同志寄赠一幅新发现的雪芹小像，我真是如获拱璧，锡逾百朋！因为雪芹乃是在除夜泪尽而逝的，我在这年岁除之日买了一个木镜框，将小像装好，家兄祜昌适自津门来此度岁，于是请他题以字迹，供起来，焚上一支香，点着一支红烛，以为祭芹之礼。从这年起，已二十年了，除极个别的情形以外（比如一九六九年在“干校”过年），我不废此礼，年年必行。无香可焚，则将几片烘干的桔皮，放在一个小铜炉内，点燃之后，发散一种清香异馥，比俗香更好得多——我取名曰“桔衣香”。烛火晃动之下，静对小像，觉其“踽踽欲动”（东坡语），神观飞越——也百感交集。独自行此，恍然久之，心与夜移——不觉已入明年了……
我的这种过年“经验”，实在寒伧。名流雅士，诗酒笔弦，种种“高级”盛况，是无有的，并不值得“纪录”。但是家家各有敝帚，不免自珍之情。我的这一点琐屑，诚不足道；假如那些有“足道”的写作者们肯把名人的除夜经验、过年杂想，都记下来，汇为一集，那将也是颇有奇致的一种文献吧？
□读书人语
“青灯有味忆儿时”。童年的生活是无限温馨的，尤其是过年情景，堪资忆念的实在很多很多。汝昌翁是著名红学家，诗文兼擅的大学者。岁除情致，在他的笔下，写得声情摇曳，妙趣横生。作者循着“过年”的意脉，以冲淡平和的心境，丰富的情趣，本真的感悟，闲闲说来，从容潇洒，信笔勾描，任情适性，一片童趣、童心跃然纸上。通篇情致，俱从“新”字出之，情浓语淡，深得此中三昧。特别是供祭雪芹小像一事，雅兴盎然，令人称绝。 【王充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