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1946
闻一多，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原名闻家骅，又名闻多、闻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笔名亦多、一多、夕夕、友三。湖北浠水人。早年就读于两湖师范学校附属高等小学、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国留学，攻美术，同时创作爱国思乡诗歌。1925年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7年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同年任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参加新月社，和徐志摩等创办《新月》杂志，后任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先生遇难报告会上发表讲演，谴责国民党当局，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著有诗集 《红烛》、《死水》及多篇古典文学研究文章等。
庄 子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养生主》
一
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今河南商邱县东北）。宋在战国时属魏，魏都大梁，因又称梁。《史记》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田子方》《徐无鬼》两篇于魏文侯武侯称谥，而《则阳》篇《秋水》篇径称惠王的名字，又称公子，《山木》篇又称为王，《养生主》称文惠君，看来他大概生于魏武侯末叶，现在姑且定为周烈王元年（前三七五。）他的卒年，马叙伦定为赧王二十年（前二九五），大致是不错的。
与他同时代的惠施只管被梁王称为“仲父”，齐国的稷下先生们只管“皆列第为上大夫，”荀卿只管“三为祭酒，”吕不韦的门下只管“珠履者三千人，”——庄周只管穷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庄子 ·外物》篇说他“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山木》篇说他“衣大布而補之，正冠系履而过魏王。”这两件故事是否寓言，不得而知，然而拿这里所反映的一副穷措大的写照，加在庄周身上，决不冤枉他。我们知道一个人稍有点才智，在当时，要交结王侯，赚些名声利禄，是极平常的事。《史记》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又说他“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庄子的博学和才辩并不弱似何人，当时也不是没人请教他，无奈他脾气太古怪，不会和他们混，不愿和他们混。据说楚威王遣过两位大夫来聘他为相，他发一大篇议论，吩咐他们走了。《史记》又说他做过一晌漆园吏，那多半是为糊口计。吏的职分真是小得可怜，谈不上仕宦，可是也有个好处——不致妨害人的身分，剥夺人的自由。庄子一辈子只是不肯作事，大概当一个小吏，在庄子，是让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据他自己的学说，做事是不应当的，还不只是一个人肯不肯的问题。但我想那是愤激的遁辞。他的实心话不业已对楚王的使者讲过吗？
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可得乎？
又有一次宋国有个曹商，为宋王出使到秦国，初去时，得了几乘车的俸禄，秦王高兴了，加到百乘。这人回来，碰见庄子，大夸他的本领，你猜庄子怎样回答他？
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车之多也？子行矣！
话是太挖苦了，可是当时宦途的风气也就可想而知。在那种情况之下，即使庄子想要做事，叫他如何做去！
我们根据现存的《庄子》三十三篇中比较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踪，知道他到过楚国一次，在齐国待过一晌，此外似乎在家乡的时候多。和他接谈过的也十有八九是本国人。《田子方》篇见鲁哀公的话，毫无问题是寓言；《说剑》是一篇赝作，因此见赵文王的事更靠不住。倒是“庄子钓于濮水，”“庄子与惠子游于豪梁之上，”“庄子游乎雕陵之樊，”“庄子行于山中……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这一类的记载比较合于庄周的身分，所以我们至少可以从这里猜出他的生活的一个大致。他大概是《刻意》篇所谓“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的一种人。我们不能想像庄子那人，朱门大厦中会常常有他的足迹，尽管时代的风气是那样的，风气干庄周什么事？况且王侯们也未必十分热心要见庄周。凭白的叫他挖苦一顿做什么！太史公不是明讲了“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吗？
惠子屡次攻击庄子“无用。”那真是全不懂庄子而又懂透了庄子。庄子诚然是无用，但是他要“用”做什么？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这样看来，王公大人们不能器重庄子，正合庄子的心愿。他“学无所不窥，”他“属书离辞，指事类情，”正因犯着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讳，装出那“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的一副假痴假騃的样子，以求自救。
归真的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出哪是寓言，哪是实录？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满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都算得书家所谓“得其神似。”例如《齐物论》里“庄周梦为蝴蝶”的谈话，恰恰反映着一个潇洒的庄子；《至乐》篇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又分明影射着一个放达的庄子；《列御寇》篇所载庄子临终的那段放论，也许完全可靠：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鸟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其余的故事，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毒辣，不胜枚举，每一事象征着庄子人格的一方面，综合的看去，何尝不俨然是一个活现的人物？
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是万无可疑的，惠施在庄子生活中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敌。他的思想行为，一切都和庄子相反，然而才极高，学极博，又是和庄子相同的。他是当代最有势力的一派学说的首领，是魏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庄子一开口便和惠子抬杠；一部《庄子》几乎页页上有直接或间接糟蹋惠子的话。说不定庄周著书的动机大部分是为反对惠施和惠施的学说，他并且有诬蔑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时候。据说（大概是他的弟子们造的谣言）庄子到梁国，惠子得着消息，下了一道通缉令，满城搜索了三天，说惠子是怕庄子来抢他的相位，冤枉了惠子，也冤枉了庄子。假如那事属实，大概惠子是被庄子毁谤得太过火，为他办事起见，不能不下那毒手？然而惠子死后，庄子送葬，走到朋友的墓旁，叹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两人本是旗鼓相当的敌手，难怪惠子死了，庄子反而感到孤寂。
除了同国的惠子之外，庄子不见得还有多少朋友。他的门徒大概也有限。朱熹以为“庄子当时亦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像是对的。孟子是邹人，离着蒙不甚远，梁宋又是他到过的地方，他辟杨墨，没有辟到庄子。《尸子》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没提及庄子。《吕氏春秋》也有同类的论断，从老聃数到儿良，偏漏掉了庄子。似乎当时只有荀卿谈到庄子一次，此外绝没有注意到他的。
庄子果然毕生是寂寞，不但如此，死后还埋没了很长的时期。西汉人讲黄老而不讲老庄。东汉初班嗣有报桓谭借《庄子》的信札，博学的桓谭连《庄子》都没见过。注《老子》的邻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刘向，毋丘望之，严遵等都是西汉人；两汉竞没有注《庄子》的。庄子说他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他几乎要达到目的，永远湮没了。但是我们记得，韩康徒然要向卖药的生活中埋名，不晓得名早落在人间，并且恰巧要被一个寻常的女子当面给他说破。求名之难哪有逃名难呢？庄周也要逃名；暂时的名可算给他逃过了，可是暂时的沉寂毕竟只为那永久的赫烜作了张本。
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崔譔首先给他作注，跟着向秀，郭象，司马彪，李颐都注《庄子》。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他的书成了经典。他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至于历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别的圣哲，我们也崇拜，但哪像对庄子那样倾倒、醉心、发狂？
二
庖丁对答文惠君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句话的意义，若许人变通的解释一下，便恰好可以移作庄子本人的断语。庄子是一位哲学家，然而侵入了文学的圣域。庄子的哲学，不属本篇讨论的范围。我们单讲文学家庄子；如有涉及他的思想的地方，那是当作文学的核心看待的，对于思想本身，我们不加批评。
古来谈哲学以老庄并称，谈文学以庄屈并称。南华的文辞是千真万真的文学，人人都承认。可是《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在文辞上。实在连他的哲学都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竣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
一壁认定现实全是幻觉，是虚无，一壁以为那真正的虚无才是实有，庄子的议论，反来覆去，不外这两个观点。那虚无，或称太极，或称涅槃，或称本体，庄子称之为“道”。他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豨韦氏得之以擎夭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禹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有大智慧的人们都会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像庄子那样热忱的爱慕它。在这里，庄子是从哲学又跨进了一步，到了文学的封域。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
然而现实究竟不容易抹杀，即使你说现实是幻觉，幻觉的存在也是一种存在。要调解这冲突，起码得承认现实是一种寄寓，或则像李白认定自己是“天上谪仙人”，现世的生活便成为他的流寓了。“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仿佛说：那“无”处便是我们真正的故乡。他苦的是不能忘情于他的故乡。“旧国旧都，望之怅然，”是人情之常。纵使故乡是在时间以前，空间以外的一个缥渺极了的“无何有之乡”，谁能不追忆，不怅望？何况羁旅中的生活又是那般龌龊、逼仄、孤凄、烦闷？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他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一种客中百无聊赖的情绪完全流露了。他这思念故乡的病意，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并且因为他钟情之处，“大有径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秘，广大无边，几乎令人捉摸不住，所以浪漫的态度中又充满了不可逼视的庄严。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一个诗人。
或许你要问《庄子》的思致诚然是美，可是哪一种精深的思想不美呢？怎见得《庄子》便是文学？你说他的趣味分明是理智的冷艳多于情感的温馨，他的姿态也是瘦硬多于柔腻，那只算得思想的美，不是情绪的美。不错。不过你能为我指出思想与情绪的分界究竟在哪里吗？唐子西在惠州给各种酒取名宇，温和的叫作“养生主”，劲烈的叫作“齐物论”。他真是善于饮酒，又善于读《庄子》。《庄子》会使你陶醉，正因为那里边充满了和煦的、郁蒸的、焚灼的各种温度的情绪。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你若看不出《庄子》的文学，只因他的神理太高，你骤然体验不到。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是就下界的人们讲的，你若真是隶籍仙灵，何至有不胜寒的苦头？并且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只有浅薄的、庸琐的、渺小的文学，才专门注意花叶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宝贵的类似哲学的仁子。无论《庄子》的花叶已经够美茂的了；即令他没有发展到花叶，只他那简单的几颗仁子，给投在文学的园地上，便是莫大的贡献，无量的功德。
三
讲到文辞，本是庄子的余事，但也就够人赞叹不尽的，讲究辞令的风气，我们知道春秋时早已发育了；战国时纵横家以及孟轲荀卿韩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够好了，但充其量只算得辞令的极致，一种纯熟的工具，工具的本身难得有独立的价值。庄子可不然，到他手里，辞令正式蜕化成文学了。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对于文学家庄子的认识，老早就有了定案。“天下”篇讨论其他诸子，只讲思想，谈到庄周，大半是评论文辞的话。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这可见庄子的文学色彩，在当时已瞒不过《天下》篇作者的注意，（假如《天下》篇是出于庄子自己的手笔，他简直以文学家自居了。）至于后世的文人学者，每逢提到庄子，谁不一唱三叹的颂扬他的文辞？高似孙说他：
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潮湃汹涌，声沈影灭，不可控抟。
赵秉忠把他和列子并论，说他们：
而为文，穷造化之姿态，极生灵之辽广，剖神圣之渺幽，探有无之隐赜，……呜呼！天籁之鸣，风水之运，吾靡得覃其奇矣！
凌约言讲得简括而尤其有意致：
《庄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谑浪，皆成丹砂。
读《庄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型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朱熹说庄子“是他见得方说到，”一句极平淡极敷泛的断语，严格的讲，古今有几个人当得起？其实在庄子，“见”与“说”之间并无因果的关系，那譬如一面花，一面字，原来只是一颗钱币。世界本无所谓真纯的思想，除了托身在文学里，思想别无存在的余地；同时，是一个字，便有它的涵义，文字等于是思想的躯壳，然而说来又觉得矛盾：一拿单字连缀成文章，居然有了缺乏思想的文字，或文字表达不出的思想。比方我讲自然现象中有一种无光的火，或无火的光，你肯信吗？在人工的制作里确乎有那种文字与思想不碰头的偏枯的现象，不是辞不达意，便是辞浮于理。我们且不讲言情的文，或状物的文。言情状物要作到文辞与意义兼到，固然不容易，纯粹说理的文做到那地步尤其难，几乎不可能。也许正因那是近乎不可能的境地，有人便要把说理文根本排出文学的范围外，那真是和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一样的可笑。要反驳那种谬论，最好拿《庄子》 给他读。即使除了庄子，你抬不出第二位证人来，那也不妨。就算庄子造了一件灵异的奇迹，一件化工罢了——就算庄子是单身匹马给文学开拓了一块新领土，也无不可。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哪是思想哪是文字了，也许甚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宁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四
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族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这可以证明如果庄子高兴做一个通常所谓的文学家，他不是不能。
他是一个抒情的天才。宋祁刘辰翁杨慎等极赏的
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
果然是读了“令人萧寥有遗世之意。”《则阳》篇也有一段极有情致的文字：
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以十仞之台悬众间者也？
明人吴世尚曰“易之妙妙于象，诗之妙妙于情；老之妙得于易，庄之妙得于诗。”这里果然是一首妙绝的诗——外形同本质都是诗：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网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
这比屈原的《天问》何如？欧阳修说“参差奇诡而近于物情，兴者比者俱不能得其仿佛也只讲对了作者的一种“百战不许持寸铁”的妙技，至于他那越世高谈的神理，后世除了李白，谁追上他的踪尘？李白仿这意思作了一首《日出入行》，我们也录来看看：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古来最善解《庄子》的奠如宋真宗。张端义《贵耳集》载着一件轶事，说他“宴近臣，语及《庄子》，忽命《秋水》，至则翠鬟绿衣，一小女童，诵《秋水》一篇”。这真是一种奇妙批评《庄子》的方法。清人程庭鹭说“向秀郭象应逊此女童全具南华神理”，所谓“神理”正指诗中那种最飘忽的，最高妙的抒情的趣味。
庄子又是一位写生的妙手。他的观察力往往胜过旁人百倍，正如刘辰翁所谓“不随人观物，故自有见。”他知道真人“凄然似秋，暖然似春”或则“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马“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蹄”；又看见“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他又知道“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规，二旬而叶成”。 一部《庄子》中，这类的零星的珍玩，搜罗不尽。可是能刻画具型的物件，还不算一回事，风是一件不容易描写的东西，你看《齐物论》里有一段奇文：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注意那写的是风的自身，不像著名的宋玉（？）《风赋》只写了风的表象。
讨论庄子的文学真不好从哪里讲起，头绪太多了，最紧要的例如他的谐趣，他的想象；而想象中，又有怪诞的，幽渺的，新奇的，秾丽的各种方向，有所谓“建设的想象”，有幻想；就谐趣讲，也有幽默，诙谐，讽刺，谑弄等等类别。这些其实都用得着专篇的文字来讨论，现在我们只就他的寓言连带的谈谈。
寓言本也是从辞令演化来的，不过庄子用得最多，也最精；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我们试想《桃花源记》《毛颖传》等作品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便明了庄子的贡献。往下再不必问了，你可以一直推到《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都可以说是庄子的赐予。《寓言》篇明讲“寓言十九”。一部《庄子》几乎全是寓言，我们暂时无需举例。此刻急待解决的，倒是何以庄子的寓言便是文学。讲到这里，我只提到前面提出的谐趣与想象两点，你便恍然了；因为你知道那两种质素在文艺作品中所占的位置，尤其在中国文学中，更是那样凤毛麟角似的珍贵。若不是充满了他那隽永的谐趣，奇肆的想象，庄子的寓言当然和晏子，孟子以及一般游士说客的寓言，没有区别。谐趣和想象打成一片，设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结果便愈能发人深省——这才是庄子的寓言。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必且为莫邪”，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
庄子的寓言竟有快变成唐宋人的传奇的。他的“母题”固在故事所象征的意义，然而对于故事的本身——结构、描写、人格的分析，“氛围”的布置，……他未尝不感觉兴味。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陵，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颅，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以及叙庖丁解牛时的细密的描写，还有其他的许多例，都足见庄子那小说家的手腕。至于书中各种各色的人格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藐姑射山的神人，支离疏，庖丁，庚桑楚，都是极生动，极有个性的人物。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解，足以餬口，鼓夹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
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里最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摩是书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入图书，视之如古铜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诚然《易经》的“载鬼一车”，《诗经》的“牂羊坟首”早已开创了一种荒怪丑恶的趣味，但没有庄子用得多而且精。这种以丑为美的兴趣，多到庄子那程度，或许近于病态；可是谁知道，文学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并且庄子也有健全的时候。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
讲健全有能超过这样的吗？单看“肌肤若冰雪”一句，我们现在对于最高超也是最健全的美的观念，何尝不也是二千年前庄子给定下的标准？其实我们所谓健全不是庄子的健全，我们讲的是形骸，他注重的是精神。叔山无趾“犹有尊足者存”，王骀“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法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庄子自有他所谓的健全，似乎比我们的眼光更高一等。即令退一百步讲，认定精神不能离开形骸而单独存在；那么你又应注意，庄子的病态中是带着几分诙谐的，因此可以称为病态，却不好算作堕落。
□读书人语
自有散文以来，记人之作便是其正宗，除可入史传者之外，其他各种人物记亦不知凡几。好的人物记，能将人物写活；一般的人物记，即使能列入史殿大堂，不过充数备忘而己。但好的人物记，实在并不多见，一来是值得记写的独具风貌的人物本极罕见，二来是记写者能否对所记人物有生动的理解也很难讲，本篇则属该类作品的翘楚。其成功也，一来在于庄子这种反正统文化的智者千古寥寥，形神超世；二来在于作者以诗人的心与庄子相通，真正品透了庄子诗人的本质。文章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写庄子的，固然未遗忘庄子的哲人风范，更着重刻画庄子的诗人气质，“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仅是泛泛的一个诗人。”这实在是精辟的识见！但文章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不在评价的准确，而在于理解的透彻，在于作者与古人心意的相通，在于将古人当作活人来写，君不见时下那种四平八稳、务求公允的传记，岂不可品味出本篇的生命力之所在吗？ 【张永芳】
- 阎若璩曰 ：“凤阳(濠粱)为其游览之地，曹芸(漆园)为其宦游之地。”。
- 唐玄宗封为“南华真人”，宋徽宗封为“微妙玄通真君。”。
- 诸本作“不傥”，释文无“不”字，今据删。
- 万希槐辑《庄子逸文引御览》。
- 近人胡远浚曰庄子自别其言有离重厄三者，其实重言皆厄言也，亦即寓言也。”按其所见甚是。
- 按此下疑有脱文。
- 语见龚自珍 《书金伶》。
- 宣言释曰“有尊于足者，不在形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