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1980
顾颉刚，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顾诚吾、颉刚等。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一生致力于 《尚书》的整理与研究，是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著有《古史辨》、《尚书通检》等。
《古史辨》自序（节选）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初进学问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浅陋，但也自有他的骄傲。第一，他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至于那地的土著，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仿佛见闻所及尽是天造地设的一般，什么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第二，他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他因为对于所见的东西感到兴味，所以要随处讨一个了断；不像学术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种种难处，不敢为了立一异议，害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初生之犊为什么不畏虎？正因它初生，还没有养成畏虎的观念之故。这固然是不量力，但这一点童稚的勇气终究是可爱的。我真快乐：我成了一个旅行的人，一头初生之犊，有我的新鲜的见解和天真的胆量。我希望自己时时磨练，使得这一点锐猛的精神可以永久保留下去。如果将来我有了丰富的学问之后，还有许多新问题在我的胸中鼓荡有独立的勇气做我的判断力的后盾，那么我才是一个真有成功的人了！
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高兴的。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惟其没有偶像，所以也不会用了势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习惯上的毁誉去压抑许多说良心话的分子，就是为此。固然有人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偏的，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但我觉得要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总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点。也有人说，为学不能不投入家派，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设，有了假设才有了入手的路，所以家派是终该选定的，尽不妨俟将来深入之后而弃去。这种话在以前是可以说的，因为那时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学问的基础既不建筑于事实上，研究学问又苦于没有好方法，除了投入家派之外得不到一点引路的微光，为寻求一个下手处计。也有选择家派的需要。例如你要非薄《诗》毛氏学，便当从齐鲁韩三家或其中的一家钻研下去；等到自己的学问足以自树了，再脱离家派而独立。但到了现在，学问潮流已经很明白地诏示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圈子了。我们自有古文字学，古文法学，古器物学，古历史学等等直接去整理《诗经》，《毛传》 固要不得，就是《三家诗》也是（毛传》的“一丘之貉”，又何尝要得！至于我们为要了解各家派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对于家派有所寻绎，但这是研究，不是服从。我很怕别人看了我表彰郑樵崔述诸人的文字，就说我做了他们的信徒而来反对毛公郑玄，所以现在在此附带声明一句我对于郑樵崔述诸人决无私爱；倘若他们的荒谬有类于毛公郑玄，我的攻击他们也要和对于毛公郑玄一样。希望读者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这等的批评，千万不要说“承你考辨得很精细，我有所遵循了”这一类话！
老子说“自知者明”，希腊的哲学家多劝人知道自己：在这一方面，我“当仁不让”，自认为无愧的。我既不把别人看作神秘，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世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它种事务。我知道固有是非之心的可贵，所以不受习愤的束缚，不怕社会的威吓，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我知道自己的凭藉，故不愿没却他人的功绩；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故不愿徇着一时的意气。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工夫上，毫不存侥倖取巧之心。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我知道我的发表的主张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所以只要以后发见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护。因为我有了以上种种的自觉，所以我以为我现在固然学力浅薄，不足以解决多少问题，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是不错的，我的假设虽大胆而绝不是轻举妄动，只要能从此深入，自可驯致于解决之途。
说了上面一段话，或者读者诸君要疑我是一个傲睨万状的人，自满到极度的。其实我的心中只压着沉重的痛苦和悲哀，我的个性固然适于研究学问，我的环境固然已经指给我一个研究的新方向，但个性和环埦原只是学问的凭藉而不即是学问的实质。瞀如造屋，个性是基础，环境是梁柱，实质是砖石。虽则有了基础和梁柱可说具备了屋子的规模，但尤要紧的是砲成墙壁的砖石。倘使四壁洞然，这空架子要它干么，翻不如穴居巢处的可以得到简陋的实用了！我对于实质的要求渴热已极，可是数年以来只有得到的失望。每一回失望之后，心中便留着刀刺一般的痛苦；日子愈久创伤也愈深。我自己知道，我没有事负我的个性，只是我的环境太不帮助我了。它只替我开了一个头，给了我一点鲜味，从此便任我流浪了，饥饿了。
我的学问生活，近年和以前不同的地方，是：以前常有把范围放得极大的要求，现在则毕竞把它收缩，希望集中我的全副精神到几个问題上面去。但痛苦即由这方面起来了！其一，许多学问没有平均发展时，一种学问也要因为得不到帮助而不能研究好。在现今这般民不聊生的中国，谁能安心从事研究；就是能安心研究也苦于研究的设备的不完全，终于废然而返。我就是万分的努力，想在一种学问上创造出一个基础来，但可以由他种学问帮助的地方也须仍归自己动手。正如到蛮荒垦殖的人，他的“筑路盖楼以启山林”的劳力不必说，就是通常的农人可以随便使用的一切东西他也都得不到。要喝水只得自己掘井；要穿衣只得自己织布；要睡觉只得自己盖屋。比了住在都市中的人，要什么有什么的，固然差得天高地远，就是比了掘井盖屋的土木匠，织布制衣的织工缝工，他们因机械的进步而能得到各种便利的，也是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我的研究，我自己料到是要事倍功半的.我只得废弃可以不必废弃的时间到他种研究上，这也做一点，那也做一点，终至造成一种又乱又浅的局面，远难和理想中的期望相符合。其二，从前人对于学问，眼光太短，道路太窄，只以为信守高文典册便是唯一的学问方法，现在知道学问的基础是要建筑于事实上的了，治学的方法是不要信守而要研究的了，骤然把眼光放开，只觉得新材料的繁多乱目，向来不成为问题的一时都起了问题了。好像久囚于高墙狭弄中的犯人，到处撞头碰鼻，心境本是很静谧的，忽然一旦墙垣倒塌，伽锁也解除，站起一望，只见万户千门的游览不尽，奇花异兽的赏玩无穷，翻要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该怎样办才好，新境界的喜悦与手足无措的烦闷一时俱来到了。我是一个极富于好奇心的人，一方面固是要振作意志，勉力把范围缩小，作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又禁不住新材料的眩惑，总想去瞧它一瞧。等到一瞧之后，间题就来了；正在试作这个问题的研究时，别种问题又接二连三的引起来了。不去瞧则实为难熬，一去瞧又苦无办法。这真是使我最感痛苦的一件事。要是研究学问的人多了，我感得到的问题别人也感得到，大家分工去做，我的本分以外的问题就可由他人去解决，我只要把他人研究的结果用来安慰我自己的好奇心就够了。但在现在这样的生活之下，又哪里可以盼望这种境界的实现呢！
上条所述的不能分工治学的烦闷，原是现在中国许多有志学问的人所共同受到的。至于在生活上，我所受的痛苦也特多，约略可作下列叙述。
我生平最可悲的事情是时间的浪费和社会上对于我的不了解的责望。但这应加上一个说明，我随顺了自己的兴味而费去的时间并不在浪费之内，因为这是多少得到益处的。例如买书，看戏，听鼓词等等嗜好，当时固然完全为的是欣赏，但到了现在，在研究上都受用了。就是賭博，喝酒，逛窑子，坐茶馆等等，我也都犯过，但这只使我知道大家认为嗜好的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使我知道这些事情是不足以激起我的兴味的，从此再不会受它们的引诱，时间的破费也不是徒然。一个人自幼年到成长原只在彷徨觅路之中，走的路通，就可永远走下去；走的路不通，也可以不再费力去走。惟其当时肯耗费觅路的功夫，才能在日后得到该走的大道。所以只要自己有兴味尝试，总与自己有益。我在这些事上耗费的时间，是决不怨的。只有十余年来在新式学校中过的上课生涯，使得我一想着就要叫屈。学校教员的知识大都是不确实的，他们自己对于学问也没有什么乐趣，使我看着他们十分的不信任，几乎没有在课业中得到什么。中小学时代，我尚未发生爱惜时间的观念，随班上课，只是坐待钟点的完毕。在这熬耐钟点的时候，逢着放任的教员我就看课外的书，逢着严厉的教员我就端坐冥思，上天下地般瞎想。这样的生活过了多少年，造成了我的神经衰弱的病症，除了极专心读书作文之外，随时随地会得生出许多杂念，精神上永远没有安静。进了大学之后，因为爱好学问，不由得不爱惜时间。但是教员仍不容我，我恨极了！看我民国初年的笔记，满幅是这等的牢骚话。我以为我们所以要有学问，原要顺遂自己的情性，审察外界的事物，现在所学的只有一些模糊影响之谈，内既非情，外亦非物，为的只是教员的薪金和学生的文凭，大家假借利用，捱延过多少岁月。他们各有所为而捱延，却害苦了真正愿意自己寻求学问的我，把我最主要的光阴在无聊的课堂上消磨掉了！固然我也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些粗疏的科学观念，但要得到这一点粗疏的观念只消自己看几本科学书，做上几次实验也就够了，何必花去十余年的大功夫呢！他们在那里杀青年真可恨，青年们甘心给他们杀也可鄙！
自从出了学生界，免去了无聊的上课，我总以为可以由我自己支配时间了，哪知道又不然。现在中国的做亊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少，在社会上跳动的老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似乎是万能的，样样亊情都须他们经手。我因为屡屡受了他人的邀约而发表些文字，姓名为世所知，所以一般人也以为我是有意活动的，结合什么团体，每承招致，我常把和我发生关系的团体（不管是实际的或名义的）写出一看，竟有了二十余个；分起类来，有历史，古物，文学，图书馆，教育，哲学，政治，社会，商业，途辑十种。这真使我惊骇极了！我一个人如何有这么多的技能，又如何有这么强的精力！在社会上活动固然有出锋头的乐趣，但我哪里爱出这种的锋头呢。要是我永久这样的做下去，我的将来的能力至多不过像现在一样罢了，我的一生也就完了！再想我在社会上是到处退避的，尚有这许多牵掣，那么，这些自吿奋勇的人，他们名义的团体又要有多少？社会上多的是团体，有了团体的名目再从亊于分头拉人。无论拉进的人必不能实心实意地做，就是愿意做切实的工作的也要不胜别方面的拉拢，做了一点就停止。这样做去，是永久活动而永久得不到结果的。
我感到生命的迫促，人智的短浅，自己在学问上已竭力节缩欲望，更何能为他人夺去时间，所以要极力摆脱这种漩涡，开会常不到，会费常不缴，祈求别人的见舍。可是时代的袭击到底避免不尽，我的肩膀上永远担负着许多不情愿的工作。我只得取一点巧，凡是和我有关的事情总使它和自己愿意研究的学问发生些联络。例如文学方面的要求，我就借此作些民众艺术的文字应付过去；政治方面的要求，我又作了些历史的文字应付了。这样干去，颇有些成效。这二年中，我所以和民俗学特别接近，发表的东西也最多之故，正因我把它与研究所的职务发生关系.研究所中有风俗调査会和歌谣研究会，我便借此自隐了。这当然是很不该的，但我深知道研究与事务的不相容，终不愿为了生计的压迫而把自己的愿望随人牺牲。只是这样做去，虽不致完全埋没了自己，而所做的工作总是“鸡零狗碎”的，得到的成绩决不是我的意想中的成功。我心中有许多范围较广的问题，要研究出一个结果来，须放下几个月或几年的整功夫的，它们老在我的胸膈间乱撞，仿佛发出一种呼声道：“你把我们闷闭了好久了，为什么还不放我们出来呢？”我真是难过极了。所以我常对人说，“你们可怜了我吧！你们再不要教我做事情吧！我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职务我自己的事情已经是忙不过来的了！”
我记得幼时常见人圈点一部书（如史记，汉书文选等），圈完了一遍之后买一部新的再圈下去。我很瞧不起这班人的迂拘和迟缓，以为读书只要翻翻就是了，照这样的读法，一生能够读得几部。那时我的胸中既没有宗旨，也没有问题，所以看书虽多，时间依然是宽裕的；因时间的宽裕而把学问看得更轻易。现在有了宗旨，许多问题都引起来了，无论看哪种薄簿的书，只觉得里面有许多是可供旧有问题的研究材料的，有许多是可以发生新问题的。因为都是有用的材料，都不忍弃去，抄出既没有空闲，不抄出又似乎负上了一笔债，所以我到现在，真不敢随便翻动哪一本书，除了我要把它自首至尾读一遍的。我始回忆先辈的读书方法，很想拣出几部必须精熟的基本书籍，一字一字地读去，细细咀嚼，消化成自己的血肉。可恨现在的时势只许人发议论而不许人读书，所谓读书也只是浮光掠影地翻览，像我幼年的行径一般，我怀了正式读书的愿望久久无法使它实现。岂但是读书呢！我的袖珍笔记册积了一抽屉了，里面有许多是见闻所及的抄撮，有许多是偶然会悟的见解，很有謄入红格本笔记傳的价值。但是铅笔的影子已经渐渐地澌灭了，急写的字体也有许多认不清了，却还没有动手抄写。我真悲伤，难道我的过去的努力竟不由得我留下一些残影来吗？
这几年，社会上知道我有志研究历史的很多，对于这方面的期求也特别重，许多人嘱望我编成一部中国通史。我虽没有研究普通史的志愿，只因没有普通史，无论什么历史问题的研究都不易得到一种凭籍，为自己研究的便利计，也原意从我的手中整理出一个大概来。我的心中一向有一个历史问题，渴想借此得一解决，即把这个问题作为编篡通史的骨干。这个问题是：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这是很难解决的。中国民族的衰老，似乎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战国时，我国的文化固然为了许多民族的新结合而非常壮健，但到了汉以后便因君主的专制和儒教的垄断，把它弄得死气沉沉了。国民的身体大都是很柔弱，智识的浅陋，感情的淡薄，志气的卑怯，哪一处不足以证明民族的衰老。假使没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使得汉族人得到一点新血液，恐怕汉族也不能苟延到今日了。现在世界各强国剧烈地压迫我们，他们的文化比我们高，他们再不会像以前的邻族一般给我们同化；经济侵略又日益加甚，逼得我们人民的生计困苦到了极端；又因他们的经济侵略诱起我们许多无谓的内争，人民死于锋镝之下的不计其数：眼看一二百年之中我们便将因穷困和残杀而灭种了！在这一方面着眼，我们民族真是衰老已甚，灭亡之期迫在目前，我们只有悲观，只有坐而待亡。但若换了一种乐观的眼光看去，原还有许多生路可寻。满蒙回藏诸族现在还在度渔猎畜牧的生活，可以看作上古时代的人民。就是号称文明最早的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中，苗猺獞僰等未开化的种族依然很多，明清两代“改土归流”至今未尽。这许多的种族还说不到壮盛，更哪里说得上衰老。就是汉族，它的文化虽是衰老，但托了专制时代“礼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没有普及，这衰老的文化并没有和民众发生多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若单就汉族中的智识阶级看，他们的思想与生活确免不了衰老的批评，但合了全中国的民族而观，还只可说幼稚。现在国势如此贫弱，实在仅是病的状态而不是老的状态。只要教育家的手腕高超，正可利用了病的状态来唤起国民的健康的要求。生计固然困苦，但未经开发的富源正多，要增加生产，享用数千年来遗弃的地利，并不是件难事。内争固然继续不已，但或反足以激动人民参预政治的自觉心，使得他们因切身的利害而起作内部团结。（例如四川的民团因军阀的残暴而发生，现已力足抵制军阀。河南山东的红枪会也是由于自行的要求而起，可惜智识太低，以至流于义和团一类的行径，这是须教育家补救的。）体质固然衰弱，但教育方法和生育观念的改变也足以渐渐造成强壮的青年，或者过了几代之后可以一改旧观。因此，在这一方面着眼，只要各民族能彀得到相当的教育，能彀发生自觉的努力，中国的前途终究是有望的。这真是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最重大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究竟如何，非费多年的功夫去研究决不能清楚知道。我生于离乱之际，感触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样地有志救国； 但是我既没有政治的兴趣，又没有社会活动的才能，我不能和他人合作，我很想就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国事业，尽我国民一份子的责任。我在研究别种问题时，都不愿与实用发生关系；惟有这一个问题，却希望供给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改造家的参考，而获得一点效果。至于研究的方法，我很想先就史书，府县志和家谱中寻取记载的材料，再作各地的旅行，搜集风俗民情的实际的材料。可是我的生活如不能使我作安定的研究，这个计划是无从进行的，社会上固然期望我，但空空地期望而不给我以实现的境遇，也是望不出结果来的。（前年承沈尹默先生的好意，嘱为孔德学校编纂历史讲义，我即想向着这一方面走去；只因诸务忙冗，到今没有编了多少，很使我怅恨不安）。
我的第二种痛苦是常识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练。我幼年在翻书中过日子，以为书多自然学富，心中很自满。二十后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横通篇》中见到以下一节议论。
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艺术之得接于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窥。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学者陋于见闻，接横通之议论，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鱼目混珠，清浊无别，而其人亦嚣然自命，不知其通之出于横也！……
读了这一段，自想我的学问正是横通之流，不觉得汗流夹背。从此想好好地读书，但我这时只把目录平议一类书算作我的学问的标的。过了几年，又使我羞愧了。民国五年的笔记中有一则道。
自章实斋以来，学者好言校雠，以为为学始于目录，故家派流变，区以别矣。然目录者，为学之途径，非其向往之地也。今得其途径而止，遂谓纲目条最之事足以尽学，而忘其原本，此则犹诵食谱而废庖厨矣。太炎先生与人书云，“往见乡先生谭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义，遽以文史，校雠二种教之。其后抵掌说《庄子·天下》篇，刘歆《诸子略》；然不知其义云何。”按，此即任目录而废学之弊也。予初诵实斋《通义》，即奋力求目录书；得其一勺，以为知味。自受业于伯弢先生，颇愿为根本之学，以执简御繁，不因陋就简。乃校课逼迫，不得专政；所可致力，仍继前轨。思之辄汗颜不止。
到这时，我才真想读原本书而不再满足于目录平议所载的纲要了。但我的心中还没有生出问題，以为整理国故只要专读书好了，若与世界学问打通研究，恐有“古今中外派”的附会的危险。直到近数年，胸中有了无数问题，并且有了研究问题的工作，方始知道学问是没有界限的，实物和旧籍，新学和故书，外国著作和中国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无论研究的问題怎样微细，总须到浑茫的学海里去捞摸；而不是浮沉于断港绝潢之中所可穷其究竟。于是我需要的基本的知识和应用的方法乃大感不足！
我自小学到大学，为了对于教员的不信任，大都没有用过功，犹记在中学时初学几何，我不懂得它的用处，问同学，问教员，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以为这不过是算学上的一套把戏而已，并没有实际的需要就不去注意。到了现在，除了书首的几条定义还有些影子之外，其余完全模糊了。他种科学也都这样，翻开来时有些面善，要去应用时便觉得隔膜。我很想得到二三年工夫，把以前所受的课业统统温理一遍，因为这些都是不可减少的常识，要在现在时代研究学问是不应不熟习的。外国文我虽读过四种，只因都不曾出力去读，也没有一种读好。近数年来，我用了极度的勉力，从没有空闲中硬抽出些时间来自修，结果却总是“一曝十寒”没有多大的效验。我也想得到二三年工夫，把它读好两种。所以我唯一的想望，便是如何可以获得五六年的闲暇，让我打好一个学问的根底，然后再作研究，再在文坛上说话。我相信社会上如要用我，也是让我在现在时候多读书比较多做书为更有益。如果我能够打好了这个根底，我的研究和主张才可达到学问界的水平线上，我的学问才可成为有本的源泉。像现在这样，固然也可以发表些研究的成绩，但这是唐花簃中烘开来的花，提早的开放只换得顷刻的萎谢罢了。
我虽有这样的渴望，可是我很明白，这仅仅是我的“单相思”，社会上是不能容许我的。他们只有勒逼我出货，并不希望我进货。更质直地说，他们并不是有爱于我，乃是有利于我。他们觉得我到了大学毕业，已经教养得很足够了，可以供他们的驱使了。一头骡子，到它成长的时候，就可由蓄养它的主人把它驾到大车上，拖煤，拖米，拖砖石，不管有多少重量，只是死命地堆积上去。堆积得太多到拖不动了，也惟有尽力鞭扑；至于它的毛尽见皮，皮开见血，这是使用它的人不瞧见的。直到用尽了它的气力而倒死时，才算完了它的任务。啊！现在的我真成了一头拖大车的骡子了吗？就是不要说得这样的慘酷，只说社会上推重我，切望我做出些成绩来，也好有一比。好比我要从西比利亚铁道到欧洲去，在海参崴起程时，长途万里，满怀的高兴，只觉得层云积雾的壮观，巴黎伦敦的繁华，都将直奔我的眼底来了。车到赤塔，忽然有许多人蜂拥上车，乱嚷乱挽道，“你的目的地已达到了，请下车罢！”我正要分辨我的行程发轫不久时，已经七手八脚地拖我下去了。我向他们陈述旅行的目的和打断兴趣的烦闷，大家笑道，“你已经出了国了，路走得很远了，很劳顿了，还是将就些罢？”在这时，试问我的心要悲苦到怎样？
年来称我为“学者”的很多。我对于这个称谓决不辞让，因为它可以用来称有学的人，也可以用来称初学的人：初学是我的现在，有学是我的希望中的将来，他们用了这个名词来称我，确是我的知己（纵然在现今着学者与名流政客等字样同为含有贬意的时候。） 但他们称赞我的学问已经成就，这便使我起了芒刺在背的不安，身被文绣而牵入太庙的觳觫。我知道，若把我与汉代经师相较，我的学问确已比了他们高出了若干倍。可是小学的及格不即是大学的及格，我们正要把一时代的人物还给一时代，犹之应把某等学校的学生还给某等学校，不该摊平了看。汉代的刘向郑玄一流人，现在看来固甚浅陋，而在当时的极浅陋的学术社会中确可以算做成就了。至于在二十世纪的学问界上，则自有二十世纪的成就的水平线，决不是像我这样的人所能滥竽充数。惟其我要努力达到水平线上，所以我希望打好我的智识的根底而从事于正式的研究。若在现在时候即说我已经成就，固然是一番奖励的好意，但阻止我的发展，其结果将与使用我拖大车的相同，所以这个好意我是不愿领受的。
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所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我屡次问自己，“你所得到的科学方法到底有多少条基本信条？”静中渴寻旧事，就现出二十年来所积下的几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十二三岁时，我曾买了几部动物植物的表解，觉得它们分别种类的清楚，举出特征和形象的细密，都是很可爱的。进了小学，读博物理化混合编纂的理科教科书，转嫌它的凌乱。时有友人肄业中学，在他那边见到中学的矿物学讲义，分别矿物的硬度十分明白，我虽想不出硬度的数目字是如何算出来的，但颇爱它排列材料的齐整，就借来抄录了。进了中学，在化学堂上，知道要辨别一种东西的原质，须用它种原质去试验它的反应，然后从各种不同的反应上去判定它。后来进了大学，读名学教科书，知道惟有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又知道科学的基础完全建设于假设上，只要从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日益演进，自可日益近真。后来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老实说，我的脑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不过如此而已。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欢喜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如果傲慢地说，这些新主张也可以算得受过科学的洗礼了。但是我常常自己疑感： 科学方法是这般简单的吗？只消有几个零碎的印象就不妨到处应用的吗？在这种种疑问之下，我总没有作肯定的回答的自信力。因此，我很想得到些闲暇，把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弘纲细则，根本地审量一下，更将这审量的结果把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加以严格的批判，使得我真能用了科学方法去作研究而不仅仅是标榜一句空话。
我在幼时，读了孔孟书和《新民丛报》一类文字，很期望自己作一个政治家，后来又因兴趣的扩张和变迁而想治文学和哲学。哪里知道到了近数年，会得发见我的性情竟与科学最近；我最是自己奇怪的，是我的爱好真理的热心和对于工作的不厌不倦的兴味。中国的学问虽说积了二三千年没有断，可是棼乱万状，要得到确实的认识非常困难。我今日从事研究整理，好似到了造纸厂中做拣理破布败纸的工作，又多，又臭，又脏，又乱，又因拣理的家伙不完备，到处劳着一双手。但是我决不厌恶，也决不灰心，我只照准了我的理想的计划而进行。所吃亏的，只是自己的技能不充足，才力受限制，常感到眼高手低的痛苦。如果我的技能能够修习得好，使得它可以和我的才力相应合，我自信我的成就是决不会浅薄的。
我的第三件痛苦是生计的艰窘。我没有金钱的癖好，薪金的数目本来不放在我的心上。我到北京来任事，也明知在欠薪局面之下，生计是不安的；只为要满足我的学问的嗜好，所以宁可投入淡泊的生活。但近年以来，中央政府的财政已陷绝境，政费屡屡数月不发，就是发出也是“一成二，二成三”这般敷衍，连淡泊的生活也维持不下了。以前学生时代，我向祖母和父亲乞得些钱钞，常常到书肆里翻弄，哪知道现在自己有了职业，反而失去了这个福分。在研究上，有许多应备的参考书，但没有法子可以得到。例如《二十四史》，是研究历史的人何等切要的工具，以前我不能买全部，尚可搜罗些零种，现在连零种也不许问津了。有许多急需的书，熬到不可熬时，也只有托人去买，因为免得见了他种可爱的书而不能买时，害苦了我的心。有许多地方，在研究上是应该去的，但也没有旅行的能力。不必说遥远的长安，敦煌，于阗诸处，就是我研究孟姜女故事，山海关和徐水县两处都是近畿的这件故事的中心，并且是京奉京汉两线经过的，大约有了四五十元也尽够作调査费了，可怜想了一年半，还只是一个空想！
为了生计的不安定，要什么没有什么，一方面又受人的谴谪，逼得极好学的我也不能安心治学。有时到了十分困苦之境，不免想作了文稿出卖，因为我年来得了些虚名，稿子确也卖得出去，在这一方面未始不可救一点急。但一动笔时，又使我懊丧了。我觉得学问原是我的嗜好，我应当尊重它，不该把它压做了我的生计的奴仆，以至有不忠实的倾向而生内疚。然而学问的忠实谈何容易，哪能限定了一天写几千字，把生计靠在上面。与其对于学问负疚，还不如熬着困苦：这是我的意志的最后的决定。所以我虽困穷到了极端，卖稿的事情却始终没有做过几回。卖稿且如此，要我去讲敷衍应酬，钻营职务，当然益发没有这种的兴会了。来日大难，或者要“索我于枯鱼之肆”吧？
我记得我的幼年，因顽强而为长者所斥责，他们常说，“你现在的脾气这等不好，将来大了，看你如何可以吃人家的饭！”到二十岁左右时，我初见到社会上种种阢陧不安的现象，初知道个人的适存于社会的艰难，又读了些老庄的书，知道天真与人事的不相容，就很肯屈抑自己，对人装像一个乡愿。向我说我固执的亲族长者一时也称誉道，“颉刚很随俗了！”哪知道现在又抑不住我的本性了，只觉得必须从我的才性上建设的事业才是我的真实的事业，我只应当受自己的支配于事业的工作上，若迁就了别人就是自己的堕落。无论怎样受生计的逼迫，只是不仅溶解我的坚硬的癖性。看来我的长者斥责我的话是要应验的了！
我的第四件痛苦是生活的枯燥。我在社会里面，自己知道是一个很枯燥的人，既不能和人敷衍，也不能和人争斗。又感到人事的复杂，自己知识的渺小，觉得对于任何事件都不配作批评，因此我处处不敢发表自己的主张。要来呼斥一个仆人，和强迫我信从一个古人一样的困难。到了交际场中，又因与日常的生活不同，感到四周空气的紧张，自己既局促若辕下之驹，又怕他人因了我的局促而有杀风景之感。看着许多人在我的面前活动，只觉得他们的漂亮，伶俐，劈脱，强健，豪爽的可羡，更感到自己的干枯，寂寞，沉郁，拘谨的可厌，像一枚烂柿子的可厌。我自己知道，我的处世的才能是愈弄愈薄弱了。这种在旧教育之下和长日的书房生活之中压迫而成的习惯，恐怕已是改不掉的；并且这种习惯和我的学问事业不生关系，也没有立志痛改的必要。我所悲感的，是我的内心生活也渐渐地有干涸的倾向了。
许多人看了我的外表，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嗜欲的人，每每戏以“道学家”相呼。但我自己认识自己，我是一个多欲的人，也且是一个敢于纵欲的人。我对于自然之美和人为之美没有一种不爱好，我的工作跟着我的兴味走，我的兴味又跟着我所受的美感走。我所以特别爱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反过来说，我的不信任教师和古代的偶像，也就因为他们的本身不能给我以美感，从真理的爱好上不觉地激发了我的攻击的勇气。但一株树木的荣茂，须有蔓延广远的根荄。以前我对于山水，书画，文辞，音乐，戏剧，屋宇的装饰等等的嗜好，就是许多条根荄，滋养着我的学问生活的本干的。我对于民俗的理解力固然其浅，但在向来没有人理会之中能够辟出这一条新路，实在就是无意中培养出来的一点成绩。我说这句话，并不是说凡是我所欣赏的都要在里边得到实效，我很知道夹了受用的心思而作的欣赏决不能成为真的欣赏。我的意思，不过要借此说明不求实效的结果自能出一些成绩来，这些成绩便不是在实效的目标之下所能得到的而已。所以我们若要有伟大精美的创造，必须任着作者随了自己的嗜欲和兴会而发展，会不求实效愈可得着料想不到的实效。
但是我很可怜，从前的嗜欲现在一件一件地衰落了。去年一年中，我没有到过一个新地方，音乐场和戏园子总共不过去了四五次，又是受着友人的邀约的。家里挂的书画，以前一星期总要换一次，现在挂了两年还没有更动，成了照例文章，把欣赏美术的意味完全失去了。从前喜欢随便翻书，每于无意中得到会心之乐，近来不是为了研究的参考竟不触手了。要说好，也是好，因为我的精力集中到学问上，在学问上又集中到那几科，以至那几个问题。但我敢说嗜好的衰落决不是我的幸福。再用树来比喻。我们要使得一株树木增高，自然削去旁边斜出的枝条是唯一的办法；但稍加芟削则可，若统统斩去，把它削成了电杆一般细长的东西，无论在事实上不会生存，就使生存了也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东西呵！我自己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我年纪虽过了三十，但还保存得青年的豪兴，向日徘徊留恋的美感也没有丧失分毫。只是事情忙了，胸中的问题既驱迫我走遥远的程途，社会上又把许多负担压积到我的肩上。以前没有目的的人生忽地指出目的来了，以前优游自得的身子又猛被社会拉去作苦工了，愈走愈难，愈担愈重，我除了我的职务之外再不能分出余力到我所爱好的东西上去了。于是我的生趣日趋于枯燥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我现在忙得真苦！我也知道，我的事务的种类并不比别人多，只是做成一件事情要求愜心的不容易。别人半天可以做完的事情，我往往迁延到五六天。要草写一篇文字，总得作多少日子的酝酿。朋友们探望的不答，来信的不复，以至过了一年半载而作复，成了很平常的事。我的大女儿住在校里，屡屡写信归来，说，“请爹爹给我一封信罢！”我虽是心中很不忍，但到底没有依她的请求。二女儿写好一张字帖，要我加上几圈，我连忙摇手道，“送给你的母亲去罢！”我的忙甚至使我对于子女的疼爱之心也丢了，这真太可怜了！记得以前与友人下五子棋，十局输了九局。他道，“我看准了你的短处了！你不肯下一个闲空的棋于，所以常常走入死路，不能作灵活的运用。”我自想我的现在的生活颇有些像我的下棋了，因为一些时间不肯轻易让它空过，过于务实，以至生活的趣味尽失。文化原是在闲暇中养成的，像我这种迫不及待的生活，只配作一个机械性的工匠，如何可以在学林艺海之中啸吟容与，认认宇宙的伟大呢。精神方面既因此而受损害，使得我的思想渐窒实，眼光渐钝短，身体方面也是同样的伤坏。我现在除了读书作文颇能镇定之外，无论做什么事情，仿佛背后有人追赶着，越做越要快，以至心跳心悸。照这样下去，或者草书可以不用练习而自然名家，长途竞走也可以考上第一。假使我能够准了钟点作事，此心原可安定得多；无如别人没有定时作事的观念，遂害得我不能画出作事的定时。我正在从事工作时，忽然人事来了，别人看得时间是很轻的，他们把我的时间随便浪费了。我只要一起了爱惜光阴之念，立刻心宕。回到工作时，就刺促不宁了。因为这样，所以几乎没有一天的日子不短，没有一天的工作不欠，没有一天的心情不悲伤。但这有什么法子可以得到别人的原谅呢？没有法子，只得把应该游息的时间也改隶到工作之下。从此以后，我就终年没有空闲了。有时在室内蜷伏了数天，走到街上，只觉得太阳亮得耀眼，空气的清新仿佛到了山顶。这类境界，在做专门研究的时候固然是逃不了的，但永久处于这种生活之下终不是个办法。我很想得到一种秩序的生活，一天总是工作几小时，游息几小时，不多也不少，像小孩子的食物一样的调匀，使得我可以作顺适的成长。但在现在的社会之下，这个希望能超过了空想吗！
以上几种痛苦，时时侵袭我的心，掣住我的肘，我真是十分的怨望。我要忠实于自己的生命，则为社会所不容：若要改作委蛇的生存，又为内心所不许：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了！我自己觉得，我有这一点粗略的科学观念，有这一点坚定的志思和不畏难的勇气，我的眼下有许多新问题，我的胸中没有一个偶像，在现在轻忽学向的中国社会上，我已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我所负的责任是很重的。社会上固然给我以种种的挫折，但是我竟不能用了我的热情打出一个学问的地位来吗：我将用尽我的力量于挣扎奋斗之中，为后来人开出一条大道！就是用尽了我的力量而到底打不出一条小径，也要终其身于呼号之中，希望激起后来人的同情而有奋斗的继续者！
□读书人语
此文选自顾颉剛先生《古史辨》之长篇自序，是一篇自说自道、自报家门的文章，充满着一个有为学者大彻大悟的睿智与哲思、坦诚与求实，并流露出关注现实、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篇純正的知识人的自画像。
作者是位学术名家，所谈当然是深中肯綮之论。且不说所谓“旅行人”、“技大车的骡子”等比喻通俗生动而贴切，绕有趣味，仅就作者标新立异之命题而论，便多新人耳目。文中提出，“我所以特别爱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这里提出的学术美学，确是一个颇为值得深入研讨的课题。顾先生所言是指主观自身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获得的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情惑上的愉悦。它作为不同于一般审美活动而形成的特殊审美意识，逋常具备了美感的共性，而尤以审美理解这一特征最为突出，具有更为理性和思辨特征的审美品位。也许，这正是学术研究者们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頋先生有从不轻易写散篇文章的习慣，但一旦有文出手，則一定洋洋洒洒、从容不迫写个尽兴。但这种情形多半是在著作出版之时，所以，頋先生的“自序”在当时是颇有名的。其实这正合了頋先生其学者的性格。 【高 翔】
- 苗猺獞僰：即苗族、瑶族、壮族、僰族（bó，中国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