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 奇
铸剑人久久地盯着炉火。他的瘦而白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作为一个铸剑人，怎么会有这么瘦而白皙的胸脯呢？这是一个秘密。其实，那些已经公之于众的秘密，并不是真正的秘密。真正的秘密是不会有公之于众的那一天的。
铸剑人稍稍抬起他的眼睛。它们明亮得近乎失明。作为一个铸剑人，他深知一把剑日后所要担当的使命。每一把剑，命中注定都是要嗜血的。是血，使得剑体雄浑粗壮，光芒不断。现在，铸剑人提前听到了那些呐喊和呻吟。听到了江城五月落梅花，寒光一出江山冷。红梅与白梅争奇斗艳，向来是名利场上的灿烂景象。铸剑人忍不住长啸起来。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是不能亲自参与厮杀。铸剑人的剑从来都不是给自己使用的，这使得他在多年的铸剑生涯中凝聚了太多的向往和痛苦。他的剑越铸越好，然而它们也离他越来越远，最终完全消失在时间深处。这时，一个阴谋狞笑着爬上他的嘴角。
铸剑人感到他一生中的重要时刻已经来临。他闭紧双目。一道白光从炉中升起，穿过了铸剑人的心脏，迅疾地从窗子里飞了出去。
实际情况是，剑的灵魂飞了出去，而它的身体还留在这个茅草搭成的小屋内。许多年后，一个少年在没有任何预知的情况下发现了它。它插在地上，发出了黝亮的光芒，比动物的毛皮还光滑。少年把剑抽了出来。这时，有一粒灰尘掉在剑刃上，少年听到了一粒尘埃被一分为二的巨大声响。少年拿着剑刚走出门外，那茅屋立时就倒下了。
没有一丝烟尘，也没有半点声音。
这件事，少年没告诉任何人。他开始没日没夜地练剑。他惊讶地发现，不是他在指挥剑，而是剑在指挥他。往往是，他的心思还没到，剑锋却早已指向了那里。十八岁那年，少年觉得有必要去外面走走。临行的前夜，他听到那把剑发出了类似于骏马的欢腾。
少年这一走就是十多年。回来的时候，脸已经藏到了深深的胡子里，袖子一抖，就会有风沙洒落下来。他闭门不出。只在夜深时，才有人看到那高宅深门里闪出一道白光，并经常听到跳墙和打斗的声音。当然那声音是非常诡秘的，和其他人的生活毫无关系。金属的撞击和溅射的火星散落在黑暗的夜空。长啸、狂歌还有负伤而逃的恨恨声常常让村里人从睡梦中惊起。有几次，村里人早起，还在墙头发现了迤逦的血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子里忽然又平静下来了。金属的尖叫声没有了，恨恨声没有了，舞动的白光也没有了。
又过去了很多年，村子里又出了练武的少年。少年到外面去闯荡了一番，带回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高宅深门里的那个人，是当代最有名的剑客，据说他手中那柄宝剑，状似钝铁，像在昏睡，然而关键时刻猛一睁眼，所经处，人影倒下，不见血迹。仿佛它是一条蚂蟥，见血迹便尽数噬去。据说，那人的剑法出神入化，玄妙无比，已经打败了天下所有成名的剑客，现在，只有打败了他的人，才能成为天下第一剑客。为此，许多人来找他比剑，逼他出招。后来他突然失踪，据说到什么地方隐居去了。从此，天下所有想成名的剑客，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找到他和他比剑，谁夺到了那把宝剑，他就是天下第一剑客。
故事开始了。
巨 鲸
自从被医生宣布为心脏病以来，葛三秋先生的创作速度明显放慢了。
他是个作家。还在很早的时候，他就经常被文学作品里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感动得泪水涟涟。他是个敏感的人。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也成了作家。他至今还记得自己情不自禁地写下第一篇作品时那种既满足又惆怅的心情。后来他甚至把这当作他衡定一篇作品写得好不好的标准，也就是说，只有给他带来了上面说的那种情绪的作品，他才有把握肯定那可能是一篇较好的作品。在他的创作日臻成熟的时候，他常常一边写作一边流泪甚至号啕大哭。一篇作品，连作者自己都不能感动，还怎么指望它去感动别人呢？前些年，有人提倡零度写作，强调作家的客观和冷静，可零度也是温度，不等于没有温度，它不过是作者故意把自己的感情深藏起来，取得一种欲抑先扬、欲擒故纵的艺术效果。就像一件铁器，看起来是冷冰冰的，其实却是经过了淬火一样。没经过淬火的铁器不是铁器，不过是一堆散乱的铁原子铁元素。有时候，葛三秋在他的作品里也是不动声色的，而他的泪水，却止不住成片地掉在眼镜镜片上。一篇作品的艺术魅力的大小，总是和它的感人程度成正比的。
可是现在，医生却对他说：你的心脏已经很脆弱了，不能承受任何哪怕是稍微强烈一点的振动，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然，很可能引发心肌梗塞。可他是一个作家，并且是一个优秀的、为心灵写作的作家。他天天与心灵和情感打交道，怎么能做到不激动呢？那不等于限制了他写作的权力？而不写作，他不就是行尸走肉么？
不行，他一定要想办法。他要安慰他的心脏，做他的心脏的思想工作。他们应该彼此心平气和地谈一谈。他说，喂，伙计，怎么回事呢？你才为我工作了多少年啊，就想打退堂鼓了？你看看托尔斯泰的心脏，为他工作了那么多年，还一点问题也没有嘛，据说托翁死的时候，它还没有一点点衰老的迹象。一个作家，没有心脏还叫什么作家？那不就跟唱流行歌曲的差不多？与其这样，我还不如死掉的好，要知道，我一死，你也活不成了！心脏说，难道我就不想好好为你工作么？每次你激动或痛苦得流泪的时候，我不否认，即使当时我紧紧地收缩着身子，可过后，那种欣喜和愉悦也是无以言表的，我敢肯定，这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心脏没有我如此幸运，能体验到这一点。但你的经历太多了，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叫我不受到一点点损害是不可能的，而且心脏的损害不比其他，是时间可以治愈平复的，它像一道伤疤永远刻在那里。后来你也没注意保养，你不但没像许多人那样回避它，掩盖它，反而继续不断地刺激它，致使伤口越来越大，终于到了现在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怪谁呢？你难道没想到，我一停止跳动，哪怕再优秀的作家，也只能和这个世界拜拜？他说，你能不能想点办法？心脏说，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听医生的，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办法了。
而葛三秋，一向是不把医生的话当话的。比如他爱喝酒，有一次他牙痛得厉害，医生叮嘱他不要喝酒，他不听，还是喝酒，反而把牙痛治好了。还有一次，他咳嗽，吃了许多药也不见效，他一气之下，猛灌了一斤白酒，结果就不咳嗽了。医生就好像一种强权，总是在想办法让你听他的，把你纳入他的控制系统，而不让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考虑怎么培养你的抵抗力。医生的药方只有一种，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千差万别的。
也许，只有让他的心脏更加激烈地跳动，才会让它得到康复，就像对于某种痛苦，只有把它细致而深刻地描绘出来才能得到解脱和完全超越它一样。于是在短期的犹豫和创作缓慢之后，他又重新投入了工作。他更加大胆、无所顾忌了。如果他不能全心创作，那他不等于是废物一个么，那么他现在完全可以看作是向死而生废物利用，都是赚来的。这可是一笔本小利大的好买卖啊。不是有很多人忌妒他的激情和才华么，那好，让他们继续忌妒吧！不是有很多人忌讳他么，那好，让他们继续忌讳吧！他就是要让他的心脏成为悬挂在天地间的大钟，他不但不会把心跳掩盖起来，反而要让它的搏动传达至许多人的耳鼓。胸闷和心绞痛成了那只心脏的呼和吸，它们藏在他的心脏里一紧一缩，仿佛假如没有它们，他的心脏反而会停止跳动一样。每当这时，他就赶紧含上一粒药片。当嘴边的皱纹由僵硬变得柔软，他微笑起来。他想，不就是如此么，也没什么可怕的嘛，他完全可以对付得了它。他对心脏说，我说老兄啊，你失算了。心脏咚咚撞了几下他的胸膛，说，那就看谁笑到最后吧。他说，你别威胁我，有一个作家说过，人可以战死但不能被打败。的确，如今他觉得自己就像那个与鲸鱼在海上周旋的老人，他也在与自己的心脏在胸膛里周旋。这种处境甚至比老人与海的关系更加危险。因为他要战胜的是自己体内的鲸鱼。
是啊，心脏就是他体内的鲸鱼，他已经感到越来越难控制它了。他坐在鲸鱼的背上，而他又不会游泳，只能完全任由鲸鱼载着他沉浮。他有时被高高抛起，有时又被带入水底狠狠呛了几口水。药物对它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或者说，已经不是他给它喂药，而是它经常从水里昂起头，朝天空喷着油井似的气体，把他手里的药片抢夺了过去，成把成把地往下吞。大概它觉得这种药片很好吃，有一股凉丝丝的味儿。它终于对它们产生了依赖。这时他已写到一部作品的关键处，正在他努力抑制自己的情感写下去的时候，鲸鱼又开始了激烈地反叛。他一时找不到药，或者说，他手头的那点药根本不够用，于是他眼睁睁看着自己和那条可恶的鲸鱼同归于尽。
入侵者
一家人正在吃晚饭，忽然闯进一伙人来。
男主人很惊讶，因为他清楚地记得，门是上了锁的。不但上了锁，他还打了保险。最近这段时间，治安不太好，不是有人假扮抄水表的进门抢劫，就是有人装作推销员行骗。听说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药粉，只要朝你一吹，你就晕晕乎乎的，任其摆布了。更别说路上飞车抢包，地道口棍击后脑。
那伙人中的一个扬了扬下巴，一家人都吓得不敢动：男女主人，男主人的父亲，女主人的母亲，上幼儿园的孩子。一开始孩子仿佛还因为家里忽然出现了这么多陌生人而高兴，但她马上感觉到气氛不对。她看到爸爸愣在那里，妈妈嘴巴张着。爷爷想去扯爸爸的衣角但又犹豫了。他才从乡下来住了两个月，整天畏首畏尾的，生怕做错了事。外婆起先肯定以为这些人是爷爷带来的，或至少跟爷爷有什么关系，所以她斜着眼睛不满地掠了爷爷一眼。自从爷爷来了之后，外婆总像是吃了很大的亏。因为外婆和爷爷的关系疙疙瘩瘩，爸爸和妈妈有时候也会互相不理。现在，四个大人都不说话，倒显出了少有的统一。
真是难得的安静。孩子居然趴在桌上睡着了。
男主人有些奇怪，没注意到孩子什么时候睡着了。看看沙发上的那只书包，至少有五斤重。还是读幼儿园呢。以后读小学，岂不要有十斤了？但他的目光很快又转移过来。他还在想那个问题：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接着他又想，他的妻子、丈母娘和自己的父亲又是怎么进来的呢？他一时有些茫然了。他想，他本来是一个人，可现在，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好像人生来就是要被无意义地消耗掉的。人从一开始，就是要遭到侵占的，比如，课本凭什么随便进入孩子的大脑？各种莫名其妙的规则凭什么堂而皇之地进入人们的生活？难道它们都是孩子和大人欢迎的么？他的目光看来是在那几个入侵者的身上，其实是涣散的。他经常有这样的感觉，眼睛明明在盯着什么，心思却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那几个人两手抄在口袋里，仍然离桌子不远不近地站着，有一个家伙的嘴里还嚼着泡泡糖。那人先拔掉了电话线，接着把男女主人包里的手机翻了出来，卸掉屁股壳上的电池扔进了垃圾篓。女主人尖叫起来。那人在客厅里瞄了一遍，很快发现了鞋柜上的钥匙。他让它们在他手心旋转了一下，然后呼啸一声飞出了窗外。女主人又尖叫了一声。
男主人对着那扇厚厚的防盗门自嘲起来。当初安装它的时候，他强调要牢固、隔音，他们每次下班回家，都要从里面打上保险，没想到现在它不为自己保险，而为强盗们保险。他们家在五楼，窗子和阳台上也装了密密的防盗网。它们越牢固对自己反而越没有好处。这不是防盗而是防“逃”啊。
他的目光逐个扫过家人的脸，父亲，丈母娘，妻子。他想，这些人说不定是父亲放在衣服口袋里带过来的。父亲的口袋里总有几粒秕谷、菜种或石子。这几个强盗肯定是变成秕谷什么的藏在父亲口袋里让他带进来的。现在时机成熟他们就跳出来了。父亲不就是要种个菜嘛，那好，让他在阳台、客厅、厨房和卧室里都种上好了。别看父亲可怜兮兮的，其实他内心里固执得很。他永远相信自己是唯一的赢家。他一来就和丈母娘互相看不惯。刚开始他和妻子还有个好心而又好笑的念头，那就是，如果父亲和丈母娘相处久了产生了感情，小夫妻俩还可以把他们撮合到一块儿。岳丈一辈子病歪歪的，五十还不到就死掉了，丈母娘也不见得尝到了什么生活的乐趣。而父亲身强体壮，能在晚年找个城里老伴，也算是开了洋荤。妻子暧昧地笑了起来，说，那我母女俩的便宜岂不都让你们父子占去了。这个秘密的计划，使夫妻俩的关系得到了短暂的改善。谁知道两个老家伙到了一块儿，竟像土鸡和火鸡，彼此毫不沾边。
有一次，他和妻子在床上调情并弄出了一些响声，后来他急急从卧室奔向卫生间，刚拉开门，他几乎和丈母娘撞了个满怀，后者正站在门口。从此他在和妻子做爱的时候，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的屁股。结果是他压在妻子身上脑子里却是丈母娘。
更多的时候，是妻子和丈母娘团结在一起。这样，女儿就成了重要的争取对象。他们都在想方设法讨得已经上了幼儿园的女儿的欢心，不幸的是，在这方面，他远远不是她们的对手。他唯一的指望是，女儿有那种所谓的恋父情结。但很不幸，他发现女儿不但没有恋父情结，甚至在她们的教唆下，开始用怀疑而惊惧的眼睛打量他了。他担心自己迟早有一天会被她们从这个家里排挤出去。所以母亲的去世并未给他带来太多的悲痛，他反而看到了增加援兵的希望。他把父亲和丈母娘像一公一母两只鸡一样关在一起，希望父亲能像公鸡那样爬上母鸡的背。
这时，孩子还在睡觉。几个强盗在翻箱倒柜地找什么东西。破坏的声音尖锐地在空中飞腾。原来玻璃也有哭声。他很想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钱在什么地方，存折在什么地方，密码是多少。就像有一次，在夜晚的街角，他忽然被一把尖刀抵住，他毫不犹豫地把钱包掏了出来，看也不看，只是说，把证件还给我。这种镇静，不像是别人抢了他的钱，倒像是他抢了别人的。他幸灾乐祸地想，让强盗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也不是坏事啊，若没有强盗，他还想这样做呢。
强盗们嘴里发出怪叫。他们把盘子里的菜汁当作墨汁涂在两个老家伙的脸上。在菜汁的作用下，两个老家伙的身份开始模糊，渐渐很难看出什么区别了。他们又把盘子扣在两个老家伙的头上并不许它们掉下来。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他们说。老家伙乖乖就范，甚至还同病相怜。说不定此役过后，他们就要相爱起来。女主人自从刚才发出两声尖叫后，就一直抱着肩膀在不停地发着抖。现在强盗们围着她，脸上浮现出捉摸不定的笑容。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其中的两个便一左一右架起她，把她拖到卧室里去了。卧室的门被关上了，客厅里什么也听不到。不一会儿，那两个人一边叼着烟卷，一边系着裤带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另外两个人又进去了。
男主人不由得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想，等会儿女主人出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她大概不会出来了吧，从此甚至不再走出家门，看人肯定也是躲躲闪闪的。出乎他意料的是，女主人很快就走出了卧室。她容光焕发。
接下来，强盗把男主人的父亲和丈母娘也关进了卧室。在把他们推进卧室之前，强盗们给两个老家伙灌了些酒，把他们的衣服也脱掉了。父亲哭了起来。他的手在口袋里一掏一掏的，仿佛那里有什么魔法，能降住强盗似的。丈母娘则在反抗的罅隙里，开始打量父亲乡下人的身体。说实话，父亲的身体还是很棒的，男主人为父亲的身体而骄傲。卧室里传来了激烈的扭打的声音。不过这一切，很快也平息下去了。大概过不了多久，两个老家伙也会红着脸从卧室里跑出来。
……强盗们的消失和进来一样莫名其妙。忽然响起了急切的敲门声，男主人抬起头，强盗们就忽然不见了，不知他们是从窗子里跳了出去，还是隐身到墙壁里去了。男主人揉了揉眼睛，有一粒眼屎沾到了手上。近来他眼睛里常有眼屎。他听了听，还真有人在敲门。他站了起来。饭菜已经弄好了，孩子趴在桌上睡觉，妻子在邻居家打牌，丈母娘到小区里串门还没有回来。不久前，他的母亲死了，他要把父亲接到城里来。说好了，妹妹今天会送父亲过来的。车晚点了。他想，现在是父亲和妹妹敲门还是丈母娘从外面回来了呢？
血 晕
他知道，作为一个男人，这是一个要紧的缺点。它如同一个人长大了还尿床或年龄很小便能勃起一样，是不好见人的。只不过，它隐藏得更深一些，像一条鱼凝滞在水底，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自己都没有发现。
没有人说得清楚他为什么对色彩（主要是红色）那么敏感或那么排斥。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是他的母亲。那是冬天，母亲刚给他喂了奶，让他在怀中睡着了，再把他轻轻放到摇篮里去。这时，母亲还是幸福的母亲。她的胸脯微微发胀，脸上的红晕跟小鸟似的。她从抽屉里翻出一支藏了很久的口红。母亲羡慕电影里的坏女人。现在，母亲的这个见不得人的想法终于在镜子面前露出了头。她欺负他是一个才几个月的孩子，因而放心大胆地展示她的痴心妄想。所以当他在摇篮里醒来大声啼哭的时候（许多年以后，母亲对此记忆犹新，仍指责他哭声惊人），母亲惊慌不迭地把他抱起，还没有完全从想象的角色中脱身出来。但是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停止啼哭，反而更加惊恐地大哭起来。
母亲手忙脚乱，用尽了一切办法，仍不能使他的哭声有丝毫的减弱。后来，母亲终于从他的眼神里受到了启发，赶紧把口红擦干净。奇迹发生了，他的哭声戛然而止。母亲简直不敢相信，她忐忑不安地又去搽了一次口红。他的哭声再次响起。
母亲有些发呆。她知道一个人害怕红色意味着什么。它将让他在生活中无处藏身。在不远的将来，她和丈夫的脸上经常会被涂满各种油彩，像劣等动物似的被拉到各处展览。孩子每天都会受到不小的惊吓。唯一的好处是，她轻松地给他断了奶。她在两只乳房上涂了些红墨水，他立刻止住了饥饿的啼哭。
日新月异，或蹉跎岁月。他也只能变得越来越敏感。以至它成了他的粮食，不然，他便活不下去。他对它由害怕变成了依赖。
难怪母亲说，敏感是他的宿命。
嘲笑和捉弄一直没有停止，即使他已长大成人。大家不相信还有见血就晕的人，这太可笑了，他们说，他如何跟一个女人度过她的初夜？除非……他们暧昧地笑了起来。试想，一个男人，哪天不同血打交道呢？又怎么能不同血打交道呢？比如要宰杀那些买来的用作食用的动物，要喝酒斗殴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荣誉和尊严而战。有时候，城外不远处的那片荒地上还会执行枪决。他们会欣赏到子弹如何让人体一阵痉挛，然后扑通倒下，在血液中慢慢融化。此外，还有电视和印刷品上的画面和图片。斗殴，杀人，交通事故，乃至战争，爆炸，恐怖袭击。他们对此津津乐道。他们说，你真的从不看那些新闻、电影和画片吗？有时候，他们会跟他玩一些恶作剧。如果他晕倒了，他们就大声尖叫，忙成一团，当然是一边忙一边笑着。他们觉得他就像一个孩子那样可爱。他们喜欢在孩子面前，显示他们的成熟和优越感。
有一次，他病了，需要从静脉注射。当护士把针头从他的手臂静脉推进去时，他再次晕倒了。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女人的怀里。护士没有惊叫，也没有嘲笑他，一副学识渊博的样子，有如他的母亲。她用她的学识和柔情包容了他。他竟然觉得正在源源不断滴进他体内的液体让他感到凉爽和轻松。他羞赧地朝她笑了笑。她也朝他笑，示意他别乱动，一直把那瓶生理盐水挂完为止。他问，我还要来吗？她说，要连续注射三天呢。他步履轻快地跟她告别。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又晕倒了两次。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怕，仿佛晕倒不过是他的一次深呼吸，对生命是有好处的。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感觉。他不禁惊喜万分。后来，他们慢慢地说着话。他跟她谈他的童年，他的皮肤下面那些蹦跳不已的蚂蟥。她也谈了她的童年。她说，跟他相比，她的童年就平淡无奇了。他说，我情愿要你那平淡无奇的童年。这时她的手就游进他的手心。她怕自己不小心伤害了他。她说，你是多么的难得啊，我们一直生活在坚硬和麻木之中，可你仍像一个婴儿般透明，含羞草一样敏感。
他们密切地交往起来。和她在一起时，他很自在。就像鸟在空气里。他愿飞就飞。她总是那么抬起眼，笑眯眯地望着他。后来她也飞了。原来她也有一对小翅膀，毛茸茸的，藏在那里。开始，她飞得不是那么利索，需要他帮她。她还有些不好意思。好像从来没将这对翅膀示人。但她很快就飞得很好了。他们把翅膀放平，让身体在空气中滑翔。如果把空气拍打成波浪形，他们就可以向更高的地方飞去。他们暂时地离开了地面，离开了医院，离开了那间他把自己囚禁起来的屋子。她跟他说，她不喜欢医院，不喜欢那里的气味，不喜欢那里的医生，不喜欢那里的院长和主任。她说，有一次，院长叫保卫科的人趁夜把一个会引起麻烦的病人从医院里扔了出去。第二天，有人在另一个地方发现了他的尸体，经鉴定，他是从医院里逃跑自杀的。就是那些病人，也令人难以忍受。他们频繁地出入其中，认为有医院就可以放心地活下去。他们把医院当成了赎罪和卸掉某种责任及包袱的场所，从外面进来时，他们还愁容满面，而当他们出去时，又谈笑风生对人生指挥若定了……他和她坐在那里，对身后的现实发出了无所顾忌的嘲笑。生活是一只庞然大物，但现在他们一点也不畏惧。
一天，他兴冲冲地去找她。除了艺术，只有爱情是永远欢迎敏感的。这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宝藏。但在往日他看到她的地方，没有她的踪影。他坐在那儿等，等了一整天也没看到她回来。第二天他又去。她还不在。他向人打听，可他们说，他们这里根本没这个人。他想这些人真会开玩笑。他找到她的知道他俩在恋爱的一个同事，回答竟然是一样的。他几乎要疯了。他说，怎么可能呢？几天前你还看到我们手拉着手出去。她的那个同事说，对不起，我也从来没看见过你！他说，你连我的名字都知道了。对方断然说，我不知道。他又到别的地方去打听。他每天都去，一天去好多次。他甚至去找了院长。院长说，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人事部查查。人事科科长以无比的热情打开了档案室的大门，说，你自己找吧。自然，他不可能找到有关她的任何纸片。
她失踪了。
一个人的历史被抹去竟是这样容易和莫名其妙。
为了怀念他的这次唯一的恋爱，他试着用针管扎自己的静脉，就像她曾经做的那样。他把针头深深地扎进去，然后松开手，血液立刻流进针管。在眩晕中，他仿佛重新看到了她天使般的微笑。每当他想和她见面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做。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来往。那是他们的一条秘密通道。
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怕看到出血的人，他最终会在血液中找到宁静。正如一个人，因为老担心自己杀人，结果杀人如麻。他用刀在对方的身上乱砍一气。他杀死的是他的恐惧。不同的是，有的人把刀指向了别人，有的人把刀指向了自己。
他想起了第一次用菜刀划开自己手指头时的情景。菜刀的重量让他很不顺手。就像一个拗口的句子。实际上，那是一次毫无自杀意识的自杀。也就是说，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死亡的存在，他的自杀和死亡无关。他不过是在做一次实验。他想，一切都是因血液而起，如果把体内的血液像池子里贮存的水那样放出去，那他就获得解放了，不再受血液的控制和操纵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它的闸门。虽然身体上到处都是可能打开的缺口，可事实证明，他并没有找到最关键的。他曾问过母亲，它在哪里？
现在，他当然是早已知道了。他不断地向它靠近。在靠近它的过程中，他感到了无比的骄傲，因为他并没有变得麻木。他可以跟母亲，还有那个他每天从秘密通道去和她会面的女人说，他们的宝藏越来越大了。在一次又一次冷静地思考之后，他把门关好，拿出早已备好的刀片，在手腕上轻轻一划。
他看到血液像千军万马，缓缓冲出了闸门。
读者来电
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人说我在某篇小说里丑化了他的形象，我写的就是他。他要到法院起诉我。
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
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在某次会议上见过一次，他给过我一张名片。我也给了他一张名片。
他说，他仔细研究了我的小说，气愤地发现我影射了他。
我说，何以见得？
他说，他发现我极其阴险地把小说中一位主人公的姓和名的第一个字母，安排成他的姓和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在字母表中的下一个。
他的表述比较费劲，但我还是听懂了，即，如果他的姓和名字各音节的第一个字母是Ａ和Ｍ，那么我小说中的那个倒霉蛋（现在看来，倒霉的很有可能是我）则是Ｂ和Ｎ。
我说，这是巧合。我想，这样的读者真古怪，大概是在拿显微镜读小说。而且还是有折射功能的显微镜。如果没有这种显微镜，大可以开发研制。
他冷笑一声，说，巧合？太巧了就不是巧合吧？那就是蓄意了，是你所谓的“精巧”构思了。
我笑了，说，我干吗要攻击你？我跟你无冤无仇的。
他说，我怎么知道啊，说不定上次开会时我得罪了你，你就怀恨在心了。
我说，除了交换名片，我们总共说了不到三句话。仔细想来，其实就是两句，第一句是你好，第二句是再见。你干脆点，我写了你什么？
他说，比如和学生谈恋爱的那个情节。
我说，老师和学生谈恋爱的事情，生活中有的是。
他说，问题是，那个细节，只有我知道。
我说，你怎么跟你的学生谈恋爱我不管，我小说里这句话，也是根据当时的情境想象出来的。
他说，问题是，你歪曲了我的本意。
我说，我们能不能先划个界限，不要把我笔下的人物和你混为一谈。
他激动地说，对他来说，没办法不“混为一谈”！太明显了！谁都一眼能看出来！你的小说发表后，我的很多同事都看到了。他们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
我说，他们怎么知道是你？
他说，你看你，还在装糊涂，你不是都写了吗？我老婆发现了我和女学生的关系，找领导反映情况，到系里跟我吵，都弄得我没脸见人了。你这人，写都写了，干吗不承认呢？还有抄袭，你也不该写。其实我也知道，抄袭是不对的，谁不知道呢？可谁都在抄，你又怎么样？为什么你偏偏就把我给写了呢？
我说，既然教授们抄袭是那么普遍，你怎么认为我写的是你呢？
他笑了笑，说，我虽然不会写小说，但也知道，小说的情节可以虚构，但细节是不能虚构的，好像有人这么说过，对吧？
我说，你还挺懂啊。
他说，幸亏我懂，不然被人刺了一刀我还不知道是痛是痒呢。
我说，我哪里把你弄痛了？又哪里把你弄痒了？
他说，我真搞不清楚，你怎么对我的秘密知道得那么多。我都怀疑你在我家里安装了摄像头。说实话，看完你的小说我差点报警了。我仔细检查沙发、茶几和书房角落，看是否找得到监视器之类的东西，问老婆最近有没有可疑的人来过家里。我那篇论文，除了你，没有谁能看出来是抄的。我采用了一些非常技术的、隐秘的手段，而你在小说里把它们全写出来了。我敢肯定，有不少人，尤其是大学教授或学生读了你的小说之后，马上会如法炮制。你说你多么恶劣！难怪上面要规定，文学作品不能把犯罪的过程和细节描述得那么详细。我就是把这个理由端上去，法院也会判你有罪。
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无聊，居然还冠冕堂皇起来。我也不客气了，说，难道你想在法庭上说，你搞了女学生，剽窃了别人的书稿，而且还理直气壮？你要打官司，我奉陪。
他说，别以为你写的是小说，法院就不会受理。现在，小说侵权的官司可多了，这说明法律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你这篇小说，不仅仅损害了我一个人，而且损害了广大教授们的形象。
我说，可笑。
他说，一点也不可笑。你忘了，以前有个女作家，写一个人变成了牛，结果被判了刑？你说，一个人，再怎么坏，也不能变成牛，对吧？你们作家，脑子都比较乱，还有一个人，把人变成了甲虫，居然成了大师！就说那个把人变成了牛的女作家吧，虽然她没写真实的姓名和地点，可她还是输了官司。她坐了牢。对方很快把她告倒了，因为事实明摆在那里，他没有变成牛。而且他还证明，他根本没干过小说里写的那些坏事。当时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场景，女作家找了许多老百姓证明对方怎么怎么坏，原告则到乡政府打了个人格证明，证明他政治觉悟高，是先进个人、新长征突击手，到了法庭上，双方都出示证据，法庭似乎难作决定，但原告律师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他说，到底是村民的话有说服力，还是乡政府的公章有说服力？
我说，我知道那件事。但我觉得，那个女作家落入了某种圈套。其实她根本没必要去证明什么事情的真假，因为她写的是小说。
他说，你很天真啊。跟你说，在法律上，并没有“小说”这个概念，只有“文字作品”。
我说，毕竟，法制建设也在进步嘛。
他说，要进步也是向我这边进步，而不是向你那边。如果我跟你打官司，我们学校，还有相关的教育部门都会给我开证明。我每年都被评为全校乃至全市先进教师，就是国家级的奖项我也拿过好几次。我的照片常年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我说，难道你忘了，你跟那个村干部不同，他想证明他不坏，而你恰恰相反。如果你真的起诉了我，你希望他们给你出具什么样的证明呢？证明你搞了人家女学生并剽窃了别人的书稿么？
他说，对，就是这样，我跟女学生谈恋爱，是我的隐私，也是我的自由，我和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没权力干涉，我抄袭一下别人的书稿，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谁都在这么做，又有什么错？难道你不懂得罪不责众吗？
我说，那你给我准备了一个什么罪名呢？
他说，你这是跟大多数人过不去！你孤芳自赏，自以为了不起，你具有典型的反社会人格特征。像你这样的人，迟早会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抓起来。
他又说，你们作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剽窃的是论文，你们却剽窃了生活。
我说，你还挺幽默。
他严肃地说，这不是幽默，从这个角度说，你们要永远站在被告席上。
我说，照你这么说，受到历史审判的不是那些暴君或暴徒，倒应该是历史学家了？——也许事实的确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是个记者，有一次，没经批准在网上发了一组灾难图片——你知道，在那次火药爆炸事故中，有几十个小学生被炸死。几天后，一帮警察忽然闯进他的住所，搜出了一包雷管——天知道它们是哪里来的。他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事拘留，虽然不久又被放了出来，可他失去了工作。
他说，是啊，我们的生活里有那么多好人好事你为什么不写？为什么偏偏要写这些乱七八糟鸡毛蒜皮的事情？一篇好小说，应该是光明的，向上的，要从大局出发。要讴歌，要礼赞。
我说，作家反映的是生活的真实，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
他说，你看，你自己已经承认了。
我说，承认什么？
他说，你刚才说，“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这不正好说明，你写的就是我么？
我吓出一身冷汗。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不知不觉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并沿着它笔直往前跑。我的处境并不比当年那个女作家好多少。我自己也不知不觉把对方和小说里的人物混为一谈了。这太可怕了。我赶紧问，你没录音吧？
他不动声色地笑了起来。
我心虚地说，这样的案子，法院是不会受理的。
他说，我会让他们受理。
大街上
那是个疯子。是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疯子，那要天分。有些人是注定要成为疯子的，而有些人永远不能。真正的疯子，从外面看上去，和常人没有区别，她的一切，都在内部进行。她紧紧地捂住自己，绝望和恐惧在手上闪烁。她简直不知道怎样藏起她的手。手啊。她已沿着寓城大街游荡多日。她可以没有行李，但不能丢下那只黑色包裹。它将纠缠她一生。现在，她来到了寓城南门新建的贸易市场外面。午后的微微倾斜的阳光顽强地射在她的脸上，刺激得她淌出了泪水。最能伤害眼睛的，不是黑暗而可能是光明。她站在发烫的水泥街道上一个椭圆形绿色垃圾箱旁边，拈花微笑，又似乎在想着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使得她不知疲倦，旁若无人？她离那个垃圾箱还不到两米，上面放着她的黑色包裹，包里是她的孩子。是的，她的孩子，不过，已经没有了生命。几天前，她来到了寓城医院。她排了整整一上午队（大家对医生总是寄予着很高的希望），在医院快下班的时候才挂上号。她在二楼一个拥挤的门前找到了妇产科。这里绿树掩映，生意兴隆，金属器械的碰撞、女人的痛苦呻吟和自来水的哗哗声穿梭交织。她一直等到了下午五点，这时她才发现身后空无一人。医生不易觉察地阴冷一笑，示意她走过去。检查？引产？刮胎？医生快速地摆动着手里的圆珠笔，不耐烦地问。我……我……引产……她支支吾吾。医生把笔叭的一放：引产！又是引产！她把头尽量地低下，以求医生能小点声。恐怕没那么简单，先住下再说吧。医生很快地写了张什么，让她到下面交了钱。然后有人把她领上三楼，打开一间房，扔给她一堆发着怪味的被褥之类的东西。然后又被领到一间嘈杂的病房里，那人指着一张黑乎乎的床对她说，这是你的。她顾不上脏，一屁股坐下，大口地喘着气。这时她才注意到其他人都在看着她。她微微低下头，但不一会她又忽然抬起来。床上的钢丝已断了一些，有锈，仿佛一团团的血迹。她突然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她在走廊里奔跑着，找不到卫生间，只得随地大吐起来。她在医院住了两天。她想早日卸掉身体的重负，重新回到阳光和爱情的世界里去。但医生就是不给她做。她去问，医生不耐烦地说：没家属签字我不能动手，你以为像吐痰那么随随便便么？她气坏了，花十块钱在街上拉了个人来做了家属。医生让她躺下，在她腹部狠狠扎了一针。金属和钙质摩擦的声音十分难听。她想，这一针一定扎在孩子的头上。她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母亲，应该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她忽然苏醒了。她有些愤怒地盯着医生的手（它们白皙纤小，蓝色的血管如海底的水草），骂道：操你娘的王八蛋！你说什么？医生没听懂。她重复了一遍，医生剧烈地颤抖起来，说你冷静点吧，冷静点。她用力一推，医生后退了几步碰着了墙一屁股坐下来。但针头还竖在女人的肚皮上，像逃出圆圈的直径。医生挣扎着，想把它拔出来，可女人迅速地裹紧了自己，逃往门外。
随你跑，看你有多大能耐！医生自语道。但她马上扶着墙站起来——这样很危险，那女人会和她的孩子一起暴死街头的。她立即追了下去。妇产科医生在大街上的匆忙行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不安。很久以来，孕育不过是爱情咀嚼过后的排泄物，而她这个妇产科医生不过是下水道的清洁工。她仔细寻找着，希望发现那个女人。但一连三天都没有结果（可以想象那里积聚了多少等待刮宫引产的女人，院长大人正在大发雷霆）。她想那个女人也许正蜷缩在寓城的某个角落痛苦地呻吟，感染在伤口蠕动，眼里盛满悔恨的泪水。有一次，她下班很晚，在大街上忽然无路可走。她的四面漂浮着幼小的成形或未成形的尸体，他们挡住了她的去路。她高声喊叫直到天亮。这时，早晨的雾散去，她惊讶地发现那个女人——居然还活着！女人坐在一家商店门前的台阶上，怀里多了一只黑色包裹。医生为找到了她终于舒了口气，可这时那女人也转过头来看见并认出了她。她尖叫一声，医生顿时脸色惨白嘴唇哆嗦起来。本来，她想走近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叫她注意。可那个女人误解了她。是的，她这一生孽债深重。她的双手血迹斑斑，甚至养不活盆里的花草。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有时在大街上走着会忽然跪下来。她一跪下来，立时觉得轻松了许多。而那个急待引产而又幡然悔悟的女人，带着催产针从医院里逃出来，十数个小时后，孩子开始苏醒。孩子就要破土而出，菜油的清香在夜晚的街道流淌，红色的野花盛开。孩子已经复活，她却要死了。她睁开眼，看到了花丛里的孩子。她抱起孩子。孩子快活地眨着眼睛，像布满星星的天空。她乳房胀痛，忽然有了哺乳的欲望。她掏出其中的一只送到孩子嘴边，可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她换了一只，还是这样。她急得要哭，狠狠地捶打它们。这时她忽然看见了那个妇产科医生。别过来！她恐惧而绝望地抱紧她的孩子，大声喊叫。她匆忙抱起孩子，沿着大街继续逃走。她很快就迷了路，在同一个地方跑来跑去。她紧抱着她的孩子，两眼闪闪发光。她闻到了来自体内的一股异香。现在，她终于来到了寓城南门的贸易市场。寓城是一座坟墓，她带着她的孩子，急于从里面逃出去，大街在身后呐喊。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房子里的人们在午睡。零星的树荫像稀薄的什么，毫无羞涩之感……妇产科医生已很久没和男朋友做爱了，肌肤之亲使得她扒住床沿，不住地呕吐。她习惯于把两手放在打来的清水里，独自入睡。但第二天，一切照旧，她又怎能清洗得了呢？同时，她的男友开始四处猎艳，然后，怂恿她们来找她。她觉得躺在她对面的是她自己，于是流下了泪水。她给自己做着手术，机器的轰鸣在伤口里疼痛无比。她对自己充满了诅咒，她说你怎么也落得了这一步呢，对面却骂了起来：你这个虐待狂，想整死我啊。她愣住了。那时，她以为妇产科医生是一门多么高尚的职业啊！她不由得对那些装模作样找上门来的女人充满了厌恶。她们恬不知耻地躺在那儿，叉着两腿，等待着她戴着橡胶手套的手的进入。她看着自己的手，觉得它们是那么陌生，她开始有意无意地藏起她的手——不，甚至不配称作手，只能叫作上肢。她几次请求院长给她换个工作，可院长不肯。院长说你的手艺这么好……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太阳把树的影子渐渐拉长，像一条可以喘喘气的狗舌头。女人终于又一次走近绿色椭圆形垃圾箱。她一靠近，垃圾箱上便轰地腾起一团蓝色的烟雾，遮住了天空。她仓皇地挥着手，阻止着苍蝇们的再度落下。她一层层解开那只黑色包裹，孩子终于露了出来。女人端着一碗清水，一口口地喂着孩子。她一定为自己没有乳汁而羞愧万分。啊，喔，啊，喔，她想逗孩子说话。她骄傲地想，这是她的孩子，任何人都不能夺去她的孩子。可孩子为什么还哭丧着脸？哦，要是天下场雨就好了，孩子就会舒展一些鲜亮一些了，可这个季节为什么老不下雨呢？没有来自天上的雨，人间万物又拿什么去滋润呢？但孩子刚一睡着，她又立时把他摇醒。她想，孩子在她的手里长时间地睡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她抚摸着孩子的头发，捏他的鼻子。苍蝇铺天盖地卷土重来，她抵挡不住，慌忙把孩子放回包裹，严严实实盖住……
对面的女人终于结束了她冗长的叙述。我朝车外望去，那个抱着死婴的女人正向着车子走来，我看见，对面的女人开始痉挛。她的手纤小白皙，蓝色的血管水草般茂盛。她紧张地盯着那个女人，后退着，从另一个车门下了车。我忽然发现，她手里也紧攥着一只包裹。另一个女人平静地上了车，并在我身旁坐下。我不由自主地把身子往里挪了挪。她接着打开了包裹，立时有人捂住了鼻子。
——是一个漂亮的布娃娃。
杀 手
现在，他上路了。
他怀揣着一张皱巴巴的地图。上面有人用红铅笔画了一些线条。读书时，他的地理就不太好。他一直在逃避地图。可没想到，他还是没有逃掉。就好像他并不能完全从生活中逃掉一样。
他把箱子放好，在长途汽车的豪华铺位上斜躺了下来。他照例从包里拿出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从来不假想自己是福尔摩斯或他的助手华生，而假想自己是作案者，如何巧妙地逃避福尔摩斯的侦破。
与丰富的现实相比，福尔摩斯其实是多么的机械单调啊。有些案件是无法告破的。每每路过陌生的城市，他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跟福尔摩斯挑战的冲动。
父母死后，抚养小弟和养活自己的责任便完全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小弟填高考志愿时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你就读警官大学吧。
这样，就有意思了。
望着那个像剪刀一样飘远的背影，他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现在他才知道，当初他出人意料地给了他们一笔钱是为了什么。那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她，还有那个乡巴佬，感恩戴德几乎要给他下跪。
他当时给他们那笔钱的时候几乎是当着全市媒体镜头的面。有一个自由撰稿人还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篇煽情文章发表在一家畅销刊物上，标题是《义薄云天，百万富翁善待红杏出墙之妻》。
的确，在遥远偏僻的乡下，那笔巨款足可以招来杀身之祸。让溺水的人死得更快的最好办法是，给他们一袋金子。
第二天上午八点，他在××市下了车。然后继续坐车往一个县城。红铅笔的线条到此戛然而止。按约定，那个人明天十二点会在市里的××宾馆××号房间等他，他在如数递上那人需要的东西后，便可带上支票迅速离开。
作为地图的补充，是那个人在地图旁边写下的几个地名。下面他所做的，是用脚把它们串联起来，到达事情的终点。据对方描述，那是一间三层的红砖楼房，它在贫穷的村子里显得鹤立鸡群。村子里，大概还在流传着楼房的男女主人在南方的一段奇异经历。或许在他们看来，南方的那个老板是一个彻头彻脑的傻瓜。
那个人说，自从有了那笔钱，男人果然就开始游手好闲，他们经常吵架，完全没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过上幸福生活。那男人每天在外面喝酒赌钱。
他眼泡浮肿，皮肤黝黑，眼睛陷在肉里，就像龙眼核。几年前，他决定由自己来安排生活，便娶了一个在他厂里打工的女孩为妻。他焕发了一段时间的青春。但后来他发现她一直在跟厂里的另一个男孩私通。他怒不可遏，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他们本来就是恋人。
他有些惨淡地笑了笑。他答应跟她离婚，并鬼使神差地给了她一大笔钱。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他坐在一家饭馆里，炒了一个猪口条，要了一瓶啤酒。电视里正在播一个法制节目。一个村子里发生了投毒案，一个中年妇女成了怀疑对象，被派出所抓了起来。派出所的人说，只要承认了，便可以放她回家。于是她就承认了……
坐在电视机下面的一个人老是想跟他说话，故意把茶杯盖碰得叮当响。见他没理，便把茶杯盖磕得更响了，一边还自言自语。
正在这时，一伙人推推搡搡地进来了，找了一张桌子坐下。被围在中央的那个，长得方面阔腮。跟他相比，其他人都像是猴子。他们七嘴八舌地点菜，每点一道菜，便征求一下阔腮的意见。阔腮一律扬手表示赞同。大家欢呼起来。
那个人还在唠叨不休，后来竟把话明晃晃地指到那几个人的脸上，说，我天天在这里等你们，你们每干一次坏事，我就在记录本上画一横，那上面已经有十几个“正”字了，等凑满二十个“正”字的时候，我就把它报告给纪委。女服务员见怪不怪，在旁边捂着嘴笑。
一个人对女服务员说，哎，你们老板怎么有这么一个孬包哥哥。
女服务员说，有什么办法，我们老板每次把他送到那个地方，他总能偷偷跑回来。
菜上来了。他们说说笑笑，开始吃喝。
他来到大街上，在一个路口，问了一个教师模样的人。他在一辆写有开往××乡标志的中巴车上坐了下来。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太阳照在身上有些燥热，他往旁边躲了躲，靠在座垫后背上打了个盹。
蒙眬中听到说话声。他睁开眼，是几个孩子。
他又想起小弟。上次小弟在电话里说，这学期他们在练习射击。
下午四点，他出现在一个小镇上。小镇在一条小河边，河水微微发烫。他在一家小店买了瓶水。老板说你也是来收古董的吗，刚才有个人跟你口音差不多，也买了瓶水。他的普通话总摆脱不了方言的尾巴。他想他迟早要栽在这上面。
他来到那个偏僻的小村子的时候，正是暮晚。他迅速勘察了全村的地形。他要找的那幢三层红色楼房很远就能看到。
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躺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醒过来的时候有一滴露水正滴在他的脸上。天空布满了星星。他一骨碌爬起来，站立了一会儿，朝村子里走去。
远远看到了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他怀疑他们是小偷。正是这时，他忽然觉得自己要做的事好像有什么不对劲。但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劲他一时又想不清楚。石板路散发出微微的光亮。村前是一座石山，那些大小相间错落有致的青石板看上去像是从石山上潺潺淌下的。村里没有人知道，明天一早，他们将会发现一起惊天血案，那对有着传奇色彩的年轻夫妻倒在血泊之中。
门是虚掩着的。刚才还亮着灯，忽然熄灭了。似乎又感觉什么不对劲。不过已来不及多想。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很顺手。
第二天上午十二点，他如约赶到市里××宾馆××号房间，敲门没人。他有些奇怪。敲门声惊动了服务员，她问，先生，您找谁？
他是从天上过来的。
让他仍然不明白的是，他到底是因为爱她才这样做，还是因为恨她才这样做？
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他要彻底失去她了。
想到这一点，他觉得天空有了尖锐的重量，整个儿压在他胸口上。
这时他才忽然明白，正是对她的爱或者恨支撑着她，让他活了这么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她，他依然要过着那种活着和死了没什么区别的日子。
而现在，他真的要失去她了。
他忽然坐起来。他要把事情作一些修改。
他可以修改。他也完全有权利修改。
他走到那幢三层红砖楼房前，叫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显然，她没料到他来。第一眼，她甚至没认出他来。
她面色凝固了，说，怎么是你。
他说，谈一桩生意，顺路来看看你。
她说，有什么看的，我变老了。
他说，钱没让你幸福，爱情也没让你幸福。
她喊一个男人的名字。男人出来了。显然很吃惊。但没说什么。又能说什么？当初，他给他们钱的时候，这男人几乎跪了下来。
正是这一跪，使他感觉到她日后生活的危险。
他说，我要在你们家吃晚饭，你们准备准备吧。
女人叫男的去买菜。男的临出门却有些不放心地瞅瞅她和他。女人有些恼怒。
男人买菜回来了。女人不一会儿弄好了晚餐。他觉得菜有点变味。好像她的手艺不如以前了。
吃完饭，他对男人说，你还是去打牌吧，久别重逢，我总该跟她叙叙旧，等会儿有人来接我。
他掏出一沓钱来放在桌上，说，输了算我的，赢了是你的。
男人的手已经不像当初那么颤抖了，赌气拿了钱出去。从那时候起，他感觉形式上他是胜利了，可实质上他是失败了。所以他就想法子折磨那些钱，仿佛这样能反败为胜。
但男人出门时别有用心或自作聪明地把门留了一条缝。
不出所料，那家伙还是收起了钱。他不禁怜悯地看了她一眼。
她有些脸红。男人甚至都没瞧她，就拿起钱走了出去，让她受到了侮辱。
他也垂下头，默不作声。
吹进来一阵风。他拉灭了电灯。女人很温驯，竟然没有惊叫。
隐姓埋名
实在不好意思，打乱了会场的秩序，在此，我谨向大会主持人、各位尊敬的领导和与会者表示歉意。我的确很想参加这次大会。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这样庄严而意义重大的会议或许只有一次。我是幸运的。感谢读者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厚爱，感谢评委会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如何参加这次大会，我想了很久，也作了充分的准备。我自以为，条件已经成熟了，我可以把这个谜底揭开了。当然，我说的条件成熟并非指我的功成名就和获奖，而是我有胆量和有能力说出这一切了。也许你们会以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并由此联想到荒诞或行为艺术之类。但我要说的是，我并不是有意在玩什么荒诞，而是为了生存，一个写作者的生存。
要说明的是，我的迟到并非故意。本来，我是完全可以在大会召开前，赶到会场的。但是，我所在的地方，交通还不是那么方便。从我们那个小县城到市里，要过渡。那几乎是长江流域最宽的渡口。洪水季节，渡船载着汽车和人，要在水上行走两三个小时，平时一般也要半个多小时。遇上大风大雾，就会停渡。渡口的管理很混乱，渡船愿开就开，不愿开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我动身的那天，本来是可以赶到市里过夜，然后坐第二天早上的火车的，但是那天下午，省里的一个什么检查团到达我们县城，为了让检查团满意，随时能过渡，县里做出指示，渡口停渡其他一切车辆。结果，那天晚上，我只好在县城过夜。
说了这么多，还没来得及介绍自己。其实不用说，大家或许也已经猜出了几分。在下正是乔秀竹。乔秀竹是我的笔名，或者说，是我妻子的名字。我的真实姓名是×××。那是一个你们十分陌生的名字。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数次出现在一些刊物上。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同时，一个叫乔秀竹的名字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出现。用当时评论界的话来说是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为了文学，为了自己的文学之梦得以实现，我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女性。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不是一个早慧的作家。不能否认，作家向来是有这么两种，一种是一开始便写得很好，如××、××和××等等，还有一种是开始也许写得并不好，但他们会慢慢地越写越好，比如×××，刚出道的时候写得并不好甚至很差，但因为种种有利条件，他（她）不断地受到鼓励，越写越好终成大家。我大概只能属于后者。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有些同时代的人已经在文坛上十分耀眼了。但我遏止不住写作的冲动。我自信我将来也能写出好的东西。一个叫福斯特的英国人是怎么说的，他说，所有的作家不分时代和国籍，都好像是在同一间教室里做作业，并不因谁先交卷就会得分高。慢慢地，我的小说也得到了一些编辑和作家的喜欢。但后来，不知怎么的，文坛上的风气好像忽然变了。我的小说不再那么容易得到发表。有的说，你等一等，稿子很挤。有的说，我们现在比较侧重于发名家的，你的名气还不是那么响亮。有的说，哎呀，我们刊物已经改版了，专门发小品文了。有的说，这两期我们在做女性专号……
我难以忍受作品长期得不到发表的痛苦。我来到了省城，谋到了在一家畅销杂志当编辑的差使。可当了编辑才发现，假如你真的还想对文学有所贡献，那你最好不要当编辑。尤其是畅销杂志的编辑。
使我萌生改名的念头，是有一次，我把一篇小说寄给了××杂志的一位编辑，那是一个在全国比较有名望的编辑，培养了不少的作者，尤其是女性作者。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他在信的开头热情地称我为女士（其实我的名字是比较中性的，或许是我细腻的文风使他产生了错觉）。他说他很喜欢我的小说，写得棒极了。末了，他问我的电话。我就激动地给他回信了。我在信里感恩戴德结结巴巴。在信后我还特意有些幽默地注明我不是女士而是男士。此后，他再也没有给我来信或电话。我等了大半年，很着急，便大起胆子去问，谁知他竟想不起有这么一回事了，嗯嗯啊啊了好一阵子，才说找找看。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打电话，他终于说找着了。我问什么时候能用出来，他说等等吧，我们刊物有自己的安排。后来我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我翻了翻新出的他编的杂志，的确，上面不是名家就是女性作者。
就这样，我冒出了恶作剧的想法。下一篇小说，我没署自己的名字，而用了我妻子的名字，也就是乔秀竹。没多久，果然收到了他的来信。他依然称赞了我的小说，并说尽快会用出来。又是要电话号码。我笑着把一切告诉了妻子，她没见过什么世面，吓得发抖。我说你放心吧，难道法院会判我诈骗罪不成？其实我想好了，就是法院判我诈骗，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因为这本身就是控诉。我模仿女性的笔迹给他回了信，并告诉他电话。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让妻子去接。时间长了，她竟然也能进入角色。几个月后，我的小说就用乔秀竹的名字发表出来了，并且是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
此后，也许是虚荣心作怪吧，我就索性用乔秀竹的名字写作了。这个名字很快就有了影响。经常被评论家注意，或进入各种年度选本，登上排行榜。诸如此类。还有一家杂志，以前我也是屡投不中。不是我的稿子质量不过关。看我稿子的是一位著名的女编辑。当代文学的许多经典作品都是经由她手的。几乎我的每一篇稿子，她都送审了，但都是在终审那儿卡住了。她只好一再向我道歉，说领导对新作者的要求往往比名家高得多，务必请我见谅，并再接再厉云云。她当然不好说得更具体。但是说实话，虽然她没能把我的稿子发出来，我也还是很感激她。她对我的作品的首肯，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创作激情和信心，也许这比作品发表出来更重要。我完全信赖她。在此，我要向她表示我衷心的感谢，也要请她原谅。因为我后来用乔秀竹的名字直接跟他们主编联系了，稿子也很快发表出来了。在此，请允许我冒昧地说出她的名字，她就是××杂志社的×××老师。我从未见过她，我不知道她今天是否也来了，但我一定要说出我对她的感激之情。这是一个作者对编辑的最神圣的感情，我愿永远把它保留在心底。
——她没说出的话，我也知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学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圈子。这当然不是指流派和风格，而是人际的圈子。有很多作家的水平其实末流，但是由于地利和人和的原因，他们进入了圈子，这样，他们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发表。久而久之，竟形成一种风格，评论家也开始注意了并搜肠刮肚地为之命名。不幸的是，他们的繁华不过是昙花一现，现在，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有谁知道，许多有个性和才情的作家却因此而被掩盖和扼杀掉了呢？这是令人惋惜和感到悲哀的。我似乎是换了一个名字就进入了那个圈子，一年之内，那位主编竟连续发表了我两部中篇和一个短篇。于是，我有些滑稽而心酸地看到，我正在出名或已经出名了。
我明白，我不能再在省城里待下去。迟早有一天会露马脚的。再说，我对所谓的文学界也实在厌倦了。于是，我回到了乡下。那里更适合隐居。听说有一次一个什么地方的编辑到这儿来找我。他先找到县文联，县文联说不知道这么一个人。他们说，早些年，我们县里搞文学的人倒是出了几个，但他们都已经在外面发展并且扎下根来了。他们说了几个名字，其中就有我本来的名字，但来人一律摇头。一下子没有了共同语言，县文联的人也有些无精打采。那个人只好怏怏而返。
事后他在信中向我抱怨，我只好向他解释我这人怕社交。并开玩笑说，目前的隐居说不定是为了将来给文坛制造一个惊喜，到那时，你也脱不了始作俑者的嫌疑。他只好笑着咬牙切齿道（我能想象他嘴角的笑纹是如何的向两边蔓延）：总有一天，要找你算总账。
其实，自从我用乔秀竹的名字发表作品后，类似的骚扰就一直不断。一家知名文学刊物的主编主动和我联系，说：××杂志算什么东西，不过是用我们的下脚料罢了，把你的稿子寄给我看看，我给你发个专辑。或者：好好干啊，什么时候，到××（市）来，我们好好谈谈。说实话，应付类似的骚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很吃惊于他们的下流无耻。
为了对付这种骚扰，我只能更加勤奋地写作。当我的名气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或许就不敢再来骚扰我，我也可以说出真相。这次大会，我之所以参加，就是因为我想借这次很有影响的大会，告诉大家真相。我是一个男作家，不是一个女作家。虽然对作品本身和将来的读者来说，作者的性别根本不重要。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不配得××文学奖。不是我的作品不合格，而是我的文学态度不虔诚。我有欺骗行为，我耍了手腕。而文学，永远是人类精神的圣地和灵魂的净土。我玷污了她纯洁的名声。因此，我希望评委会同意我的请求，剥去我的获奖资格。
我的发言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