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在其《东方见闻录》中详细地记述了中国的情况。然而，对于应该称为中国象征的万里长城以及茶，书中竟然只字未提，这两点令人难以理解。
元朝设大都和上都两处首都。大都便是现在的北京。按照惯例，皇帝每年二月末均从大都动身前往上都，直到九月末才返回。上都位于滦河上游的多伦西北。皇帝率领政府诸司通过居庸关，越过6世纪下半叶北齐时期所修建的长城，往返于两都之间。马可波罗肯定屡次随队伴驾，沿途理应看到长城，为何对之只字不提？元代的蒙古人嗜茶之风不逊于汉人。马可·波罗无论走到哪儿，想必都有好茶招待吧。他在书中既然讲到了用米酿造的酒和像柴一样可燃的石头（炭），却没有提到茶，这实在很奇怪。也许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了，无意中竟然忘记了吧。
第一个喝茶的欧洲人到底是谁，自然是无从考证了。然而，马可·波罗大概是最早喝过茶的其中一位欧洲人吧。他在13世纪下半叶的十七年内在中国居留，当时茶叶归由政府专卖。
15世纪末，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了绕行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至16世纪初，葡萄牙人便来到广东。有人认为，这是欧洲人与茶的第一次接触。然而，这时距离马可·波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而且可能在马可·波罗之前，便有欧洲人喝过茶了。相比之下，由于留存有贸易往来记录，茶叶的进口时间则比较明确。1609年，荷兰人在日本平户设立商馆，次年，日本茶便经由爪哇向欧洲出口。
抛开欧洲人在中国居留所饮的茶，抑或经由船员、旅行者作为珍贵土产带回本国的茶，我们可以认为，从这个时候起茶被真正地介绍到欧洲。
将茶带回欧洲的是荷兰人，所带之茶是日本的绿茶。然而，英国逐渐占据了茶叶贸易的主导权，而中国茶则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这其中虽然也有日本闭关锁国的关系，然而荷兰是准许到长崎进行贸易的，因此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在竞争中胜出。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喝茶的风俗得到更为深广的普及。对于这种现象其中一定会列举的一条理由是，英国的水更适宜用来泡茶。还有人说，法国和意大利盛产葡萄酒，德国则有啤酒，唯独英国缺少称心如意的饮品，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不管怎么说，对于欧洲而言，茶是14世纪之后才引进的舶来饮品。最初当然物以稀为贵，据说被当作药放在药房里称重出售，教士喝茶以驱除布道时的睡意。
荷兰医生尼古拉斯·迪尔克斯（Nikolas Dirx）论述道，茶可包治百病，是长寿的妙药。对此也有相反的意见。德国医生西蒙·鲍利（Simon Pauli）将茶之害与烟草之弊相提并论。法国医生盖伊·帕丁（G. Patin）将茶贬斥为不受欢迎的东西。这些言论都发表于1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之间，正处于欧洲饮茶的摇篮期。
即便在英国，喝茶的习惯也并非顺顺当当地被人们所接受。
1744年，苏格兰大臣福布斯（Forbes）批评喝茶既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使人懦弱。当时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方才三十多年，福布斯对苏格兰那些英格兰化的贵族以喝茶为乐非常反感。“宁喝啤酒不品茶”便是当时反茶运动的口号。
在英格兰，阿瑟·杨（Arthur Young）、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等人认为喝茶浪费时间，有害健康，妨碍工业发展，使国民陷于贫困，因而发起了反茶运动。
与福布斯同一时期的、卫理公会派教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发起了反茶运动。此公本是热衷于社会活动的人，正如在牛津大学时召集一干信仰相投的人成立了神圣俱乐部（Holly Club）一样，他喜欢集会结社。神圣俱乐部的成员被称为“循道派”（Methodist），后来成为卫斯理所创立的教派的名称。在反茶运动中，他也是积极分子。
卫斯理首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茶对健康有害。他声称年轻时吃过早饭后手经常颤抖，而停止喝茶之后便不治而愈，而有同样症状的人在减少喝茶量、增加牛奶和白糖后，病症便有所缓解。因此，他决定发起“禁茶运动”。
卫斯理是这么想的：开导拯救烦恼的人们本是教士之职责，既然知道了茶之弊害，就不能只是明哲保身，还必须保护民众不受其害。于是，他在1746年7月6日礼拜日这天，发表了禁茶宣言，倡议将戒茶而节约下来的钱捐献出来，用于救济贫民。据说有一百名会员对此表示赞成，不再喝茶，这一年年底救济了250个贫民。
手颤必定另有原因。当时工业发展非常迅速，伦敦周边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想必是造成手颤的其中一个原因吧。至于戒茶或减少喝茶量之后症状有所缓解，大概是心理作祟吧。
卫斯理在书信中透露，禁茶后实际上很痛苦，常常头疼失眠，还会引发失忆，不过只要向神祷告，所有的症状便会消失。
卫斯理逐渐意识到，将茶当作恶魔似乎是没有道理的。第二年，他宣称遵从医嘱，停止了禁茶。此后，他成为天底下最好喝茶的人，活到八十八岁。
到了卫斯理晚年，卫理公会派的信徒人数已达十三万，伦敦也有许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每个礼拜日都要聚集到教派创立人卫斯理的家中共进早餐，席间一定都会上茶。不仅如此，据说卫斯理还会亲自用自己特制的大茶壶，为传教士们斟茶。此举不仅意味着茶的解禁，还可说是带有鼓励的意思吧。卫斯理是重视经验和实践的人。从经验中判断茶有害，他便发起了禁茶运动。同样，一旦从经验中得知喝茶反倒有益，便转而提倡，乃至亲自斟茶。他的行为绝非矛盾。直到今日，卫理公会对于禁酒禁烟运动仍然极为热心，不过幸好禁茶运动已无人再提。
由于生活方式大相径庭，茶叶虽然传到了欧洲，但是中国的饮茶氛围却无法原样炮制。只是饮茶时悠闲自在的心境，从根本上而言大概是共通的吧。
在英国，茶备受文人钟爱。大文豪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756年，伦敦绅士汉威在《八天旅行记》等著作中阐述了反对喝茶风俗的意见。对此，约翰逊于次年在《文学杂志》（Literary Magazine）中发文反驳：
我的烧水壶总是热腾腾的。晚上品茶为乐，入夜则用茶解闷，清晨需借茶清醒……
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这个时期针对茶的利弊之辩非常激烈，而这一习惯的形成，可以说意味着褒贬双方明确地分出了胜负。到处都开设了茶会（tea party），就连宾馆、剧场也都供应下午茶。1879年即日本明治十二年，火车上开始提供下午茶的服务。
爱喝茶的文人很多，包括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散文家兰姆（Charles Lamb）等。这为茶的普及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ge）因吸食鸦片成为有名的瘾君子，同时也是好茶之人。文艺评论家哈滋里特（William Hazlitt）是柯勒律治和兰姆的朋友，他将茶称赞为“智慧之水”。
茶比酒更有益，这一论据对于茶在英国的胜利，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劳工当中有喝浓烈的杜松子酒的习惯，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如果茶能够取而代之，则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由于茶和酒都是奢侈品，这一共通之处使得人们经常将茶与酒相提并论，互较长短。20世纪初，中国敦煌发现了大量的文物，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往事。其中包括不少已经亡佚的十世纪以前的抄本。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由于不可能制作那么多的抄本，有不少因战乱或天灾而散失，一部也留存不下来。在敦煌发现的文物中，既有原来只流传下题名而抄本正文散失的，也有连题名都没有流传下来而首次发现的，其中就有《茶酒论》这样一本书。
这部书成书于唐代，最晚也不超过五代，共发现了同样的书七部，可见当时常被人阅读。其中被斯坦因带走两部，伯希和带走四部，现各自收藏于伦敦和巴黎，剩下的一部存于北京。
《茶酒论》采用问答论争文的形式，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类型。古代汉朝司马相如所写的《子虚赋》采用的就是这种文体，由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人进行问答，论述诸侯之游猎、楚国之华美等，最后得出节俭为好的结论。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等都采用了这种文体。
在日本，可称作空海之信仰宣言的《三教指归》也是通过龟毛先生、虚无隐士、假名乞儿这三个人的问答，对儒、道、佛三教进行比较，最后以佛教为佳作结。明治初期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论问答》也可说采用了同样的套路。
在敦煌石窟中沉睡了上千年的《茶酒论》将茶和酒拟人化，让他们自己说话。作者是唐的乡贡进士王敷。在唐代的取士制度中，从学校选拔的称为学生，而向州县的长官推荐的称为乡贡进士。
《茶酒论》全文采用韵文写成，开始茶先登场自我介绍。
百草之首，
万木之花。
贵之取蕊，
重之摘芽。
呼之茗草，
号之作茶。
贡五侯宅，
奉帝王家。
就这样，茶先炫耀一番。以“花”、“芽”、“茶”、“家”结尾，每隔一行押韵。供奉弥勒佛和观音菩萨，这是茶最得意之事。另外，茶还夸耀道，自己能给人们带来大富大贵：
舒城太湖，
买婢买奴。
越郡余杭，
金帛为囊。
舒城、太湖、越郡、余杭都是茶的产地，为了表现其繁荣景象，作者用买奴买婢来形容，大概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吧。
接着是酒的发言。管弦、唱歌、舞蹈等，无不与酒有着密切关系。饮酒可助笙歌舞乐戏剑之乐，试问茶怎能做到？
《茶酒论》中有趣的是，正当茶和酒滔滔不绝地展开口水战时，不料“水”竟登场了。水刚才就在一旁听着二者的争论，茶和酒却浑然不觉。
茶和酒同样都不能缺少水。从水的角度来看，它与二者都有关系，于是主动请缨，担当裁判。
从今已后，
切须和同。
酒店发富，
茶坊不穷。
长为兄弟，
须得始终。
由于水兄的调停，茶酒得以言归于好。
不过，如果在基督教的社会中茶和酒展开彻底论争的话，显然酒将最终败北。
但凡新进之物，都不免令人生疑。对于欧洲人来说，茶是舶来品，因此一开始就受人质疑，甚至横遭指责。然而，一旦与原有之物——酒相对比，茶便立即显示出优越之处。
酒喝多了有人会耍酒疯，而茶喝多了却不会。总之，喝茶总不至于给人造成麻烦。对茶的一种批评是认为喝茶过于奢侈。从清教徒崇尚精神的标准来看，与其如此无端浪费，还不如将茶钱捐出进行慈善活动。然而，随着茶的进口量增加，价格便不断下跌，茶作为一种奢侈品的色彩便完全消退。茶受谴责的论据便基本站不住脚了。
1840年，威廉姆斯在《中国丛报》所发表的论文，便从《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中引用如下文段，作为文章的开头：
这一著名的植物之发展，是与真理之发展一脉相通的。初时只有敢于享受其味道的人才会品味，而普通的民众则投以怀疑的目光，稍有发展即遇障碍，似得称赞又遭非难。然而，在不舍昼夜向前奔走的时间之流中，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便显露出来，终于上至庙堂之高，下及江湖之远，举国之内，处处无不取得最后的胜利。
对于有些人来说，茶之奢华尊贵也许具有超凡的魅力。品饮着被作为高级药品在药房论秤出售的茶，内心雀跃之际，大概有着不可言说的乐趣吧。
等到茶叶普及，价格下跌至普罗大众都能接受的地步，其魅力则多少会有所减少吧。然而，极品之茶终究价格甚高，茶之奢侈性仍不至消减。
在营造品茶氛围时，如若追求的是奢侈程度，则将永无穷尽。在自己做东的茶话会上能够请到何种级别的人物赏脸光临，可谓是反映其奢侈品级最为重要的晴雨表。英国是一个等级社会，主人如若想要邀请到层级高于自己的人物，这可是非同寻常之举。恐怕平日里就必须频献殷勤吧。而如果决定发动豪华的礼品攻势，钱财再多也会犹显不足。
茶的用具也是如此。人们的趣味自然与中国或日本的不同，英国人终究会追求英伦格调的精美茶具。人们在喝茶的时候，也有借助东洋意趣营造氛围的。可以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喝茶便是东洋的意趣，虽然地理上相隔千万里，但却是一种精神上的接近。
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曾说过，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然而，当他试图用诗句来表达这个意思时，我们大概就已经感受到东西方的接近了。在一定程度上，茶为拉近东西方的距离发挥了作用。
当18世纪下半叶茶在英国开始普及时，中国的景德镇迎来了全盛时期。臧应选、郞廷极、年希尧、唐英等杰出人物曾督管过景德镇的陶务。以茶叶末儿这一荞麦釉为代表的“臧窑”、因浓厚的釉里红而为人所知的“郎窑”、凭模仿宋代官窑的青瓷而知名的“年窑”等，在技术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供皇帝贴身赏玩的小型器具系列被称为“古月轩”。在这个时期，这里不断进行试验，试图重新复制由传说中的人物壶隐老人所制作的“流霞盏”、“卵幕杯”。大概由于景德镇属于御器厂，预算全额由国库支给，才可以如此行事吧。
在英国，若想为茶增添奢华品味，只要在茶桌上放上古月轩的茶碗即可。即使在中国，民间要想得到珍贵的器具，则必须花大价钱。而要在英国得到同样的东西，所费应当更高。
从“卵幕”等词可看出，景德镇瓷器的特征在于胎薄。越高级的越薄，最上乘的则薄如“卵壳”。
英国人在冲调奶茶的时候，总是先倒好牛奶，然后再将茶混入。究其缘由，据说原来是因为景德镇生产的茶碗太薄了，如果猛然倒入热茶，担心茶碗破裂，因此先倒牛奶。实际上，不管瓷胎有多薄，景德镇生产的优质茶碗，也不会因热水爆裂。
欧洲各地也有瓷窑，当然都是为了仿制中国的瓷器而建的。这也说明了以茶为媒介拉近了东西方之间的距离。
前面讲到，不再禁茶的约翰·卫斯理在晚年的时候，每个礼拜天都会招待伦敦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们共进早餐，并亲自手持茶壶走到席间为众人斟茶。当时所用的茶壶，是陶艺家威基伍德（J. Wedgwood，1730—1795）为卫斯理特别制作的。正是这个威基伍德，将瓷器的手工作坊转变成大工厂，通过量化生产而得以供应廉价的产品。便宜的茶杯茶壶的出现，也一定为茶的普及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