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汴梁城到比萨城，到底有多远？我们已经走到了吗？
2011年深秋，到意大利北部旅行，那里的人说你必须抽出一点时间去一趟比萨城。那是一座非常优雅宁静的小城，距离佛罗伦萨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到了那里，便跟所有的游客一样，直奔比萨大教堂，排队去仰望那个非常著名的比萨斜塔——它已经被维修了整整10年，到了快收尾的阶段。我跟一群五颜六色的人站在下面，想象一下500多年前伽利略在塔顶上往下扔两个铁球的情景，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车子离开的时候，我想起比萨城的另外一则往事。
1085年，就在这个当时只有1万多人的小城里，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比萨市民通过公开选举的方式，选出了管理城市的执行官，当时称为理事。在欧洲近代史上，这意味着自由城市的诞生，是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11世纪开始，大量失地的欧洲农奴纷纷逃离封建领主所控制的城堡庄园，来到没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据当时的欧洲法律，他们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满1年零1天，就可以自动地成为“自由民”。
城市自治是商业自由的土壤，自由成为新生的市民阶级的合法标签，他们在这里经商，并尝试着建立自治机关，比萨城的自由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从此，意大利全境逐级进入城市分治的时期。
在这些独立的城市里，工商业者作为新兴成长的阶层顺理成章地控制了城市经济，进而逐渐掌握了管理市政的政治权力。到12世纪时，旧的世袭贵族已经失去了政治势力。1215年6月，英国国王与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贵族们签订了《大宪章》，该文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君主的权力。根据《大宪章》第61条的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法律事件，从此，“权力被关进了笼子”。14世纪末，伦敦商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市的运转，市长只可由12个大行会里选出。
具备了契约关系的城市自治权的确立，是欧洲走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路径，而这一切发生正是从比萨选举开始的。
话说1085年，就在比萨市民热热闹闹地选举执行官的时候，地球上最繁华的城市是东方的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它拥有100万市民，规模、繁荣非任何一个欧洲城市可以比拟。这一年，宋神宗去世了，他支持的“王安石变法”眼瞧着走到了尽头。
如果当时有报纸，让宋人听到比萨的选举新闻，那一定是不可思议的。
相对于欧洲的这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也最繁荣的城市集群，但其在法治建设上却开始落后了。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各国，多从自由市扩展而成，及国土既恢，而市政常得保持其独立，故制度可纪者多。中国都市，向隶属于国家行政之下，其特载可征者希焉。”
一个名叫谢和耐的法国学者曾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中国近代曙光”。不过他又说：“这种在欧洲和远东同时表现出来的突如其来的经济活力的增大，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欧洲，由于划分成了众多的辖区和政权，商人阶级便足以自我维护。凡此种种都对西方世界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中国，尽管有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发展，但除去商人赚足了钱以外，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从汴梁城到比萨城，到底有多远？我们已经走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