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演，不同的遗产让他们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了新的评价。
“如果乾隆与华盛顿在小吃店会面，会如何？”
如果我陡然这么一问，你一定会犯个嘀咕，不知道怎么回答。乾隆与乔治·华盛顿，一个留长辫子的古代皇帝，一个穿西装的美国总统，他们怎么可能碰到一起呢？
但是，糟糕的是，这真的不是一个与“穿越”有关的问题。乾隆与乔治·华盛顿，是同时代人，而且都是在1799年去世的，乾隆死在年头，华盛顿死在年尾。
为什么你会有“穿越”的感觉？道理其实很简单：他们两个人身上的现代性实在相差太大了。大而言之，这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性。
乾隆号称大帝。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10个皇帝。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实际执政64年），从1661年到1799年，前后共138年，清朝的这三位皇帝在位时间占了清朝的一半，这段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
然而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17世纪中叶以后，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其后的100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新的生产力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出来。工农业产值成百倍、成千倍地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与西方相比，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
清代的皇权专制尤胜于明代。明王朝取缔了宰相制度，集独裁于皇帝一身，不过它还有内阁制，大臣尚能公开议政。而到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皇家私权压抑行政公权，后之无复。
对于社会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压制。入关不久的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就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树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清代以来，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无所适从。《清稗类钞》记载的一则故事最为生动：某次，雍正皇帝微服出游，在一家书店里翻阅书籍，当时“微风拂拂，吹书页上下不已”，有个书生见状顺口高吟：“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雍正“旋下诏杀之”。雍正是乾隆的爸爸，在“文字狱”这件事情上，儿子比老子更起劲，有人统计了一下，康乾年间有180多起重大的“文字狱”事件，其中七成是乾隆帝干的。
1799年，就在世纪交替的前夜，88岁的乾隆在紫禁城养心殿安详驾崩了。当他去世时，没有一个人会料想到，帝国盛世的幻象将在短短的40年后就被击破。乾隆当了60年的太平皇帝，史上执政时间第二长，仅次于他的爷爷康熙，他留给儿子嘉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环；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也是当时的全球首富和珅。
和珅是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也是空前绝后的贪污高手。有学者考据，乾隆执政最后5年的税收被他贪掉了一半。乾隆驾崩15天后，嘉庆就以“二十大罪”，把和珅给赐死了。嘉庆查抄和家，共得令人惊诧的8亿两白银，当时清廷每年的税收约为7000万两，和珅的财产竟相当于十余年的国库收入，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一个人，既是国家的首相，又是国家的首富——我们不妨称之为“双首现象”，大抵是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恶质时期才可能出现的“超级怪胎”。和珅是史上最典型的“双首”样本。“双首”人物的出现必基于两个前提：第一，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权钱交易的土壤相当丰腴；第二，贪污必成制度化、结构性态势，整个官吏阶层已朽不可复。清朝自乾隆之后，纲常日渐败坏，民间遂有“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讥语。
在地球的另一端，乔治·华盛顿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遗产。
他领导了一场独立战争，让北美地区摆脱英国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本有机会做一个皇帝，至少是终身制的独裁者。可是，他却选择当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并在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续任。他主持起草了《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后一部文件中，起草者宣布，制定宪法的目的有两个——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基于这个目的，国家权力被分为三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部分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
在1799年，乾隆的名声、权力和财富都远远地大于乔治·华盛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演，不同的遗产让他们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了新的评价。
如果乾隆与华盛顿真的在小吃店见面了，我估计他们也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如果谈三权分立，他们会打起来；如果谈“文字狱”，他们会打得更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