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
——周璇，《夜上海》
1990年的冰淇淋蛋筒
1990年暮春，大学临毕业，四个外地同学最后一次骑单车去外滩。我们从五角场骑到中山东一路，那里的东风饭店一楼刚刚开出全上海的第一家肯德基，里面花花绿绿的都是赶时髦的年轻人，我们用一天的伙食费买了平生的第一只冰淇淋蛋筒。然后，几个少年人就跑到马路对面，黄浦江沉静东流，岸堤的水泥防洪坝前全是一对一对谈恋爱的人，男的穿着蓝色工作服，女的大多梳辫子，这就是很出名的“情人墙”，我们在后面吹口哨，引来一梭子一梭子嫌弃的眼光。
我们在外滩吹口哨的那一刻，大概是上海100年来最落寞的时候。
国营工厂全面萧条，全城有80万濒临下岗的纺织女工，浙江、江苏一带的乡镇企业几乎挖走了一半的工程师，他们偷偷地卷走工厂里的图纸，到了星期天就跑出城去赚外快。市井风貌枯燥陈旧，“如果在上海街头拍40年代的电影，几乎不用搭影棚”。说这话的人是陈云，他是青浦人，1949年以后，就是在他的领导下重构了上海的国民经济，并将这种命令型的计划经济模式推广到了全中国。
然而，黄浦江的命运也是在1990年突然拐了一个弯。
这年2月，在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提出“开发浦东，打上海这张‘王牌’”，他说：“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24月，市委书记朱镕基在一排简易平房前正式宣布浦东开发起跑。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锣成立，资本的幽灵重新回到上海。在1949年之前，这里可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市场、全球第一大白银和第三大黄金交易市场。
这应该是全球最昂贵的夜景
上海人最窘的时候，连衬衫都买不起，他们发明了“衬衫领子”，就是只有前襟和后片的上半截衬衫，男人穿着好似一件没有罩杯的Bra，但就这样，他们还满世界的“阿拉，阿拉”。
香港人在上海赚了很多钱，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们在城郊办了很多服装厂、电器组装厂，90年代中后期则成为商业地产的主力。在20年的时间里，大江南北的人都卷着舌头学港腔，但在上海滩，上海人坚持用“阿拉”抵抗，聚餐临别，握着香港人的手，一脸真诚地祝福：“祝你们早日做gangdu。”港人诚惶诚恐说“不敢不敢”，上海人一脸的坏笑，香港人分不清“憨大”与“港督”。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1991年，台湾歌者罗大佑为香港填写《东方之珠》，一时传唱华人世界。
上海人一直不服气。
1999年，共和国成立50周年，美国《财富》杂志机敏地将一年一度的《财富》年会放在上海举办，上海人在黄浦江拐弯、最黄金的地段建起了一个电视塔，起名为“东方明珠”。也是在这一年，421米的金茂大厦和258米的中银大厦分别在浦东建成，后者的高度与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主楼高度相等，而洛克菲勒中心的建造时间是60年前的1939年。
大抵也是从这时候起，浦东的赛跑对象不再是维多利亚港，而是大西洋西岸的曼哈顿岛。2008年，492米的国际金融中心建成，彼时，541米的世贸双子塔已经倒塌为一个文明冲突的大坑。2014年年底，632米的上海大厦封顶，沪深证交所的交易量超过日本。
站在外滩的游轮上，上海人指着林立的摩天大厦和刺眼的霓虹灯对我说：“这应该是全球最绚丽、也是最昂贵的夜景了，每一扇看得见外滩的窗户起码价值一千万。”这样的言辞里漂浮着镀金的骄傲与焦虑。
在一块砖上，我刻了你的名字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
张爱玲太用力了，把上海的才情一下子都耗尽，她说，在这座城市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张小姐是大时代里的小女人，她写小说和电影剧本，并用充满了隔膜感的文字定义了那个时代的情绪。很多年后，一位比她晚出生63年的四川自贡少年定居上海，也写小说和电影剧本，并成为这座城市最畅销的写作者。他说：“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生机，把城市变成地下迷宫般错综复杂，这是一个匕首般锋利的冷漠时代。”他接着说，在这座城市里，“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一盘沙”。
他的小说和电影叫作《小时代》。
从张爱玲到郭敬明，每一代的年轻人都用孤独、爱情和叛逆来描述自己的青春，然而，同样的汉字里面却潜伏着变异了的血色和基因。
就今日的上海而言，它已经不是一个属于移民的城市，它的性格过于内向、敏感和黏液质，好像一个沉迷世故的处女座中年男人。
在上海，听过的最不靠谱的爱情是这样的：一位安徽小伙子在沪打工5年，家乡的相好来看他，问，这5年里你到底有没有赚到钱？他领她去浦东国金中心，站在风很大的马路上，他让她抬头往上看——
“这是上海最高的楼，我们盖的，在最顶层的一块砖上，我刻了你的名字。”
讲故事的人发誓这是真的事，餐桌上的听客都笑了：“那个臭小子应该去北京打工，说不定就成了下一个王宝强。”上海出不了王宝强，即便油腔滑调如周立波，也得给观众看他的笔直的发蜡线。
李宗盛在上海居住了两年半，“想说一点那两年半的生活，却发现，即便在离开这个城市好几年后的今天，还是不容易的，一个影响自己那么深刻的城市，追索回忆时却那么费力、那么模糊、那么贫乏”。
贫乏的也许是李宗盛，也许是上海，也许是生活本身，他后来去了北京，成了一个专心而受尊重的制琴师，后来便写出了《山丘》：“越过山丘/却发现没人等候/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
上海最高的山丘是佘山，海拔100.8米，现在是超级富人区，一栋别墅动辄上亿，买得起的人其实没有时间住，所以很多别墅里住着寂寞的保姆和园丁。
它就是个“泵”，却不支持创新
1999年11月，世贸组织在美国西雅图举办国际会议，数万人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全球化大游行，开幕式被迫取消，也是在这个月，北京与华盛顿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双边协议。
“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英国人Rupert Hoogewerf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对我说：“过去的十多年，中国是全球化运动的最大拥趸者和获益者，特别是上海。”
Rupert Hoogewerf的中文名叫胡润，我们每次见面，他总是围着一条黑灰相间的格子围巾，这让人想起了塞林格对英国人的描述：“他们要么夹着一把雨伞，要么叼着一根烟斗，要么，就不分季节地披着一条格子相间的围巾。”也是在1999年，定居上海的胡润推出了他的第一份中国富豪榜，从此，乐此不疲。他的一双儿女出生在上海。
这座城市试图满足人的所有欲望，它就是一个“泵”，吸走了周遭方圆1000平方公里的资源、金钱和有野心的商人，但是，它迄今不是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城市。
根据胡润在2012年的计算，上海有14万家庭的资产达到了1000万元，不过五成是因为炒股和不动产的增值，这座城市里大约有250位富豪的个人财富在20亿元左右，不过，上海却没有诞生最优秀的创业家。
过去20多年里，上海始终是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的乐土，它们相携起舞，独占风景，与此同时，草根创业和市场化创新则奄奄一息，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领域，从服装、饮料到家用电器，上海人几乎没有创造出一个排名前三的品牌。
今天的上海也没有继承阮玲玉、鲁迅和张元济的热血传统，涌现出中国最好的演员、电影、作家和图书公司。
而在如火如荼的互联网经济中，上海人的表现同样乏善可陈，“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这个问题一度让“阿拉”们无从回答。
“上海是一个特别‘靠谱’的城市，它的灵魂中一定有一块大容量的计算芯片，它太会精算，太讲秩序，有太多的钱，但是却不属于年轻的创业者。”
18岁的舞曲
2014年暮春，18岁的女儿去上海，参加一个公益机构组织的成人礼，仪式在外滩边的华尔道夫酒店举办。在一间巴洛克风格的中庭里，妈妈在女儿的乌黑长发上插进一支笄，父亲牵着她的手，交给一位同样是18岁的男舞伴，他有着一张苍白俊俏的脸庞，胆怯羞涩，手指冰凉。
舞曲华丽而空洞，如同这个一言难尽的时代。
离开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华尔道夫的地址是中山东一路2号，1862年的英式建筑，1909年翻新改建，成为远东闻名的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关闭，后来变身为国营东风饭店。1989年12月，因经营不善，饭店将一楼门面出租给肯德基。几个月后的1990年暮春，四位即将毕业、前途未卜的穷大学生，在这里吃到了平生的第一只冰淇淋蛋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