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海阔天空/蔚蓝的海洋/你心里面/却有一个不透明的地方。
——方文山《琴伤》
“什么Pro.，就是个P呀。”
2014年的最后一天，在台北，去看陈升的跨年音乐会，小小的好奇是，那个苦恋过他十多年、身为陆军上将孙女的前绯闻女友会不会前来助兴。在手机音乐库里还存着他们12年前合唱的《为爱痴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写歌词的是男生，女生当作誓言来唱，最后落跑的是男生。
12年前他们在北京边唱边哭的时候，台北正在进行激烈的市长直选，国民党人马英九大获全胜，获87.3万票，得票率为空前的64.1%，从此奠定了这位俊美中年男子的政治江湖地位。
今晚听陈升音乐会的时候，当年的小马哥已贵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好多年，然而他的民调最新支持率只有9%，贴着地板在飞。也就在这几天，马英九正被两件棘手的事情所困扰。
第一件是吕秀莲绝食了，诉求是陈水扁必须在新年前保外就医。吕女70周岁了，在南部和民进党内德高望重，真的出了人命，那就是另外一场灾难，在31日清晨，高检匆匆同意陈水扁保外，小马哥之前强调的“程序正义”被一阵寒风轻巧地吹走。
另一个不省油的竟也是女人——想当年，小马哥是多讨女选民的欢心，政治评论员周玉蔻爆料马英九团队收受顶新魏家的2亿元政治献金，对他从来没有被质疑过的“清誉”公开挑衅。
在出租车里，司机谈及周小姐的爆料，却有自己的角度，过去10年间，台北的房价涨了至少3倍，但他的收入却活活跌掉了一半。“他不贪又怎样？”司机的声音愤愤的，“如果他让我的收入10年涨3倍，而台北的房价只涨1倍，他贪个10亿我也认啦。”
“你们台湾人真的觉得这样可以吗？”后座的大陆客呵呵地笑，“我们的秦城监狱里有一个排的人可以做到这样，给了你们要吗？”
2014年台北又选新市长，新世代的年轻选民们不要蓝绿政党任何一方，不要“政治世家”，甚至不要“政治常识”，愣是选出了一个萌头萌脑的外科医生柯文哲，他们对他似乎也不是太感冒，给了个外号叫“柯P”。
“是Pro.柯的意思吗？”大陆客问。这回轮到台北人呵呵地笑了：“什么Pro.，就是个P呀。”
安德烈的妈妈辞职了
16岁的安德烈要出国，妈妈去机场送行，用目光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妈妈哀怨地在《目送》中写道，以这篇文章为书名的散文集出版于2009年，过去5年仅在大陆就印行了270万册。
30年前，安德烈的妈妈可是台北文坛的头号女勇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让整个市民社会燃烧了起来，一本《野火集》轰隆隆地印了100版次，“历史硬生生地将一把‘文化屠龙刀’塞进龙应台的手里”。后来，龙应台成了安德烈的妈妈。12月1日，安德烈的妈妈辞任台北当局文化部门负责人，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好像没有听到挽留的掌声，没有，一次都没有。
“有没有文化局，对于台北其实一点不重要，台北有没有文化，有怎样的文化，你去诚品一看就知道了。”满头灰白头发的何飞鹏说，何先生是城邦出版的老板。每次他都开着一辆白色的卡宴来看我。
信义区的诚品店，到了深夜10点还人头攒动。两个90后女生坐在三楼的中庭木凳上，旁若无人地亲嘴。
1989年，诚品书店在仁爱路圆环创办时，报禁才解除刚刚一整年，全岛最流行的诗人是余光中。“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1999年敦义店开张，台北有了第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很多出租车司机，到了后半夜没有生意了，就进来读书到天明。那一年，有人提出大陆、香港、台湾经济“一体化”。
在今天的信义店，方文山的歌词集出现在诗歌专区里，李敖的书不太好找，殷海光或胡适文集在哪里得用电脑查。与前几年相比，大陆文学家的作品少了很多，除了谍战小说家麦家的作品堆成一个专区，其他作家的作品星散稀见，在时政和经济专区，几乎没有严肃的关于大陆当前局势的新书。
“台湾年轻人的本土意识越来越强，他们对屏东县议员贿选事件的关心，远大于对岸抓了几只大老虎。”
“千万别想太多了”
2010年，马云来台北，在餐会上遇见一批年纪很大的企业家，头发都很白了，每个人都大谈创新，怎么创新，边上有人告诉他，台湾有希望。马云回去后，对大陆的企业家说，那么大年纪的人还在谈创新，台湾没希望了。
台北工商界不高兴了好些年。
几天前的12月15日，新晋亚洲首富的马云再来台北参加论坛，白头发的老人上前对他说，你是对的。
每次开两岸经济论坛，总有一些数据让台北学者很无感，比如：1990年，高雄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达350万标箱，居世界第4位，那时，上海港的数据为45.6万标箱。到2014年，上海港跃居世界第一港，集装箱吞吐量为3500万标箱，高雄港1000万标箱，跌为世界第14位。
2014年3月18日，数百名台湾大学生无预警地突然冲破保安人员的防线，强行占领立法机构，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服贸》全文共24条及2项附件，台湾承诺对大陆开放64项，大陆承诺对台开放80项，记者问大学生，具体反对哪几条，大多答不出来。在“太阳花”学生运动中，反对的意义大于反对的内容，或者“占领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形式本身，就是诉求的全部。
最近，台北的圈子里还流传着一则笑话。
有一天，大陆方面有人给台湾地区领导人捎话，金门那边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褪色得太厉害，得找人重新刷一刷了。马先生很高兴，决定嘉许捎话的人。对方却说，千万别想太多了，主要是厦门那边的游客看不清楚，影响了生意，旅游公司有意见了。
如今，从大陆每天到台湾旅游的游客人数最高限额为7000人，这是2013年3月“大幅提高”后的结果，之前为每天5000人。
问台北的官员：“北京故宫一年的接待量是1000万人次，杭州每年的游客有9000万，台湾多开放一些陆客会出什么问题？”
“会出问题的。”回答的人是台湾行政主管部门的顾问，“我们可以把日月潭的停车场扩大10倍，将花莲的民宿数量增加20倍，可是，当这些设施都大规模增加后，哪一天，两岸关系一紧张，对方禁止全部游客，台湾经济就真的垮掉了呀。”
《管子·轻重戊》中有过这样的故事：大国齐国以铜向邻近小国莒国和莱国高价交换紫草，莒、莱两国广种紫草，而荒废粮食生产，次年，齐国突然停止进口，两国经济迅速崩溃。台湾人古文学得好，这点教训一直记得，“你千万别说我们想得太多了”。
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1982年，罗大佑写《鹿港小镇》：“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告诉我的爹娘/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岁月掩不住爹娘纯朴的笑容/梦中的姑娘依然长发迎空/再度我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和有风雨声……”
生长于南部、写了很多闽南语歌的陈升，一直在“保卫”自己的“鹿港小镇”，他因此反《服贸》，他对记者说：“陆客真的不要再来了，我们真的要牺牲我们的生活品质吗？有人说不签《服贸》会被边缘化。我想问的是，难道我们还不够边缘化吗？”
被边缘化是一个事实，继而会发酵为集体情绪，最后固化为一种“自我边缘化”的意识形态。
在汐止的食养山房，侍者端上一碟碟宛如艺术品的食物，一朵莲花在热腾腾的鸡汤中缓缓盛开。
站在户外的木阳台上，何飞鹏幽幽地说：“台湾有西太平洋最好的海岸线、最好的温泉、最好的美食、最优良的医保和最友善的人民，但是，台湾似乎已经没有了经济创新的动力，年轻人有新想法，他们要实现它，就得去大陆，去东京，去伦敦，去硅谷。”
陈升的观点跟他完全不同：“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要赚这么多的钱。台湾过去最有钱的时代，可能是不正常的时代，现在也许是正常的。”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过渡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地上几乎没有一根烟头
演唱会从晚上8点半开始，一直唱进新年来临，吹了十几段口琴、唱了50多首情歌，陆军上将的孙女终于没有出现，传奇一般只在歌词里缠绵复活，从来没有勇气走进现实。
唱场外，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楼”101大楼开始表演烟火秀，100多万人翘首欢呼，跨年时刻，23000发烟火如梦如幻，时间总长218秒，“台北市的预算只有这些”。
此时，在彼岸的上海，刚刚封顶的、比101大楼还高124米的上海中心大厦也将发布首次跨年灯光秀，而在外滩，因人潮汹涌发生了悲惨的踩踏事件，死亡36人，最大的36岁，最小的12岁，都是大好的年纪。
上海踩踏事件在微信和微博里炸开了锅，而在台北青年人的手机里波澜不惊，他们用的是line和WhatsApp。凌晨两三点钟，月色朦胧，寒意渐浓，信义区各摩天大楼之间的年轻族群开始三三两两、有序地疏散，地上几乎没有一根烟头和一只空饮料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