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没有任何痛楚的时候，你会丧失一些最重要的东西，而你却连一点心理或生理的反应都没有。那个时候，无疑正是你一生中最凶险的时刻。
1952年的春天，刚刚挂上“人民艺术家”勋章的老舍兴致勃勃地写出了反映“三反五反运动”的剧本《两面虎》。在随后的一年多里，老舍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修改过程。
这一年，老舍把这个本子整整改了12遍，可还是没有获得通过。为了帮助令人尊敬的老舍先生，党内的诸多笔杆子也纷纷贡献自己的才智和点子。
周扬、吴晗多次观看剧本的彩排，并把剧本的主题从最初的“打虎”，改成“为团结而斗争”，继而又改定成“为保卫劳动果实而斗争”。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廖沫沙对导演欧阳山尊说，要把党内文件多给老舍先生看看，使他掌握政策：“你要给他看，不然，他很难写。”
“党内一支笔”胡乔木连续地给老舍写信提出自己的诚恳的修改意见，他说：“你的优美的作品必须要修改，修改得使真实的主人翁由资本家变成劳动者，这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修改。我以为这样，才是真正写到了1952年斗争中最本质的东西。”连周恩来总理也亲自观看了第九稿的彩演，并在当天下午把老舍请去说：“我要跟你彻底地讲一下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1
被呵护和保卫在“政策”之中的剧作家老舍就这样把原稿“完全地打碎”，最终总算弄出了一个大家都较满意的剧本。如今，这个被改名为《春华秋实》的剧本被认定是老舍艺术生涯中最失败的一部，现在它已经没有被演出的机会了。
随后的几年中，老舍一直沉浸在《春华秋实》的疲惫中而无法自拔。1966年，政治运动的气氛越来越浓了，已经很久没有接到创作任务的老舍的心情日趋黯淡，有一天，他突然对家人说，“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这年的8月24日，老舍沉湖自杀。
老舍的故事，没有风雨，没有跌宕，甚至没有刺骨的痛楚，有的只是灵魂如黄豆被慢慢磨成豆浆般的无言的悲哀。
曾经看到过一张老照片：“文革”期间，一位青年为了表达自己对伟大领袖的崇高爱戴，竟将数枚领袖徽章别在自己前胸的肌肉上。
从照片上看，他满脸的幸福，竟找不出一丝丝痛楚。
我居住的城市还曾发生过一则这样的新闻：一位农妇在铁锅里翻炒新鲜上市的龙井茶叶，她的手掌在高温中长时间劳作，几小时后，肉熟骨现，而她竟没有一点点的痛楚感。
如果是被皮鞭抽打，如果是被烈火烧烤，如果是被押在被告席上公开地审判，你都会感到种种难忍的痛苦、悲伤和耻辱，你都会生出仇恨、反抗和报复的种子。
但是你不太会注意到的是，在有些时候，在有些没有任何痛楚的时候，你也会丧失一些最重要的东西，而在那时，你却连一点心理或生理的反应都没有。
那个时候，无疑正是你一生中最凶险的时刻。
我们为什么会失去痛楚？
其实很简单：在一种极特殊的环境里，在一种极特殊的外力的作用下，你的心理或生理神经被麻木，进而自我麻木。你失去了自主的识别能力。你的意识被依附于某种超越了常识判断范畴的“真理”之中，总而言之，你失去了自我。
这样的危险和悲剧，发生在人类演进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种族、每一个国度。有的时候，没有文化的人群容易被麻木，也有的时候，反倒是最具思想能力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成为麻木的主角和帮凶。
失去痛楚感的好处是，人更容易因为忘我而显得格外的勇敢和团结，如果一群失去痛楚的人被集结成了一个团队，其战斗力将十分可怕，因此，便也有胸怀大志的精英，往往善于制造一种令人失去痛楚的精神药物，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或宗教上的抱负。
而往往在这样的时刻，当某一种先验的“真理”开始弥漫开来的时候，那些还能够感到痛楚，并把疼痛大声喊出来的觉醒者，反倒将成为命定中的祭典的牺牲。
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悲剧有没有得到终结的时日。
老舍先生是满族人，原姓舒，生于1899年2月，因时值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