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午饭过后，毕文静坐在办公桌的电脑前。她一只手握着鼠标，另一只手撑着自己的下巴；眼皮开始打架了，屏幕上的字越来越模糊。她隐约听到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敲键盘，有人在旁边的饮水机上接水，有人在招呼着结伴外出买零食。同事们走来走去，鞋子踩在地毯上，脚步声低沉而杂乱。
她不明白怎么没人睡午觉。她在运动队睡了十三年，退役后又在大学睡了四年，整整睡了十七年的午觉。她好想在桌上趴会儿，可作为李宁公司市场部的新员工，她觉得那样不好。她已经不再是什么高低杠的世界冠军，她现在是公司白领了，白领是要注意形象的。
办公桌下的脚还在疼，那是穿高跟鞋穿的。她们这些练体操的姑娘脚面比一般人宽，五个脚指头往高跟鞋里一挤，就会疼得难受。可她不甘心，整个早上她都跟这鞋叫劲，使劲在地毯上跺。午饭回来，她终于忍不住把它们脱下，发现脚已经肿得像红萝卜了。
退役那会儿，她就想：以后念完大学，一定要去公司里当白领，一定要穿着高跟鞋上班。好几次她都梦见自己穿着高跟鞋在街上走，走得飞快，好像生下来就穿着它们一样。过去的二十来年里，她除了穿运动鞋就是光着脚。进体操馆光着脚，出体操馆穿运动鞋。每当街上有婀娜多姿的姑娘踩着高跟鞋从她身边走过，她就会心生羡慕。她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对高跟鞋有那么多的向往。那是她的梦想，现在她的梦想实现了，却发现脚会疼。她把脚从鞋里抽出来，放在地毯上。她越来越困，想睡却不能睡，这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她把手掌蜷起来，把指甲掐在脸上，很快她就适应了这种疼，睡过去了。
二
毕文静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市一个叫新泰的地方，那是一个很穷的县级市。
她是超生的，上面是姐姐，生下来爸爸就叫她“小停停”，不是亭亭玉立的“亭”，而是“停止生女孩”的“停”。爸爸很得意给她起的这个小名，因为第三次尝试总算有了个儿子，她和姐姐也有了弟弟。在她的家乡，姐姐、妹妹、弟弟是三个小孩家庭的固定模式。没男孩的家庭会被欺负，走在大街上都得低着头，尽管违反国家政策，但都彼此理解，这是习俗。
超生罚款给了她家很大的经济压力。妈妈是家庭妇女，只有小学文化；父亲念完高中后，卖过水果，卖过鱼。她记得爸爸卖鱼的时候不敢抬头，说是怕熟人见了过来帮忙买，又不好意思不给熟人便宜。她那时觉得奇怪，人们干吗要吃鱼，味道那么腥。
后来，爸爸开上了出租车，早出晚归地满街转。她5岁那年，有一天，爸爸看到体操学校门口贴了张招生的告示，不交学费，发小衣服，还能锻炼身体，便送她去了。
刚开始，她喜欢这里。因为在家里是玩，来这里也是玩，这里小朋友多，教练还带着她们做游戏。可渐渐地，她发现这里越来越不好玩，每天要压腿，要跑步，要蛙跳，还要让家长给自己缝沙袋来绑在脚上。
沙袋是妈妈缝的，一个大大的沙袋，绑在小腿上都满了。夏天跑步，一院子的土，一圈一圈地跑，土也一圈一圈地起，大家都在那里跑，也不知道吸那些土对身体不好。冬天，她不想去练，可妈妈每天天不亮就把衣服在炉子边烤暖了，逼着她穿上，送她去。她觉得妈妈特别不会心疼人。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小孩子有权利躺在爸爸妈妈怀里撒娇，她从来没有躺过，也没见身边的小伙伴躺过。每天她都会哭，她觉得累，但教练的指令不能不听，哭是她唯一用来表示自己不满的办法。
也有开心的时候。偶尔，教练会带着她们到附近一些地方表演体操，这时候她们总是心花怒放，因为通常都会发面包，发火腿肠，甚至是发衣服。至于去了哪儿，她们并不关心。
训练完了休息的时候，也很开心。练得好的教练给买西瓜，买冰棍吃；练得不好的就只能在旁边看着，可她总是有的吃。她的体操天分慢慢显露出来。其他小朋友学很久都学不会的动作，她很快就能学会。教练总是说，“文静这孩子，真是块练体操的料，将来肯定能出成绩”。
她那时候不知道练体操的将来叫运动员，也不知道不练体操的人以后叫什么。她认识的所有小孩都是练体操的。她以为这就是所有小孩子的生活。长到这岁数就要来到这里，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
练了两三年，动作成形后教练告诉她，该去比赛了。比赛是什么？比赛就是人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拿第一！拿第一干吗呢？让你拿第一你就拿第一，让你平衡木上别掉下来就别掉下来，听教练的话就是好孩子，别问这么多！教练是她完全相信的人，教练让干什么她就干什么；教练说不许哭，她就会擦干眼泪，忍着不哭。
前世界冠军/高远摄有一天，教练说：“文静，我已经教不了你了。我们送你去济南，让省队的教练教你。”
三
教练带着她，从新泰坐火车到了济南。她记得这一天：1990年4月2日。
她一下火车就紧张了，她的嘴张着，肌肉僵硬。那天济南在刮风，天有点凉，她的汗出了一层又一层。她喜欢阴天、晴天、下雪天，哪怕是冰雹天她都喜欢。但她讨厌刮风，尤其是大风，吹得她眼睛里、嘴里都是沙子。
她一直扯着教练的衣襟，前脚总是磕碰到教练的后脚跟。在济南运动技术学院的院子里，教练对她说：“文静啊，好好在济南的专业队练，不要想家。”
那时候，她9岁，不知道什么叫济南，什么叫专业队，什么叫想家，也不知道在济南一待就是五年，而且从此往后，自己将离家越来越远。
在省队，还是要跑步，还是要蛙跳，还是要倒立。每天早上，大家排着队去操场跑步，淋着雨跑，晒着太阳跑。原来在土地上跑，现在在水泥地上跑，跑完之后做蛙跳，蛙跳完了做倒立，原来只要倒立几分钟，现在要倒得眼睛充血。
她开始规范地学习每一个动作。为了打好基础，她必须重复做很多辅助训练，学会了大回环，她就得每天做大回环，然后再学用大回环转体，学会了大回环转体，她就得每天做大回环转体。每天循环，练过的再练，教练说，这叫做积少成多。
省队没有新泰那么多玩的。不训练的时候，文静喜欢躺在草坪上看鸽子。鸽子会在晴天被对面楼上的人放出来，在操场上空盘旋，把阳光扇得一片银光。后来，她见有人放风筝，就找来纸、线和小木棍开始糊风筝，然后拉着在操场上疯跑。她不知道哪里没糊对，风筝总是飞不起来。那时候，她知道除了来运动队，也可以去上其他学校。其他学校什么样，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其他学校里的小孩在6月1日这一天是可以跟父母一起玩的。电视里也说，过六一儿童节是要给小朋友放假的。她去问教练，为什么六一儿童节她们不放假。教练说，“放什么假啊，你们是运动员，不是儿童了”。那一年，她9岁。
妈妈来看她的时候她最开心。妈妈会给她带零食，妈妈走后，小队员们都会围上来。“姐，给我吃一口吧！给我吃一口吧！”无论带的是什么东西，她们都会这么说。练体操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记得有一次，妈妈给她带了栗子，她舍不得吃；后来变成了栗子干，她还是舍不得吃；直到栗子长了毛，才不得不吃。
去昆明参加全国青年体操锦标赛是在1994年，那是她第一次出省比赛。那次，她拿了两个冠军。对于13岁的她来说，最开心的不是拿了冠军，而是吃到了芒果。她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水果。回到济南后，她觉得自己可牛了，不但拿过冠军，还吃过芒果。
在运动队，谁练得好谁就是宝，就是教练重视的对象，领导围绕的中心，其他队友就得让着。这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风气。在昆明拿了冠军回来后，刚开始，有小队友帮她买冰棍，后来有小队友帮她打热水，再后来，她拉肚子也懒得去厕所了，会有小队友帮她倒尿盆再洗干净放回来。晚上看电视，她说看什么台就看什么台。
她练得越来越好，地位也就越来越高。有时候，她练累了，就想：今儿，欺负个谁呢？
可她谁也欺负不了了。当年，她就被国家队的教练当成“好苗子”，从省队挑去了北京。省队的教练说：“文静啊，我们只能把你送这么远了。”
四
14岁时，她到了北京。国家队里是各省选上来的小姑娘，都很漂亮，不像她，头发发黄，又黑又瘦。国家队的姑娘都讲普通话，老师上课也讲普通话，可她不会讲，甚至听不太懂，上课经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老师把她叫醒，问她为什么上这么严肃的课还会睡觉？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低头不出声。她看着自己的脚指头，白球鞋破了，它们露了出来。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像大山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有一种从天上掉到地下的感觉。
她见了谁都得叫姐。在运动队里，谁要是没成绩就抬不起头来，国家队也一样。她在山东的那点成绩到了这里突然变得不值一提了，来这里的人，哪一个在自己的省队没成绩呢？除了苦练，没有别的出路。
她是1995年1月去的，3月的一天，教练问她，去过美国没有？她说没有。教练说，那就去吧，代表祖国去美国参加中、美、俄体操对抗赛。
那一夜，她失眠了，她躺在床上回想：自己从新泰来到济南，从济南来到北京，现在又要去美国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让她憋不住想笑。一起去的还有桑兰、刘璇和孟菲。孟菲是北京姑娘，临走时，孟菲对她说：“毕文静，你到了美国别跟什么都没见过似的，别什么东西都问我。”
在美国机场，她第一次见到自动扶梯，她和桑兰兴奋地逆着方向在扶梯上跑上跑下。跑累了，就趴在地毯上打扑克牌，她们觉得地毯可干净了。她跟桑兰住一个房间，桑兰那次也是头一回出国，她们在床上翻来翻去。她们一直用浴缸边那条厚厚的毛巾擦头，直到后来才知道，那是铺在地上弄干脚的。孟菲不让她问，她也就没敢问。
1995年年底，她又和奎媛媛去澳大利亚比了一个世界青少年锦标赛，那一次女子项目总共有五枚金牌，她拿了四块，还有一块是银的。她让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一次次站起来升国旗，把大使激动坏了。大使带她去看考拉，看袋鼠，去参观悉尼歌剧院。一回忆起澳大利亚，她总是特别开心，她觉得那是给她带来福气的地方。
从澳大利亚回来，教练开始早上给她熬乌鸡汤、甲鱼汤，晚上给她用药酒擦脚，帮她按摩，因为训练越来越苦。教练说，出成绩就这几年了。
男选手是幸运的，十八九岁还没有出来，二十四五岁参加一次奥运会，二十八九岁还可以再参加一次。而女选手满15岁才能参加奥运会，十八九岁体能就不行了，黄金期只有三年，也就是说，运气好，奥运会能赶上一次。如果出生年份有一两年的出入，也就错过了。
她刚满15岁，到国家队的第二年便赶上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
候场的时候，她发现场地好大，观众一鼓掌，耳朵都快震聋了。那里全是记者的闪光灯，闪得她身上起鸡皮疙瘩，想尿尿。
她的对手是俄罗斯老将霍尔金娜。高低杠曾经是中国体操队的强项，可自从霍尔金娜出现后，这个项目就被霍尔金娜垄断了。对于霍尔金娜来说，她只是若干对手中的一个，对她而言，霍尔金娜是她唯一的对手。她15岁，第二次参加世界大赛，而霍尔金娜当时已是欧锦赛和世锦赛的冠军了。
她得了9.837分，霍尔金娜得了9.850，相差0.013分。低杠上的一个松腰动作，她突然觉得高杠离得太远，因而产生了心理恐惧。尽管教练在旁边唉声叹气，可奥运会亚军的成绩还是把她高兴坏了。莫慧兰、刘璇、奎媛媛她们三个是冲着冠军去的，都因各种原因，没能进入决赛。她是冲着尾巴去的，却得了亚军。从美国回来，她觉得自己翅膀硬了，谁也没办法欺负她了。她当时并不知道，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别有多大。八年以后，她和霍尔金娜在北京饭店吃饭时，当旁边的服务员称霍尔金娜为奥运冠军，却不知道她是谁时，她才知道亚军跟冠军完全是两个概念，她才意识到那0.013分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1998年3月，她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杯体操系列赛法国站比赛中，获得了女子高低杠冠军。这是她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的称号。她的高低杠动作“扭臂转体360度成反握大回环”被国际体联命名为“毕氏转体”。
当她沉浸在“世界冠军”的喜悦中时，桑兰在美国的友好运动会中受伤了。受伤对于到外地比赛的运动员来说是常事，断胳膊断腿，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也就是用轮椅抬回来。桑兰没有回来。慢慢地，桑兰的消息传了回来，她才知道这个朝夕相处的好朋友颈椎断了，腰折了，高位截瘫了，一辈子都要坐轮椅了。
那是一种恐怖的感觉，她们当时都还在练着。那段时间，她会通过深呼吸来帮助自己克服恐惧，继续训练。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有人过马路被车撞了，但该过马路时你还得过。
1999年，有个世界锦标赛，名单下来，她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她想：该是退役的时候了。
五
莫慧兰早她一年退役。莫慧兰是她在国家队最要好的朋友，她们无话不谈。退役时，莫慧兰还没找到新住处，仍住在国家队的宿舍里。于是，总有人跑来问莫慧兰：“铺位有限，你什么时候搬走啊？”
国家队只是一个容纳运动员集训的地方，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老队员走了，房间马上要给新队员用。所有的运动员退役时都要到自己的省队去办理退役手续。提出退役的当天，她就买了回济南的火车票，并开始打点行装。
退役不是突然间决定的。练得好的时候，没人会退役。看着别人退役，看着自己的水平在下降，看着小队员的水平在提高，退役就是必然的了。她的心很平静，完全没有别人想象中的那种挣扎。
在北京待了五年，她大包小包买了不少东西，现在都得往家运。在济南，她送了好些礼物给省队的朋友，都是些国外比赛时买的纪念品和发的各式各样的T恤衫。
退役手续很简单，盖几个章，领了2000元退役费后，就算办完了。
从小到大，她身边都有队友、教练。教练告诉她，除了刻苦训练，为国争光之外，什么都不用想。可现在手里拿着这2000元钱，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大学会接收她们这些过去的体育明星，但她们得自己想办法找学校。她最想上的是北大，可一打听，人家说，名额已经满了，明年吧。后来，她又想上人大，可想了想觉得不大可能，每年多少退役的人，谁都比她有路子。
家里还是老样子，她曾给家里寄过一些自己在比赛中得的奖金，父母用这笔钱在济南开过小饭店，可由于经营不善，最后倒闭了。现在，父亲又回来开出租车了。妈妈买了个保险柜，把她带回来的奖牌、奖状都锁进保险柜里，大大小小，有几十块，保险柜被塞得满满的。她家被偷过一次，所以，妈妈格外小心。
六
她上了上海财经大学。这所学校有个健美操队，教练的老婆是健美操裁判，便推荐她去了。她一点也不喜欢上海，可校长亲自来北京接她，她觉得不好意思，也就去了。飞机上，她一直说服自己，那是座大城市，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既然是去学习，就别有太多杂念和要求。可到了上海，她还是后悔了。她还是不喜欢唧唧喳喳的上海话和又甜又腻的食物。尽管她知道自己会认识很多新同学，但她不认为那些人会是她的朋友。她想念在人民大学的莫慧兰，想念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奎媛媛，想念那些还没有退役的队友……只有跟她们在一起打打闹闹才是最开心的。在她的世界里，只有队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一到寒暑假她就往北京跑，她想念她们。
她的专业是经济法。本想学外语，可她发现自己基础太差，短时间内跟不上。上课的时候，她坐不住，而且随时会走神，考试的时候更是难挨，周围的同学都是考试考习惯了的，可她不是。一到考试，她就焦虑万分，她甚至想跟老师说：“老师，我好难受，能让我出去跑两圈再回来考吗？”
学校是照顾她的，体育生每科都能加26分。也就是说，60分及格的话，她只要考34分就够了。她住的是研究生宿舍，电视、冰箱、空调、淋浴，什么都有，同学经常来她的宿舍洗澡、看电视，可她们一走，她就会特别孤单。她没有朋友，她开始疯狂地买电话卡，给家里打，给原来那些老队友打。在她19岁的时候，她发现这是一座没人关心她的城市，这地方的人永远只会关心他们自己。教练的关心早已转到了别的“苗子”身上，父母的关心又太远。她开始尝试着去恋爱。那是个外表阳光却很内向的男孩，同系但不同班，男孩会在台风来的时候给她打电话。突然间，她发现有人关心自己的感觉是如此奇妙。男孩问她对运动员的生涯是爱还是恨，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那感情是复杂的，复杂到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态度向他描述。辉煌和痛苦她都不愿意去回忆，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回忆才会自己跑出来。她会想起人们要她签名，跟她合影，给她写信。她会想起被教练骂挨教练罚，和队友们在房间里打闹嬉戏。对于男孩的好奇心，她无法满足，她只字不提当年的光荣与梦想。她总是对他说，过去的事情，大多数我都忘了。可没过多久，他们就没什么话讲了，约会也就是在食堂吃个饭而已，关系平淡到在不知不觉中便分了手。
七
毕业的时候，她去逛了一次上海的招聘会。她是空着手去的，因为她根本就不想在上海工作。
她的好朋友都在北京，所以她肯定得回去。桑兰、莫慧兰、奎媛媛都是她的好朋友，在国家队时，虽然大家是竞争对手，可还是像亲姐妹一样。那时候，她是大家的开心果，她经常因为管不住嘴吃零食而让自己的体重超标，但她能以享受的态度去受罚，不然体重就下不来了。大家都觉得她特别神，所以叫她“毕神”。
很多运动员上完大学后都会开自己的运动学校。李宁开了，李小双也开了，很多人都开了。她也想在自己的家乡开一个，可她想了想后还是放弃了：一来没本钱；二来即使有人投钱，她也是没把握的。她想：如果队员成绩好，可送到省队；但是光在省队好不行，队员还是出不了成绩，队员出不了成绩，那又何必开呢？难不成哄小孩玩吗？她知道有成绩的人会觉得自己的付出有回报，她也知道那些出不了成绩的运动员的人生是什么样，她知道他们最后会有多厌恶自己所从事的运动。这个她见得多了。
她去李宁的公司跟李宁没有关系，是另一个朋友介绍的，经历了人力资源的三次正规面试。李宁是她在国家队时的大师哥，尽管全公司运动员退役的除了李宁就是她，可他们之前并不相识。李宁是公司至高无上的董事长，而她只是市场部新来的一名普通员工。
工作稳定了，便要安家。她在北京东四环外买了套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她觉得自己能力有限，能买这么大的已经足够了。她在自己的新房内摆满了各种“HelloKitty”的产品，她觉得人必须要有爱好。之前，她不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特别羡慕别人有爱好。莫慧兰喜欢Mickey，她也跟着买。不过从去年开始，她喜欢上了这种粉红色的猫。
她突然发现自己现在越来越爱玩，在工作上没有太大的抱负。以前她是好强的，跑步跑第二就会哭，可现在她不会了，干吗非要拿第一呢？她已经不想让自己太累了，只想安稳一点。老朋友的聚会越来越少，她还没请她们来新家“烧锅底”：一是新家太小；二是她们都太忙。奎媛媛忙着带小孩，刘璇忙着拍戏，莫慧兰忙着主持节目，桑兰忙着出席各种商业活动……她从不向往朋友们的生活，上班之余，她喜欢小范围地逛逛街，自己在家做做面膜，然后筹划着把嘴角那颗痣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