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夫问：“疼吗？”
张连志说：“疼。”
“放心回家睡觉吧，没事儿。”
“可疼得厉害，我想可能是骨折了。”
“摔一跤能不疼吗？肯定疼！我见的病人多了，没见过骨折了还能自己走进来的，你们这当老板的都娇气，我给你开点止疼片，回家吃了睡觉去吧，我见的病人多了，相信我。”
值夜班的男大夫留着长发，戴着黑框眼镜，穿着千层底布鞋。看上去更像个艺术家，而不是大夫。
腿是在“瓷房子”后楼摔的。当时，他想上楼看看小石头的画被贴成什么样了，小石头是他八岁的儿子，画上有丹顶鹤、长臂猿等各种动物，画的空白处写着——“我在温哥华献给老爸的画”。
他让工人把儿子的画和话都贴到墙上。用瓷片，用“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钧瓷瓷片。
六年来，他只做一件事，就是往位于赤峰道的那座三层小洋楼上贴瓷片。
都是晚上干。白天城管不让，因为没图纸。
“图纸都在我脑袋里。”他对城管说。
“脑袋里能行吗？你以为自各家室内装修呢？你不知道城市都要讲究规划吗？”
小时候，他上的是舞蹈班，没怎么画过画，他只能把自己的想法画成这儿童画风格的“草图”。
“您画这行吗？您跟我们讲相声呢？”城管看傻了。
他不讲相声，草图上的东西就是他的想法。白天不让弄，他就晚上来实现它。
每天晚上，一到“瓷房子”，他总是“嗯吭，嗯吭”地跟墙上那些碎瓷片打招呼。六年来，没人捡石头砸过他的瓷房子，也没人搞过破坏，他相信每块瓷片都有生命，即使它们是破碎的。他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保佑着他这座“瓷房子”。
摔腿那天晚上，他来没跟它们“打招呼”。已经后半夜了，工人们刚刚躺下，他怕影响别人休息，也怕人家骂他无聊。他轻轻迈步上楼，结果咣当一声，金星四射，两眼发黑。有块楼板没了，他没看到。
张连志揣着大夫开的止疼片回了家。三个月后，天津下第一场雪时，他起不来了。到医院一照X光，人家说，你这腿骨折过啊，怎么不到医院复位呢？现在都长上了，错着长上了。
二
一到阴雨天，腿疼的时候，他就想起那个给他开止疼片的大夫。
两年过去了。墙上的古瓷片已经从他摔腿时的6亿多片增加到了7亿多片，“瓷房子”也贴到了第八个年头。
瓷房子是在2006年9月3日以博物馆的名义开业的。尽管当时并未完工，但太多人想进去参观。
他记得那天的场面。朋友们来了，专家们来了，艺术家们来了，记者们来了……把这座4000多平方米的瓷房子挤得水泄不通。他说，谁要是能在瓷房子里发现一块新瓷片，他就把瓷房子给谁。
老先生们带着那种有小灯的160倍放大镜，眯着眼，一片接着一片地又摸又看。
“带这种款的青花瓷片我有，500块一片买的……”
“这种钧瓷片我也有一块，你看，也是这种窑变，水的盈润，火的刚烈，花了2万块……”
“再不收了，再不收了，咱一片片跟宝贝似的收藏，人家却拿来贴墙，再收还有啥意义？”
他听到老先生们又是兴奋又是感叹又是生气。他总是很谦虚地朝他们微笑甚至鞠躬。尽管那些话听上去能给他带来成就感，但他从不想得罪谁。母亲从小就告诉他，真正有内涵的人永远是谦虚的，就像麦子熟了会被麦穗压弯腰一样。
人们称瓷房子是“举世无双的孤品”、“天津卫最大的奢侈品”、“一个人的童话”；他的朋友冯骥才说，这些古瓷片单独陈列也许没什么大不了，但当它们以如此大的规模出现在世人面前，便足以震慑人心；德国现代艺术家昆特·约克声称这是他见过的最梦幻、最伟大的艺术品；一个路透社的记者甚至在报纸里用了“比长城还伟大的建筑”这种让他又高兴又害怕的形容。
他高兴极了。他请朋友们在自己开的“粤唯鲜”吃饭，朋友们敬他的酒，他都一饮而尽。尽管他有心脏病，医生嘱咐不让喝，他还是把自己喝醉了。后来，在去医院打点滴的路上，他想，谁要是再来敬酒，他还喝。朋友们只要看得起他，他就要仗义，哪怕喝坏自己。
当然，也有记者问他将古瓷片粘到墙上到底是在发扬文化还是在糟蹋文物，甚至问他是不是开餐馆赚够了钱开始炫耀自己的财富。
他能说什么呢？
建这瓷房子，他没向银行借一分钱，他卖掉了自己在加拿大海边的房子，拿出了自己几十年来的所有收藏，八年里，瓷房子建得坎坎坷坷——他在工地上丢失的古瓷片、明清的盘碗瓷瓶不计其数，被迫停工了好几次，他摔断了腿，还离了婚……
他喜欢收藏。除了吃饭睡觉，他生活中最大的爱好就是玩收藏。只有在这些老物件儿里，他才能感受到人生的乐趣和快感。再忙、再累，只要看到那些老东西，他便能两眼放光、倦意全无。对他来说，收藏就像吸毒，染上了就戒不了。他觉得中国很多人玩收藏玩的是“老鼠文化”，有点宝贝总是偷偷摸摸、神神秘秘的，他不愿意把藏品都堆在库房里，那样像地主；也不愿意像博物馆那样罩上玻璃打上灯，他不喜欢那种距离。瓷片是最易碎的东西，把它们浇筑起来，传承下去有什么不好？他要把自己的藏品用最直接的方式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看得到，摸得到。他相信，人们只有摸着这些东西才能跟它们对上话，对上了话，才能唤醒它们的第二次生命，才有意义。
八年里，瓷房子是热闹的，他是孤独的。
尽管做瓷房子的初衷跟钱无关，但缺了钱做不成瓷房子。他要想瓷房子的设计，也要想如何做大做强自己原来的生意。没人理解他，他也不需要别人理解。
事实上，“商人”的头衔无法令他喜悦，他在这方面越是成功，就越是想把瓷房子设计好，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他甚至将所有跟商业无关的社会头衔都印在自己的名片上，满满的。
别人问他如何能兼顾两者，他说也许自己的脑袋有两扇门吧，一会儿开这扇，一会儿开那扇。他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开哪扇。
三
瓷房子建在天津和平区赤峰道上。赤峰道东起海河，西到墙子河，横贯原来的法租界。因为曾住过直、奉、皖系等各系军阀的十五位督军，过去也叫督军街。瓷房子的前身是栋法式小洋楼，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原来的主人是位中央财政大臣，大臣走后，它成了银号，解放后，它又成了天津市和平区工商局。它是赤峰道72号，左边的70号是“晋商”乔铁汉故居，右边的78号是张学良故居。后来工商局迁新址，就把它闲置了十多年。直到2000年张连志把它买下来，它才又开始了成为瓷房子的历史。
瓷房子是从那面快要坍塌的院墙开始入手的。
他把635个或青花或粉彩的瓷瓶安进墙里，起名叫“平安墙”。瓶子之间是红色和紫色的天然水晶，象征着鸿运当头和紫气东来。大门顶上有两只汉白玉鲤鱼，他叫它“双鱼跃龙门”；他听说猫是老虎的师傅，便将九只瓷猫枕安在鲤鱼下，叫它“九虎震华庭”；门口是赤峰道，他就把一个童子的瓷枕安在“九虎”中间，起名叫“童子望赤峰”。墙外便道上的一排石门墩和汉白玉狮子是用来保“平安墙”平安的，用它们隔一下，莽撞的交通工具便不至于直接撞到那些瓶子上。“平安墙”像波浪一样起伏着。“吉气走曲线，煞气走直线”，他相信这种中国古老的说法。如何“走曲线”呢？一些跳跃的音符出现在他脑袋里。那似乎是一支西方的圆舞曲，名字不记得了，应该是小时候跳舞蹈听过的，他记得那旋律。他把那旋律反复哼给工人们听，希望工人们能带着某种感觉来修这座“走曲线”的墙。
“平安墙”修得也是一波三折。开始时，城管说太难看了，说影响市容，说以后拓宽马路时肯定会被拆掉。他说，瓶子安在墙里，这是“平安墙”，“平安墙”是为了保护咱天津平安吉祥的，你把它拆了咱这天津还能平安吗？城管被他这“大帽”镇住了。后来，他又写承诺，盖章、签字，说如果国家要拓宽马路，他肯定无条件拆掉。他想，要是真的拆了，他就退后几米再重来。
无论瓶子、碗盘还是碎瓷片，都是他二三十年来积攒下的宝贝。它们曾令他痴迷，令他疯狂，令他情不自禁地想要抚摸和欣赏。它们成了他工地上的建材，他要表现出无所谓，他要尽量让工人们相信这就是些没人要的破烂。
时间长了，工人们发现，这些堆在工地上的东西尽管看上去是“破烂”，但却是能卖好价钱的“破烂”，当他们发现很多碎瓷片一块就能抵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时，他的东西便开始丢得越来越多。他请了三十多个保安，可还是看不过来，7亿多片，实在是太多了。好在从一开始，他就做好了随时丢东西的准备，失去就意味着得到，没有这样的过程，瓷房子也建不起来。如果不做瓷房子，他丢的东西会更多。他经常能在市面上见到自己的东西，那都是从他库房“溜出来”的。他认得它们。只要是他经过手的古董，看一眼，他便永远都认得。他看着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出来炫耀，看着租给他库房的那人把“夏利”换成了“宝马”，他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但都是老熟人了，他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赶紧把它们粘到墙上去，牢牢地，谁都能看能摸，但谁都弄不走。
他和工人一起挑瓷片、洗瓷片。只要用手摸着这些碎瓷片，他的眼神就发光，唐秘、宋钧、元青花、宋青花、明青花、清青花……太让他着迷了。不过要把它们往墙上贴就不那么容易了。先要在一箱箱的古瓷片中寻找到合适的，根据颜色和形状的不同分类备用，备用的有瓶、有罐、有碟、有碗，凹的、凸的，带把的、起楞的。瓷片跟瓷砖不同，底面不平会进空气，不易挂住，所以要用白色硅酸盐水泥混合石膏粉，加入强力胶水，再把毛面打磨光滑，才能往墙上粘贴。后来经过试验，他又发现瓷片很脆，加了江米汁，瓷片不容易裂，还牢固环保，用高压水枪都冲不掉。
四
这个时代，人们热衷于用价钱来衡量一切事物，热衷于给瓷房子估价。一家银行说这房子值5亿3千万，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财富故事会”栏目说起码值20多亿，而津港电视台紧跟着请专家评估，结论是价值超过50亿。无论是5亿还是50亿，对张连志来说都没什么意义，那房子粘贴的都是他的个人记忆，他从未想过把瓷房子卖给谁，他也从不相信有谁会买。
真正算起来，按照现在的文物价格估计，瓷房子不止50亿那么少，按照原来他收时的价格计，又没有5亿那么多。
瓷片有他收的，也有他父亲收的。他收瓷片时便宜，他父亲收瓷片时更便宜。
收藏家/何政东摄瓷片大多是在三岔口收的。天津建卫以来，往来于海河的船只，许多都是为皇家进贡的。那些为皇家进贡的瓷器，不能有一点点瑕疵，但瓷器是易碎品，在烧制和运输过程中，难免有不合格或者破碎的，把这些送进宫，是要被造办处的人砍头的。工人们只能狠心将其摔碎掩埋起来，这就叫“碎碎平安”。那些保平安的碎片，不知有多少沉在了三岔口。
过去，只要有人从三岔口挖出了瓷片，便会有人来通知他父亲，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挖出了瓷片，父亲也肯定会去。父亲不爱抽烟，不爱喝酒，不爱说话，只爱存瓷片。“文革”前，古瓷片就像垃圾一样没人要，一块钱能收一大堆，父亲把这些没人要的破烂堆在自己意租界幽雅干净的院子里，柜子顶、床脚下……尽管有人说收这么多破烂在家里不吉利，但父亲还是把它们堆得到处都是。
他时常见到父亲蹲在地上洗一堆堆的瓷片。他问父亲，洗这些碎瓷片干吗呀？就算洗得再干净又有什么用呢？父亲告诉他，存瓷片就像存零钱一样，存多了以后自然有用。
后来，父亲过世了，那个帮父亲收瓷片的人也过世了。三岔口再挖出瓷片，那个人的儿子就会来通知他，但他已经不用到现场去了，瓷片会一箱箱地打包好给他送来。
一箱箱瓷片从他面前过。一箱能有上千片，他轻声地喊着：过、过、过……等等……过、过……等等……假东西多的时候，真东西往外跳，真东西多的时候，假东西往外跳。这个过程在他看来跟卖苹果的人挑苹果是一样的。
现在，他对瓷片已经没有感觉了。当初那种让他兴奋不已的感觉突然间不见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太多的缘故。也许真是太多了。开业时，瓷房子贴了6亿多片，两年后他又贴了1亿多片，7亿多片古瓷片，大家都觉得他收藏的古瓷片该贴光了，只有他心里清楚租来的库房里至少还有一百卡车古瓷片，如果堆到瓷房子的院子里，将出现一个百米高的瓷片山。
五
他既简单又复杂地设计着这里的一切。有时他把自己想象成这房子的一部分，有时又觉得自己跟这房子毫无关系。他站在院子里仰视它，趴在阳台上俯视它，像一个讲故事的人摆布自己的角色。
房子光贴瓷片他觉得还是有点单薄。有龙才有风水。灵感来了，他要建一条瓷龙，这条瓷龙要盘旋，要弯曲，要腾空，要在这瓷房子上舞动起来。人们都说有舞动的北京、舞动的世界，他也要有舞动的瓷房子。舞动起来才是关键。他要让瓷龙舞动出“CHINA”这个单词。既是“瓷器”，又是“中国”。
那是一条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瓷龙，768米。工人们不知道如何来表现他心中的“舞动起来”，他们没干过这种活儿。瓷龙用了800多万片古瓷片，贴了160多天，换了3个工程队。当瓷龙最终在房子上从屋顶盘旋至地面，又从地面蜿蜒至墙头而“舞动起来”时，最后完成工程的包工头说：“咱这也不像龙啊。”
他笑着说：“不像才是像，像了就没意思了。”
最重要的是要在龙头立一个红五星。他相信，有了五角星，“瓷龙”才能活，“舞动起来”才有力量。他要用名贵的霁红来贴五角星，那是一种他最喜欢的红色，像暴风雨后晴空中的红霞，所以叫“霁红”。
五角星很难贴。第一次没正，他让工人撬下来重贴，第二次正了，但他还不满意，对于这颗五角星，他追求的是完美。让工人撬了再重贴时，已经没有“霁红”瓷片了。他一咬牙，摔了个霁红瓶，那是建瓷房子唯一摔的瓶子。那瓶子他藏了三十年。
他长时间地在小洋楼里走来走去，努力让自己保持一种灵感上的开放。
他在屋外的下水道上贴满了明清时期的瓷猫枕和天然水晶，被人们称做世界上最昂贵的下水道。
他在院里的大树顶上安了个瓷鸟窝，里面放了几只明三彩的瓷鸟。只有站在那座被整体拆移到露台上的清代木制凉亭上，透过屋檐上那些排成队的明清时期磁州窑的瓷猫才能看到。
他在楼顶的各个角落都安放了石狮子，或仰天长啸，或低头沉思，形状各异。这些狮子年代纵贯东汉、唐、宋、明、清各个时期，每只都极具价值，每只都让他百看不厌。
他在屋内的墙上贴了古今中外大师的代表作。宋代的《松木怪石图》、唐代的《五牛图》、元代的《鹰松图》……每层楼都有四至五幅不等。从米芾到徐悲鸿，从《捣练图》到《蒙娜丽莎》。他喜欢那幅《鹰松图》。为了让鹰的羽毛蓬松奓开，他让工人先将一块块瓷片磨圆，再用机器在掌心大的瓷片上打磨出十几条或粗或细的线条。有些壁画现在看来，他也觉得幼稚。但那是过程。有过程的东西才有价值，他不喜欢突然间得到的东西，那没过程。
凭借着对文物几十年的理解和自己独特的想象力，他用儿时搭积木的经验完成着这项浩大的工程。
他喜欢让感觉指引自己，喜欢在这种指引下发现每个隐藏的灵感，喜欢那些灵感不经意间的光临。他相信那些灵感已经带上了某种神秘的秉性，不必预先设计，想到哪儿便做到哪儿。没有人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总是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这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权力。他不必满足任何人的期待。这是他的房子。
六
他手扶着粘满了天然水晶的楼梯抬腿走上汉白玉石雕的台阶，迎接他的是那只曾在段祺瑞府前站过岗的三彩琉璃狮。另一只在战火中损毁了，据说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三彩琉璃狮。
走进门廊，他抬头望望天花板，向那些粘在顶上的瓷盘打个招呼。顶上是鱼盘，大多数是山东淄博那边办红白喜事时用的。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婚姻。
他是1982年结的婚，那时候，结婚是种风气，同学们左一个、右一个都结婚了，没婚结的人是落伍的。别人给他介绍了个天津本地姑娘，为了赶时髦，他拉着姑娘去了民政局。问人家：“给登记吗？”人家看了看身份证说：“给。”他就花了800块钱请亲朋好友吃了顿饭，结了婚。他事后想来，这第一次婚姻既谈不上了解，也谈不上情调，只是像小孩过家家一样胡闹。
第二任妻子是北京姑娘，漂亮、有才，电视台的主持人。婚后不久，他一冲动就把自己的生意交给亲戚打理，带着新婚妻子移民去了加拿大，在温哥华海边，他买了栋三面看海的房子，他天天转古董店，打算在那里也开个，但新的妻子似乎对古董没什么兴趣。她要求他陪她逛街，但他一进古董店就不想走，她想要买衣服，他就给她钱，尽管他知道钱不能代表感情，但他还是没时间也没兴趣陪她做跟古董无关的事情。妻子忍不住的时候，就提出离婚。那时，母亲还健在，只要母亲还活着，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离婚了，这世上，他最在乎的就是母亲的感受。后来，母亲过世了，妻子再嚷嚷要离婚，他就问她：“离吗？”“离！”“后悔吗？”“不后悔！”“那我可什么都不要，我可走了？”“走走呗！”
他脾气好，不爱跟人吵架，但他是个倔性子。几句话后，他就和北京妻子离婚了。他也渴望百年好合，也渴望白头偕老，但他的婚姻似乎充满了无常和定数。该结婚，再不合适也会结，该离婚，再舍不得也会离。
从一而终的婚姻对他来说，是件完整的瓷器，而破裂的婚姻是他的过程，第一任妻子给他生了女儿，第二任老婆生了小石头。一对儿女是他的锔子。
七
门口是一对铜鹿，那是明朝晚期贵族家里的陈设。每次经过，他都会摸摸铜鹿的背，因为一看到这铜鹿，他便会想起小石头。小石头3岁时，他对儿子说，古董只许看不许摸。从那以后，多爱看的东西，小石头都是背着手看。有一次，他把小石头抱到上面骑着照了张照片，铜鹿便成了小石头唯一摸过的文物。
一进门便是那个明代的大漆柜，那是他所藏家具里的最爱。尽管柜子正面的漆层已经脱落，麻层已经显露，但柜两边的明代皇家五彩纹饰仍然清晰可见，这是明朝某位皇帝挂朝服的柜子。世界的孤品。
他经常静静地抚摸这柜子，用自己的眼、手、心跟它对话。他把它放在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但很少有参观者会在意它，收藏热尽管已经在中国持续了好几年，真正懂的人还是少。这让他特别怀念一个老外。他记得那个老外一进门就兴奋地对着那柜子不停地喊：“Oh, my god, Oh, my god……”他爱听这种声音。中国人似乎还是对那些完好的，落了款的东西情有独钟。
他现在不喜欢落了款的东西，他甚至对青花瓷器已经没了兴趣。年代、风格都太容易看，这让他觉得浅。他叫它们“一眼白”，他不喜欢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东西。
柜子旁边有一张四方桌，那是清中期的东西，开片披的布不是麻。一进瓷房子，他就喜欢坐在这桌前先抽支烟。桌上有两个明代的龙盘和一把清代的茶壶。他把茶壶的盖子取下来，把烟灰弹在里面。好多玩收藏的人说他不尊重文物，他也懒得解释。这些东西，他家多的是，从小就用，有什么尊不尊重呢？再老的瓷器都是可以用水洗的，倒是那些家具和漆器要尽量少沾水，少擦。
桌上的龙盘上打得有锔子，那也是他很喜欢的东西。
锔子据说是从清末开始的，民国时最多，解放后就越来越少了。打锔子的师傅被人叫做“小炉匠”，他们的担子上，一头挑着火炉子，一头挑着各种工具材料，走街串巷，一边走一边吆喝。
小时候，家里的瓷器如果摔了，母亲就会叫他去打锔子。“锔盆，锔碗啊，锔……”一听吆活声儿，他就知道是哪个师傅。只有听到李师傅的声儿，他才会捧着摔裂的瓷器跑出去。他家瓷器多，摔的也多，所以经常锔，每回都找李师傅。李师傅给别人家打锔子3分钱打一个，给他家是5分钱打两个。李师傅对待他们家瓷器总是特别小心，他也特别喜欢看李师傅打锔子——先把裂开的瓷器拼好，用绳捆牢，往上吐口唾沫，用手来回拉金刚钻，在缝隙两边各钻出一个小洞，将锔子轻轻地取出放在上面，用小榔头齐缝钉入，抹上白灰，瓷器便滴水不漏了。
他喜欢那些曾经破碎过的瓷器，它们身上的那些锔子在他眼里总是特别美，这个锔完像条龙，这个锔完像只鸟。锔子能帮助他联想出这瓷器的命运——它是怎么被打碎的，打碎它的主人是干什么的……他相信，东西美，人们才舍得为它们打锔子，如果是破烂，碎了也就扔了。
抽着烟，他还能看到那个隐秘的地道入口，看到入口处那对靠他的耐性淘来的明代石门墩。
门墩是他在山东一个弥漫着刺鼻臭味的猪圈前发现的。它们比常见的门墩高出很多，最上面有狮子，四面石壁上雕刻着人物、树木、花草、山水等不同图案，一看就是官家用的。第一次看到它们时，他就不想走了。他蹲在猪圈门口，守着门墩端详、抚摸，好像突然读懂了它们的身世。他说想买下这对门墩，但老农不卖，说是祖上传的。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但从那以后，他只要一有空，便会往山东跑，往那猪圈跑，时间长了，他也与老农混熟了，他又忍不住问：“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卖这对门墩？”老农这才告诉他：“打安了这对门墩，俺家的猪就从来没有生过病。”听了老农的话，他就在村子里调查，他发现真是每家都有猪死，就那家的不得病。他喜欢这非同一般的门墩，因为他相信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但又是看得见的。后来，他一有空就往山东跑，往那猪圈前跑。最后，他终于等到了那一天，老农说：“卖给你了，为看一门墩你这一趟趟往猪圈跑，真让俺觉得不落忍。”他喜出望外：“谢谢老哥，我就想看看有了它们，我这大猪会不会得病”。
门墩后的地下通道通向街心花园。赤峰道上很多小洋楼都有自己的地下通道，那是当时很必要的设施。现在，那个通道还通着，但因为下面有积水，他从来没走过。
八
有时候，他觉得人生就像那通道。一段段的。
他能恍惚看见自己在建国道小学宣传队里跳舞时的灵敏。他跳得好，因为跳舞，他得过好多上面印有毛主席像的奖状，老师甚至请他帮忙教其他同学跳舞。但在五年级，天津市歌舞团他没考上，因为他是资本家的后代。
贫农家的孩子考上了，尽管没有他跳得好，但人家是贫农的后代。
他的小名叫“傻子”，奶奶起的。奶奶迷信，觉得傻子没人要，能留得住。从小他就不爱说话，不爱跟其他小孩一起玩，他爱跟奶奶玩，爱听奶奶讲义和团打洋人的故事，每次听到义和团在望海楼上掐口诀念咒，让着火的铜盆飞上天，他就咯咯咯地笑……照小学毕业照时，有个同学说，咱一会儿都撅着嘴照相，于是，他就噘着嘴。结果照片发下来，他发现所有人都在笑，就他撅着嘴。
刚上初中就停课了，每天他跟着别人上街看热闹，看人们坐在消防车上，带着外国人留下的那种消防盔互相武斗。
高中毕业后，他顶替父亲，进了天津市感光胶片厂。在暗房里，他开始用一台半自动卷片机卷胶卷。他一个人坐在中间卷，六个人围着他，用他卷出来的胶卷装盒。暗房里只有一点幽暗的绿光，眼睛是看不清的，靠的是手和心的感觉。那时的工作量是卷800个，一般人要卷一天，他手快，通常不到上午十一点就卷完了。暗房出来，眼睛不能见光，他就带着墨镜到休息室休息。他讨厌这种休息，因为必须休息到下午下班才能走，这是厂里的规定。卷完了任务也不行。休息室里大家都抽烟聊天，聊他没兴趣的各种打架。比聊天更让他心烦的是抽烟。别人给你发烟，你也要给别人发烟，架不住人多，两轮下来，一盒烟就发没了。别人发5毛一盒的“郁金香”，他就发6毛一盒不带嘴的“中华”。他好面子，因为他家是住意租界的，他爸曾是厂里的领导，他家曾是天津卫显赫一时的盐商张家。
刚开始，他一月挣38块钱，挣到40块钱时，他决定不干了。一月下来，不够烟钱。1980年，他24岁时，他决定去当个没人看得起的“小贩”。
他开始做黄金买卖。金条香港16两一根，内地10两一根，他小两收，大两卖，能赚6两的钱。那时候，买卖黄金是被禁止的，有风险才有收益，很快，他赚了几万块。钱财来得快，去得就更快。有一天，有个人说有金条要卖，他就用报纸包了一书包钱，背着那个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破军跨去了。一开始，他觉得那卖金条的人长相奸诈，神色可疑，但当那人把金条从裤兜子里掏出来时，金条的诱惑立刻掩盖了他的怀疑。金条是天宝牌的，那时很出名的牌子，那牌子的金条是最纯的。他把那人带到一个楼道里，准备用试金刀把金条切开，看看是不是铅条外包上金的“水货”。一刀下去，很软很纯，果然是天宝牌。在他掏出钱时，那家伙掏出了步话机，喊道：大鱼上钩了，收网！
为庆祝逮住他这条“大鱼”，警察买了两笼狗不理包子。警察问他，吃包子吗？他说，不吃，我哪有心情吃包子。警察说，你要不吃包子就交罚款，不交罚款就关进去。
倒金条倒来的几万块钱都交了罚款。还得体面。他又带了一千来块钱去了广东，想倒腾一些那时候被称为“港伞”的折叠伞回天津卖。在湛江的一家批发店，老板告诉他，问了价就得买，不买就不能走。他说，凭什么，我问价怎么了？我敢出来就不怕这个。那老板觉得他有种，便跟他交了朋友。老板说，我这儿有“夏普6060”的录音机，300块给你，拿回去你卖600没问题。他清楚倒这东西肯定能赚，但他不敢买，有倒金子的教训，再来个冒充卖录音机的警察，他可再没钱交罚款了。最后，他进了一堆衣服回去，同学们喜欢，他不好意思收钱，便送了好多，这趟又算白跑了。
“文革”后，他家在天津百货大楼附近退赔了一间门脸房，他觉得可以用那房子来卖点东西，可卖什么呢？他见很多人排队买一种布，灰色的，据说下水后不起褶。他也想卖这种布。在批发市场，他找到了这种角上写着“无锡色织四厂”的布，他先批发了一卷回去，不到十分钟就卖没了。他又去批发了两卷，没过多会儿又卖没了。他觉得卖布太神奇了，比卖金子还赚钱。他决定直接去无锡的厂子里进货。全国的人都在无锡进那布，那厂里的销售经理成了大家最热门的“行贿对象”，别人送收音机，他就送金戒指，别人送金戒指，他就送金项链，后来，经理不要东西改要回扣了，别人一卷布给5毛，他就给6毛，别人给六毛，他就给1块。付款时，经理如果说，好像还差10块钱。他就马上再给经理十块钱，并连声说：我点错了，对不起，是我点错了。他知道自己肯定没点错。
能让经理舒舒服服占到便宜，经理自然喜欢他，别人一个月等不到一卷布，他三天就能一整车拉回家。到后来，他只要来无锡，都不用在外面吃饭，饭菜经理早就给他在厂子里准备好了。
九
有钱了，他就给母亲买东西。买那些老家具，老物件。他家是民国天津八大家盐商张家的后代，作为大户人家的媳妇，母亲习惯了在家里收拾屋子，习惯了帮奶奶把高脚的铜痰盂擦得锃亮。
每次路过信托商店，母亲都会指着某件东西说，这是咱家的，那也是咱家的。“文革”结束后，也退赔了一些抄走的东西，但退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母亲最挂念的是那个紫檀的百寿图的屏风，上面有一百个各式各样放鞭炮的小孩，他为母亲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他想要帮母亲恢复过去的那种生活。尽管不是一样的东西，但都是母亲喜欢的老物件。
常给母亲买东西，母亲就问，连志，你哪儿来那么多钱？他说，做买卖挣的。母亲说，连志，别出门了，妈害怕，妈不要钱，妈要你听话，你听话就是孝敬妈。他从没和母亲犟过嘴，孝道是他最看重的东西。
1992年，他开了家海鲜馆子，26平方米，6张桌子，每天都有人排队，几拨几拨地换，为的就是品尝刚从广东空运来的活海鲜（当时，北方沿海没有活海鲜，海鱼出海就死）。他是天津第一家海鲜馆子，“先”与“鲜”同音，他就给餐馆起名叫做“粤唯鲜”。后来，这个小馆子发展成为了“天津粤唯鲜文化产业投资集团”。他的公司员工越来越多，他记不住那些年轻人的名字，便都叫他们“小不点”，他对“小不点”们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不点，给家打电话了没有？给家里寄钱了没有？”
母亲78岁时过世了。
出殡时，几千人去参加葬礼，警车开道。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津人都在议论他家出殡的场面。但是对他来说，那天并不风光，他难过极了。多年以后，一家电视台采访他。他说着说着，说到母亲时，仍然激动得掉泪。
他最喜欢在瓷房子的顶层待着。那里有一间顶上全是玻璃的阳光房。阳光房里挂的山水画是母亲的嫁妆，桌上摆的镜子、清代八音盒、汉白玉山石盆、打着锔子的盘与罐、老电话……都是母亲用过的东西。屋角的铜床是母亲睡过的，铜床旁边那个“双鱼牌”止疼片的盒子是母亲每天必需的。旧社会，母亲抽鸦片，解放后禁烟便戒了，是这“双鱼牌”止疼片伴随了母亲的后半生。
这是他的母亲房。在这用来留住记忆的房间里，他经常一个人坐着，看母亲的照片，他喜欢用眼神跟母亲交流，他觉得母亲一直在保佑他。
十
瓷房子、粤唯鲜的生意、助养残疾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接受各种采访……现在，他每天都孤独地忙碌着。忙得他时常觉得自己不属于自己。他51岁了，父母去世多年，两个前妻也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他又是一个人。
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国泰航空做了空姐，女儿喜欢，他就让她去做，他对女儿的要求不高，只要她高兴就好。小石头才是他重点培养的对象，儿子从小对传统文化就表现出的兴趣和天赋让他惊奇，放在加拿大耽误了。他想把小石头接回来，石头妈答应了。一想到这，他便能感到甜蜜，一阵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