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继东朝屋外喊了声：“大鬼，进来！”
“大鬼”弯着腰走进来。肤色黝黑，脸上坑坑洼洼，有些变形，像是某种疾病的后遗症。
“去买盒烟！”李继东递给她10元钱。
转身出门时，“大鬼”朝我笑了笑，除了两颗门牙，嘴里的牙齿似乎都掉光了。
“她叫袁玉珍，‘大鬼’是我给她起的外号。”李继东一边说，一边把脚从拖鞋中抽出来，用脚指头按下地上的电源开关，立式饮水机发出轰轰的声音。
“她曾经是我们云南省名震一时的‘零星贩卖大王’，一天能赚十几万元，毒品就像菜一样，摆在她家门口卖。她有个儿子，小时候不小心被墙上的钢筋戳到脑袋里死了。她结过两次婚，两个老公都因为贩毒被政府枪毙了。她在‘道儿’上也算是狠角色，曾经一个人跑去平兴街买了20把手枪回澜沧县卖。她本该在监狱里服刑的，后来查出感染了，我就把她接了过来。”李继东递过来刚泡好的普洱茶，茶香醇厚。
“大鬼”买烟回来了。她望着我，我望着她，突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
“你觉得李继东这个人怎么样？”我随便问了一句。
“没有东哥，我早死了，我们这里的人也都早死了。”“大鬼”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说话有些紧张。她用右手在自己的左臂上不停地搓着。隐约，我看到了她臂弯里的文身。
“你那里文的是什么？”
“是我们拉祜族的文字。”
“写的什么？”
“幸福。”
38岁的“大鬼”感染的是艾滋病。
“上回‘大鬼’给她姐姐打电话，说想回去看看，被她姐姐拒绝了。她想不开，喝了好多酒，哭着要自杀，我去拉她的时候，手腕还被她抓出血了，我担心了好久，好在检测结果没事。”李继东头向后微仰，跷起二郎腿，轻描淡写地讲述着自己和这179名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
二
回到稍早些时候。
一辆没有牌照的吉普车在山间盘绕而行。
“这里曾经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也曾经瘴气横行，1919年曾有三万多人，到了1949年就只剩下一千多人了。不过，现在好了，因为盛产普洱茶，思茅市马上要改名为普洱市了……”从思茅机场到重生厂的一路上，我听着李继东，这个“2005年度中国民间十大禁毒人士”热情的介绍。
话语间，李继东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看看号码，皱着眉犹豫了一下，在接通前骂了句“他妈的”。
“局长，有事吗？……算了吧……噢……那好吧……下午来吧。”
“谁呀？”我问。
“卫生局局长，妈的，居然有脸打电话来！”
“他得罪你了？”
“跟我私人没关系，我是在生卫生部门的气，他们每年花国家那么多钱，却不作为！”
“怎么个不作为？”
“他们抽血检测，可结果只告知感染者，不告知他周围的人。你想，如果这些人再去传播怎么办，谁知道他们是感染者呢？这些人一发病，他们就去送药，感染者当然感谢，但花很多钱去延长这些人的生命，却不进行有效的监控，这些人又出去传播该怎么办呢？有个感染者的妹妹在2002年就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可2004年却生了小孩。我去卫生局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做她的工作劝她不要生？或是她坚持要生，为什么不给她做母婴阻断或是告诉她不要母乳喂养？这位局长说，生不生是她的权利，传播不传播是她个人的素质问题。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妈个逼的，你是畜生还是人呀？为什么中国现在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么多？就是你们让很多普通老百姓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你们不作为！他当时被我说得不好意思，就说，‘保护感染者隐私权’是国家现在的政策，他们也没办法！晏记者，我只想问你一句，到底是少数人的‘隐私权’重要，还是多数人的‘生命权’重要？”
车窗外，茂密的山林里升起浓浓的雾气，宛如仙境。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三
从磨思公路出来，经过一家砖厂，拐进一个小桥洞，往前50米就是路的尽头。那儿有两扇铁栅栏门，门关着，但没有锁。前面立着两块圆牌子，白底红字写着“警戒”。
这里曾经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因为在磨思公路的高架桥下，刚开始，李继东叫它“磨思大桥下”，但现在附近的人都知道这里叫做“思茅重生厂”。
重生厂没有生产许可证，也没有税务登记证，因为这个“厂”不生产任何产品。
李继东按了两声喇叭，一个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飞奔过来，把门拉开。
“学员在干活呢！”李继东把艾滋病感染者叫做学员，“这里原来是一片没人要的沼泽地，后来我带着他们把地填平，挖了鱼塘，盖上房子，建起花园，现在，砖厂的人跑来说这片地是他们的。不得已，我就在门口竖上警戒牌，这叫‘保卫家园’。”
李继东带领我参观他所“保卫”的“家园”。他身材魁梧，面色黑黝，背有些驼，走路时手甩得老高，拖鞋在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学员穿着短裤，赤裸着文满了各种图案的上身。他们之中有拉祜族、佤族、哈尼族……少数民族特征加之云南充足的阳光让他们呈现出诱人的古铜肤色。无论如何，这些体型健壮的年轻人都让人无法把他们和艾滋病感染者联系到一起。
艾滋病人管理者/高远摄学员们在盖房子。政府一拨钱，李继东就让他们“建设家园”。头发染得黄黄的小伙子们有的和泥，有的砌墙，有的蹲在一旁晒太阳。李继东路过时，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敬畏。他不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不会主动跟他说话。
“他们好像很怕你！”我说。
“必须让他们怕！这些人原来都是偷骗抢惯了的，他要不怕你，你怎么管理？”李继东点了支烟接着说，“有个老人在外地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做同样的事情。我说，你是好心，但有好心未必能做成好事，给他们吃喝只是最简单的，你得随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这些人要是不怕你，聚在一起，将是特别危险的事情！”
那一次，几个感染者喝了整夜的酒，准备了三十多个啤酒瓶做的燃烧弹，准备去扔政府。李继东是在深夜一点赶到的。他往门口一站，看着这群衣冠不整、摇摇晃晃、眼色血红、充满愤怒的人。他们也看着他，场面一下安静了。他们抹着眼泪跪了下来。他们本打算在重生厂里悄悄地走完自己生命最后的旅程。可政府的人说，到李继东重生厂的人全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亲朋好友都知道了，于是，他们都很伤心，于是，喝了酒，做了燃烧弹……
“当时，我跟他们说，感染了就是感染了，这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去美国、去月球你们就没感染了？不可能的！虽然你们不能尽孝，但只要还平安地活着，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安慰！”李继东讲话时有一种天生的霸气，有人说他长得像个土匪，也有人说他在“以暴制暴”，总之，关于他，有太多别人无法仿效的故事。
池塘边有一间小屋。门口拴着一只棕色毛的大狼狗。李继东带着我绕到屋子的另一面，那里有扇小窗户，借着微弱的光线，我见到屋子深处一个男人弓着身子，面朝墙躺在地上，旁边放着一个空碗。
这人曾经是个医生，得知自己感染之后，咬掉了自己的半根食指，接着就疯了。刚进来时，见谁咬谁，所以李继东只能把他关起来，每隔两天送一次饭。
“他姐姐觉得他可怜，跑来看他。他眼睛一鼓，上去就咬，还好，被我们的工作人员抓住头发，一把按在了地上。”李继东轻声说。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感觉有股冷风爬进了后背。
“我去跟检察院的人说，精神病院不收，公安局不要，我现在把人非法拘禁了，你们说怎么办吧？我是把人放了，还是给你们带来？他们说，你快去把他关好吧，你要把他放了，老百姓就得咬死我们！”
在一个被打得凹凸不平的台球案边上，李继东和我抽着烟。头顶上是高高的磨思大桥，汽车经过的呼啸声听上去有些怪异。李继东开始向我回忆他和他的重生厂。
四
李继东曾经是大老板，做过牛奶总代理，承包市政工程，生产预制板，开汽车修理厂……兴隆的生意，几百万元的身家。那时候，他甚至可以上午请朋友坐飞机到昆明吃顿午饭，下午再飞回来。2001年，李继东认识了杨明翔，杨明翔是澜沧县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杨明翔经常一连好几天待在李继东庞大的汽修厂里，那里复杂的环境很受毒犯们的青睐，是蹲点守候的好地方。一来二去，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杨明翔调到戒毒所当所长，就提议让一些戒毒人员到李继东的预制板厂工作。正常工人当时是500块一个月，吸毒人员他给四百五一个月。一开始，李继东以为自己赚了，可后来发现吸毒人员生产技能低，五个抵一个。碍于面子，又不好退回去，结果就有了重生厂的故事。
当时来了78个人。国家规定强制戒毒所的强制期是一年。期满的时候，35个人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这些人都处在社会底层，如果出去以后报复社会，后果不堪设想，当杨明翔表现出焦虑时，李继东说：“以我的实力，把这些人养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他没有想到的是，预制板厂的其他工人很快跑光了，预制板厂不再生产预制板。人们听说他整天和艾滋病人打交道，也不再喝他送的牛奶，不再给他工程做，甚至连汽车修理厂也没人来了。在人们眼里，他成了感染者，一些老朋友见面也不再和他握手。生意，一下子都没了。
三十多人要吃饭，他开始不停地卖东西。2004年是情况最糟糕的一年，厂里的大铁门和机器都被拆下来卖了废铁，卖了502元，买回150斤大米，3天后米就吃完了，第4天，直到下午两点，三十多人都还没吃早饭，他就把修理厂里上千元的备胎折价300元卖了，一天又过了……就这样，他卖掉了自己的三辆车，甚至砸了儿子的存钱罐。
“我完全可以轻松地去挣钱，去享受生活，可偏偏老天安排我在做这些事，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让我孤独地做这些事情，你说我值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因为那是放弃这事最好的时机。可一想到这些人一出去，很多人的生命就没了，我就想再坚持一下，再去卖点东西，再去借点钱。”
转机是他坚持到2005年6月3日时出现的。那天，思茅市市长站在重生厂的茅草屋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太不容易了，个人承担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作为政府我们不能让你流汗又流泪，我们有义务帮你把他们管理好，让他们玩好、吃好、走好。”那天，市长在现场开了一天的办公会。政府决定：投入600万元给重生厂；划一处矿场供他免税开采；部分学员纳入低保，每月每人100元。当天晚上，之前一些消失了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一夜之间成了千万富翁，让他请客。他说：“我心甘情愿地把这些钱都给你，如果你们哪个愿意做、能做。”挂了电话，他就哭了。
看着李继东，我想象着他掉眼泪的样子，感觉有些奇怪。似乎他那种长相和他那种性格的男人是应该没有泪腺的。
“有一次，我儿子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可我拿什么去尽，我不敢带儿子去公园，不敢带他上街买东西，不敢给他开家长会，因为那些毒贩说我多管闲事，总想报复我。你想：这里的感染者，绝大多数是吸毒人员。我把他们控制起来，就等于把毒贩的饭碗砸了。控制了这些以贩养吸的零星毒贩，每年就可控制18250克毒品，让毒贩一年少赚3000多万元。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东哥，我不怕你，我是不要命的人。’我说：‘我早就是了！’”
五
重生厂内部也曾让李继东伤过不少脑筋。那些以偷养贩多年的学员，总是难改自己身上的恶习。正所谓——家贼难防。
“18块钱买的新锄头，5块钱卖了；5块钱买的草帽，5毛钱卖了；米面、油、衣服、凳子……甚至垃圾筒，只要你能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就都有本事拿出去卖了换酒喝，换酸角汁喝，换烟抽……”
“那家伙叫王波，别看他才22岁，可是能飞檐走壁的。”李继东指着远处一个正在砌砖的小伙子说，“他能像猴子一样藏在拐弯的路边的树上，货车一过，他跳进车厢，头上能顶五片石棉瓦或是夹两包水泥再跳下来。后来偷了27辆摩托车，判了两年，他在看守所里待了七个月后，检测出感染了，我就把他弄到了重生厂来。他的身世其实挺可怜的。父母在相隔四年后，在同一路段出了车祸，别人赔的30多万全被他吸毒吸光了。刚来的时候，在我面前表现得特别积极，可每次让他值班，他都悄悄地运点东西到外面藏起来，然后再出去卖掉。有一次，我刚给他们借完钱买上吃的往厂里拉，就看到他在往厂外滚铁桶，把我气得，下车就扇了他几个耳光，踢了他几脚。当然，也不会打得太重，打伤了，还是得我出钱去医院医治。光是王波，就这么先打，再做思想工作，反反复复都不下十多次。”
王波只是其中一个。李继东说，像他这样的，重生厂里太多了。李继东安排的正常的工作人员混在他们之中当“内线”，所以，即使他不在厂里，也能对情况了如指掌。
除了家贼，为女人争风吃醋打架也曾经是让李继东解决不完的问题。“在这里，女的只有几个，漂不漂亮都有人追，而且是好多人一起追。于是，我就在他们互相愿意的情况下，给他们安排夫妻房，不准其他人再追。有学员跟我说：‘东哥，我们也有生理需求呀！’我说：‘我知道你们有生理需求，但有什么办法？得了这病，就阴悄悄地过吧，实在不行了就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们当做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要是运气好，我再在外面收点女感染者回来。’”
17岁的巴度是重生厂最小的。他是所有姑娘的“男朋友”，只有他才有权利跟别人的女朋友勾肩搭背地走来走去，因为女人们都把他当做小弟弟。我见到他时，他正在跟傣族学员学打象腿鼓。巴度并不觉得自己小，他说他是大人了，因为他梦见有个女的要他舔她的脚。巴度是14岁时来的，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他只是看着早上还在教他弹吉他的哥哥，晚上送去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回来。东哥说，他走了。李继东给他买来小兔小鸭子，最多的时候巴度同时养了14只小动物，巴度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走”，其他人也都不知道他们自己什么时候会“走”。
六
一听到学员要请假回家，李继东心里总会咯噔一下。很多次了，他们早上刚提出请假回家，下午却进了医院，到晚上就“走了”。
那是他们的回光返照。
李继东记得那个叫胡浩的学员。那天胡浩很早就爬起来，先是在池塘边唱歌，然后打电话给李继东，要跟他拉家常。电话里，胡浩说自己想回家，说自己回去后肯定好好做人，还说自己想吃鸡腿，想喝酸奶。李继东感觉不对，就买了鸡腿和酸奶过去。吃完七个鸡腿喝完两瓶酸奶之后，中午胡浩就开始发高烧。李继东叫人把他送去医院。下午的时候，胡浩不断给他打电话，说想见他。李继东带了四个人去陪他吹牛，一直吹到晚上九点钟，这时，医生敲了敲玻璃让李继东出来签病危通知书。
“我刚写下‘胡’字，突然下意识地一抬头，隔着玻璃，我看见他脑袋一歪，走了。他爹妈死得早，只有一个姐姐，我给他姐姐打电话，他姐姐说：‘直接烧了吧！我不来了，我弟弟没有后代，骨灰也不用留了，直接让风吹走吧！’”李继东讲这话的时候，流露出某种难以形容的伤感。他不愿意去医院，没人愿意不停地面对熟悉者的死亡。
但每次，要走的学员都想见他最后一面。类似送走胡浩的经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回了，而且注定还会继续。
“想那么多干什么？每天要死那么多人，自杀的，他杀的，生病的，车祸的。想得过来吗？”李继东突然呵呵地笑了起来。他还是用脚趾按开连通饮水机的电源，泡普洱茶给我喝。
“多喝普洱茶，对身体绝对有好处。根据医学指标，艾滋病病人的CD4（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在200以下就会发病，但在我们这里，有很多人CD4在180以下还是没有发病，我什么药都不给他们吃，就给他们喝普洱茶。这东西，我们这儿满地都是。”李继东得意地说。
七
喝茶的时候，李继东讨厌的卫生局局长的小车到了。除了局长外，还有两位女士，其中一位，李继东认识，她是思茅市疾病控制中心的防艾官员。另一位是他们介绍来的作家，从她名片上密密麻麻的介绍看，写过很多小说。
“听说你们这里有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女作家问。
“谁说的，我们这里怎么会有艾滋病感染者呢？疾控中心不说，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谁是感染者？”李继东没好气地回答。
“别这么说，人家是北京来的作家，再说，检测结果不也都告诉你了吗？”疾控中心的女士面色一下子变得难堪起来。
“那是我带去检测的人，你们能不告诉我吗？”李继东脸一沉，声音大了起来。
场面似乎有些尴尬，我便先溜了出去。
不一会儿，来访者走了。
很显然，那位疾控中心的女士也曾得罪过他。“那女的是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这些荣誉，都是因为防艾得的。我当时的条件他们也了解，可她去跟省里的领导说我使用廉价劳动力。我倒是想使用廉价劳动力，可当时什么工程都不给我，我怎么个使用法？”李继东怒气冲冲地说。
“是她当时不了解你的情况吗？”
“她当然是最了解的！”
“那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不是因为我反映他们不作为！”
对于那些获得荣誉称号的人，李继东是保留看法的。
2006年6月26日，居庸关长城上，纪念第19个“国际禁毒日”的活动正在举行。李继东以159996票排在“2005年度中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首位。他跟其他九位“禁毒人士”商量，建议大家把每人3000元奖金中的1000元捐出来给十名禁毒英烈的子女，可九位“人士”均以不同的理由拒绝了他的建议。有的说，他比他们还困难；有的说，这钱是集体的，他做不了主；有的说，还得把钱拿回去办更多的事情……
他灰心了，一言不发地把身上那条“2005年度中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绶带解了下来，塞进旁边的垃圾桶里。掏出电话，开始拨号，叫人马上汇28000元钱过来，英烈子女每人1000元，其中上大学的3人每人再资助6000元学费。长城上，阳光明媚，媒体大大小小的闪光灯闪个不停。他没有出现在“十大禁毒人士”的合影里。
八
这天晚上，所有的学员都集中在空地上。过几天，这里将有一场晚会，来访的是思茅市某企业和工商联的领导，他们给重生厂捐了20台电脑。李继东是晚会的导演。
“挥挥手啊！你在唱歌还是在演僵尸！”32岁的李洪文木讷地站在空地中间时，李继东放下手中的茶杯大声地指挥着，“往中间走两步啊，再不动送去劳改！”“对，送去劳改……”人群里爆出一阵起哄的笑声。
什么路通往幸福？
什么心那么无助？
谁家的孩子躲在夜里哭？
青春在夜里凋谢，
是不是找不到归宿……
歌声伤感而充满磁性。李洪文手里拿着一个花露水瓶子，那是他的麦克风。
空地上没有灯光，在月光的映照下，李洪文身体的剪影木讷地晃动着。头顶上，磨思大桥上夜行的卡车呼啸而过；身后的池塘里，青蛙呱呱地伴唱。
我按捺住自己。月光下，一颗圆圆的泪从脸颊上滚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