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颇多珍闻佚乘，袁世凯的那篇《戊戌纪略》，也列入其中。那《选辑》的编者，在篇端加着一段按语，云：“据北京历史博物馆原钞本印。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作于阴历八月十四日，即阳历九月二十九日，乃在六君子被杀后之次日。袁世凯所记，多为旧党和自己辩护，因此不可全信，编此仅作参考。”
据我所知，袁氏确有这篇《戊戌纪略》，藏在他河南彰德洹上村的养寿园中，从没有在哪里发表过。记得在民国十年左右，我的内兄周梵生，在袁家当西席，教袁寒云的儿子伯崇、叔骝等读书。梵生那时已看到这篇《纪略》，录副寄给我一阅。当时我在吴中，和赵眠云同辑《消闲月刊》，便拟把它作为史料揭载。为郑重起见，先请梵生征得袁家同意，不料袁家认为不宜发表，只得作罢。隔了一年，那位曾充袁氏幕府的林屋山人步章五，在上海办《大报》（小型报的一种），他就毅然把这《纪略》公然刊出，引起史学家的研究。后来《纪略》的原钞本，归到北京历史博物馆，那就不知怎样的线索了。
戊戌政变，那是谭嗣同事前和袁氏密商，袁氏弄两面派手段，一方面表示激昂慷慨，允如所请。一方面连夜向直隶总督荣禄泄密，出卖了新党，由荣禄报告慈禧，慈禧立从颐和园回宫，囚禁光绪帝，且下令逮捕新党，祸事发作，六君子被杀。可是《纪略》却这样叙述：“谭嗣同夜访，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云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兹有朱谕，请予出朱谕宣读，立将荣某正法，即以予代为直督。并派兵围颐和园，大事可定。谭言时，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谭又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密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以上云云，说得何等光明磊落，讵意行为恰恰相反。袁氏卑鄙谄媚，利禄熏心，而新党与虎谋皮，竟遭杀身之祸，这一段，袁氏便讳言了。
袁氏的《纪略》，处处为自己辩护，极颠倒是非之能事。后来，他的次子寒云，又在《晶报》上发表《新华私乘》，虽不讳言告密，然诬指新党为包藏祸心，阴图乱逆。如云：“戊戌政变之初，康有为以说惑景帝（即光绪，因光绪有德宗景皇帝的谥号），帝冲幼无识，不辨其奸，遂重任之。设懋勤殿，夺军机权，有为渐施离间，欲假先公之兵，谋危孝钦后。先授先公以侍郎，继使谭嗣同至小站劫先公，假帝诏，命先公囚孝钦后，杀荣禄。先公早识宄谋，乃佯诺之，隐走告荣禄，禄仓皇请策，先公嘱禄密诣颐和园，请命于孝钦后，禄亟入觐奏，孝钦后从容返跸，立禁帝于瀛台，仍垂帘听政，斩有为党谭嗣同等五人，及有为弟广仁于市。”贬斥新党，也是根据《纪略》为作辩护罢了。寒云别有《辛丙秘苑》一书，也刊载在《晶报》上，对于袁氏暗杀宋教仁，洗刷净尽，如云：“宋遁初入都，先公一见，即大称赏，每谈政事，辄逾夜午，欲以内阁畀之。二年冬，予适在沪，知先公遣秘使迎遁初者数次，遁初察之稔，欣然命驾。行之先，陈英士、应桂馨等宴之，筵间，陈询其组阁之策，遁初曰：‘惟大公无党耳！’陈默然，应詈曰：‘公直叛党，吾必有以报。’言时，即欲出所怀手枪，座客劝止之。遁初曰：‘死无惧，志不可夺，’遂不欢而散。而陈、应日相筹谋。予故友沈虬斋，陈之党也，曾谓曰：‘遁初不得了！’予详诘之，虬斋曰：‘同党咸恨之，陈、应尤甚。迩来靡日弗聚议，虽亲如予，亦不获闻，偶密窥探，辄闻遁初云云，辞色不善也。’未几难作，遁初竟死矣！”这个烟幕弹，也是混淆视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