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晚期社会与帮会的兴起
门派政治的衰落，似乎也和明帝国的衰落密不可分。在明神宗统治的万历时代（1573年—1620年）出现了若干腐朽的显著趋势。皇帝与实际管理帝国的文官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最后长期拒绝接见臣僚，这种态度对于帝国的机体是灾难性的。许多空缺的官员位置得不到补充，紧急事务也难以得到及时处理，诸多腐败难以遏制地蔓延开来，僵化的体制摇摇欲坠。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活动进入古代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由于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安定与从东南亚引入美洲的作物，中国人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5亿甚至更多。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1517年葡萄牙人又第一次从海上访问了中国。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全球的贸易网络已经建立起来，随着对欧洲的出口顺差，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流入明帝国，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繁荣。204在帝国东南部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和陶瓷等行业的手工工场，出现了大量的自由雇佣工人，城市在数量和人口上都有了显著发展，市民可以享受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生活。新的工商业市镇不断涌现，逐渐构建起密集的地区性贸易网络，全国性的商人集团，如徽商和晋商也在形成中。
对于武术世界而言，这一时期是侠客岛的灾难性统治后的恢复时代。传统门派政治走向衰落，但建立在成熟商贸体系上的江河与湖泊却更加发达，这就催生出了以控制商贸和消费活动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新型帮会。它们逐渐摆脱上游的门派控制，而成为江湖空间和武术世界的主导者。
在上文阐述过的长乐帮是这些新型帮会中的一个较早例子。长乐帮的鼎盛并未维持很长时间，在石破天辞去帮主之位，和妻子搬去凌霄城后就逐渐衰落。但同类的帮会却在此后数十年中不断地涌现。譬如明末在浙江中部的龙游帮，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帮会，与全国性的龙游商人集团联系密切。南京的金龙帮也相当庞大，他们把持了南京地区的商铺。稍晚一些时候的漕帮或青帮则依托于南北之间发达的漕运业。
人们本来会期望，丐帮在这一时期会有长足的发展，归根结底，这一帮会是依赖于城市和市民经济的。不过自明代中期以来，丐帮被家族政治所控制，早已一蹶不振。任我行时代的丐帮帮主解风肆无忌惮地给他的几个儿子赐予了青莲使者，白莲使者的封号。205由此解氏家族几代人垄断了丐帮的领导阶层，这一时代直到16世纪末才结束，此时丐帮已经四分五裂，奄奄一息。昔日丐帮所占有的广大势力范围也都被其他帮会所挤占和瓜分。
与南方的商业型帮会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北方的盗匪型帮会。北方的经济从来没有达到过扬子江以南的繁荣水平。并且自从17世纪以来的小冰河期导致了北方农作物的歉收和饥荒的蔓延。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自己无力依靠农作谋生，不得不投身盗匪。在17世纪20年代，出现了山东群盗、河北的青竹帮以及陕西饥民和逃亡士兵组成的盗匪集团。这些大同小异的地方性强盗集团随着帝国危机的加深而不断扩张。
兼具上述二者特点的是在东南沿海的海盗会党，其首领首先是海商李旦，在17世纪20年代中期后是号称“蓝海上的巨鲸”的郑起云，又名郑芝龙。这一集团是倭寇的继续，从事贸易，有时也进行劫掠，在中国、日本及西方各国的海上势力间游刃有余。
这些主宰江湖空间的帮会虽然有着重大区别，但也兼具共同点，即由共同利益决定的自由人（往往是武术家）的结合。门派在此不再作为决定性因素存在。一方面，传统的宗教门派，譬如武当和少林，对于把握商业体系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也难以将整个门派投入盗匪活动；另一方面，其他世俗门派逐渐被家族化，其势力仅限于本地，而对武术世界和更广阔的江湖空间难以全面把握。而其下游的帮会以更为灵活多变的形式取得了江湖空间的主导权。
这并非是说，门派对于武术世界毫无影响，只是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能力被大为削弱了。在明代的最后几十年中，最为著名的武术家仍然来自于那些受人尊重的传统门派，譬如五台山清凉寺的十力大师和铁剑门的木桑修士，而最为显赫的是华山派的“神圣之剑、不死之猿（Divine Sword，Immortal Ape）”穆人清，他是令狐冲的再传弟子，或许也得到了侠客岛流传下来的一些高深武术，使得他在菊潭之后名声大振。华山派号称获得了复兴，但是穆人清仅仅有几个早死的师兄弟以及三名散居在不同地域的弟子。华山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这些武术家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身罕有权力诉求，这与一个世纪之前严格的政治性门派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穆人清及其弟子们，后期主要是依附于高迎祥和李自成的西北盗匪集团而活动。
满洲的崛起与辽东战争
在十六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明帝国被卷入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其中最重大的是帮助朝鲜抵御丰臣秀吉野心勃勃的入侵（1592年—1598年）。在朝鲜战争中，明朝勉强获得了胜利，但是军事实力也被严重损耗。因此，当东北的满洲崛起时，帝国发现自己仅有极为有限的资源可以应对。
满洲，最初被称为建州女真，和五个世纪之前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出于同一族群。在金朝覆灭后，东北仍然分布着许多女真人的部落，在元代和明代大部分时间内他们回到了向帝国纳贡的野蛮人的生涯。不过在十六世纪末，建州女真的首领、爱新觉罗氏族的努尔哈赤趁中日战争的契机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接下去的几十年中统一了各女真部落，并在1616年自称大汗，宣布重建“大金”政权，即后金。
努尔哈赤政权的建立是和称为“八旗（Eight Banners）”的军事组织密不可分的。这一组织是由女真部落的生活狩猎单位发展而来：每一个平民家庭都隶属于一个牛录，后者包括大约三百户家庭。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即旗，以不同颜色区分。最初只有正黄、正白、正蓝、正红四旗，但随着努尔哈赤麾下牛录的不断增加，于1615年又增设了镶黄、镶白、镶蓝和镶红四旗，一共八旗。牛录和甲喇的负责人可以由原部落的首领充任，而八旗的旗主则由努尔哈赤任命他的子侄充当。这样就将原有的部族权力关系纳入到一个新的社会体系中。206在清政权缔造的早期，八旗体制被证明是极有效率的，但不免产生旗主权力过大的问题，这一制度后来越来越成为向专制皇权体制转化中的障碍。
对于明帝国来说，“大金”这个国号大概不会唤起太美好的回忆，尤其是在和女真人联系在一起时。不过只有在努尔哈赤于1618年主动攻陷辽东的抚顺之后，帝国才做出反应。在1619年，一支约十万人的明军被派遣去平定这个边境之外的麻烦，但却全军覆没，使整个帝国为之震惊。此后，经过一连串的军事灾难，到了1626年，整个辽东以及部分辽西都落入努尔哈赤政权的掌握。
在后金崛起之前，山海关以东地区已经有大量汉族人口居住，最初是作为明朝的军事卫所，逐渐建立出城市和商业。虽然武术世界的繁盛无法与内地相比，但也产生出了万马庄、青龙门、快刀门、卧虎沟、金顶门等主要门派。207当后金的叛乱开始后，大约一百万汉人落入努尔哈赤之手，其中很大一部分自由民沦为女真人的奴隶。这激起了汉人的反抗。在1625年，汉族居民在关东各大门派的领导下发动反满暴动，但由于组织不善而在后金军队的围剿下失败，许多门派也都覆灭。208此后很长时间内，唯一的抵抗基地是在后金与朝鲜之间的皮岛，此地由明朝将领毛文龙驻守，许多辽东的武术家都前去协助他。
1626年2月，努尔哈赤向明朝的边城宁远进攻，但却遭遇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明朝的守将袁崇焕在宁远装备了从澳门进口的葡萄牙火炮，向对这种武器一无所知的满洲骑兵开炮，后金军队蒙受了巨大的伤亡，努尔哈赤本人据说也被击伤，在当年9月死去了。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了他的汗位。
为了给父亲复仇，皇太极在1627年发动了宁远‐锦州战役，不过在袁崇焕的坚守下再度以失败告终。此时袁崇焕的声望上升到了顶点。新登基的明思宗朱由检（1627年—1644年在位）赋予他以辽东战场的总指挥权，他也向皇帝保证，会在五年内收复辽东的土地。袁崇焕筹划以堡垒防御体系缓慢推进，将后金围困致死。但在此过程中，袁崇焕越来越发现毛文龙的皮岛是他的障碍，这一独立的军事单位不仅不听命于他，而且还有和后金相互串通的嫌疑。在1629年7月袁崇焕以思宗的名义处死了毛文龙，将皮岛占为己有。许多忠于毛文龙的武术家愤然出走，他们后来成为渤海上的海盗，创立了所谓的渤海派。
即使除去了毛文龙，袁崇焕的计划也未能成功。毛文龙死后不久，在1629年10月，皇太极设法绕过了他的防线，带领八旗军从蒙古地区突破燕山，直抵北京城下。后金军队的突然出现令明朝政府感到了恐慌：本来满洲人还只被认为是遥远的边境问题，而现在他们出现在帝国的核心。袁崇焕率军救援首都，在北京城外挡住了皇太极的进攻，后者在蹂躏北京周边后及时撤退。但袁崇焕再也没有重获皇帝的信任。思宗认定后金军队能够顺利入关，与他的通敌行为有关。袁崇焕随后被逮捕，并于1630年秋以极度残酷的刑罚被处死，据说北京居民曾吃他的肉来泄愤。209
袁崇焕的家人都和他一起被处死，但他的忠实部下设法营救了他的幼子袁承志，并组建了一个秘密的反对党“山宗”。这一秘密集团和许多武术世界势力相联系，并深刻影响了明朝最后十多年的政局和武术世界局势。凭借山宗的关系，袁承志被送到华山，成为武术大师穆人清的最后一个门徒。
在袁崇焕死后，皇太极将目标转向了对蒙古的征服，从1632年开始，皇太极向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的最后一个大汗林丹发起攻击。两年后，林丹汗在战败后死去，内蒙古地区基本被后金征服。在臣服了蒙古人后，皇太极在1636年进一步宣布自己为皇帝，将“大清”作为新政权的国号，将女真各部落统一称为“满洲”，并组建了仿效明朝的官制。这一僭越的行径表明，皇太极不会只满足于辽东的土地，其最终目标是征服整个中国本部。
1637年，明朝在辽东最后的据点皮岛被满洲人所攻占。第一个登岛的是27岁的青年将领鳌拜（1610年—1669年），据说明军将士没有人可以抵挡他的进攻。鳌拜因此被赐予“巴图鲁（Baturu）”的称号，意为勇士。他是满洲人中第一个重要的武术家，据说也建立了满洲的武术流派黑龙门。因此，皇太极在扫除了后方一切障碍后，可以放手和明帝国进行最终的较量。
李自成与华山派的活动
觊觎中国皇帝宝座的并非只有皇太极一个人。同一时期，在陕西出现了另一位大有希望的挑战者——“闯王（Dashing King）”李自成（1606年—？）。他本来是米脂县驿站的工作人员，有相当的武术造诣，因为政府的财政紧张而被裁员，此后他为了生计投入盗匪活动中，在1629年左右参加了反明起义，并很快成为一个重要首领。
从17世纪20年代起，旱灾和饥荒开始蹂躏中国西北部。另外，为了应付辽东战争所带来的财政紧张，政府开始加派“辽饷”，令农民越来越无法负担。绝望的民众纷纷投身为盗匪，对尚完好的农业区进行劫掠，而这导致了更多灾民的出现，这种滚雪球的效应成为推动明帝国内部崩溃的主要动力。在1630年后，陕西各地出现了足以攻城略地的盗匪集团，特别是自称“闯王”的高迎祥尤其强大，李自成成为了他一名部将，他的另一名知名将领是延安人张献忠（1606年—1647年）。帝国设法围剿，但归于失败，从1633年起，起义军像潮水一样涌入北方其他省份。在1635年，高迎祥的军队攻陷河南荥阳，在那里召开了北方十三支起义军的联合大会，达到了反明运动的高潮。但第二年，高迎祥被政府军所击败，他本人被活捉后处死。“闯王”的头衔于是被李自成所继承。而张献忠则与之分裂，向南方发展。
在源于陕西的叛乱活动中有华山派的深度参与，其掌门人穆人清痛恨明朝晚期的腐败，因而全力地支持李自成的军队。在起义以来的数次危机中，或许正是穆人清拯救了李自成。从1638到1640年，李自成的队伍陷入低谷，躲在陕西和四川之间的深山中奄奄一息。也正是穆人清加以庇护，而他的大弟子黄真也在李自成的军队中担任教头。在穆人清看来，经过近三百年的统治后，明朝已经不再拥有上天的眷顾，它的灭亡即将到来，李自成将注定成为下一个王朝的开创者。穆人清打算效仿三个世纪前的张三丰，要扶植一个新王朝的诞生。
1642年之后，随着李自成在华北不断攻城略地，穆人清和黄真也开始发动整个武术世界加以策应，并亲自为李自成督办军饷。穆人清如此投入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李自成尽早建国，以抵御辽东日益严峻的满洲威胁。穆人清认为李自成可以建立一个和平的盛世，但满洲的入侵则会将中国拖入地狱。
穆人清并非唯一支持李自成的武术世界势力。在李自成身边除了穆人清外，还有多名武术家为他效命，如他的贴身卫士，即号称“飞天狐狸”或“美刀王”的胡逸之，右果毅将军田虎、剑术家苗美以及出身丐帮的范统。这些武术精英的加盟表明武术世界相当多的势力已经深深卷入了反明朝的大起义中。更多的观望者在随后几年中投入到反明浪潮中，加速了明朝的崩溃，这一点与穆人清的弟子袁承志密不可分。
1643年初，大约二十岁的袁承志也遵照穆人清的指示，离开华山，去李自成军中效命。此时李自成已经夺取了湖北襄阳，并建立了初级的政府机构。他的主要幕僚是一位知识分子李岩，其妻子是卖艺出身的“五湖门”女武术家红娘子。在李岩的建议下李自成没有破坏当地郭靖和黄蓉的民间祠庙，并亲往祭奠，赢得了武术世界的好感。袁承志在李自成军中短暂逗留，并和李岩成为了好友，不久后他前往东南地区和穆人清会合，后者正在当地为李自成筹措军饷。
李自成希望能够从江南的富庶地区获得财政支持，但当地势力并不买账。此时，由穆人清和黄真建立的运输路线被浙江的龙游帮和温氏家族的石梁派所截断，大批黄金被夺走。袁承志和黄真会面后，一起迫使浙江的武术势力们交出了被劫走的黄金。
成功打击浙江无视闯王的武术势力后，袁承志又被卷入了南京发生的帮派纠纷中。此时当地的金龙帮正在被以仙都派为首的武术世界各大势力围剿。起因是一起并不重要的仇杀事件，然而根本原因是金龙帮在十七世纪以来飞速发展，控制了中国南部最重要的城市，从手工业和商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在南京拥有可观的地产，因而引起武术世界各方面的觊觎。在仙都派的邀请下，这些势力的代表，包括“蓝海上的巨鲸”郑起云、五台山清凉寺的十力和尚、昆仑派的著名剑术家张心一以及华山派的几名弟子都来到南京。另外满清方面也派遣了间谍太白三英，试图从混乱的局势中取利。袁承志首先帮助金龙帮挡住了仙都派的进攻，然后迫使华山派的几名低级弟子服从自己的权威，最后则适时揭露了满清的计划，激起了与会者的民族激愤。袁承志成功地进行了调停，金龙帮的利益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袁承志的成功和背后的穆人清支持密不可分。郑起云和十力这样的武术世界领袖来到南京并非仅仅为了打压金龙帮，也是为了和穆人清会面，讨论对李自成的支持问题，这一点关乎到武术世界的未来命运。穆人清打算组建一个广泛的支持李自成的联盟，不过穆人清的弟子归辛树却对此反应冷淡，他已经在南方武术界拥有相当的地位和声望，不愿意为一个前途未卜的农民军阀效力。最终他勉强服从了老师的安排，穆人清和其他武术人物的会面也达成了预期结果，令他满意离去。
但穆人清的政治观察能力相当有限。他看不到江南武术集团对李自成的支持最多是半心半意的，并且从未起到过很大的作用。李自成真正的潜在盟友是帝国东部的盗匪集团，包括河北的青竹帮、渤海上的渤海派以及山东的多个山寨匪帮，他们尚未承认“闯王”的权威，彼此也是一盘散沙。穆人清也没有和这些盗匪打交道的兴趣。
使得局面得以改变的是，袁承志在南京发现了两百多年前建文帝在出逃时埋藏的珠宝，这一价值巨万的财富可以换取无数粮食和军械。袁承志遂开展一项惊人的计划，他运送这些财宝北上，吸引了东部大批盗贼到来，在用武力慑服后，袁承志将这笔财富分给了山东和河北的盗匪集团，赢得了他们的拥戴。随后和山宗旧部的会合更壮大了袁承志的力量。
在1643年8月，在泰山举行了盗匪集团的大会，在华东和华北各大帮会和武术家族的推举下，袁承志出任了七个省份的武术盟主。这是堪与“闯王”李自成相匹敌的头衔。在其“山宗”部属与华北盗贼的共同发动下，明帝国东部也爆发了由各盗匪集团联合发动的武装起义，使得明朝在华北的统治完全陷入崩溃。此后袁承志及其部属在山东和河北交界处建立了一个起义基地，称为山宗营。210
但袁承志并未在山东主持战局，他有一项更为惊人的计划。在9月份他到达了清国的首都盛京（今沈阳）去刺杀皇太极，后者因为赢得了1642年的松山‐锦州战役而将统治范围拓展到了山海关，日益危及北京的安全。袁承志担心他会乘明朝内战的时机大举南侵。关于这次刺杀行动的结果说法不一。根据清朝方面的记载，袁承志被皇太极对中国人民的善意所感动而放弃了刺杀；另一种说法是他被皇太极所聘用铁剑门武术家玉真子活捉，在原袁崇焕下属祖大寿的庇护下才得以逃脱。
第三种说法更为直截了当：袁承志成功了。皇太极本人确实在1643年9月21日原因不明地突然死亡，清朝方面一直对此讳莫如深。在野史中透露出消息，皇太极有可能是被刺杀而死，据闻是他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1612年—1650年）为了夺位而铤而走险，也可能是袁承志取得了成功。无论是谁下手，当时在盛京的袁承志都看到了自己目标的实现。
但如果袁承志指望皇太极之死能够导致满清的崩溃，那么他不得不感到失望了。在皇太极死后，的确因为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之间争夺帝位而几乎引起内战，但最终矛盾被消弭，双方达成协议，同意由皇太极的幼子福临继位，多尔衮和另一名元老济尔哈朗辅政。满清的权力结构虽不无隐患，但目前仍然坚若磐石。
从明朝灭亡到清朝迁都
袁承志离开盛京后，随即来到北京准备刺杀思宗。这既是为其父亲复仇，也便于李自成向北京进军的事业。李自成在1643年10月攻破潼关，杀死了曾经擒获高迎祥的总督孙传庭。在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为自己戴上了皇冠，建立了新的政权“大顺”，随后率领五十万人的大军浩浩荡荡向北京进发。
此时在北京政府中，由于思宗顽固地拒绝借助满清的力量剿灭李自成，以宦官曹化淳（1589年—1662年）为代表的势力被多尔衮所收买，正在密谋废除思宗而另立亲清朝的诚亲王，以设法保持明朝残余的统治。为此他们甚至请来了以毒理学研究著称的云南五毒教，此教在蓝凤凰之后从日月教中独立出来，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很有根基。
袁承志发现只有思宗继续在位，才能阻止他最不想看到的满清入关。在思宗的女儿长平公主（1629年—1735年）的劝说下，袁承志暂时放弃了刺杀思宗的计划，甚至不得不反过来对他加以保护。五毒教的内斗给了他分化对方的机会，他慑服了五毒教主何铁手，感化她成为自己的弟子。因此，曹化淳利用部分织锦衣服卫队和五毒教发动的废帝政变之乱也被挫败了，不过因为思宗的愚蠢，曹化淳本人竟得以脱罪。
但思宗和明帝国没有喘息的余地，目前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面对李自成大军的逼近，如果不向长期的敌人满清寻求庇护，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到南方地区。但由于山东和河北的盗匪集团在袁承志的动员下全面反叛并切断了南北交通线，即使南逃，到达南京的机会也很渺茫。因此思宗否决了南迁的建议，只能等待奇迹发生。使得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此时在华北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北京城中也有近半数人死亡。211北京事实上已经毫无抵抗之力。
李自成的军队在1644年4月21日进入居庸关，几乎没有遇到有组织的抵抗就到达北京城墙下。袁承志在4月24日为李自成打开北京城门，让他得以长驱直入。思宗得知噩耗后陷入癫狂状态，杀死了自己的皇后和几名嫔妃，长平公主被斩断了一条手臂，但被袁承志及时救走。212在李自成的部下到达禁宫前，思宗在宫外的一座小丘陵上自缢而死。袁承志怀着复杂的情感将他的尸体带回了宫中。
现在李自成成为了北京的新主人，他由农民和盗匪组成的军队遂开始疯狂而短视的劫掠，最初是拷打官僚和巨富，要求他们交出收藏的财富，但很快就变成对居民和商店无差别的抢劫。杀人和奸污妇女如果说不是普遍行为，也绝非零星的偶然事件。这些行为都得到了李自成的默许。袁承志和李岩加以劝阻，但未能奏效。
事实上，李自成也正在为袁承志过大的权力而感到不安，他通过牛金星要求袁承志废除“七省武林盟主”的称号，袁承志却没有正面回应。213而因为袁承志不顾他的暗示，拒不交出美貌的长平公主，就更令他不满了。双方的关系变得日益冷淡，如果不是敌对的话。到了5月初，感到和李自成难以再相处的袁承志决定带着他的下属退出北京。这也令忌惮他的武术力量的李自成松了口气。
在袁承志离去后，李自成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他很快就被一位美丽的妇女迷得失魂落魄。她叫陈沅（又称陈圆圆），本来是南京的一位名妓和交际花，刚刚嫁给北京的一位要人作为妾侍。但在城破后被强行献给了李自成，并很快赢得了他的欢心。对于未来的中国皇帝而言，占有一位美女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可不幸的是，陈沅的丈夫正是目前驻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他的军队中因为招募了不少原金顶门的武术人士而能和八旗骑兵保持均势。李自成的做法不能不引起他的愤怒和恐慌。
吴三桂之前正在考虑与新政权合作，但听说陈沅的遭遇后，就拒绝了李自成招降他的要求，李自成轻蔑地杀死了吴三桂的父亲和家人，此后二人间的任何妥协都不可能了。李自成不能不考虑到山海关的重要性，遂亲率约十万人的军队前来夺取山海关的控制权。吴三桂难以与之抗衡，他决定打开山海关迎接清军进入中国本部。正如诗人所讽刺的：
那一天，我们的皇帝离开了人间。
大军从边关南下，要消灭敌人，收复江山。
军人们为不幸的皇帝哭泣，穿着白色的丧服。
但将军的愤怒却是为了女人美丽的娇颜。214
事实上，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正在密切监视北京所发生的情况，并已决心在适当时机介入。大约六万名八旗军驻扎在山海关外不远处。此时吴三桂的请求无疑是面前分开的红海。在1644年5月27日，吴三桂与李自成的军队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展开交战。吴三桂依赖金顶门的武术士兵和李自成打成平手，但随后精锐八旗骑兵的介入使李自成无力再支撑，他在惨败后撤回北京。6月3日，李自成在“禁止之城”举行了草率的登基典礼作为最后的狂欢，然后焚烧了宫殿，带着他的军队逃回西安。大顺政权对北京四十二天的占领便告结束。
李自成的迅速溃败常常被归结为其军队贪腐后的士气低落，不过也可能和当时北京的鼠疫有关，而与袁承志的失和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否则，如果袁承志的武术军团加入李自成的行列，就可以迅速压倒金顶门相对微薄的武术士兵，令李自成得以尽快击溃吴三桂的军队，不必陷入胶着状态，这样就可以保存更多的力量和八旗骑兵交战，获得平局甚至胜利并非不可能。这一点当然已经无法证明了。可以确定的是，因为和袁承志的矛盾，李自成确实也失去了来自华山、山宗和武术世界的大部分支援，在退出北京后，面对优势的清军在华北的突进毫无抵抗之力。
清军在6月6日进入北京，旗号是为死去的明思宗复仇，受到了饱受李自成蹂躏的北京市民的欢迎，逃到城外的曹化淳也赶来迎接一直和他私下往来的多尔衮。吴三桂本来希望清军能够在得到财物和女人的报酬之后退出山海关外，重新恢复明朝的统治，但多尔衮迅速地接收了原明朝的大部分官员，建立了新的政府机构，看来毫无返回辽东的意图。如果说吴三桂曾对此感到不安的话，那么清廷很快就慷慨地赐予了他“平西亲王”的封号，足以令他抛开对明朝的微弱怀念，死心塌地地为新帝国服务。
虽然依靠范文程等汉人智囊的协助，以及曹化淳这样的内部合作者，多尔衮做好了全面而长久地统治中国的准备，但这一点在满洲上层的军事贵族中也存在相当大的争议，许多习惯掠夺战争的王公贝勒对于管理庞大的中国也并无信心，而认为应当在获得足够多的财货后返回故乡。215而受到八旗议政的传统体制束缚，多尔衮本人也并未掌握绝对权力，无法压制豪格和济尔哈朗等政敌，后者在许多问题上都处心积虑地和他作对，何况他的同母哥哥阿济格也力主这种观点。216因此在1644年7月，多尔衮不得不召开一个旗主会议。讨论清朝未来的走向。与会的主要旗主是：
1．正黄旗，皇帝福临本人，由于年幼而由孝庄太后代为出席。
2．镶黄旗，同属于皇帝。
3．正白旗，睿亲王多尔衮。
4．镶白旗，英亲王阿济格。
5．正蓝旗，肃亲王豪格。
6．镶蓝旗，郑亲王济尔哈朗。
7．正红旗，礼亲王代善。
8．镶红旗，贝子满达海（代善子）。
会议的讨论长久没有结果，最终由足智多谋的孝庄太后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一方面继续对中国的征服，另一方面则将在北京获得的财富聚敛起来，运出关外埋藏起来。即使未来八旗军民被迫退出中国本部，也有足够多的财富可以享用。这一方案既不会对多尔衮的开朝计划产生阻碍，又满足了诸王公保有财富的心理，获得了各方面的认可。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鉴于各方对彼此都不信任，埋藏宝藏的工作如何进行是一项难题。经过几天的洽谈，最终的决定是由各旗主派出他们信任的人选，共同押送大批财宝去满洲地方择地埋藏。
清军在北京并未进行大规模的抢掠，因而被运走的财富中相当一部分是李自成从北京的官僚富商身上拷打而得到的，因为来不及带走而被清军截获，总额可能达到数百万两白银。李自成也不甘失去这批财富，随后派遣了胡逸之等亲信设法加以追查。当胡逸之发现这些珠宝已经被运出北京后，他沿途追踪到满洲地区，在长白山附近的荒僻之地，他及其部属奇袭了运送珍宝的队伍，夺走了其中的大部分。就这样产生了反讽的一幕，清朝认为可以比江山保存得更长久的财富，却因为要妥善保存而以最快的速度失去了。
当胡逸之的队伍获得这些宝物后，他也不敢冒险在满洲腹地长途运送它们回关内，于是把这些金银珠宝都掩埋在长白山深处的雪山中，并记下了附近的地形。他随后返回内地和李自成会合。李自成让他将宝藏的信息分别铭刻在军刀和地图上，希望日后能够找到它们。他的军刀和地图成为了日后一个多世纪里武术世界所争夺的目标。
另一方面，劫后余生的藏宝者们不得不回到北京，去面对多尔衮的震怒。多尔衮很快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丢失一笔财富的问题，而可能酿成八旗之间的互不信任，导致本来危机四伏的统治集团的崩溃。他于是将消息严格保密，宣布宝藏被埋藏在了一个遥远而安全的地方，并将一张地图剪裁成碎片后分成八份，放在八本特制的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内，由包括皇帝在内的八旗旗主共同保管，只有集齐了所有的地图才能够发现宝藏的位置。217事实上，这是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Yaksa）地区的军事地图，皇太极在1639年刚刚征服这一带。鉴于这一地区是如此遥远，即使地图被发现，也难以前往发掘。
倘若确实存在宝藏，这种做法无疑冒有极大的风险，因为任何一方丢失地图都可能会导致宝藏的无法追寻，不过这也使得各旗主不再存有私自得到宝藏的思想，而不得不尽力于在中国本部的开拓。多尔衮进一步编造出了“龙脉”的说法，告诉他们宝藏在赋予清朝以统治力量的神秘山脉中，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触动。就此而言，宝藏本身已经不再重要，以此换取满洲贵族们齐心一致地投入征服与统治中国的事业，才是多尔衮的最大胜利。
在吴三桂等汉族合作者的拥戴下，多尔衮宣布迁都北京，在当年9月将福临接到了北京，举行即位典礼。此后清军开始进军华北各地，牢牢建立起一个新帝国的统治。满清统治者希望未来能像福临的年号“顺治”所预示的那样：“顺利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