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快到末尾的时候，我住在罗马，渐渐知道了什么是“遗址的宏伟壮观”。有一天下午，在哈德良行宫的时候，我的朋友莫妮卡告诉我，她是在的黎波里出生的，还给我看了一些她父母的黑白照片。照片里他们才二十出头，站在利比亚地中海海岸线边上的古罗马废墟上求婚。她父亲马里奥身穿白色衬衫，打褶的灰裤子，她母亲安娜穿一件白裙子，两人的照片散发出理想中的殖民地的浪漫。他们皮肤晒成棕色，戴着墨镜，斜靠在柱子上，在一堆遗址废墟上休息。天空看上去蓝得惊人。在其中一张照片里，马里奥揽住安娜的肩膀，另一张里，他们手牵着手。照片中背景通常是大海。在他们前面——拍照者的后面（在一张照片里可以看到一长条阴影）——我想，是沙漠，广阔的撒哈拉大沙漠。
我想知道，大海与沙漠之间的这片废墟，叫什么名字？
“大莱普提斯。”莫妮卡说。
在叙利亚、土耳其或突尼斯，可能还有其他遗址同样令人震撼，还更容易前往。但从那一刻起，大莱普提斯仿佛有了魔力，成了所有古迹的中心。大莱普提斯，就连这名字都在召唤我。一听到它，我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得去那里，亲眼去看它。
许多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去成那里。在洛克比空难(1)嫌疑人被移交之前，在利比亚官方就其驻伦敦大使馆枪击英国女警伊芳·弗莱彻一事道歉之前，去利比亚几乎是不可能的。偶尔，针对那些对考古学或横穿撒哈拉大沙漠有着特殊兴趣的人，官方可能会批准行程，但是想要以个人游客身份，在无人带领的情形下进入利比亚是绝无可能的。
然后突然，一切变得可能了。在纳尔逊·曼德拉的介入下，洛克比空难嫌疑人被移交荷兰接受苏格兰法律审判。利比亚人为伊芳·弗莱彻一事道了歉。作为酬谢，英国取消一项关于重击卡扎菲的军情计划。两国的关系有所好转。英国航空公司开通了直飞的黎波里的航班。
可以去利比亚了，但还是非常困难。即便我已经办好了签证，预订了航班，却难以获得相关的旅游信息。邻近的埃及和突尼斯有许多旅行指南，但利比亚却什么都没有。我甚至买不到一份地图，也订不了一个酒店。我买过一本关于莱普提斯的书，尽管我对那里充满了迷恋，但只读了开头几页就读不下去了，理解不了这个城市的起源、历史、建筑风格、辉煌及随后的没落。它建于史前的某个奇怪的时间，就在腓尼基人的定居点上。这点是肯定的。竞技场落成于公元1年（一个容易记的年份），公元109年并入图拉真皇帝的殖民统治之下。大莱普提斯真正惊人的遗址是在罗马皇帝塞维鲁的统治期间（公元193—211年）建造的。之后，除了（被汪达尔人）毁坏于公元523年及不久后（相对而言）被拜占庭人收复之外，其他都是一片空白。
坐在飞机上，我想，我是不是准备得太不充分了。住在罗马时，我已经读过许多皇帝的奇闻轶事，关于他们的残暴。除此之外，古迹的特点就是，读起来实在太无趣了。（“到最后，你会厌倦古迹的世界，”阿波利奈尔在《时区》这首诗中写道，“你会厌烦希腊和罗马的遗址生活。”）我对无聊并不陌生。人生的大多数时间内，许多事情都让我感到无聊，不过同样也有许多事情让我沉迷。遗址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结合——就像我生活中两种电流的短路——生平第一次，我对感兴趣的事物感到厌烦。我没有纠结。我会一无所知地去莱普提斯。对古典学家和考古学家来说，去莱普提斯可能是毕生研究事业的顶峰，但我只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家”：我挖掘往事。或许这样更好。奥登肯定也这么认为。在《考古学》一诗中他写道：
知识或许有其目的，
猜想的快乐却总是
大于知晓
我本打算继续下去，相信无知（而非猜想）的力量是一种探查的工具。福柯提出“知识考古学”，而我的莱普提斯之旅将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无知考古学。
先前也有过这样的例子。罗斯金(2)回忆他在罗马度过的一个下午，“看到古罗马的广场、角斗场等。之前我不知道那种广场是什么样子或曾经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三根柱子或七根是怎么把它连在一起的，也不知道塞维鲁拱门……但是，这一切有个好处，不管我有什么样的天赋，我都能看透它们的灵魂……广场和神殿原来是什么样子，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受到了鼓舞，却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如果不知道事物是什么，你能看透它们吗？如果你想清楚地表达在一栋建筑物中所看到的，你必须用到许多建筑术语，而也许“观看”这种行为本身也是依赖于这些词汇的。不懂得词汇，你不仅是哑的，更是盲的？我去莱普提斯，难道是为了不看吗？在自信与极度怀疑之间摇摆不定的我，感到自己正处在方法论恐慌的边缘。随着这种恐慌逐渐加深，我觉得自己的信心又回来了。
很奇怪，恐慌这个词的名声会如此之差。大多数身体反应都是源于生理需求，以确保物种的生存，就连疼痛也是这样。恐慌大概为了让人从危险中脱身的——那为什么我们被教导，在任何可能的危险情形下，都不要恐慌？如果我现在坐的这架飞机要紧急迫降在地中海，我们会被鼓励着不要把最后的时刻用在恐慌之上，而是平静地赴死，在紧要关头，希望自己之前更加仔细地读过紧急疏散指南。但是，我现在已经处在恐慌之中，而它又引发了独特的极度不安之中的镇定。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去莱普提斯，也没有关系。最好的了解方式就是观看，在视觉的语言中学会表达。眼睛会学着照顾自己。
另外，在飞往利比亚的航班上，没有人会为这种事情烦恼。他们去那里都是为了生意（电信、石油、计算机），而且大多数人都在不停地喝东西（啤酒、红酒、烈性酒），为即将到来的禁酒做好储备——禁酒从进入利比亚的领空就开始执行了。
航班的落地通知——“欢迎来到的黎波里国际机场……”——听上去敷衍到不能再敷衍。虽然女播音员还在告知我们当地时间，但是人们不禁会怀疑，这里面可能会有听不见的潜台词：“这跟我们没关系！等这宝贝的肚子装满燃油，我们就马上离开这里！”
见其机场，知其国人！由于机场都是建造在城市的周边，而其设计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相似。在所有的建筑形式中，国际机场可能是最不容易受地区差异影响的。因此，最微小的细节反而能够透露其所在国家的风土人情。季节性的旅客可以凭借行李推车的设计和状况——便利性、可用性、价格——了解所在国家的方方面面。而机场的国际统一化也会放大环境的差异。
的黎波里机场烟雾缭绕。不仅是因为人们抽烟（虽然他们抽个不停；利比亚人跟土耳其人一样抽烟抽得很凶），就像一些新开的巴黎式咖啡馆被设计成要立刻彰显它的传统，的黎波里机场似乎被设计成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浓烟的效果。机场的整体颜色是烟熏色：准确地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烟熏色。整个地方呈现一种晦暗铬合金、烟色玻璃的感觉。那么重的烟熏，那么晦暗，实际上那铬合金也可能是木头。玻璃看上去像木头，铬合金看上去也像木头。所以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铬合金。看不到一丁点类似铬合金的闪亮。奇怪的是，这种缺失让我感觉在某个地方肯定有显眼的铬合金。这里缺少光亮——一种木头的感觉——恰恰说明这里有铬合金。这个过程就好像，森林终将变成石油，曾经是铬合金的东西也变成了木头。我想，我真正想说的是，这个机场仿佛见证过更辉煌的时期，但又无法让人想象出这个时期——即使是在它被启用的那一天——那一天并不是这样。
所以这里的环境是如此阴郁。海关和移民署的职员们并没有义务充当非官方的迎宾人员，但低安全度的监狱看守连句欢迎的话都懒得说，就让人难以想象了。任何人类行为，甚至是最日常的行为，都会因为行为人的态度和智商而发生改变。不管你要从国外进到美国的哪一个地方，你的护照都会被盖上章——不管为了这正式的许入时刻，你曾经受过多么类似于审讯的询问——还会听到一句热情的“祝你愉快！”因此，那个章盖出来通常都是歪的，透着一股活泼劲儿。而这里，移民署的职员翻看我的护照时，像在翻看安塞尔姆·基弗(3)的书——用铅制成的，每一页都有半吨重，载满了令人不快的历史。他并没有使劲盖下去把墨水印在护照页上。这让我吃惊不已。移民署的工作或许不是什么伟大的职业，但除了把人们拒之门外，不允许他们入境，把人们送上下一班回家的航班，移民署职员的工作重点就是，盖出一个完整、清晰的章。而这个人只是很勉强很不情愿地盖了个章。重复一次，他并没有在我的护照上盖章，他只是蹭了一下。我没有夸张。碰巧，印油快用完了，所以我那个章非常模糊斑驳，好像不太同意我入境。
西方的办公室都流行无纸化办公（接下来又会是什么呢，无桌化办公？）。在利比亚——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推行“纸张办公”。这个词简直太恰当了。纸张，就是办公。纸张是大雇主。一份表（一式三联），一个人收一联存档，第二联会被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收走存档，第三联由顾客保管留作记录。最不重要的事务也必须被小心谨慎地记录、编制日志、存档、储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做检索。未来的考古学家只能发掘出一大堆平凡琐事产生的收据和对账单，真让人同情。多年来辛苦研究，将会得出——什么？2000年的1月20日，16号房间的住户——姓名难以辨认——点了一杯奎宁水送到客房？对于这个生产大量纸张的社会，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印象？想象一下，要把羊皮纸上诗歌片段的魔力施加给这些收据和发票，将是多么大的灾难。我已经填过移民表格和海关申报单；现在还得填许多表——复杂性和缜密性堪比房贷申请——只是为了兑换当地的钱币。做完这个，我终于能够去叫辆出租车了——但是，不行，叫出租车也得填表。
手续都办完了，我们沿着一条荒芜的高速公路疾驰而去。一路上有很多卡扎菲的广告牌，带着一贯的坎普(4)范（我猜，这可能是因为他总待在他那著名的帐篷里。），但这个独裁者的广告牌，并没有像即将到来的音乐会上拉埃乐(5)老明星的广告牌——“不再是查柏(6)”——那样无处不在。我们，出租车司机和我，沉默地坐着，因为只能互相听懂对方语言的两三个单词。其中一个就是“酒店”，而很快我就发现，它意味着“到了之后，心不由得一沉的失落感，通常还夹杂着离开家的悔恨感”。
我办了入住手续。啊，这听上去是多么虚伪地简单。为了办这个手续，我不得不填好几公顷的表格。部分原因是：像我这样的独行客在利比亚是闻所未闻的。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当地人发现了走在他们中间的游客时，总是会对你说，他们的国家——不管多么恶劣——是“非常美丽”的。在利比亚，你能得到的唯一回应就是，“居然还有人来这儿”的震惊。这真是荒唐。不出所料，酒店的礼品店里没有地图，而且我能肯定的是，也没有任何礼品。
大堂里可看的东西实在有限，我回到房间看电视。为了哀悼一位阿拉伯领袖的逝世，卡扎菲曾颁布法令规定几天内所有电视台只允许播放黑白节目。从那时起，我就对利比亚的电视节目产生了兴趣。起初，我以为他们还在执行那条法令，但摆弄了一阵天线后，我居然把电视机调成了模糊的彩色。但是，这里只有一个频道，正在播放贝都因人(7)的沙漠音乐会。这个平淡无奇的片段放了二十分钟。接着又开始放另外一个同样枯燥的音乐节目。这唯一的一个频道简直是MTV的初级版。我决定去吃晚餐。
餐厅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人。对此，我一点也不吃惊，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工作就是准时出现，什么也不干地待上八九个小时，下班就回家，还是什么也不干。如果你是在户外工作，那就跟闲逛没什么分别。如果你是在室内工作，那无异于最悲惨的绝望。看到我这个潜在的顾客走进店后，他来了精神，他的表达方式是对我毫不理睬。我问晚餐有没有准备好。八点才好，他说。
我回到房间，有些听天由命的感觉，写下以上这些在利比亚的见闻。我把目光从笔记本上挪开，从桌上的镜子里看到一个可怕的现实——灰头发、肥大的鼻子、细瘦的脖子——这是我的模样。我经常对自己的外貌感到失望，但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面目可憎。就好像我人生中所有掩藏的痛苦都突然自行流露出来。或许是如此，或许是我碰巧瞥见了我的另一个版本——掩藏得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彻底——那才是他人眼中的我。预言在慢慢实现。“人生，”镜子中的脸说道，“自有其定数。所有你试图掩藏的失望与悔恨、苦痛与仇恨，现在都爆发出来，吞噬美貌与希望的最后一丝光彩。你不再英俊。这是所有过分重视外表的人的命运。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仅仅因为你不喜欢他们的外形，就懒得多看他们一眼，迟早有一天，你也会变成这样的人。”
我低下头，接着写自己是如何沮丧透顶，虽然我来到利比亚才几个小时。你了解新到一个城市的那种感觉吗？不管多么疲惫，不管航班多么颠簸，你都等不及要出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在的黎波里，我已经期盼着在回家的航班上体验生活了。我根本不想离开酒店，即使这酒店基本上是糟糕无比，而这房间更是糟糕无比的主体。不过至少还有晚餐可以期待。
先前去过一次餐厅，我大概地看了一下；现在，我坐在泰坦尼克式的枝形吊灯（大约有一个倒转的棚屋那么大）下的桌子前，把这地方尽收眼底。餐厅很大，有四十张桌子，却只有三个人在吃饭，没有一个人流露出一丝愉悦。桌子与顾客的比例为十比一，侍者与顾客的比例为三比一——这地方却一直人手不够。当然，这是在假设一家餐厅的侍者还需要准备并端送食物的基础上说的。这样的假设在此完全不成立。这里大部分侍者的工作就是无聊地闷闷不乐地站在那里，给我前面来的三个吧唧咀嚼的人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他们就一直这样待着等着，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他们那样名副其实(8)。
我终于从一位侍者手中得到一碗汤。汤是冷的，像海水一般冷。这世上几乎没有比冷汤更让人气馁的东西了。如果食物让人恶心，可能会引发强烈的愤怒。但冷汤——它会耗尽人的精力，甚至是气愤和抱怨的能力。我用阿拉伯语嘟囔了一句“谢谢”，然后就坐着小口啜着我的冷汤，直到无法下咽，放下汤匙，暗示我已经——像美国人说的那样——吃好了。看到我的汤几乎没有动，服务员似乎一点都不惊讶，什么都没说就直接端走了。
看到他费力地走开，我突然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餐厅。在地中海彼岸的意大利，烹饪被提升到艺术的高度；享用美食则是社会、家庭和恋爱生活的中心。而在这里——食物取得的成就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食物及其相关的一切都被如此无趣地呈现与对待。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苏联古拉格劳动营的伙食标准显然远远不如这里，但是在那种环境下，每天限量供给的面包和稀粥可能会给人带来莫大的欢乐。而在这里吃饭，不管是从食物、环境、服务，还是——上帝帮帮我们吧——气氛，丝毫不能给人愉悦。人们做得津津有味的就只有嘬牙花。在隔音效果很差的房间内——一种“啧啧”声——在堂而皇之地回响。
我也吃过——更确切地说，没有吃进去过——令人恶心的食物，比方说，在罗马尼亚，最起码你还有别的选择——实际上是义务——可以喝得烂醉。而在这里，我得保持超高的警惕性，绝对没有可能忘掉这一切。只吃了点没有营养的面包，我叹了口气，回到房间。既然晚餐——这一天的亮点——已经结束，我的房间看上去就更加可恶了。尽管在傍晚的时候我就关掉了空调，这会儿它还是发出可怕的噪声。我摆弄着温度调节器有十分钟，发现这空调是关不掉的。我给前台打电话，总算叫了个人上来修理调节器。他的方法直接到不能再直接。他摆弄了一会儿调节器，直接把它从墙里拔了出来。怪不得这个国家在电信方面那么依赖外国人。不过，调节器的弹性好到不能再好：虽然只靠着一些电线挂在墙上，空调还是砰砰咔咔地响个不停。他用电话搬来了救兵。不到十分钟，他的一个同事来了，带着一把梯子。第一个人爬上梯子，开始拆卸天花板上的空调板。我的情绪多少好了一点，毕竟我终于有事可以麻烦主人了。接着一块板子连同一团石棉尘掉到地板上。我没有在意。梯子上的人摆弄着暴露出来的空调管，突然噪声消失了。他们换了一块空调板，证明自己对得起维修工的称号后就离开了。
我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关于旅行的老问题：为什么要旅行？我来这里干吗？这两个问题又引出第三个问题：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的回答是：想要回家，想要待着不动，想要留在家中，想要跷着脚看电视。在来利比亚之前，至少六个月里，我怀疑自己隐入了一种中年危机。表现为，曾经十分充足的东西（活力，尝试新事物、新挑战的欲望）慢慢减少，对熟悉事物的依赖却在增强。有时候看着电视里的足球赛，我会感到一种慰藉：在我剩余的人生中，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球赛总是会有，我总是可以观看。我所要做的，只是为有线电视或卫星套餐付费。球员会更换，新星会崛起，老将会逐渐衰退或者突然消失在视野之中，但是球赛规则不会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结果如何并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球赛一直都会有，我可以坐在沙发上，手里举着啤酒，一直看下去。而在利比亚，我躺在床上，一百英里内都没有啤酒，好像过着晚年生活——伤停补时的生活——就像我即将面临的一样。同时，晚年生活之前的生活——现在，或者说现在的第一个晚上——还是要度过的。
我急切地想要看到大莱普提斯。一大早，我就叫了出租车往反方向出发。我想让莱普提斯成为利比亚之行的高潮，因此，我认为最好从另外一个古迹萨布拉塔(9)开始。司机来自东部的喇叭学校。他喜欢让人知道他在那里学习过。他用喇叭表达问好、指示、斥责、感谢、催促和警告。如果可能的话，他或许还可以用喇叭开车。我震惊于他可以用喇叭做出如此多细微的表达，从拉长的单音爆破声到抑扬顿挫的变音。他用喇叭表达他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他对世界的看法。这是他交流的方式。就这样，我们一路吹着喇叭行进，把的黎波里抛在身后。
在萨布拉塔，湛蓝的大海与金色的沙漠相连。天空的蓝色，与巴哈马那水汪汪的蓝不同，与亚利桑那干燥的内陆蓝也不同。萨布拉塔上空的蓝色，既水汪汪，又干燥，因此十分辉煌灿烂。同时，它还有点像冬天一般的蓝，这时天气还没有暖和起来。
一个穿西装戴眼镜的男人想做我的导游。他的黑镜框很厚，让他的脸显得无比严肃。啊，戴黑镜框的小智慧！我猜，这样的镜框能帮助他从《古兰经》中获得更多宽容与慷慨的阐释。一想到这里，我立即联想到，同样的眼镜戴在牧师严肃的脸上会是什么样子，对他来说，除了最严厉、最坚定的阐释，其他都是违背教义的。透过这样的眼镜，人们可以无动于衷地看着一个女人因为嚼口香糖或者从神圣经文中看到热烈情欲，而被乱石砸死。我无法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不过戴着这样一副特别的黑厚眼镜的男人有一种善良的神情，或许是因为他的一边镜框是用透明胶粘起来的。
有些国家的人会长久地使用一样物品，哪怕它已经毁坏，我喜欢这样的国家。为什么要扔掉呢？为什么不一直戴着，直到镜片自己破碎呢？这些镜片看上去非常结实，仿佛能坚持一千年。数代人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进坟墓，而它们却只会轻微磨损。说它们是牛奶瓶底，是把纤细精致的特点强加于它们了，其实这是它们不屑一顾的。它们像你有时在英国酒吧里看到的铸模玻璃窗一样厚实。镜片后面，他的眼睛有些朦胧闪躲，好像喝醉了一般。我喜欢直视别人的眼睛，但在这种情形下，我仿佛在看着飓风的眼睛。
我拒绝了他的提议。我极度渴望看到遗址，就好像它们——不管已经存在了多久——必须要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被我看见。同时，我不喜欢导游。我痛恨讲解，即使是有趣的导游。我喜欢跟着自己的节奏走，另外，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已经了解萨布拉塔的一切——其实是，一无所知——我认为需要了解的一切，如果有什么是我还不了解而又认为需要了解的，我会去查找信息，等我回到舒适的家中，身边环绕着新买来的书的时候。
远远看去，萨布拉塔遗址似乎不那么壮观。接着，大剧院的残骸挺立在我面前，金光闪闪。它看上去是巴罗克风格，好像是一所里外颠倒的教堂，像被悬挂晾晒了好几千年，又被长久地遗忘。三层廊柱，一层一层叠加。它完全垂直于地面，中间有许多缺口——应该说是，窗户——一眼望去，天空像是承受着巨大的重量，仿佛是整个建筑至关重要的部分。建造它，或许就是为了框住永恒的天空，明亮的、长方的蓝色天空。每个拱门都是一幅画，大大地框住了远方。相应地，这幅画中又有另外的拱门，另外一处风景。从这些拱门和窗户往外望去，天空被这座剧院框住了，剧院也被天空框住了。这种结构一直呈现不同的观赏它和天空的角度：对历史的新视角。
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在这个剧院，时光享受着它最漫长的演出。观众席变成了节目，而这节目从未变过，只有光线不同——而它当然也是节目的一部分。这是一场经典的表演。我踩在废墟的石板上。天空耀眼。一切都消失了，又浮现出来，闪着金光。而天空只需要存在，俯瞰众生，日复一日，连夜晚也不例外。说到夜晚，月亮早早地就升了上来。才下午三点，它就如此明朗。我对星体的物理学现象或者星座的神话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只是看着它们，没有一点儿想法，只是看着这一片苍穹，看着闪闪繁星——在这里——看着白天出没的月亮，这简单地称之为月亮的东西。
我走到背面，走到剧院对着海的这一面。从这里看去，它十分坚固，像外籍军团(10)城堡的围墙一般坚不可摧。你肯定想不到，它只是一个空壳，一个电影布景，实际上，是从古装戏盛行的古代遗留下来的。它看起来如此逼真。我缓缓离开剧院，走到一片有一些零散遗址的地方。塔鲁斯的雕像只剩下托加袍(11)的褶皱部分。躯干什么都没剩下——没有头，没有手臂——除了结实的脚部，微妙地映衬了里尔克在《古代的阿波罗躯干塑像》中写的：你必须换掉你的衣服！
惨白斑驳的月亮挂在剧院的窗户和拱门上空。我又回到那里，回到剧院里面（像这种没有顶棚的地方却依旧有“里面”一说）。现在很暖和。舞台旁边有两条雕刻的海豚，活像跳出水的鱼儿。石块闪耀着已照射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阳光。一家人走上舞台，又悠闲地走开了。木头也尽全力闪耀着。当然，在这里石头和木头之间也没有什么突兀的差别，全都沾染了沙漠的某种特质，最终都要——甚至是注定要——回归于它。
我越来越喜欢我的司机，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第二天他有别的事情，酒店安排了一辆出租车送我去的黎波里往东八十英里的胡姆斯城，它是离莱普提斯最近的城镇。我怀疑他们在车费上宰了我一把，但就这么算了。我被大雨弄得太沮丧了，完全没有心情在意是不是被宰。是的，下起了倾盆大雨。这个季节不应该下这样的大雨，但就是下了。我好像中了什么气象诅咒。天气围绕我的出现而调整自己。锋区会飘过来。低气压带会形成。我每到一个地方，那里就会下雨。直到昨天，我都一直被告知，天气很好。直到昨天，之前的六个星期内，一滴雨珠都没掉过，一丝云彩都没有。如果我早在这儿，早就下雨了。旱季也会变成雨季。我在印度果阿的时候，新年夜居然下起了雨。因为我，“火人”狂欢节的沙漠也下起了雨，六月的龙目岛也下起了雨。现在，在利比亚，离开的黎波里之后，我们疾驰在高速公路之上，大雨——几乎如潮水一般——倾倒而下。与其说我们在沙漠边缘的公路上，不如说我们正置身于漂浮在北海的拖网渔船之中。
路上没有别的车辆。我像是一位有专车护送出行的总统。这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许多石油大国有道路——和石油——但就是没有交通。他们出口的不只有石油，还有自己的交通问题。在来利比亚的前夕，我在家看了四个小时的电视，里面的广告全是汽车广告。一个接一个的汽车广告。每一个都在向你推销汽车（在沙漠中滑行，在拥挤的车流中闪躲，在乡村小路上驶过），但就连小孩都能在如此大量的汽车广告中看出人们实际在推销的是什么：交通。
瓢泼大雨淹没了道路，我们不得不穿越子午线，沿着西行的道路前进，驶向可能即将出现的车流（其实什么也没有）。尽管司机开车很小心，我还是不喜欢他。他很年轻，穿着漂亮的大衣、漂亮的鞋子，头发剪得很短，嘴唇因为长期吸烟显得干燥，而且——尽管他很努力地掩盖——还是有一种生活安逸的人所具有的神情。
离莱普提斯最近的酒店是“阿加米”，一家所谓的旅行酒店。我已经被大雨弄得很消沉，到这儿之后，心情更是跌到谷底。这可真是个让人极度郁闷的地方，比的黎波里那家阴郁的酒店还要阴郁。一种糟糕透顶的愁闷笼罩在大堂的上空。一些人在大堂里看电视（此时是上午十一点），其中有些人是酒店的员工，这些人都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或者这辈子也不打算再做什么事了。而我却有一样托尔斯泰式的任务：开始办理入住手续。
“你是一个人住吗？”前台的职员问道。
“是的，”我说，“纯粹是一个人，十分担心天气状况。”
几个小时后，太阳隐约出现。雨还在下着，不过已经有些阳光了。接着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大概有十分钟吧，一会儿晴一会儿阴。接着太阳又出来了。这一次它好像是停稳了。过一会儿又阴了，然后又晴了。阴云悄然散去，雨下到别处去了。我开始出发前往莱普提斯。
遗址的入口就是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凯旋门(12)：被脚手架包围着，正在整修——因而令人失望。它提醒我们历史的留存并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的长寿，脚手架对于古迹魅力的破坏是致命的。它屹立在线条明朗的古代石板路和无垠的天空之间。我继续往前，走向竞技场，那里有一大片荒草和稀稀拉拉的几根圆柱。我立即就有了感觉——只在世界很少的几个地方有过的感觉——好像进入了某种力场，时间仿佛在此停滞。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是在迪耶普的索姆河(13)边，在别处再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其他人走进大教堂，走进沙特尔(14)或坎特伯雷(15)，走进随便一所教堂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在这种地方从来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缺少可以激发这种感觉的信仰——哪怕是一种对信仰的厌恶。类似的地方——清真寺、犹太教堂——也同样如此。（在佛教或印度教的寺庙中，我感觉更自在，在那里，信仰是包罗万象的，只要你喜欢，你甚至可以在供桌上放一只可爱的唐老鸭，不会侵犯到神灵，也不会打扰那美学上的和谐。）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的罗斯考小教堂(16)，我也有过顿悟。在这个著名的不受教派控制的环境里——它为所有像我一样在传统的教堂中感觉不自在的人提供冥想之地——我什么也……没感觉到。什么都没有。如果非要说感受到什么的话，就是一切都有点假。甚至是伪善的。时间充裕，我不着急。我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等着某件事发生，希望能有醍醐灌顶的顿悟。这种事情是做不得假的：这种了不起的体验，或者有，或者没有。我以为它不会来。然而它来了。
在陶斯村，D.H.劳伦斯曾经体会过一种抵达感，一种“最终感”。劳伦斯觉得，有些地方让人感觉只是地球上的临时之所，而陶斯则能留住古老的时间。这里也是如此，在莱普提斯。它不是我进入的世界，而是过往的梦幻地带。我在“奇异地区”。
我总能知道我在“奇异地区”。当我在“奇异地区”的时候，我不会希望自己在别处。当我不在“奇异地区”的时候，我总会希望自己在别处，希望我能在“奇异地区”。
一条窄轨距的铁路蜿蜒而过（为了修整遗址而建，现在也成了遗址的一部分）。哈德兰尼克浴场被最近这场大雨淹没了。水面被风吹皱了。有一些易拉罐在浴池底下生锈了。杂草在破碎的瓦片上扭动。
当然，这些细节都直接来自《潜行者》(17)：我是从导演塔科夫斯基那里知道“奇异地区”这个概念的，但《潜行者》里面的“奇异地区”并不是唯一的奇异地区。如果不是看了《潜行者》，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明白我想要到达的地方——以及我想要进入的状态——就是“奇异地区”。在观看《潜行者》之前，我只是有这种需求与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可能已经进入过“奇异地区”。但是身在“奇异地区”，意味着首先你得意识到你在“奇异地区”；那时我还不知道“奇异地区”这种东西，所以并不算真正进入过。这就是“奇异地区”的妙处，也是我热爱它的一个方面：我知道我在那里，我知道在塞维鲁广场时，我正在这个地带。
在四面高墙的包围之下，在广阔天空的覆盖之下，直到走进里面，塞维鲁广场才真正展现在我面前。在竞技场，我仿佛进入了某个过去的力场；而在这里，我则完全被包围——被密封——于其中，被筑墙围住。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因为这个地方如此广袤，让人很难想到可以类比的东西（有许多许多个篮球场或网球场那么大）。跟空旷、廊柱稀疏的竞技场不一样，它有很多断壁残垣。它看上去像一个储藏室或仓库，专门存放等待整理和运输的古迹碎片。跟一堆柱子和底座一样，石灰岩的碎片也被分堆摆放得整整齐齐，仿佛这里要被当成有着坚实石墙的考茨伍德村庄重建一样（伍德的莱普提斯）。围墙下面是圆柱和柱廊。有些地方先前的雨渍已经消失不见。一个小时之前还湿透的大理石石板现在已经干得足以坐人。其他地方，雨水积了有几英寸深。阳光在水坑上跳跃，在石块上投下波浪状的影子，让它们看上去像水，随时会化掉。摇动的阴影下的一块圆柱上刻满了字。留意到它的同时，我也发现一个男人正缓缓地向我走来。
“愿真主赐你平安浴”(18)
“愿真主的安宁降临于你浴”很快我们就换成了最好沟通的法语。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来旅游的。”这个回答已经不止一次让人茫然不解了。
“旅游？”
“是的。”
“跟旅行团来的吗？”
“不是。”
“独自一人吗？”
“是的。”我说，“就我自己。”(19)或许是因为用法语交谈，但是这个问题——“独自一人吗？”——却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本质。来这里前不久，我刚跟女朋友分手。我独自一人，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是一个人，而且很有可能会孤独终老。当然在与他人交谈时，我才想到这个问题。刚才独自闲逛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幸福，因为我在“奇异地区”。而一跟这家伙开始交谈，我就背负了深深的孤独感。这也是“奇异地区”的特点之一；这一刻你还身处其中，下一刻你就出来了。你只是在某个地方，希望事情能有所不同。我告别了这位新朋友，继续往前走。我不得不独自上路，这样才不会感到孤独。
一片乌云迅速地盖在广场遗址的上空。天暗了下来，接着又亮起来，然后又暗了。或许移动的不是乌云，而是地球本身，在自己的轨道上猛烈地运转。我似乎在从遗址的角度体验时间：从延时镜头中望去，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像一天一样过得飞快。石块们短暂地闪耀着刚才吸收的阳光。等天空完全阴沉的时候，它们的光彩也消失了，变得晦暗了。我感到失望，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发现自己在过去的十五年来，一直拖着同样的负担——绝望的期望——从世界的一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我再也承受不了旅行时过山车一般的情绪波动，如波涛般汹涌的兴奋感，沮丧的低谷，还有被无限延长的无聊和不便之感。坐在广场里面，已经不再令人愉悦，回酒店却更加可怜。我多么希望有人可以听我倾诉，一旦这个愿望实现——我发现有人正站在我身边——我又想独自一人。
我的新朋友叫作阿姆德。他停顿了一下，说道：“曼联队……里兹队……阿森纳队……切尔西队……”
“托特纳姆热刺队？”我提示道。
“托特纳姆热刺队，”他重复道，“纽卡斯尔队……阿斯顿维拉队。”好不容易连着说了几个，他又结结巴巴起来。
“丹尼斯·博格坎普(20)，”他说，“卡努(21)，比埃拉(22)……佐拉(23)。”
这就是证据，在英国足球，乃至外交关系的国际语言方面，一个新的纪元已经开启。他本应该从博比·查尔顿(24)开始数起，然后是丹尼斯·劳(25)和乔治·贝斯特(26)，再到最新的人名。但是，我没有时间多想，因为阿姆德又开始了。
“头。”他指着脑袋说。接着，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鼻子，”接着，指着自己的手说，“手臂。”然后他说，“牙齿。”
“坏牙齿。”我残忍地说，“黄牙齿。”这些形容词对他一点意义也没有。阿姆德活在一个只有名词的世界。
“树，”他继续边指边说，“石头。”他不会说形容词，也不会说动词，只有名词。这与我们认识的方式相符：他没有走向我，没有靠近、闲逛或者走开；我只是简单而突然地遭遇了他的出现。这种基本的语言发展状态也预示了这处文明不可避免的终结：只剩下名词的遗迹——圆柱、石头、树。没有动词。历史——终结于——动作。沉浸在他那毫无动词的世界中，阿姆德没有移动、离开或走开的意思。我开始怀疑他的动机，不是说他露出什么不好的企图，仅仅是觉得，维持这么单调的对话肯定得有什么用意。尽管我也有互动——指着物品，说出它们的名字——但自始至终我都觉得非常无聊，无聊到快要发疯。相反，阿姆德却非常自在，证明了我曾经朦胧地怀疑过的某件事情：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无聊是根本不存在的。
或许，无聊是现代西方人的特质。在西方，自我和时间之间总有冲突；而在非洲和亚洲，许多人能够与时间和解，任由它来去。在喀拉拉邦(27)坐火车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人，他要在火车上度过将近七十个小时。对此，他泰然自若。我自己的旅程只有三个小时，其实我还挺享受的——但已经期待它赶紧结束了。旅速越是加快，这种感觉就越明显。从欧洲去美国，坐船需要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的时候，没有人会因为不耐烦而痛苦。增加的速度只不过是增加了我们对任何一点延误的不耐烦。当去哪里都不需要时间时，我们又该等待些什么呢？或许那时候我们就会变成没有时间感、没有动词的阿姆德。或者，只有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容易察觉到无聊时，全球化才能完成。这时，我已经受够了：我想回到酒店，回到我不愿意进去的酒店。
惊讶，惊讶！酒店的餐厅关闭了。不过不要紧。听前台说，镇里有几家餐厅可以选择。所谓的选择无非是在四家卖烤鸡的店中挑一家而已。我走进一家，在桌子对面的水池里洗手，没用店里的脏毛巾擦手。我点了半只鸡，吃了一点。我想，味道还不错，如果你喜欢那种东西——但我很难理解会有人喜欢。晚餐（姑且称之）之后，我沿着大街往回走。烂泥和垃圾搅和在一块，堆在污水沟里。汽车丁零当啷吃力地驶过。路人都慢吞吞地走着，看到我这个瘦长的陌生人也不加理睬。
回到酒店，我开始读书，到读不下去的时候，就上床睡觉。跟我平常睡觉前的准备相反，我没有脱衣服，而是穿上更多衣服，不让自己的任何一个部位接触到肮脏的床单。就算这样，也无法阻止臭味——臭脚味和说不清的生殖液的味道——侵入我的鼻子，不过我努力安慰自己，闻闻脏床单又不会传染什么病。我一直这样安慰自己，但我感到非常愤怒，因为肮脏，还有对肮脏的无所谓，以及不情不愿的服务态度，正是这家酒店的主要特点。虽然这些特点的反面——干净及周到的服务——才能让一家酒店能真正被称为酒店，而不是只能提供最基本的遮蔽的肮脏的小屋。我这些想法，接近于激烈的正式投诉；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但是”这个词会不可避免地给人某种受委屈的感觉），我知道这里没有人会受理我的投诉，也没有可供投诉的上级，这些想法也就自生自灭了。所以，针对床单和脏污如此单纯的不满，也沾染了一种没有答案的形而上学的色彩，在我盘旋于肮脏的睡眠边缘时，成为对这世界的污秽与堕落的哀叹。
第二天清晨，除了几片云彩，天空十分晴朗。鸟儿在歌唱。我又出发前往莱普提斯，空气还有些寒冷，但很快会变暖。到了之后，我走了几个小时都没有碰到一个人影。天气变得很热。月亮在图拉真凯旋门上空升起。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又回到塞维鲁广场和旁边的廊柱。有些圆柱在阳光下闪着微光——由于长年的风雨侵蚀或者小偷偷窃，它们的大理石包层几乎消失不见了。我想，这应该是比较实际的解释。我更愿意认为这些圆柱是根据这样的模具浇铸的，比如星星这样的模具，比如构成星星的东西的模具。不只如此。因为在星星的光到达我们之前，它们经常是冰冷的石头那般死寂——实际上它已经不在那里了——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正是灭绝了的城市上空的光。
我看着我那本关于莱普提斯的书，终于又有了一点进步。其中一页写的是一位艺术家的看法，这座古城在辉煌的鼎盛时期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遗址好像是往昔辉煌存在过的证据——负面的证据。重建得越多，可信度就越差：对我来说，古迹不是可被演绎推理的东西，准确地说，就是余下的东西。
换句话说，莱普提斯只有在成为废墟之后才有意义，它的没落正是它的辉煌（反之亦然）。这也是废墟的慰藉。游览里维埃拉(28)的时候，你肯定会想，要是能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跟菲茨杰拉德和姬尔达一起来这儿就好了(29)。废墟则不会让你希望能早点（在它们成为遗址之前）去看它们——除非，它们已经被破坏殆尽了。废墟——至少是古代的废墟——就是历史前进时扔下的东西。它们再也得不到历史的慈悲。只有时间会怜悯它们。
海的声音听不见了。一切归于静默。这就是我一度渴望的：体验作为地理的历史，体验作为空间的时间。风是时间的呼吸，匆匆而过。而静默，则是停滞时间的昏睡。
零星的圆柱，拱门，雕像。古代的公共厕所。橄榄树。鸟儿的鸣叫。天空与大海映衬下的圆柱，两条蓝色的带状物。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对鲁伯特·布鲁克(30)说，叶片之间的蓝天是自然界最明亮的东西，这当然仅限于有叶子的查尔斯顿和英国的某些郡。古代圆柱边缘的蓝天才是最明亮的。圆柱的线条是世界上最锋利的线条，将圆柱与天空分割。对此，简单却完全不合理的解释就是：将圆柱与天空隔开的东西已经被时间耗损——变薄，因此锋利无比。天空就在眼前，又那么明晰。人为景观与永恒之间的完全隔离，永远无法像希腊或罗马遗址那般纯粹。这是看待它的一种方式。另外一种——看待它的不同方式——就是，遥远的过往得以与当下紧密相连。
废墟沐浴在永恒的现在，金色的阳光与凝滞的月光就是现在最完美的表达。我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不停地变换角度，欣赏圆柱、大海与天空。或许，遗址最简单的特点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任何垂直的东西——陶立克式、爱奥尼柱式、科林斯柱式(31)，等等——都值得赞叹。尽管，水平的诱惑最终总是无法阻挡。这就是为什么古典柱在水平的天空和大海的衬托下更为动人。从它们的角度来看——从天空和大海的角度来看——莱普提斯依旧处在“遗址事业”的初期阶段，当水平不再被柱式的遗迹干扰时——空间最终胜过时间——莱普提斯终将变成沙漠。
(1) 洛克比空难发生于1988年12月21日。当日，泛美航空103号班机执行法兰克福－伦敦－纽约－底特律航线。它成为恐怖袭击目标，飞机在苏格兰边境小镇洛克比（Lockerbie）上空爆炸，270人罹难。
(2)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艺术和社会评论家。
(3) 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1945— ），德国画家、雕塑家，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作品媒介包括稻草、粉煤灰、黏土材料、石头、铅、虫胶以及铅铁等金属元素。他的艺术渗透着对历史及文化的反省与思考。
(4) 坎普（Camp）是西方流行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大类别，它被西方人解释为“扭捏、媚俗、夸张得可笑”。而中文里最合适的解释即是：矫揉造作。
(5) 起源于阿尔及利亚的流行音乐。
(6) 指查柏·马密（Cheb Mami，1966— ），阿尔及利亚歌坛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当红歌星。
(7) 贝都因人（Bedouins），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西亚和北非广阔的沙漠和荒原地带。
(8) waiter，侍者。其中，wait是等待，waiter是等待者的意思。
(9) 萨布拉塔（Sabratha），的黎波里的三座古城之一。
(10) Foreign Legion，法国于19世纪30年代成立的军团，在法国海外殖民地作战，除高级军官外，均由外籍人员组成，以勇敢和坚忍著称，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法属北非的战役而闻名。
(11) 托加袍（toga），古罗马市民穿的宽松的布袍。
(12) 是为了纪念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皇帝在公元202年的两河流域前线大获全胜，并于公元203年荣归故里而建造的。
(13) Somme，法国北部的一条河流，起源于圣康坦东部流经亚眠，在迪耶普东北注入英吉利海峡；索姆河上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激战的战场。
(14) Chartres，法国北部城市，1990年人口41，850，以哥特式大教堂闻名。
(15) Canterbury，英格兰东部一城市，有著名教堂，为中世纪英国宗教圣地。
(16) Rothko Chapel，休斯顿的一座与宗教宗派无关的教堂，即任何一个宗教的教徒都可以在这座教堂内祈祷。
(17) Stalker，1979年苏联科幻电影，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18) 原文为阿拉伯语。
(19) 以上交谈均为法语。
(20) 丹尼斯·博格坎普（Dennis Bergkamp，1969— ），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前锋之一，前荷兰国脚，2007年获选入英格兰足球名人堂。
(21) 卡努（Nwankwo Kanu，1976— ），尼日利亚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曾效力阿贾克斯、国际米兰、阿森纳、西布罗姆维奇、朴茨茅斯，现为自由球员。
(22) 比埃拉（Sebasti觃n Viera，1983— ），乌拉圭职业足球运动员，效力于西甲球队比利亚雷亚尔。2005年比埃拉曾有机会加入阿森纳，但因未能通过体检而无法成行。
(23) 佐拉（Gianfranco Zola，1966— ），意大利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绰号矮脚虎、小巨人。
(24) 博比·查尔顿（Bobby Charlton，1937— ），被认为是英格兰足球史上最著名的球员。
(25) 丹尼斯·劳（Denis Law，1940— ），前苏格兰足球运动员，16岁开始职业生涯，1960年加盟曼城，1962年加盟曼联，并于1964年荣获“欧洲足球先生”称号。
(26) 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1946—2005），已故北爱尔兰足球运动员，被公认为英国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足球史上最有天赋的球员。
(27) 喀拉拉邦位于印度西南沿海；首府特立凡得琅，1956年由马德拉斯部分地区和前特拉凡哥尔柯钦邦组建。
(28) 里维埃拉（Riviera），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从戛纳延伸到拉斯佩齐亚，以其优美的景色、宜人的气候以及假日游憩胜地而著称。
(29)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妻子姬尔达曾在里维埃拉小住，菲茨杰拉德在此创作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
(30) 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1887—1915），英国空想主义诗派诗人。
(31) 三种不同的柱式建筑风格。